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死后有知,我的魂魄仍会登此山的。”邹湛说:“您老德冠四海,道接前哲,美好的业绩和名望一定和岘山一样永存于世,至于我等之人,才像您说的会淹没无闻啊!”羊祜讨伐吴贼有功,应当增封爵位与封地,于是请求皇帝将自己应增的爵位封地赐给舅父的儿子蔡袭,于是皇帝下诏封蔡袭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吴人侵犯弋阳、江夏,抢掠人口,武帝派遣侍臣携带书信责问羊祜为什么不追讨吴贼,并打算将州府所在地移向边境。

    羊祜对侍臣们说:“江夏离襄阳八百里,等知道吴贼侵犯的消息,贼已离去几天了,再派兵去,哪能救护百姓呢?让军队来回奔波,只图不受责备,这样做恐怕不合适。

    从前魏武帝设置都督,大致都与州府接近,因为军队宜聚合而忌分散。

    国境线上一方是敌,一方是我,认真守住边界就算了,这是古代人有益的教诲。

    如频繁迁徙州府所在地,敌人出没无常,很难确定州府应设在哪里。”使者也无法责问羊祜了。

    羊祜重病卧床,请求回京城,到洛阳时正遇上姐姐景献皇后去世入殡,悲哀至极。

    宫中发出诏令,让羊祜带病进见,并使坐辇车入殿,不必下拜,受到皇帝特殊的礼遇。

    和皇帝陪坐时,当面陈述伐吴的计划。

    武帝认为羊祜病重,不宜常进宫朝见,派中书令张华向羊祜询问伐吴筹策。

    羊祜对张华说:“当今主上有受禅让的美名,但功德尚未著称于世,吴人暴政已到极点,此时伐吴可不战而胜。

    统一天下而兴办文教,则晋主可比尧舜,而臣下犹如稷契,这是百代难逢的盛事。

    如果放过这个机会,孙皓或不幸死去,吴人另立英明君主,虽有百万大军,长江是难以越过的,这不是留下后患吗?”张华很赞赏羊祜的主张。

    羊祜又对张华说:“能实现我这个愿望的是你啊!”武帝打算让羊祜卧病统领征吴诸将,羊祜说:“取吴不必我亲自参加,但平吴之后还要圣上操心去治理啊!关于功名的事,臣不敢自居。

    若我的一生即将完结,应当将未成事业托付他人,希望能审慎选出这个人。”羊祜的病渐渐加重,就举荐杜预代替自己。

    不久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武帝著孝服吊丧,哭泣甚哀。

    当时气候寒冷,武帝泪水沾满鬓须,化为冰珠。

    荆襄人正值集市日,听到羊祜去世的消息,市人无不痛哭,为之罢市以示哀悼,大街小巷哭声相接。

    东吴守边将士也为之哀泣。

    羊祜的仁德就是这样感动了几乎所有的人。

    安葬时皇帝赐给棺椁一副、朝衣一套、钱三十万、布百匹。

    并下诏说:“征南大将军、南城侯羊祜,德行冲淡而朴素,心境纯洁而高远,始在宫内任职,值朕登位,视其为人至诚,命其决策王事,入朝总管国家机要,出外镇守一方山河,本当长久显赫,永辅朕位,而突然病逝,念之使人伤怀。

    现决定追赠为侍中、太傅,持节官衔如故。”羊祜为人清廉节俭,服饰简易朴实,所得俸禄都用来接济亲族,赏赐军士,家中无余财,临终遗嘱,不能将南城侯印置入棺材。

    从弟羊..等向皇帝陈述羊祜平时的志愿,要求葬在先人墓旁,皇帝不许,将离城十里外的一顷地赐给羊祜作墓地,加谥号叫“成”。

    羊祜的棺椁及送葬队伍上路,武帝在大司马门南边奠祭送行。

    羊祜的外甥齐王司马攸,上表说明羊祜之妻愿以侯礼安葬羊祜的意见,武帝下诏说:“羊祜生前多次辞让官爵,此意不可勉强。

    身虽死而谦让之德存,更能激励后人,伯夷、叔齐因辞让而称贤,季札因辞让而全节,正是这个原因。

    现尊重本人意愿,恢复原来封爵,以表彰其高风美德。”当初,文帝死,羊祜对傅玄说:“为父母服丧三年的制度,虽是贵人也要穿孝服,这是自天子至于平民的达丧,然而被汉文帝废除了。

    这是毁礼伤义,我常为此叹息。

    当今主上天生至孝,有曾参、闵子骞的孝行,虽不让他穿孝服,他还是守丧礼。

    既然守丧礼,除去孝服又有何意义?如果趁此机会革除汉魏的薄丧制度,恢复古制,以使民风淳厚,垂美名于百代,不是很好吗?”傅玄说:“汉文帝鉴于当世人心浅薄,不能为国君行三年之丧,因而废除这个制度,至今已经数百年,一旦恢复古制,难于推行。”羊祜说:“不能使天下人都为天子服丧,姑且让主上服丧,不也很好吗?”傅玄说:“主上不废除三年丧制而天下人废除,这是只有父子之礼而无君臣之礼,三纲之道就不完整了。”羊祜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羊祜所写的文章及所著《老子传》都流行于世。

    襄阳百姓在岘山羊祜生前游息的地方建庙立碑,每年按时祭奠。

    看到此碑的人无不流泪,杜预因而把此碑叫“堕泪碑”,荆州人回避羊祜的名字,房屋的门户只称门,把户曹改为辞曹。

    按羊祜的官职,可以开设官署,直接选拔任用官吏,但他谦让而不这样做。

    临终前想选拔一批人才,但没有来得及设官署就死了。

    羊祜的参佐刘侩、赵寅、刘弥、孙勃等向杜预写信说:“我们这些人或许由于昔日选拔的谬误,惭愧地充当一个官员,得在征南大将军手下参与处理日常事务。

    羊祜为人冲淡而虚静,清廉而高远,品德崇高而平易近人,爵位优厚而态度谦恭,生前受诏镇抚南方,位同三公,加大将军称号,虽居此位而未行命官设署制度,至今海内渴慕其德,俊杰仰望其风。

    进入羊祜门庭的人,贪夫可以变廉,懦夫可以立志,虽是伯夷柳下惠的德操,也不会超过他。

    自从镇守荆襄,德政教化,使江汉人民广受恩泽;深谋远计,使国家疆土巩固开拓。

    他所规划勾勒的千秋大业都准确有据,他一心为公,为国事操劳致死,首次荐拔四名属官,未到任而羊祜去世。

    举贤能以报国,是将军的长远任务;寻求居于微贱的人才而张扬提拔,也是将军的宿愿;半途而废,也是将军个人的遗憾;一生谦恭,晚年没有实现选拔人才的愿望,这是远近亲疏都感到痛心的事。

    西周召伯所憩息过的甘棠树,当地人爱之而不忍伐,春秋宣子所游的地方,人们植树以纪念,惦记其人,尚爱其树,何况羊祜生前所荐的人才,可以随便抛弃吗?请求您把这几个人的名单列上,能按照现任官属安排任用他们。”杜预按此意向皇帝上表陈述说:“羊祜虽属能开设官署的大臣,但他不设僚属,十分谦逊,到病重时选拔的贤士,未到任而羊祜死,他家中没有后嗣,官府中没有他任命的官吏,人们希望于羊祜的,在这方面令人深忧。

