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　与　死

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称得上初具小说架势的是魏晋“志怪”（顺便说一句，同时的所谓“志人”小说，如刘义庆之《世说新语》，其实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该是散文而不能称作小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般的文学史都把纪实而非虚构的《世说新语》称作小说）。而代表短篇小说丰润成熟的，是唐人“传奇”。可见，“小说”这个很古老的词（它是先秦诸子之一家），当它具备了今天文学范畴中“小说”概念所必需的内涵时，它就是“志怪”，就是“传奇”，记录怪异，传播神奇，炫人耳目，夺人视听，是其主要特点。妖怪神灵，固是其常见主角；即便是写人，也是写怪异之事，神奇之迹，非日常生活与平淡事件。直到长篇小说出来，从历史演义到神魔小说，到英雄传奇，“非日常化”是“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基本艺术特征。我们知道，至少到杜甫，日常生活便已成为诗歌的描摹对象，且这一特征在宋、明的诗人那里发扬光大，使诗歌成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记录与心灵花盆。散文这一与实用关系极深的文体更是如此。也许是小说属虚构文体，凌空蹈虚，不仅给了作家以装神弄鬼以动视听的条件，也是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既是虚构的，如果还像生活那样平淡，谁会感兴趣？要知道，长篇小说从说唱文学而来，说的不比唱的还好听，谁还来听？

诗歌与散文，既是作家自身生活的记录，自身心灵的表现，我们除了有通过诗文来窥探作者内心的兴趣外，我们还要从那里面找“自我”——因为，我们相信——事实上也是这样——它的作者的心灵和我们是相通的，但我们在读小说时的阅读期待不是这样的，我们想看到一个令我们吃惊的故事，我们是在小说里找“他者”。当长篇小说的最初传播方式是说与唱时，这样的期待就更容易地从接受形式上得到印证：我们是去听一个“他者”的故事，这故事有我们所没有的经验，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但小说要成熟，成为一种反映生活表达感情的工具，它就不能局限于一隅。它不能总是依靠传奇性的情节来吸引人，它必须具有自己的魅力与诱力，它必须显示出，哪怕没有传奇，没有神怪，仅仅有笔墨，就能吸引人。它甚至必须是抒情的。是的，真正伟大的小说本质上不是叙事，叙事只是其形式，或者说手段，它的本质是抒情。并且，它不能永远依靠书会才人的嘴巴与琴弦。它毕竟是文字，它要以文字直接面对受众。与诗歌散文一样，它必须精炼自己的语言，使之纯粹而富有表现力，使之哪怕仅仅依靠语言的张力，就可以承载读者的沉甸甸的审美欲求。

中国古代小说从“非日常化”转向“日常化”，从“说”到“读”，完成这一转变的，就是《金瓶梅》。

《金瓶梅》还有很多的第一：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完成的小说，一部无复依傍的小说，它只是借了《水浒传》中潘金莲、武大郎、西门庆、武松那一节的内容，然后就敷衍开去。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主题，以日常市民生活为主题的作品。第一部以妇女为主角，努力表现女性的小说。它的题目，就是以书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合成的。

