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门幽人

唐人的山水田园来源于六朝，陶渊明、谢灵运的田园与山水，一直延展至唐。我在陶渊明、谢灵运那里已指出过，陶之后的田园，即带陶之色彩；大谢之后的山水，亦有大谢风范。但对陶渊明，唐人似乎还未从历史性的麻痹中醒来，或者，陶所处的时代，与盛唐大相径庭，故不宜有共鸣。而谢灵运则一再为唐人所称道，连李白这样傲视千古的人物，也对他表示相当的敬意。这可能又是因为谢出身士族，物质之丰厚和性格之豪奢与盛唐的文人的生活能契合。

但唐人不提陶渊明并不表示他们不受陶渊明的影响，正如我们讲生存条件，往往提及衣食住行，而忘了提及空气，其实，空气是不能一刻没有的。况且陶渊明之影响后世，除诗外，更多的是人格，是他的“隐”的行为及其所昭示的处世之道。盛唐有一个孟浩然（689—740），就是一个终身未仕的隐士，他的诗，就颇受陶之影响。像他的《过故人庄》中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就显然来源于陶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

我们就来看看孟浩然的这首诗：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此诗颇得渊明之致，在平常小事中见情趣、性格与爱好。开首两句，“故人”而又是“田家”，正可见孟夫子平常交往，与渊明拒绝与官场上人来往（“穷巷寡轮鞅”）而与农民“披草共来往”一样，这些都是淳朴的“素心人”（陶渊明《卜宅》），与他们聚话，当然会是李贽所说的咂咂有味之言，不会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这样的人一“邀”，孟夫子即“至”，欣然之状宛然在目。“鸡黍”乃农家本色，风味醇正；“具鸡黍”之举，见出主人殷勤招待之诚。赴这样的故人的“鸡黍”之请，心情是轻松而无负担的，所以，当孟夫子悠然前去赴会时，方有那一份愉快的闲心顾盼那远近的景色：“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消消停停，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就写景言，一近一远，一密一疏，而在对景色指指点点之间亲切之情亦在不言之中。“合”与“斜”二字，化静为动，且引导我们的视线忽远忽近，极为传神，但又是信手拈来，妙手偶得——灵感之出现，也正需要轻松愉快的心情。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视界是开放的，人与自然环境是融合的和谐的，且此时的场圃上定是一派丰收景象，场圃上有满钵满囤的收获，主人才有满心满意的欢喜，才有邀客之心，也才乐于面对场圃而展示自己的丰收，客人也才能有一份轻松的吃喝之心。这种“癯而实腴”的手法，正是陶渊明的嫡传。“把酒话桑麻”，话题轻松愉快，与农家的“酒”，农家的“鸡黍”一样津津有味。这样的闲饮、闲话真是人生大快！且这快乐还是可以延续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此次还未结束，已预约了下一次，此乐可常，盛筵可再！

孟浩然田园诗，来自于渊明，却又较渊明多一层韵味。盖渊明生当乱世，终不能脱一“贫”字，而浩然则能无此局促。渊明之境界乃是在一片黑暗之中凭一己之心力刻意营造，有惨淡经营之苦，之勉强，之矻矻；而孟浩然笔下之境界，乃盛世太平景象之一隅，殊无劳心竭虑之苦。陶之田园，与外面的世界是隔膜的；孟之田园，与外面的世界是相通的。陶于艰苦中坚守，见其坚韧；孟于丰足中自得，见其风流。陶于世道，有否定，于官场，有厌弃；孟于世道，有肯定，于官场，有艳羡。陶之境界与心志，与他那个时代是疏远的；孟之情趣与心志，与他这个时代是亲近的。所以，陶是误落尘网十三年仍被后人抬举为道德模范；孟则身处盛世终身未仕，后人却只爱他的诗酒风流。陶显美丽于清贫，见卓绝于艰苦，如青松傲雪，苦难风流；孟浩然则白首松云，风流蕴藉，如好花逢春，乘时而开。盖道德须经苦难玉成，而浩然所缺者，正此耳。

闻一多先生称孟浩然的诗：“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孟浩然描写的这种田园生活本身即具有无限魅力，这种生活本身因为其符合人之本性，虽不能说具备了幸福生活的一切条件，却已具备了基本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活还摒除了那些常在的与幸福有害的东西：比如生活中的压力、竞争、安全感缺乏，患得患失的心境等。总之，孟浩然笔下的这种田园生活本身即具有感动人心俘获人心的力量，孟浩然用老实的笔老实地写出来，即已完成了对生活本身魅力的“复制”。比如说，上述《过故人庄》一诗的魅力就主要来自这种生活的魅力，孟浩然文字的传神和韵味倒在其次。谓予不信，我们仿作一首：

