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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节 角智活动
角智与竞技有同有异。二者都要决出胜负，这是其同。但前者偏重于智力的角逐，后者则偏重于技巧的较量，此又其异。魏晋南北朝时角智的娱乐活动有围棋、象戏、四维、猜谜等。
一 围棋
我国的围棋活动历史久远，尧造围棋、丹朱善弈的传说自古流传。在春秋战国时，史籍中已有围棋活动的明确记载。东汉马融《围棋赋》说：
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先据四道，守角依傍，缘边遮列，往往相望。离离马目，连连雁行。[48]
马融此赋表明，东汉时人们围棋的布局战略已经相当成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围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它有五个突出特点。
第一，围棋活动遍及大江南北。三国时，曹操喜欢下围棋，“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之埒能。”[49]在孙吴，孙策曾与属下一边弈棋一边商议军国大事。太子孙和曾因围棋成风而让韦曜论围棋之害。[50]蜀汉后主刘禅延熙七年（244年），魏军前来进攻。后主命费祎率众御敌。光禄大夫来敏前来送行，并要求与费祎下一盘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51]魏晋之际的名士，也常常相聚饮酒围棋。《晋书·阮籍传》载，阮籍，“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西晋的灭吴大计，也是在武帝与臣下围棋时决定的。西晋时裴遐，下棋到了忘我的程度。一次他在平东将军周馥处下围棋，周馥的司马敬酒，裴遐只顾下棋，没有饮酒。司马怒，将裴遐拽倒在地。但裴遐慢慢起来后，回到座位上，颜色不变，复棋如故[52]。东晋时，祖纳亦好围棋，王隐劝他要珍惜光阴。祖纳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忘忧。[53]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前秦主苻坚率30余万大军南伐东晋，京师一片恐慌。谢安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主持御敌大事。其侄谢玄数次问计，谢安寂而不语，只是会集亲朋，与谢玄围棋赌别墅，并赢了棋艺高于自己的谢玄。谢玄破苻坚后，将捷报送至谢府，时谢安正与客下围棋，看过捷报，“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54]谢安此举，一直被历史引为将帅风度的美谈。南朝刘宋时，徐羡之“颇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55]。吴郡人褚胤，棋艺冠绝当时。其父褚荣期犯大逆之罪，褚胤按律也应从死。大臣何尚之为其求情说：“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碤犯令，以才获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与其微命，使异术不绝。”在何尚之求情无效，褚胤被处死后，时人皆感痛惜。[56]何尚之为褚胤乞命，为使奇异棋术不绝；时人痛褚胤之死，惜其术之亡，正表达了当时人对围棋的爱慕之深。南齐高帝萧道成，喜好围棋，其第五子萧晔也工弈棋。萧惠开因善隶书及弈棋，也深得萧道成器重。南朝梁武帝萧衍，史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57]。他每从夜达旦，下棋不辍，手下之人常常熬不住，全都困倦而睡。[58]南朝萧梁时，朱异治《五经》，涉文史，通杂艺，善弈棋，喜书法。有一次，尚书令沈约与他开玩笑说：“卿年少，何乃不廉?”说得朱异摸不着头脑，不知自己如何不清廉。沈约见状大笑，说：“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59]这虽是句玩笑之语，但“天下唯有文义棋书”，足可反映出围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位置的重要。