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宗族组织与社会生活

在我国封建制时代，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一直在延续发展。只是各个时期由于时代条件不同，宗族作为一种社会势力，或盛或衰，因而起的社会作用也不尽相同。魏晋南北朝由于长期分裂战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因而引起空前的北方人民向南方或边远地区大迁徙。在战乱和迁徙的苦难生活中，人们经常受到死亡的威胁，求生存的强烈欲望，唤起他们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发挥集体力量，才有可能战胜天灾人祸，从而求得生存。作为社会组织最理想的纽带，便是同宗血缘关系，因而这个时期宗族组织兴盛起来。同时在北方少数民族豪帅统治区域内，汉人为反对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迁徙到外地的人民，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要建立新的立脚点，都需要共同应付与当地土著民户之间的各种矛盾，这些因素也助长宗族势力的发展。魏晋之际士族制度形成后，维护士族政治特权的九品中正制，以及维护士族经济特权的占田荫户制，其中特别是有世袭特权的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世”[174]等，促进士族宗族势力发展到顶峰。在当时宗族结构整体看，可分为皇室宗族、士族宗族、寒门庶民宗族三种类型，前两类属于特权宗族。皇室宗族政治经济权势，固然比士族宗族要优越，但那时皇朝不断更替，大多数为短命皇朝，皇室宗族兴盛期较短暂，而且有的皇室宗族内部为争夺皇位互相残杀，加之旧皇室宗族大多遭到新王朝统治者的大量诛除，而且皇室宗族在每一个朝代只有一个，而士族宗族则遍布全国各重要州郡。皇室宗族在政治权势上的不断交替及其单一性，决定其在整个宗族结构中的作用不能同士族宗族相比。寒门宗族由于无封建政治经济特权，大多不掌握封建文化，缺乏政治权势，其组织结构又较为松散，因而寒门宗族在宗族结构中更劣于士族宗族。无论士族宗族和寒门宗族都有贫富之分，不过前者因有封建特权，其贫富分化不像后者那样突出。士族宗族内部组织性和凝聚力以及宗族的群体意识，都比寒门宗族要强得多，而且其群体文化素质高，甚至皇室宗族在这方面都大为逊色。因而当时士族宗族在宗族结构中处于特殊地位，支配和影响其他宗族。尽管各类宗族对其成员的社会生活都起着各种作用，但士族的特殊地位使其宗族的社会作用显得更全面更显著。但士族有一个形成发展和衰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士族宗族在各个阶段所起的社会作用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只能将各类宗族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综合起来进行考察，这样可以窥见当时整个宗族体系对人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从而揭示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一个侧面的特征。应当指出，当时各类宗族势力虽遍布全国各地，但也还有不属于宗族势力的人群，如被压迫阶级中的奴婢、部曲、佃客、军户、吏家及各类杂户，他们属于贱口，没有资格也不可能组织宗族。就是一般平民百姓，除一部分组织寒门宗族外，一部分则依附于另一个大的宗族集团，或者单家独户过日子，他们一旦遭遇战乱和饥荒，便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首先，我们举一些典型事例，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宗族势力的强大。曹丕在《典论·自序》中曾说：“四海既困中平之政……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宗，飘扬云会，万里相赴。”[175]可见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宗族势力已初见端倪。曹操在逐鹿中原时，李典率宗族和部曲三千家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以投靠曹操。[176]两晋之际，江南周玘率宗族家兵“三定江南（指平定石冰封云、陈敏、钱第三节 宗族组织与社会生活 - 图1之乱），开略王业”。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晋）元帝疑惮之。”[177]玘子勰欲起宗族家兵废执政王导、刁协，因周扎反对未成。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托之如旧”[178]。刘宋初年，华山（今陕西华县）蓝田人康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刘宋政权专“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襄阳”[179]。康穆子元抚、世子元隆并为宗族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北魏前期为适应北方长期战乱组成的以宗族乡里为基本群众的坞堡自卫组织，以宗主督护制为地方基层政权，宗主为族长和地方官吏双重职务，其下属群众也为宗族成员及国家属民双重身份。尽管宗主统属人户不会全是宗族成员，但“宗主”作为基层政权首领，它反映北方宗族势力的强大和普遍性。北魏中期，相州（今河南安阳北）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相州刺史薛道檦亲往征讨，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檦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180]。北魏末年，河南（治今洛阳东北）太守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显甫卒，子元忠继之”[181]。葛荣起义，“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182]。《关东风俗传》称：“（北齐）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治今河北河间）、冀（治今河北冀州）诸州，清河（属相州）张、宋，并州王氏，濮阳（属济州）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部，大族蝟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183]这些宗族势力，动辄数千家，甚至上“万室”，他们或以家族为基本群众组织地方政权，族首任地方长官；或组成宗族军队，平定地方叛乱；或干预朝政，不从王命，连朝廷和州郡长官也不能不畏惧他们。这类大宗族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恐怕在其他朝代是少有的，它必然给这个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多方面的影响。