    对于死者以礼安葬而又尊重其平生之志,民德民风就会淳厚。

    汉高祖不惜用四千户的封赏,以安慰赵人子弟的心,请朝臣商量这件事。”武帝没有答应杜预的请求。

    羊祜死后两年东吴平定,群臣给武帝上寿祝贺,武帝端起酒杯流着泪说:“这是羊太傅的功劳啊!”因而将平吴事迹写成策书到羊祜庙里宣告以慰其灵,仍按照汉朝萧何的例子封羊祜的夫人。

    策封之书说:“皇帝使谒者杜宏奠告已故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祜:昔日吴人骄横不恭,恃险阻而称帝,边境不能统一,已经多年。

    羊祜接受镇守南方重任,思平吴乱,在外宣扬天子德威,入内筹划国家方略,推布诚心,功德卓著,江汉人民归心,行事胸有成竹,计谋万无一失。

    然而老天不佑善人,使公大志不酬,朕因遗恨于心,颁发出师之令,顺天应人,讨攻逆贼,出兵数月,一战而吴贼歼灭,当年你灭吴的计划一一实现,分毫不差。

    封赏不忘有功之人,国家有常规常法,本应增加公的封地,以守信于国人,然而这又违背了公平日谦让美德。

    现封公的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赐帛万匹,谷万斛。”当羊祜五岁时,曾叫乳母取金环给自己玩,乳母说:“我家本无此物。”羊祜即领乳母到邻人李氏东墙下一棵桑树洞中找到了一个金环,李氏知道后大惊说:“这是多年前我死去的儿子丢失的,都说是被人偷去了。”乳母把寻找金环的过程述说一遍,李氏非常悲哀。

    当时人都觉得奇异,认为羊祜是李氏之子转世。

    又有一个善相墓穴风水的人,说羊祜的祖坟有出帝王的气象,若把墓凿开,就会绝后,羊祜就把墓凿开了。

    相墓人见到凿后的墓说:“犹出折臂三公。”后来羊祜因落马折了臂,位至三公,却没有儿子。

    武帝使羊祜哥哥的儿子羊暨为羊祜过继,羊暨以父亲已死为理由拒绝了。

    武帝又令羊暨弟弟羊伊为羊祜后嗣,羊伊又不服从。

    武帝大怒,将二人关押起来免了职。

    太康二年(281)封羊伊弟弟羊篇为钜平侯,作羊祜后嗣。

    羊篇为官清廉谨慎,有一头私人的牛在官舍里产了牛犊,羊篇升迁搬家时就把牛犊留在官舍。

    后升散骑常侍,死得早。

    东晋孝武帝太元(376～396)年间,封羊祜之兄的玄孙之子羊法兴为钜平侯,食邑五千户,法兴因参与桓玄乱党株连被杀,封爵废除。

    尚书祠部郎荀伯子上表争辩说:“臣听说古贤臣咎繇后嗣被灭,鲁国臧文仲深为叹息;齐桓公夺了伯氏的爵邑赐给管仲,人们称管仲为仁。

    功高的人流芳百世,靠滥赏得势的人难保朝夕。

    已故太傅、钜平侯羊祜,明于道德而交往贤士,为国人所爱戴,立晋有辅助之勋,平吴有筹划之功,然而断绝后嗣,祭祀无人。

    萧何有开国首功,虽绝嗣而总有后继之人,我认为钜平应和萧何封地赞阝阳一样,世代相承以继前贤。

    已故太尉广陵公准,勾结叛逆司马伦,使淮南王司马允遭祸,此人因叛逆而得利,窃得大国之封。

    适值朝政赏罚失当,使中兴大业不能实现。

    当今王道革新,岂能不判明历史功罪,我认为广陵国应当削除。

    已故太保卫馞,本爵为..阳县公,遭受祸患被杀后,又增加封地,开始封在兰陵,以后又转封江夏,中朝时期的名臣,死后多没有享受应得的待遇,卫馞没有特殊功德,却受到特殊封赏,我以为应削去封郡,恢复..阳县公爵位,这样才是升降有据,善恶分明。”这个表被权臣压下,未能上报皇帝。

    羊祜的前母是孔融的女儿,生羊发,羊发官至都督淮北护军。

    当初,羊发与羊祜的亲弟羊承同时得重病,羊祜的母亲估量不能同时救活两儿,就专心养护羊发,羊发得救而羊承病死。

    羊发的儿子羊伦,为高阳王相,羊伦的弟弟羊暨,为平阳太守。

    羊暨的弟弟羊伊,初为车骑将军贾充的属官,后迁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镇守宛,为张昌所杀,死后追赠镇南将军。

    羊祜的伯父羊礻必,官至京兆太守。

    羊礻必的儿子羊祉,为魏郡太守。

    羊礻必的孙子羊亮,字长玄,有才能多心计,与他交往的人,他都做出真诚相待的样子,别人都以为他是知心朋友,实际并非如此。

    羊亮初为太傅杨骏的参军,当时京城一带盗贼多,杨骏想用重刑惩治,规定盗一百钱就杀头,并将此事交属下官员议论。

    羊亮说:“从前楚国江乙的母亲丢失布匹,认为出现盗贼的根源是掌握大权的令尹。

    你若清廉不贪,自然就没有盗贼了,何必要用重刑呢?”杨骏很惭愧,取消了自己的打算。

    羊亮后来转任接待宾客的大鸿胪,当时惠帝在长安,羊亮与关东逆贼勾结,内心恐惧不安,投奔并州,被刘元海所杀。

    羊亮的弟弟羊陶,为徐州刺史。

    杜预传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

    祖父杜畿,是魏尚书仆射。

    父亲杜恕,是幽州刺史。

    杜预博学多所通晓,明于国家兴废之道,常说:“立德是我不能做到的,立功立言差不多可以做到。”当初,杜预的父亲与宣帝司马懿不和,被幽禁而死,所以杜预长久不得调升。

    文帝嗣位,杜预娶文帝的妹妹高陆公主为夫人,开始拜为尚书郎,继承祖父丰乐亭侯的爵位。

    在职四年,转为参相府军事。

    钟会伐蜀,以杜预为镇西长史。

    钟会谋反,他的僚属官佐都被害,只有杜预靠他的智慧得免于祸,增加封邑一千一百五十户。

    杜预与车骑将军贾充等制定律令,完成之后,杜预为律令作了注解,并向皇帝上奏说:“法律是判决案件的准绳和范例,并不是详细探究事理和人性的书,所以文字简约而例子明显,允许做的和禁止做的都省约简要。

