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1) 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2) 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3) “思不出其位”(4) 。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5) 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6) 。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译文】

信中又说:“先生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也只是一件事。若说宁可不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培养本源,这就分开成为两件事了。’我认为当感到精力衰弱,不能做完事的,即是良知;宁可不做事,也要去修养本心,即是致良知。怎么却成了两件事呢?如果有突发事情,就不能不处理,就算是精力衰竭,稍鼓劲也能坚持下来,由此可知,意志还是统领着气力的。然而此时的言语行动终究有气无力,事情做完了就疲惫已极,这不几乎等于是在滥用气力吗?此间轻重缓急,良知固然不会不明白,但是有时迫于形势紧急,岂能顾及精力呢?有时筋疲力尽,又岂能顾及形势呢?到底怎么办才好呢?”

我当初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的初衷,是针对初学者的,对他们这样说也不能说没有好处。但把做事情和存养本性分成两件事来看,就有问题了。孟子说“必有事焉”,是说君子之学终身就是“集义”这一件事。义就是宜,心做到了宜那就是义。能致良知那么心就能感到宜,所以“集义”也就是致良知。君子酬酢万变,当做就做,当止就止,当生就生,当死就死,期间的斟酌调度,无非是得到真知,以求意诚心安罢了。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谋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勉强做智力不能完成的事,都不是致良知。而凡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所以增益其所不能”的人,均是为了致良知。如果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也是因为先存了个功利心,计较成败得失,尔后做出的爱憎取舍,是把处理事情当成了一件事,而把存养本性又当成了另一件事,这就是有了重视本心而忽视做事的心态,就是把才智用到私欲上了,就是把义看做外在的东西,便会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就不是致良知以求心安意诚的功夫了。你所说的“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以及“迫于事势,困于精力”,都是把处理事情和存养本性当做两个事儿了,因此,才有这样的结果。凡是做学问的功夫,精一就是真诚,一分为二就会虚伪。这都是因为致良知的心还缺乏真诚确切。《大学》中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有谁讨厌恶臭、喜欢美色还需要鼓舞振作的?有谁这些事情做完后疲惫不堪吗?又有谁迫于形势、没精力趋避而做的吗?由此可知病根从何而来了。

(1) 持志以帅气,出自《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2) 同上。

(3) 出自《中庸》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4) 出自《论语·宪问》第二十八章:“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5) 出自《孟子·告子下》第十五章:“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6) 出自《大学》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