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烈士

公元196年至220年，是所谓的汉献帝的建安年间。这是献帝最长的年号，也是他比较稳定的二十四年的帝王生涯。说比较稳定，那是因为在这二十四年里，他“做稳了奴隶”，而此前，从初平元年他十岁时被董卓立为帝，到他十六岁被曹操迎于洛阳，是他“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生涯。说一个皇帝是“做稳了奴隶”地位的人，可能有点耸人听闻，但我是说实话，对献帝来说，这二十四年，固然比以前好，但却也是一个傀儡，且是一个忍气吞声的傀儡，那时的大权，在他的丞相和大将军曹操手里。曹操才是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在对中央政权的实际控制力，对无法无天的天下军阀的威慑力，对一塌糊涂的混乱世道的整顿力等方面，全面超过这位年轻的小皇帝。曹操的这些力量又来自于他近乎无与伦比——至少在他那时代，他确实无与伦比——的自身才具。他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同时，我们还要说，他还是那时代的大文学家。他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出类拔萃压倒他人的，套用恩格斯的一句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天才而又产生了天才的时代。是的，曹操迎献帝于洛阳，又迁都于邺，从而开创了建安时代，这个建安时代，既是一个政治时代，军事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史上旗帜一般的时代。以“建安”命名的“文学”，以及“七子”、“风骨”等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闪亮的字眼，也是历代文人笔下最频繁使用的褒义词汇。建安时代是一个流血的时代，混乱的时代，苦难的时代，但却成了历代文人向往的时代。而曹操，当之无愧的，成为这个文学时代的开创者。

钟惺《古诗归》卷七说曹操：“老瞒生汉末，无坐而臣人之理。然其发念起手，亦自以仁人忠臣自负。”我们看他的《蒿里行》、《苦寒行》，知道他深感痛苦的不是那生命尽头的死亡，而是生命当下所体验到的现实的伦理痛苦与伦理关怀：社会崩溃，生灵涂炭，以及他自己作为该时代的独特分子所体味到的种种艰辛——而这种价值取向，正是建安文学的伟大之所在：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是什么让他念念不忘，痛断肝肠？是万姓的死亡，是生民的涂炭，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实。这首诗充分体现了对现实人生的伦理关怀，而且还剔除了汉末以来一般文人的愤世嫉俗与尖刻不屑，是大慈悲，大关怀，不是清高文人远避肮脏洁身自好的冷眼神，而是介入当时纷争，为理想而战的战士的热心肠。

他对生命流逝的感受同样是尖锐的，“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但这既已是不可更改之自然铁律，“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弗忧。”他毕竟是有内在大坚定大执著的人，他把这恼人的问题——恼了两汉多少聪明人——轻轻地拂过一边，只是叹息“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精列》）。留给自己的生命已然不多，可要做的事又太多，这才是他真正忧虑的。能说明他思想上这种由怜惜自我转向怜悯广大众生的苦难的最好的例子正是他的两首乐府旧题诗：《薤露》与《蒿里行》。这两首汉代的挽歌在他那里一变而为纪时事悯乱伤时的“诗史”。《蒿里行》已上见，我们再看他的《薤露》：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这里有着曹操的傲慢，凭他的智谋，他也确实有资格一笔抹杀桓灵以来的各色人物。即便是道德上，他又何尝不能傲视群雄？

曹操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当数《短歌行》（其二），在这首“跌宕悠扬，极悲凉之4致。”（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的诗歌里，充分表现了他的英雄情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胡行》其二），在他那里，人生短暂的痛苦转化为了功业未建的痛苦，且这种功业还是一种社会责任心与伦理责任心。他的《短歌行》，一开始即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颇似颓唐，以至于唐人吴兢就误以为这首诗写的仍然是《古诗十九首》的主题：“言当及时行乐”（《乐府古题要解》）。直到清代的沈德潜也还在这样闭目胡说（《古诗源》卷五评《短歌行》：“言当及时为乐也”）。但曹操“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之“忧”，却不是“譬如朝露”的人生，而是功业未建，贤才未附，故他的结论不是“及时行乐”，而是要像“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那样胸襟宽广，广纳人才（李斯《谏逐客书》：“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更要像历史上的周公那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虚心降志，谦虚谨慎，招致人才，从而“早建王业”（张玉穀《古诗赏析》）。难怪张玉穀要嘲弄他们“何其掉以轻心！”吴淇评此诗是，全篇“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连贯，若不连贯，纯是一片怜才意思”（《六朝选诗定论》）。而风格则“跌宕悠扬，极悲凉之致”（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这首诗共分八解。第一解由此刻当下之“对酒当歌”之乐（“当”可理解为“合当”之“当”，也可理解为“对当”之“当”，与“对酒”之“对”同义），而突悟“人生几何”之悲，正是乐极生悲。而此“悲”，在第二解又转为“忧”，正是这一转，体现了建安诗人由生命本体之“悲哀”转向关注社会之“忧患”。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弥漫汉末的颓废消极无奈无聊将一扫而空，积极向上努力当下的新世风涣然形成。所以，我们可以说，曹操《短歌行》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时代的主题。“老汉朝”正在死去，“新汉代”（也就是曹操掌控的建安时代）已经出生。凄凄惶惶于一己生命短暂的老调子已经唱完，兢兢业业于社会重建的主旋律已响亮奏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黄巾的造反谣言，已经成为事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看曹操“忧”的是什么。

