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时间：1974年2月

发信地点：北京

收信人姓名：张兆和

收信人地址：北京

万望不要生我的气

小妈妈：

万望不要生我的气！从年龄说，我们都已进入真正老境，尽管彼此精神情绪以至于工作能力，都还十分健康，要好还来不及，那宜于为一些小处而难受生气！你的话，不是不对，是“语重心长”，值得铭刻于心上。可是主要还是近于怕事、自保，求在社会大变动中，不受意外冲击而言。出发点也并不错。这些打算、估计，是合乎情理，而十分自然的。你可不大明白“受冲击”，若真的始终完全出于一般群众的自发，和上一次那么“倏然而来”，今后或许也会在短短的时间中，遭遇到些不幸，十分自然。但即使如此，经过了那大一回教育，我们还不是比起所有熟人来，只算得是最小最小的困难吗？除了一点点藏书丧失，未集印的存稿毁去，对我们共同生活留下些写得十分有趣的信件也随同毁去，许多故去朋友的通信也毁去，别的什么不过是陪陪当事的，扫了一阵“卫生间”而已。比起万千“教授”、“作家”以及“学部委员”、“社会名流”以至于千百万比我有功于党国万千倍的人的遭遇看来，我们岂不是太幸运吗？这难道就真只靠的是“幸运”，此外没有其他原因在影响，在支配吗？没有廿年的为人态度，对事态度，也起了一定影响？没有得到党的了解，以至于保护，我就那么在军宣队来到不多久，便从团结大会的方式下，甚至于大会也不检查，别的小组也不检查，只写了个二千字不到的自我批评，在大会上一宣读，即告完事。而比起外面熟人冰心、巴金等，本馆上级老韩等等，故宫唐兰，以及许多亲戚等等，直到去咸宁后还挂着，甚至于至今还挂着，我如何就那么轻松了事？应当明白，简直可以说是一生最大的一次考验，一回对于这半世纪的总检查，得到的特别待遇，不仅是近廿年彼此共同努力的结果，还应当包括了近四十年彼此共同在大处凡事合作努力的结果！还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对社会的好印象，也应当说，有一部分，还是对社会的生人熟人好影响。特别是近廿五年中，工作对国家新社会还有意义的影响。更落实一点说，我对社会积极方面的好影响，比你“张铁人”可能大些些。但没有你对我的深刻理解，与充分合作，原谅，容忍（也基于理解而来），以至于欣赏支持，我又那能在工作上，毫无后顾之忧，工作中取得出人意外的进展，甚至于出你意外的进展？若说过去摆脱了家乡的工作，独自跑到北京来搞写作，不到十年，就取得了那么多进展与纪录突破，是近于一种艰苦的战斗，那近廿五年的新的工作，在前十五年中，事实上却是在一种更加艰苦十分的战斗，而取得的进展，却又显明比过去写点不三不四小说，对国家有现实意义，还不只十倍多！即以克服自己的过去工作失败感，在任何情况下也不灰心丧气而言，就是一种战争！过去廿年如何学，“边打边学，又边学边打”，终于一切“从无到有”。争时间，争机会，争学习，争改造，学习改造大大不同于人处，即不是当众发言的活泼流利，而是死死的记着一些些为数不多意思深刻的揭示，去持久实践！也可以说，单单纯纯记住十个大字“搞调查研究”，学习“为人民服务”，一面牢牢记住一个研究员的特别责任，是为“解决本馆陈列研究外，还得负对外协助科研、教学及生产而服务。”这事实上比一个“教授”，一个“学部委员”责任重大得多，难办得多。规章上那么明白规定，毫不含糊。要尽责，是多重一个担子！我已快五十岁了，生活挫折却又那么大，只由于想着你的对我种种好处，特别带关键性的，只是在最困难时，你的一两句话！以及同过日子度过了抗战那十年的困难。为了你，为了孩子，我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在午门那么一个寂寞环境和简直前途无望的工作上，钉住不动了。可是同时也就得到了外面极大的鼓励。我似乎还不曾仔细和你谈过，当时你似在华大，即在总理身边作外长助理的杨刚^②，给我写了个信，说“国家事情还千头万绪，有许多新事都待人去作。你既乐意为党工作，不要灰心作下去吧。”过不多久，有一天，并不相识的陈赓（时作北京卫戍司令），忽然派了个车子来，接我去北京饭店，我不加考虑就去了。一见我就说，他对湘西人充满了好感。并说，早知道我的为人。说他是我一个曾姓同乡保送黄埔的，曾是个极有见识的人，我在他（湘粤路局长）手边作司书生，秘密写信送去黄埔的。（似名曾萃农，老同盟会人。我从来未见过面。）随即谈了些写作问题。从床下拖出两破箱子字画给我看。画多明清一般山水，有名头，可并不高。吃了顿好饭，还请了隔壁房间的一个陪客，似乎即是康生！后来才又用车子送我回家。这两种鼓励，都比丁玲给我的帮助有意义极多，起作用极大。以后不久，还有个不相识军官，送了一块重十来斤的碧绿的翡翠（已露出了绿），请我出主意，雕个什么革命纪念性像。就价值言，是个十分贵重的宝物。只告我是云南边境一个土司处取来的。似姓刁的一位，土司不乐意和党合作，有几百支枪，抵抗受编，打了几十天，一切全丢了，这个东西可不放弃，太值钱！随后打死了，才从身边行李发现。说后，竟十分放心走了。我头脑也还在胡胡涂涂中，并不甚在意，居然把它搁在办公室窗台上，好久好久，像在两个月以后，才又拿走。（记得陈赓是在云南作战的，那两破箱子画，是从云南一个姓高的军官家中得到的。因此这块大翡翠，大致也是他派人送来的。）真是多大的一种信任！近于传奇的故事！

