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豪杰

中国的散文（骈文除外），依我的理解，就其精神气度与形态风度言，大致可以分为这么一些重要的时期：先秦诸子（《左传》、《战国策》之类，其作者仍是子家），两汉史传（司马迁与班固），唐宋古文（中间有一个耀眼的亮色：晚唐小品文），晚明小品文，清之桐城派，五四新文学，建国至今，虽亦略有名家，且往往得一时之誉，但怕还不能有自己的面目与主脑。

在以上这一链条中，就风格言，先秦诸子、司马迁自是黄钟大吕，无师无友，无复依傍，自铸伟词，卓绝千古。唐宋古文则代圣贤立言，为生民立命，文以载道，一派庄肃，又时见性情。而桐城派则是一派头巾气，拘拘于门庭，规矩方圆，方正得可以。这数家可以算是古代散文的名门正派，华屋堂堂，望之俨然。晚唐小品文被鲁迅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中的锋芒与光彩”，是讽刺性杂文的典范，骂人骂世骂缺德，刺古讽今嘲风俗，其文章如匕首，似投枪，短小精悍，章法随意，极刻薄，极厌世，但究其实质，仍是道德卫士，遵循的仍是文须有益于世道这样的基本原则。

只有晚明小品文是逸出中国古代散文常轨的另类、异端，它既不像诸子、太史公、韩柳欧苏那样正面提倡社会价值，也不像陆龟蒙、皮日休、罗隐那样反面批判以矫正世风。既不像前者那样充满希望，也不像后者那样满怀绝望，既不像前者那样热情洋溢，也不像后者那样冷漠刻毒。他们都是负责任的。而晚明小品文是不负责任的文章。即便与形态相近的晚唐小品文相比，同是小品文，晚唐的小品文是面向大众的社会的，而晚明小品文则更多的是面向小众的人生的。晚唐小品文是为大众呐喊的，而晚明小品文则是一小撮精神贵族的浅斟低唱与人生感悟。感慨社会与感慨人生是不一样的，感慨社会是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其指向是现实的政治问题；感慨人生往往更倾向于私人生活关怀，其指向是人生的哲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晚唐的陆龟蒙、皮日休、罗隐等人，就其创作动机言，仍是正统儒家的批判现实主义，自觉地承担着道德的义务，并且在事实上，他们的创作也正出自于他们的道德痛苦，出自于他们强烈的道德诉求。而晚明的小品文，则正由于他们公开地鼓吹抛弃人生的道德义务与现实责任，而成就其自身的特色。所以，晚明的小品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另类、异端，其道德上的破坏性远超过骈文——骈文只不过是往往追寻美的形式而去，是对道德义务与现实责任的疏忽，而晚明小品文则是公开的叛变，另立山头，打出自己的旗号。骈文只不过是专注于自身的形式美而忽略了道德上的意义，如同一个少女穿梳打扮，一心让自己扮靓扮酷以追求回头率，而没有更多的庄严的道德自觉。晚明小品文则是建立在一种成熟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种思想，即以藐视崇高，嘲弄价值，放弃责任，追求一己之适意为旨归。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其出现在晚明，尤其如此。儒学经程朱以后，愈益沉重、古板、教条、反人性，愈益原教旨化，绝对道德化。明代王学的出现，尤其是李贽的出现，是对压迫的反抗，是心理的减压。李贽虽最终被迫害致死，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一些有灵性的孩子们出去了。被他点化，顿悟自己心灵的“孩子”中就有公安派的三袁兄弟，尤其是袁宏道。

老大袁宗道给李贽写信讨教，这样说：

不佞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白苏斋类集》十五）

老小袁中道，专为李贽作传，《李温陵传》是李贽最好的画像，为我们留下这古代文化英雄的凛凛风貌。

三袁之中，袁宏道悟性最高，文人气质最浓，对文章的美学追求也最用力，他于李贽，更是别有一番感激在着：

（中郎）既见龙湖（李贽），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公安三袁等士大夫之喜欢李贽，就在于李贽能在沉闷的文化空气中别开生面，给他们以新的视界，新的价值观与审美观。

但非常奇怪的是，包括公安三袁在内的晚明文人，欢呼李贽为他们打破了思想的牢笼，砸碎束缚他们行为手脚的镣铐，然后一阵欢呼，离开了战场，寻欢作乐去了，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这一点在袁小修的《李温陵传》中表现得最明显。小修佩服李贽，景仰李贽，但对李贽却是“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五个不能学的是什么呢？

一是李贽的“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

二是“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

三是李贽“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

四是李贽“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汨没尘缘，不亲韦编”。

五是李贽“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

三个不愿学，一是李贽“好刚使气，快意恩仇”，二是，李贽既已离仕而隐，却不能遁迹山林，而是流连人世，祸逐名起。三是“细行不修，任情适口”。

也许是小修用反衬手法来写李贽之超绝凡人，但也正好暴露出“吾辈”——晚明一般文人在心智上的小巧而乏大，品行上的自私而少德，生活中的堕落而自渎，胆力上的怯懦而欠刚。所以，他们只是在李贽攻克的地方，建立舞榭歌台，歌舞升平；而在李贽战死的地方，他们很见机地转移话题，开始讨论人生的风韵与幸福。

