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时间：1972年5月6日

发信地点：北京

收信人姓名：张兆和

收信人地址：湖北丹江

国家万千种大小事，都得重作安排

三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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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还能进行，只是效率似不如丹江高，环境不甚清静有关。必须静，才能产生深思力量，及会通能力。脑子不怎么重，心脏还是定时、定量的不受用。一般在上午三时必醒，迷胡的痛，到五点过即起床，反而好些。主要是呼吸加强，血循环即较好。房中还整齐，不乱。桌上也不乱。二百页稿子翻来改去已破烂，因之重新一页页来装裱，衬托在一厚稿纸上，两天还不曾搞完。大书桌显出了作用，不仅各抽屉容量大，桌面堆上廿四开书刊大几十，还只占一小角。台灯光线也还好，是特别灯泡，光极柔和，大弟为找来的。用原来那个灯座。

“慢转机”大弟已修好，每天为抵抗隔房凄凄惨惨的歌声，开一会会，听过后，脑子即清爽多了，朗畅多了。（听听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即有此感，老悲、老萧同。）有时还觉得心酸酸的。和另外广播唱片中作成的“酸音”效果完全不同。这种“心酸”或心柔和经常会在一些事件上、消息上或文字阅读中出现，或艺术品中得到。也即近于创作的“媒触剂”、“酝酿期”或“怀胎信号”，如我们四十年前在北九水小溪流洗手情形，间接由一件不相干事而起，当时我告你会写成小说，你难理解。同是一件事，一种心情。有点怪，并不怪。后来不是果真就产生了《边城》？不是什么灵感，比灵感还高一级的东西。更不会什么天赋。所以在那个情形下，如果写什么散文、故事，一定写得极动人。但是现在却只能转变成另外一种为人民服务热情了。自己明白相当可惜，但无可如何。这不能怪我！工作即再认真，社会变动那么大，一点由长年积累得来的知识或成就，终不免在一阵大风雨中摧毁得无影无踪，或完全失去应有作用或意义。在写作中的遭遇，使工作无法继续，倒近于“塞翁失马”。但这次则直到所有书籍全部散失后，回过头来，还得收拾破碎，加以缝缝补补，工作即勉强能完成，能否付印还不可知。目前已理解到的，即是纵全心全意为后来者打基础，后来者却未必来好好学习，在这个基础上求进一步深入。因再不学习，日子同样会过得挺好，甚至于且比有这份知识更好也。是不是明白了这工作并无前景可望，即回头再来作点别的事？似乎大有可能，不是本工作难望深入，反而是肯定可望深入，却和多数读者越来越隔，和少数接手人差距也更难缩短。有可能在这种理解和外面压力或客观需要下而改。可是却不会走回头路，来写什么小说。除非好坏有个新的客观标准可循，决不宜再作蠢事。若同是一作品，在我，则为平平，或不好，在人，却认为难能可贵，写作便完全失去了应有意义，对之不存任何妄想是对的。（也才符合孔子说的“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教训。这个得字似包括各方面的贪多务得，知识也在内。在某一环境下，知识也会成不专利名辞。）明明白白重新训练那么一支笔可不容易，但也无可如何。我一生并不懒惰，并且总希望把一切力量用到国家上去。可是总失败得出奇。如今即必须重改一崭新业务，剩下这短短有限生命，只要认真学下去，不受外来不必要干扰，总还可望走一段路！一个人一生得改三次业，还不失工作信心，也真是少有的事情！（另一说或者应当叫“幼稚”。）

看情形国家正还有万千种大小事，都得重作安排。而有决定性的重要事，却似乎同样尚有所等待。许许多多的不可信消息，也正反映一种真实，即“人怀杞忧”，而同处于无可为力。一切相互矛盾中，万千种有用智慧有用能力全消耗了。一切看今秋。到入秋，大致有些事总得明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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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

五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