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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节 医学的社会实践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由于教育的发展，使得秦汉时期的医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同时各种战争、瘟疫、流行病，给医学家们提供了更多的临床机会。在婚姻一章中，我们曾指出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平均寿命一般不高，所以，封建统治者在追求长生过程中，除了信奉道教方术外，也比较注重医疗保健，这就使这个时期的医务制度也比以前更加完善。长足发展的医学理论、不断丰富的临床经验、比较完善的医务制度，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的三个特点，反映了此时期医学方面取得的斐然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为中国医学理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医学家。东汉时，张仲景曾撰《伤寒杂病论》，至魏晋时，名医王叔和又对此书进行了加工和整理。他将这部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将传染病的辨证施治与一般杂病的脉因诊治分而述之，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从而使这部医学著作对当时医疗实践起到了更好的指导作用，受到当时医家的推崇。[175]王叔和不但在整理前人的医学著作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而且还亲自撰写了《脉经》、《脉诀》、《脉赋》等著作和文章。特别是他所撰写的《脉经》，将人体脉搏跳动的各种细微差别加以区分，概括总结为24种脉象，并论述了各种脉象与所反映的病症之间的关系。《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它奠定了中医诊断学的理论基础。魏晋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医学家皇甫谧，他在多年的医学研究、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写了许多医学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黄帝针灸甲乙经》。在这部书中，皇甫谧系统地总结了前代的针灸学成就，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并纠正了前人记述穴位的错误之处，从而将祖国中医针灸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许多医药学、方剂学方面的著作。两晋时期，葛洪曾撰《金匮药方》100卷，此书又称《玉函方》。在编写《玉函方》之后，他见到一些称为备急之方的书，既不能“穷诸病状”，又“兼多珍贵之药”[176]，起不到备急之用，便又在《玉函方》的基础上，又编成《肘后备急方》。此书简明扼要，仅三卷，且书中所载，“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177]，成为名副其实的“备急方”。南朝人陶弘景，在医学方面也有很多著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本草经集注》。在这部书中，他对《神农本草经》所录的365味药进行了整理和校订，并在此基础上，又将药物品种增到730味。在药物分类上，这部书把730种药分成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有名无用等七大类。这种分类方法比《神农本草经》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更加科学。此外，这部书中还在药物产地、采集时间、形态鉴别、炮制加工、贮存方法及临床应用等方面补充了许多新内容。《隋书·经籍志》中收录了医书256部，4510卷，其中医药方剂书占了二分之一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时人所作。这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发展的水平。
