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行不义必自毙

攻克柏林

希特勒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矛盾直指法西斯。

柏林战役是苏军对德法西斯的最后一击，规模也最大。苏联投入了包括波兰军队在内的兵力二百五十万人，坦克六千二百五十辆，飞机七千五百架和各式火炮四万二千六百门，直捣希特勒老窝——柏林。希特勒企图垂死挣扎，也集中了百万余众，一千五百辆坦克，三千五百架飞机和上万门火炮，构筑了三道防线，负隅顽抗。

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列宁诞辰七十五周年，苏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发起了进攻柏林的战役。凌晨五时整，苏联十二军数千门大炮、迫击炮和火箭炮齐鸣，在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步兵发起了一次次猛烈的冲锋。经过激战，三路苏军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强渡奥德河，向柏林市区挺进。

被强大攻势吓破了胆的希特勒不得不像缩头乌龟一样躲进了离地面五十英尺的地下室。当他听到空军总司令戈林、卫队头目希姆莱携金私逃的消息时，脸都气绿了，希特勒暴跳如雷地破口大骂“懦弱、叛徒……”

头顶上苏军的炮弹正在隆隆作响，希特勒明白：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了，他眼前不禁浮现出墨索里尼被暴尸街头的惨状，他仿佛看到自己的尸体正倒挂在广场上，被成千上万的人民尽情地唾骂、无情地鞭挞着……希特勒痛苦地将头埋在双臂之间。突然，他“噌”地一下站起来，仿佛做了什么重大决定似的，他转身对卫队长格林说：“你去准备两条羊毛毯子，再拿些汽油来，我和爱娃将在此自尽。我们死后，你用毛毯裹着遗体，抬到花园里烧掉，千万别落到苏军手里……”

四月二十九日，希特勒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他的法定“继承人”。当天夜里，他和他的情妇爱娃·勃劳恩在地下室里举行了匆匆忙忙、冷冷清清的婚礼。

四月三十日下午三时左右，希特勒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用一枝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手枪在自己右太阳穴上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爱娃·勃劳恩则服了氰化钾，她蜷缩地躺在希特勒的右边，满意地睡着了。

卫队长格林遵从希特勒旨意，用毛毯裹着他们，放在总理府花园里的一个小坑内，浇上准备好的汽油，然后点燃尸体，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就在希特勒自杀当日的傍晚，苏军攻入德国国会大厦，经过艰难的逐屋争夺战，胜利的红旗终于在五月一日清晨高高飘扬在德国国会大厦主楼圆顶上。五月二日，苏军占领了整个柏林，三十万法西斯官兵全部就俘，历时十六个昼夜的柏林战役胜利结束。

五月七日，在艾森豪威尔主持下，德国代表在西方盟军司令部所在地巴黎附近的兰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但斯大林对兰斯投降仪式不太满意，德国代表无奈又于五月八日午夜在柏林苏军司令部由朱可夫主持再次签署投降书，五月九日零时开始生效。至此，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宣告结束。五月八日这一天，被定为欧洲胜利日。

暴尸街头的元首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为了彻底争夺地中海制海权，重返欧洲大陆，盟军在地中海航线中端、与意大利本土隔海仅三公里的战略要地西西里岛登陆。

其实，意大利自参战以来是屡战屡败，士气也很低落。加之连年战争，本土屡遭轰炸，人民反战情绪日益高涨。面临严重的军事、经济、政治危机，意大利已无力再战。此时的墨索里尼已是众叛亲离，七月二十五日，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变，墨索里尼成了阶下囚。不久，意大利宣布投降，退出战争。但此事希特勒早已察觉，他事前从西欧调来大批精锐部队，于十日迅速占领罗马和意大利北部。十二日，德伞兵机降小分队又劫走被囚禁在意大利中部一个山顶旅馆中的墨索里尼。

在希特勒的扶植下，九月十四日，墨索里尼组织了所谓“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傀儡政府。他上台后，立即下令枪决半年前发动政变赶他下台的人，就连他的女婿齐亚诺也不放过。从这时起，墨索里尼又苟延残喘了一年多时间。