接下去第三、第四解两引《诗经》成句，关念“子”，牵挂“君”，欢宴“嘉宾”，乃是在提示我们，他之“忧”，是由于对一些人的思慕。是外向涉他的，而不是内向内省自涉的，他的“忧”，来自于自身之外的关注。

第五解明白地告诉我们：正是这些美好如月，难掇如月的人，使他念念不忘，“忧从中来”，且“不可断绝”。

那么，他所思慕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第六解没有回答，而是写出了在想象之中，他已与他思慕的这些人“契阔谈宴，心念旧恩”了。在这看似虚幻的描写里，恰恰可以体现出他对他所思慕的人的强烈渴求。

然后，在第七解，他用一个非常传统的比兴告诉了我们他所思慕的是什么人：他用“良禽择木而栖”，来喻“贤才择主而事”，从而我们明白，他所思慕的，就是在那样的纷争时代最稀缺也最重要的人才！他的忧，就是惧怕这些南奔北走恓惶不定的人才不来投奔他！

至此，第八解的一个比兴，一个典故，其用意也就昭然若揭：他是在表达他对人才的容纳与礼遇，以期天下人才归之如百川之归海。而以儒家的大圣人周公自比，除了表明他要做忠臣，圣臣，不做篡臣，向天下表明心迹，也是一种自我勉励。同时，还可以看出他对事功的重视，入世的精神。

与此相类似的，当然还有那首描写大海的名作《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样的乱世之中，曹操仍然抱持着政治上的理想，有廓清天下重整乾坤拯救生灵的道德上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他的《对酒》、《度关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政治理想：国家统一，君主贤明，执法公正，民人不争，百姓安乐，五谷丰登。显然，他的这种精神、情怀影响了围绕在他周围的建安作家，从而，建安的文人们，又都对那个血腥的时代抱持着莫大的希望。是的，是希望，是带着希望的道德追求与道德实践，使建安的作家们获得了尊严与光荣。

谭元春评曹操《蒿里行》说：“声响中亦有热肠。”（《古诗归》卷七）吴淇评《短歌行》说：“从来真英雄，虽极刻薄，亦定有几分吉凶与民同患意……观魏武此作，及后《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所以当时豪杰，乐为之用，乐为之死。今人但指魏武杀孔融、杨修等，以为惨刻极矣，不知其有厚道在。”（《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这“热肠”，这“厚道”，既真且深，“以仁人忠臣自负”的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并由这份责任心而生出时不我待的急迫感。良心一旦主动，便成为责任心，责任心一旦强烈到某种程度，又会成为一种心理的焦虑。建安诗人就是循着这一条合乎逻辑的伦理关怀之路，把个人的建功立业和社会重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那种单纯的个人的荣升或成就。

曹植作为一个诗人，其成就可以说是臻于极致，他之前的诗人大约也只有一个屈原能压得过他。但相对于“立言”，他更看中“立功”。由于他后半生的遭际，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愈发强烈而执著，在曹丕即位一直到明帝曹睿，他耿耿而不能释怀的，就是他失去了追求现实事功的机会。他后期的痛苦，全在这一点上。正是对现世功业的追求及其痛苦，构成了他诗歌中的“风骨”。

他早年的《白马篇》是那么自信，自豪，充满英雄主义精神，是对自己德行与才华的双重肯定，又是对自己志向的洋洋自得的表述。我们看到，他的个人志向是与时代的主题相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这是对死亡的道德意义的肯定，这是《古诗十九首》中所没有的境界。《古诗十九首》是发现了死亡对道德的破坏与否定，而曹植，显然发现了，当生命用于道德的目的时，死亡便有了道德价值。所以，对他而言，“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他对死不但不怕，反而有了一种潜在的期待——我们知道，他是期待着用生命来玉成现世的功业。