东晋王丹虎墓 出土丹丸及化学分析报告（南京药学院）
医学理论的发展，必然给医疗临床实践以有力的指导。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的内科外科治疗都出现许多名医，他们在医疗实践中许多成功的事例，被人们广为称誉。
东汉三国时，华佗是有名的医生。有两个人，一个叫儿寻，一个叫李延，两个人都是头痛身热的病症，他们让华佗诊治。华佗认为二人症状虽同，病因却异，因而用不同的药，让儿寻下泄，让李延发汗，结果二人全都病愈。[178]南朝萧齐时，褚澄任吴郡太守。他擅长医术，有一次，萧道成的儿子得了病，便召褚澄前来诊治。褚澄手到病除。[179]南朝刘宋时，徐道度擅长医术，他有脚疾，行路不便，“宋文帝令乘小舆入殿，为诸皇子疗疾，无不绝验”[180]，被宋文帝称为“天下五绝”之一。[181]徐道度子徐文伯，承其父医业，医术甚高。宋孝武帝路太后有病，一般医生都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徐文伯看过后，说：“此石博小肠耳。”便配一水剂消石汤，路太后喝下祛病就好了。[182]所谓石博小肠，即今天所说肠结石。徐文伯不仅能诊断出其病，并能配制化石之药，可见其内科医术的高明。北魏时，徐謇的医术也很有名。他是徐文伯的弟弟，后被掠入北方。北魏献文帝听说他的医术，欲加以验证，便把一个病人放在帐中，让徐謇隔帐诊断。徐謇用脉诊之法，“深得病形，兼知色侯”[183]。清河（治今河北清河）东武城人崔彧，少年时曾随僧人学医，“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彧针之，抽针即愈”[184]。王显亦为北魏名医，他医不好的病却被崔彧用针扎好，可见其医术的高明。
魏晋南北朝时中医不仅能医治各种内科疾病，还被用于妇产科。《南史·张邵附徐文伯传》记载：有一次，宋后废帝出游，半路碰见一个孕妇。后废帝也懂医道，他为孕妇诊断，说她怀的是女孩。徐文伯诊后说：“腹有两子，一男一女，男左边，青黑，形小于女。”后废帝荒淫且残酷，想让人立刻将孕妇剖开验证。徐文伯说：“如果用刀斧劈开，恐怕将有变异，请让我用针为其催产。”胎儿应针而落，果然与徐文伯所说一模一样。徐文伯为救孕妇，不得已用针使其早产。这件事又表明中医用针为孕妇助产，这对于医治难产是有帮助的。《魏书·术艺·王显传》也记载：文昭皇后初怀宣武帝时，常感到心里不舒服。文明太后令徐謇、王显为皇后诊脉。徐謇认为是微风侵入内脏，应用汤药加针剂进行治疗。王显说：“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事实证明王显这次诊断正确。可见王显妇产科的临床经验比名医徐謇丰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成就最突出的要属中医外科医术。[185]由于医药学的发展，麻沸散的出现，以及对人体生理结构认识的提高，推动了中医外科医术的发达，使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惊人的外科医术病例，这些病例包括：
大型胸腹部手术两例。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注引《华佗别传》记载，有一个病人上腹切痛，十余日鬓眉脱落。经华佗诊断，认为是脾脏腐坏，便让病人饮药麻醉，将其腹部剖开，发现病人的脾果半腐坏。华佗将其腐坏部分切除后，“以膏傅疮”，饮之以药，一百日病愈。同书《华佗传》又载：有一士大夫得病，华佗诊后对他说：“君病深，当破腹取，但不能根治，十年后病复法，将不能治。与其破腹痛苦，不如注意调养，也能活十余年。”士大夫难以忍受疾病折磨，坚决要求动手术。经华佗剖腹治疗，病人好转，但十年后果然旧病复发而死。
上肢大手术三例。三国蜀将关羽曾为流矢射中，左臂受伤。后来伤口虽好，但每遇阴雨天，常觉骨痛。医生诊断说是由于“矢镞有毒，毒入于骨”所致，“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关羽伸臂让医生动手术，血流盈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186]。西晋初年，卢钦的儿子卢浮手上长毒疮，医生认为毒疮难治，必须“截手”以全性命。经截肢手术后，卢浮果然安然无恙。[187]北魏末年，长孙道生的曾孙长孙子彦，年少时“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医生“开肉锯骨，流血数升。子彦言戏自若，时以为逾于关羽”[188]。
