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知人论世，鉴往知来

庄子生平史料，仅有二十余条，为之立传极其困难。如果强凑篇幅，只能写成评传，简述庄子生平，详析庄子思想，这样既与《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重复过多，又在庄子思想内部继续打转，而我希望展示庄子思想得以产生的特殊外部环境，于是反复权衡之后，决定写成《庄子传》暨《战国纪》。

战国两百余年，贯穿着缠绕纠结、难解难分的两条主线。一是天下诸侯的战场决胜，结果是野蛮的秦国战胜了文明的中原，决定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走向。一是诸子百家的思想博弈，结果是周秦的否术遮蔽了夏商的泰道，决定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思想走向。

后人欲知野蛮如何战胜文明，否术如何遮蔽泰道，困难之大，甚于登天，因为秦始皇焚烧了六国史书，汉武帝罢黜了诸子百家。

商鞅变法以后，六世秦君凭借野蛮残忍的斩首计功，厚颜无耻的无信无义，屠杀了战国两千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费时一百多年，伐灭中原各国。同时代中原各国的官方史书，以及中原民间的百家著作，详尽记录秦军野蛮残忍，愤怒控诉秦君厚颜无耻。因此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尽烧六国史书和百家著作。

中原各国的官方史书均为孤本，秦火之后，彻底消失。中原民间的百家著作，多有弟子传承，秦灭之后，汉初重出。然而躲过秦火的百家著作好景不长，不久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百家著作遭遇灭顶之灾。

秦火汉黜之后，秦国史基本完整，六国史缺失殆尽，儒家书基本完整，百家书非亡即残。辉煌灿烂的先秦文明，被秦汉否术一统天下，飞流直下三千尺，持续衰退两千年，百代皆行秦政制，万民均诵儒家经。国人难以诊断中华政治的病灶，难以探明中华思想的源头。

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后百年，西汉早期的司马迁撰著《史记》，其战国史部分，除了依据《秦记》的秦国史事基本完整，其他各国史事大量残缺，所记少量史事不仅错讹无穷，而且拆散分记于各国编年史。因而《史记》的各国历史，仅有残缺断裂的历时性纵向罗列，缺乏天下互动的共时性横向关联，沦为秦汉僭主破坏犯罪现场之后残存的断烂朝报。

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后两百年，西汉晚期的刘向编纂《战国策》，可以略补《史记》战国史的严重残缺，然而这些战国史残片均无系年。后世学者凭借《史记》的错讹纪年，对《战国策》史料予以系年，仍然错讹无穷。因而《战国策》的史事残片，仅有天下互动的共时性横向关联，缺乏定位精准的历时性纵向逻辑，沦为秦汉僭主谋杀先秦巨人之后残存的零余尸块。

战国史之残缺错讹，除了秦火汉黜两大浩劫，尚有诸多其他原因，姑举九例。

其一，君主多妻制度，导致各国君主时常废立太子，众多同父异母的嫡庶兄弟激烈争位，频繁篡弑。由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争位胜利者和篡弑成功者，常常抹去争位失败者和被篡弑之君。比如田齐太公田和死后，嫡长子田剡继位，庶幼子田午（田齐桓公）弑兄篡位，于是抹去田侯剡。又如秦武王嬴荡死后无子，同母弟嬴壮（秦季君）继位，异母弟嬴稷（秦昭王）弑兄篡位，于是抹去秦季君。各国官方史书，原本讳言丑史秽史，自隐其恶，文过饰非，不尽真实。