当时士族宗族，常称冠族、冠冕之族、势族、名族、右族、华族、大姓、大族、著姓、旧姓、高姓、盛门、盛族、强宗。无特权阶层的寒门宗族，则常称豪族、豪门、寒门、寒族、寒宗、鄙族、陋族等等。那时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总是同其所属的宗族紧密相连。曹魏陈群年幼时，祖父陈寔谓宗人曰：“此儿必兴吾宗。”[184]吴国诸葛恪以山越扩建军队，其父叹道：“（恪）将大赤吾族也。”[185]《晋书·王敦传》言“门宗”、“门户”凡五处，敦上疏自谦说：“臣门户特受荣任。”王导遗敦兄含书曰：“兄立身率素，见信明于门宗”；“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敦临危嘱其部下说：“我死之后……保全门户，此计之上也。”王含军败，敦怒曰：“我兄老辈耳，门户衰矣。”东晋范汪少孤贫，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必是子也。”[186]刘宋时沈正弱冠州辟从事。宗人光禄大夫沈演之称之曰：“此宗中千里驹也。”[187]南齐刘怀珍年少时，其伯父刘奉伯说：“此儿方兴吾宗。”[188]北朝梁彦光少时，其父谓所亲曰：“此儿有风骨，当兴吾宗。”[189]此处所谓“兴吾宗”者，指宗内有人进入仕途，掌握较高的政治权力，则全宗受益。所谓“灭吾族”或“赤吾族”者，指族内若有人犯法，则宗族连坐受累。

魏晋承汉末注重乡论遗风，宗族作为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其舆论自然在社会上发生重要作用。宗族成员中凡出类拔萃的人物，大多事先出于家族乡里的褒誉，晋武帝曾问侍中周浚：“卿宗中后生，称谁为可?”答曰：“臣叔子恢，称重臣宗；从父子馥称清臣宗。”[190]此两人武帝并召用。刘毅“孝弟着于邦族”[191]。李重“早孤，与群弟居；以友善著称，弱冠为本国中正”[192]。孔沈“与魏第三节 宗族组织与社会生活 - 图2、虞球、虞存、谢奉并为四族之俊”[193]。温峤“少以弟悌称于邦族”[194]。刘耽“少有行检，以义尚流称，为宗族所推”[195]。蔡谟“少好学，博涉书记，为邦族所敬”[196]。祖逖以慷慨散财，“乡党宗族以是重之”[197]。宗族品誉族人的力量，最典型的要算三国时吴国的朱才。朱才年少“未留时于乡党”，故为清议所讽。朱才叹曰：“（我）谓跨马蹈敌，当身履锋，足以扬名，不知乡党复追迹其举措。”[198]当时一个人的成名和宦途，往往同宗族的评价和荐举不可分，宗族内的操行标准最重的在于“孝”、“悌”二事。当时，“个人与乡里与宗族不可分割，仕宦之始在乡里，进身之途在操行”[199]。这里所谓“乡里”当然包括宗族在内，至于“操行”则主要指宗族内的孝、悌品行。当时许多政界名人，都是靠宗族乡里的好评，或由中正评品，或由官僚征召而步入仕途的。

