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时代中的暗流

    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吹响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号角。可是,那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者却不承认人类社会最终将走向社会主义的铁的事实。他们害怕社会主义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于是就乘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刚刚成立,还没有站稳脚跟之际,对苏维埃俄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想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从一九一八年的三月起,英、法、美、日等侵略军先后入侵苏联领土,后来,德国竟然也侵入苏联腹地。不仅如此,那些在外国干涉军支持下的白匪军也纷纷聚集起来,妄图疯狂地向苏维埃政权发动反扑。

    敌人就在眼前,他们已经开始像狼一样,成群地攻过来。形势非常危急,光是在俄国南部就有十三万干涉军聚集。

    可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深知,最坚固的堡垒常被先从内部攻破。布尔什维克党在干涉军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这些干涉军开始认识到,战争除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外,很难给侵略者带来真正的利益。再加上多年战争,人们早已开始厌倦了,军队中反战情绪日渐增长。一九一九年四月,塞瓦斯托波尔的法国舰队水兵举行起义,反对武装干涉。协约国没有办法,只好撤回了干涉军。

    协约国一看此计不成,又来一计,转而支持白匪军向苏维埃进攻。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二○年,共计有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克尔等几十万军队进攻苏维埃政权。红军在列宁的指挥下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战,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和英勇的战斗精神,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白匪军的进攻。

    在协约国中,有一个极端反动的头子,叫丘吉尔,他是英国的陆军大臣。为了纠集多国消灭苏维埃,他曾夸下海口,要组织十四国的军队联合发动进攻,消灭苏维埃。可是战争分子不得人心,这一计划根本就没有得逞。

    到一九二○年底,红军在苏联国内粉碎了无数次国内外敌人的进攻,保护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为什么苏俄红军能够战胜这些侵略军呢?实际上,这同苏俄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粉碎高尔察克匪军的进攻中,大批的党、团员加入了红军,莫斯科——喀山铁路机车编组站的工人发起了星期六义务劳动,忘我地劳动,支援前线。这些都为最后粉碎国内外敌人对苏维埃政权的进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甘地的不抵抗运动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一位瘦弱但却神采奕奕的老人正走在去祷告场的途中,突然四声枪响,这位老人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就是伟大的印度民族运动领袖,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的甘地,享年七十九岁。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生于印度西部一座城市,他的家庭属于印度教中第三大种姓吠舍中的一支——班尼亚。甘地晚年写了一本书,书中记述了他少年时代的许多故事。甘地的父母笃信宗教,不杀生,也不吃肉。他小时候就受父母的影响,极端厌恶杀生,甚至连虫蚁也不愿去杀害。甘地的一个朋友则不然,他坚信吃肉对甘地大有益处。他说:“我们是弱小民族,英国人之所以统治我们是因为他们吃肉;我很强壮,那是因为我吃肉,你应该吃点肉,它会给你力量,让你强壮起来。”甘地被朋友说得有点动心了,他的的确确不太强壮,几乎不能跳,不能跑,他甚至害怕黑暗,他的卧室每晚都要点灯。吃肉可以强壮的认同使他渴望吃肉。一天,他和他的朋友单独去了河边,在这里甘地第一次尝到了肉的味道,这令他呕吐不止。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的朋友不断地拿肉给他吃,他非常痛恨自己欺骗了父母亲,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毅然停止吃肉,从此以后他再未吃过一口肉。后来,甘地又和另一个朋友学会了抽烟,在烟从嘴里一点一点喷出的那一刹那间,甘地感到自己长大了,如同一个成年人。为了买烟,他偷了钱,这使他感到自责,他又痛下决心戒了烟。后来,他给父亲写了一封忏悔信,对他欺骗父亲、违背教规戒律的种种行为进行忏悔,他的父亲仔仔细细地读了信,激动得热泪盈眶。自此,甘地发誓,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青年时甘地去英国伦敦学习法律,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书籍。《圣经》上讲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的格言开始给他的思想和行动以深刻影响。一八九一年,甘地学成归国,并担任律师。