我在午门工作时，不是老×总说我“不安心学习，不安心工作。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还作为鉴定，向局中上交。郑振铎、王冶秋当然不听。他说的倒像真话，充分反映了他的水平，因为至今还不知我在干什么。他真正担心处，是十分敏感的，不必要的聪敏，怕我有一天要占他的位置。多愚蠢的想法！可这又正是典型“齐人”的必然。所以曾经故意要一个学生（你通通不知道），有意恐吓我，在隔房说：“凡是馆中人向局里乱谈馆中事情的，就是‘越级’。”我明白那时“越级”二字的严重性，就是反领导。因此从不和郑来往。全国博物馆会议没有我名字，也不在意。在午门楼上，库房和陈列室里，一个不折不扣的整整学了十年。在零下廿度半年冬季中，也还是在陈列室中转。所有新的文物展（一连六七回出土文展，敦煌展），我都主动去作说明员，学习“为人民服务”。王序^③便是那么相熟的，且影响到他转业的职业，多值得回忆！这个小朋友证明多可爱！工作又多负责！

不仅在午门作，还经常去故宫尽义务，陪景德镇老师傅，一面同时向他们也学了许多。也陪世界工联的各国工会领袖（还是部里指派的）。这就是故宫后来总希望我去工作的主要原因。至今还和那边上下工作干部都有较深厚感情的原因。你至今还不知道，很多日子，我是捧了个烤白薯暖手，坐在天安门外石礅子上，看天上残月疏星等待天明，有人开门才进去的。同时也想想所有过去熟人，用“作家”名分，长年在天上飞来飞去，去到世界友好国家，受尽了人间款待，真和天上明星一样。我却脚踏土地过日子。总之，和前一次初来北京差不多，一切不在意。当时还有八九个教授级研究员（我至今还算副研究员），照习惯是坐在火炉边谈闲天，无可研究的。你想想看，以我们前院那一位来领导业务，那能明白什么是研究，谁又买他的账？反右前已走了一批，反右时三位，到大学和研究院去了。卅六个人还包括他学生等等，写信要上报公开反对他。若只反对他一人，肯定必然反掉，不巧却把文教^④放在里边。我在先即调过出版总署为总理指定编中国历史文物图谱，给苏联中学教员及历史系大学生看。先是一人大苏教授来参观，一天看两三个柜子，来个“每事问”。这么参观我已接受了好几个外国人考试过，他们用来作副博士论文，这一次也不在意。不料看完后他十分满意，给总理一个信，建议以为只要照我所说的加上柜中实物，编印本图录，就很有用。总理同意后，才调我去作。若照要求在本馆作，便早成功了。去那里三个人一起开会方式作，于是长远在不必要的问题上争，到后那一位死去，工作就转到了科学院，组了个六人编委，十年还不成功。主要原因是人多口杂，却又没有一个对秦以后文物有常识。全国去看材料，乱花钱照了大量的相，毫无济于事。事情那有不学而能，或临时去学来进行工作的！大鸣大放来了，我也经常去故宫，和陈梦家等等十多人座谈，谈的并不少，只是正面建议，不胡扯。夏天，他们继续放时，却让我去青岛和北京市“先进工作者”（我未必叫得上这个名称，可是还是去了。）避暑两个月。终日去海边，和不少工人一道玩。并作他们的向导，到处跑。人极陌生，可玩得十分好！回来时，正值“卅六天罡”把逐韩公开信要送《人民日报》（拟好，由一个姓李的动笔），请我签名时，我不仅拒绝，还极力劝说不能上报。无形中挽救了不少人！随后一反攻，因此打重点，×××、××、×××三人，及动笔起稿那个大学生，才成右派。又过不久，所有教授级研究员全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人，一切重担子上了身，待每事深入的可够多！还是上午门作说明员，受教育。这还是距主席总理接见我，劝我再写几年小说已六七年后，而入政协也有六七年时事情。而其中还有个小小有趣插曲，即我们那位邻居，还故意要手下布置了个“浪费展”，供全国同行来开会的作内部参观。放的几几乎十分之七八是我经心有意买来，十分难得的东西，前六柜中“废品”，全是我的。由于他不明白重要性质，即作为“示众”用。而我在政协提的四五个案，又恰恰是“如何‘古为今用’，为教学、生产更好的落实主席指示”。全部都得通过。每一案都批交中央二三个部执行，次一年还回答执行情况。我的责任内工作正在实现中，而用得上买得的那些“废品”，达到“古为今用”目的时，或许不多久，便得局中指示，把“废品”展收场了。我始终却不向馆中任何人说起政协提案内容，因此大家总对我微笑，意思是“老沈，这下可垮了！”我也报以微笑，“的确，经过一次考试，证明你们学文物的方法，对文物的理解，总是不同！不妨事，慢慢的求共同点吧。”事实上很快，有的人就明白我在干什么，又已经得到什么了。可是邻居知道的，还只是我不会占他那个位子，放了心。或许是他在美同学冀朝鼎（是党有意派去之一人，另二人是乔冠华，杨刚。）露了点什么“风”，听到了某某人，说了我的好话，为邻居知道了，于是一阵子又忽然对我格外亲热问寒问暖起来。我见了多少不同人事，对于人什么都懂。个人目的远得很，既不会对他使小手法陷害而难受，更不会为假殷勤而留心，还是作我的说明员。