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宗族成员必定有共同遵守的族规。当时宗族操行最重孝、悌二事，那么宗族的族规必定符合这种精神。西晋泰始四年（268年）六月下诏：“士庶……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200]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十月，下诏教导人民：“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201]这两道诏书都在说明宗族内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间行为的准则，这是通过法令的形式维护宗族成员的团结，以及宗族整体的荣誉和利益。在当时人看来，族与族内分子之间，不能分开，他们有共同的族规，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行动，从而使宗族成员之间形成一个整体。在政治形势安定时，宗族组织的作用不明显，在战乱分裂时期，社会秩序大乱，宗族势力的作用便充分显示出来。

从汉末到北魏统一北方，中原地区长期分裂战乱（其间西晋统一只维持了11年便发生八王之乱），人民为避战乱灾荒向南方或边远地区流徙，流民集团大多是以宗族为核心所组成。如汉末大乱，汝南（今河南平舆县北）人许靖率宗族先徙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后又从会稽远徙交州（今广州）。靖坐岸边，“先载附从，疏亲悉发，乃从后去，当时见者莫不叹息”[202]。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云：“（许靖）英才伟士，智略足以计事。自流岩以来，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203]右北平（今河北丰润东南）无终人田畴“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田畴为法令约束，“又别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204]。曹操特上表说：“田畴率宗人避乱于无终山……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205]西晋八王之乱时，颍川（今河南许昌东）人庾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他制订共同遵守的法令：“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衮以身作则，“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206]西晋末年兵乱，高平（今山东巨野南）人郗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遂共推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晋元帝以鉴为兗州刺史，镇邹山。时中原大乱，“日寻干戈，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207]。范阳（治今河北涿州）人祖逖，轻财重义，“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208]。逖营救同行老疾，故少长都拥护他，被推为“行主”。东晋时益州（治今四川成都）范贲、萧敬相继作乱，巴西（治今四川阆中）人谯秀“避难岩渠，乡里宗族依凭之者以百数。秀年八十，众人欲代之负担，秀曰：‘各有老弱，当先营护’”[209]。直到刘宋元嘉十九年（442年），青（治今山东益都）、兗（治今山东郓城西）二州旧民，冀州（治今河北高邑西南）新附，二万家，流移到宋魏边界处，仍然“聚族而居”，可见这些流民都是聚族流徙到新的地区。[210]当时人民为避战乱，采取宗族集团方式流徙，才有可能到达新地区以求得生存。从许靖流移到交州后给曹操书中，所言在流移途中绝粮、瘟疫、遇寇乱同行人丧生等险境[211]，以及田畴、庾衮等在新地区的生产、生活、防贼等组织建设措施，可以窥见家族组织在人民流徙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长期战乱时期，政治和军事斗争是紧密结合的。因而当时宗族组织与军事斗争关系最为密切。曹操初起兵，河南（治今洛阳东北）中牟人任峻“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从操征伐。[212]建安初年，许褚“勇力绝人……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后从曹操征伐。[213]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在此紧急关头，李典率宗族部曲1.3万余人，参加曹操军事集团，并“输谷帛供（曹）军”。典献忠诚说：“爵宠过厚，诚宜举宗陈力。”[214]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常林依河间太守陈延璧，被贼围困60余日，林“率其宗族，为之策谋”，“卒全堡壁”[215]。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败于渭南，攻陇上诸郡，凉州（治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参军事杨阜率“宗族子弟胜兵者千余人，使从弟岳于城上作偃月营，与超接战”。在战斗中，杨阜“身被五创，宗族昆弟死者七人”[216]。孙坚起兵，其季弟孙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众咸附焉”[217]。东晋王敦叛乱，王含、沈充等攻逼京城，虞潭“遂于本县（会稽余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218]。会沈充等失败，潭乃罢兵。苏峻反叛，王师失利，贼将张健等破浙东，顾众参军范明“率宗族五百人，合诸军，凡四千人”，击破贼军。[219]东晋末孙恩起义，沈庆之未冠，“随乡族”镇压起义。[220]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酒泉公郝温反于杏城（今陕西铜川北），杀守将王幡。县令盖鲜率宗族讨温。[221]北魏末年，葛荣起义，赵郡李氏宗族“作垒自保”，并连破义军。[222]西魏敦煌人令狐整，为西土冠冕，宇文泰立为瓜州（治今甘肃敦煌县西）义首，整“以国难未宁，常愿举宗效力，遂率乡亲二千余人入朝，随军征讨……宗人二百户，并列属籍”[223]。魏孝武帝西迁时，河阴（治今洛阳东北）人段永不及从。大统初年，永结宗人，潜归西魏，以后率宗人随宇文泰征讨。[224]这些宗族首领率领宗族军队投靠某一政治军事集团，所谓“举宗效力”，或维护地方官吏的统治，或筑坞自保，成为一方霸主，最后皆以武功为自己开辟了政治道路，宗人也因之而得利。