    一八九三年四月,甘地受一家印度公司的委托去南非办理一桩债务诉讼案。甘地刚刚在头等车厢坐下来,一个欧洲白人也走了进来,这个白人一见到有色人种,就怒气冲冲地召来列车长,责问他为什么要白人与“臭苦力”同乘一节车厢,还霸道地命令甘地滚出车厢,甘地对气歪了鼻子的白人只是冷冷一笑,仍稳稳地坐着。当列车驶到下一站时,那个白人竟叫来警察不由分说地把甘地驱逐下车。那一夜,甘地永生难忘,冷冷清清的站台上只有甘地一人在料峭的春风中瑟瑟发抖。当朝阳在站台上撒下一片金黄色的光芒时,这个出生于印度教家庭,从小就深受非暴力主义戒条影响的年轻律师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用非暴力主义反对种族歧视。

    从此,甘地开始了倡导和实践他的“非暴力”生涯。很快,他便成了一个名闻遐迩的社会活动家,他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风靡印度大陆,受到亿万印度人民的支持,从此,精神运动取代了武装暴动,祈祷代替了枪炮,沉默取代了充满血与火的反抗斗争。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横遭暴力蹂躏之时,一次次这样的斗争,成了印度人民反殖民主义的主要方式之一。

    甘地是一个风格迥异的革命家,为了表示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他效法印度古代苦行僧,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削去了头发,穿一套白色的粗布衣服,时常赤裸着上身,只用一条腰带缠身;睡的是铺在地上的一张草垫子;吃的是粗茶淡饭,出门时随身牵一只山羊,饥渴时喝一杯羊奶。即使是去伦敦跟英皇谈判时也不例外。这种生活方式一直保持到他去世。甘地那仅有五十二公斤的矮小身躯,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他为消除种族歧视、反对殖民主义、实现教派和平以至妇女平等整整奋斗了半个世纪。蒙巴顿称甘地为“印度自由的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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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地在南非旅居二十多年。在这里他组织旅居此地的印度人成立了“萨提亚格拉哈同盟”,开始了初期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组织受压迫者用罢工、请愿、绝食等手段与殖民政府当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殖民当局对甘地恨之入骨,数次将甘地投入监狱,进行残忍的折磨。甘地的至死不屈与更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迫使殖民当局一次又一次地把甘地抓了再放,放了再抓。

    一战期间,甘地回到印度,组建了国大党。他领导孟买农民进行抗税斗争,组织纺织工人罢工。刚开始,统治者对甘地组织的这些“温和”行动并不在意,没想到持续一段时间后,绝食数日的劳动者没说什么,当局者却受不了了,被迫低头答应人们的要求。

    一战后,英国殖民者在印度颁布了《罗拉特法案》,规定警察可以随意逮捕、搜查和监视任何一个印度人,有权制止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甘地号召全国总罢工和绝食,对《罗拉特法案》进行消极抵抗。四月十三日,数万名群众在阿姆利则市的一个广场上举行抗议集会,英国殖民者派军队包围了会场,并开枪打死一千二百多人,打伤两千余人。此举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慨,印度人民破坏铁路、掀翻军用列车,炸毁桥梁,袭击监狱、警局、机关。群众们的革命行动使甘地十分害怕。四月中旬,甘地宣布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

    不久,甘地又号召印度人民不与英国合作、不讲英语、抵制英货、抗税。此次号召得到了广泛响应。到一九二一年,半数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不过,此中的农民运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非暴力运动。

    一九三○年,甘地又带领信徒发动“食盐进军”,以反对殖民当局颁布的食盐专卖法。甘地亲自在丹地用海水煮盐,在他的带动下,印度海滨地区展开了自制食盐的活动。后来,甘地与殖民当局达成协议: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殖民当局释放政治犯,准许海边人民自由制盐,进行盐的交易活动。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印度独立了。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从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国撤出东行时,与从东旁遮普西行的巴基斯坦回教徒冲突,在大屠杀事件中,死人数以百万计。甘地大受打击,宣布若不停止浴血攻击,他便绝食“到底”。印度教、锡克教与回教领袖都来到圣雄床边,誓言停止屠杀,可是在九月间德里城又起了暴力冲突,甘地于是再绝食。正统印度教听到圣雄号召他们去爱那些“可憎恶”的回教徒,大为愤慨,甘地主持的黄昏祈祷会中,有颗炸弹爆炸了。以后举行祈祷会时,警察要搜查与会者,甘地不答应,告诉警官不必为他的安全担心,他说:“我要是非死不可,就死在祈祷会中吧。”