三姐，这就是作“说明员”学习的结果。在政协廿个提案全部通过，执行工艺专题教材编写时，居多由我提材料，拟大纲，而审稿时，也近于由我来办，并为补充材料。担子相当沉重，而又势所必为无可推脱的原因。明日教改，办法定妥后，这方面工作，还是有责任待尽原因。尽管谈学术，我在许多方面，还像是无一专长拿得出手。可是全国搞文物的，教工艺美术的，却早已明白我还懂文物、懂艺术，事情十分自然而平常。我出的几份绸缎图录和专题论文，作了些分析，至今一二十年了，新出土东西以百万计，并没有把我分析推翻。我作的预测，却几几乎都一一得到证实。景德镇的唯一“瓷器博物馆”，和我建议有关。后来编的那本《中国的陶瓷》，又有一章“艺术加工”是我写的。随后为湖南、广东调拨的瓷器供生产参考，又出于我的建议。第一回（还是五二年事）烧的建国瓷，一青花，一豆彩，就采用了我的建议改画的样子，而第一次在怀仁堂吃饭时，就见到是那份新瓷器。可是不仅从不和外人谈及，即家中的你和孩子，也没提到。因为事情平常之至！因此对每一位来商量改进生产问题，作作协助工作时，永远总不忘是在服务，不是冒充什么专家，点点指指。总不忘说明：“老师傅才是生产上打硬仗的战土，我是个后勤杂务人员。”好几回许多美院教授，来学什么时，我总不忘事先交代，只是用个说明员地位介绍介绍材料，从常识出发汇报汇报学习体会，和个人理解。主要是供专家参考。正因这么一个“一贯态度”，而不知有过多少次，在馆中为提材料给某戏演出，或某书教材编写时，居多摊了一个大招待室的全部材料，总让馆中领导龙或陈说话，他们表示“是馆中应尽义务”，并表示“欢迎”后，我才用个说明员的资格，来为一一说明内容。末了总还忘不了说：“这个工作是美工组，库房组同志共同热心来作的事。”把功劳上下推，决不提自己什么。这就是近廿年好些大运动能平安无事原因。前后为五六个大学购教学文物，还照例附送点什么，从不把好的为自己收藏！由三五反一年，当时学校老同事，多少人受第一回“教育”！我却在土改回来，不到三四天，即参加了文物检查组，过手了约卅万件不同文物，打了个好不容易的学习基础！看绸缎和瓷器，就十万八万。吃透了许多“专家”拿不住的问题，引起了无边无际工作联想，由可能到终于一一成为现实！由反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前，却得到总理的同意，来主持一件几几乎不可设想的《服饰资料》十大本的工作计划，而不到半年，便把第一个试点本完成，还写了廿多万字说明。不得到党的信托，能把那么大的工作不组织什么委员会来办，却让我一人来办？不得到美工同志热心协作，我即再热心些，能力再强些，又那能在半年不到时间内，不仅画了近一千个图，而且版也全部作好，第一回送上审查时，便得到部中、局中认可通过，又还得另外两位陌生的什么人，来题字写长长的序言？