第三节 士族庄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士族形成、发展及其到达顶点后又趋于衰落的阶段，士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特殊地位，必然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而在这一时期兴起的士族庄园正是其在居住方面的具体表现。

士族庄园是政治、经济特权与隐逸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与汉代私人园林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汉代的私人园林主要是受皇家苑林的影响，如东汉权倾一时的外戚梁冀，“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又广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46]。其风格与规模几乎都同于皇家苑林。至于一些权势、地位远低于他的人，虽然规模较小，但风格却与之类似，如茂陵富人袁广，“于邙山下筑园，东西五里，百步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旄牛、青兕，奇禽怪兽，委积其间”[47]。以后袁广有罪被诛，其鸟兽及草木全被移入上林苑。在官僚、富人占有面积广大园林的同时，隐居不仕的人则多居住在深山之中，因此，他们被称为“岩穴之士”。当时隐居与出仕是互不相容的两种处世方式，其居住环境也有着明显的差别。

在东汉后期，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如曹操在辞去济南相后，曾打算“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48]。仲长统则明确提出：“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囿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贵，永葆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49]他所提出的正是士族庄园的雏形，虽然风格不尽相同，但就环境而言，已足以与出仕者相抗衡。不过，在当时这还仅是隐居者的理想而已。

魏晋之际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当时知名的士大夫都被卷入其中，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等一些士大夫企图以纵情山水来逃避政治斗争，他们“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50]。不仅在外游览，他们也在家中园林游戏，如嵇康，“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51]。尽管他们的园林并不大，但他们崇尚自然、蔑视名教的做法，却成为以后玄学流行时期士族所仿效的对象。不过，在当时无论是隐居还是其他类似举动都被视为对当权者的反抗，专制集权与士大夫的独立人格这一由来已久的矛盾在魏晋之际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形式，其结局是标榜“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被杀[52]，而其余的人则被迫以出仕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对当权者的臣服。经过这一场交锋，当权者与士大夫都采取了一定的妥协措施，使矛盾得到缓解。士大夫们身在朝堂，但情寄山水，在都市红尘之中构筑模仿自然的园林，使自己仍能享受到山林野趣，并从中表现出自己人格中独立性的一面。而当权者在与其达成政治上的协议后，对于这一倾向则采取纵容态度。这种所谓隐居于朝堂之中的“朝隐”，将隐逸文化与政治、经济特权结合起来，则成为推动士族庄园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53]

士族庄园在西晋时期开始较为普遍，大多出任高官的士族代表人物如和峤、王戎、王济、王恺等的庄园都相当可观，不过最著名的当首推石崇的金谷园。石崇《金谷诗叙》中讲：“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54]他在《思归引序》也提到：“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55]当时名流经常在此游玩宴饮，仅送别王诩的一次即有30余人参加，并作诗以纪之。此外，现在留传下来的还有潘岳、杜育等人记述金谷园的诗作。

东晋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士族在自然与名教、出仕与隐居等问题上已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从理论上协调了两者间原有的矛盾之处，从而使士族庄园能有长足的发展，南朝时期则在东晋的基础之上继续有所发扬。在北方则因为受胡族统治者的影响，较南方发展的晚一些，直到北魏中期才开始较为普及，但其发展趋势及主要特点与南方大致相同。

这一时期的士族庄园有的很大，如南朝宋时的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56]。谢灵运则在《山居赋》中详细记述了其“左江右湖，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的“北山二园，南山三苑”[57]。有的则很小，如东晋孙绰“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58]。历仕南朝宋、齐、梁的江淹自称：“所爱，两株树，十茎草之间耳。”[59]仕于南朝梁及西魏、北周、隋的庾信在《小园赋》中也对“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的小园进行了细致的描述。[60]但无论大小，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以下分别进行论述。

首先就是追求自然的倾向，不再突出楼阁堂室，也较少堆土造山，而是利用山石林木与泉流池沼来创造出自然情趣。东晋末时，“吴下士人共为（戴颙）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61]。在园内景观的布置上，也日趋精巧，处理好山、水、林、石间的远近、高下、幽显等关系，从而在有限的空间将其组合成相当完美的艺术结构。如北魏大司农张伦“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山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纾复直”[62]。当时人称其，“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新。……庭起半丘半壑，听以目达心想，进不入声荣，退不为隐放”。由于较少筑土造山，故而开始注重对石头，尤其是形状奇特的石头的利用。南朝梁时到溉斋前山池有奇石，长一丈六尺，后此石被迎置华林园宴殿前，移石时，建康全城人都去观看，称其为“到公石”[63]。这些做法开后世园林中置石为景之先例。