其二，官方史书失真，加上秦火汉黜，导致后世史家常常误少误多君主，误减误增君主在位年数。比如秦国误少秦季君，田齐误少田悼子、田侯剡，姜齐误少齐幽公，晋国误少晋悼公，卫国误少卫孝襄侯；秦国误多秦敬公，赵国误多赵武公，魏国误多魏哀侯。又如魏文侯在位五十年，误减至三十八年；魏武侯在位二十六年，误减至十六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误减至三十六年；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误减至十六年。韩哀侯在位三年，误增至六年；韩昭侯在位三十年，误减至二十六年。燕献公在位二十二年，误增至二十八年；燕闵公在位二十四年，误增至三十一年；燕简公在位四十三年，误减至三十年。田齐太公在位二十二年，误增至二十六年；田侯剡在位四年，误增至九年、十年；田齐桓公在位十八年，误减至六年；齐威王在位三十九年，误减至三十六年；齐湣王在位十七年，误增至四十年。晋出公、晋哀公、晋烈公均在位二十三年，晋出公误减至十七年、十八年，晋哀公误减至十八年、十九年，晋烈公误增至二十七年。姜齐宣公在位五十五年，误减至五十一年。宋景公在位四十八年，误增至六十四年、六十六年；宋悼公在位十八年，误减至八年；宋桓侯在位四十一年，宋剔成君在位三年，误将年数互换；宋康王在位五十二年，误减至四十七年、四十三年。

易君治丧，既是一国重大史事，又是影响各国战局变动的重要原因。君主在位年数一误，丧期随之而误，天下战局变动的原因随之不明。君主在位年数的基础性讹误，不仅导致一国一君一事有误，前君之事误为后君之事，后君之事误为前君之事，进而导致史家增减别君而强合年数，牵连别事而整体搬移，波及别国而强求一致，于是不误之国之君之事也随之而误。战国史终于真伪杂陈，因果难明。

其三，战国时代的中原，魏国变法先强，稍后齐国变法继起，最后赵国变法崛起。中原以外，楚国在战国中期之前为天下最强，秦国在战国中期之前弱于六国。战国中期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逐渐由弱变强，因此东进中原长达百余年，并非直线推进，而是反复拉锯，时进时退，攻占之地常被收复，乃至被迫或主动归还。尤其是孟尝君发动的第二次合纵伐秦，一举收复四世秦君东侵之地，把秦国打回函谷关以西。因此秦军常对同一城池一拔再拔，甚至三拔四拔。由于史料残缺不全，史家不明某地曾被收复或归还，尤其不明孟尝君曾把秦国打回原形，于是看见秦军二攻三攻已拔之地，即把真史视为讹史，进而妄改真史。

史家的有意妄改，加上传抄的无意错讹，导致残存史料的错讹程度雪上加霜，难以厘正复原。

其四，秦灭六国之前一百四十六年（前367），东周王朝分裂为西周、东周二公国。由于秦昭王在秦灭六国之前三十五年（前256）伐灭了东周朝、西周国，秦庄襄王又在秦灭六国之前二十六年（前247）伐灭了东周国，因此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前，西周国史、东周国史早已亡佚殆尽。

战国诸侯为了代周为王而混战两百年，周分为二是极其关键的重大事变，然而《史记》失记这一重大史实，导致《战国策》之“东周（国）与西周（国）战”，如同“关公战秦琼”的笑谈，进而导致后世学者混淆东周朝之王、东周国之君，难以明白秦昭王“灭东周（朝）”之后，秦庄襄王为何又“灭东周（国）”。

其五，秦灭六国之前七十五年（前296），赵武灵王伐灭魏属中山。因此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前，魏属中山史早已亡佚殆尽，所以《史记》没有《中山世家》。《战国策》虽有《中山策》，然而后世学者多把赵武灵王伐灭的魏属中山，误视为魏文侯伐灭以后复国的白狄中山，因而难以明白魏、赵敌对百年的真实原因，难以明白魏惠王两次伐赵大败而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难以明白魏文侯变法而启动两百年混战的最初动因。

