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种豆

一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后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其曾祖陶侃出身贫寒，后以军功发迹，官至大司马。此后陶渊明的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但到陶渊明，由于幼年丧父，家道衰落。他自己，曾做过江州祭酒，但不久归隐。后来又断断续续地在江州刺史桓玄、镇军将军刘裕等人门下做过参军，并最终出任彭泽县令。在任八十余日，宣称“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时年四十二岁。自此以后直至老死，一直躬耕隐居，拒绝仕宦。

“元康之英”过后，有作为的便是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陶渊明和谢灵运了。陶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的开山；谢是“元嘉之雄”，山水诗的鼻祖。他们是试图从体制中解脱自己的一代。由汉末党锢、“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正始以迄太康，痛苦得太久了，而且他们的实践几乎都证明着这一点：要想在实际的政治生活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近乎徒劳的，甚至，“仅免刑”也难得，往往倒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从汉末至西晋，除了短暂的建安时期外，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为保命而不断退却的路。他们放弃了道德，放弃了正义，放弃了良心，最后甚至放弃了是非判断力，放弃了现实感受力（如果还有感受力就往死里喝酒以求麻木），他们仅想退守活命的一隅，把自己变成没脑子、没心肝，只有高度发达的肠胃和过分亢奋的性器（如果不亢奋就猛吃春药）的猪猡。但猪猡就更是屠杀的对象了，而且还被杀得毫无尊严与价值。太康的作家们虽然不像党锢、不像正始作家那样在政治生活中坚持正义感与道德感，却也不免于在忽左忽右变化莫测的政治陷阱中纷纷灭顶。没有正义的政治当然也就没有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当然会使人的命运难以逆料。建功立业的希望破灭了，而官场，以其肮脏险恶倒着实教育了他们，于是他们不再像左思那样热衷于仕进了。“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他们恍然大悟，终于“鸟倦飞而知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掉转头去，向自然寻求了。陶渊明找到了朴实宁静充满人间温情的田园，谢灵运则纵情于清新神奇一尘不染的山水。这是一种逃避，一种远遁，同时也是一种对现实叛变的姿态，他们的行为反证着现实的黑暗。

这里固然有逃避伦理责任的味道，我们也尽可以批评他们把世界及世界上可怜的百姓毫不怜悯地拱手给暴君乱臣而独善其身，但孤单的个人在那个时代实际上也只有这一条路。他们不能改变社会的肮脏与险恶，但他们以自己的行为标示出一片洁净与宁和；他们不能反抗普遍存在且不可动摇的专制与黑暗，但他们在山水田园中保持了自己的自由的个性。这种洁净，这种自由个性，不绝如缕的为中华民族提供理想生活的范式，从而使人知道在“践踏人，侮辱人，不把人当人”（马克思语）的专制之外，还有别样的生活，从而带着希望去反抗现实，追求未来。这就是他们的价值之所在。

二

朱熹曾经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不仅是道家、甚至是儒家）都给予洁身自好、隐遁避世以极崇高的文化褒奖，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既有这样的文化大勋章悬挂在那里作诱惑，便少不了有人要假惺惺地去做隐士，来领这枚勋章。而领到了这枚勋章，又如同获得了特别通行证，余下的关节便可一一打通。所以，隐逸，更多的是一种手段，以这种手段求名求利，甚至最后来了个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求官。——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这种文化怪胎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愿为官而隐居，所以他德行高尚；因为他有了这样高尚的德行，所以他应该为官，甚至为大官。所以，在中国，历代都有隐士，同时，历代朝廷又都去山中征召隐士，隐士与朝廷共同上演这样一出文化喜剧与闹剧。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来认识陶渊明及其行为的意义。与众不同的是，在他那里，隐居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隐居本身即是最后之目的。虽然后世人都把陶渊明看作隐士，比如钟嵘就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他自己，却没有把自己当作隐士，他只是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而已。你看他说的话：“结庐在人境”，不是隐居，而是“结庐”；“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不是故作姿态欲作名士，不是为了要彰示自己的道德化的生活，并以此与社会对立，而是“欲居”，要与那些素心人生活在一起，过一种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数晨夕）。结庐也好，居家也罢，他是在寻找一安身之所，这一安身之所不在高山之上，崖穴之下，不是那种远离人世的高人姿态，而是在“人境”，在“南村”做一个普普通通泯然众人的人，有“邻曲时时来”，“而无车马喧”。他从官场上“归去来兮”，是归来了，回到自己的老家宅院，他不是在寻找一种姿态，而是在回归一种生活，回归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方式：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辞》）

