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在论辩中，有时要刚——刚气激越，热血沸腾，有时也要柔——柔情如水，和颜悦色，但是在许多场合又往往需要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刚柔相济。有时，表面上语气和态度都比较和缓，而实质上所表达的内容则有强硬的成分；有时表面上态度刚烈，但其中又包含有委婉的说理。使用刚柔相济的方法，可以取得出人意料的论辩效果。

论辩中的刚柔相济术

国际大专辩论会有一次在辩论“成功的作品应不应该拍续集”这个辩题时，耶鲁大学队为正方，台湾地区的台湾大学队为反方。请看双方两段辩词。

正自由人：对方刚才说了《异形》第四集，可是她忘了《异形》第二集也是《异形》第一集的续集呀！那可是举世闻名的续集呀！（掌声）

反自由人：就是因为你方的鼓励才有了《异形》第四集这么大的烂片出现哪！（掌声）

正自由人：这能说是烂片出现吗？按对方逻辑来说，难道莎士比亚在写了《亨利四世》这个历史剧以后就被剥夺了权利，终身不能写亨利五世、六世的续集了。（掌声）

反自由人：对方辩友的逻辑有一点点不太对，亨利四世、五世当然不是续集，就如同康熙、雍正、乾隆当然不是续集一样的道理，（掌声）再请对方辩友确实地回答大家呀！（掌声）

台湾大学队面对耶鲁大学队咄咄逼人的提问，不是斩钉截铁地说“对方辩友犯了一个极大的逻辑错误”，而说“有一点点不太对”，后面又紧跟着用了“当然”、“呀”等一类软化论辩火力的词，显得慢条斯理，不温不火，看似风平浪静，但底下潜藏着一股足以将乘风破浪的船只掀翻的巨大暗流，后面一句“康熙、雍正、乾隆当然不是续集”轻描淡写的话语，极为有力地揭露了对方将亨利五世、六世看成是亨利四世续集的常识性错误，凌厉的攻势，将对方置于无力招架、一筹莫展的境地，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对方的斗志。这一以柔克刚的儒雅的君子风范得到了听众和评委的高度赞扬。

在辩论中，刚柔相生相克，刚能克柔，柔也能克刚，和风细雨有时比电闪雷鸣更奏效。

明孝宗时，孔镛被任命为田州知府，到任才三天，州内的军队全部被调到他处，而峒族人突然进犯州城。众人提议关起城门来守城，孔镛说：“这是个孤立的城池，内部又空虚，守城能支持几天呢？只有因势利导，用朝廷的恩威去晓谕他们，或许他们会解围而去。”于是孔镛独自一人来到峒族人居住的地方。孔镛坐在屋子中央，峒族首领问孔镛是谁，孔镛说：“我是孔太守。”孔镛又对大家说：“我本知你们是良民，但由于饥寒所迫，才聚集在这里苟且求得免于一死。前任官员不体谅你们，动不动就用军队来镇压，想把你们剿尽杀绝。我现在奉朝廷的命令来做你们的父母官，我把你们看成是晚辈，怎么忍心杀害你们呢？你们如果真能听从我的话，我将宽恕你们的罪过。你们可以送我回州府，我把粮食、布匹发给你们，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出来抢掠了。而如果不听从我的话，你们可以杀掉我，但是接着就会有官兵向你们兴师问罪，一切后果就由你们承担了。”

在场的峒族人都被孔太守的胆量惊呆了，说：“要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体恤我们，在您任太守期间，我们绝不再骚扰进犯州城。”孔镛说：“我一语已定，你们何必多疑？”众人再次拜谢。

孔镛住了一晚，第二天孔镛回到州城，送给峒族人许多粮食布匹，峒族人道谢而归。后来峒族人就不再做扰民的事了。

孔镛和峒族人交涉，他的语言中有柔，表现了父母官对百姓的关怀；又有刚，表达出若与州府对抗，官兵兴师问罪，可能导致的不堪设想的后果。正是这样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消除了对方的对抗情绪，缓和了当时尖锐的矛盾，使得大家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充分体现了孔太守语言的雄辩力量。

使用刚柔相济术要避免走入两个极端，既不要过分温和，使对方觉得你软弱可欺；又不要咄咄逼人，使对方觉得你是在乘势要挟。

原则上的事不能妥协

1969年9月某日，美国总统顾问基辛格，就越南战争问题与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举行会谈。正当基辛格发言时，尼克松总统给基辛格打来电话，谈了几分钟之后，基辛格对多勃雷宁说：“总统刚才在电话里对我说，关于越南问题的火车刚刚开出车站，现在正在轨道上行驶。”老练的多勃雷宁试图缓和一下气氛，机智地接过话头说：“我希望是架飞机而不是火车，因为飞机中途还能改变航向。”基辛格立即回答说：“总统是非常注意选择词汇的，我相信他是说一不二，他说的是火车。”

基辛格的这句话非常有力量！在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即使对方是在开玩笑，也应该当仁不让。

20世纪50年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的日子，这股恶浪浊流把爱因斯坦惊醒了。他决定挺身而出，担当起一个人权斗士应有的责任。

爱因斯坦参与的最有名的案件是菲劳恩拉斯事件。菲劳恩拉斯是纽约布鲁克林詹姆斯·麦迪逊中学的英语教员。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认为他是“恐怖分子”，要他到委员会去作证。菲劳恩拉斯根据宪法的人权条例第五条，拒绝前往作证。此举惹恼了国会。麦迪逊中学在国会的压力下，解雇了菲劳恩拉斯。菲劳恩拉斯向爱因斯坦诉说了案情，爱因斯坦经过沉思后，给他回了一封信，并授意这封信可以公开发表。

爱因斯坦在信中说：“我国知识分子今天所面临的现状非常严重。反动的政治人物们利用外来的危险为借口，已经向公众灌输了对知识探索的怀疑。在初步成功的基础上，他们现在又着手要镇压教学的自由，并要剥夺那些不愿俯首帖耳的人的工作职位。对这种丑恶行径，知识分子的少数派应如何对付呢？我认为只能采取甘地式的不合作主义革命行动。凡被召至国会作证的人应当拒绝作证。他应当做好坐牢和经济破产的准备，也就是为了我国的文化福利而牺牲自己的个人福利。”

爱因斯坦这封信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报纸评论说：

“如果人们都听从爱因斯坦博士的劝告，宁可坐牢而不愿出庭作证，我们的代议制政体岂不要瘫痪吗？”

爱因斯坦面对这一质疑坚决回击，他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原则上讲，保卫宪法权利是人人一样的。但知识分子的地位有点特殊，因为他们所受的特殊训练，使他们对公众舆论的形成会产生特殊强烈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想误导我们接受威权政府的人特别注意知识分子并要胁迫他们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就特别要尽他们的重要责任。对任何违反宪法权利的图谋，我认为，拒绝合作就是我们的责任。”

看到这篇文章，原来叫嚣得狂热的反对者们也只得偃旗息鼓了。

爱因斯坦的回信体现了他崇尚理性，关心人，尊重人，反对独裁专断的民主精神，体现了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坦白胸怀，以及为追求真理和为人类谋福利的目标始终如一的人生态度。

如果你决心自始至终地捍卫原则，你就会发现，常常有一些与原则相违背的事情摆在面前，倘若意志不坚，或碍于情面，就很容易放弃原则。因而，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必要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随波逐流，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原则，虽然较为困难，但绝非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