在北朝，围棋活动也很盛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拓跋焘率军南征，还派人向南朝宋借棋子等物。拓跋焘下棋很入迷，在他下棋时是不听臣下的奏事的。有一次，尚书令古弼有重要事欲上奏，不巧拓跋焘正和给事中刘树下棋。古弼只得在外面等，他等了好久，还不见棋终局，便闯进去，揪住刘树的头发，将其拉下座位，一边扇着他的耳光，一边说：“朝廷不治，实尔之罪。”拓跋焘连忙放下棋说：“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何罪?置之!”便听古弼将事情上奏。[60]北魏时，中山人甄琛被举为秀才，他进入京师后，整日下棋度日，甚至通宵彻夜地下。他下棋时，让仆人秉烛照明。仆人实在熬不住，不禁打起瞌睡。甄琛便对其大加捶杖。奴仆忍受不了，便说：“郎君辞父母，仕官京师。若为读书执烛，奴不敢辞罪，乃以围棋，日夜不息，岂是向京之意?而赐加杖罚，不亦非理!”一番话说得甄琛愧惕交集，从此便专心读书研习。[61]北魏魏子建任前军将军，十年未被迁徙，他在洛阳闲暇，常与李韶、李延寔等人下棋。有人劝他，他说：“棋于机权廉勇之际，得之深矣。且吾未为时用，博弈可也。”[62]他认为围棋在把握时机、随机应变、观察形势、勇于战斗等方面，对自己有很深的启发。若不是长久下棋，反复琢磨，是不会有此深悟的。
第二，魏晋南北朝时，开始根据棋艺的高低对棋手分级定品。曹魏之时，朝廷在政治上曾实行九品官人法，将流内之官分为九个等级。围棋的品级也出现在此时，很可能受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围棋的九品，开始是指棋艺所达到的境界。曹魏时，邯郸淳作《艺经》说：
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63]
这种分法比较抽象，不能作为划分棋手水平高下的硬标准。所以魏晋之际，虽然出现许多围棋高手，但不见将他们归入品级的记载。如三国孙吴时，严子卿围棋水平最高，但史书只记载说“围棋莫与为辈”[64]。葛洪《抱朴子·内篇·辨问》也只是说：“善围棋者，世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有棋圣之名也。”东晋时，对棋手的品级评价始见于记载。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方正篇》引东晋人范汪《棋品》说：“碦与王恬等棋第一品，导第五品。”至南朝刘宋以后，棋手的正式品级记载更多。宋武帝刘裕时，黄门侍郎羊玄保“善弈棋，棋品第三”[65]。宋孝武帝以后，又对棋手进行品评，结果琅邪人王抗为第一品，吴郡人褚思庄、会稽人夏赤松为第二品。[66]宋明帝刘彧也好围棋，他曾仿照州邑等行政建制设围棋的品评机构，其中建安王刘休仁为围棋州郡大中正，王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品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67]众所周知，在九品中正制中，中正是品评士人等第的权威人士，依此而推，围棋的大小中正，也就是品评棋手水平高低的权威人士。在这个机构中，由于王抗、褚思庄等围棋高手的介入，更增加了其品评的权威性。当然这种权威不是绝对的，它在皇帝的权威面前往往掺有水分。《南齐书·良政·虞愿传》载：宋明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可见宋明帝的三品之称是名实不符的。不过这件事也说明围棋的品评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是有一定的原则性的，否则，为什么不把宋明帝捧为第一品，而让这位真龙天子的棋品居于臣子之下呢?对皇帝尚且如此，对别人之严格亦可想而知。南齐时，品评棋等的活动仍在继续，高帝萧道成弈棋第二品，江
围棋是第五品。萧道成还组织一品棋手王抗和二品棋手褚思庄进行比赛，“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68]。齐武帝萧赜时，又命王抗品评棋手，并让萧惠基主管这项工作。梁朝柳恽喜好弈棋，梁武帝曾让他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69]。沈约在《棋品序》中说：“圣上听朝之余，因日之暇，回景行情，降临小道，以为凝神之性难限，入玄之致不穷。今撰录名氏，随品详书，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来叶。”