一九四五年年初，德国一道道防线被攻破。到了四月十六日，希特勒老巢被苏军紧紧围攻，希特勒已自顾不暇。墨索里尼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六日，他化装成德国人，企图混在德国人的车队里逃出边境，亡命天涯。不料，在逃至边界线穆索附近时被游击队截住。墨索里尼蜷缩着躲在车的角落里，身上盖着一件德国军大衣。可惜他身上穿着的那条只有高级军官才有的镶着金色条纹的法西斯军裤出卖了他，他只好高举双手，以示投降。

四月二十八日傍晚，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贝塔西被押到贝尔蒙特别墅附近的一块高地，游击队总参谋部派瓦瓦莱里奥以意大利人民的名义宣判他们死刑。此时的墨索里尼垂头丧气，吓得瑟瑟发抖。在“砰砰”两枪之后，墨索里尼和贝塔西砰然倒地，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

处决后，墨索里尼的尸体被运回米兰洛雷托广场，倒挂在一个加油站棚顶的铁架上。愤怒的人们有的对着他的尸体吐唾沫；有的指着他的身体尽情臭骂；有的群众对其恶行实在是怒不可遏，便拿着皮鞭子不停地抽打着他，边抽打边骂，打累了，就停下来歇一会儿，骂得口渴了，就喝口水……

这个昔日骄横跋扈的法西斯罪魁祸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日本上空的“蘑菇云”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清晨，日本广岛上空云晴气朗，像往常一样平静。如果不是美军飞机几乎每天都要投下成吨成吨的炸弹，整个广岛倒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因为每天都有美军的飞机来轰炸，人们对空袭警报也显得习以为常了。这不，刚刚一个小时的工夫，就响了两遍防空警报，而人们却没有显出特别的惊慌，甚至没去防空洞。

然而，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悄袭来。

九时十四分十七秒，一架在广岛上空盘旋的美机上，飞行员将瞄准仪对准了广岛一座大桥的正中，他的手有些发抖，似乎不是一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然而，自动装置却准确无误地打开了。六十秒钟后，一颗不同寻常的“炸弹”从打开的舱门落入空中。飞行员让飞机做了一个漂亮的一百五十五度的转弯，将飞行高度下降了三百多米，飞速地远离爆炸地点。

四十五秒钟后，这颗不同寻常的“炸弹”在离广岛六百米的空中爆炸。爆炸先是在天空中点亮了一道巨大的白色闪电，就像是天空中又出现了一颗太阳。白光闪过之后，随即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广岛上空。爆炸形成的烟尘好像是从地面生长出的一朵巨大的蘑菇，伴随着剧烈的闪光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它的中心爆发出无数火焰，在地面上竖起了几百根火柱，广岛市陷入了焦热的火海。

广岛市一片惨景，爆炸的光波使成千上万的人双目失明；冲击波形成了狂风，所有的建筑物坍塌变成了废墟。爆炸形成了十亿度的高温，它不但瞬间把钢铁熔化得无影无踪，甚至把人影子印在了瓦片上。在爆炸的中心，人和物像原子分离一样分崩离析，直接消失在空气之中。离中心远一点的地方，遍地散落着烧焦了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残骸，惨不忍睹。更远一些的地方，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们，或是被严重烧伤，或是双眼被烧成了两个窟窿，他们的头发用手一碰就一把一把地脱落。好多广岛的幸存者被强烈的辐射所折磨，在后半生忍受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缓慢地走向死亡。

据后来的调查，这一天中死去的广岛市民有八万八千多人，负伤和失踪的为五万一千多人。全市房屋有四万八千幢完全毁坏，二千二百幢严重毁坏。

是什么炸弹具有这样大的破坏力呢？直到第二天设在广岛的日本第二军总司令部还蒙在鼓里，在给日本的陆海军统帅部的报告中称这种炸弹是一种具有“从未见过的破坏力的炸弹”。日本军参谋本部决定组成有原子能权威人士参加的调查委员会，立即赶赴广岛。很快，调查的结果证明，这种新型的炸弹就是原子弹！这一消息马上上报给了天皇。

