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安好心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入宋后降为康乐侯），故世称谢康乐，又因小时曾寄养他家，称“客儿”，人又称“谢客”。又与谢朓并称“大小谢”，而单称“大谢”。曾任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后因起兵反叛被杀于广州。他是第一个大力模山范水的山水诗作家，对扫荡“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有大功劳，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上也有相当贡献。

文学史家们喜欢强调陶渊明与谢灵运的不同，是的，他们的为人风格与为文风格都有极大的不同。由于陶渊明的杰出成就与崇高地位，把谢灵运与他放在一起比较，本来就不大公平。况且他俩风格既不同，以读陶之眼光与趣味来读谢，当然格格不入。叶嘉莹教授就提到过，不能用欣赏陶诗的方法来欣赏谢诗。清之沈德潜在《古诗源》中也提到，陶诗之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之不可及处在新在俊。真而厚，是合乎中国诗审美的传统的；新与俊，则是突破了传统。大谢费了不少力去突破，却不大讨得好。当然这是指从赵宋至今。赵宋以前，尤其是他生前，他的诗名是了不得的，他在老家始宁写诗，一传到京城，贵贱莫不传写。连皇帝见到他，都要先问他最近又有什么新作。京城里那一帮附庸风雅之徒、诗歌爱好者，更是伸长脖子等待他的大作传来，他的新作成了京城人的节日。那时候，除了会稽郡的谢大诗人，谁还知道在庐山脚下，浔阳柴桑，还有一位自称“五柳先生”的陶潜也在写诗？陶渊明（365—427）与谢灵运（385—433），这两个同时代的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同在玩跷跷板：这个上来那个就下去，这个下来那个就上去。当初谢灵运高高在上，陶渊明简直低得没了影儿；赵宋以后陶上来了，谢却一直没能抬头。他一生都愤愤不平，若死后有知，这一点不知会令他多么愤慨。

在我看来，陶与谢之最大区别，在于陶已安好他那颗心，而谢则没安好心——这话有点歧义，不过有点歧义正好。他既没有安顿好自己这颗心，从而这颗心永在浮躁，使得他“多愆礼度”，“猖狂不已，自致复（覆）亡”（《南史·本传》），同时，他在有些时候也真是对人对事不安好心。比如，他既不能够抛官不做，却又不好好做官，在做永嘉太守时，就只顾自己肆意游遨，而“民间听讼，不复关怀”，这样不关心民间疾苦，大概不能算是好官，好人也算不上。我们不要求你有终极关怀了，承担社会良心与公理了，即以最基本的要求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在其位，也不谋其政，如此不负责任，轻忽职责，你能算好人？徐九经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送给他正合适。

他岂止不关心民间疾苦？他有时简直是地方一霸。他因父祖遗产，生业甚厚，本来已是养尊处优，钟鸣鼎食，衣轻策肥，却还是不知厌足，不断凿山疏湖，功役无已。为扩充田产，他甚至不惜破坏生态，剥夺民生。他竟通过宋文帝，让会稽太守孟把会稽郡东面的回踵湖放了水，让他做良田。孟太守因此湖离城很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坚决不给他。他又要另外一个湖，孟太守也犟上了，还是不给。他就攻击人家，说孟不是爱惜百姓而是因为自己信佛，不愿伤害湖中水族生命。我想，这件事显然是谢诗人不对。孟太守不管动机如何，保住这两个湖，对当地老百姓而言，还是有好处的，谁知道有多少百姓赖湖而生呢！孟太守的动机可能不是爱护百姓，但他这样做的客观结果，却确实是有益于百姓，而谢诗人这样做，定是不爱惜百姓，有害于百姓。所以我说谢灵运没安好心。

后来孟告他有“异志”，图谋不轨，摆出要逮捕他的架势，吓得他赶紧进京，伏阙上书，可怜兮兮地称自己是一介文人、隐士，历史上哪有这类人造反的？文帝不杀他，却也不让他再回会稽，让他做临川内史。到了新地方，旧态却不改，依然是游放不止，又为有司所纠，要逮捕他。这次他自己大约都厌烦自己，干脆拉起旗子造反。兵败被捕并流放广州，不久在广州被杀。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孟说他有“异志”，那是诬告；但他没安好心，倒是真的。一个大诗人，谈起玄理佛法，头头是道，最后却为争一湖而送命，说是“贪夫殉财”亦未尝不可。所以谢灵运的境界，比起陶渊明，确实差了一截。