还有你料想不到，我却满有信心的，在五几年内，照当时传说的还许可以实现一个满像样子的“服装博物馆”！副产物中还可以不甚费力，就写得出一部《家具发展史》，《前期山水画史》，《马的应用发展史》，《乐舞演出资料》，《杂伎发展史》以及为协助教学编的《陶瓷艺术史》，《漆工艺术史》，《绸缎艺术史》，《金银错》，《扇子》，《灯》……只要有三几年不在意外中死去，能维持彼此的如同目前健康水平，我能比较有条理搞得出的问题有多少！而且不少部分大都已有了草目和具体材料。完成后，有些还可亲眼见到一一印出来！一个人在近五十岁后，才一切“由无到有”，把文物艺术研究中的那么多的“空白点”，用说明员所得作基础，用两论中的认识事物原则和工作方法，应用到各专题中，一切由实物出发，来进行排队。得好大一份消化力、和分析综合力，以及脑子如何健全，才会取得那么一堆“成果”！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脑子得用，主要还是由于受到党的教育、鼓励、了解、信任，以及从两论中学习运用到具体工作上的结果，我即或累死，那有什么关系？正因为应当承认自然规律的限制，脑子到了真正成熟期，也就必然会转入衰退期。不争争时间，尽可能来作去，难道在等待中，就会免去体力上的发展停滞，不向衰退进展？你试想想看，真的要尽到一个研究员的责任，应赶作也应赶学的还那么多，明年还将各省去学习，已初步说及和之檀同出去，学习三几个月为一段落，应东西南北一一看去！取得新材料。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相熟人中，能有几个有那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这么来认识我们共同生活得到你的鼓舞方面的大处好处，却总还停顿到极其一般生活要求上，小至于忘了洗脸、理发，也居然会生气不快乐？忘了吃顿饭，又算什么？我来北京两年，就经常有一顿无一顿的混下去，有些短篇，还一面流鼻血写成的！脑力得用正到一生成熟高峰，一切工作，都包含了我们真正相互要好得到的成绩（特别是对我不当一般人的看待），不辜负你的“贤内助”的帮助的结果。如今正是趁体力好赶工作时，不鼓励我，也至少得原谅我是在为国家工作。别人不明白我的学习方法和进展，无所谓，你亲眼见到我的学习过程，和部分显著得来不易的成果，不争时间写出来，难道还让它连同本身一同付之一炬还合理？至于体力，你应当完全放心，我已用一种较新办法完全控制调理，比过去同住四十年任何一时还好，脑力且比任何一年还得用。若不是真的十分健康，那能随便勉强从千头万绪中，把多少别人不可能作的工作，经常用不到什么费力，有个一天两天，就排个小小专题，提得出一二百图像材料，而同时把文献材料也摸得透熟！由于方法对了头，不费事，也学得通，记得牢。

