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一瞥

封建庄园

查理大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实施分封制度。从那时起，国王、封建主和教会把各自占有的土地通过层层采邑分封，逐渐形成了以国王为主的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制度。从此，封建庄园成为西欧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生产单位。

封建领主拥有领地的行政、司法、军事和财政大权，他们直接剥削农奴的劳动。庄园中高大巍峨的城堡是领主的住宅、教堂和教士的宅院。农奴们则在城堡外建起简陋的茅舍遮风避雨。庄园中还建有磨坊、面包房、铁工房等手工作坊。这些都属于领主所有，农奴和手工业者为满足领主的需要而进行劳动，如果农奴用作坊，就得向领主支付费用。

西欧庄园规模不一。小庄园就是一个自然村，大的庄园则由多个自然村组成。封建领主往往利用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吞并原来村社的公有土地，兼并破产农户的私田，直至拥有整个村庄。

庄园内的耕地分为三种：最好的土地是领主的自用地；分给农奴耕种的份地；公用地。领主的自用地和奴隶份地分割成条形，犬牙交错。农奴们轮流为领主耕种自用地。每个农户每周必须有一个成年男子自备农具到领主的田里耕作三到五天。其余时间才可以耕种自己的份地。遇到收获季节，更要首先收割领主的庄稼，保证领主的收益。领主对农奴的这种剥削方式，称为劳役地租。

采取劳役地租形式有它的缺陷。不甘忍受剥削的农奴常常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对抗领主，领主的收益就会减少。领主就把自用地也分给农奴耕种，每年从他们的收获中抽取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三的收获物作为地租，这就是实物地租。后来，封建领主干脆规定每亩土地应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作为地租，形成货币地租。

农奴创造了庄园的财富，奠定了中世纪西欧社会发展的基础。但他们没有自由，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庄园的土地上。封建领主可以对农奴施以酷刑，也可以把他们和土地一起出卖或转让。农奴除交纳地租外，还要承担其他劳役。他们为领主砍柴伐木、修屋造桥、巡逻守卫。他们无偿为领主铺路、修桥，还要在通过这些路和桥时，交纳行路税、过桥税。领主还向农奴强征“军器税”，索取他们最好的马匹和牲畜。遇到战争时，农奴还要自备武器装备随同领主征战、厮杀，直到丢掉性命。

在封建庄园里，常常能看到许多滑稽而又令人心酸的场面：

燥热的夏夜里，劳累了一天的农奴们又聚在水洼旁，将水中聒噪的青蛙赶出水，驱逐到离庄园主卧室较远的草地上，免得让“呱呱”的叫声惊扰了庄园主的美梦。

一位女农奴，从鸡舍中把一群鹅和鸡拨来挑去，最终选了一只可爱的小白鹅和一只肥胖的大母鸡。她小心翼翼地把两只家禽带到主人家，交到肥胖的管家手中，管家捏捏小鹅的头，掰掰金色的鹅掌，冷冷地说：“这么丑陋的鹅，怎么能当做嫁小姐的礼物送来呢？”女农奴吓得连连称是。胖管家命人拿来一只凳子，放在地上，然后突然冲大母鸡一拍巴掌，鸡吓得马上扑棱棱跳了起来，随即又重重地跌在地上。“这样的病鸡也敢拿来？你看看，它连这么矮的凳子也飞不上去！”管家面露凶色喝道。女农奴嚅动着嘴唇小声辩解道：“它天天都在下蛋，它飞不起来是太胖的缘故。”“你自己看着办吧！”管家气哼哼地走了。女农奴抹着眼泪把鹅、鸡带走了。

农奴还要承受教会的压迫。他们必须把自己收获物的十分之一交给天主教会，叫做什一税；还要交纳弥撒费、洗礼费、教堂修缮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同样在上帝面前祈祷，农奴却从来不曾从“仁慈”的上帝那里得到任何赐福，他们向上帝奉献祭礼，获得的是更加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终年劳作，却总是一贫如洗。他们住在低矮的茅屋里，往往耕畜就睡在身旁。冬季里没有御寒的棉衣，只能用绳子把单衣束紧，顶着寒风为领主劳动。由于承担沉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他们的收获所剩无几，只靠很少的食物充饥。

