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憔悴

王国维曾不无夸张地说，纳兰性德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其原因在于，纳兰在艺术上有大创造，乃“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事实上，王国维的这种说法可能受纳兰自己的影响，纳兰自己即认为词滥觞于唐人，极盛于北宋，而南渡以后，可置之勿论。他的座师徐乾学也说他：“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纳兰君墓志铭》）。王国维推许纳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固与他的词学理论所推崇者相符，但把纳兰推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高度，一笔抹倒李清照、辛弃疾诸人，总显不大公平。事实上，纳兰词中，除了哀感顽艳、真切自然之风格外，还有梗概不平的豪宕之作，这一类作品的风格，恰恰颇似辛派词人，所以，清人徐就指出，纳兰“词旨嵚奇磊落，不啻坡老、稼轩”（徐《词苑丛谭》卷五）。他在不平之气鼓荡之下一气呵成的作品，与北宋（除苏轼外）诸家颇不类，小令作者二晏、欧阳、方回、秦观等固不论，长调作者中，柳永一味铺陈，转折有余而畅达不足；周邦彦吞吞吐吐，语气拗折而气息奄奄，两者固有纳兰不及之优点，亦有不及纳兰之缺点。相反，正是在他不喜欢的南渡诸家那里，尤其是辛幼安的词作里，才可以找见他的那种调子。试看他的一首《金缕曲·赠梁汾》：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弟。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竟逢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此词从风格到句式，到用典，甚至一些句子，比如“拭尽英雄泪”、“蛾眉谣诼”等，都化自辛弃疾。而正是这首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都下竞相传写，于是教坊歌曲间，无不知有《侧帽词》（案：《饮水词》的前称）者”（徐《词苑丛谭》）。

注意这首词的开头“德也狂生耳”，这种直抒胸臆式的开头，在纳兰词中常见，如《金缕曲·寄梁汾》开头“木落吴江矣”，《瑞鹤仙》的开头“马齿加长矣”；《风流子》的开头“平原草枯矣”，都是典型的辛弃疾式的。可惜的是，他还不具备辛弃疾的那种剽悍强戾之气，他“狂”得还不够。他也还不如李清照那样一味自怜，他也“惨”得不够，所以，这类风格的作品，在他的集子中，还不算太多，在他的集子中，最常见的，是那种凄艳的作品，是那些“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所为”的作品，这类作品，“哀感顽艳”（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引陈维崧语），“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顾贞观《通志堂词序》）。但这类作品，又颇有些像南渡后的李清照，看他的这首《忆桃源慢》：

斜倚熏笼，隔帘寒彻。彻夜寒如水。离魂何处，一片月明千里。两地凄凉，多少恨，分付药炉烟细。近来情绪，非关病酒，如何拥鼻长如醉？转寻思不如睡也，看道夜深怎睡。　　几年消息浮沉，把朱颜顿成憔悴。纸窗淅沥（一作“风裂”），寒到个人衾被。篆字香消灯灺冷，不算凄凉滋味（一作“忽听塞鸿嘹戾”）。加餐千万，寄声珍重，而今始会当时意。早催人一更更漏，残雪月华满地。

我们是不是从中看出南渡后李清照的味道？连句子都直接拿来了：“非关病酒”。南渡后的李清照是丧夫，而他是亡妻，丧夫的李清照是如明日黄花，飘零江南，而今有谁堪摘？亡妻的纳兰，视息人世，亦觉人生无味。

他的那些悼亡之作被评为“如寡妇夜哭，缠绵幽咽，不能终听”（《李慈铭读书记》）。如这首《青衫湿·悼亡》：

青山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在银。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　　咫尺玉钩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残阳。判把长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浆。怕幽泉，还为我神伤。道书生薄命宜将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圆密誓，难禁寸裂柔肠。