    例子明显则人们容易看到,禁令简要则人们不易犯法。

    容易看到的人们就知道回避,不易犯法则刑法就会少用。

    刑法之本在于简要明显,所以必须审订名分。

    审订名分不要拘于细微末节。

    古代的刑书铭刻在钟鼎上,铸在金石上是为了堵塞与刑法相违背的规定,避免执法人巧使舞弊,滥作解释,现在我所注的是将刑法的内容提纲挈领,区分名分。

    使用法的人按照名例审定取舍,循绳墨之直,避免像折薪一样随意砍削。”皇帝下诏,将此律令与注解颁布于天下。

    泰始年间(265～274),为河南尹。

    杜预以为京师是教化天下的基点,由近到远,凡施政行文,务必以国家大政方针为准。

    杜预受诏命制定了升降赏罚官吏的考核条例,大致内容是:“臣闻上古之政,主要是顺应自然,自己有虚心诚意,人民相应地也会信赖顺从,自己心神通畅,天下的事就会顺理成章。

    后世淳朴之风渐散,表彰美的,显示恶的,设官分职,颁赐爵禄,宣布六典,详细考察。

    然而还要依靠明哲的辅臣,安置忠贞的有司,使名位不得超过他的功劳而独擅美名,也不得使功劳被隐蔽而与名位不符,为政者都能咨询采纳各方面的意见。

    到了末世,不能以大道治国,而求助于稠密细碎的法律条文,心有疑就相信耳目,怀疑耳目就相信书简。

    书简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愈明,巧饰愈多。

    昔日汉代刺史,岁终也向朝廷上奏,不制定考核条款,只粗略举出官吏的清浊。

    魏朝建立考课制度,继承了汉代京房的遗意,条文十分细密。

    然而由于条文细碎而违背大体,所以历代都行不通。

    不若重申唐尧的旧制,去密而就简,则简明而易行。

    顺应万物之理,心领神会,善恶存于人心。

    抛开人而专用法,则会伤害理。

    现在考核荐举优劣,莫若委任明达的官员,使各自考核自己辖区的官吏。

    任职一年以后,每岁挑优者一人为上等,劣者一人为下等,统计以后报于朝廷。

    这样考核六年,主办此事的人总集案卷,那些六年都是优的提拔任用,六年都是劣的上奏免官,那些优多劣少的仍旧录用,劣多优少的降职。

    现行考核的品位,所指对象不一样,标准确实有高有低。

    若照标准高的条文取为优,照标准低的条文就不能评优,主持此事的应当衡量轻重,略微下降,不必尽扣法律条文。

    己丑诏书认为考课制度难以实行,可听凭典型例子,推荐例子的理由根据,也是来自舆论风声。

    过六年突然来一次推荐,升降赏罚没有平时的依据,这又不是古代进行三年一考的意思了。

    现在每年一考,优积多者可以升,劣积多者可以降。

    以士人君子之心衡量,没有在原职六年六次罢黜清廉有能者,六次进用劣下者。

    监司也会随时弹劾这些人。

    如令上下公开互相包容过错,这会使清廉之议颓丧,对官吏的升降也无所取。”司隶校尉石鉴因为与杜预有宿怨,上奏弹劾杜预,被免职,当时胡虏侵扰陇右一带,皇帝以杜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马百匹。

    到达长安,又加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骑将军、假节等职衔。

    当时胡虏兵强盛,石鉴为安西将军,使杜预出兵击胡虏。

    杜预以为胡虏乘得胜之势,马匹肥壮,而官军孤悬敌境而又困乏,应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春天才能进讨,因而陈述了五不可、四不须的意见。

    石鉴大怒,又奏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官舍,使军队困乏,派御史槛车将杜预囚送廷尉。

    因为杜预妻是公主,符合刑法中八种减刑的条件,判定以侯爵赎其罪。

    此后陇右的军事情况和杜预分析策划的完全一样。

    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杜预有筹划策略的才能,又值匈奴统帅刘猛举兵反晋,占领并州西部及河东、平阳一带,皇帝下诏让杜预以散侯的身份在宫中出谋划策,不久又拜为度支尚书。

    杜预上奏建议籍田和安边政策,讨论处理军国要事。

    又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计算盐运,制订考课制度。

    类似这样内以利国外以安边的建议有五十多条,都被皇帝采纳。

    石鉴从军中回京师,报功不实,为杜预所弹劾,二人遂互相仇恨,有时大吵大闹,为此两人都免了官,杜预保留侯爵,兼原来的职务。

    几年之后,又拜为度支尚书。

    元皇后的陵墓将迁到峻阳陵。

    按旧丧制,安葬以后,皇帝和群臣即可以脱孝服。

    尚书上奏,认为皇太子也应脱孝服。

    杜预提议“皇太子应守古代丧制,服丧三年”,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杜预以为时历有差错,与晷度不合,制订了《二元乾度历》上奏皇帝,推行于世。

    杜预又以为孟津渡口不安全,渡船常有翻没的危险,请求在富平津建桥。

    议论此事的人以为殷和周的都城都靠近孟津,历代圣贤都不曾在此建桥,必然是这里不可建桥。

    杜预说:“造舟为梁,就是建河桥。”桥建成以后,武帝带着百官到桥边举行宴会,举杯向杜预祝酒说:“不是你,此桥是不能建成的。”杜预回答说:“不是陛下的英明,臣也不能施展微小的技巧。”周朝太庙里的欹器,到东汉时还放在皇帝御座旁,汉末大乱时失踪,形状和制作方法也失传。

    杜预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制成一个欹器送给武帝,武帝非常赞叹。

    咸宁四年(278)秋,连绵大雨,又发生蝗灾,杜预上疏陈奏了很多要事,这些事载于《食货志》。

    杜预在宫中七年,斟酌处理国家大事,不可胜数,受到朝野的赞美,号称“杜武库”,是说杜预心中无所不有。

    当时武帝秘密制订了灭吴计划,而朝臣议论多有不同意见,只有杜预、羊祜、张华与武帝意见相合。

    羊祜病重时推荐杜预代替自己的职务,因而以本官假节行平东将军,兼征南军司。

    羊祜死后,杜预拜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赐给追锋车和第二驸马。

    杜预到任后,修缮甲兵,耀武扬威,选拔一支精锐军队,袭击吴西陵督张政,大破张政军。

    因有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

    张政是吴的名将,占据要害地方,因无防备而失败感到羞耻,不把失败受损的实情报告吴主孙皓。

    杜预想离间吴主与边将的关系,向朝廷上表,把俘获的吴军归还给孙皓。

    孙皓果然把张政召回,派武昌监刘宪代替他。

    所以大军临吴境时,吴国将帅徙移变换,造成动荡不安的形势。

    杜预安排妥当以后,就请示伐吴的时间。

    武帝答复待明年大举伐吴,杜预上表陈述伐吴的理想计划,他说:“自闰月以来,吴贼只是严加戒备,没有调兵到上游。

    以常理和形势推断,吴贼已穷于计谋,力不能东西两全,必先护上流,尽力保住夏口以东,以苟延残喘,没有理由把更多的兵力调到西境,让国都空虚。

    陛下过于听信朝臣之计议,因而便放弃灭吴大计,放纵敌人就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这确实是国家的长远大计,假如实行这个计划会失败,不实行也是可以的。