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金瓶梅》有更多的抒情性。如果说前三者更多的是作者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表达一种理性的观念和追求；那么，《金瓶梅》的作者似乎没有什么“观念”要表达，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它的主题，甚至无法弄明白这个我们尚不能确定是谁的作者，为什么要花这样大的心血，用这样大的才华来写这样一部小说。事实上，作者可能只是有一腔悲哀无处倾诉，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中说：“彼（王世贞）以为中国之人物，之社会，皆至污极贱，贪鄙淫秽，靡所不至其极，于是而作是书。”他说作者是王世贞倒未必可信，但他说作者是因为有感于中国社会、人物肮脏至极乃作此书，倒是事实。平子《小说丛话》说：“《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为《金瓶梅词话》作序的“欣欣子”称此书的宗旨是“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这显然是一种向传统道德讨得通行证的自我标榜。因为，在小说的叙述与描写本身那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作者对西门庆这样人物的刻意丑化，恰恰相反，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举止得体，言语有礼，对朋友慷慨大度，对一般人彬彬有礼的人物。说句不大尊重的话，西门庆比之今天中国的满世界的商人，其道德如何？今天的商人们，对女性的占有，对权力的侵蚀，对社会风气的败坏，都要大大超过西门庆了吧？作者有意加以丑化的人物，只有两个：潘金莲与庞春梅，即便是庞春梅，在西门庆死后，她的一些表现也不全是丑恶的，她对吴月娘一家的照拂，对陈敬济的深情，对潘金莲的关心，都还写出了她有情有义的一面。这部书中，固然没有一个正面人物，但要说到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大概也只有一个潘金莲。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正是作者彻底的现实主义的表现啊，在那样的社会里，会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市井人物吗？所以，我曾拟用“不道德的《金瓶梅》”为题来写这篇文章，因为我觉得《金瓶梅》的作者，其最大的特点，即是摆脱了一般站在道德立场来创作“道德形象”，并对之作道德标榜道德批评的倾向，这与“欣欣子”的宣称恰恰相反。有意思的正在这儿：这样的一个题材，本来确实是最好的道德性题材，是可以用来宣扬“福善祸淫”等等观念的好素材，但在作者的叙述过程中，我们看不到明显的道德批判的痕迹，作者严格遵守生活自身的面目与逻辑来写，他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自然主义者——他坚持写生活中的自然状态，他坚持写“本来是什么”，而不是试图去写“应该是什么”。他写的人物，不是道德观照下的人物，而是生活中的实在的人物。一句话，他写的是自然的人，而非道德的人。仅此一点，就使他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拉开了距离，使他成为一个另类。

但有意思的是，这看似纯粹客观不带主观观念的写作，却又透露出巨大的悲哀与绝望。这显然是由于他所描写的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人生，那样的生活，那样的人物，都是令人感到绝望的。我们在西门庆的寻欢作乐里，总能感受到那迫近的大限，好似在末日狂欢；我们在潘金莲膨胀的肉欲及肉欲满足里，感受到的不是生命力，而是死亡的阴影。他们在“做爱”，却也是在“作死”。越是疯狂，死亡的阴影越是迫近。说到这里，我顺便说一说我对《金瓶梅》中色情描写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种色情描写可以删去，且删去之后不会减损《金瓶梅》的价值，反而会使之更纯粹，我不赞成这种看法，因为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我正是在那看似津津有味的性事描写中，看到死亡狰狞的大口。这是欲的宣泄，却也是死的吞噬，这样一种对性欲满足的解渴般的追求，以及满足过程中的恣意逞快，无所不为，让我们觉得那是一种可怕的心理，是一种没有明天的末日感。

在潘金莲身上，这种表现尤其明显。她几乎是没有心肝，只有肉欲。她几乎是没有其他任何兴趣，任何关爱，任何追求，任何牵挂，她不追求其他的生活舒适，不贪财，不好饮食，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直至被赶出门，她也仍是一贫如洗。她骂自己的老母，恶毒尖刻，如骂仆妇，丢自己的私生子入毛司，毫不动情，如弃垃圾。对被她鸩死的武大，她没有任何愧疚，对占有她，给她性满足的西门庆，她也谈不上什么爱。在西门庆疲惫不堪之时，她竟然把三粒淫药一齐灌给他，使得西门庆油尽灯枯，奄奄一息。此时的她，不但毫不觉得愧疚，在吴月娘等妻妾为救西门庆而“对天发愿”时，也唯独她与李娇儿不愿做。并且，到了晚上，这个毫无人性的性虐狂还骑到西门庆身上强做，弄得西门庆“死而复苏者数次”，彻底要了西门庆的命。当初她“骑在武大身上”毒死武大，此时又“骑在西门庆身上”弄死西门庆，两任丈夫，都是死于她的淫！她只有性。这一点正是她与李瓶儿的区别：李瓶儿也追求性，也风流，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相她面，说她“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约，眉黛靥生，月下之期难定”，但她既嫁西门庆，满足了她的性欲之后，她摇身一变，竟为一极贤惠极多情极温柔的“德妇”，嫁西门庆后，她不但再没有什么“桑中之约”，而且为了息事宁人，还常常劝西门庆去潘金莲房中过夜，受了潘金莲那么多的陷害也只是忍住不说。自三十回李瓶儿生子至六十二回李瓶儿死，这段时间的李瓶儿，表现出的是一个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相夫教子的贤良妇人的形象，李瓶儿之死，也是作者写得最为用力，甚至是极为动情的大事，连西门庆这样的“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也都为李瓶儿深深感动，为她的死深深悲恸，口口声声只叫“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怎么闪了我去了？宁可叫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么！”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吴月娘也抆泪哭涕不止。不独西门庆哭她是“有仁义好性儿”，连应伯爵、谢希大二人也哭她是“我那有仁义的嫂子”，被潘金莲和孟玉楼骂“贼油嘴的囚根子，俺每都是没仁义的？”不独生前，即使在她死后，作者还写她多次托梦西门庆，对西门庆恋恋不舍，关怀备至。李瓶儿前后性情的变化，是压抑的人性得到解放之后人性复归正常，复归善良的典型。而潘金莲的形象，则似乎又说明了无限膨胀永不满足的人欲，若不能有所节制与升华，会何等的可怕。在第二十九回，吴神仙为西门庆家一家老小相面，“叫潘金莲过来。那潘金莲只顾嘻笑，不肯过来”。她是一个不信鬼不信神的顽劣之人。待吴神仙对她的品性与命运作了全盘否定与警告后，她完全置之不理，毫无悚惧。当天中午，即与西门庆共浴兰汤，效鱼水之欢。潘金莲是《金瓶梅》中写得特别让人厌恶的人物，在她身上几乎没有一丝正面的品性，她完全是原欲状态的动物，没有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正面社会属性。