至于王主任^⑤的好意，是不明白外来人来找我居多有关外销生产瓷及其他工艺外销花纹图案问题。（也有种种原因，前天还说到若他主持陈列组，有些事一谈即可解决。这倒是实在话，他比别的人热心，为工作又敢于负责任！）不能得正式介绍信，根本就到不了北京。有的是来开生产会议，有的是为北京饭店搞日用瓷，或其他陈设瓷而来。有的是来写文物的报告，请提提材料，或看看写的报告内容。总是到馆中的多，我不去馆，才来住处的。都和我廿年在政协提的案在执行有关。看来没关系，还是有关系。如总政的来谈谈，如财政部系统来请提图案，为解释各部门衣着花纹成就，从馆中取得联系后，我能说事忙不干？这就是我廿年工作一部分，并不是工作以外揽下的什么私活。馆中工作室隔房，正有个专抓政治思想的负责中级党员，不经他同意，我能从库房中提材料？每件事都有记录，我能随随便便的主观要干或借口什么不干？明明白白我得到特别好机会学来的，就是通过我的忘我无私，才鼓励我去作，并且也一再要我注意体力，不要忽略。我那能把这些事一一向你说个清楚？刚好把新的工作室排到书库边，正是尽我充分便利，利用还没有利用的图书。又和史先生^⑥一道，除了向他学习以外，也有更多心得向他谈谈，他是最易有共同语言的一个好同志（或许正在发展成党员的对象），工作向面发展，是诸事当行。向纵深发展，有些部门，大致就得问问我。大章则已相熟廿年，早已入了党，而且已在陈列部负一部分责任。有不少问题，向他一谈即懂，且深深理会到共同为各方面服务的意义，一提出，即迅速能实行，为外面解决问题。

我也可以如同过去写小说一样，告了你这一切后，你若还是认为这不必做、那不必做，在这个不可知的运动发展中，可以免过自全。并为了你和孩子着想，宁可不工作，安全第一。那就一切放下，也作得到。可是据我这廿多年的经验体会，若我是社会前进的阻碍，预定中是被冲被刷的，即长年锁上门睡大觉，到头还是会来个一招，不可免避，也就正是文件中一再提到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若一心为党为国家，考验了廿五年，到七十多了，还不忘责任，不忘尽责，即有小错，也肯定会为党理解，为群众原谅。大家都学一中大会文件，有些部分，或许理会不同。我的理会是，学习在十分寂寞沉默中，用个“普通一兵”的风格，守住战争岗位，不后退（也正是顶逆风之一）。这个在主席指挥下的“普通一兵”的资格，是取得了的。希望工作进展的更迅速，升个把小班长，有个十来少壮，跟着一起打下去，愿望是应当达得到的。为了工作，这点“野心”，总理或主席，还会以为我是为自己吗？从过去可以明白将来。我改成“逍遥派”，从大处说，反倒不是为你们设想！防止过分热心是应当的，由于社会过于复杂。我对于这个十分无知。但是相信党，相信群众，而又能身体力行的“忘我无私”，凡事向真正优秀党员看齐。我觉得对于人事上加些警惕心，是十分应当的。甚至于把深深懂的所谓“世故”，用到必需用用的人我关系上，也不是坏事，只是凡事有得必有失。若果一个人七十年的生活都是充满了童心和幻念，去从实践学习，“不以个人得失为意，而以把工作得到共同提高”为动力，推之不息的向前，在任何困难挫折下，都不丧气灰心，不消沉，不在意。正由于这点好处，在过去搞写作也好，在目下廿五年搞文物也好，都显明得到最高方面的认可，“你够个普通一兵”的资格。廿多年一家过的日子，又显明是比许多熟人都近于平静从容。到这时，为了争取外贸，便于建设社会主义，个人对于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知识，又十分显明，一起始就十分重视为落实主席指示的“古为今用”学了不少。一切研究重在为新的生产“改进和提高”，丰富新的生产内容，而取得充分发言权时，若因为怕风怕雨，而现出希望退出战场的打算，或只是怕事而不再乐意作上百万生产战线上打硬仗的老师傅后勤服务人员，即或照年龄会得到许可，但是不是心安理得？何况还有你所目见的多少熟人，无不迫切希望那么有机会服点务，想方设法还办不到。我倒有是好机会，反而因怕出麻烦而后退，行不行？这也正是一种真正的考验！我目前大致还是得不怕麻烦，不过分为个人不利而担心。（只想想，邓小平也总算大将之一吧，说说“能升能降，能上能下”容易。能做到，可就不很容易！过去人家冲击得像个什么样子！）明知学懂了的，对目前和明天国家及本馆都有利，考虑不到个人，因而终于出了事故，以至遭到不幸，家中也就看开点好。过了七十年总的说来还是比较顺利，也同是由于工作比较踏实过硬，而态度又比较素朴，为人又比较识大体，如彼如此得来的知识。也可说，廿五年的所学，正是为了一个“用”字，用到国家所需要的方面去。现在有的是机会，更好的为了生产若干部门的改进与提高出一把力，我或许还是得争时间，把应尽的责任尽下去。待作可作的一些工作，配合另一需要，也争时间来一一完成它，比较合理。你应当相信，我体力因某一种训练，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健康，而脑力之得用，就正确反映了健康的另一面。不充分把长处用用，倒真像有辜于党对我的种种教育和期望！在人事接触上，必须注意的，我也一定会取个现实态度对待。也得承认这方面还是防不胜防的。到某一时，正如同过去的黄老四一例，那能事先料到？我肯定会照你考虑到的加以谨慎处理，逐渐缩小范围。