    果然如此,一九四八年甘地在赴祈祷会途中,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痛恨甘地亲回教与其“基督教”作风,并责怪他导致印度分裂,在近距离向他的胸部与腹部射出了子弹,并大喊道:“啊,真神!”就是文前描绘的那一幕。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这位被印度人民誉为智慧的“玛哈德玛”(译为圣雄,指伟大的灵魂,有智慧的伟人)永远地走了。这天晚上,印度半岛上通常看到的缕缕炊烟不见了,人们停止举炊,如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新德里,向这位英雄做最后的告别。

    甘地虽深受群众尊敬,理想亦崇高,却非圣人。他脾气急躁,难与人相处,又不肯与许多目标相同的人合作,常常独断独行。甘地对待家人的态度亦不亲切。他的道德标准太苛,令四个儿子都疏远了。他三十七岁时就立誓不近女色,并命令两个大儿子也照办,毕生不渝。长子哈利莱想成亲时,甘地不赞成,哈利莱改信回教,纵酒,最后患结核病而死。甘地没有让儿子受高深教育,也不让妻子受初等教育。甘地立了不近女色的誓言后,妻子不得已过了四十二年的寂寞日子。甘地说:“她的痛苦中有自私的成分。”

    不过甘地的怪癖无损于他的人道精神,也无损于他超人的勇气。他发动了三个群众大运动:反对殖民地统治,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宗教偏执。爱因斯坦感慨地说:“我们下代的子孙恐怕很难相信,世界上真有过这样一个人。”

    甘地一生都献给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尽管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大大限制了人民的革命运动发展,但他为印度人民以及世界所做的贡献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

    一九一九年,正当中华大地上掀起轰轰烈烈地“五四运动”之际,由英国资助的希腊军队气势汹汹地入侵土耳其,迅速占领了伊兹密尔全省。从此,土耳其爆发了三年之久的反帝民族革命运动,史称“凯末尔革命”,这是以他的领导人凯末尔命名的革命。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一八八○年出生在巴尔干半岛的港口城市萨洛尼卡。祖先原是迁居至此的犹太人。凯末尔从小天资聪颖,个性倔强。因为受不了伊斯兰教会学校中宗教气氛的约束,十三岁他就瞒着母亲去投考当地的陆军预备学校。

    凯末尔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早年参加了一九○八至一九○九年青年土耳其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指挥了保卫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成功地阻击了装备精良的英法联军,使联军入侵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计划告吹,这使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风云人物,名扬欧洲。土耳其人奉其为偶像,人们赞誉他是“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天才的战术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协约国迫使土耳其签订了灭亡土耳其国家的奴役性条约——《色佛尔条约》,加上接踵而来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土耳其民族处于危亡之秋。凯末尔视民族存亡为己任,毅然投入到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开始组织和领导民族抵抗运动。他联合全国各地分散的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护权协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不独立,毋宁死”战斗口号,他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吹响了土耳其民族革命战争的号角。仇视土耳其革命的英军悍然在土耳其首都登陆,唆使苏丹政府解散议会,面对英国的武装干涉,一九二○年四月,凯末尔党人在安卡拉另行召开新议会,建立临时政府,凯末尔任临时总统兼国民军总司令。

    一九二一年八月,在英国支持下,希腊九万大军向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发动总攻,一场决定土耳其生死存亡的决战开始了,八月二十三日战斗打响。凯末尔身先士卒,虽然不幸从马背上摔下来跌断了肋骨,他仍坚持指挥战斗。在他的鼓舞下,国民军和全国人民英勇杀敌,势如破竹,击退了希腊军队的上百次进攻,把精疲力竭的希腊军打得晕头转向,节节败退。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位总统。随即,凯末尔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有助于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使被人讥讽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凯末尔也因此被誉为“土耳其之父”。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病魔夺走了凯末尔的生命,举国哀悼。政府发布的讣告这样写道:“土耳其祖国失去了她的缔造者,土耳其民族失去了她非凡的领袖,人类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为了纪念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土耳其人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为他打造了一座塑像。它面向东方,正对着小亚细亚草原。这座人体塑像有一张雕刻得非常精致的脸,浓密的眉毛,锐利的目光,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身着西装,栩栩如生,仿佛正在昂首挺胸阔步前进。