当时宗族军事集团，也常起兵叛乱。汉末贺齐守剡县长，县吏斯从为奸，齐斩从。斯从“族党遂相纤合，众六千余人，举兵攻县”。贺齐率吏民击破之。[225]汉末鄱阳（治今江西波阳东北）民宗族大盛，在战乱中“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上级“所遣长吏”。鄱阳海昏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聚结，作宗伍，唯输租布与郡耳，召发一人遂不可得”[226]。这些“宗部”、“宗伍”发生武装叛乱，便称为“宗贼”。[227]建安十六年（211年）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数千人”。贺齐出讨，“即复破稚”[228]。刘宋景平元年（423年）富阳县（今浙江富阳）孙氏“聚合”门宗，谋为逆乱，其支党在永兴县（今浙江萧山市），“潜相影响”[229]。孙法亮、孙道庆等攻陷富阳、永兴等县。贼党转盛，进攻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首府山阴。会稽太守褚淡之率兵经过激烈战斗，才将叛乱平定下去。刘宋为了消除贼党后患，迁孙氏宗族“数百家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寿阳（今安徽寿县）、青州诸处”[230]。东晋末，北方河东（治今山西永济东）大族薛氏，同姓三千家，薛广为“宗豪”。刘裕北伐后秦，以广为上党（治今山西黎城南）太守。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盖吴起义后，薛广子薛安都与宗人薛永宗起事响应。七年（446年），魏主拓跋焘亲征盖吴，“围薛永宗营垒。永宗出战，大败，六军乘之，永宗众溃。永宗男女无少长赴汾水死”[231]。又说：拓跋焘“自率众击永宗，灭其族”[232]。薛安都率宗人投降刘宋。薛氏宗族在战斗中由于血缘关系，宗族凝聚力很强，所以表现出一种同仇敌忾的精神。北魏末年，冀州人“张孟都、张洪建、马潘、崔独怜、张叔绪、崔丑、张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号曰八王”[233]。冀州张、崔二姓，素为名家大族，这八家土皇帝，居然敢于抗拒王命，州郡皆不能治，足见其宗族势力之强大。这些“叛乱”的宗族军事力量大多遭到封建政权的镇压，或被残酷屠杀，或被迁徙到边远地区，其宗族势力无疑受到沉重打击。

以上各类宗族集团所进行的军事斗争中，有的维护南北统一政权（包括属局部统一的地方政权），也有的属于反对南北统一政权的“叛乱”。这表明当时南北政权处理宗族的政策如果得当，则宗族势力为其所用；如处理不当，则宗族势力成为在政治上的一种不安定因素。