[70]可见《棋品》就是优秀棋手的排名册。由于新人的不断出现，棋手的水平发生变化等原因，《棋品》在若干年以后也需要校定。梁武帝大同末年，又将到溉、朱异等著名棋手聚集一起，根据他们所走的棋谱，让陆云公校订《棋品》。将棋手分品定级，这在围棋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说明古代围棋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因为只有围棋普遍开展，高手不断涌现，定品排名才有可能。同时，棋手的排名定品，又会促使他们去钻研棋艺，向新的高度攀登，从而推动围棋水平的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棋手的九品分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今天，围棋界采用棋手九段的分法，虽然已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分法有不少区别，但受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魏晋南北朝时，围棋棋具出现重大变化。所谓棋具的变化，主要指棋盘的变化。曹魏时，邯郸淳所作《艺经》说：“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71]晋人蔡洪《围棋赋》说：“命班尔之妙手，制朝阳之柔木，取坤家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然后画路表界，立质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圆，等途授卒，三百惟群。”“三百惟群”即“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邯郸淳是北方人，蔡洪是南方人，观二人的作品可以知道，魏晋时期，南北方的围棋盘均为横竖各17条线。十六国以后，北方围棋棋盘开始出现变化。《孙子算经》记载一道以围棋道数为内容的算题：“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王仲荦先生认为：“《孙子算经》，撰人无考。大概是十六国后期、北魏前期的著作。”[72]由此看来，至迟在北魏前期，北方就已出现了横竖各19条线的围棋盘了，与我们今天所用的棋盘毫无二致。19道围棋盘的出现，也是围棋发展史上的重大变化。首先，它比17道棋盘多了72个放子的点，从而使棋路的变化大增，使双方的剿杀更加激烈和多变。其次，棋盘的变化，会引起战略战术的变化。以布局为例，在17道棋盘上，人们往往“先据四道，守角依傍”，而在19道棋盘上，这就不一定是好的布局。《魏书·术艺传》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北魏孝文帝时，有个叫范宁儿的人，善围棋。他曾与李彪一起出使南朝。当时南方正是齐武帝萧赜掌权，他听说范宁儿棋艺高，便派出江南一品棋手王抗与之较量，结果是范宁儿获胜。王抗在宋齐两朝皆棋居一品，江南无敌，却被北方棋手战胜，这可能与北方率先使用19道棋盘有关。
第四，围棋高手层出屡现。三国时，王粲看别人下棋，不料棋盘被别人碰了一下，整盘棋被破坏。王粲凭记忆将这盘棋复原。下棋的人不相信王粲所恢复的棋局，便用一块布将全局盖住，让他用另外的棋再摆出来。王粲摆完后，人们把盖着的棋局打开，发现二者没有一子之误。南朝时，围棋高品名手更是屡见不鲜。除前述高品棋手外，梁朝王瞻，史称他“涉猎书记，于棋射尤善”。梁武帝对其射、棋、酒三术多次称赞。[73]庾诜也善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号称“一时之绝”[74]。北齐河南康舒王高孝瑜，也能将棋盖住，不失一道地将其再摆出来。
第五，童龆弈棋，蔚成风气。魏晋南北朝时，儿童时就开始下棋的事很多。曹操派人抓孔融时，孔融的两个年方8岁的孩子正在下棋。他们见父亲被抓，端坐不起。人问何故，他们说：“安有巢毁而卵不破者乎?”[75]南朝刘宋时，吴郡人褚胤年7岁时便入围棋高品。萧梁时，司马申14岁时围棋便下得很好。他曾随父亲到吏部尚书到溉处。到溉围棋下得也很好，常常陪梁武帝通宵达旦地下棋。在到溉处，司马申还遇到了阳子春、朱异等围棋高手，并和他们下棋，受到他们赏识。梁武帝大同末，曾举行一次重定棋品的比赛，吴郡人陆琼也来了。当时他年仅8岁，便能在众人面前重摆覆局，京师称之为神童。
