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瑞安：我的人生不可一日无惊喜

文/丁冠景、黎恩

温瑞安，“继古龙之后最重要的新派武侠小说家”，这是中国大陆武侠读者的一个共识。在2004年9月份，温氏接受南方电视台邀请，赴广州出席他原著《逆水寒》改编的电视剧首播造势会及记招会，又出席该电视台“金秋夜宴”，上台作嘉宾发言，语惊四座，更接受电视台制作独立访谈专辑“戏说人生温瑞安”节目，又首次接受新浪网现场直播访谈，谈笑风生。以下，是他独家接受南方日报著名编辑丁冠景的问答实录。

2004年9月15日，古装武侠电视剧《逆水寒》在广州举行首播仪式。

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家好”过后，原著作者、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温瑞安在张智霖、钟汉良、于娜等俊男美女的簇拥下，大步流星，闪亮登台，双手抱拳向众人作揖。温大侠一套白色西装，内配一件鲜红色衬衣，语速极快，声若洪钟，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里，既流露出文人的智慧、侠者的坚毅，也透着商人的精明与干练。

温瑞安，继古龙之后最重要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祖籍广东梅县，1954年1月1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先后在新马和我国台湾求学，除写作之外，还创办了当时在新马最？？的“天狼星诗社”和台湾最具规模的文艺社团“神州诗社”。大学期间曾蒙冤入狱，并曾一度被判死刑。迄今出版著作800多部，涵盖评论、诗歌、剧本等多个领域，其中700部以上是武侠小说，代表作有“神州奇侠”、“四大名捕”、“说英雄，谁是英雄”、“七大寇”等系列，大量作品频频被两岸三地改编成影视作品。

年少气盛时，锄强扶弱是应该的事。

记：可以谈谈小时候的生活吗？听说你的父亲对你的影响很大？

温：我是个“乡下仔”，出生于马来西亚美罗埠霹雳州火车头，那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镇。我的父亲叫温伟民，参加过叶帅的部队，因为家里逼他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在解放后离开大陆。在马来西亚先是担任中学校长，后来转为资深教员。他的术数、功夫底子都很好，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很孤傲刚正的人，这一点对我终身都有影响。

记：你在9岁时就写出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否出于父亲的熏陶？

温：大家都觉得我是神童，我其实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大笑）我从小未入学就爱读书、写作、幻想、绘画。5岁读书，6岁时画了本连环画《三只驴子》。9岁时写的长篇小说名为《龙虎风云录》，主要是写学校里的人物——我把他们按照个人喜好分成正邪两派。当时全校同学争相传阅，都想看看自己是什么下场。有的为了落得个好结局，还来恐吓我、讨好我。（笑）

我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正是港台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金庸、梁羽生如日中天，古龙也渐渐走向成熟，诸葛青云、卧龙生等大批作家如同众星拱月。到了16岁，我一时手痒写了个短篇《追杀》，就是后来《四大名捕》的雏形。

记：武侠小说家大多是纸上谈兵，而你却是真的会武功。看过很多照片，有的是你整个人凌空飞起，还有的是在梅花桩上练轻功。

温：（笑）我幼时体弱，习武是为了强身。偏有朋友当我“大哥”，年少气盛时，难免会挺身做些锄强扶弱的事，也可以说是半个“江湖人”吧。

1974年我办“神州诗社”时，也仿照武林中人的样子把寓所命名为“试剑山庄”，客厅装修成“聚义堂”，文友拟了幅对联“天地轩中神州月，棕榈树下武陵人”。地上铺着榻榻米，让社员平日练武。没钱买床，冬天垫上太空被就睡，常常半夜冷醒了，就起来运功驱寒。有时还上天台练武——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七重天练武台”。因为我们是稳打稳扎地一重天一重天地练上去的。冬天我们会登上合欢山，在雪地里赤手空拳地“比武”。我还当过台湾空手道武馆的总教练。

记：听说你还精通各种术数，曾替当年默默无闻的吴宇森和周润发看过掌相，并预言来日他们必定蜚声世界？

温：我父亲精通此道，我只是略懂一二吧。香港一篇报道说我曾经和周润发在片场相遇，我对他说，你心里面想的我都知道，你不必说出来，然后我就走开了，他也走开了。这件事越传越玄乎。其实哪有这么夸张！1984年我是亚视的创作部经理，第二年进入新艺城影业公司当创作部经理，还跟徐克、吴宇森、麦嘉一起谈过拍《英雄本色》《最佳拍档》续集的大计等。