农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封建统治者希望他们永远蒙昧无知，才更便于统治。他们连结婚的自由都没有，因为他们都是农奴主的“私有财产”。农奴的女儿要想嫁出庄园，必须事先征得领主的同意，并交一笔领主满意的赎金。

封建庄园建立的初期，由于农奴获得了比奴隶更多的自由，劳动积极性有所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封建剥削的加重，庄园日益成为农奴的地狱、领主的天堂。在农奴辛勤劳动的基础上，封建贵族们过着花天酒地，穷奢极侈的生活。而农奴终日劳作，仍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统治者为维持对农奴的剥削和统治，建立了一整套国家机器。领主们豢养了大批武装随从，随时监视、镇压不满的农奴。在庄园设立的法庭也是十足的镇压农奴的工具。

残酷的剥削必然带来激烈的反抗。最初，不堪忍受的农奴采取消极怠工、抵制劳役和捐税的办法进行斗争，然后就是逃离庄园，躲进深山老林，有的逃入城市，以求摆脱农奴身份。农奴逃亡致使大量土地荒芜，庄园经济受到很大打击。

封建主用残酷的刑罚镇压农奴的反抗，终于导致农奴斗争发展为武装起义。十世纪末，法国诺曼底公爵的农奴发动起义，他们制定有关土地和水源的法律对抗领主。各地方农奴起义风起云涌，封建领主不能照原样统治下去了。随着城市在西欧各地重新兴起，自然经济的封建庄园经济日趋衰落。

封建庄园经济是西欧封建制的基础，随着庄园的没落，新的生产方式已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

教会的世界

欧洲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北非希波城主教奥古斯丁（354—430年）撰写了两部著名的神学著作《忏悔录》和《上帝之城》，宣扬精神高于物质，上帝高于一切的思想。上帝创造一切的神创论，上帝主宰一切的前定论，上帝的启示是真理的源泉的神启论，上帝施恩于人使其灵魂升入天堂的神恩论，成为神学理论的四大支柱。

奥古斯丁思想得到了绝大多数教徒的尊崇，逐渐成为罗马教廷统治思想。在统一的思想传播过程中，教会成为欧洲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法兰克王国的丕平和他的儿子查理都利用教皇的势力不断侵略扩张。教皇也正在寻找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做靠山。教皇还亲自在圣彼德大教堂为查理加冕，封他为“罗马人的皇帝”。罗马教廷和查理大帝相互勾结，逐渐把教会的权力扩大到世俗领域。

十一世纪，教皇格里戈利七世趁德国皇帝年幼之机，进一步扩张教会的势力。他在赦令中公开提出：教皇的权力高于一切，教皇不仅可以任免主教，也有权废除君主，有权审判和惩罚国王。但没有人能够制约或审判教皇。开始把神权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由此引发了德国皇帝与教皇的一场权力争夺战。

年轻的德国皇帝亨利四世不顾教皇赦令，委派了许多空缺主教。教皇闻讯，写信威逼德王忏悔。德王一气之下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废黜教皇。教皇马上回击：剥夺亨利四世国王的权力，并将他开除出教。教皇的处置，使反对德王的公侯与教士趁机起来发难于他。处境被动的德王被迫上演了一出悔罪剧目。

亨利四世先是向教皇进行书面忏悔。接着又顶风冒雪，翻过阿尔卑斯山，赶到卡诺宾莎城堡，直接向教皇忏悔。亨利四世脱下御寒的皮帽和皮靴，披着一条悔罪毯，站在雪地上痛哭流涕，哀求教皇赦免他的罪过。亨利四世在雪地上哀求了四天，才在其他教士的恳求下，受到了教皇的勉强接见。

教皇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亨利四世，亨利四世伏在地上只是痛哭，不敢言语。在高级神职人员的请求下，教皇接受了亨利四世的忏悔。

教皇与德王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后来亨利四世又一次被教皇革职革教，教皇也又一次被亨利四世废黜。这一回，掌握军事实权的亨利四世用武力把教皇从罗马赶出，教皇客死在意大利。直到一一二二年，在沃尔姆斯城，罗马教皇和德意志新国王共同签署了一个宗教协定：德意志境内的主教将不再由皇帝直接任命，而是由有皇帝或他的代表出席的情况下，由教士自己选举产生；主教的政治权力由皇帝授予，宗教权力由教皇授予。