原来，美国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就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是一种靠原子分子爆炸连锁反应而产生巨大能量释放的威力无比的炸弹，它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对原子能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

美国自发明原子弹后，一直没有用武之地，曾经多次讨论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日本的失败虽然已成定局，但是一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控制着日本本土，扬言要不惜“宁为玉碎”，誓不投降。美国最终下定决心使用原子弹，以最终迫使日本投降。就在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美国的杜鲁门总统在广播上劝说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发出最后通牒旨在拯救日本人民免遭彻底的毁灭，他们的领袖迅速地拒绝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的毁灭将自空中而降……”

广岛的悲剧，让日本高层领导惊慌失措。然而，他们还是希望苏联出面进行调停，达成日本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停战。

负隅顽抗的日本法西斯最后的希望破灭了：苏联政府宣布从八月九日起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就在苏联出兵的上午十一时三十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当日死去的人就有六万余人，成为广岛之后的又一个悲剧。

纽伦堡——历史的审判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了，但是法西斯帝国主义对世界和本国人民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总共造成约六千万人死亡，全部交战国直接战费总额计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亿美元。惩治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呼声。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纽伦堡法院的正义宫，宽敞的大厅正面悬挂着苏、美、英、法四大同盟国国旗，国旗前是法官席，对面是辩护律师席，被告席设在律师身后。纳粹德国的二十二名甲级战犯中的主犯，将在这个欧洲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

十时零三分，法庭内的嘈杂声突然停止，只见侧门一开，几名威风凛凛的美国军人在前开道，四国法官带着威严的表情走进法庭大厅。苏联检察官和法官穿着笔挺的军服，美、英、法三国检察官和法官身着黑色法衣。法官们坐定后，二十一名在押被告在美国军人的押解下，神情沮丧地进入大厅，分两排坐在被告座上。士兵们严肃地站在被告座位后面，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审判长是英国的杰弗里·劳伦斯大法官，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只听得他一字一顿地宣布道：“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顿时，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响彻大厅，观众席上，很多人掏出手帕，擦着眼角激动的泪水，而二十一名战犯则目光呆滞地坐在被告席上。这些家伙，个个衣衫破烂，心神不宁，脸上再没有往日趾高气扬的神采。

坐在被告席上第一排第一号的是戈林，一度肥胖得像头大象的戈林，因在狱中担惊受怕，加上疾病折磨，体重减轻了八十磅。他穿着一套褪色的德国空军制服，时不时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他作为纳粹政权第二号人物，一九二二年便加入纳粹党，历任国会议员、议长、不管部部长、航空总监、普鲁士总理、陆军将军、警察总监等等。

鲁道夫·赫斯，木呆呆地坐在戈林身旁，他是刚从伦敦被押解至此的。若不是一九四一年驾机逃到英国，他很有可能比戈林更有权势。当时，他已是纳粹党副领袖，且深得希特勒的信任。此刻，却是形容枯槁，双目凹陷。从伦敦到这儿后，他就作出一副健忘之态，企图逃避审判。但医生却诊断他只患有间歇性歇斯底里健忘症，而非完全不清醒。因此，赫斯只得老老实实坐在这里受审。

约翰·里宾特洛甫，纳粹党的“天才”外交家，战争期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他的所作所为是纳粹党一连串背信弃义的记录。当处长的他，过去无论何时都是一副傲慢自大的神气。但现在却不免缩头缩尾，掩饰不住内心的沮丧。据说，他因恐惧，已患上轻度的精神分裂症。

威廉·凯特尔，德国陆军元帅，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他紧挨着里宾特洛甫而坐。正是他实施了吞并奥地利的计划，为希特勒的侵略立下了“赫赫战功”。在陆军中，凯特尔元帅最受希特勒喜爱，希特勒时不时地给他加点薪、评点功，他便死心塌地地为主子卖力。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也在被告席上。他一九二一年加入了纳粹党，曾参加慕尼黑啤酒馆暴动，被公认为“天字第一号犹太迫害狂”。一九二三年开始，他成为反犹刊物《前锋报》的主编，操纵宣传工具，诬蔑犹太人是“细菌”、“寄生虫”和“瘟疫”，积极鼓吹一九三五年制订的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对“最后解决”犹太人的暴行推波助澜。失去昔日天堂的施特莱歇尔看来像个颓丧衰弱的老者，满头大汗地坐在凳子上。