眼科大手术一例。据《晋书·景帝纪》载：“初，帝（即景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当平文钦之乱时，文钦之子文鸯勇冠三军，率骁骑突阵，“军中惊扰”。司马师惊急，“所病目突出”。他惧军心不安，用被蒙眼，痛甚，齿咬被破。司马师早年割去眼瘤，而视力不损，还能带兵打仗，可见这种极为精细复杂的手术在当时是成功的。
其他外科手术四例。据《晋书·魏咏之传》载：东晋魏咏之“生而兔缺”，即俗称豁嘴。他18岁时，听说荆州（治今湖北江陵）有医生能治此病，便去就医。医生告诉他：“可割而补之，但须百口进粥，不得语笑。”经医生进行割肉补缺的手术后，魏咏之又经过了“闭口不语，唯食薄粥”的一百天，终于被治好。这例外科手术，不仅医术很高，而且表明在1600多年前，我国已经有了整形外科。又据《晋书·温峤传》载：东晋温峤先有齿疾，请医生拔之，因中风而死。所谓中风，可能是消毒不严，形成细菌感染所致，也可能是病人未遵医嘱所造成的事故，不得而知。这个病例表明，当时已能进行较复杂的拔牙外科手术。刘宋末年，陈显达讨桂阳王刘休范，“矢中左眼，拔箭而镞不出”。一位姓潘的女医，“善禁，乃禁显达目中镞出之。”[189]“禁”指巫术禁呪，带有迷信色彩。其实可能是以手术取出眼中的箭头。北齐有人患脚跟肿痛，诸医皆不能治。徐之才为他解剖肿处，治疗后病愈。[190]
各种疮症四例。公元328年，刘曜在洛阳大败，“被创十余，通中者三”。胸腹部有三处被刺穿，其伤势之重可以想见。石勒令金疮医李永给予治疗，很快便好转。[191]宋武帝刘裕早年手上生疮，多年不愈。有一沙门医生给予黄色药面一包，并说：“此疮难治，非此药不能疗也。”刘裕用药面敷疮即愈。以后“征伐屡被伤，通中者数矣”，用此药治疗，“无不立愈”[192]。南齐有一老妇患疔疮，周身疼痛，皮肤上有黑无数。名医徐嗣伯给她服药后，老妇“痛势愈甚，跳投床者无数。须臾所处皆拔出钉，长寸许。以膏涂诸疮口，三日而复”[193]。北齐杨愔“背肿痛甚”，名医马嗣明特制药面和醋敷之，迅即愈。据称，马嗣明每以此药“治肿无不愈”[194]。
治毒蛇、狂犬类咬伤三例。东汉末年，彭城夫人夜上厕所，被蝎子咬螫伤手，“呻吟无赖”。华佗以温汤浸泡其手，“数易汤，常令暖，其旦即愈”[195]。这是最早记载用热水浸泡散毒治毒虫咬伤的方法。大概汤中还加有消毒药，所以一夜即治愈。北齐末年，一女子被毒蛇咬伤，先手臂肿痛，“渐及半身，肢节俱肿，痛不可忍，呻吟尽夜不绝”。马嗣明医生为其处方，前后服汤剂十服，散剂一服，此女子半身肿消，手臂康复。[196]南朝刘宋时，张牧被疯狗咬伤，医生说：“宜食蛤蟆脍（即癞蛤蟆肉），牧甚难之。”其兄张畅含笑先尝，牧“因此乃食，疮亦即愈”[197]。癞蛤蟆本属五毒动物之一，但其肉无毒，中医用以治疗狂犬咬伤，或许有其他克毒中药在内。
上述十多例中医外科病例，除拔牙一人死亡原因存疑外，其余全部成功，其中有些外科手术即使用今天的标准看，也是难度较大的。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医术的发达。
医疗的主要作用是治病救人，改善人们体质，使人身体健康。而这种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社会一定的医务制度实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形成了皇族、贵族、平民三级医务制度，使得医疗的上述作用在社会各阶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两汉时期，皇室的医政主要由太医令管理。三国曹魏、孙吴都有太医令。西晋时太医令隶属宗正，东晋时改属门下省。宋、齐、梁、陈、北魏、北齐都置此官。太医令下有太医丞，药丞等。南北朝时，北魏置侍御师专门负责给皇帝及皇后看病。此外，还置尚药典御之官，总管皇家药物。北齐设尚药局，由尚药典御、尚药丞负责，总管皇家御药。下设侍御师、尚药监等官。西魏设太医司，隶属天官府。北周沿袭西魏。太医司由太医下大夫负责，掌医药之政令，多在禁中供职，负责诊治皇帝、皇后及大臣们的病患。太医下大夫下有小医下大夫、小医上士、医正上士、疡医上士、主药下士等官。这些医官全都由精通医道的名医担任。中央皇族医务系统的扩大，说明统治者对医药需求的扩大，也说明最高统治者医疗条件的优越。
《脉经》（西晋 王叔和撰）
