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婚葬

一 匈奴（附羯）

匈奴人实行氏族外婚制，即只能在本氏族之外选择配偶。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据《晋书·刘聪载记》：聪皇后呼延氏（呼延为匈奴大姓）死，聪欲纳其太保刘殷之女，遭到其弟刘乂的反对。聪访之于太傅刘景等人，景等皆曰：“臣常闻太保自云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源即殊，纳之为允。”聪又问大鸿胪李弘，弘答曰：“太保胤自有周，与圣源有别，陛下正以姓同为恨耳。”刘聪“以同姓为恨”，正是受到氏族外婚传统的制约；群臣强调二刘“本源”有别，真实与否姑且不论，其意在寻找氏族外婚的证据，则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事可知：同族禁止婚姻，乃是魏晋时匈奴社会中通行的法则。

《史记·匈奴列传》记匈奴人婚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五部匈奴人依然保留了这一旧习。如刘渊死后，第四子刘聪杀其兄和自立为帝。聪初尊渊妻单氏（即其后母）为皇太后，后以“太后单氏姿色绝丽”，遂娶以为妻。[73]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有些学者认为：匈奴人子妻后母、弟妻嫠嫂的习俗，是氏族外婚制的产物，体现了氏族制的残余。[74]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羯人亦有类似的习俗。《晋书·石勒载记》谓勒于太兴二年（319年）称赵王，“又下书禁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报嫂”之义，即上引《史记·匈奴列传》所谓“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由上引石勒所颁禁令可知，“报嫂”也是羯人传统的婚俗。另外，后赵建国以前，羯人社会对于男女服丧期间的婚娶，显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限制。

据前引太兴二年（319年）石勒有关“国人”葬俗之令又知，羯人以往实行的是“烧葬”，也就是火葬。

二 氐羌

《后汉书·西羌传》：“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由此看来，羌人的婚制，十分接近于上文论及的匈奴人的氏族外婚制，因为即使是同一氏族内的成员，十二世之后，血缘关系也已非常疏远。而父没妻后母、兄亡纳寡嫂的习俗，也是同氏族外婚制密切相关的。另据《魏书·吐谷浑传》：“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可知直到南北朝时期，吐谷浑统治下的羌人仍沿袭“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的传统。

《西羌传》谓羌人“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同传述烧当羌事迹较详，其中东汉时期的滇良一支：滇良子滇吾，滇吾子东吾、迷吾、号吾，东吾子东号，迷吾子迷唐，东号子麻奴、犀苦，世系最为清楚。滇良至东号四代，父子姓名皆有一字相同。但相同的一字并不限于父姓，亦有取自父名者，大概是一代用父姓，下一代则用父名，交替使用，世代相连。[75]

《西羌传》又记迷唐祖母卑缺，其人应即滇吾之妻，东吾、迷吾、号吾之母，而东吾兄弟三人的姓名（当即三人所率三部之种号），似与其母卑缺姓名无关，而仅与其父滇吾姓名相连。到了麻奴、犀苦一辈，与其父东号的姓名已无关系，似乎改变了父子姓名相连的传统。

《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记郭义恭《广记》云：“羌与北狄同，其人鲁钝，饶妻妾，多子姓，一人子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赀者，聘至百犊。女披大华毡，以为盛饰。一狗皮值数十匹。”马长寿先生推测郭义恭为晋人[76]，《广记》大约反映了晋时羌人的婚俗。羌人一夫多妻相当普遍，因此一夫所生子女往往甚众。娶妻要向女方家族送聘礼，男方聘礼（主要是牲畜）的多寡，标志其家族的富裕程度。

又据《魏书·吐谷浑传》云：“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可知南北朝时期，吐谷浑统治下的羌人仍有男子娶妻送聘礼的习惯。正因为如此，那些“贫不能备财”的男子，才不得不“辄盗女去”。

《后汉书·邓训传》述羌戎之俗又云：“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邓训之死，羌胡闻讯，“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冉夷”：“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死则烧其尸。”可知一些地区的氐、羌部落，又有火葬之俗。

三 鲜卑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黄初五年（224年）鲜卑大人轲比能与魏辅国将军鲜于辅书曰：“我夷狄虽不知礼义”，云云。此处所谓“礼义”，指的是中原地区以儒家名教为背景的社会习俗。由上引轲比能之言可知，汉魏之际鲜卑人与汉人的风俗习惯，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别。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述鲜卑人婚俗：“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可知鲜卑男女是在每年三月的部落大会上自由结合，婚前的大会是一次盛大的酒宴。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如《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谓鲜卑“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可以为证。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及王沈《魏书》皆谓鲜卑习俗与乌桓（丸）同，王沈《魏书》又谓乌丸“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类，无复报者故也”。由“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类”可知，婚姻双方（实际上不限于已有子女的夫妻）属于不同的氏族。在乌丸及与之同俗的鲜卑社会中，显然都是实行氏族外婚制。

《魏书》复谓乌丸“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髡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

鲜卑在这方面的做法，大约也与乌丸十分接近，即同样给与未婚男女一定的性自由。青年男女发生了性的关系之后，男方便以“抢婚”的形式将女方从其家中“掠走”，两人经过三个至六个月的共同生活，再正式由媒人出面送聘礼定亲。男子要到女家完婚，所以每年三月的部落大会，应该是由女方的部落主持，甚至就是在女方的部落举行的。