一一九八年一月英诺森三世当选新教皇，进一步扩张、强化教会的势力。一二一五年他主持召集了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通过了许多重要决议，如教会财产权，谴责阿尔比和华尔多派的教义等。英诺森三世还利用他的政治手段迫使对抗教皇的英王约翰称臣纳贡，扶植并控制了德国国王腓力二世。英诺森三世还发动了两次十字军东征，使教皇成为整个欧洲的最高统治者。

为维护教会的统治，教皇洪诺留三世于一二二○年开始设立宗教裁判所，用以逮捕、审判反对传统教义的“异端邪说”，镇压反抗教皇统治的人。

中世纪的欧洲到处笼罩着宗教神权的恐怖统治，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教会的势力随着西欧王权的加强和统一逐渐走向衰落。经历了宗教改革后，天主教的地盘大部分丧失，各国摆脱了教皇的控制。罗马教皇退居为意大利一个小君主的地位。

宗教裁判所

一四一四年十一月，希拉格大学校长、伯利恒教堂的神父约翰·胡司教授应邀到康斯坦次参加宗教大会。胡司是一位正直的天主教徒，他反对教会掠夺大量财富，主张宗教改革。

当时，天主教会为聚敛钱财，大量印制所谓的“赎罪券”，借此大发不义之财。胡司针对这一丑行，导演了下面一场讽刺剧：

“发赎罪券啦！免费发放赎罪券啦！”一位身着主教衣服的人高声喊道。喊声马上吸引来许多群众，“赎罪券不是要出钱买吗？”群众奇怪地问道。

“教皇的钱柜子满了，无处放钱了。今天教皇亲自向大家发放赎罪券啦！”“主教”大声宣布道。

一位身着教皇服装的人忸忸怩怩走了出来。此人头戴纸帽，长袍曳地，假胡子在唇上一翘一翘。他尖声怪气地对群众说：“孩子们！我是教皇，年轻时靠当海盗挣了不少钱。当了教皇后，想不到挣的钱比当海盗还多。今天我请客免费给大家发放赎罪券。”

围观群众“哄”地大笑起来，有人开始尖叫：“看呀，她是那个名妓呀！哈哈，妓女也能当教皇啦！”

胡司对教会如此尖锐深刻的揭露和嘲讽，大大激怒了教会。胡司被宣布为“异端”，革除教籍。

这一次胡司接到邀请，要赴的是鸿门宴，胡司内心是十分清楚的。但为了揭露教皇的伪善，宣传宗教改革思想，胡司已无所畏惧。

胡司到达康斯坦次，受到广大平民的热烈欢迎。教会慑于群众的力量，没敢立即逮捕胡司。相反，德皇签署了保证他安全的命令，教皇也宣布取消革除他教籍的赦令。但他们无法改变胡司的信仰，一个月后，就把他投入了地牢。

宗教裁判所纠集一批教士审判这位闻名欧洲的神学教授，但他们被胡司驳斥得哑口无言。裁判人再也不让胡司为自己辩护，再次宣布剥夺他的教职和教籍，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胡司被交给刽子手，绑在火刑柱上。大主教假惺惺地走到胡司面前，说：“你现在还可以回到主的怀抱，只要你放弃异端邪说。”胡司义正词严地回答：“如果由于我软弱的过失动摇了人民的信念，我还有什么颜面去见上帝，去见千千万万的人民呢！”

熊熊烈火吞噬了一个正直的灵魂。

宗教裁判所是怎么回事呢，它为什么有剥夺人生命的权力呢？

原来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的权力很大，就连国王也要听命于教皇。但由于许多正直的、有独立思想的教徒，不满教会横征暴敛，出现了许多教派，反对罗马教廷。罗马教廷开始运用各种手段进行镇压，宗教裁判所应运而生。