贵族阶层的医疗条件也相当优越，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庄园，各种药物自给自足。他们又有自己的随身保健医生，随时可以医治各种疾病。谢灵运《山居赋》中，多次出现与贵族医疗有关的记述。如，“《本草》所载，山泽不一。雷、桐是别，和、缓是悉。参核六根，五华九实。二冬并称而殊性，三建异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蒨，林兰近雪而扬猗。卷栢万代而不殒，茯苓千岁而方知。映红葩于绿蒂，茂素蕤于紫枝。既住年而增灵，亦驱妖而斥疵”[198]。这里所说的参核、六根、五花、九实、二冬、三建、水香、林兰、卷栢、茯苓，都是谢灵运庄园中产的药材。《山居赋》又载：“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富肴，采药救颓。自外何事，顺性靡违。”[199]这说明庄园主人吃饭、穿衣、医药都能自给自足。《山居赋》中还记载了采药的情景：“寻名山之奇药，越灵波而憩辕。采石上之地黄，摘竹下之天门。摭曾岭之细辛，拔幽涧之溪荪。访钟乳于洞穴，讯丹阳于红泉。”[200]士族高门有如此丰富的药物资源，的确使一般庶民百姓望尘莫及。士家大族们不仅占有丰富的药物资源，而且把一批医术高明的医生聚集在自己身边，真是医药不愁。最典型的例子是殷仲堪。陈郡殷氏是当时大族，殷仲堪任晋陵（治今江苏镇江）太守时，因其父多年生病，他便“躬学医术，究其精妙”[201]。他不但通医术，还在府中聚集了一批医术高超的医生。他任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刺史时，魏咏之的兔缺之病，就是他帐下的医生治好的。可见殷仲堪出任地方官有私人医生跟随。
庶民百姓的医疗条件与皇族、贵族不同。庶民的概念，包括贵族以外的寒门地主。这部分人的医疗条件也很不错，他们有病，可以光顾私人开设的医院。《晋书·孝友·颜含传》载：颜含之兄颜畿，“咸宁中得疾，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同书《卫耴传》又载：贾后派人将卫耴逮捕杀害，卫耴的两个孙子卫璪、卫玠，“时在医家得免”。这里的“医家”，当指私人开设的医院。卫耴为大族，且在西晋政权中任要职，应属贵族。贵族有时也去“医家”就医，可见能去医家治病也算不错的医疗条件了。《魏书·术艺·李修传》载，李修的父亲李亮，少学医术，以后又从沙门僧坦学医，“针灸授药，莫不有效。徐、兖之间，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远千里，竟往从之。亮大为厅事以舍病人，停车舆于下，时有死者，则就而棺殡，亲往吊视”。李亮行医，以救恤为任，前来就医者也不是士族高门。但他们也不是身无分文的赤贫者，他们起码要能支付得起廉价的医药费和食宿费用，否则，李亮作为一个普通医者，是无法担负得起这么多人的费用的。至于更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医疗条件大抵有以下三个：一个是按照《肘后备急方》之类的简便药方或是民间偏方，利用贱价草石和易得之药治病。千百年来，《肘后备急方》不断地被增补、流传，说明这类方剂书深受大众欢迎。第二是一些富于爱心和同情心的医生和仁者。三国时华佗所诊治的病人很多，其中有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和妇女。《梁书·儒林·严植之传》载：严植之“少尝山行，见一患者，植之问其姓名，不能答，载与俱归，为营医药，六日而死。植之为棺殓殡之，卒不知何许人也”。但是像华佗、严植之这样的人毕竟不多，而且即使他们终生行善，所救之人依然有限。这对广大贫苦患者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简直是滴水车薪。第三是朝廷的救济。在一些大灾发生过后，封建朝廷也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五月，京师疾疫，朝廷“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202]。元嘉二十四年（447年）六月，京邑疫疠，朝廷“使郡县及营署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203]。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四月，京邑疾邑，“遣使按行，赐给医药。”[204]大明四年（460年）四月，孝武帝下诏：“都邑节气未调，疫疠犹众，言念民瘼，情有矜伤。