以上五个特点说明，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围棋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对我国围棋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 象戏与四维
据《艺文类聚》卷74记载，象戏为北周武帝宇文邕所造。[76]《隋书·经籍志》中也收录了宇文邕撰写的《象经》一卷，可惜现已亡佚。有人认为，周武帝所造象戏，为今日流行的象棋的祖型。但据有关象戏的文献记载看，它与象棋似乎没有源流关系。北周王褒《象经序》说：
一曰天文，以观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阴阳，以顺其本，阳数为先本于天，阴数为先本于地是也。四曰时令，以正其序，东方之色青，其余三色，例皆如之是也。五曰算数，以通其变，俯仰则为天地日月星，变通则为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吕，以宣其气，在子取未，在牛取田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兑，至离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惇其教，出则尽忠，入则进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礼，不可以贵凌贱，直而为曲，不可以卑畏尊，隐而无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务，武论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礼仪，以制其则，居上不骄，为下尽敬，进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观德，以考其行，定而后求，义而后取，时然后言，乐然后笑是也。[77]
王褒此文，概括了象戏的形制及其体现的原则。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将它与后来的象棋联系起来。关于象棋的起源，还有一种看法，即春秋、战国时象棋已具雏形。其根据是《楚辞·招魂》中的一段：“菎蔽象棋，有六薄兮；分曹并进，道相追兮；成枭而牟，呼五白兮。”但通过这段描写，我们认为，此中的象棋，更像古代的博戏，与后来的象棋无关。那么究竟什么是象棋的祖型呢?东晋时一种名为“四维”的棋与后来的象棋有相似之处。东晋人李秀写的《四维赋》说：
四维戏者，卫尉挚侯所造也。画纸为局，截木为棋，取象元一，分而为二。准阴阳之位，拟刚柔之策。而变动云为，成乎其中。世有哲人，黄中通理，探赜索隐，开物建始，造四维之妙戏，邈众艺之特奇。尽盈尺之局，乃拟象乎二仪，立太极之正统，班五常之列位。刚柔异而作配，趋舍同而从类。或盘纡诘屈，连延骆驿；或间不容息，舍棋则获。围成未合，骄棋先出，九道并列，专都独毕。[78]
李秀赋中“取象元一，分而为二”、“九道并列”等描写，与象棋的棋盘极似。同时，李秀称四维为“妙戏”，说它“邈众艺之特奇”，这种趣味性很强的娱乐活动，在南北朝时一定会深受人们喜爱。比较“四维”与“象戏”，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四维中有两仪，象戏中有天地；四维中有五常，象戏中有五行；四维中有刚柔，象戏中有阴阳等。众所周知，北周建立之初，以继承西周自诩，它恢复《周礼》，按照它建六官制度。北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多所创建，即使在娱乐方面，也体现出恢复周礼的特点。他所创制的象戏，包括了天地、五行、四时、律吕、八卦、忠孝、君臣、文武、礼仪等方面，很可能是对四维戏进行吸收、改造的结果。
探明四维与象戏的关系，对于说明象棋的祖型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北周武帝改制四维固然是个创举，但他却把娱乐活动政治化，使轻松的娱乐变得复杂而沉重。所以，随着隋统一后对北周复古的废止，象戏也渐渐被人冷落。而四维，却以其高于众艺的奇特魅力，被人们发展成为象棋。