宗教裁判所又叫“异端裁判所”、“宗教法庭”，是中世纪天主教会审讯和判处所谓异端分子和学说的机构。一二二○年由教皇洪诺留三世通令建立，委派多明教会会士主持。主要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设置。宗教裁判所的最高首脑是教皇，裁判官由其任命并直接控制，不受地方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制约。它的职能是制裁违反传统教义的异端分子和反对教会统治的人士，通过秘密审讯和严刑拷问，迫使他们改变信仰。一般的人都会被处以没收财产、监禁、流放或火刑。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尤为猖狂，一四八三至一八二○年间受其迫害者约三十多万人。宗教裁判所是教皇加强其神权统治的暴力工具。

宗教裁判所不能容忍其他教派对基督教的冲击。波斯人摩尼创造的摩尼教，其融合了佛教、基督教、犹太教以及古巴比伦迷信的精神，形成了一个能吸引广大贫苦朴实的平民的教派。其影响力使基督教会十分仇视。后来摩尼落到宗教裁判所手中，被钉死在城墙下，还把他的皮剥下来挂在城门口示众，以此威吓信奉摩尼教的人。阿尔庇教徒的命运更惨。经过一个世纪的折磨和绞刑，他们的名字才从宗教裁判所的报告中消失。

宗教裁判所也是神学反对科学的罪恶工具。大家熟悉的科学家伽利略，通过实验观察的方法，开创了科学研究的新天地，但却动摇了神学的基础。罗马宗教法庭把伽利略投入牢房，并宣布不得印刷、宣传和阅读他的著作。伽利略没有屈服，完成了支持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又一部巨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引起了教皇的震怒。他们不顾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已身染重病，对他进行最残酷的审讯，受尽折磨的伽利略被判处终身监禁。可他仍在喃喃地说：“地球还是在围绕太阳转动啊！”

另一位科学勇士布鲁诺，提出了宇宙无限的观点，积极传播科学思想。疯狂的宗教裁判所用尽酷刑，也没能使他屈服。在火刑柱上，面对熊熊燃起的大火，布鲁诺仍坚信胜利属于真理，他坚定地认为“未来的人们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的”。

是的，真理是任何强权和暴力不能阻挡的，她必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向前发展。宗教裁判所的暴虐不能挽救神学和教会衰落的命运。人类沿着科学的道路走向美好的未来。

中世纪的花朵——城市

早在上古时期，欧洲已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城市。但到了罗马帝国后期，西方古代城市在战火中一个个走向衰落。直到十世纪以后，西欧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庄园中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农奴，开始从庄园分离出来，西欧新兴城市逐渐形成、发展起来。

当时西欧的城市规模很小，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聚居地。西欧各封建主之间一般互不相属，从庄园逃出来的手工业者和农奴，在港口、河渡口或陆路交通发达的地方定居下来，从事商品生产，形成了集市。流动商人纷纷赶来从事商品交换，有的便定居下来开设店铺。这些集市就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雏形。

城市一般筑有城墙，设有垛口和瞭望台，外面有河道环绕，只有通过吊桥才能进入城市。城市规模较小，一般只有几千居民，与当时的唐朝长安、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等城市相比真是天壤之差。

城市里的房屋大都是木制的，一幢接着一幢，三层的、五层的楼房参差不齐。房子距离很近，以至于狭窄的街巷几乎终年不见阳光，非常阴暗。许多居民在夜晚用松脂火把照亮，有时把火种埋在灰烬里。因此经常失火，而且往往是火烧连城，大片的住宅被无情的火焰焚毁。

街巷都是泥土路面，只有比较热闹宽阔的地段才铺上鹅卵石。往往是晴天尘土飞扬，雨季泥泞不堪。

市场是城市最宽敞、最热闹的地方，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市场周围是市议会、店铺、摊床。除进行商品交换外，市民大会、审判案件也都在这里举行。

正在兴起的城市，吸引着大批农奴和处于农奴地位的手工业者，他们逃离庄园到城市定居，加速了城市的发展。手工业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了同行业者的社会组织——行会。行会具有组织生产，统一产品规格、价格，分配原料、确定工资等职能。每个手工业者必须隶属于一个行会，否则就无权在城市里从事生产。行会还保持同业者的相互帮助。每个行会都选举自己的首领，设立自己的会所。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行会规定，不得粗制滥造，不得囤积大量原材料，不得雇用超出规定数量的徒工，不得招徕其他行业者门前的顾客，以避免同行竞争。行会又具有军事性质，担负守卫城市的任务。