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赠徐幹》）

这里不但没有生命短暂的无奈和哀伤，倒颇有《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气度。人总有一死，所以他追求一个重于泰山的死法。他“甘心丧元（首）”“视死如归”，能否用自己的这颗头颅去“赴国难”，“赴国仇”，换得人生功业，这才是他的真心病。

希冀以“立言”来传名于后，从而在精神上“不朽”的，可以曹丕为代表，我们看他的议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己。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典论·论文》）

如此絮絮叨叨，不厌其烦，不外两个意思，一是人生短暂，忽然与万物迁化。二是须重寸阴而贱尺璧，通过“无穷”的文章而使声名传于后，这样就可以人死而精神长存了。他只活了四十岁。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生命的价值在于质量而不在于数量，在于它所达到的高度而不在于它所延伸的长度。这是对“人生短暂”的真正有哲学价值的超越与升华——

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与吴质书》）

“秉烛夜游”这句《古诗十九首》中的话，在这里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而三十多岁即认为自己“已成老翁”，这是一种焦虑的心态，为此，他“通夜不瞑”，写自己的文章或编朋友们的遗集。他不曾料到自己只能活四十岁，但他为死神的随时到来做好了准备。曹丕在他死时，已写出了足以让他不朽的作品，其中包括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以及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典论·论文》。当死神不期而至时，他应该可以嘲弄它：我已经抢在你到来之前收拾好了。我们走吧！能跟死神这样说话，应该是人生最完美的终结。长寿与否，倒在其次。

曹氏父子三人，不仅自己是文坛高手，曹操还“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把天下文人收罗在自己周围，且能“体貌英逸”，反对“文人相轻”。所以，他们的“区宇之内”，“俊才云蒸”。围绕“三曹”而以之为核心的，是“七子”。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曹丕《典论·论文》）

他们“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这是一种历尽苦难后的意气风发，是长期受压抑后终于喷薄而出的激情。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生活在末世与乱世，目睹种种淋漓的鲜血，被迫直面惨淡的人生，但纷乱的社会，也刺激了他们重整乾坤的兴趣与雄心壮志，黯淡的感伤与寂寞的无奈一扫而空。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正面临一片荒野，拓荒的欲望与自豪油然而起。

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王粲《从军行》其一）

出于对曹操的敬慕与信赖，王粲要学那“负鼎调五味”（《韩诗外传》）而后成为商汤贤相的伊尹，竭尽自己的驽钝来效力于曹操，效力于时代。而不愿学那隐居不仕的长沮、桀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他的这种心态也可以代表其他七子，甚至代表当时北方的一般文人。

《古诗十九首》的对生命短暂的体认，在这里仍然是延续的，并且在乱世淋漓的鲜血与纵横的白骨中更加突出而刺痛人心。所不同的是，在面对这一永恒困惑的挑战时，建安作家所采取的态度不再是那种用高密度高强度的个体灵肉享乐来试图增加生命密度以相对延长生命的消极对抗，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较为可信的方式。他们认识到，人的物质生命是有限的，但精神的影响却可以流芳千古，换句话说，人可以通过短暂的现世努力，建立永久的精神之流，从而不朽。而这种“不朽”，是必须建立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的，没有社会的认同，就没有社会与他人的传布，没有他人与社会的传布，精神之流就会中断，不朽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不朽”的前提，即是人对社会的参与与融合，是人对社会有所供奉后而获得的褒奖。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王粲《登楼赋》）

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房寝，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陈琳《游览》其二）

建安诗人的生命意识不再是无可奈何的浩叹或内心默默的体味，而是一种溢于言表的“焦虑”，是一种按捺不住的激情。建安诗人是痛苦的。但痛苦的原因或为之痛苦的对象，已由人生短暂的生命本体痛苦转向功业未建或文章未显的生命功能痛苦，为此，他们显示出一种集体的焦虑。这种焦虑，像一片笼罩的云气，涵盖了他们的作品，甚至也涵盖了那个时代，使得那个时代整体地显示出一种力争上游的气象。建安七子包括魏文人圈子以外的诸葛亮，都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焦虑气象。诸葛亮晚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这种精神气象的最感人体现。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相比，他们已由“多余人”而变为“烈士”（曹操自称“烈士”），悲怀壮烈，自强不息。直至“烈士暮年”，仍然“壮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