弗里茨·冯克尔，一名老资格的纳粹党党员，曾佩戴冲锋队和党卫队将军军衔，并有冲锋队和党卫队副总指挥的头衔。一九四二年，被希特勒任命为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凭着一贯信奉的“用最低费用达到最高限度的剥削”的信条，不知榨取了多少占领区奴隶劳工的血汗。他依靠暴力有组织地利用被占领区的劳工资源，强制运到德国的劳工达几百万人。此刻，他如坐针毡般在凳子上扭来扭去，眯缝着一双小眼，活像一只仍然伺机咬人的恶狼。

挨着冯克尔的是巴尔杜·冯·席腊赫，长期任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和德国全国青年领袖，向青年灌输纳粹思想。由于干得卖力，一九四○年被任命为维也纳总督，替希特勒管理德国“东部地区”。他并非纯日耳曼人种，血管中流着四分之三的美国血液，看起来还很年轻。

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党龄不很长，直到一九三二年才加入奥地利纳粹党，但因冷酷无情、忠诚于纳粹大业而很快升迁。当海德里希一命归天后，卡尔滕布龙纳便坐上了德国保安局局长交椅，继续完成海德里希遗留下来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对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的血腥屠杀计划。即便坐在被告席上，他的双目还是射出逼人的凶光。

阿尔弗霍德·罗森堡，相貌平常，神情木然。他曾是纳粹最有名的“理论家”。他主宰着纳粹党报刊，撰写了《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使许多青年相信了纳粹党人的鬼话。从一九三○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充当纳粹的外交代表。一九三三年四月，他成为纳粹党的全国领袖和外交事务局局长，他和雷德尔一起，是策划进攻挪威的主谋之一。从一九四一年起他担任德国东部占领区部长，忠实执行希特勒对被占领区的种种政策，对被占领区的公私财物进行有组织的掠夺。制定实行日耳曼化、剥削和奴役劳工的政策，以及灭绝犹太人和消灭敌对者的计划。

汉斯·弗兰克，皮肤黝黑，五短身材，在被告席上始终低着头，似乎对自己的罪过还有些憣然醒悟之意。他是纳粹老党员，也是纳粹法律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才思敏捷，精力充沛，不仅精通法律，一般知识也相当渊博。纳粹同伙们都称他为做事利落、残忍成性、嗜血冷酷的人。一九三九年十月，弗兰克就任波兰辖区总督。就职第二天，看起来和善而有教养的弗兰克便下令：“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那时弗兰克肆无忌惮地掠夺波兰的经济资源，先后竟向德国输送了一百多万名波兰劳工，还有无数波兰人因他的命令而惨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牢牢地坐稳波兰总督的宝座。

威廉·弗立克，曾任德国内政部长，内阁国防委员会成员。一九四三年八月起作为波希米和摩拉维西地区所谓的“保护长官”，宣布“犹太人不受保护”，取缔所有非纳粹组织；最残忍的莫过于将他辖区内的老、弱、病、残及精神失常者成批杀害。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陆军中将，战争期间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处处长，上可直接向希特勒汇报战事，下可向三军传达希特勒的指令，亲手策划了对许多欧洲国家的侵略行动。最终却也正是他，签署了纳粹德国的投降书。

赛斯·英夸特，党卫队将军。他本人是位口才颇佳的维也纳青年律师，却野心十足，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过程中，他里应外合，扮演了可耻的角色。他到处宣讲“日耳曼人的奥地利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奥地利被吞并后，英夸特历任德国驻奥地利总督、德国不管部部长、德国驻荷兰总督等等。奥地利人民痛斥其为“奥地利卖国贼”。他罪行累累，任奥地利总督时，迫害犹太人，掠夺他们的财产，把政敌关进集中营进行虐待和杀害，任波兰副总督和荷兰总督期间，除掠夺财富外，还大肆虐杀抵抗战士，强制向德国遣送奴隶劳工，其中仅荷兰劳工就有五十万人。在他统治期间，荷兰的十四万名犹太人中有十二万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解决”。