纳兰性德是天生贵胄、锦衣玉食之人，而且他自己天分极高，仕途极顺，人际关系极好，按一般世俗观点他的人生几乎是完满的，但他偏偏常在忧患中，“愁似湘江日夜潮”（《忆王孙·西风一夜》）。

予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已断。（《拟古》）

难怪张芑川发问：“为甚麟阁佳儿，虎门贵客，遁入愁城里？”（《百字令》）有人统计过，在纳兰现存的三百多首词里，用“愁”字90次，“泪”字65次，“恨”字39次，“断肠”、“伤心”、“惆怅”、“凄凉”等字眼，触目皆是（见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页）。

学术界对纳兰的这种“性近悲凉”精神状态的成因，作了种种说明，有说他是“生就肝肠”，天性如此（张芑川《百字令》），有说是“家族世仇”，是“民族仇怨”，是“末世悲凉”，是“理想破灭”。我的意见是，根据他的精神状态，他可能有着忧郁症的病状。所以，虽在花团锦簇之中，烈火烹油之时，他仍然“料也觉，人间无味”（《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甚至一睡而不愿醒来：“解道醒来无味”（《如梦令·万丈穹庐人醉》）。当然，这种忧郁症病状，不仅由于生理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社会问题。一种社会状态，延续了两千年，总会让人厌倦。因为这样的社会，哪怕稳定，哪怕舒适，它也不能给人提供精神上的新鲜感，从而使人丧失了精神上的追求，没有精神探索的生活是无聊的，没有激情的生活是令人厌倦和颓唐的。况且，这种表面的繁荣，总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表面的稳定，挡不住宿命般必将到来的崩溃，因为，这种盛衰兴亡，甚至改朝换代，已经经历无数次了，熟谙历史而又生性敏感的纳兰，他不可能看不到历史上那么多煊赫一时的家族与风光一时的人物，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地不能逃脱覆亡的命运。“朱丹吾毂，一跌将赤吾之族”（扬雄《解嘲》）的故事，是不断地用鲜血来重写的。尤其是他看到自己的父亲，虽权倾一时，却大肆贪赃弄权，最终垮台的命运几乎是铁定的。面对这一切，纯洁而敏感的纳兰，不患上忧郁症，倒是不正常的。

从这个角度看，纳兰生活的煊赫的家庭，他至孝至爱的权倾朝野的父亲明珠，纳兰供职的朝廷，他至忠至敬的所谓雄才大略的皇帝玄烨，这一切，都是某种可怕的历史场景的重现。而且，父亲和皇帝，他孝与忠的对象，恰恰又构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他对他们同时又是怨与怕，他爱父亲，却又不能不对父亲的龌龊苟且满怀怨恨；他敬玄烨，却又不能不对这个掌握他及他家族命运的无情帝王充满恐惧。家庭与朝廷，父权与君权，是他道义名分上必须尊敬爱戴的。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是不值得尊敬与爱戴的。这是多么巨大的心理重负？极纯洁的人偏生极肮脏之地，极善良的人偏目睹极酷毒之事，极爱美之人偏处极丑陋之侧。目睹戕贼而不能止，身经酷毒而不能言，反而要强颜欢笑，伴虎侣狼，人何以堪？再加上他初恋摧挫，爱妻早逝，凡此种种，加之于一多情善感，情怀高洁，慕善亲贤的青年身上，他的精神，不可能不受致命的摧残。