故人具海鲜，邀我至酒家。大厦街边合，立交远处斜。开轩面闹市，把酒话股市。待到发财日，还来喝早茶。

你看，韵味顿失，不仅没有了孟浩然的“清”气，还弥漫着难耐的浊气、俗气。可是，我们基本上保持孟诗的形式，他用得巧妙的词我们也保留了，我们只是改变了几个名词——是的，正是这些“名”的改变，让我们也改变了“实”。孟浩然的“名”，指称田园，而我们这改诗中的“名”，则指称现代都市的生活。这样的置换，使我们知道，孟诗《过故人庄》的魅力，确实主要来自于他描绘的那种生活本身。而我们改诗所描绘的生活中，一些潜在的危机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破坏了我们此时的心情和对未来的期待。重阳会如期而至，菊花到时会开，股市则凶险莫测，发财更只在两可之间，且这种欲望之壑永远难填，赚足多少时，我们才有那一份满足而闲雅的心境？节奏的快速，市声的嘈杂，话题的沉重，我们的心灵已不堪重负，诗意早已在人间蒸发。古代田园诗中的幸福感美感来自于生活本身的相对稳定和生活因素的可预期性。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患得患失的社会——唉，正如有人预言的，山水田园诗将会消失——不，已然消失……

可是，我们怎能失了那一份闲暇？没有这一份闲暇，我们如何去感受生活？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晓》）

第一句写“闲”，第二句写“趣”，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份闲，每日行色匆匆，赶着上班，如何有这份“趣”？“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夜里能听听风雨而不用担心误了睡眠不能早起，这是多大的“福”？有了这种闲福，才会有“花落知多少”的敏感与多情！才能让我们的心灵与宇宙一息一微息息相关！

孟浩然存诗二百多首，有《孟浩然集》四卷，绝大部分是五言短篇。他的五言短篇确实是好，如《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澄澈的宇宙与惆怅的心灵妙合无间，美妙而不可言传，感伤而只可心会。

他的七言也很棒。《夜归鹿门山歌》是我百读不厌的：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路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一种置身世外的无聊，自绝于人民与为人所弃的寂寥，情感的落寞与精神的自尊，一种恰到好处的酸——没有一丝酸味，梨子就不大好吃，孟浩然有时太淡，但这首里面掺进了一丝丝的酸，使我们的舌苔有些刺激有些兴奋。这个分寸不好掌握，但孟浩然做到了，这首诗让我们回味无穷。

诗中的“鹿门山”是他的一种标榜或一种姿态，并非是他的常住之所。他的家在襄阳城南郊外，岘山附近，汉江西岸，名曰“南园”，又叫“涧南园”，而鹿门山则在汉江东岸，与他的“南园”隔江相望。他之所以与“鹿门山”有了缘分，其缘来自汉末隐士庞德公，庞曾拒绝朝廷征辟，携家隐居于此，鹿门山也就有了文化上的隐逸意味。孟晚年谋仕不成，回到故乡后便在鹿门山筑一住舍，偶尔去住住，以示追踪先贤。不管孟氏此举是否做作，总之，鹿门山与襄阳、岘山成了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圣地之一，则是无疑的。

平心而论，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尚非完全成熟，其仍处于蜕化的某个阶段中，他的一些诗仍有谢灵运的特点。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只是纪游诗，然后再加上生硬的议论——此被后人讥为“玄言的尾巴”，他的诗，从结构上看，有这样一种模式：叙事——写景——议论（说理或抒情）。叙事部分写游历的背景、起因；写景部分写游历中所见；议论部分说一番道理或发一通感慨。而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亦往往不能免于斯累。如《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浑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前四句写景，后四句说理（干谒），前后转折突兀而不自然，意脉不通，境界亦前后不伦。此诗大类谢灵运，我们不能只见他前四句写景气象不凡，不察他后四句狗尾续貂。再看他的《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前四句议论兼叙事，与谢灵运《登池上楼》如出一辙。此诗虽免于“玄言的尾巴”，却又戴上了大谢的帽子。我们说，成熟的山水田园诗，是既断玄言的尾，又斩大谢的头，而让山水田园成为主体，甚至全部。我们看成熟以后的山水诗的开头：王维的《终南山》：“太乙近天都”；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杜甫的《望岳》：“岱宗夫何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高标跨苍穹”，《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孟郊的《游终南山》：“南山塞天地”；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无不开篇即写景状物，而又并不感觉到突兀，不觉得不周到，为什么？因为题目中已写足了，若诗中再细叙因由，就重复了。所以，他们把题目也放在内容之内，既惜墨如金，又使诗歌整体纯粹浑朴。细读孟浩然的诗，他真正用来描摹山水的句子是很少的，往往也就两句（如上引《与诸子登岘山》）或略多，而把大多数篇幅留给了叙事、议论。到了王维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写景的句子明显占了主体的地位，甚至全篇写景。山水田园诗，到了王维，才是完成了漫长的蜕变过程，由蛹变成美丽的蝴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