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恤赡。”[205]北魏皇兴四年（470年）三月，献文帝下诏说：“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广集良医，远采石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量给之。”[206]延昌三年（514年）四月，宣武帝下诏：“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言念毁没，有酸怀抱。亡者不可复追，生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需之药，就治之。”[207]朝廷救济对缺医少药的灾民固然是件好事，但是第一，救济的次数毕竟不多；第二，救济的地区毕竟有限，所以并不能使百姓的医疗条件有多大的改善。从总的看，魏晋南北朝的医务制度，使皇族和贵族享有这个时期发达的医学成果，具有优越的医疗条件；寒门庶族地主次之；最痛苦的仍是广大的平民百姓。所以说，它仍是贵族地主的医疗制度。
[1]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2] 《三国志·魏书》卷13，《王朗传附王肃传》注引《魏略》。
[3] 《三国志·魏书》卷3，《明帝纪》。
[4] 《三国志·蜀书》卷12，《许慈传》。
[5] 《三国志·吴书》卷2，《吴主传》。
[6] 《三国志·吴书》卷3，《三嗣主传》。
[7] 《宋书》卷14，《礼志》一。
[8] 《晋书》卷24，《职官志》。
[9] 《南齐书》卷9，《礼志》上。
[10] 《晋书》卷6，《元帝纪》。
[11] 《晋书》卷7，《成帝纪》。
[12] 《宋书》卷14，《礼志》一。
[13] 同上。
[14]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15] 《宋书》卷55，《傅隆传》论。
[16] 《南齐书》卷9，《礼志》上。
[17] 《南齐书》卷3，《武帝纪》。
[18] 《南齐书》卷9，《礼志》上。
[19] 同上。
[20] 《梁书》卷2，《武帝纪》中。
[21] 《陈书》卷1，《高祖纪》。
[22] 《陈书》卷33，《儒林·沈不害传》。
[23]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24]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25]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
[26] 《晋书》卷121，《李雄载记》。
[27] 《晋书》卷121，《李班载记》。
[28]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晋书》卷86，《张轨传》。
[32]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33] 同上。
[34]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35] 同上。
[36] 《魏书》卷7，《高祖纪》。
[37] 《魏书》卷8，《世宗纪》。
[38] 《魏书》卷48，《高允传》。
[39]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40] 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41] 《魏书》卷78，《孙绍传》。
[42]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43] 《北齐书》卷4，《文宣帝序》。
[44] 《北史》卷81，《儒林传记》。
[45] 《周书》卷38，《李昶传》。
[46] 《周书》卷45，《儒林·乐逊传》。
[47] 《周书》卷45，《儒林传序》。
[48] 《三国志·魏书》卷24，《高柔传》。
[49]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及注引《魏略》。
[50] 《三国志·魏书》卷23，《杨俊传》。
[51] 《三国志·蜀书》卷12，《谯周传》。
[52] 《晋书》卷82，《虞溥传》。
[53] 《晋书》卷42，《唐彬传》。
[54] 《晋书》卷46，《李重传》。
[55] 《晋书》卷75，《范汪传》。