多年来，我一直以诗人自居。

记：30年来你写了几百部小说，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领域，其中有一部集子《雪在烧》，一口气收罗了你12种不同类型的小说，包括悬疑、侦探、文艺、言情、心理、历史、科幻、武侠、诡异、象征、寓言乃至反小说，让人感觉你在文学创作上好“花心”。但到目前为止，你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只有武侠小说，对此你心里会不会觉得不痛快？

温：时代变了，写诗、写散文搞纯文学未必有人看，但我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写武侠以外的作品。海外很多报纸杂志上，仍有我写的专栏。只不过读者对我的武侠小说反应比较热烈。就像我制作一出舞台剧，本来啥角色都有，可大家偏偏喜欢“武侠”这名主要演员，喜欢看他的戏，他就特别抢镜头，那我只好让他尽情发挥了。

记：你多才多艺，但你最认同自己那一种身份呢？

温：诗人。多年来我一直以诗人自居，觉得众多文类中仍是以写诗最为得心应手。早在13岁时我便在马来西亚成立“绿洲诗社”，后来发展出马来西亚最大的文学社团“天狼星诗社”。“神州诗社”成立后，主要也是出版诗集、散文，创办《青年中国》杂志，推广诗社作品与精神，社员遍布全省，他们都是流了热泪入社的，而入社是为了献出热血热心的，觉得晚到“神州诗社”一步，仿佛一辈子都晚了一步。方娥真、周清啸、黄昏星都是那时候认识的挚友。我们写了很多很多的诗，台湾的文学评论家把我们归入了“现代派”诗歌中的“江湖派”里面。那是一段很难忘的日子。听说在内地现在称人为“诗人”，跟白痴差不多，其实香港也一样，香港当“诗人”形同疯子。不过我喜欢当“疯子”，“白痴”也无妨。

在武侠写作技巧上，我从古龙文体上获益比较多。

记：感觉上你是个真性情的人，本身就颇像你笔下的侠客，如《神州奇侠》中的萧秋水。

温：要知道“写武侠未必在武林”。连战、马英九不写武侠，可能连看都不去看，因为他们本身就在江湖里；陈水扁最有力的支持者，居然就是他从前的敌人、国民党的老大李登辉！怎么样，是不是比《笑傲江湖》还要精彩？

又譬如金庸。我所知的金庸其实一点也不“武侠”，反而是个很“闷”的人：以前每晚10点回《明报》上班，先浏览当天的新闻，然后写社论，还要处理编务，怎样抒发自己的情怀？也许只好每天花两个小时写连载，寄情于满纸烟云的江湖恩怨中。

记：向来“金、梁、古、温”四大家并称，你怎么评价其他几位？

温：金庸是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他最大的贡献是告诉人们：武侠小说也是文学。他的作品是我的偶像。古龙是一个很狂的人，“一时能狂便算狂”。我一直觉得他是自杀死的。他第四次进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如果再不戒酒就没人救得活他了。当时古龙的反应是放声大笑，他住在4楼的病房，但笑声连底层的人都听得到。他已经是视死如归了。写作技巧上我学古龙的比较多，他可以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崇拜金庸，喜欢古龙。虽然自己长得不高，可有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便有可能比别人看得远一些。金庸化用水浒传式的白话，古龙喜欢海明威那样电报式的短句。我一直希望把两者融合起来。如果说我和他们相比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年轻。我比金庸小30岁，和古龙也差了18岁。我能够抓住时代的脉搏，而我身边和公司里年轻难占了一大半，80后乃至90后的也不少，所以很了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

记：从1970年发表的《追杀》至今，三十四年过去了，“四大名捕”的故事还在继续，仍没有结局。怪不得别人说，喜欢金庸要长情，因为他花了10年时间去修订作品，每次出版读者还得重新买来对照；而喜欢你就要长寿，从前读你作品的少年如今都已经成了中年人、有的甚至步入老年了。

温：我有时写了没有拿去发表。中国是地大物博，也是“地大勿搏”，大陆出版我的小说大多都是未经授权的，我修正了的地方他们也没有跟着改。比方说你有个孩子，想送去学校念书，学校里面有黑社会，对孩子不好，还打人，你还敢把孩子往学校里送吗？

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在读我的作品，武侠小说未必一定就误人子弟。我一直坚持小说没有正统、非正统之分，只有好坏之别，流行的、受欢迎的，并不意味着一定不好。我写武打只是为了表达侠义，那是一种优雅而必需的暴力。

报仇太辛苦了。与其报仇，不如报恩。

记：你曾经说过《大侠传奇》里面的萧秋水是你在狱中思考的结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你自己为原型写的。能谈谈这段经历吗？是什么时候出的事？