由于城市大多建立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受领主的统治，手工业者和商人都要向领主交纳赋税。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领主不断加重城市的负担，城市居民与领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斗争更加激烈。城市居民组织自己的自治组织，开展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琅城平民起义。

法兰西琅城教区的主教戈德里听说市民们向领主缴付一笔巨款，要建立自由的城市公社，马上由坚决反对转到宣誓维护公社的一切权利。不久，平民缴纳给教会的金钱被主教耗尽了，主教便思虑进行新的勒索。

一一一二年，戈德里主教邀请国王来琅城参加复活节仪式。借机怂恿国王收回城市公社，并向国王许诺，如果取消公社便给他付更多的钱。贪财的国王答应了。主教洋洋得意地对封建领主说：“谁为建立公社拿出了多少钱，谁就得为它的取消付出同样多的钱！”

平民听到这个消息怒不可遏，纷纷拿起武器冲进主教的府邸。戈德里主教吓得乔装成仆人，躲进地下室的酒桶里。愤怒的人们还是找到了他。

“看在仁慈的主的分上，大家放了我吧。我保证，我再不干涉琅城的任何事务，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积蓄赎罪。”戈德里大主教苦苦地哀求平民。

“听呐，这只不讲信义的狼在向我们保证他的诚实守信啦！”“不能放过他，他是一条毒蛇，复苏了会狠狠地咬我们的！”“打死他！打死他！”群众高声喊着。一个农奴用斧子砍掉了主教的头，另一个农奴斩断了象征他权力的戴戒指的手指。人们把这个曾是琅城最高贵的人的尸体扒光扔在街头，过往的人们除了投以石块和唾液，再没有任何表示。

后来，琅城平民起义被平息了，但人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直到后来新主教同意城市由平民自治。

封建领主和教会不愿看到城市自治，甚至动用军队镇压城市居民。经过二百多年的斗争，大多数城市获得了自治权，城市居民成了自由人，逃亡奴隶在城市定居一年以上，也可以获得自由。

在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商业活动更加繁荣，各城市、各国之间都有贸易往来。但商人通常使用本地的货币，相互之间成色、分量相差很大，价值不一，带来很多不便。而且长途经商携带大量货币也有很大风险。为满足货币兑换和商品交换，银行和汇票逐渐发展起来，方便了贸易往来。

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发展，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加剧了农奴和领主的矛盾。城市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手工业作坊主、行东为上层，破产的手工业者、帮工、学徒为下层，分别形成了市民阶层和平民阶层，双方不断发生矛盾冲突。

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需要文化知识的传播，大学、学院应运而生。从十二世纪波洛尼亚大学成立起，到十五世纪，欧洲已有近八十所大学，成为科学研究、探索真理、挑战罗马教会的重要基地。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法国的巴黎大学。城市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和发展准备了条件。恩格斯称当时的城市是“中世纪的花朵”。

凡人的圣战——十字军东征

十一世纪时，罗马教廷已经是欧洲的最高统治者，就连各国的国王也要听命于教皇。但欲望是无止境的，教皇热衷于扩张势力，要把东正教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梦想夺取伊斯兰教控制的巴勒斯坦。

一○九五年冬，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的克勒芒召开宗教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的主教、封建领主、骑士、平民几千人。教皇煽动教众“圣城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他的陵墓也在那里，但邪恶的异教主占领了圣城，是奇耻大辱，主恳求你们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他还鼓吹“东方国家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蜜和乳，连穷人也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狂热的教众高呼“拯救圣地”、“到耶路撒冷去”。

当时西欧遭遇多年灾荒，农奴、手工业者生活非常困苦。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也梦想着到富庶的东方大捞一把。他们在胸前绣上红十字，表明要走上“主的道路”，为“拯救圣地”而东征。

幻想着到东方过上富足生活的贫困农民，是第一批东征战士，饥饿和贫穷使他们失去了理性。他们衣衫褴褛，拿着棍棒、锄镰做武器，带着妻子儿女，奔赴梦想中的天堂。他们一路上不断受到当地人的袭击，又没有足够的粮食，走到集合地点君士坦丁堡时，已死亡了三万多人。