在宗族成员之间，最重要的要算经济生活上的“通财”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包括多方面的：或由富宗分钱谷给贫宗，以解决生活困难；或由宗族官僚分俸禄给宗族成员；或分土地给贫宗耕种；或收葬孤宗死亡者；或出资财为本宗培养人才。汉末战乱，“时岁大饥，人相食，（司马）朗收恤家族，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234]。任峻在饥荒之际，收恤“中外贫宗，周急继乏，信义见称”[235]。荀彧和荀攸“并贵重，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236]。国渊“迁太仆，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禄赐散之旧故宗族，以恭俭自守”[237]。田畴被赐“车马谷帛，皆散之宗族知旧”[238]。毛玠“赏赐以赈施贫族，家无所余”[239]。王朗“虽流移穷困，朝不保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240]。温恢父恕为太守，“内足于财”。恢曰：“世方乱，安以富为?一朝散尽，振施家族，州里高之。”[241]以上诸人皆为曹魏集团官吏。蜀国许靖“收恤亲里，经纪赈赡……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242]。张裔“抚恤故旧，赈赡衰宗，行义甚至”[243]。吴国全琮“经过钱唐（家乡），修祭坟墓……请全邑人平生知旧和宗族六亲，施散惠与，千有余万，本土以为荣”[244]。西晋魏舒为司徒，“禄赐散之九族，家无余财”[245]。羊祜“立身清俭，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246]。氾胜敦煌人，“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247]。东晋纪詹“家富于财，年又稚幼，乃请族人共居，委以资产，情若至亲，世以此异焉”[248]。吴隐之“孝友过人，禄均九族”。他迁中领军后，“每月初得禄，裁留身粮，其余悉分振亲族”[249]。宣城（治今安徽宣城）边洪一家凶亡，“其宗族往收殡亡者”[250]。南朝刘宋时刘怀慎迁护军将军，“禄赐班于宗族，家无余财”[251]。南齐崔慰祖“家财千万，慰祖散与家族”[252]。北周唐瑾“好施舍，家无余财，所得禄赐，常散之宗族，其尤贫乏者，又割膏腴田宅以振之。所留遗子孙者，并挠第三节 宗族组织与社会生活 - 图3之地，朝野以此称之”[253]。唐瑾不仅将俸禄分给宗族，还把富饶土地分给贫宗耕种，这种经济关系更深了一层。当时由于宗族组织兴盛，家族成员数世同居共财，为世所重。西晋氾毓“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治今山东淄博东北），逮毓七世，时人号其家，儿无常母，衣无常主”[254]。这是指氾氏宗族七世共居通财，母辈有共同抚养儿辈的义务，宗族间人有衣同穿，有饭同吃。南朝刘宋元嘉初年，西阳郡（治今湖北黄冈东）董阳“五世同财，为乡邑所美”[255]。萧齐建元三年（481年），义兴郡（治今江苏宜兴）陈玄子四世170口同居共财。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邵荣兴、文献叔八世同居，并共衣食，“诏表门闾，蠲调役”[256]。北魏末博陵（治今河北安平县）安平人李几，“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长幼济济，风礼著闻，至于作役，卑幼竞集”[257]。当时长期分裂战乱，通过由富宗救济“贫宗”、“衰宗”的各种经济措施，甚至合宗“通财”，或数宗合为一宗，“通财合计”[258]，就能维护宗族成员的生存，以应付复杂严峻的形势。这既是宗族组织血缘凝聚力在经济上的反映，同时它又反过来增强宗族组织的团结和集体意识。曹魏王昶在诫子书中曾指出：“及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259]这种宗族内部救困扶危的时代风尚，深受封建朝廷和世人的尊崇。