温：准确来说是在台大读书的第四年。1980年9月26日，忽然有人按门铃，30多个警总人员破门而入，带走了我、方娥真。

记：因为什么获罪？

温：定的是叛乱罪，理由是“为匪宣传”。我主持“神州诗社”时，午夜12点过后都可以召集60多人，平时聚会谈文学论时政等闲也有四五百人。影响力一大，支持者一多，就难免给当局造成压力。

记：判了什么刑？

温：本来要判死刑。在台湾能判死刑的就只有叛乱罪，当然判死刑。

记：在狱中待了多长时间？

温：前后4个月。进去的时候他们跟你说，你没有希望出去了。狱中所受的折磨我不想再提。实际坐牢时间的长短，就看外面营救你的力量够不够强大。开始被关在国家安全局，后来转到军法处，与打家劫舍的囚犯押在一处。进去的人很少出得来。李敖被打断了手指，柏杨被打断了脚骨。大家都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他们会让你知道你所有的兄弟和朋友都出卖了你，你是一个死囚。很多人在里面发了疯。他们就是希望你自己了断，大家都省却麻烦。

记：最后你被成功营救，主要是什么力量起作用？

温：是本地和美国的文化界给台湾政府施加了压力。据我所知美国有42位教授联名为我求情，希望将这一介书生释放出来，因为如果连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都容不下的话，只能证明台湾政府还处于白色恐怖时代。

记：这段经历为你带来了什么？

温：让我知道，原来要做很多不是人做的事情，才会得到做人的资格！例如你有一些话凭良知是该说的，可在某些局势、处境下却不能说；当你连上洗手间都有人监视，已经失去了所有做人的尊严和自由时，你就不得不妥协；当你在外面有了自由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可能不得不少说一些真话，甚至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不做一些从道义上应该做的事情，而做一些无奈甚至虚伪的事情，来安抚那些对你不满意的有权有势者，当无法兼济天下时就只好独善其身了。不过，人生反正是迂回渐进的，你攀登高峰，用垂直方式，那只是自找麻烦。我学会了一面登山一面浏览，一面沿路玩乐，反而自寻快乐。

记：事情已经过去20年了，你放得下吗？或者说，会不会重新回到台湾，会不会再去接触政治，会不会记恨当年出卖过你的人？

温：我一直都强调，我不是一个政治人，我只是一个文人，只有文化的影响力才是最深入民心的。这个事件对我虽然是很大的伤害，但不至于让我对台湾反感。那只是有关单位以安全理由办案，不代表全台湾的文人和民众。

我并不觉得遗憾，因为我没有连累任何人，包括当年诗社的兄弟姐妹，因为所有罪名与罪状，都由我一个人独扛了。但很多人因为这件事的打击终身远离心爱的文学创作。除了小方。那些情治单位的人既找上了我，也必然找上了她，她在诗社的人缘才情与影响力不亚于我，她在狱中自杀过，被救活了，出狱后又陪我流落香港，在马、港、台三地过了六七年颠沛流离的日子。我不喜欢报仇，报仇太辛苦了。与其报仇不如报恩。一个人如果常常想报恩，心境一定愉快得多，我连报恩都来不及，哪有工夫报仇、去记恨别人呢。至于放下，我早就放下了，所以常谈起这事，主动被动都无碍，就像说一部“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一样。

曾以为如果跟她厮守一生，就是我最大的幸运，但原来幸运不代表幸福。

记：你总喜欢有意无意地提及方娥真，那么可以谈谈她吗？她在你的生命里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

温：1974年我们从马来西亚到台大读书，一起度过了生命中的流金岁月。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风雨飘摇的还是安逸和安乐的，我都认为这是我最大的幸运，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日子。我曾经以为如果能够跟她厮守一生，到老时共唱白发吟，就是我最大的憧憬，否则就是我最大的不幸。

记：记得七八十年代你们总是以情侣的姿态公开亮相，一个青衫磊落，一个白衣婉约，本是天作之合，为什么最后没有走在一起？是因为现在这位夫人的出现吗？

温：这样的说法并不少见。我在网上也看到读者老是骂我太太刘静飞拆散鸳鸯，或者指责我负心薄幸抛弃小方，今天我要对大家说一声：冤哉枉也！其实我和小方早在1978年已经正式分手了，她和她的初恋情人重新联系上了——是我陪她去找那位男士，是我亲自把她送回那个人身边的。我有我的风度，小方有小方的英烈，我们都尊重对方的意愿，都想对方好。从此我们是友谊不变，爱情已变。直到和小方分手20年后，1998年我才认识现在的太太，怎么可以说她是第三者呢？