[56] 《晋书》卷75，《范汪附范宁传》。
[57] 同上。
[58] 《宋书》卷14，《礼志》一。
[59] 《宋书》卷66，《何尚之传》。
[60] 《魏书》卷46，《李矩传》。
[61] 《魏书》卷48，《高允传》。
[62] 《魏书》卷6，《显祖纪》。
[63] 《魏书》卷33，《贾彝附贾传》。
[64] 《魏书》卷57，《高祐传》。
[65] 《魏书》卷57，《崔挺附崔孝传》。
[66]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引《魏略》。
[67] 同上。
[68] 《晋书》卷91，《儒林·刘兆传》。
[69] 同上。
[70] 《晋书》卷91，《儒林·范宣传》。
[71] 同上。
[72] 《南齐书》卷39，《刘传》。
[73] 《北史》卷81，《儒林·徐遵明传》。
[74] 《晋书》卷94，《隐逸·杨轲传》。
[75] 《梁书》卷48，《儒林·伏曼容传》。
[76] 《南史》卷76，《隐逸·沈麟士、臧荣绪传》。
[77] 同上。
[78] 《高僧传》卷5，《竺僧朗传》。
[79] 《宋书》卷71，《徐湛之传》。
[80] 《陈书》卷9，《吴明传》。
[81] 《魏书》卷91，《术艺·殷绍传》。
[82] 《魏书》卷91，《术艺·崔彧传》。
[83] 《南齐书》卷39，《刘传》。
[84] 《魏书》卷84，《儒林·刁冲传》。
[85] 《晋书》卷94，《隐逸·霍原、郭瑀传》。
[86] 同上。
[87] 《南史》卷76，《隐逸·沈麟士传》。
[88] 《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注引《魏略》。
[89]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注引《魏略》。
[90] 《三国志·吴书》卷8，《阚泽传》。
[91] 《三国志·吴书》卷12，《虞翻传》。
[92] 《晋书》卷91，《儒林·刘兆、杜夷传》。
[93] 同上。
[94] 《晋书》卷94，《隐逸·祈嘉、宋纤传》。
[95] 同上。
[96] 《北史》卷81，《儒林·张吾贵、李铉传》上。
[97] 同上。
[98] 《北史》卷82，《儒林·包恺、房晖远传》下。
[99] 同上。
[100] 《南史》卷71，《儒林·伏曼容、崔灵恩、沈德威传》。
[101] 同上。
[102] 同上。
[103] 《梁书》卷41，《王规附王褒传》。
[104] 《宋书》卷60，《王准之传》。
[105] 《魏书》卷47，《卢玄传》。
[106] 《三国志·魏书》卷27，《王昶传》。
[107] 《南史》卷30，《何尚之传》。
[108] 《南史》卷30，《何尚之传》。
[109] 《宋书》卷16，《礼志》三。
[110] 《宋书》卷66，《何尚之传》。
[111] 《南史》卷20，《谢弘微传及附传》。
[112] 同上。
[113] 同上。
[114] 同上。
[115] 同上。
[116] 《魏书》卷24，《崔玄伯传》。
[117] 同上。
[118] 《陈书》卷21，《孔奂传》。
[119] 《晋书》卷80，《王羲之传》。
[120] 《宋书》卷62，《王微传》。
[121] 《三国志·魏书》卷3，《明帝纪》。
[122] 《水经注》卷16，《水注》。
[123] 《三国志·蜀书》卷12，《许慈传》。
[124] 《晋书》卷91，《儒林传序》。
[125] 《文献通考》卷43，《学校考》。
[126] 《晋书》卷83，《车胤传》。
[127]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128]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129]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
[130]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131]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132] 《南齐书》卷22，《王俭传》；卷39，《陆澄传》。
[133] 《梁书》卷27，《明山宾传》；《南史》卷71，《严植之传》。
[134] 《魏书》卷4，《世祖纪》下。
[135] 《魏书》卷7，《高祖纪》。
[136]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
[137] 《周书》卷35，《薛慎传》。