    保卫马德里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西班牙举行国会选举,由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组成的人民阵线在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获得二百六十八个议席,接着组成了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为首的左翼共和党——共和同盟联合政府。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和促进民主的措施,如释放政治犯,恢复因政治原因而被解雇者的工作,实施土地改革,禁止强迫农民迁离他们租佃的土地等等,深受广大民众拥护。但与德、意相勾结的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对新政府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七月十七日,西班牙属地摩洛哥电台传送了一句暗语:“西班牙全境天气晴朗。”反动军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听到反叛暗号后,欣喜若狂,发动了武装叛乱。叛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很快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大片土地,直捣首都马德里。与此同时,意大利、德国的正规部队八万余人、一千三百架飞机、九百多辆坦克在西班牙登陆,企图一举消灭共和国。

    英勇的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开始了。

    西班牙共和国所进行的反对叛乱分子和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的正义斗争,得到了苏联和世界上一切进步人士的支援。两年之中,苏联向共和国提供飞机六百四十八架,坦克三百四十七辆,火炮一千一百八十三门及其他一些武器。来自苏联、中国、法国、加拿大等五十四个国家的志愿军约四万人组成了“国际纵队”,支援共和国正义事业,白求恩大夫就是其中一员。中国音乐工作者谱写了《保卫马德里》歌曲,歌词开头是:“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国际纵队一进入西班牙,便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光荣地牺牲在西班牙土地上的国际纵队战士约有七千余人。

    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佛朗哥先后四次对马德里发动猛烈攻击,但都遭到英勇的西班牙共产党军和民兵的有力反击。尤其是第四次反攻异常猛烈。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佛朗哥和德、意正规军四个纵队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援下对距离马德里五十公里的瓜达拉哈拉地区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一次,墨索里尼派了他的亲信罗阿塔来指挥作战,要“不惜任何代价”迅速占领马德里。经过五天激战,马德里依然安然屹立。此时,第十一、第十二国际纵队自开入马德里后,已连续打了一个多月的仗,战士们个个浑身污泥,手指被枪栓磨出茧子,鞋子破烂不堪,衣衫褴褛,面容消瘦,嘴唇干裂。但他们仍顽强地扼守着要塞。十九日,共和军转入反攻,大败敌军,敌军伤亡数千人,被俘一千多人。而参加此战的国际纵队军中恰恰有意大利反法西斯战士,这使墨索里尼尤为沮丧。瓜达拉哈拉之战,是共和国取得的一次辉煌胜利。

    一九三七年三月以后,有一段时间两军对峙,互有胜负。一九三八年六月,叛军开始猛攻巴纶西亚。共和国军队在七月二十五日发动了西班牙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役——埃希罗河战役。战役持续四个月之久,叛军伤亡达八千多人,它的精锐部队从此一蹶不振。共和国军也受到重大损失,就在共和军同叛军进行着殊死战斗时,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共和国人民阵线中的右翼社会党人贝斯泰罗和中央战线司令卡萨多上校在马德里发动了军事政变。二十八日,马德里陷落,共和国政府被颠覆。此后,西班牙建立了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政权。

    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战斗虽然失败了,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一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典型。

    震惊世界的经济大危机

    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一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暴首先猛烈地袭击了美国,不久扩大到加拿大、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并涉及许多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迅速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三年。

    危机期间,农产品大量“过剩”,资本家炉灶里燃烧着的不是柴和煤,而是一袋袋小麦和玉米。路上铺的不是煤屑,而是一层厚厚的咖啡豆。茶园里,茶叶黄了,没人理会;果园里,水果成熟了,任凭它掉到地上烂掉却没人来采摘;田地里,一千多万英亩的棉花被拖拉机铲倒,统统埋到泥土里。在密西西比河畔,一辆辆卡车满载着乱蹦乱跳“嗷嗷”叫个不停的肥猪排队等候,他们是在等候卖猪吗?当然不是,他们在等着轮番将生猪抛进河里。仅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就有六百四十万头肥猪被抛进河里。一桶桶牛奶就如倒污水一样被农场主倒进了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了“银河”。在巴西,一年就有两千二百万袋咖啡倒入大海。

    真的是产品太多不得不销毁吗?就在资本家大量销毁农产品时,贫苦农民却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和肯塔基乡村的人民,靠挖野菜根,嚼野葱头充饥。当资本家把大量棉花、羊毛烧掉的时候,广大劳动者却在瑟瑟寒风中冻得直发抖。仅一九三四年一年,资本主义各国因饥饿死亡人数高达二百四十万。

    为什么资本家们不把这些产品廉价卖给或免费送给劳动人民,反正倒掉、烧掉也一样没挣钱?