纳兰作为一介贵公子，他受人倾慕，不仅是他的才华，而且还有他的人品，他对爱情，对友情都极忠极纯，对父亲他是大孝，对皇帝他也是大忠。徐乾学《纳兰君墓志铭》记其孝曰：“太傅（纳兰父明珠）尝偶恙，日侍左右，衣不解带，颜色黝黑，及愈乃复初。”记其忠曰：“其在上前，进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劳苦，严寒执热，直庐顿次，不敢乞休沐自逸。”记其悌曰：“友爱幼弟，弟或出，必遣亲近傔仆护之，反必往视，以为常。”梁佩兰在《祭文》中说他“黄金如土，惟义是赴。见才必怜，见贤必慕。生平至性，固结于君亲，举以待人，无事不真”。可以说，纳兰性德是一个为人及修养特别注意的人，他非常愿意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这与他对人生的基本判断非常矛盾：一方面，他认识到人生的荒谬与无意义，一方面却又恪尽自己做人的种种责任；一方面，他认识到社会上普遍的道德虚伪，对儒家道德观念有着深切的怀疑；一方面却又对这些道德规范身体力行。这种矛盾的做法又导致了这样的有些黑色幽默的情景：一个道德化的人与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一个道德化的社会角色存在于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关系中。可以想见的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他这样的洁身自好，宁愿以不对等的付出来面对他人的人，是何等的痛苦。这应该是深陷“愁城”并因而形成他哀感顽艳词风的大一原因。

并且，由此出发，我们也可以合乎逻辑的想象出，他为什么对友情与爱情那么执著与痴迷。可以说，友情是中国古代伦常规范中最少外在强制约束，而最多宽松自由的关系。谭嗣同在对旧伦常规范作毫不留情的冲决的时候，却对旧道德中“朋友之道”予以充分肯定，原因也就是朋友关系出于自主自愿，而这正是封建伦常中其他关系缺乏的东西：

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仁学》下）

在其他诸如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中心力交瘁的纳兰性德，在朋友关系中找到了自己。至于爱情，这种男女之“爱”，与其他社会关系中的“敬”、“孝”、“忠”、“悌”也有极大的不同，它首先是双向对等的，且是发自内心而非外在的义务，他在其中找到了温暖，找到了真正被爱的感觉，也印证了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在《金缕曲·未得长无谓》中宣称要“暂觅个柔乡避”，“但有玉人常照眼，向名花美酒拼沉醉。天下事，公等在”，他要在温柔乡里避世，要在名花美酒中沉醉，天下事，拱手给人了。他在寄严绳孙的手简里，也说：

弟胸中块垒，非酒可浇。庶几得慧心人以晤言消之而已。沦落之余，久欲葬身柔乡，不知得如鄙人之愿否耳？

寄张纯修简云：

弟是以甚慕魏公子饮醇酒近妇人也。（转引自夏承焘《词人纳兰容若手简》）

夏承焘先生说，纳兰之欲葬身柔乡，“便是他一切情词艳语的思想底里”（同上，前言）。但我们必须看到，他在这柔乡里，并不如魏公子之无情，亦不似汉武帝之有欲，他是纯情的，同情的，无论是对前妻卢氏，还是对继室官氏，他都情深谊长，以致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他的那些深致绵长的爱情词是写给哪一位夫人的。而且，还必须说明白的是，他在个人的性道德上，是近乎无懈可击的。他的爱情词，不是像柳永那样写给歌儿舞妓的，他可能有婚外的感情（可能有初恋的情人），但他没有婚外的放荡。在这方面，他几乎是洁身自好的，这与他在其他社会关系中恪守儒家规范相一致。当他在其他社会关系中感到的是掣肘和肮脏时，他在爱情与友情中找到的是自由与纯洁，他也极力维护这种自由与纯洁，把它们看作是他尚能栖身这个世界的理由。他需要友谊的温暖，需要爱情的甜美，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这二者，是他能够把握和愿意握持的。

从另一方面讲，爱，其实是爱者的自我需要，而不是对被爱者的义务。所以，从道德角度阐述爱，总是扞格不入的。纳兰对妻子的爱，对恋人的爱，更多地是出自他这颗渴望有所归宿的内心，正如陶渊明爱田园、谢灵运爱山水一样。所以，他的专一与不滥，与其说是道德约束，不如说是他自身因缺少安全感而对一切不稳定东西的天然恐惧：在专一中，他获得了安全的保障，专一是他为获得安全而交纳的保护费——上升了说，他何尝不希望玄烨皇帝对他家族的信任和宠爱也是专一而稳定的！