我们说周武帝所创象戏不是象棋的祖型，还有一个根据。北宋司马光曾创“七国象戏”，并有“仿象戏而损益之”的明确说明。[79]七国象戏的棋盘，南北19道，东西20道，与围棋极似。它的棋子有120颗，包括周一颗，齐楚燕韩赵魏秦各17颗。周子为黄居中，其余七国分别为青、赤、黑、丹、紫、绿、白布在四周。各国的17颗子中有将1颗，偏将1颗，裨将1颗，行人1颗，炮1颗，弓1颗，弩1颗，刀2颗，剑4颗，骑4颗。若7个人玩，1人占一国，若6个人玩，则秦与一国连衡。若5个人玩，则楚与一国合纵。若4个人玩，则齐与一国合纵。若3个人玩，则秦与两国连衡。走棋则按秦楚韩齐魏赵燕的次序，已行之棋不得复还。自己的将被他方所擒或所剩棋子不满10颗为负。这种棋的形制及玩法，和与之同时存在的象棋大不一样。我们知道象棋在北宋时，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其形制、玩法已和现代象棋没有多大区别，如果说象棋源于象戏，那么它为什么会与同样源于象戏的七国象戏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所以我们认为，四维戏是象棋的发展之源，象戏是七国象戏的祖型。
三 猜谜
东汉时谶纬盛行，社会上常常出现一些谶语。所谓谶语，就是用一种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语言来隐含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吉凶。魏晋南北朝时，受东汉谶纬的影响，社会上也常常流行一些谶语式的谣谚。《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记载，董卓将要被吕布所杀，社会上流传着一首谣谚：“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这个谣谚，是把“董卓”两字拆成“千里草”和“十日卜”，即董卓将活不成之意。又有道士在一块布上写个“吕”字献给董卓，但董卓对此都茫然不解。《晋书·慕容熙载记》记载，十六国时，北燕主慕容熙被高云所杀，在此之前，有童谣说：“一束藁，两头燃，秃头小儿来灭燕。”“藁”去两头，就剩“高”字。高云父高拔，小名秃头，高云是其最小的儿子。这预示着高云将要灭燕。
上述两个隐语，只是带有谶纬色彩的语言，还算不上猜谜活动。但它说明由于汉字的特殊结构，为以字作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魏晋南北朝时，作为一种角智活动的以字为谜的形式已经出现。据《世说新语·捷悟篇》记载，杨修曾任曹操的主簿。当时正在为曹操的相国府建造大门，在即将竣工时，曹操前来察看，他什么也没说，只叫人在门上写个“活”字，便走了。杨修看到，忙令人将门拆掉，说：“门中有‘活’。就是个‘阔’字。大王是嫌门太大了。”还有一次，有人送曹操一杯酪，曹操吃了一点，就将其盖上，并在盖上写了个“合”字，传给手下众人看。众人看罢，皆不知其中含义。传到杨修手中，他毫不犹豫地吃了一口，说：“大王教我们每人吃一口，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原来，把“合”拆掉，就是“人一口”。曹操善于以字为谜，足显其智；杨修善解其意，亦见其敏。终于有一件事使二人的智力分出高下。杨修曾和曹操外出，行至曹娥碑下，见碑后文题上有“黄绢幼妇，外孙臼”八个字。曹操问杨修：“你懂此文之意吗?”杨修说：“我知道。”曹操说：“先别说出来，让我再想想。”又行了30里，曹操说：“我也想出来了，让我们分别将答案写出。”只见杨修写道：黄绢，为有色之丝，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儿之子，于字为“好”；臼，捣辛味菜蔬之器，乃“受辛”之意，于字为“辤”。合起来是“绝妙好辞”。曹操所得答案与杨修同，他感慨地说：“我的智力与你相差整三十里。”南朝刘宋诗人鲍照曾出过一个字谜：“一八五八，飞泉仰流。”谜底是个“井”字。[80]因为井字四边共出八个头，即所谓“一八”；井字拆开有四个“十”，五八为四十；井水需垂绳而提上来，即所谓“飞泉仰流”。这种将字形的分合、字意的内容综合在一起的谜语的确有一定难度。在北朝，还有以物为谜底的谜语。北魏咸阳王元禧，在世宗元恪时曾谋反，后因谋泄出逃，当时随其出逃的不过僮仆数人。元禧忧迫不知如何是好，便对身边的一个叫尹龙虎的人说：“我现在愦愦不堪，你给我出个谜语解闷。”尹龙虎便想起一个谜语说：“眠则同眠，起则俱起。贪如豺狼，赃入不已。”元禧猜是眼，尹龙虎说是筷子。[81]元禧困窘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猜谜竟能解其郁闷，可见其排忧解闷的娱乐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