全篇洋溢着欣喜之情。这是快乐的生活，是平常的生活，而不是什么有故意的寓意的生活，有道德负载的生活。生活就是生活呵，每天就这么快快活活轻轻松松呵，心里哪有那么多的仇恨与决绝？哪有那么多的牵挂与纠缠？天地给我以“生”，我便轻松的“活”。万物得时，我亦得生，但时易逝生将休，寓形宇内有几时？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当下？

当然，他讲到了“世与我违”，讲到了“息交绝游”，还讲到了“吾生行休”。但这显然不能仅仅看作是陶渊明对他那个时代及人物的失望与决绝。因为，什么样的时世才不与“我”相违？有多少“交游”真正知心？这是人生荒诞的一般事实，有这种荒凉感的，岂止晋末宋初的陶渊明？所以，把这些看成是陶渊明对自己的时代的反抗与失望，还不如这样来认识：陶渊明从自己的体验出发，从自己的时代出发，发现了人生荒谬的基本事实，从而超绝而去。不再沉沦于人生的悲剧本质，而是尽量享受人生的乐趣：天伦之乐，田园之趣，出游之快，对了，还有悟透人生之后，心灵的宁静。

再看他的诗：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读山海经》）

读了这样的诗，如果我们还不能倾慕他的那种生活，必是弱智或有心灵上的疾患。我们看到，他不是生活在崇高的道德境界中，以自苦为极，他是生活在闲适的艺术境界中，以自乐为美。他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我看古人或听今人说他是隐士，感觉怪怪的。我们真的误会他了，我们自以为拔高了他其实是贬低了他，贬低了他的境界。我们想让他可敬却损害了他的可亲可爱。一般而言，隐士是使生活道德化，而陶渊明却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艺术化。道德化的生活指向崇高，艺术化的生活指向美与和谐；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无，是一种否定式的生活，而艺术化的生活指向有，是一种肯定式的生活，我们看陶渊明的生活：人有屋庐，鸟有树枝，人欢鸟欣，酒香蔬美。又，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敬”与“怒”，艺术化的生活指向“爱”与“乐”：陶渊明岂止爱这八九间的草庐，他爱他触目所见的一切，他岂止听到了鸟的啁啾，他甚至一边读书，一边听到了他耕种过的地方庄稼萌叶拔节的声音。有春酒，有园蔬，微风来，好雨俱，而《穆天子传》、《山海图》又把灵魂带到那遥远而神奇的地方，让他作一回美妙的精神之旅，不乐复何如！

他一连用了“欣”“爱”“欢”“乐”这样明白无误的词，来表达他从内心中情不自禁地涌现出来愉快。他不仅屏绝道德说教，“既耕亦已种”——生活中功利的一面也一笔带过，现在他要在这鸟鸣成韵绿荫覆盖的北窗之下读书了，而他的读书，也是他一贯的方式：泛览，流观，心无芥蒂，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好在，他还没有忘记作诗，为我们留下这千古一快！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他告诉我们他的“爱丘山”本性，及官场的污浊凶险从正反内外两方面把他推离官场返回田园。实际上，“归园田居”，从语法上讲，即暗示着“从官场归园田居”的语义。这是一篇感情倾向特别明显的作品。写官场，用的是“尘网”、“羁”、“池”、“尘杂”、“樊笼”等等这样否定性的词，且用“误落”、“久在”这样厌恶性的词来描写自己断断续续十三年的官场生活。而写田园，则用的是“旧林”、“故渊”、“自然”这类充满怀旧依恋意味的词，更有“爱”、“恋”、“思”、“返”这样表达强烈依恋情感的词。而中间一层（从“开荒”至“余闲”）对田园生活的细节描写，不仅写出了田园生活的情趣，而且表现了作者的性情及理想：他的性情是淡泊自守拒绝庸俗的，他的理想则是追求和平宁静的生活。苏轼说陶诗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桃红李白，榆青柳碧，不着一色彩语而满眼春色，岂不是“质而实绮”！“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在纯乎白描的写景中又给我们以安详宁静的感觉，他写的是景，却让我们想到生活，想到生活的安然从容，从而爱上这样的生活。生活有条不紊，心情闲逸淡泊，且还暗中对比着官场，对比着官场与田园相反的特质：压抑、阴暗、日以心斗，患得患失。如此丰富的内涵，岂不是“癯而实腴”！