所以，在晚明文人中，要找有才华的，大有人在，但要找要风骨的，大约只有一个李贽。要找文章写得好的，找文人，触目皆是，那也真是一个才子辈出的时代。但要找真有思想与见识的，大约也只有一个李贽。并且这李贽平时虽个性极强，思想极锋锐，但在生活中，却绝不哗众取宠，他的发言，虽然被陈腐的思想界当做奇谈怪论，却句句出自肺腑，出自他的深思熟虑的思想，不像其他晚明文人，没有真思想，却总是追求出语惊人。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同时代的另一个艺术天才徐渭。李贽是思想的大叛徒、真豪杰，与当世大谬，但却也能把官做到知府，朋友所在皆是；徐渭思想颇平庸，与当世大顺，却终身布衣，落落寡合，众叛亲离。李贽是未完成的圣人，而徐渭则是不得志的小人。

丈夫在世，当自尽理。我自六、七岁丧母，便能自立，以至于今七十，尽是单身度日，独立过时，虽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来，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历观从古大丈夫好汉尽是如此，不然，我岂无力可以起家，无财可以畜仆，而乃孤孑无依，一至此乎？可以知我之不畏死矣，可以知吾之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之不靠势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但世人自迷耳。有名而死，孰与无名？智者自然了了。（《续焚书·与耿克念》）

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势，这是孟子“大丈夫”人格宣言以来最为昂扬的声音，最无奴颜媚骨的声音，“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这是何等伟大的傲慢！傲慢到死，还怕什么？实际上，正如孟子早就证明了的，死是人性的极限：超越了死，就获得高贵；不能超越死，就会堕落。“死”是我们道德的最后屏障啊——没有什么邪恶的力量可以穿越死亡来迫使我们就范，关键时刻，无法取胜的时候，只要我们跨出一步，站到死亡这边，一切刺向我们的邪恶剑戟都会被死亡折回。所以，我们真的完全可以不屈服，只要我们愿意跨出这一步。

周作人说“他信里那种斗争气氛也是前人所无”（《知堂序跋·重印〈袁中郎全集〉序》），这话我觉得有些问题，这种斗争气氛在前人那里是有的，先秦诸子都是头角峥嵘面目狰狞的，斗争的性格是那时代的共性，即便往下，如嵇康这种人也是赴汤蹈火，狂顾顿缨而无一丝怯态的，实际上，说这种斗争的气氛“后人所无”才对，李贽的追随者，公安三袁就没有了这种精神，没有了这种斗志。

他岂止像孟子？他还像庄子。这篇《与焦弱侯》虽然较长，但我实在不能删节，全引于下：

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洁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饮食非不切切于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钓者，则未尝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鱼也。欲求三寸之鱼，亦了不可得矣。

今夫海，未尝清洁也，未尝甘旨也。然非万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长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盖能活人，亦能杀人，能富人，亦能贫人。其不可恃之以为安，倚之以为常也明矣。然而鹍鹏化焉，蛟龙藏焉，万宝之都，而吞舟之鱼所乐而游遨也。彼但一开口，而百丈风帆并流以入，曾无所于碍，则其腹中固已江、汉若矣。此其为物，岂豫且之所能智，网罟之所能牵耶！自生自死，自去自来，水族千亿，惟有惊怪长太息而已，而况人未之见乎！

余家泉海，海边人谓余言：“有大鱼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数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鱼背，恣意砍割，连数十百石，是鱼犹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复乘之而去矣。”然此犹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则兹鱼亦苦不大也。余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滨，同官滇中，亲为我言：“有大鱼如山，初视，犹以为云若雾也。中午雾尽收，果见一山在海中，连亘若太行，自东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则是鱼也，其长又奚啻三千余里者哉！

嗟乎！豪杰之士，亦若此焉尔矣。今若索豪士于乡人皆好之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则其人可谓智者欤！何也？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贤圣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贤圣者，自古无之矣。今日夜汲汲，欲与天下之豪杰共为贤圣，而乃索豪杰于乡人，则非但失却豪杰，亦且失却贤圣之路矣。所谓北辕而南其辙，亦又安可得也！吾见其人决非豪杰，亦决非有为圣贤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杰，决无有不识豪杰之人；若是真志要为圣贤，决无有不知贤圣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钓鱼之理也！

这是豪杰的赞歌，这是中国的“超人”，我几乎要说李贽就是中国的尼采。但我又觉得这样说委屈了李贽。首先是李贽比尼采早三百多年（尼采生于1844年，李贽生于1527年），其次是，尼采生活于欧洲这样有着学术自由传统的地域，而李贽却生于政治专制一统、思想独尊儒术、道统制锢天下的中国。也就是说，欧洲的土壤诞生尼采的思想，是自然的过程与结果。中国的土壤出现李贽，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虽然李贽之前已有相当的思想资源，但李贽之横空出世，萃拔于世，仍有他天赋的独特血性在。他的著作《焚书》、《续焚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另类，却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荣。我们浩如烟海的经学著作岂止是汗牛充栋，它们也汗了我们学者的筋骨，充塞了我们学者的心智，使其疲惫，使其愚盲，使其自大，使其无知，使其拾人牙慧而咂咂有味，踵人履迹而唯唯诺诺。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有《焚书》、《续焚书》出，岂不是奇迹？而这样的书出现在这样的国度，岂不是该焚之禁之？

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者，自若也。

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

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

自名曰“焚书”，皇帝要焚，大臣要焚，但就是没能焚，而是“行于人间”“至今未灭”，真是天不灭斯文，为吾民族留一丝不竭的血性之气。孟子曰：

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