    这是因为资本家要追求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产品太多,必然价格低廉,资本家则无利可图,产品被毁掉以后,东西少了,自然就“物以稀为贵”了,这样,资本家又可以保持他们的高额利润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罪恶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这就是“经济危机”的残酷现实。以美国为例,我们再来看看经济危机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纽约华尔街的交易所里,人们疯狂地抛售股票。就这一天,美国交易所证券跌价损失达一百四十亿美元。许多手持股票的富翁,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这个“黑色的星期五”(十月二十九日是星期五)拉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序幕。

    当时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胡佛满不在乎地宣称要在两个月内解决危机。对于大批失业者和穷人,他实行“饥饿政策”,拒绝发放救济金。当有人向他提议,总统一家缩衣节食,稍加节俭,就有可能拯救个别人的生命,胡佛生气地斥责这是“对美国繁荣失去信心”的做法。

    美国的失业工人带着家小被迫四处漂泊,寻找工作,无家可归的人们用纸箱和罐头盒搭建临时帐篷,称为“胡佛小屋”;还有人把废汽车改成骡子拉的车,称其为“胡佛车”;那些在公园长椅上过夜的人,把御寒的旧报纸称为“胡佛毯”。

    一九三二年五月,两万多名退伍军人来到华盛顿,请求政府发给补助金,胡佛竟派出军队镇压这些退伍军人。有几十名退伍军人死在殴打与毒气中。

    经济危机期间,有一天晚上,一个叫华尔的男人匆匆跑到政府报案:山林着火了!当政府派人去救火时,华尔恳求道:“让我也去吧,我不要钱,我只要一点点食物。从昨天到今天,我一点东西也没吃过。”政府官员答应了。

    第二天早晨,华尔来到政府门口等“报酬”。结果,他等来的是警察。因为昨晚的火是他放的。这是华尔在饥饿中想出的办法。

    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饥民和失业者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我们不愿饿死——必须战斗”、“提高工资”等口号。法国在一九三○年一年之中爆发罢工一千七百余次,严重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各国资产阶级如履薄冰,坐立不宁,竭力寻找出路。为了摆脱危机,德、日等建立了法西斯政权,疯狂地扩军备战,用战争方式扩大地盘,掠夺资源,转嫁危机,为重新瓜分世界而亮出了血腥的屠刀,于是,两个战争策源地在欧洲和亚洲分别形成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再次被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罗斯福新政

    在美国,每当感恩节到来之际,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总会尽量在晚餐桌上摆一只烤火鸡。可美国人吃了几百年烤火鸡后,竟有人大吃“烤百万富翁”!

    他就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总统——富兰克林·德·罗斯福。他于一九三二年当选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大力推行干预经济的新政策。增加税收,推行福利政策,积极创造就业,史称“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激化的阶级矛盾,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一些大资本家的眼前利益,他们气愤地骂他是“红色资本家”,是“白宫中的苏联特务”,说他每天都在吃“烤百万富翁”。

    罗斯福当选总统时,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的最严重时期:失业者达一千三百万人;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银行纷纷倒闭……

    面对这一系列的艰难局势,罗斯福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以一种乐观而又自信的态度迎接挑战,他的自信和乐观影响了美国人。在这样一种精神的鼓舞下,美国开始进入了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的这样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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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福新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从一九三三年三月到一九三五年初,尤其是在从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到六月十六日的“百日”期间,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措施。

    在第一阶段,罗斯福指挥国会通过大量的法令,对银行、工业、农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以图复兴美国。这些法令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失业人数从一九三三年的一百五十万人降到一九三六年的九十万人;农场净收入从一九三三年的三十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三五年的五十八点五亿美元;制造业的薪金和工资总额由一九三三年的六十二点五亿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一百三十亿美元。