婚后的最初两年，丈夫要在妻子家中服役，这显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但是，丈夫服役期满后，妻子仍要随丈夫返回其部落，而且女方的部落还必须提供一份丰厚的财物，作为嫁妆。有的学者认为：女方部落的物质补偿，较之男方两年期的服役，意义更大。[77]事实上，母系氏族此时业已解体，男子服役于女家，仅仅是保留了往日社会的旧俗而已。

鲜卑拓跋部在什翼犍统治时颁布法律，对于古老的氏族公社中遗留下来的男女之间的自由关系加以禁止。《魏书·刑罚志》载建国二年（338年）令“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所谓“男女不以礼交”，可能就包括“嫁娶皆先私通”乃至男子婚前“略将女去”一类传统习惯。违禁的男女将被处以死刑，可见什翼犍消灭男女关系之中的各种旧俗，措施相当严厉。唐长孺先生认为：此举意在确定“父系血统的不可争辩性”，保障父家长制的财产继承制。[78]

除拓跋部外，鲜卑人不论男女，平时都剃去一部分头发。结婚之前，男子要专门剃发，女子则蓄发为髻，并且佩戴句决及一些金碧头饰。

另据王沈《魏书》，乌丸“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鲜卑诸部当亦有此俗。又参照上文所述匈奴婚俗，可知这是匈奴、羌、乌丸、鲜卑等民族共有的习俗。而“妻后母、报寡嫂”一类习俗的流行，又表明一夫多妻的现象，汉魏时期普遍存在于北方及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社会之中。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鲜卑人长期保留着“妻后母、报寡嫂”的旧俗，而且子死父亦可妻子妇。如史籍所述代王拓跋什翼犍与魏道武帝拓跋世系不明，或云珪为什翼犍子，或云为孙。据周一良先生考证：拓跋珪实为什翼犍之孙，拓跋寔之子。寔死之后，什翼犍即妻寔妻（珪生母）贺氏，珪遂被视为什翼犍之子。而名为秦王翰之子的觚，实为什翼犍与贺氏所生，珪之同母弟。北魏建国前夕，拓跋鲜卑对于翁媳婚配这类事情，显然并不以为怪。至崔浩国史之狱后，史家始讳言之。[79]大约正是在太武帝时期，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已难于接受父妻子妇一类旧的婚俗。

又《魏书·清河王绍传》：“绍母即献明皇后妹也，美而丽。初太祖如贺兰部，见而悦之，告献明后，请纳焉，后曰：‘不可，此过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生绍。”献明皇后即北魏太祖拓跋珪之母，献明皇后妹即珪之姨母。周一良先生指出：观献明皇后劝阻之词，初不以亲戚行辈关系为理由，知鲜卑不以为怪。[80]据《魏书·太祖纪》，拓跋珪避刘显之难而至贺兰部，在其建国的前一年，当东晋太元十年（385年）。此例说明，十六国时期，拓跋鲜卑的婚姻是不计行辈的。然而献明皇后反对拓跋珪娶其妹，特别提到其妹“已有夫”，认为是婚姻的障碍，可见这时禁止妇女重婚。所以，拓跋珪只有在“密令人杀其夫”后，才可以“纳之”。鲜卑允许一夫多妻而不许一妻多夫，当然是男子主宰家族的父家长制的产物。

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下诏禁止同姓结婚。[81]可知此前鲜卑拓跋部虽然已实行氏族外婚制，但是他们对于同姓之间的联姻，限制却不甚严格。

《魏书·太宗明元帝纪》：“登国七年生于云中宫，太祖晚有子，闻而大悦。”登国七年（392年）魏太祖拓跋珪不过23岁，竟言“晚有子”，可知拓跋鲜卑一般生子甚早。据周一良先生统计，北魏诸帝明元帝嗣18岁生长子太武帝焘，太武帝21岁生长子晃，晃13岁生长子文成帝浚，文成帝15岁生长子献文帝弘，献文帝14岁生长子孝文帝宏，孝文帝17岁生次子宣武帝恪，宣武帝17岁生次子孝明帝诩。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皇室结婚及生育都是最早的。又《北史·西魏文帝纪》大统十二年（546年）：“诏女年不满十三以上，勿得以嫁。”足证拓跋鲜卑长期有早婚、早育的习俗。[82]

《魏书》载乌丸葬俗又曰：“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鲜卑应该也有类似的习俗，其与乌丸的区别可能在于祈望死者神灵所归之地不同，鲜卑选择的也许就是其发源地鲜卑山。

另据上引《魏书》“敛尸有棺”之语，可知乌丸、鲜卑皆实行土葬。近年来东北等地发现的鲜卑墓葬，数量亦颇多。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在北芒山为自己营造长陵（在今洛阳老城西北官庄村东），并且以此为中心，分成若干区域，作为内迁鲜卑人的集体墓地，[83]禁止他们归葬代北。杨宽先生认为，北魏将北芒墓地作为内迁鲜卑各族集体安葬之所，乃是沿袭鲜卑原来族葬的遗风。[84]

十六国时的鲜卑墓葬中多见头龛或壁龛，内置陶器、牛骨等，如安阳孝民屯前燕墓等。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拉皋乡菠榛沟村发现的前燕奉车都尉墓葬，据发现者称：墓顶前端封石上有陶罐2件，该墓可能也有头龛。如果没有头龛，陶罐又确实置于墓顶前端，则可能是鲜卑人的一种特殊葬俗。[85]

另外，吉林榆树老河深、河南安阳孝民屯、辽宁北票房身及仓粮窖等处鲜卑墓葬出土的陶器，往往又有人为损坏的痕迹，可能反映鲜卑人一种“毁器”的习俗。[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