    为事情制订计划当然务求完善牢靠。

    如果成功,则会开辟太平的基业;不成功,不过费些时光,为什么就不肯试一试呢?如等到后年,天时人事变化无常,臣恐那时会更加困难。

    陛下平时的意见,是分别命臣等随边界进军,各军的进退要东西同步,这是万全之举,没有倾败的顾虑。

    臣对这些是明了的,不敢以自己的暧昧见解带来不良后果。

    望陛下明察。”杜预在一月之内又向武帝上表说:“羊祜与朝臣意见多不同,不事先与朝臣筹划,而秘密与陛下施此计,这就更加有不同意见。

    凡事都应该把利与害作比较,今行此计划,十之八九有利,其余十之一二至多无功而已。

    那些认为这个计划必然破败的形势并不存在,只是此计划不是出于他们自己,有功也没有自己的份儿,耻于收回不愿战的意见,所以抱住原来的主张不放。

    近来朝廷事无大小,异议蜂起,虽然各人的想法不同,也多由于依仗陛下的恩宠而不顾国家前途,轻率地表示不同意见。

    昔日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表,实施以后成功,宣帝斥责那些持异议的人,这些人都叩头谢罪,这样是为了堵塞异端。

    自今秋以来,讨贼的好形势已很明显。

    如今日中止行动,孙皓恐怖而生他计,或迁都武昌,修好江南诸城,使其居民远迁,城不可攻,野无所获,把大船集中在夏口,则明年攻吴计划就来不及了。”当时武帝正与中书令张华下棋,杜预的表到了,张华把棋推开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静,国富兵强,号令如一。

    吴主荒淫骄奢而暴虐,杀害贤能。

    当今伐吴,不费功夫即可成功。”武帝即答应了杜预的伐吴计划。

    杜预在太康元年(280)正月,陈兵于江陵,派遣参军范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兵沿江西上,授给节度之职,一旬之中,连克城邑,都和杜预策划的一样。

    又派遣牙门将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驾船夜渡长江,偷袭乐乡,树起很多旗帜,在巴山点起火,然后出击要害之地,奇取吴贼指挥中心。

    吴都督孙歆震惊害怕,给伍延写信说:“从北方来的晋军,真是像飞过长江一样。”吴地男女投降的有一万多人。

    周旨、伍巢等在乐乡城外埋伏,孙歆派兵抗拒晋将王氵睿,大败而还,周旨等率伏兵跟在孙歆败军后面入城,孙歆没有发觉。

    直至军帐下,俘获孙歆而还。

    所以军中编了个歌谣说:“以计代战一当万。”于是进逼江陵。

    吴督将伍延假称请求投降,而仍在城墙上列兵防守,杜预攻下了江陵城。

    长江上游已经平定,于是沅湘以南直至交趾广州,吴之州郡都望风归顺,奉送印绶。

    杜预仗节以皇帝诏命安抚降者。

    总计斩杀及俘虏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将、郡守一百二十多人,又借此兵威,迁徙将士及屯戍人家以充实江北。

    南郡故地都安置了地方官,荆州大地安宁有序,吴人投奔而来的,像归家一样。

    王氵睿先上表说得了孙歆的头,接着杜预将活孙歆送到京师,洛阳人都当着一个大笑话。

    当时各路军将领聚会商量灭吴之事,有人说:“已有百年经历的吴寇,难于一下子灭掉。

    当今酷暑即将到来,将会有雨涝,生瘟疫,应等到冬天大举进攻。”杜预说:“昔日乐毅借助于济西一战而并吞强齐,今我军威已振,譬如破竹竿,劈开数节之后,其余就会迎刃而解,不须着手用力了。”立即指挥群帅,直逼秣陵,所过城邑,无不束手投降。

    原来认为不能立即平吴的人,写信向杜预道歉。

    孙皓平定以后,杜预率师凯旋而归,因功晋爵为当阳县侯,增加封邑连以前的共九千六百户,封其子杜耽为亭侯,食邑千户,赐绢八千匹。

    当初进江陵时,吴人知道杜预颈上有瘿,又怕其计谋,在狗颈上拴个葫芦给杜预看,每棵有瘿的大树,都在瘿上砍出一块白的,写上“杜预颈”字样。

    城破以后,杜预把干这些事的人捉起来杀了。

    杜预回镇以后,屡次向皇帝陈述自己家世任职,以为武将不是自己所长,请求退职。

    皇帝不许。

    杜预以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因而勤于讲武,建立学校,江汉人民无不怀念其德,教化广被万里。

    开凿山洞,设置关隘,派兵屯守要害之地,以维护巩固太平形势。

    又修治邵信臣的水利遗迹,引氵蚩、氵育诸水,灌溉田野一万余顷,田野划分区域,刻石为界,公私同利。

    百姓仰赖杜预而得利,称之为“杜父”。

    杜预对公家之事,凡所知者无不尽力而为。

    凡他设计兴造的工程,必进行周密的考察测度,很少有失败的。

    杜预喜欢传名后世,常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了两个石碑,记载他的功勋,一个沉在万山之下的水中,一个立在岘山之上,说:“谁知道此地以后会不会高山变深谷,深谷变高山呢?”杜预身不跨马,射箭不能穿透木札,然而每遇征伐大事,他都居将帅之列。

    交友接物,恭敬有礼,有人求教,则尽其所知而答,诲人不倦,做事敏捷而言语谨慎。

    立功之后,闲暇无事,即专心钻研经籍,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又参考各家谱第,成书称为《释例》。

    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成为完备的一家之学,到老年才完成。

    又撰《女记赞》。

    当时论者认为杜预文章质直,未被世人重视,只有秘书监挚虞很欣赏,说:“左丘明本是为《春秋》作传,而《左传》却单独流行。

    《释例》本是为《左传》而设,所阐发的道理不限于《左传》,所以也单独流行。”当时王济懂得相马,又很爱马,而和峤喜欢聚敛财物,杜预常称“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

    武帝听到后对杜预说:“卿有何癖?”杜预回答说:“臣有《左传》癖。”杜预镇守荆州时,几次给洛阳的权贵要人送礼物。

    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杜预说:“我只怕被陷害,不求得益啊!”杜预当初在荆州因为宴会喝醉了酒,睡在书斋中,外边人听到书斋中有呕吐声,偷偷从门缝中窥视,只见一条大蛇垂头呕吐。

    听到此事的人都感到很惊异。

    后来征召到京城作司隶校尉,加位特进,行至邓县而死,终年六十三岁。

    武帝很悲悼,追赠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谥号为成。

    杜预死前写了一个遗令说:“远古之人不合葬,他们明白死生之道,生则有识,死则全无。

    中古圣人改为合葬,大概以为分葬合葬本无定则,主要是为了示教于生者。

    自此以后,大人君子或合葬或分葬,人生的事还没有弄清楚,哪能知道死后的事,所以各以自己的愿望行事。

    我以前做台郎,曾因公事经过密县的邢山。

    山上有一坟墓,问农夫,说是郑大夫祭仲的墓,或说是子产的墓,遂即率领随从人员去祭奠参观。

    坟墓造在山顶上,四望无遮无碍,山脉南北走向而墓斜向东北,朝新郑县城,意为不忘故国故乡。

    墓的隧道只堵塞后面而前面敞开,不填土,告诉人们里面没有珍宝,不需要重隔深埋。

    山上多美石而不用,必收集洧水边之自然卵石砌墓,以不劳工巧为贵,且此石于世上无用。

    此种葬法君子推崇其有节俭之情,小人从中无利可取,所以经历千载而完整无损,这是由俭得来的。

    我去年春天入朝,因郭氏丧亡,按陪陵的旧制,自己上表在洛阳东首阳山之南营造将来的墓地。

    所得的地盘中有一小山,其高显然比不上邢山,然而东仰二陵,西望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望,心情安适。