万望对我少操心，不宜在小事上生气！生活方面，要求本来并不特别高，也不必听人说没有你照料就过不了日子，你就感到难过。而又总以为在服侍我，我若当真不会照料自己，那能活到七十多岁，还比不少卅岁的人，更显得青春气如此旺盛，手脚又还如此灵便，而头脑又还如此得用？

我不说，是在廿五年前，在头脑极端混乱中，听着你自言自语说的几句话，影响了我这廿五年的工作极有深刻意义？你当时正在窗下自言自语，或许是和中和^⑦什么人说：“我一定要想法子把他弄好，恢复到正常生活和正常工作！”小妈妈，我听了你在近于完全绝望中的对我充满信心，而对你自己的同样信心，那忘得了？我岂不是当真如你所希望，一个人几几乎把十个人还不易达到的工作效率，一一在完成的情形中？很对得起这个生命，并不算虚生！你应当鼓励我向前，和你廿五年前鼓励自己一样，我就会得到更大的力量，把工作一一完成。本来在近于自我牺牲的意义下，守住这个点上，一共抱了三个希望或目的：一是为本馆年青同志共同提高，尽可能来想办法缩小彼此间的差距；二是用自己作榜样，鼓起有充足文献知识的治文史朋友，来从一个新的学习方法上，来学习文物，对于文化史、艺术史的唯物治学方法，必然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使得上千万件计的新文物，发挥应有的好作用；三是为生产上的花花朵朵的知识，共同在认识上的提高，在对外文化战兼经济战中，以数百万计的生产上老师傅，得到更多的启发，能把“古为今用”较好落实到生产上去。如今前二事通作得不够好。第一件还待作更大的努力，使得馆中接班人，在我的成就上，有了新认识，作为基础，必将在不太费事情形下，即可取得更多方面的进展，以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进展。第二件劝诱老朋友，放下成为习惯的老一套治文史方法，用抄书作为基本功，更省事些则用抄抄材料本已分门别类的类书，作为治学问唯一方法，既省事，又易成为“学者”“专家”。要他们更换去掉空架子，不从“猜谜”方式来读书，更换一种新办法，肯用文物来和文献对照，且从文物比较出发，来搞学问，二三年里，恐办不到。至于第三件事，为生产服务，却初步见出了较好影响。说好也还只是第一步！因此要完成这三种合理愿心，我大致还至少得努力干三五年，来扭转这个忽视文物是劳动人民以至奴隶为唯一创造者。我正在恢复我的工作能力过程中，还要从你对我工作意义的理解，来关心它种种进展情形，才可望保持或更加强工作能力和信心。这比三月不理发重要得多！

从文

（编者注：作者经常因为沉湎于工作而忽略饮食、睡眠、洗漱等正常生活，又不断在家中接待来访者，为各界不相识的朋友提供“古为今用”服务，打乱了家中秩序，夫人往往不得不退避于廊下厨房中。此信写于上述矛盾日趋严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