[138]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引《魏略》。
[139] 《晋书》卷91，《儒林·刘兆传》。
[140] 《南史》卷71，《儒林·伏曼容传》。
[141] 《南史》卷71，《儒林·司马筠传》。
[142] 《南史》卷62，《贺传》。
[143] 《宋书》卷93，《隐逸·雷次宗传》。
[144] 《梁书》卷3，《武帝纪》下。
[145] 《全三国文》卷50。
[146] 《全晋文》卷72。
[147] 《弘明集》卷8，《灭惑论》。
[148] 《广弘明集》卷9，《辩惑篇》第二之五《笑道论》。
[149] 《高僧传》卷4，《义解·康僧渊传》。
[150] 《陈书》卷33，《儒林·张讥传》。
[151] 《北史》卷81，《儒林·孙灵晖传》。
[152] 《北史》卷81，《儒林·李业兴传》。
[153] 《魏书》卷53，《李孝伯传》。
[154] 《魏书》卷53，《李孝伯附李祥传》。
[155] 中书学即国子学前身。详见本章第一节。
[156] 《魏书》卷53，《李孝伯附李安世传》。
[157] 《抱朴子·外篇》卷15，《自叙》。
[158] 《晋书》卷72，《葛洪传》。
[159] 同上。
[160] 同上。
[161] 《南史》卷57，《范云附范缜传》。
[162] 《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
[163] 《三国志·魏书》卷19，《陈思王曹植传》。倩，请。
[164] 《世说新语》卷上，《言语篇》。
[165] 宇文通：《庾信集序》，《全后周文》卷4。
[166] 《南史》卷72，《文学·祖冲之附祖皓传》。
[167] 同上。
[168] 《礼记·曲礼下》。
[169] 《南史》卷32，《张邵附徐文伯传》。
[170] 《北史》卷90，《艺术·徐蹇传》。
[171] 《南史》卷32，《张邵附徐文伯传》。
[172] 《北史》卷90，《艺术·徐蹇传》。
[173] 徐文伯的另一个弟弟徐嗣伯也是医生，见《南史》卷32，《张邵附徐嗣伯传》。
[174] 《北史》卷81，《儒林·徐遵明传》。
[175] 晋人皇甫谧说：“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见其著作《黄帝针灸甲乙经序》。
[176] 《全晋文》卷116，引葛洪《肘后备急方序》。
[177] 同上。
[178] 《三国志·魏书》卷29，《方技·华佗传》。
[179] 《南齐书》卷23，《褚渊附褚澄传》。
[180] 《南史》卷32，《张邵附徐道度传》。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塘。”谓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
[181] 同上。
[182] 《南史》卷32，《张邵附徐文伯传》。
[183] 《魏书》卷91，《术艺·徐謇传、崔彧传》。
[184] 同上。
[185]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医外科，朱大谓《魏晋南北朝的中医外科医术》一文有详尽论述，见《文史哲》1990年第4期。本节外科部分主要依据此文。
[186] 《三国志·蜀书》卷36，《关羽传》。
[187] 《晋书》卷44，《卢钦附子浮传》。
[188] 《魏书》卷25，《长孙道生附曾孙子彦传》。
[189] 《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
[190] 《北史》卷90，《徐謇附徐之才传》。
[191]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192] 《宋书》卷27，《符瑞志》上。
[193] 《南史》卷32，《张邵附徐嗣伯传》。
[194] 《北史》卷90，《艺术·马嗣明传》。
[195] 《太平御览》卷742，《疾病部》引《魏略》。
[196] 《北史》卷90，《艺术·马嗣明传》。
[197] 《宋书》卷59，《张畅传》。按同书卷46《张邵附张畅传》，牧作枚。
[198] 《宋书》卷67，《谢灵运传》。
[199] 同上。
[200] 《宋书》卷67，《谢灵运传》。
[201] 《晋书》卷84，《殷仲堪传》。
[202] 《宋书》卷5，《文帝纪》。
[203] 同上。
[204] 《宋书》卷6，《孝武帝纪》。
[205] 同上。
[206] 《魏书》卷6，《显祖纪》。
[207] 《魏书》卷8，《世宗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