现代的读者对潘金莲往往给以足够的——我以为是过多的同情。甚至已到了矫情的地步。这是哲学的矫情，思想的做作。人们为她辩护的理由按前后顺序有二：当初鸩杀武大郎，乃是由于不合理的制度，使她遭受性压抑；后来嫁西门庆，又由于那样的妻妾成群的家庭，又使她深感多重压抑，包括性压抑而反抗。如果这种辩护有道理的话，那任何犯罪都可以开脱，因为，在任何一种社会环境与个人环境下，我们都不可能完全随性适意，而那些障碍我们随性适意的外在东西，就自然成为反抗的理由。比如，现代社会的性压抑未必比古人轻，那些感受到压抑的人难道都因此具有了放纵自己危害别人的道德通行证？所以，对潘金莲这样一个有几条人命在身的人物来说，我们还是不翻案为好。

事实上，《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及对人性原欲的夸张性描写，既是当时（明代中期）反动的腐朽的东西的反映，却也是当时进步的新兴的东西的反映。既是当时社会荒淫、人欲横流的反映，也是当时进步思潮的反映。李贽等人鼓吹“好货好色”，并把它作为人的自然欲求加以肯定，在哲学层面上，具有强烈的反理学意义。而在世俗层面上，就往往被庸俗化理解，从而表现为一种道德上的失控。这实在是一个没有宗教屏障的国家道德体系的致命弱点。就这一点而言，《金瓶梅》是写出了“国民性”的，吾国吾民，无宗教信仰，一旦失控，往往观念上无恶不可作，事实上无恶不作。西门庆弄死武大，气死花子虚，残害蒋竹山，让来旺儿入官，宋惠莲上吊，宋惠莲父亲宋仁冤死……欺男霸女，他何曾有过愧疚？何曾有过悚惧？不但他没有，他周围的人有没有觉得他作恶？不但他周围的人，就是一般大众，又有谁有什么根据去指责他，起诉他？恰恰相反，他被当作成功人士，受人尊敬与仰慕，当然更多的是巴结。他死后，又出了个张二官，又成了人人羡慕的人物。应伯爵等人马上就又麇集到他身边，帮他鼓吹，帮他策划，甚至策划把潘金莲弄来，全不念当初西门庆对他的恩德。这确实是一个恩断义绝的社会，我们只崇尚权力。既然权力已为他收买，不能管辖他，他便能也不受道德上的谴责。

现在不少学者还指出了西门庆这类奸商如何用金钱侵蚀了封建秩序，侵蚀了国家权力，这当然是对的。《金瓶梅》中也确实用不少的篇幅写到了西门庆如何交通官场，甚至巴结到蔡京这样级别的高官的。但这只是一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说，在那样的体制下，不，在所有的权力社会里，商人能否通过合法而道德的手段获得利润？结论当然否定的。所以，是商人的金钱侵蚀了权力，还是权力社会中权力的运作导致了商人的非法与缺德？这是一个倒果为因的问题，国家权力对社会公共资源的过度攫取与占有，才是一切不道德的根源。商人也是权力的受害者。