三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

好一个“托身得所，千载不违”！他曾如一只失群独飞的鸟，现在终于找到了庇荫之地：田园。在诗歌中，在散文辞赋中（如《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他详细而津津乐道地描写了自己田园生活的乐趣与称意，他对他的生活给予了由衷的赞美。荒谬的人生一变而为圆满的人生，这是田园的赐予，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他心灵的成果。他认识到了，作为自然的产物，人，只有与自然一体，过自然的生活（人之本性亦自然之物）才能超越荒谬性而返璞归真。人的荒谬性起源于人心——人心是自然的产物却又是自然的反动，只有经过否定之否定，让人心回归其本初，为老子所言的赤子之心，婴儿之性，才能消弭荒谬。

我们看他的《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结庐在人境”，显示他与一般隐于高山之上崖穴之下，刻意去做“隐士”的人不同，“而无车马喧”则表现出自己是高于“避人”又高于“避世”的“避喧”，是“避”的最高级。然后自设一问，“问君何能尔？”再傲然作答：“心远地自偏。”从而引出全文之髓：心。身之所处，乃心之所恋；手之所采，乃心之所慕；目之所见，乃心之所想；智之所悟，乃心之所求。是的，他的生活已经心灵化，已达到心外无物之化境，他的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一念一静，都出自这一远离尘嚣、远离庸俗、远离低级趣味的“心”。此诗是写日常生活，更是写心灵生活，写这颗悠闲心，淡薄心，高贵心。而结尾“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有心领会这一切，何用言语？所以，结语仍是写心。而心灵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中领悟到的，大约也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样的人生大问题的答案吧！

陶渊明显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隐士，但他是第一个把隐居生活写得如此美好，如此充满魅力的。他以前的隐士们似乎在追求艰苦的生活，并乐意于向人们展示他们的艰苦生活，以便显示自己道德的崇高。陶渊明不想向人们作任何表示，这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只求自己满意。如果不违背道德，我们可能不需要特别地委屈一下自己来向道德献媚。实际上，我们过分的、矫情的、违背人性的苦行，对道德而言，实在是不必要的。我们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活着，有什么不对吗？陶渊明就这样给我们活出了一个样儿。我们可以说他是屈原、庄周之后最伟大的诗人。而他们三人真有着一些逻辑上的关联：屈原是天真的、纯洁的，是被命运播弄得死去活来而仍然懵懂的，不得要领的，至死也没能大彻大悟的人。他的伟大与可爱都正因为他的执著、愚拙，看不穿命运的把戏，不明白人生的荒谬，他一直与之纠结缠斗，不依不饶，不屈不挠，绝不承认“生活就是这样”，他的心里，有一理想的社会在，有一理想的人生在，他坚决认为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从而对现实中的混乱无道与他自己遭际的非道德因素觉得不可理解，从而绝不认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这是屈原的伟大，一种悲剧性的伟大，一种毁灭性的伟大，是理想主义者的伟大。