埃里希·雷德尔，海军元帅，一九三五年起任海军总司令，指挥纳粹海军在大西洋海域横冲直撞，气势汹汹，之后被希特勒赶下台来。

瓦尔特·冯克，在希特勒未上台以前，这个油光满面、大腹便便的矮胖子预言：“我们企业界相信，在近期，伟大的希特勒即将掌权！”说出此话不久，他便辞去职务，投奔希特勒，充当纳粹和企业界之间的牵线人。希特勒自然也对他委以重任。因此冯克于一九三九年底开始接替银行家沙赫特就任德国经济部长、战争经济全权代表、国家银行总裁，从此冯克更加积极地参与迫害犹太人，卖力地为侵略战争进行经济准备，战争中对占领区横征暴敛，是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冯·牛赖特，一个老牌的职业外交官，是一个既无信仰，又缺乏原则的大骗子。他阴沉地坐在椅子上，不知是回味“辉煌”的过去，还是思忖眼前的困境。从一九三○年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二月，他狡猾地迷惑了欧洲许多国家，对德国退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重占莱茵兰和侵略奥地利等重大事件负有责任。他还和英法绥靖分子合作，炮制出臭名远扬的《慕尼黑协定》，使希特勒的闪电计划一举得逞。

坐在被告席上的还有前国家银行总裁耶马尔·沙赫特，老朽不堪的前德国总理冯·巴本，被称为“海底魔王”的希特勒的指定继承人、海军元帅长尔·邓尼茨，敢于和希特勒顶嘴的阿尔伯特·斯佩尔以及为纳粹党的倒行逆施巧妙掩饰，并鼓吹反动的“种族优越论”的谣言家汉斯·弗里切。

在座的二十一名战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纳粹党争夺政权和统治德国的年代，他们都曾充当希特勒的左膀右臂，竭尽全力为其效劳。

这些人信奉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在人民之间散播种族仇恨的种子，疯狂地实行侵略和掠夺政策，妄图称霸全世界。

在个人被起诉的同时，还有六个犯罪集团和组织也被起诉。他们是：德国内阁、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党卫队、盖世太保和保安勤务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冲锋队、参谋总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四国检察官起诉完毕，依照程序，劳伦斯大法官叫起每一位被告，让他们据实回答自己是否有罪。第一个被叫起的自然是被告中的“一号人物”戈林，他扭动着胖墩墩的身子挪到麦克风前，手里拿着一份材料，依然傲气十足地为自己辩解。

劳伦斯大法官赶紧打断他的妄语，厉声警告他：“被告，请你回答是否服罪！”

“不服罪，”戈林立刻嘟哝一句，但马上又补充说，“就起诉书而言。”

其他罪犯也都一口否认自己的罪行。为了让罪犯彻底服罪，一月二十九日，法庭安排了一场特殊的电影。电影的内容是纳粹党集中营的实况。战犯们看到这一幕幕惨景时，不禁大惊失色。面色苍白的弗里切看到德军把俘虏关在仓库内活活烧死时，不禁双手掩面不敢再看。凯特尔则取下身上的麦克风，僵硬地擦拭着满头的汗水。形容憔悴的赫斯双眼直瞪着银幕，双腿忍不住颤抖。再看自诩“正直无私”的斯佩尔，也是大汗淋漓，神情狼狈。突然，被告席上传来一阵呜呜咽咽的哭声。众人定睛一瞧，却是纳粹德国国家银行总裁冯克，肩膀一耸一耸的。尽管这样，战犯们还是百般抵赖。

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长达二百四十八天的审判进入最高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二百五十页的判决书。