人们习惯于把“四大奇书”放到一起来作比较。《金瓶梅》和其他三部是有大区别的。就作者的心境说，《金瓶梅》的作者最为绝望。《三国演义》最后写到了国家成了一统；《西游记》最后写到师徒四人成了“正果”；《水浒传》比较悲哀，但也写这些英雄们最后的“招安”，按宋江的意思，其实也就是作者的意思，这也是一个结果。但《金瓶梅》的最后是死亡：《金瓶梅》中的人，死的死，逃的逃，西门庆这显赫一时的家族，几无孑遗，官哥儿死，孝哥儿遁，金人大兵南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红楼梦》的先声。

《金瓶梅》借《水浒传》中的一个由头，敷衍而成一派锦绣文章，但它与《水浒传》是何等不同呵。《水浒传》是恨、是愤、是仇；《金瓶梅》是悲、是哀、是冤。《水浒传》是专打天下不平人；《金瓶梅》是专写天下不平人。像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在《水浒传》里，定是被英雄痛揍的人物，在《金瓶梅》里，倒成了主角。《水浒传》是怒，《金瓶梅》是怨。《金瓶梅》的作者是没有理想的，这社会，这人生的光明在哪里？他看不到，想不出，他只有一丝福善祸淫的平实观念，所以他是写实的，近乎自然主义，虽冤痛极深，揭露极深，而没有愤怒，或者，他已没有力气愤怒，没有支持他愤怒的前提。《水浒》中有邪恶，亦有正义，且正义之遇邪恶，虽有冤抑或屈折，而终于获胜，所以报大仇，雪大耻，伸大冤，令读者读之热血贲张，攘臂欲斗。《水浒传》中有镇关西，就有鲁提辖；有镇关西的欺男霸女，即有鲁提辖的三拳头。有西门庆与潘金莲之杀武大郎，即有打虎的武二郎；有高俅父子的斩尽杀绝，即有柴大官人的接济救助；有殷天锡，即有李逵；有牛二，即有杨志；有毛太公父子，即有顾大嫂夫妻。——说白了，有朝廷，即有水浒，有官场，即有江湖，有凤城春色，即有山东烟水寨。即便什么也没有了，插翅难逃了，也还有“天可怜见”。这世界仍有一出路，供无路可走之人奔逸。有水泊梁山，供林冲一类末路英雄安身立命。

而《金瓶梅》怎么样？有了潘金莲，西门庆，而那武二郎报复的刀子却擦身而过，有惊无险。你看那第十回的标题，是何等令人气馁？——“义士充配孟州道，妻妾玩赏芙蓉亭”，正义被社会充军发配了，邪恶在寻欢作乐。这不是正义的失手，而是正义的失守。这世界已完全被邪恶与丑陋统治。待到武二郎再回来，那西门庆早已死去，似乎连死神都站在邪恶一边，帮助他们避开那正义的刀子。是的，与《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的正邪二元对立模式不同，在《金瓶梅》中，只有邪恶，而没有了正义，其偶存之良善，亦只是作为被摧折的对象存在。更可悲的事实是，那些被西门庆摧残的对象，尤其是被他玩弄的女子，无论是仆妇，贵妇，还是烟花女子，又何曾是良善。这真正叫人气馁。

《水浒传》写英雄，《金瓶梅》写俗人。《水浒传》写传奇，《金瓶梅》写风俗。《水浒传》写江湖，《金瓶梅》写市井。《水浒传》写男人，《金瓶梅》写女人。《水浒传》写毁家纾难，多少英雄冲冠一怒，一把火烧尽家园而奔江湖，《金瓶梅》写为家聚敛，西门庆娶孟玉楼，娶李瓶儿，收留女婿，箱笼累累进门，家业如火上添油。所以，说《水浒传》是反家庭的，不算太错，而《金瓶梅》则一典型之家庭小说。另外，《水浒传》中有大人格，如鲁达，如李逵，如武松，可以使人仰慕；《金瓶梅》则只有俗人味，只能使人感慨。《水浒传》的英雄们总是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而《金瓶梅》的俗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舒舒服服。——特别要说明的是，水浒英雄中，大多是不近女色的，他们一边有太多的义气，一边又好像都没有“性欲”。而《金瓶梅》中的“鸟男女”，却唯“性欲”满足是求，性的满足甚至发泄几乎成了他们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欲与死，因此成了《金瓶梅》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