而庄子则是生活的冷眼旁观者，他睿智、通达，对人生的荒谬和社会的混乱无道洞若观火，但他不介入，他虽然感慨万端，却并不参与是非之争，他置身事外，以此置身世外。对事，对世，他只是远远地指手画脚，冷嘲热讽。他骂这世界肮脏，他自己却站在干净地——他通过远离生活来远离荒谬，但他是无奈的，是悲凉的，因为他远离生活的生活方式，是生活荒谬性的又一证明。如果说屈原是迷者，他就是悟者，但无论是迷者，还是悟者，他们都生活在荒谬之中而不能自拔，正如无论是看穿了命运还是迷失于命运，都被命运播弄，而无可奈何。至少，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是没有找到快乐的，他们的生活，与一般所言的“幸福”，是互不相关的。

陶渊明的意义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比较明白了：他是唯一能在生活之中而又能使生活回归人性，从而可以避开荒谬的大智者。他使生活即是人心、人心即是生活，从而使主体与客体，不仅在理论的层面上，而且真正从生活——尤其是平常的，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合二为一了，当他回归田园时，田园不仅是他的生活环境，作诗写文的“语境”，还是委心任去留的“心境”，田园、自然与他的心合一了，他生活在田园中，就是生活在自己的心灵中。生活而能得此大境界，大圆满，遍观中国古人，靖节先生一人而已！

是的，他最先影响我们民族的，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生活姿态，以及他乐观而从容的心态，然后才是他的诗艺。而他诗的魅力则可能正是得之于他生活的魅力与心灵的魅力，三者密不可分。欣赏他的诗，实际上就是在欣赏他的生活，欣赏他这个人。我们的历史，甚至可以没有他的诗歌艺术，但却不能没有他这个人。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品。人们最先注意到他，就是他这个人，而不是别的。沈约的《宋书》把他归入《隐逸传》；萧统喜欢他，是因为他的怀抱“旷而且真”，直到唐代房玄龄等著的《晋书》，他仍在《隐逸传》。对这一点，文学史家常常愤愤不平，但我以为，对陶渊明而言，他的人格魅力确实在他的诗歌魅力之先，如果不是更大的话。而他作品中的很多精彩篇章，可以看成是田园生活的广告。田园生活之乐趣，经他阐发，更是深入人心。虽然他同时代的人都为人生的病态的华艳所障目而不能追随他，但至唐宋，尤其是宋代，在那样一种沉静的文化氛围中，苏东坡等人确实是从陶渊明那里得到一种眼光与视角，得到一种灵感与境界，然后再去寻觅自然之美，体味平淡生活的真味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与田园，就是陶渊明式的。陶渊明以他的心灵之光照亮了田园，而田园即着陶之色彩。

四

陶渊明是对比的大师。他的田园就是对比官场的。很多人批评他美化田园，但他美化田园不是为了反衬官场的丑污吗？而且也是他的自我安慰：在这污浊的世界上，生命简直找不到一块洁净而宁静的安恬之处。正如他说的“劲风无荣木”——世道的萧瑟秋风刮走了人生的绿叶，我们的灵魂无处蔽荫。但“此荫独不衰”——田园给了他最后的安顿与最终的补偿。于是他甚至不惜自欺欺人一般的美化田园。他不美化田园简直无法平静自己的内心，他美化田园就是说服自己：人间尚有可居之处。这是荒谬人生的桃花源。

实际上，田园生活并不是总是充满诗意，往往有它艰辛的一面。不仅一般的农人通常是贫困而饥寒交迫的，即便是陶渊明自己，在他田园生活的后期，也一再陷入窘困，以至于饿得白天盼天黑，夜里盼天亮：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生活变成了肠胃与时间的较量，他恻然地回顾自己五十四年的生平，他发现，就世俗生活而言，竟毫无幸福可言，只是一连串的不幸与艰辛。我们知道，了悟大道的人在回顾自己生平时，总是能感受到生活的逼迫，命运的播弄。而不像一般得志小人那样，沾沾自喜，夸夸其谈以炫其成功。更何况陶渊明时代是一个不可能有什么个人成功的时代，一个不可能既不违背道德与人性，而又能有所作为的时代。生活是那么无聊赖，无意义，无价值，甚至，物质贫乏到了连肉体存在都变成了问题。这时，官场那边又总有人在不断的向他招手，赠以粱肉；邻居这里也有人不断地劝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家里妻子更是抱怨生活的穷困——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吾驾不可回。——谁能像他这样在四面楚歌中悠然见南山？