1973年，河北平山（即魏属中山国都灵寿）魏属中山王墓出土了青铜圆鼎、方壶、圆壶。三器铭文，足以证明白狄中山（国都顾邑，即河北定县）被魏文侯伐灭之后从未复国，中山文公即魏文侯魏斯，中山武公即魏文侯长子魏击（后为魏武侯），中山桓公即魏文侯幼子魏挚；足以解释中山成公（魏挚之子）为何任命乐池（乐羊后裔）为中山相，魏惠王为何任命中山成公（魏惠王堂弟）为魏相，魏惠王为何邀请中山先王（魏惠王族侄）参加五国相王，中山公子魏牟（中山先王之子）为何姓魏；足以正确解读《战国策·中山策》等一切残存的中山史料。然而众多学者囿于成心，仍把魏属中山王墓误读为白狄中山王墓，致使重大考古发掘迟迟没有兑现重大价值。

其六，秦灭六国之前六十五年（前286），齐湣王伐灭宋国。因此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前，宋国史早已亡佚殆尽。《史记》虽有《宋世家》，但其春秋阶段可以参考儒书《春秋》、《左传》而基本完整，其战国阶段由于史料不足而残缺错讹。《战国策》虽有《宋卫策》，然而后世学者大多凭借《史记》的错讹纪年，予以错误系年。六国史的残缺错讹尚且乏人厘正复原，不属七雄的宋国史更加无人厘正复原。

其实宋国是七雄之外的最大千乘之国，宋康王拓地三百里，号称“五千乘劲宋”，又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前朝遗邦。东之强齐，南之强楚，西之强秦，北之强魏和强赵，为了代周为王而分从四方问鼎中原，无法绕开宋国。只要深入疏理残存史料，宋国史就能大致厘正复原。

其七，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导致反间之事频繁。比如楚怀王派遣昭滑使越反间而相越，最终灭越。赵武灵王派遣楼缓使秦反间而相秦，最终破秦。秦昭王派遣吕礼奔齐反间，导致孟尝君罢免齐相而转任魏相，放弃合纵伐秦而转为合纵伐齐。燕昭王派遣苏秦使齐反间而相齐，最终灭宋破齐。反间之事，原本极端隐秘，当时已经知者极少，秦火汉黜之后更加鲜为人知。苏秦为燕使齐反间，则是最为隐秘又最为重大的战国秘史，司马迁、刘向全然不知，因此《史记》、《战国策》误将苏秦移前三十年，变成张仪师弟，共同师从子虚乌有的鬼谷子。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战国纵横家书》。全书二十七篇，除了九篇附录，十八篇是苏秦遗稿，均为苏秦游说陈轸、燕昭王、齐湣王、魏昭王、秦昭王、赵惠文王、齐相孟尝君田文、赵相奉阳君李兑、秦相穰侯魏冉的对话记录和信件底稿。第四篇是齐伐宋第二年（前287），苏秦在齐致燕昭王的密信，详尽回顾了为燕反间至此十五年（前301-前287）的过程细节，力辩自己从未叛燕忠齐。苏秦遗稿足以纠正《史记》、《战国策》关于苏代、苏秦、苏厉三兄弟的种种谬误（误以苏秦为兄，苏代为弟），足以揭破苏秦为燕反间十八年（前301-前284）的惊人秘史。然而整理者囿于《史记》的错讹纪年，未能对《战国纵横家书》做出正确排序、精确系年和合理解读。至今四十年，其他学者也未深入研究，致使重大考古发掘迟迟没有兑现重大价值。

其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百家著作亡佚残缺，道家著作也不例外。因此《关尹子》、《列子》、《子华子》亡佚（或许包括杨朱之书），《文子》真伪杂陈。儒家官学仅对《老子》、《庄子》难以剿灭，只能先篡改到面目全非，再反注到反转宗旨。传承泰道、反对权谋的真《老子》，于是变成了鼓吹否术、宣扬权谋的伪《老子》。拒绝臣服、反对混世的真《庄子》，于是变成了鼓吹臣服、宣扬混世的伪《庄子》。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帛书。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出土了《老子》竹简。足以证明今本《老子》的关键字句，多被后儒篡改。然而众多学者囿于窃据权威两千年的伪老学成心，未能深入研究马王堆、郭店《老子》，致使重大考古发掘迟迟没有兑现重大价值。伪老学、伪庄学至今窃据权威，毒害天下。