判刑情况如下：

戈林、里宾特洛甫、罗森堡、凯特尔、施特莱歇尔、约德尔、冯克尔、弗兰克、弗立克、卡尔滕布龙纳、赛斯·英夸特、鲍曼（缺席审判），这十二人判处绞刑。

赫斯、冯克、雷德尔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席腊赫、斯佩尔两人判处二十年徒刑。

牛赖特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判处十年徒刑者一名：邓尼茨判处十年徒刑。

巴本、沙赫特、弗里切被宣判无罪，予以释放。

以下各组织被宣判为犯罪组织：德国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被宣判为犯罪组织。德国内阁、参谋总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冲锋队则被宣告无罪。

最有戏剧性的是戈林，他换上了他最好的衣服出席宣判仪式，他以为他能够被判处枪决。当他的耳朵里传来庭长劳伦斯缓慢而清晰有力的声音“被告赫尔曼·戈林，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时，戈林似乎懵了，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直愣愣望着鸦雀无声的法庭，脸色灰白。然后，他把耳机摘下来掼到桌上，转过身去，最后一个离开了法庭。回到囚室，一个人躺在铺上，双眼淌出了泪水。

其他战犯在听取判决时，有的人故作镇静，有的人惊恐万状，有的人目瞪口呆，至于被无罪释放的三人，则又惊又喜。

行刑日期定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

戈林是被看守得最严密的，自从宣判时起，他的情绪就极不稳定，有时歇斯底里地发作。晚上八点三十分，看守换岗。新来的看守不停地走来走去，从窥视孔看每个被告有无任何可疑举动。

戈林几乎一直躺在铁床上，看一会儿书，休息一会儿，似乎彻底平静了。八点获准参观绞刑的新闻记者最后观察死囚时，看到戈林缩在床上，宽肩膀懒洋洋地抵靠在粉白的墙上，在读一本关于非洲鸟的破书，看守像猫看老鼠一般盯着戈林，防止他上吊。晚上十点四十四分，新换班的看守突然发现戈林的情况不对，全身扭动紧缩，显然是吞服了剧毒药氰化钾。当牢房门“咣当”一声打开，看守、狱医冲进来时，戈林已经死去。原来，戈林自被俘以来，身边一直带着毒药。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凌晨一时十一分，战犯们依次走上绞刑架。

纽伦堡审判就这样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际组织给予侵略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公开的、公正的处分，为全世界五千万惨遭屠戮的无辜人民，为满目疮痍的受害国家伸张了正义。这是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对法西斯主义的残渣余孽又一次火力强猛的打击。经此打击，法西斯主义及其追随者们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遗臭万年的角色而永远成为反面教材昭示历史，昭示后人。

远东国际法庭上邪恶与正义的较量

一九四六年上午八时五十分，一辆美式军用客车由军警开道，挤过黑压压的围观人潮，“嘎”的一声停在一座老式建筑——日本东京谷山的前陆军士官学校的门前。战争时期日本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设在这里，现在，它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所在地，法庭庭长的办公室原来是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的办公室，这真是戏剧性的安排。

须臾，车中间那道铁门缓缓开启，先是跳下几个头戴白盔、腿套白色护套的身强力壮的美国宪兵，接着，二十八名战犯走下车来。这二十八名战犯都是二战期间日本军界和政界的主要首脑。他们是日本侵略战争的策划者、发动者、指挥者、执行者，任过如陆军大臣、参谋长、军务局长、海军大臣、外务省大臣、内阁首相等职务，对世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二十八名被告按顺序经过几百人的狭长通道，被全副武装的美国宪兵押解到位后，高大魁梧、声音洪亮的韦伯宣布开庭。参加这次审判的中国代表梅汝趝坐在了第二审判席上，他不仅代表着受苦难最深的中国人民向法西斯申讨正义，而且还肩负着捍卫中国国际地位的责任。自此，一场历时一年半的漫长审判开始了。

对中国的侵略，是日本犯下的最卑劣罪行之一，应该是起诉书中的重要的内容，而它却被排在第二十七条。“偷袭珍珠港”，对东南亚各国的进犯，在战争中使用违反战争公约的手段等等，也均被列入起诉书。但是，日本军队运用的影响极坏、手段极卑鄙的细菌战和化学战却未被列入起诉书。大多数法官以为只有德国才使用毒气杀人的残酷办法，而日本似乎尚未学会。因此，无人追问此事。