和凶险而肮脏的官场相比，田园生活至少没有性命之忧——“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对庄稼收成的担忧，与“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的对死亡的恐惧相比，毕竟是轻松愉快的。且躬耕陇亩的生活比起官场倾轧盘剥百姓，其道德上的自足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他也有他脆弱的一面。在极度的贫困中，他也曾慨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这时，他就眺望着他的南山上的“旧宅”了：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八首》其七）

他死后可能即葬于此“旧宅”中，那可能是他家族的墓地吧。据说现在那儿还有他的墓。

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在一个权力肆虐而秩序混乱的社会里，一个人要正派地生活确实是比较艰难的，他真的必须有陶渊明式的坚定坚韧与对苦难的容忍。在这个意义上，追求生活的自然适性的陶渊明，出乎意料地又成了道德的模范。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退隐生活的道德褒奖，其另一面，即隐含着对专制体制的道德贬低，这可能是文化本性对专制体制的一种天然敌意。陶渊明无意中表现了这种敌意而体现了文化人的公意，于是大家一致推崇他为道德英雄。

其实这是很无谓的。我倒觉得，与其说陶渊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道德理想，倒不如去肯定他为我们建立的有关幸福的信仰与观念。这种幸福，与世俗欲望的满足无关，而与心灵的境界有关。陶渊明把人的幸福与人的道德境界联系了起来：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未必是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一定合乎道德。这种带有明显唯心色彩的幸福观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幸福的基本诠释并深入人心。

不过陶渊明自己可没想这么多。他只是到田园中找他的归宿，找符合他本性的自然纯真的生活。当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夫，他哪里想到自己还有那么重大的道德承担，更没想着去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他是认定他一死，就会被人忘记的——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其三）

——你看他对他身后的哀荣，是多么眼冷心冷。所以他只要好好地活在现在——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其十一）

——田园就是他的称心的伊甸园，在这里他找到了生命的安全，良心的平静，人性的完整。所以他为他的这种复归欣喜不已，也自豪不已，虽然一度穷困潦倒，以至于乞食于人，但他再也没有反悔过，而是在农村一呆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仙逝。物质穷乏了，精神却丰富了。他觉得这才是人的生活。

从正始到元康，精神泅没如泥牛入海，至陶渊明才又如小荷出水，且如此清清净净，出污泥而不染。他不再追求“先踞要路津”，也失望于“建功立业”。我们看他的诗：“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他真的有所谓常常存在的“恐惧”吗？他这是在自豪啊。我们比较一下以前阮籍的诗：“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一个是常恐桑麻遭霜；一个是但恐生命有殃，孰轻孰重，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年九月于西田获早稻》）这是陶渊明式的自豪。诙谐，坦荡，机智，明了而又含蓄，得意却故出反语。这是一种轻松的心境才能具有的特征啊。我们从汉末党锢至建安至正始至元康至陶渊明，二百多年了，很久没这样轻松与从容了！

对官场的逃避实际上就是对体制的逃避。体制是以权力来维持的，而权力天然具有反民众、反人性的属性。中国古代的隐士现象，我们可以看成是一种个人的道德选择，但一些隐士对体制的避之唯恐不及，实有避免体制约束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个人的所谓“建功立业”，往往是指当世事功，更多的时候更直接体现为个人在体制中的地位：官职的高低、权力的大小等等。所以，合乎逻辑地，一个人要保有自己的个性自由，逃避体制，他就必须连带否认功名。在陶渊明的时代，要追求功名，不仅要牺牲个性，出让自由，甚至要搭上性命——淋漓的鲜血与纷纷滚落的人头一再把这个事实展示出来。回归田园的陶渊明终于摆脱了弥漫士林的生命恐惧，他可以待在家里，静等生命大限的到来。他退出体制而“纵浪大化中”，所以能“不忧亦不惧”。他坦然而从容的三首挽歌及一篇自祭，见出他对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的有把握，《与子俨等疏》对后事的从容安排，足见他心灵的平静。对于死亡，他是哀伤的，但不再是恐惧的。他的生命，是他与自然大化之间的约定，别人不得干预了。