其九，伏羲画六十四卦，并予命名，乃是中华文明黎明时期的初始史实，中华民族“开天辟地”（认知天地本质，确立天地之道）的根本史实，因而夏代《连山》、商代《归藏》、周代《周易》均有六十四卦及其卦名。由于周之灭商、孔子从周、独尊儒术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无不导致《周易》取代《连山》、《归藏》，因此秦火汉黜之后《连山》、《归藏》亡佚。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魏襄王墓出土了《归藏》（孔子得之于宋，子夏携之至魏），包括六十四卦及其卦名，因其危及《周易》、《易传》权威，唐宋以后再次亡佚（同时出土的魏史《竹书纪年》，因其危及《史记》权威，也在唐宋以后亡佚。仅有价值最小的小说《穆天子传》，因其不会危及官学权威，独存至今）。此后国人仍然盲信积非成是的权威谎言，以为编纂《周易》的周文王始叠八卦为六十四卦，始定六十四卦卦名；不知中华第一圣山泰山之名，取自伏羲泰卦；不知儒家官学以《周易》、《易传》为权威根据而鼓吹的庙堂否术“天尊地卑，君尊臣卑”，违背《连山》、《归藏》、《老子》、《庄子》一脉相承的伏羲泰道“天柔地刚，君柔臣刚”。

1993年，湖北王家台秦墓出土了《归藏》竹简，包括六十四卦及其卦名。至今二十年，仍未整理出版，遑论深入研究，致使重大考古发掘迟迟没有兑现重大价值。国人仍把《周易》视为中华真道的至高宝典，不知《周易》实为中华伪道的终极根据，不知《周易》打开了两千年庙堂黑暗的潘多拉之盒。正如鼓吹《周易》伪道的《易传》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两千年悖道“道统”，导致了形而下的两千年悖道“政统”。中华民族失典忘祖两千年，无法认祖归宗，只能认贼作父，盲信“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盲信“皇帝封泰山而得天下”，有眼不识泰山。

独一无二的战国时代，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一切独特性，催生了作为中国思想根源的诸子百家，造就了高居先秦绝顶的庄子，所以我把研究战国视为研究百家的前提，又把研究百家视为研究庄子的前提。由于战国史残缺错讹，疑难重重，因此我研究战国史的时间精力，超过研究百家书和《老子》、《庄子》。潜心战国三十年，反复研究了无数历史疑案，只要新见不能验于所有战国史残片、百家书残片，立刻推倒重来。积累多年而不敢轻率发表的大量笔记，成了撰写本书的重要准备。

战国二百六十年（前481-前221）。庄子之前百余年（前481-前370），是序盘布局阶段。庄子一生八十四年（前369-前286），是中盘决胜阶段。庄子之后六十五年（前285-前221），是收官残局阶段。庄子一生，恰好处于历史改道、鉴往知来的战国中期。前可统观战国为何如此布局，回眸此前两千余年的伏羲泰道为何逐渐式微。后可展望战国为何如此收官，预判此后两千余年的庙堂否术为何逐渐强化。

全书采用编年史体例，逐年叙述战国史事和庄子生平，每年一章，共计百章。庄子生前十二年为引子，庄子在世八十四年为本传，庄子殁后四年为尾声。前后各加略史，以观中华全史。

每章前半为《战国纪》，按时间先后叙述一年之中的天下各国史事，略做合理连缀，揭破天下互动的共时性横向关联。百章之间，略做因果勾连，揭破战国进程的历时性纵向逻辑。

每章后半为《庄子传》，按时间先后叙述庄子与诸子、诸侯互动的相关史迹。二十余条庄子生平史料，植入相关之年，仅占四分之一章节。其余四分之三章节，缺乏庄子生平史料，为免凭空虚构庄子史事而导致失真，因而立足道家立场，根据其他史料，虚拟庄子与其本师子綦、友人庖丁、弟子蔺且等人的对话，评议天下时事，抉发先秦秘史，演绎庄学义理，揭破庄子与诸子、诸侯互动的共时性横向关联。百章之间，穿插诸侯与诸子、否君与痞士的互动，重点展开老子之后的道家发展，孔子之后的儒分为八，墨子之后的墨离为三，揭破道、儒、墨互动博弈的历时性纵向逻辑。