而要说对体制的不适应，谢灵运比陶渊明更甚。陶虽不适应，但其性格尚不至于如谢那样骄躁。他有些事还有得商量，比如在彭泽县当县令，公田一百亩，他一开始要全种上秫，以便酿酒。说“吾尝得醉于酒足矣”。但他妻子固请种粇，他也就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粇，向妻子让步。《责子》诗前面痛斥五个儿子不肖，但最后却是这样的两句：“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打孩子的手又收回来，端起了酒杯了。王弘要见他，他不愿意见，但王弘在路边摆酒诱他，他就酒也喝了，人也见了，并不为忤。自家酿酒，酒熟，手边无漉酒的工具，便从头上解下葛巾漉酒，漉毕，再把葛巾盘回头上。他好像无可无不可。他知道很多事并非你死我活，非要斩尽杀绝不可。所以，他与世道人心的冲突也就比较平和，其间还有较大的周旋余地，这余地，就够他逍遥了。

而谢灵运则不然。他皎皎易污，峣峣易折。他与刘裕不合，与刘义符不合，与刘义隆还不合——三个皇帝，他得罪完了。而他们却都还想笼络他的。他又“构扇异同，非毁执政”。与徐羡之等人结仇。他与孟不和，与御史中丞傅隆不和，与临川郡上上下下不和……他总是与人冲突，且他与别人的冲突又总是太尖太锐，事情又总是做得太绝，所以结果总是大挫大折。他的性格缺少弹性，他的为人处世缺少回旋空间。他做什么事都往极端的路上走，这种弹性的缺乏和空间的逼仄，是他一生的悲剧。

而这又正好形成他诗歌的特色——繁复。景物繁复，意象繁复，词汇繁复，甚至用字，他都喜欢笔画繁复的。读他的诗，我们感到压迫，有时有喘不过来气的感觉。他的诗中，空间太逼仄了。不像陶渊明那样疏疏朗朗，有透气感。诗境的繁复与他内心中对这个世界的繁难感受有关。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他的诗歌看成是他追求弹性空间的心灵记录：山水的搜寻，乃是心灵对空间渴求的外化；谈玄奉佛，则是他试图增加自己性格弹性的努力。

但奇怪得很，他的这种努力竟然也是贪得无厌而走上极端的：他对山水的搜寻，像是一个疯子：在永嘉做太守，竟然“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在朝廷做秘书监，天子眼皮底下，他也竟然“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假）”。在老家赋闲，他带着百多位义故门生加仆从，“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崖嶂千重，莫不备尽”。曾从始宁南山出发，“伐木开径，直至临海”。把临海太守王琇吓了一大跳，以为来了一群山贼。

他就这样毫无节制，“游娱宴集，以夜续昼”（以上引文皆出《宋书·谢灵运传》）——《古诗十九首》作者所艳羡的那种生活，他是过上了。可惜他毫不快活。这样无节制的搜求山水，我们看得出他内心的燥热。他实际上已不是在从容地游山玩水，而是在迫切地寻找一种能使他心灵平衡的东西。这东西怎能外求？它是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是一种“安心”的功夫。可惜的是，他缺少的就是这样一种能力和功夫。

我们从谢灵运的行为和他的诗作及诗作中大量充斥的玄理中，可以看出他为了“安心”是如何努力，但却不见其努力的结果。他说他已经“安心”了，他说“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但他真的有这样的操行吗？真的能做到“遁世无闷”吗？不要说我们不相信，他自己怕也不信。对陶渊明，我们觉得他可爱可敬，还可羡可慕，但对谢灵运，有时我只觉得他可怜。他把自己弄得首鼠两端，东奔西突，四面出击直至疲惫不堪，却最终也没有突出一条生路。他永不停歇地寻找——是的，陶渊明的生活与心态都以“静”为特征，而他则是永无休止的“动”，穷折腾，不，富折腾——可折腾到最后，仍然两手空空，心中空空，他自己都失望，都厌烦，他活腻了。他游山玩水，竟然一日百六七十里，这哪里还是游玩，这简直是在赛跑，是和自己烦躁的心赛跑，想把它丢在后面。他这样疯跑，既是在向未知的快乐追寻，又是对此在的生活的逃逸：他永远生活在别处。他不能安心，此在也就不能安身。陶渊明是安于现状的。谢灵运则不能有片刻的安歇，此在的一切都让他心烦，他要跑起来，在跑动中抖落一身烦恼。但最后，他跑不动了，他自认失败，干脆自杀性地打起叛旗。他哪里是在和别人较量冲突？他是在和自己较量冲突；哪里是别人杀了他？他是自杀的。