回归田园在陶渊明看来，实际上是从官场上体制中赎回了自己，使自己重获自由。那能拥有自己的人有福了。陶渊明就是这么一个有福的人。幸福不是取决于一个人有什么，而是往往取决于一个人没有什么。如果从“有什么”的角度来看陶渊明，那陶渊明所拥有的太少了：名声、地位、财富，他都缺乏。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令后人无限羡慕的幸福的人。因为他“没有”我们一般人所不能摒弃的庸俗之心趋利之心得失之心荣辱之心——一句话，那一切使我们大不起来的“小”人之心，他都没有。我很喜欢汉语中“安心”这个词，它比“安身”更重要。安顿好我们这颗心，对人对事安好心，对自己安平常心，做到了这些，我们也就有福了。陶渊明实际上也就一直在与自己谈“心”，又对我们交“心”的。他告诉我们“心远地自偏”的道理，他说他“心念山泽居”，他还自得地说“虚室有余闲”，什么叫“虚室”呢？庄子有言“虚室生白”，意思是说，清空而无世俗欲念的心灵才能充满阳光。心灵充满阳光，可不就得大从容大安宁大幸福？可不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幸福的人。

五

有一点我必须提到，那就是，陶渊明与他的那个时代的冲突并不像我们文学史家们所想象所描述的那样激烈。他断断续续地在官场上十三年，虽然他自己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但这极可能只是一句推脱之辞，至多表示他自身对体制的不适应。实际上，我们没有发现他与哪一位上司特别不和，也不见他在官场上受过什么特别的打击与排挤。他一开始做官，就做州祭酒，据逯钦立先生考证，这不算是小官，起点颇高。并且在后来，只要他愿意，他似乎随时有官做，官场上的人对铁了心回归田园的他，也一直很眷顾，给他送酒钱，送粱肉，并虚位以待。应该说，他的人生历程，是比较平顺的，所以，他的心态，也是比较平和的。刘克庄《后村诗话》云：

士之生也，鲜不以荣辱得丧挠败其天真者。渊明一生惟在彭泽八十余日涉世故，余皆高枕北窗之日。无荣恶乎辱，无得恶乎丧，此其所以为绝唱而寡和也。（转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二《陶渊明集·总论》）

他没有追求过荣，当然也就无所谓辱；他没有得，当然也就没有失（丧），而无得失荣辱的人生磨难，其本性的天真也就没有被挫伤。看他的诗文，确实是一派温敦气象，即便是“金刚怒目”的作品，如《咏荆轲》，实际上也是内热烈而外不露声色。他的诗，除了四言就是五言，没有杂言，没有乐府，拟古也不是真拟古，这在那个时代是很特别的。四言是诗歌中最安详静穆的形式，五言是诗歌中最从容不迫的形式，它们与陶渊明人生的从容、心态的安详相吻合（情感不平衡，内心心理能量大的诗人，往往喜欢用杂言；句式的长短错落一如其情绪的高下低昂。如鲍照、李白）。在《诗经》之后写作四言，是必须有极强的平衡能力的，或有对平衡的强烈的追求欲望的，爱写四言的曹操、嵇康与陶渊明恰恰都是竭力追求平衡、竭力维持自己内心平衡的人。只不过曹操与嵇康求之不得，陶渊明则是求仁得仁。曹操是“忧思难忘”，他如何能求得平衡？嵇康是“狂顾顿缨，赴汤蹈火”，也最终失去平衡，只有陶渊明，做到了“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于是，他真的平稳地站住了。