实际上对纳兰性情成因的探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纳兰词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在文学史上，他有什么贡献，换句话说，他对丰富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做了什么，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审美，提供了什么样的样本。对他这方面的评价，相差很大，最高的，是王国维，认为他是北宋以来第一人；低的，只认为他是一个一般的词作者。在这类意见里，陈子展的话很有意思：

恰好他的爱妻死了，悼亡叹逝，不觉流露于字里行间，罩上了很浓厚的感伤气氛，可以传染读者。恰好他常常陪侍皇帝出巡打猎，引起了他的边塞荒凉之感，也足以动人。同时他是由科举出身的贵公子，自命风雅，肯和许多名士往来；他又救了一个遭难的文人吴季子，所谓热情侠气，也成了他词里的一部分；加上他的不幸短命；这样，他就成为一代无双的词人了。（《中国文学史讲话》（下），北新书局，1937年）

这段话中的事实，实际上不能说明纳兰词之艺术成就，因为凡此种种，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心灵的深度，境界的高度和思想的广度。同样的事，不同悟性的人，会达到不同的深度。而纳兰恰恰是具有非凡悟性的人。不少人喜欢把纳兰和李煜比，而我以为，两者在风格上或很相似，在把具体事件的感受最终上升到人生感慨上也很一致，但两者的路径却很不相同。李煜是向事件开拓的人。他前期写宫廷生活，写与大小周后的爱情，向宫廷生活要灵感，他把那些事写得花团锦簇；后期写亡国，写囚虏生活，把亡国大事反复写，向亡国大事要题材，把这些事写得一派狼藉。而纳兰是向内心开拓的人，他一生中值得写的大事与李煜相比太少了，或者说，太平常了，和一般人比，或者还有些骄傲的地方，比如出塞，下江南，和李煜比，他只能拱手称臣，他的那些事，只能是黯然失色。李煜有现实的大磨难，大变迁，大跌宕，纳兰的生活，纵有些苦痛，也是人之常情（这正是陈子展对他不以为然的地方）。但问题恰恰在于，他就对这些人之常情极敏感，他就从这些人之常情中，人生的常见遗憾中，看出人生的大悲剧，大荒谬，大空虚，大无聊，换句话说，他从日常生活中看出了悲剧。所以，他把自己花团锦簇的生活，弄得一片荒凉。其实，看不见荒凉，就是繁华，若是你的眼光很不幸透过了这层繁华，就看见了荒凉。所以，李煜的悲剧，是事的悲剧，而纳兰的悲剧，则是“几乎无事的悲剧”。李煜的悲剧，是个别的悲剧，他的可贵在于他从自己的个别的悲剧中找到了一般性的人生悲剧，他通过主题的升华，上升为普遍人生的苦痛，这是他的伟大，是他深度与广度。而纳兰的悲剧，本来就是一般的悲剧，就是我们所有人所有的生活中常见的悲剧，他不需要李煜主题的升华，他就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生命的苦痛，无所逃乎天地之间的苦痛，这是彻底绝望。是对生活的彻底绝望，对世界的彻底绝望。绝望到根本无须其他什么重大打击和挫折，无须什么重大变故与失去，我们已然一无所有，我们已然被打倒。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悲剧。

一个社会在僵死的过程中，一些最敏锐的感官，总是最先死亡。纳兰就是这样的感官。

陈廷焯说：“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振于我国初，大畅厥旨于乾嘉以还也。”（《白雨斋词话》卷一）事实上，乾嘉以后的词作，殊不足道，而清初所谓三大家中另两家陈维崧、朱彝尊，也不能和纳兰相比，真正值得我们记起的，在清代也就一个纳兰，而且纳兰之后，再无大家，再无名作。作为一种文体，走到纳兰，就走完了它的生命历程，而由这样一位憔悴天才来谢幕，是词体的光荣，留给我们的，却是生命的刻骨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