    所以就栽树开道,作好建墓准备。

    到时候都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向南,规模样式仿效郑大夫,想以俭约来保全坟墓,棺木、器皿、衣物,都要与此相称。”子孙们就按遗嘱安葬了他。

    儿子杜锡继嗣。

    裴秀传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人。

    祖父裴茂,是汉尚书令。

    父亲裴潜,是魏尚书令。

    裴秀少年好学,有风度节操,八岁能写文章。

    叔父裴徽有大名,宾客很多。

    裴秀年十余岁,有些拜访裴徽的客人,出来后又去拜访裴秀。

    然而裴秀母亲出身微贱,嫡母宣氏对她无礼,曾使她给客人端饭菜,客人见她后都站起来致礼。

    裴秀母亲说:“我这样微贱,客人致礼应当是为小儿的缘故啊。”宣氏知道此事后,就不再轻视她了。

    当时人们有句谚语说:“后进领袖有裴秀。”渡辽将军毋丘俭曾将裴秀推荐给大将军曹爽,并说:“生而聪明,长大后崇尚自然,虚静守真,性入深奥之道,博学强记,无文不通,孝敬尊长,友善兄弟,美名著于乡里,高声闻于远近。

    实应为圣明天子之辅臣,登三公之位,参赞于大府,功德昭化天下。

    不只是子奇、甘罗这一类的人物,兼有颜回、冉求、子游、子夏的美德。”曹爽就将裴秀征召为掾属,继承父爵清阳亭侯,又迁为黄门侍郎。

    曹爽被杀,因为裴秀是其故吏而被免职。

    不久又作廷尉正,历任文帝安东将军和卫将军的司马,他提出军国之政的谋略,多被信任采纳。

    后迁为散骑常侍。

    文帝讨伐诸葛诞时,裴秀与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钟会以行台身份从征,参与谋划。

    诸葛诞平定后,裴秀转为尚书,晋封为鲁阳乡侯,增食邑一千户。

    魏常道乡公立为帝,因参与谋立定策,进爵为县侯,增加食邑七百户,迁为尚书仆射。

    魏咸熙初(264～265),审查改革各种法律制度。

    当时荀岂页制定礼仪,贾充订正法律,裴秀修改官制,裴秀提出五等爵制,自骑督以上六百多人都得封。

    于是裴秀封为济川侯,封地六十里见方,一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所在地。

    当初,文帝未定嗣位人,而有意立舞阳侯司马攸。

    武帝怕不得立,问裴秀说:“人有贵贱之相否?”并把自己身上奇异的标记给裴秀看。

    裴秀后来对文帝说:“中抚军在世人中有德望,又有这样天生的标记,定非做人臣的相貌啊!”自此才定司马炎为世子。

    武帝即王位以后,裴秀拜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与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都是开府,加给事中。

    武帝受禅让即帝位,加左光禄大夫,封巨鹿郡公,食邑三千户。

    当时安远护军郝诩给故人写信说:“与尚书令裴秀交朋友,是要从他那里得到好处。”有司上奏要求免去裴秀的官,皇帝下诏说:“一般人不能使别人不对自己指责诬陷,古人也难于做到这一点。

    在人事交往上,郝诩是有过错的,尚书令怎能防范呢?不要追究他的责任了。”司隶校尉李熹又上奏说:“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用官家稻田,应禁止裴秀这样做。”皇帝又下诏认为裴秀支撑辅助朝政,有功勋于王室,不能因为小毛病而抹煞他的大德,命令有司追究论定刘尚的罪,也就禁止了这件事。

    过了很久,皇帝下诏说:“三司的任务,是维护巩固皇位,辅助完成帝王大业的。

    故治国论道,赖三司的明哲,不能胜任此职的人,是不能充数的。

    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裴秀,心胸博大,能深谋远虑,先帝选拔任用于前朝。

    朕受命即位,裴秀又辅助光大王业,功高德盛,为国家元勋。

    应正其位居其宜,以使百事康乐。

    现任裴秀为司空。”裴秀对儒学多识博闻,且留心政事,当魏晋禅代之际,总括群臣进言的要领,他所裁定的事,都不违礼。

    又因自己职位是地官,认为《禹贡》中的山川地名,沿用久远,后世多有改变,解说者或牵强附会,渐渐混淆不清。

    于是采集甄别旧文,有疑者缺而不论,古代有其名而当今不用者,也都作出注解,作成《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奏皇帝,藏于秘府。

    书的《序言》说:“地图的创制,由来久远了。

    古代取法于自然而定制度,即是图画原理的运用。

    夏、商、周设有地舆之官,由国家史官掌其职责。

    秦末义军焚烧咸阳时,汉丞相萧何将秦的图书都收藏起来了。

    今秘府所藏之书,既无古代地图,也无萧何所得的图书,只有汉代的《舆地》及《括地》等杂图,各图不设尺寸比例,又不确定方位标准,名山大川的名称也记载不完备,虽粗具其形,而都不精密,不能作为依据。

    有些是来自边僻的荒诞之言,不合事实,其内容不可取。

    “大晋兴国,统一天下,澄清宇宙,征伐四方,始于上庸与蜀,深入其险阻之地,文帝命有司察绘吴蜀地图。

    蜀地地图完成后,六军所过,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曲直,对照地图与图文,没有一点差错。

    今上考《禹贡》山海河流,高地平原沼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里,以及古国盟会地的旧地名,水陆交通道路,制地图十八篇。

    “绘制地图的体例有六条。

    第一是比例,用以辨别面积的大小。

    第二是方位,用以确定各地之间的方向位置。

    第三是道里,用以确定道路的里数。

    第四是高下,第五是方斜,第六是曲直,这三条用于不同的地形,用来区别地势的险峻与平坦。

    有图像而无比例,则不能区别远近;有比例而无方位,虽知道一个地方的大小,却不知道其在整体上的位置;有方位而无道里,则如山海隔绝,不能指导交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斜、曲直的审定,则道路的里数必然与实际的远近不符,或会发生方位的失误,故绘制地图必用这六条互相结合使用。

    然而远近之实,决定于比例,彼此之实决定于方位,路径之实决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决定于高下、方斜、曲直的计算。