当然，在谈陶渊明的幸福与安详时，必须提到的是，陶渊明的内心往往又是悲凉的，他的人生观，是建立在悲剧意识之上的。他那篇热烈而阳光的《归去来兮辞》的最后，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委心任去留的旷达，是因为认识到了人生短暂——寓形宇内能几时？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易逝——感吾生之行休。木欣欣向荣，泉涓涓淌流，天之行健，万物得时，而人亦当顺时委命，纵浪大化。对生命的悲观意识构成了他人生幸福的平台，这一点也不矛盾，一点也不难理解。恰恰相反，幸福的观念与感受必须建立在有节制的、理性的、客观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对人生整体悲剧性的了悟上。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殁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

这是写人生如梦，终归于空无。本来一片废墟，可能是一个很具体的悲剧，一场很具体的苦难导致一户或数户人家“死殁无复余”。但陶渊明超越这一层面，而直达一般人生的悲剧本质，从而引起我们的感慨怜悯之情，且是感慨怜悯我们自身。“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让我们想起生命曾经的存在，以及这些生命个体曾经的生活。这些生活曾经是热烈的，红红火火的，有情有义的，有喜怒有哀乐，有追求有向往，但在生命历程的最后，却是归于空无，一片荒虚，一声叹息，一滴清泪。这是人生荒谬的典型案例。陶渊明不能不感怀万端，不能不面对这一真实而残酷的人生真相。但正由于他能在理性上承认了这种荒谬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他又很能节制自己的情怀，他的感慨是深沉的，却又是平和的，而不是激烈偏执的，是体认的而不是控诉的。他与人生的荒谬性相安无事了，然后他才能有余暇从容不迫地安享当下生活的种种趣味与快乐。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

这一首则又写出了人生的寂寞，“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落寞寡欢的诗人形象如在目前。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后面，竟愤愤不平起来，以至于“终晓不能静”。“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时，还是平和的，感伤的，容忍的，诗的风格也是“静穆”的。而一想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生命流逝，而曾经的志向泯没无成，就满怀悲凄，而至于“终晓不能静”，这就颇有些“金刚怒目”的样子了。这是真实的陶渊明的又一面。人之亲切与可爱，往往不在于他的优点，而恰恰常在于他的一些缺点或不足。看到如此通达的靖节先生也有愤愤不平时候，我们会会心一笑，莫逆于心。确实，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之外，另有“金刚怒目”一类。《咏荆轲》之作，正是作者愤愤不平愤世嫉俗的表现：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澹澹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此诗显示出陶渊明的内心仍积聚着大量的心理能量，虽然他那么善于疏导自己。不公正的社会总是要在人心中积聚大量的不良心理能量。这种不良心理能量，若体现在强梁身上，便是暴力；而体现在陶渊明这样的文人身上，便是一种文字上的升华——升华为对暴政的控诉和反抗，对反抗的赞美与期待。这是最能体现陶渊明“金刚怒目”风格的作品。

但陶渊明终究是关怀人生的。在苦难重重世风浇薄的时代，他向往着和平宁静的世道和和睦淳朴的世风。这体现在他的名作《桃花源记》中：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文中所记述的桃花源，即使在那时代可能有类似的地方，也不能否认陶渊明虚构的特点。这种理想化的社会，可以上溯至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又明显带上了陶渊明自己心灵的色彩。“有父子，无君臣”，人与人之间没有了阶级、国家、体制等等的社会关系，而只有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淳朴的道德关系。这是对“家”的肯定，更是对“国”的否定。这是心造的世界，是美的世界，善的世界，却不是“真”的世界，“真的世界”就是“外人”的世界，是包括陶渊明自己在内，渔人，太守，刘子骥以及所有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却是丑的，恶的，混乱无道的，弱肉强食的，道德败坏的。在对桃花源作诗意描写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陶渊明掷笔于地，一声浩叹！

六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

我注意到了这首诗中的三个圆型意象：豆、露、月。它们代表了陶渊明生活中的三种境界：豆代表着现实生活的圆满，露代表着道德上的纯净，而月则代表着精神世界的高超。梭罗在他的《湖滨散记》中问自己：“我为什么喜欢种豆？”然后他自答：“只有上帝知道。”假如有人问：陶渊明为什么喜欢种豆？我会回答：我知道。只是，欲辩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