将园中之景与外景结合起来，也就是将人工的修建融入自然之中，是这一时期的又一特点。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64]正是用精练的笔触写出了这一特点。谢脁《后斋回望诗》：“高轩瞰四野，临牖眺襟带。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65]则将其更加通俗化了。而谢灵运则在《山居赋》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庄园及四周的景观，按方位分为近东、近南、近西、近北与远东、远南、远西、远北，如：“近南则会以双流，萦以三洲。表里回游，离合山川。”“远北则长江永归，巨海延纳。昆涨缅旷，岛屿绸杳。山纵横以布护，水回沉而萦邑。”将园内与园外的景色融为一体，达到人在园中，神游天际的欣赏境界。

为将内外景致结合起来，就要注重对自然山水的利用，因此被誉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的会稽郡就成为士族们建立庄园的首选之地。[66]除前述谢灵运的庄园以外，陈郡谢氏的其他房支与当时士族高门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陈留阮氏、太原孙氏、高阳许氏等都在会稽兴建有庄园。《水经注·渐水》中有关于谢灵运祖父谢玄庄园的记载：“右滨长江，左傍连山，平陵修通，澄湖远镜，于江曲起楼，楼侧悉是桐梓，森耸可爱，居民号为桐亭楼。楼两面临江，尽升眺之趣。芦人渔子，泛滥满焉。湖中筑路，东出趣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虚，垂檐带空，俯眺平林，烟杳在下。”可与谢灵运的《山居赋》相互印证。

在园林中，大多都林木繁茂，其中尤以松树、柏树与竹子为多，这些不仅可供人观赏，而且因其挺拔苍劲和经霜不凋被作为士族人格的寄托，有时亦将其作为对士人品格的称赞。[67]嵇康、山涛等正是因为喜好在竹林中聚会游玩，才被称为“竹林七贤”。东晋时孙绰“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68]。当时名臣谢安的园中“楼馆竹林甚盛”[69]，王羲之《兰亭序》中也特别提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南方。北齐郑述祖“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盛肴馔以待宾客”[70]。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甚至在暂时借别人宅院住时也要令人种上竹子，并对别人说：“何可一日无此君!”[71]

在士族的庄园中除有供其赏玩的山石林泉外，还有不少果树和蔬菜，西晋石崇金谷园中“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的情况已如前述，东晋以后有些庄园的规模更大，孔灵符的永兴墅即有果园九处，谢灵运在《山居赋》也记载了园中“百果备列”，“桃李多品，梨枣殊所”的情况，园中还分有杏坛、橘林、栗圃等。北方亦是如此。元魏宗室广陵王元欣“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72]。梁武帝的孙子萧大圜在梁亡后来到北方，曾讲到自己的想法：“果园在后，开窗以临花卉；蔬圃居前，坐檐而看灌圳。”[73]颜之推教训子弟时所讲：“蔬果之蓄，园林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74]正是当时情况的写照。不过庄园的这些产品除自己消费外，还有少量多余的供给市场，如西晋司徒王戎性情吝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75]。这一部分所占的比重不大，而且有些士族以此为耻，如南朝宋柳元景就不肯接受自己菜园守园人卖菜后交来的钱，认为自己立园是为家中人食用，而不该去与民争利。

在士族庄园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宗室及窃据权力的恩幸也纷纷建造自己的庄园。其风格基本上仿效士族庄园的风格，其规模一般较大。如东晋时会稽王司马道子“开东第，筑山穿六池，功用巨万”[76]。北魏后期国力强盛，“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77]。南朝宋时的恩幸阮佃夫“宅第园舍，诸王邸第莫及”[78]。此外，皇家宫苑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士族庄园风格的影响，如北魏宣武帝时修建华林园，“为山于天渊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颖，罗莳其间，经构楼馆，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79]。就是一个例证。

士族、宗室以及恩幸大批建造庄园，其中有许多侵夺民宅、占据道路、封山略湖的不法行为，影响到了百姓的居住与生活。如东晋初期廷尉张闿“住在小市，将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乃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多患之，讼于州府，皆不见省”[80]。而南朝宋时竟陵王刘诞为扩展宅院，则堵塞道路，断绝交通。东晋末期，“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夺，小民薪采鱼钓，皆责税值”[81]。尽管历代皇帝多次下诏加以禁止，但至多只是收效于一时，事后仍是变本加厉地照占不误，这一问题始终都未能得到解决。

总之，士族庄园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并在适宜的环境中得到迅速发展。其意义不仅是在居住与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变化，而是成为士族表现其人格独立性，保持其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因此，其风格与汉代私人园林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并对以后的园林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