    故虽有高山大海之隔,绝域异国之远,登降曲回之势,皆可在地图上辨认出来。

    方位审定以后,曲直远近都不会掩蔽实有的地形地位了。”裴秀创制朝廷礼仪,陈列刑法,朝廷多采纳应用,作为范例。

    在位四年,被称当世名公。

    有一次,裴秀服用寒食散,服后应当饮热酒却饮了冷酒,于是在泰始七年(271)病死,终年四十八岁。

    皇帝下诏说:“司空聪敏而有德,举止儒雅,佐皇室而辅国政,功勋宏大。

    方将赖其阐释施行各种法制,为世人作出典范,不幸去世,朕甚痛惜。

    现赐给棺木、朝服一具、衣一套、钱三十万、布百匹,谥号为元。”当初,裴秀以为尚书属下三十六个部门,各部门所统之事条例不明,应使诸卿各任其职,计划未及上奏而死。

    裴秀的友人整理他的书稿笔记时,得到一份上给皇帝的草表,内容是平吴之事,表文说:“孙皓残酷而暴虐,不趁皇上治世之时兼并暗弱者,此事留给子孙,将不能使孙皓臣服;形势发展有吉有凶,不会是长久万安的。

    臣过去虽多次提及此事,但未形成定见。

    现在卧病不起,谨以死启君,愿陛下不久能付诸实施。”友人将此草表封好上呈皇帝,皇帝下诏回答说:“司空之死,使我痛悼不已,又看到草表,司空虽在危困时刻,不忘王室,尽忠忧国。

    看后更加伤怀,当立即与诸贤商议此事。”咸宁初(275～280),与石苞等并列为王公之位,配于太庙享祭。

    裴秀有二子:裴浚、裴危页。

    裴浚嗣位,官至散骑常侍,早死。

    裴浚庶出的儿子裴憬智力低下,另封高阳亭侯,以裴浚少弟裴危页嗣位。

    裴磝传裴輎字逸民,有雅量而见识高远,通古博今,从小知名于世。

    御史中丞周弼见到他感叹道:“裴輎像一座武库,各种兵器齐全,是当世的豪杰啊!”贾充是裴輎的姨父,上表说:“裴秀有辅佐王室的功勋,不幸嫡子早死,遗孤细弱。

    裴輎才德英茂,足以使嗣国兴隆。”皇帝下诏让裴輎袭爵,裴輎坚意辞让,皇帝不许。

    太康二年(281),征召为太子中庶子,迁为散骑常侍。

    惠帝即位,转任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

    当初,裴輎兄之子裴憬没有官爵,裴輎陈述其先祖功勋,赐爵为高阳亭侯。

    杨骏将要被杀时,杨骏党羽左将军刘豫,陈兵于门前,遇到裴輎,问太傅杨骏在哪里。

    裴輎骗他说:“刚才在西掖门遇到太傅,他坐着素车,带着两个随从往西边去了。”刘豫说:“我到哪里去找他!”裴輎说:“应到廷尉。”刘豫听了裴輎的话,遂离开杨骏而去。

    随即有诏让裴輎代替刘豫兼左军将军,屯兵万春门。

    杨骏被杀后,裴輎因功当封武昌侯,裴輎请求封裴憬,惠帝竟封给裴輎次子裴该。

    裴輎又向惠帝陈请,裴憬本是嫡子,应袭巨鹿郡公爵位,先帝恩旨让我袭爵,辞让而不准。

    武昌侯应是我所受,特请求转封裴憬。

    裴该当时已娶了公主,故惠帝不听。

    裴輎迁至侍中。

    当时天下暂时安宁,裴輎上奏请修建国学,将经书刻于石碑。

    皇太子读书开讲明义,陈酒馔祭祀先师孔子,饮宴祭祀射箭各种礼仪,都很有秩序。

    又令荀藩实现其父荀勖的遗愿,铸钟凿磬,完备郊庙朝会时的礼乐制度。

    裴輎博学多闻,兼通医术。

    荀勖修订音律及度量衡时,得到一把古尺,比当时所用尺子短四分多。

    裴輎上书说:“应改革各种度量器具,若不能全部改革,可先改太医用的衡器。

    称药物有差错,就会与神农、岐伯定的用药标准不符。

    药物的轻重,差一分一两就大不相同,可以致人死命,为害尤深。

    古人寿命长,今人寿命短,未必不是这个原因。”这个意见终于没有被采纳。

    乐广曾经与裴輎清谈,欲以理说服裴輎,然而裴輎谈论内容丰富广博,乐广笑而不能对。

    世人以为裴輎是言谈之林薮。

    裴輎因贾后不喜欢太子,上表直言,请求提高太子生母谢淑妃的位号,又上奏增设护卫东宫的后卫卒吏,提供三千士兵,于是东宫宿卫兵共万人。

    后迁为尚书,侍中官职不变,又加光禄大夫。

    每授予一个职务,裴輎未尝不殷勤辞让,有时上表上疏十余次,博引古今成败的事例以成文,读者莫不寒心。

    裴輎深忧贾后乱政,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商议欲废贾后而立谢淑妃。

    张华与贾模都说:“皇上自己无废黜贾后之意,如我等专断行事,皇上内心不以为然。

    且诸王血气方刚,贾后朋党,必有异议,恐怕灾祸一触即发,那时身死国危,也无益于国家社稷。”裴輎说:“公所考虑的确有道理。

    但贾后昏聩,无所忌惮,不久将使天下大乱,这该怎么办呢?”张华说:“你们两个目前还为贾后所信任,可在其左右殷勤以祸福相劝戒,可望不要出现太悖理的行为。

    幸而天下尚为安宁,可以过几年悠闲日子。”这个计划遂被搁置。

    裴輎早晚劝说姨母广城君,使她告诫贾后要像对待亲生子一样对待太子。

    有人劝告裴輎说:“你有幸能在宫内外尽情说话,可直陈己见,如意见不被接受,则可以病为由而退隐。

    这两条如不赶快行动,就是再上十次表,大难也难以避免了。”裴輎慷慨叹息良久,竟没有这样做。

    裴輎后来迁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官职不变。

    他虽是贾后的亲戚,然而德望素高,四海之内,无人说他因亲戚关系而晋升,而惟恐他不居高位。

    不久皇帝又使裴輎专任门下事,裴輎坚决辞让,皇帝不听。

    裴輎上书说:“贾模刚去世,又让我接替此职,这就满足了外戚的愿望,是显示用人偏私的举措。

    皇帝亲族哪有能力自保,他们只知道依靠亲戚攀援不放。

    然而汉代二十四个皇帝,只有孝文帝、光武帝、明帝不重外戚,他们的外戚才得以保全,也不是这些外戚特别贤良,而是因为他们处在安全的地位。

    昔日鲁国的穆叔不办越礼的宴乐,我也不敢接受超出常规的诏命。”又上表说:“咎繇为虞之谋士,伊尹为商之宰相,吕望辅周,萧何张良佐汉,皆建树功业,光被四极,泽及嗣君,咎单、傅说、祖乙、樊仲,亦有中兴之功。