富宗为贫宗培养人才，也多有记载。蜀汉主刘备年少时求学于卢植，同宗刘元起资助他，并说：“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260]费祎“少孤，依族父伯仁”。费伯仁携费祎游学入蜀，学以成才，后任蜀汉大将军录尚书事。[261]吴国薛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262]。薛综学成，为吴尚书仆射。陆逊出身江东大族，“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陆）康在官……康遣逊及亲戚还吴，逊长于康子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263]。陆逊先为其宗族长辈陆康所抚养，逊比康子年长，又为康管理家务。魏国杨俊不仅“赈济贫乏，通共有无，宗族知故为人所略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264]。这是宗族内富家赈救该族成员沦为奴婢者，维护其宗族成员的身份。无论同一宗族各类经济援助，或为本宗培养人才，赎免宗族成员变为奴婢者，都是敬宗恤族或保宗护族精神的体现，这是我国古代伦理道德观念中的一种优良传统，其核心为重仁轻财，重义轻利。

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整体，个人和家庭从属于宗族，宗族成员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有一种共同利益，因而他们在法权上必然相互关联，由此当时个人犯罪，常殃及宗族。汉末河内太守王匡，吏民有罪，责钱谷赎罪，“稽迟则夷灭宗族，以崇威严”[265]。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冯翊（治今陕西大荔）人吉茂“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经钟繇证实，茂与本“服本以绝”，即属于五服之外，茂才被免坐。[266]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正月下诏：“今四海初定，敢有复私仇者族之。”[267]西晋建兴三年（315年）下诏：“（雍州）掩骼埋胔，修复陵墓，有犯者诛及三族。”[268]北魏太延元年（435年）十月下诏：“不听私辄报复，敢有犯者，诛及宗族。”[269]这里个人犯法，诛及宗族，显然是实行宗族连坐法。曹魏末年，司马懿逼曹爽交出军政大权，大司农桓范谏爽、羲兄弟不可，爽不从。范对羲说：“事昭然……于今日卿等门户倒矣。”[270]当曹爽决定交出大权时，桓范拊膺曰：“坐卿，灭吾族矣。”[271]司马懿夺权后，果然曹爽、羲、训兄弟、桓范及其同党诸人，“皆伏诛，夷三族”[272]。司马昭命钟会伐蜀，邵悌以为“钟会难信，不可令行”[273]。昭答曰：“（钟）会若作恶，祇自灭族耳。”[274]又钟会兄毓曾密启司马昭说：“钟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275]昭嘉其忠诚，笑答毓曰：“若为卿言，必不以及宗（族）矣。”[276]故钟会反后，宗族被诛，特原会兄子峻、辿等，其官爵如故。曹魏末年，王浚、毋丘俭、诸葛诞、钟会反对司马氏，其结果皆“宗族涂地”[277]。西晋杨骏以武帝后父居重任，贾后专权，“诛骏亲党，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史称：“舅氏失道，宗族陨坠。”[278]东晋王敦专政，忌恨周札、周第三节 宗族组织与社会生活 - 图4（札兄子）族强，“杀之而灭其族”[279]。王敦叛乱，兵至京城，说王导：“不从吾言。几致覆族。”[280]沈充从王敦起兵失败后回吴兴，为其故将吴儒所诱擒，充对儒说：“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灭族矣。”儒竟杀充，充子沈劲“果灭吴氏”[281]。东晋袁真叛晋，其子瑾失败被擒，“并其宗族数十人斩于京师。”[282]宗族作为一个整体，其成员犯法，封建政权常实行连坐法，因而当时把犯罪受诛宗族，视为“凶族”[283]或“忌族”[284]。东晋宗室南顿王司马京“有罪被诛，贬其家族为马氏”[285]。这个时期，因个人犯法而“夷三族”、“诛五族”、“诛九族”的史例，实不胜枚举。我国封建制时代，历朝刑律罪及亲属的较多，而罪及宗族的较少，不像这个时期这样带有普遍性。[286]

总之，当时宗族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其成员之间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法律上都有着密切联系，个人的荣辱兴衰，皆不能离开宗族而独立存在，“身”与“族”是不能分开的。这是在长期分裂战乱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宗族组织加强后带给人们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一种特殊现象，在考察社会生活时是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