封建领主率领的骑士队伍更加庞大，奴仆们背负着武器铠甲追随着主人。他们沿途烧杀抢掳，当地的居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

一○七九年春，十字军渡过黑海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半岛，先后攻克了尼西亚、安条克。一○九九年包围了耶路撒冷。驻守耶路撒冷的只有一千多名军人，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他们奋力抵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经过四十多天苦战，十字军于七月十五日攻陷耶路撒冷。让我们看看十字军是怎样“解放圣地”“拯救异教徒”的吧。他们无情地杀戮见到的所有居民，不论是老人、妇女还是孩子；他们洗劫伊斯兰教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劫掠寺里一切值钱的物品；他们逐门逐户闯进住宅，谁先进入谁就获得占有那户住宅的权利，为了防止居民把金银珠宝吞到肚子里，他们骇人听闻地剖开死人的肚肠。血腥的屠杀把耶路撒冷变成了恐怖和仇恨之城，疯狂的掠夺使入侵者个个成了富翁。

为了巩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统治，十字军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及三个附属国，加强掠夺和镇压。当地人民激烈反抗，使十字军统治者丧魂落魄，不得安宁。随后，西欧封建主又发动了第二次东征，但以失败而告终。

一一八七年，土耳其人先后征服西亚广大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耶路撒冷，击溃了第三次东侵的十字军。

教皇英诺森三世积极策划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埃及。教皇要求东罗马帝国征集士兵参战，并要东正教从属于罗马教廷，遭到了拒绝。教皇非常愤怒，与他分庭抗礼的东正教早已是他一大心病，必须严厉地惩罚他们。

海上运输能力最强大的威尼斯本来就不愿意进攻埃及。埃及是他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东罗马帝国却剥夺了威尼斯商人在当地经商的权力，拔掉东罗马才是最大的目标。于是，威尼斯和十字军达成秘密协议，进攻东罗马帝国，英诺森三世批准了他们的计划。

此时的东罗马帝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一二○四年四月，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如狼似虎的十字军对这座历史名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掠夺。藏书丰富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在火海中化为灰烬；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器，雕刻艺术品也被砸毁、打烂。许多居民在十字军的烧杀抢掠中丧生，劫后余生的人永远生活在恐怖的回忆中。信仰基督教的东罗马也惨遭厄运，十字军彻底剥下了“圣战”的外衣。

十字军在东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拉丁帝国，把东正教会置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威尼斯人也获得了大片领土和许多战利品。

为掩饰十字军东征不断失败的内幕，教会和封建统治者散布奇谈怪论，说什么无罪的儿童比有罪的成年人更能得到上帝的保佑，他们可以奇迹般地夺回圣地。统治者竟然丧心病狂地组织起儿童十字军东征。狡诈的恶魔一样的商人在这里嗅到了发财的血腥气，一个商人貌似慷慨地提供船只，运送十字军。来自法国的数万名儿童在一二一二年分乘七艘商船出发。在地中海，船队遭到风暴袭击，一部分人葬身大海，其余的都被运到埃及卖为奴隶。另一支从德国科伦出发的儿童十字军，在路途上就死亡了三分之二。

此后，教皇又多次组织十字军东征，但响应者越来越少，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十字军在东方的占领地相继丧失。一二九一年十字军最后一个据点阿克城被埃及人攻克。历时近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彻底失败。

十字军东征是以罗马教皇为代表的欧洲统治者扩张领土、掠夺财富的手段，给亚洲和欧洲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西欧封建主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加重了对农奴的剥削，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英法百年战争

早在十一世纪，法国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一些大封建主，如诺曼底公国、安茹伯国、佛兰德尔伯国等，这些国家领土辽阔，势力强大，实力都比国王大得多。法王只是由于是查理曼帝国的合法继承人，才得到封建领主表面上的效忠。

法王路易六世继位后，开始与城市联合，强化王权。法王腓力二世时期，在城市的支持下，吞并了阿图瓦和香槟伯国，并于一二○二年宣布剥夺英王约翰在法国的全部封地。此后法王王权得到极大加强。