    这些人或发现于乡鄙,或提拔于民间,岂不是崇尚才德的举动,才使这些朝代达到盛世之美吗?遍观近世,不能仰慕古代尚贤之风,沉溺于近侍之情,多用后妃亲族,以致天下不安。

    汉朝疏广劝诫太子不宜以舅氏为官属,前人以为是知礼。

    况朝廷为何一定要取用外戚,即使是亲疏才德相等,还应该先用疏者,以表明朝廷用人特别公平,汉世不用冯野王,就是例子。”表呈上以后,皇帝又特下诏开导,敦促其上任。

    当时陈准之子陈匡、韩蔚之子韩嵩同在东宫侍奉太子,裴輎进谏说:“建立东宫,是为了储备帝王之才。

    与太子交游接触的,必须选拔英俊人物,成年有德之人。

    陈匡、韩嵩年幼柔弱,不懂做人之道立身之节。

    东宫应是体现少年早成的表率,而今有童子侍从的名声,不是垂范远近的正大之理。”愍怀太子被废时,裴輎与张华苦苦争谏而惠帝不听。

    裴輎深深忧虑当时风俗放荡,不尊儒术。

    何晏、阮籍在世人心目中名望很高,口谈玄虚,不遵礼法,倚仗当权者的宠信,白吃俸禄,无所事事;至于王衍之类的人,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世务为己任,互相仿效,世风衰败,于是著《崇有论》以阐释当时的弊端。

    王衍之徒,交互进行对裴輎攻击驳难,但都不能使裴輎屈服。

    又著《辩才论》,对古今精义都进行了辩析解释,此文未完成而裴輎遇害。

    当初,赵王司马伦谄媚巴结贾后,裴輎很厌恶他。

    司马伦多次请求官职,裴輎与张华坚决不许,因此深为司马伦所怨恨。

    司马伦又暗地图谋篡位,欲先除掉朝中有德望的大臣,就趁废贾后的时候,把裴輎也杀了,终年三十四岁。

    裴輎有两个儿子裴嵩、裴该。

    司马伦也想把他们杀掉。

    梁王司马肜、东海王司马越认为裴輎父亲裴秀有功于王室,配食太庙,不宜使后嗣灭绝,以此劝说司马伦,故二子得免于死,被贬徙到带方。

    惠帝复位后,追复裴輎本来官职,以卿礼改葬,谥号为“成”。

    以裴嵩嗣爵位,任中书黄门侍郎。

    裴该为从伯裴凯过继,为散骑常侍。

    二人都被抢粮活命的流民头目陈午害死。

    卫磞传卫馞字伯玉,河东安邑人。

    高祖卫詗,汉明帝时因精于儒学自代郡征召,行至河东安邑死于途中,皇帝将他死的地方赐给他做安葬的墓地,子孙也就在此地安家。

    父亲卫觊,是魏尚书。

    卫馞十岁丧父,尽孝道超过常人。

    性格正直沉静善辨事理,以明智多识清廉公允而著称。

    继承了父亲的爵位阌乡侯。

    二十岁为魏尚书郎。

    当时魏法苛严,母亲陈氏为他担心,经卫馞自己请求,转徙为通事郎,又转为中书郎。

    当时权臣专政,卫馞在权臣之间周旋,不亲不疏,为傅嘏所看重,认为可比于春秋时的宁武子。

    在官位十年,以胜任职守被称赞,累迁至散骑常侍。

    陈留王即位,拜为侍中,持节到河北慰劳。

    因参与决定大事,增食邑户数。

    几年后转为廷尉卿。

    卫馞明习法理,每次处理讼狱,无论大小案件都能判得合情合理。

    邓艾、钟会伐蜀时,卫馞以廷尉卿身份持节监督伐蜀军,执行镇西军司的权力,拨给士兵千人。

    平蜀以后,邓艾即承魏主旨意,封蜀君臣。

    钟会心怀不轨,利用邓艾专权的缺点,秘密与卫馞上奏邓艾在蜀作为。

    皇帝下诏用槛车将邓艾送往京城,钟会派遣卫馞先去逮捕邓艾。

    钟会认为卫馞兵少,想让邓艾杀掉卫馞,然后给邓艾加上罪名。

    卫馞知道钟会想害自己,然而又没有理由拒绝,即夜间来到成都,通知邓艾所统率的将领,说皇帝有诏逮捕邓艾,其余人一概不问。

    若到官军军营来的,爵位赏赐和原来一样,敢有不来者,诛灭三族。

    到鸡叫时,诸将都被卫馞召来,只有邓艾还在帐内。

    天亮开门,卫馞坐着使者的车,径直来到成都殿前。

    邓艾还在床上未起,父子一起被捕。

    邓艾部下将领谋划要救邓艾,各持兵器奔赴卫馞营前。

    卫馞不带卫兵出来迎接,假装为皇帝写好了表章,将罗列邓艾罪行上报,诸将信以为真,即退去。

    不久钟会也到了,钟会请诸将胡烈等出来议事,趁机逮捕了他们,关押在益州官府,遂即发兵反叛。

    当时士卒思归,内外骚动,人情忧惧。

    钟会留住卫馞,商量对策,在木板上写上“欲杀胡烈等”几个字,举起来让卫馞看,卫馞不同意,两人因而互相猜疑。

    卫馞到厕所去,看到胡烈原来的给使,使他到三军中宣传,说钟会要造反。

    钟会逼卫馞决定大计,二人一夜未睡,各人将刀横放在膝上。

    外面诸军已暗地准备攻击钟会,因卫馞没有出去,不敢动手。

    钟会使卫馞出去慰劳诸军。

    卫馞心里很想出去,为消除钟会的疑虑,故意说:“您是三军之主,应亲自去慰劳。”钟会说:“您是监司,暂且先去,我随后出去。”卫馞便下了殿。

    钟会后悔使卫馞出去,使人呼唤卫馞转回。

    卫馞以头晕病发作推辞,并故意倒在地上。

    等走出阁门时,数十个使者又追来,卫馞到外面解舍,喝些盐汤,大量呕吐。

    卫馞平时身质瘦弱,便像得了重病,钟会派亲信和医生去探视,都说卧病不起,钟会因此便无所忌惮。

    天黑以后,殿门关闭,卫馞作檄文将钟会谋反事宣告于诸军。

    诸军本已打算举兵攻打钟会,于是黎明时,一齐向钟会进攻。

    钟会率左右士卒抵抗,被诸军击败。

    只有帐下数百人随着钟会绕殿奔走,全被诸军杀死。

    卫馞于是部署诸将,军心这才安定。

    邓艾本营将士又追上押送邓艾的槛车,救出邓艾,转回成都。

    卫馞觉得与钟会共同陷害过邓艾,怕邓艾回成都后发生变故,又想独得杀钟会的功劳,于是派遣护军田续到绵竹,夜间在三造亭袭击邓艾,把邓艾和他儿子邓忠都杀了。

    当初邓艾进入江由时,因田续迟疑不进,准备处斩,以后又赦免了他。

    卫馞派田续杀邓艾时对他说:“这回可以报江由的耻辱了。”灭蜀平叛以后,朝廷议论封卫馞。

    卫馞自以为平蜀是诸将帅的功劳,邓、钟二将专横跋扈,自取灭亡,自己虽出计献谋,而无拔旗斩将之功,坚决辞让不受封。

    最后授予使持节、都督关中诸军事、镇西将军等职衔。

    不久迁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增封..阳侯,以余爵封卫馞的弟弟卫实为开阳亭侯。

    泰始初年(265～274)转为征东将军,晋爵为公,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加征东大将军、青州牧。