我们大谈陶谢之不同，那主要是他两人在性情上的不同，修养上的不同。在思想层面上，他们是有大相同的：他们在价值追求上是相同的。不管谢灵运实际上对功名富贵多么向往，但在价值层次上，他仍然赞成对世俗富贵的超越。他诗中有些句子，和陶渊明如出一辙：

　　　　　　谢诗　　　　　　　　　　　　陶诗

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饮酒》其五）

羁雉恋旧侣，迷鸟怀故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晚出西射堂》）　　　　　　　　（《归园田居》其一）

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斋中读书》）　　　　　　　　（《归园田居》其一）

这是随意捡出的几句，未做全面细致的检点。但已足可见出两人的共同思考。他俩是没有交往的（陶年龄也比谢大二十岁），他俩生活的差异更是迥若云泥。但诗中的相似点这么多，确实令人惊讶——谢的《斋中读书》与我们上文曾引述过的陶的《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更是通篇立意相近，取象相似。我们只能说，面对同一个时代，一流诗人在感受上是相同的。对体制的警惕，对个人自由的维护，是他俩共同的价值坚持。

说谢灵运是一流诗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可能有不少文学史家不同意）。从中国文学史上讲，像他这样开拓一种诗题材，并在形式上有多方面探索，而标志着审美理想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转向指示牌直指唐诗——的诗人，中国历史上不多。唐人对六朝很贬低，但是对谢灵运很尊重（这些纯学术的话题此处不赘）。从传统道德观念的标准看去，他的人格不很高尚，他作诗抒情也不很真诚，但像他这样性格的人，造假作伪也破绽多多，甚而至于赤裸裸而无遮无掩。看他大言不惭高谈阔论，并还以为别人真信了他，也有天真可爱处。他好歹不是大骗子，他只是好说大话，好吹牛。这话头也暂时按下不提，这里只特别点出他的山水诗说一说。

我们先看看他的一首名作《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这是谢灵运最出名的一首诗。作于他任永嘉太守之时。时在景平元年（423）春天。他是头一年的秋天，受徐羡之的排挤，出为永嘉太守的。晋宋易代，于晋有大功劳的谢氏家族受到抑制打击，谢灵运由康乐公被降为康乐侯，生性高傲的谢灵运对刘宋政权心怀不满是必然的，问题是，他还让这种不满变成明显的，甚至是公开的，于是，刘宋的几任皇帝，他都得罪了，掌握朝政大权的权臣，他更是结怨了。于是，君臣联手收拾他，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朝廷变成了他的烦心地，伤心地，山水就自然成为他的舒忧解闷的第一选择。所以，去风景秀丽的永嘉，于徐羡之等人而言，当然是对谢灵运的惩罚，但对谢灵运而言，未必不是他之所愿。总是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从而人事紧张的谢灵运，与山水为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惜的是，他处理自己与山水的关系同样并不成功。他太自我中心了。太刻意了。我们来看看这首诗——不，看看他与永嘉的山水之间的关系。

此诗很明显地分为三层：一层叙事，从开头至“褰开暂窥临”；一层写景，从“倾耳聆波澜”至“园柳变鸣禽”；最后一层六句是议论。叙事乃叙自己进退失据的矛盾心境：仕不如飞鸿而隐不及潜虬，用飞鸿之远音响彻来比喻飞黄腾达，用潜虬之幽姿自媚来比喻遁世无闷，是典型的比兴手法。但问题在于他这两者都做不好：谋求官场发达，他智力不足；退隐田园躬耕，他体力不够。看这几句话，他挺谦虚的。但谢灵运从来不会谦虚，他一谦虚，我们就要小心：他是在说牢骚怪话，是在冷嘲热讽，是用私下里的嘀嘀咕咕报复别人对他的排挤与贬抑——当然，他自己知道，像他这样的大诗人，私语总会变成公共话语，被他嘀咕的人就会成为大众——包括当代的和未来的——的笑料甚至敌人。所以他那两个看似自我反省的字：“愧”和“怍”，实际上是针对他人的“怒”与“恨”——是的，谢灵运是有一些小人的德性的。