一三二八年，法王查理四世驾崩。他无子无兄只有一个妹妹，就是英国的王太后。英王爱德华三世因此要求继承法国王位。但是，法国贵族推举查理四世的堂弟为王，称为腓力六世。英王对法国王位念念不忘，竭力反对腓力六世。腓力六世也十分仇恨这个王位的威胁者，先后兼并了佛兰德尔和英王在大陆的残余领地加斯科尼。这可大大激怒了爱德华三世。

位于法国北部的佛兰德尔历来是英法两国争夺的焦点。此地毛纺织业非常发达，依赖从英国进口羊毛，与英国联系十分紧密。当地的居民也支持英国的反法政策。英王当然不肯放弃对该地区的控制。

一三三七年，英王宣布为法兰西国王，英法战争正式爆发。由于这场战争历时一百多年，历史上称为“英法百年战争”。

战争开始后，英国占据了极大优势，他们在爱克留斯海战中大获全胜，铁骑踏上法国本土。一三四六年双方在克勒西会战，英国弓箭手万箭齐发，法国骑兵纷纷坠马，英军乘势占领了法国重要城市加来港。

一三五六年，英国太子统率英勇善战的英军与法王约翰在波图会战。约翰指挥不利，法军被击溃，法王约翰和幼子腓力都成了英军的俘虏。

处于劣势的法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布列丁尼和约》。和约规定：爱德华三世放弃对法国王位的要求；法国把加来港和阿奎丹地区领土划归英国；法国还要支付一笔巨款，作为被俘国王的赎金。

法王约翰成了英国的阶下囚，病死在伦敦。查理五世继承王位后，推行改革措施，扩大雇佣军队伍，力图雪洗耻辱。

一三八九年五月，法国正式宣布废除和约，英军再次入侵法国。法军采取坚壁清野和游击战术，从英军手中收复了许多城市和土地，取得了战争第二阶段的胜利。

胜利后的法国统治集团发生了内讧，英王亨利五世乘机率兵在诺曼底登陆。一四一五年十月，英法在埃金库尔展开决战，军心涣散的法国人再次惨败，英军节节胜利，法国贵族丧失了抵抗的信心。一四二○年，双方签订《特客瓦和约》，法国再一次割让土地，并且承认亨利为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继承人。亨利五世还娶了查理六世的女儿加萨林为王后。

一四二二年亨利和查理六世先后去世，亨利与加萨林所生之子，仅十个月的婴儿被立为英法两国的国王——亨利六世。

查理六世的儿子太子查理并不甘心放弃王位，他退居罗亚尔以南的狭小地区，积蓄力量，试图东山再起。一四二八年，英国包围了通往法国南部的门户——奥尔良城，法国岌岌可危。

就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刚刚成年的法国姑娘贞德挺身而出。她把当地的青年组成义军，抗击侵略者。贞德还求见太子查理，请求他派出军队，拯救法国。在贞德的感召下，查理坚定了复国的决心，让贞德率领援军救援奥尔良。贞德面对强大的英军毫不畏惧，她身先士卒冲入英军阵地。不甘亡国的法国士兵也奋力拼杀，守城军民冲出城门夹击英军。英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撤围逃跑。被包围长达二百零九天的奥尔良城终于自由了。

贞德率军一路高歌猛进，各地农民和城市贫民纷纷拿起武器，加入抗英保国的队伍。

太子查理乘胜向兰斯进发，按法国传统在兰斯大教堂加冕为法兰西国王。一四五三年，法军收复了除加来港以外的全部失地，英法百年战争至此结束。

法国在战后出现了统一和稳定的局面，英国却因战败加剧了内部矛盾。

瓦特·泰勒起义

“在亚当耕种，夏娃纺织的时候，谁是贵族？”约翰·保尔在广大农村奔走呼号，传播人人平等的思想，这句话成了深入人心的反封建斗争的口号。

十四世纪以来，英国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封建领主实行货币地租，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一三四八年欧洲爆发黑死病（流行性鼠疫），英国约有一半人口死亡，尸体遍地，城乡一片凄凉。

