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原文】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¹⁾ ？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²⁾ ，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³⁾ 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⁴⁾ ‘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⁵⁾ 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⁶⁾ 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译文】

先生又说：“《五经》也是史书。史就是辨明善恶，以示训诫。善可以用来教化，因而特别保存善的事迹让人仿效；恶可以作为戒条，保存戒条省去具体的恶行来杜绝奸邪之人模仿。”

徐爱问：“保存善的事迹让后人仿效，也是存天理之本；省减恶行，保存戒条，也是想将私欲抑制在萌芽阶段吗？”

先生说：“孔子著经，当然就是这个用意，但是也不必局限于文句。”

徐爱又问：“恶可以作为戒条，保留戒条而省去事情经过以杜绝奸邪之人模仿，然而，为什么独独在《诗经》中不将‘郑风’和‘卫风’省略呢？先儒认为是‘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这样的吗？”

先生说：“现在的《诗经》已不是孔所修订的原貌了。孔子说：‘放郑声，郑声淫。’孔子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这是孔门家法。孔子所修订的三百篇，都是雅乐之作，都可在祭祀天地祖先的场合和乡村郊庙中演奏，都是用来畅和平之气，涵泳心性，移风易俗，哪里会有郑、卫之声呢？这是助长淫风导引奸恶呀。这一定是秦代焚书坑儒之后，世儒牵强附会，为凑足三百篇的数目而加上去的。而淫邪之辞，世俗也喜欢传播，如今街头里巷并不少见。朱熹所谓的‘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只是无法解释清楚，不得已才这么说的。”

(1) 郑、卫，指《诗经》“郑风”“卫风”两篇。

(2) 出自朱熹《论语集注·为政》第二章注。

(3) 出自《论语·卫灵公》第二十章：“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4) 出自《论语·阳货》第十八章：“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5) 亡国之音，出自《礼记·乐记》第六节：“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6) 秦火，即秦始皇焚书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