接着，他说到，他终于在一穷海之地，做一永嘉太守。却又一病一冬，卧床不起。他又说这是在“徇禄”，是追逐禄位。故意把自己说得不堪，好像是在自嘲，却显示出他的做作。他是希望我们在转几个弯子之后，得出他此时清高而又无奈的结论。清高是他的品格，无奈是他的遭际。既表彰了自己，又丑化了政敌。作为一个有着高超语言技巧的诗人，他这个目的应该是得到了。到此时，大家应该看得出来，谢灵运的内心是充满块垒的。需要有消除块垒的东西。那就是山水了。这就自然过渡到下一层。

在一冬不起之后，某一天，也许是在别人的提醒与建议下，他无聊赖地拉开窗帘，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的感觉恢复了，精神复活了，甚至病也好了——他远眺青山，遥闻海涛，观池塘青草之生，聆园柳黄莺之鸣，终于引发感慨，对人生有一番彻悟。写景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他的名句，他自己得意，后人也激赏。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曾说诗有四种高妙，其四是“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谢灵运这两句，就是这种“自然高妙”吧。钟嵘《诗品》“颜延之”条引汤惠休的话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鲍照也有类似的“谢公诗如初发芙蓉”的议论（《南史》），事实上，谢灵运的诗从总体上看，是颇雕琢的，感情也是颇不自然颇不真诚的。像这一首诗，真的就这两句出于自然。其他的描写并不清新，更不自然。而第三部分的议论，就给人言不由衷之感，这种生硬近乎蛇足的议论，带着明显的情绪，却说着“无闷”的高调，不仅是抒情上的矫情，而且是议论上的假大空，被后人称之为“玄言的尾巴”，招致一片批评。

就全诗来看，事、景、情的结合并不十分自然，尤其是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春光怡人突然转入“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的“伤感”，是了不相关而强作高明。“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的自我称许，也只会让读者掩口而笑。堆砌辞藻，雕琢失真的弊病也不免。且全诗除了“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外，都用偶句，平板少变，滞涩不畅，“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两句用典，却只为表出“归”之一字，也显得卖弄得太笨太费力气。

总之，就题材开创和形式创新而言，谢灵运虽差可与陶渊明比肩，但若论单篇质量和总体艺术成就，如情、景、理的圆融无碍，人格与诗格的浑然一体，他怕还不能望陶之项背。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谢灵运虽然在纵情山水时仍然不忘“飞鸿响远音”（《登池上楼》），以至于山水不足娱其情，名理不足解其忧，但他毕竟用他的游荡在山水之间的身影指出了一个方向，那就是和凶险的社会相对立的和谐而可亲近的生机盎然的自然山水。自然在建安诗人那里是凶恶的，是社会凶恶的陪衬和帮凶，一如曹操在《苦寒行》和曹植在《赠白马王彪》中所描写的。一直到陆机，我们看他的《赴洛道中作》，自然也是令人厌恶的，是令人退避的，是人生险途的征兆。但在谢灵运那里，自然却是心灵的益友了：“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不但能由迷恋而忘归，而且还能启发心智，安慰心灵：“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应该说，他是第一个发现山水的美感的，他虽然没有说山水“可居”，但他指出了山水的“可游”。并在山水的美感与人的心灵之间架起了第二条山水与人之间互通的桥梁（第一条桥梁是孔子架设的）。

在这之前，一些哲人谈到过山水，比如孔子，他就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类的话。但孔子的山水往往是伦理道德的象征，孔子由此架起了人与山水相通的第一道桥梁：即山水的“以形媚道”与人内心的道德情操之间的桥梁。在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人隐于山水。但隐于山水的原因正是看中了山水的凶恶，因为山水的凶恶恰可衬显隐者的道德崇高。山水在这些隐者那里是没有美感而只有道德感的，也就是说，他们和孔子一样，是只有第一道桥梁的。如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阮籍所遇的苏门山上的无名氏真人“苏门先生”；嵇康所遇的汲郡山上的孙登。伯夷叔齐至采薇而食终于饿死，阮籍所遇的苏门先生的全部生活资料也只是“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这些都是通过山水的凶恶来反衬隐者的道德的。这种道德化的山水，及其以自身的凶险对人所做的道德考验，我在上一篇谈陶渊明时也有涉及。正如陶渊明不是去描写田园生活的艰辛，而是描写田园生活的美一样，谢灵运向我们展示的，也是山水之美。虽然他不至于真正归隐山水，但山水之美经他阐发却深入人心了。也就是说，他架设了人与山水相通的又一桥梁：孔子的是伦理的桥梁，他的却是美学的桥梁。伦理的山水使我们敬畏，而美感的山水却可供我们退避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