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　幽　默

东方朔在历史上是以滑稽传名的，司马迁就把他列入《滑稽列传》，与历代俳优放在一起。班固说他是“滑稽之雄”，以至于后世好事者往往把一些奇谈怪论都附会给他。其实，他心冷得很，眼毒得很，有非常杰出的社会观察力。他有两篇杰出的赋《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和一篇四言韵文《诫子》。这三篇文章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特殊的意义。

《答客难》假定有一个“客”向东方朔问难，然后由东方朔解答。客人问：“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居）卿相之位，泽及后世”，而你东方先生呢？“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悉力尽忠以事圣帝”，何以至今还只做个小小侍郎呢？大概还是品行上有问题吧！

东方朔的回答是：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

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斗）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得行其道）焉！……

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言不可动摇），动犹运之掌（言治天下易如反掌），贤不肖何以异哉！

人才的地位，取决于社会需求。战国纷争时代，人才往往决定着诸侯们的兴衰成败，所以，他们不得不尊重人才。而今天下一统，于皇帝言，无人与他争权夺利，无人与他争地争城，当然也就无须什么才与不才，贤与不肖。于人才言，以前有多个雇主，尚有选择的自由，背离一个国君而投奔另一个国君，如同扔掉一双破鞋子。而今却只有了一个雇主——中央政府，除此以外，别无混饭吃的地方。主动权现在转到皇帝手上了，对文人，他——

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几乎是皇帝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当然，历代皇帝也不能说就全凭自己的喜怒而不重人才，至少汉武帝就重人才。毕竟封建社会还是“家天下”，天下是他“家”，他也不至于对自己这个“家”完全不负责任。但——

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辏者（像车轮中的车轴全都向着轴心一样），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尽全力来募用他们），困于衣食（没有足够的俸禄），或失门户（没有足够位子）。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掌管礼乐旧事的小官），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天下之大，人才之多，出路却只有一个。车轴很多，但轴心却只有一个，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落水者，相蹂践而死者当然不可胜数。一元时代来了，文人的悲剧也就开始了！

这是多么透彻的洞见！

东方朔还有一篇很有意思的赋体文章，叫《非有先生论》。这个在吴王宫中“默默无言者三年”的非有先生，有什么样的高论呢？就是那非有先生再三感慨的四个大字：“谈何容易”！

韩非的《说难》，是理智冷静的分析，是对游说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游说者指导门径，其目的乃是积极的——增加游说的成功率。而东方朔的“谈何容易”，则是对血的教训的感慨，也是对言谈者的告诫。其目的则是消极的——要人们三缄其口。这是东方朔对自己时代的观察。

东方朔的另一篇意义非同寻常的文章是四言韵文形式《诫子篇》。它提供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处世之道——游世：

明者处世，莫尚于容，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世不逢……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事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这种“游世”哲学，是封建集权时代很多颟预官僚的护官符。你看，既可尸位素餐，饕餮天下，中饱私囊，又可游手好闲，心地闲雅似神仙；既像国之栋梁，一言九鼎，宰割天下，因而名利双收；又像山中隐士，名节俱全。体现在这篇文章中的冷幽默，是艺术上的一大特色。

扬雄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家”；他又作《太玄》，模仿《周易》，作《法言》，模仿《论语》。还作方言专著《方言》。

扬雄的有文学意味的文章，有两篇，一是《逐贫赋》，一是《解嘲》。

《逐贫赋》是扬雄赋中极特别的一篇，扬雄之作，多模仿别人，唯这一篇，却让后人模仿他。鲁褒《钱神论》，韩愈《送穷文》，都从此脱出。另外，韩愈《进学解》之正话反说，诙谐幽默，寓庄于谐，也学的是《逐贫赋》。《逐贫赋》读起来，确实有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这是最古老的黑色幽默。他写自己贫穷，是：

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餮。徒行负笈，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体沾肌。朋友道绝，进官陵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

看来，这个“穷神”还真害他不浅。于是他想躲开这个“穷神”，而“穷神”却缠住他不放；

舍汝远窜，昆仑之巅。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岗。舍尔入海，泛彼柏舟。我行尔动，我静尔休。

最后是这个“贫”跟主人讲了一通“贫”的好处：

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者不忒，等寿神仙？桀路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闭，子独露居。人皆怵惕，子独无虞。

明人张溥说：“《逐贫赋》长于解嘲，释愁送穷，文士调脱，多原于此”（《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王世贞云：“子云《逐贫赋》固为退之（韩愈）《送穷文》梯阶。”这种独特的幽默，确为子云独创，而为后人承续。

汉人本来质朴务实，追逐富贵在他们看来自然而然，并不像在后世那样，总是面临道德审判的危险。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各种追逐富贵的行为，甚至包括一些不光彩的行为，一概予以宽容，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东方朔、司马相如这样的文人，也一概赤裸裸毫不掩饰地追名逐利，而至于不择手段，而至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班固批评司马迁“崇富贵而羞贫贱”，殊不知这正是那时代的风气。与之相关，夸耀富贵而不像后世那样财不外露，也是那时代的一大特色。《陌上桑》写罗敷，《羽林郎》写胡姬，《孔雀东南飞》写刘兰芝，都用浓墨重彩写她们衣饰的华贵，这都正是汉人朴实本色。

而扬雄《逐贫赋》则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匮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我们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我们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我们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后来构成了我们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我们看扬雄，他的虚弱无力无可奈何在这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我们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它可能就暗示着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

张溥说扬雄善于解嘲。扬雄恰好有篇赋，题目就叫《解嘲》。

这篇赋，模仿东方朔《答客难》的地方很多。它们都是剖析中央集权时代知识分子的处境的。不过，细细揣摸，两者仍有差别：东方朔虽在体制之内，但满身纵横家气息，桀骜不驯，目空一切。虽则不得志，但绝不认输，尤其不承认自己无能，而只斥责社会无道，用人者无目。扬雄则满身书卷气，温文尔雅，谦恭退让。他自认失败，故甘心自守学问一隅，满纸都是无奈与虚弱。他比东方朔更悲哀，更绝望。比如扬雄一开始，借客嘲笑自己后，便是这样的句子：

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

巧妙地利用“朱”“赤”的同义与多义，把爬得高，跌得重的专制官扬一般规律揭示了出来。这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血的教训的写照。从汉高祖杀功臣，到汉景帝杀晁错，再到汉武帝的残酷诛杀大臣，多少权倾一时的人物被灭族？朱丹其毂者，往往接着就是赤族之家！

当今……言奇者见疑（被怀疑），行殊者得辟（被杀头），是以欲谈者宛（卷屈）舌而固声（闭嘴），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循前人的脚印走）。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莫不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大胆的思想没有了。新颖的创造没有了。专制政治的最终结果，正是消灭个性，从而扼杀一个民族的生机。扬雄敏锐地看出了，汉代大一统之下的社会与先秦诸子时代的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

在这样的大一统之下，我们不可能有大智大勇，我们也不可能堂堂正正，我们所有的，就是那种绝对委琐的保身之术与蝇营狗苟的可怜生态：

炎炎者灭，隆隆者绝。……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

最后，扬雄表明他不能与前代成功人物比：“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时代不同了，他只能“默然独守吾《太玄》”。

汉赋，从枚乘、司马相如的空洞无物、凌空蹈虚，到东方朔、扬雄对当代问题的深刻思考，显示出赋这种文体的生命力。《答客难》、《解嘲》、《逐贫赋》诸作，是汉赋对原罪的自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