头一轮诉讼完毕后，法官们照例要询问被告是否承认有罪。在座的二十七名被告竟全都自称“无罪”。东条英机还强调说：“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那曾任外相，精通英语的松冈洋佑，似乎在炫耀自己的才华，甚至用英语回答了法庭的问话。为了麻痹诸位法官和检察官，战犯们的律师拼命加大辩护书的篇幅，延长宣读时间，东条英机的证词长达二百八十五页，整整宣读了三天。木户幸一的证言也有二百零一页之长，两天才读完。枯燥无味的宣读令听者昏昏欲睡，法官、公诉人也不免心猿意马，某些重要情节便被法官们忽略，直看得战犯们喜上心头。

在接下来的审判中，日本战犯与其律师们又耍起新的把戏，即诋毁控方证人的人格、品德，通过无赖式的狡辩使证人与证言受到怀疑。例如，陆军中将田中隆吉即是控方的一名有力证人。他战时曾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谙熟军机大事，和不少战犯过从甚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田中看到日本前途渺茫，便引退在家，不问政事。此次作证，战犯与其律师先是攻击田中本人为一军国主义者，应负战争责任，没有资格当证人，后又指责他证词失实。另一位证人冈田启介，其本人为开脱罪责说过谎话，但他提供的满洲事变的证词是真实详实的。但辩护律师们攻其一端，把他的证词搅得一钱不值，起不了一点作用。

战犯们狡辩的时候，也闹出了不少笑话。有时他们为使自己减少罪责，竟不惜对另一战犯栽赃陷害。他们这样的你来我往，反使各战犯的罪行更加暴露无遗，真是欲盖弥彰。

从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到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公诉方、辩护方展开了长达两年半的“战争”。后来统计，法庭共开庭八百一十八次，法官内部会议一百三十一次，有四百九十一位证人出庭作证，七百七十九位证人提供供述书和宣誓陈述书，受理证据四万三千三百六十份，审判记录竟多达四万八千四百一十二页，堆起来有一幢两层楼房高！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的下午，东京军事法庭的大厅里座无虚席，众人屏息凝神听着审判庭长的宣读：

本法庭根据法庭宪章第十五条宣布如下：

荒木贞夫：

根据判决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无期徒刑。

土肥原贤二：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

被判决的二十五名（原二十七人中有两人病死）被告全部有罪。其中罪大恶极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人被判处绞刑；荒木贞夫、桥土欣五郎、烟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子、岛田繁太郎、亘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等十六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外交官东乡茂德和重光葵分别被判处二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但是，东京审判庭由于美国等大国的操纵，大批战犯——如大资本家能川和航空工业巨头中岛等人被释放，真正的战争根源得不到彻底清算。

判决之后，日本战犯们仍在进行丑恶的表演。土肥原贤二等其他几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仍不甘心就此了结，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死刑仍由东京法庭以微弱多数通过时，几个人纠集起来，竟要越过国际法庭，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结果，美国最高法院竟然接受了。

消息传出，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趝实在气愤不过，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如若代表十一国的国际法庭所作出的决定还要由一国法庭重新审理，不管这一法庭有多高，也不禁会使人担心，任何其他国际行动都同样会受到一个国家的任意重审而改变。”苏联等国也向美国当局表示强烈不满。美国没料到众怒难犯，只得驳回战犯们的上诉。

十二月二十三日凌晨，东条英机等七人身穿灰色死囚服，脑袋剃得精光，被带到绞刑架下。当天晚上，七具尸体被卡车拉到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烧成了灰。

漫长的东京审判就此宣告结束。

在东京审判的同时，上海、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苏联的伯力等地也设立了军事法庭。受审的战犯共五千四百一十六人，其中九百三十七名恶贯满盈的战犯被处以死刑。

这些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分子，最终受到了正义的审判，真是应了中国的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