正在积极进行英法战争的爱德华三世，为解决劳动力紧缺问题，多次颁布《劳工法令》，规定农奴必须按瘟疫前的工资受雇于任何主人，否则要判处罚金、监禁，流亡的农奴要被烙印。这些法令对于身处水深火热的农奴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们不仅要受领主的奴役，还要受商人、高利贷者的盘剥。广大人民怨声载道，一场反抗暴政的斗争，在各地酝酿。

约翰·保尔是这场斗争的杰出组织者之一，他到各地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号召农奴向国王请愿，争取土地和自由。约翰·保尔的宣传活动引起了统治者的切齿痛恨，他先后三次遭到逮捕和监禁。

一三七七年，英王查理二世为筹集战争经费开征人头税，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一三八一年五月，埃塞克郡的农奴首先起义。几天之内，起义烈火蔓延到全国各地，英国四十个郡中有二十五个郡的农奴参加了起义。起义军推举肯特郡的瓦特·泰勒为领袖。瓦特·泰勒是一个贫穷的泥瓦匠，他参加过百年战争，通晓军事，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受到起义者的一致拥戴。分散在各郡的起义队伍也乐于听从他的指挥。由于瓦特·泰勒在起义中的重大作用，习惯上把这次起义称为瓦特·泰勒起义。

瓦特·泰勒率领义军，打败贵族武装，杀死税吏，解放农奴，烧毁封建文书。他们冲进监狱，救出了约翰·保尔，俩人并肩战斗，指挥队伍向伦敦进军。

坎特伯雷是英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英国大主教的驻地。大主教苏雷伯雷是最残酷的封建主之一，农奴对他恨之入骨。起义军很快击败了负隅顽抗的贵族，占领了坎特伯雷。瓦特·泰勒在大教堂庄严宣布：大主教苏雷伯雷作为国贼被判处死刑，在抓获之后要立即执行。他还将缴获的贵族的粮食、牲畜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当地农民，把有关的封建文件、档案全部焚毁。广大农奴欢欣鼓舞，纷纷加入起义军队伍，继续进军伦敦。

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伦敦。一三八一年六月十三日，在伦敦市民和平民的欢呼声中，起义军开进伦敦，国王和一些贵族早已吓得躲进了内城伦敦塔之中。

瓦特·泰勒军纪严明，禁止起义者私自抢占财物，对伦敦市民秋毫无犯。他们在伦敦市民的支持下草拟了一个应该处决的贪官污吏名单。瓦特·泰勒亲自带人到伦敦塔捉拿大主教苏雷伯雷，在塔山将他和其他民愤极大的大臣一起处决。起义军还捣毁了伦敦的法院和监狱。

起义军的声威吓坏了英国国王，他被迫答应和农民代表谈判。瓦特·泰勒代表农民提出废除农奴制，人人平等；贵族不得欺压农民；准许买卖自由；国王大赦起义者等要求。国王假惺惺地答应了。他命令官员立即赶制“批准文书”，加盖国王玉玺发给农民。一些农民为国王的虚假许诺迷惑了，拿着一纸空文离开了伦敦。

瓦特·泰勒和约翰·保尔认为，国王还没有满足最贫穷者的要求，率领三万贫苦农民留在伦敦，进一步提出没收教会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废除劳动立法的要求。

这时国王及其亲信已经秘密集合反动力量，准备反扑。他们假意邀请瓦特·泰勒到斯密莫斯茨菲尔德广场谈判。对国王轻信的瓦特·泰勒在黄昏中如约前往，身着便装，只带了一名随从。国王和贵族早有预谋，他们外披袍服，内衬铠甲，暗藏兵器。趁瓦特·泰勒不备，伦敦市长华尔源兹等人一拥而上刺杀了瓦特·泰勒。

失去领袖的起义者再也不能抵挡刽子手的疯狂反扑。国王取消一切承诺，调动军队疯狂镇压起义农民，形势急转直下。约翰·保尔也被判处绞刑。

瓦特·泰勒起义最终失败了，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的斗争和要求，不可能触及封建社会的本质，还幻想着国王给予和保护他们的利益。但起义的狂风巨浪冲击了封建统治，加速了英国农奴制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