概而言之，每章前半叙述形而下的诸侯之战，展示野蛮为何战胜了文明；每章后半叙述形而上的诸子之争，展示否术为何遮蔽了泰道。

全书没有凭空虚构一人一事，所有内容均有史料依据，少量内容是史料残片的逻辑延伸。书稿原有大量注释，乃是史料原文及其考证辨析，因其数倍于正文，付梓之前全部删去。有心学术的专家不难按图索骥，无意追究的读者不妨得意忘言。

本书篇幅，《战国纪》远远超过《庄子传》，似有颠倒主次之嫌。其实庄子毕生自觉边缘化，力求“无用之大用”，亦即无用于庙堂，大用于江湖，无用于小年，大用于大年。假如把庄子从时代边缘，移至舞台中心，反失历史之真。只要诸侯、诸子的百年互动，有助于读者理解庄子思想和百家思想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后来遭到否君痞士焚毁、罢黜、剿灭、篡改、反注、遮蔽的历史成因，本书即已达到目的。

禅门有言：“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禅学乃是秦火汉黜之后，庄学因应悖道外境的特殊变体，庄学正是照亮两千年庙堂黑暗的江湖明灯。久处陆地之鱼，大多变成鱼干，不知江湖浩淼无际。久处暗室之人，大多变成盲瞽，不知庄学烛照千年。近世盲瞽，常喜援引西哲伊拉斯谟之言：“盲瞽国度，独眼为王。”于是欲保庙堂国粹者，膜拜独眼俗王，欲破庙堂国粹者，宗奉欧西大哲。不知双目如炬的先秦至人庄子，早已藐视俗君僭主，超越欧西大哲。

庄子主张“至知忘知，自知无知”，“吾生有涯，知也无涯”，略同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庄子主张“自适其适，以德为循”，反对“适人之适，役人之役”，略同于尼采的“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尽管高居庙堂的儒学伪道，与欧西自由精神大异其趣，然而隐于江湖的庄学真道，却与欧西古今大哲莫逆于心。

天道遍在永在，然而人难尽知。每个人的思想言行和祸福命运，均为内德、外境互动所致。

适人之适、役人之役者，失身六合之内，内化而外不化，于是违背天道，丧失内德，迎合外境。外境成为人生选择的决定力量，必然悖天而事人，逆命而卜运，拒福而求幸，沦为悖道外境的牺牲品。内德被伪道洗脑、伪德压抑而终生潜藏心底，仅在生命将终的垂暮之年，撒手人寰的临终之前，才有痛悔平生的回光返照。

自适其适、以德为循者，游心六合之外，外化而内不化，于是顺应天道，因循内德，因应外境。内德成为人生选择的决定力量，必然应天而因人，安命而顺运，祈福而拒幸，尽其所受乎天，纵浪大化之中，与天地万物共舞。外境仅是调整顺道循德之具体路径的非决定力量，因而超越悖道外境，不再沦为悖道外境的牺牲品。

身处秦火汉黜之后两千年，我准备半生，写作八年，终于在年届五十之时，凭借残存历史文献和新出考古材料，尽己所能完成了纪念庄子化蝶两千三百周年（前286-2014）的庄学三书：《庄子奥义》揭破庄学真义，《庄子复原本注译》复原庄书真貌，《庄子传》还原战国真史。唯愿庄学三书的文史哲全息图景，有助于颠覆秦火汉黜伪造的历史谎言，有助于治疗庙堂伪道导致的民族内伤，有助于接续江湖真道传承的先秦元气。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记于道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