    虽然新政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却招来了一些大资本家的怨恨。美国的一些右翼势力猛烈地抨击新政,甚至把罗斯福的一些法令称为“希特勒——墨索里尼方法”。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最高法院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一九三六年一月,他们又宣布《农业调整法》违宪,而这两条法律在新政过程中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罗斯福新政受到挫折。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罗斯福没有退却,反而进一步深化新政的改革,将新政推进到纵深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中,罗斯福进一步扩大公共工程的建设规模以刺激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这一阶段中,罗斯福从长远出发,通过了像《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等法律,进一步改善劳资关系,增加人民福利缓和了激化的阶级矛盾。

    罗斯福新政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的打击,为美国经济的复兴做出贡献。但是,罗斯福新政只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加以改革,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罗斯福作为美国历史上的杰出首脑,其功绩不仅仅在于“罗斯福新政”,罗斯福的奋斗精神也值得世人钦佩。

    罗斯福在二十九岁之前,学业与前途可以说比较坦荡。一九二一年八月,参加完扑救森林大火的罗斯福又累又热,他跳下水游泳,想缓解一下疲劳与酷热的折磨。可这一次游泳让他的一生改变了。他得了小儿麻痹症,原来那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成了一个离不开拐杖与轮椅的残疾人。

    经过一段痛苦的煎熬后,罗斯福重新开始面对人生了。他每天先在床上活动一番,然后再与出生不久的小儿子一起趴在地上练习爬行。经过几年的努力,双腿残废的罗斯福又在美国政坛上“站”起来了。他当选为纽约州长。

    一九三二年,罗斯福入主白宫。

    此后,罗斯福又连续三次击败对手,蝉联四任总统,创下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奇迹。他任职其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转动着他的轮椅,积极投身到反法西斯战斗中去。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罗斯福因脑溢血在任上去世。四月十三日,美国为罗斯福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夜色茫茫,疏星点点,正当沈阳城百姓酣睡之际,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由,率领数名部下大摇大摆地向柳条湖方向走去,在距离北大营南方八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河本命令部下严密观察北大营动静,他则从怀中掏出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放在一段铁轨下边,“嗤”地一声点燃了导火线,河本狰狞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约十点多钟,只听轰隆一声爆炸声打破了夜的沉寂,被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四处飞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驻东北关东军蓄谋已久、精心策划制造的。

    事变前夕,关东军参谋花谷正、极垣征四郎和作战主任原莞尔三人策划组织了爆破柳条湖铁路的秘密班子。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年十月至一九三一年七月,日本在沈阳附近进行了达五十余次的军事演习,参加人数达七千余人次。事件发生后,日本侵略者使用了贼喊捉贼的伎俩,诬称这段铁路是中国军队为了袭击日本守备队而破坏的。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关东军立即集中兵力进攻沈阳城,当夜便占领了北大营西北角,第二天上午,完全占领了北大营。接着,袭击沈阳的日军由沈阳南站附近的驻屯营地兵分三路出发,分别攻入公安分局,占领邮局,包围警署、宪兵司令部及电话局、电台等要害部门。仅仅在一夜之间,日本军完完全全控制了沈阳城。沈阳人民从此开始了漫漫长夜的悲惨殖民生活。日军占领沈阳后,在全城进行了血腥大屠杀,不管男女老少,只要士兵高兴,就可以一刀砍下去,对妇女则更是惨绝人寰,轮番污辱后,他们会毫不留情地一刀刺去,血水、泪水、雨水汇成一条“江河”。同时,东北军保存完好的大批军械、器材和飞机大炮等统统落入日军手中。面对来势凶猛的日本侵略者,驻守东北的东北军司令张学良立即向蒋介石请示对策,谁料蒋介石却复电声称:“柳条湖事件是地方事件”,要“听候中央处理”,要东北军继续容忍,“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等等。日本侵略者无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利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得寸进尺,步步进逼。自“九·一八”事变后不到百日时间,连续攻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大部,约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的二点五倍。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日本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粉墨登场。末代皇帝溥仪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

    就这样,在蒋介石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了东北三省,美丽富饶的锦绣山河任人践踏,善良朴实的东北人民落入了任人宰割的境地,开始了不见天日的悲惨生活。

    东北人民真的可以任其宰割吗?勇敢的东北人民自发组织起的义勇军、救国军、大刀会、山林队等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风起云涌,穿梭在白山黑水之间。联合后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总司令杨靖宇的领导下更是所向披靡,他们攻城夺寨拔据点,破路炸桥烧弹药库,打得敌人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