记：原来如此。那么你和现在的太太是怎么认识的？从前你好像说过“因为前面的太精彩，如果后面的难以为继，终身不娶也未尝不可”的话？

温：对，我以前确实说过不结婚不生子，但是认识她以后就后悔了。那是1998年2月27日晚上，我偶然在广州看了场芭蕾舞，瞧见射灯下翩翩起舞的她的那一刻，我的魂魄就丢了，再也找不着了。这使我省悟到，之前是幸福，现在才是幸福。

记：在方娥真和刘静飞之间，温大侠你身边似乎从来不缺少女伴。九十年代香港某周刊曾经在同一期里刊登过你分别和6位女性的合照，并附有你自己的说明：我不介意公开她们的玉照，包括妓女。

温：（笑）6位太少，岂止是6位。不过她们都是我的女友，不是妓女。我个人从来不怕任何人误解，而且也不大理会别人的看法。我虽然敢做，但也有所不为。我承认我是一个多情的人，天生多情，情未必深，那时年少轻狂尚未定性，更兼受了莫大的委屈，放浪江湖确实是有的。但是我和她们在一起，都是真情相交，现在都已和平分手，不无怅惘，可幸全都仍是朋友。如果大家对我有误解，我无所谓，我承担得起，可是如果对她们有诬蔑，那我就得挺身维护、澄清，不能让她们受半点委屈。

记：当中有过铭心刻骨的女子吗？都有哪些？

温：如果我说几百个并不嫌多，如果说一两个的话更危险，还是不说为妙。（笑）

要生存，就一定要以强者的姿态活着。

记：你的诗写得好，小说是畅销书，原来生意也做得不赖，出版社都有好几间。为什么有兴趣进入商场？为什么很多作家从商都不太如愿？

温：因为他们都不够我奸。（笑）第一，商人都是很实际的，有些东西说明白了反而好办；其次，我懂一点精神分析学，更容易掌握顾客和对手的心理；第三，无论是经营诗社还是打理生意，我的身边都能团结和号召一批人。现在我的公司在两岸三地有12个分社，目前主要经营杂志和餐厅，另外我在港台新马的报章上，曾经一共开了17个专题专栏，有的是每日刊载，有的是3日刊或周刊。

记：那么多的生意，忙得过来吗？

温：我是一个喜欢求新求变的人，横竖死刑都判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我追求的人生是“不可一日无惊喜”。要生存，就一定要以强者的姿态活着，否则便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记：听说你每天只睡3个小时，虽然你成就很高，赚到很多的钱，但是，你快乐吗？

温：我希望自己能够很直接地活着、燃烧着、轰轰烈烈着。我在过去的生命中常常度过交织着痛苦和喜悦的时光。我想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快快乐乐过日子，不一定要文学，不一定要艺术，甚至可以没有成就，但是如果不快乐，就没有办法幸福。也许他很伟大，也许他很超然，但如果不快乐的话，这一生就缺少鲜艳灿烂的颜色。所以我觉得快乐是很重要的。你问我快不快乐，我只能回答你，我会尽力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快乐。

记：少年子弟江湖老，当年的“神童”今年也“知天命”了。奋斗了半生，你满意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吗？

温：我现在的书房叫做“知不足斋”，睡房就叫“知足斋”。艺术成就，个人修养，都是要懂得“不足”的道理的；然而在追求一些永无止境的欲望上，就要知足，例如金钱。所以“知不足斋”在我家里，“知足斋”在我心里。

虽然已经“知天命”了，但我信命而不认命，命运的东西是有的，但不能认命，一认命，什么都不能做了。

记：你年轻时想成为一个诗人，后来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扬名天下，今天更多的是以一个商人的面目出现，对此半生你该如何总结？

温：我曾经很想成为一个侠者，觉得一个好的书生同时也应是个侠客，后来发觉侠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一个记者有社会责任感，惩恶扬善，是侠；一个医生，不收红包，不为钱而救人，也是侠；一个律师，为受侮辱受损害的弱势者讨回公道，同样是侠；一个学生，认真求知，维护公理，一个官员，廉洁公正、执政为民，一个商人，取财有道……在我看来，都有侠气。

我至今还做着年轻时做的事，不求闻达，只想替身边的人做一些事，哪怕是一些小事。一个人在成熟以后还做从前的梦，锲而不舍，至死不渝，一定得有抱负和信念才坚持得下去。我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