    在各任上都有政绩,又拜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

    到镇以后,上表设立平州,平州军事由卫馞兼管。

    当时幽、并二州东有乌桓,西有力微,一起危害边疆。

    卫馞离间二虏,使他们之间产生矛盾,于是乌桓投降而力微忧愁而死。

    朝廷嘉奖其功,封他的一个儿子为亭侯。

    卫馞请求封给弟弟,弟弟未受封而死。

    弟弟之子卫密受封为亭侯。

    卫馞六个儿子无爵,把爵位让给两个弟弟,受到远近人的称赞。

    卫馞多次要求入朝,入朝以后,武帝很好地宽待了他,不久又使他回镇。

    咸宁初年(275～280),征召回京拜为尚书令,加侍中。

    卫馞为人严肃而整齐,以法驾御下属,把尚书当作自己的助手,尚书郎当作属吏。

    学问渊博,擅长文艺,与尚书郎敦煌人索靖都善作草书,当时人称为“一台二妙”。

    汉末张芝也善草书,论书者以为卫馞得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肉。

    太康初年(280～289),迁为司空,侍中、尚书令不动。

    为政清廉,在朝野甚有声誉。

    武帝令卫馞第四子卫宣与繁昌公主为婚。

    卫馞以为自己出身士人庶族,婚对一向为平民,上表坚意辞让,武帝不许。

    又兼任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骑鼓吹之府。

    因为那年发生日蚀,卫馞与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司徒魏舒都请求退位,武帝没有答应。

    卫馞以为魏建立九品中正制,是权宜之计,非常规通用之道,应恢复古代由乡里选拔推荐的制度。

    于是与太尉司马亮等向皇帝上疏说:“昔圣王崇尚贤者,举拔善者以教化万民,因而使朝廷之人有德让,乡野之人无邪行。

    以乡闾之政绩,确实可以检验一个人的才德,察其事考其言,必能得到善者。

    人们知道名誉不是凭空求得,会转来修养己身。

    因而崇贤则民俗会更加和顺,逐恶则人们行为更加忠厚。

    所以从乡里选拔推荐人才,成为先王好的制度。

    以后此法衰败不行。

    魏氏处在天下大乱,国家颠覆之际,士人流徙不定,无固定考核之地,所以建立九品之制,姑且作为当时选用人才的依据。

    这种制度开始执行时,乡邑人品评清议,不拘于爵位高低,对人们的褒贬,足以起到勉励作用,还有重视乡里舆论的风气。

    中间渐渐变化,遂按资格地位定品级,天下贤士只能观望,只有在位的官宦为贵,使人们放弃品德修养,忽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而在细微末节上争执计较,损伤风俗,弊端不小。

    当今天下一统,王化开始大行,臣等以为应废除九品制度,一律仿效古制,以地域划分,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地为推荐渠道,不须到处流徙客游于远方异土。

    这样,则同乡邻居,皆为邑里知情之人,郡县长官,都是主持推荐的长者。

    废除中正九品制度,使推举善良进用贤才之事,由各地乡里舆论裁决。

    如此则下敬其上,人人安守教化,民俗与施政皆可清廉,教化与法制皆可完善。

    人们知道善与不善之名,不在于交游,则浮华竞争之风自息,各人都会从自身作起。

    今天如果废除九品,则应以古制为准,使朝臣共同荐举贤者,这样发现选用人才的路子既广,也可以鼓励推重人才的公心,考核在位官吏的明暗,实在是一种好制度。”武帝以为这个意见很好,但终于没有革除九品制度。

    惠帝定为太子,朝臣都认为太子智力单纯质木,不能亲理政事。

    卫馞多次想向武帝陈奏废除太子,但未敢开口,后逢与武帝宴饮于陵云台,卫馞假托酒醉,跪在武帝床前说:“臣有话要说。”武帝说:“公所言是何事?”卫馞三次要说而终于忍住没有说,最后用手抚摸着御床说:“这个座位可惜啊!”武帝明白了他的意思,故意装着不懂说:“你真是醉了。”卫馞于是不再提此事。

    由此也引起了贾后对他的怨恨。

    卫宣娶公主,多次有好酒贪色的过错。

    杨骏平素与卫馞不和,又想独揽大权,以为如果卫宣与公主离婚,卫馞必然辞职引退,于是遂与黄门等共同毁谤诬陷卫宣,启示武帝召回公主。

    卫馞惭愧害怕,告老辞职。

    武帝下诏说:“司空卫馞未到致仕的年龄,而历年请求退位,欲在神志未衰时离职,以保持晚节,真诚之风实感吾心。

    现听从本人要求,晋位为太保,以公爵回府第。

    给亲兵百人,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大车、官骑、麾盖、鼓吹等威仪,一律按旧典办理。

    拨给厨田十顷、园五十亩、钱百万、绢五百匹;床帐席褥,主事者务要优厚齐备,以符合我尊崇贤者之意。”有司又上奏逮捕卫宣交廷尉判罪,免除卫馞爵位,武帝不许。

    武帝后来知道卫宣的事是黄门虚构诬陷,想让卫宣与公主复婚,而卫宣病死。

    惠帝即位,又给卫馞千兵。

    杨骏被杀,以卫馞掌尚书事,加绿纟戾绶,带剑穿履上殿,入朝不趋走,给骑司马,与汝南王司马亮共辅朝政。

    司马亮奏请诸王各回封地,与朝臣商议此事,无人敢应和,只有卫馞赞成,楚王司马玮因此怨恨卫馞。

    贾后平时也怨恨卫馞,并憎恶他为人正直,使自己不能肆意暴虐;又听说卫馞与司马玮有冲突,遂毁谤卫馞与司马亮欲效伊尹、霍光行废立之事,让惠帝作手诏,使司马玮免除卫馞等人官爵。

    黄门将诏书交给司马玮,司马玮做事轻狂冒险,欲发泄私怨,夜间使清河王司马遐逮捕卫馞。

    卫馞左右侍卫怀疑司马遐是假借皇帝之名,都劝说道:“礼制法律规定对待台辅大臣不会如此,且请抗拒来者,待亲自上表,得到皇帝答复,再死未晚。”卫馞不听从,遂与儿子卫恒、卫岳、卫裔及孙等共九人一同被害,终年七十二岁。

    卫恒两个儿子卫..、卫..当时在医生家里,得免于难。

    当初,杜预听到卫馞杀邓艾的消息,对众人说:“伯玉以后也难免遭难,身为名士,位居总帅,既无德声,又不以正直之道驾御下属,行小人之事而虚有君子之名,如何负其责呢?”卫馞听说后,不待车驾而去向杜预道谢。

    其结局果如杜预所言。

    当初,卫馞家里人做饭,饭粒掉在地上都变成螺,过了一年多遭祸。

    太保主簿刘繇冒险收尸安葬了卫馞。

    当初,卫馞为司空,帐下督荣晦有罪,被卫馞斥逐。

    司马玮捕卫馞时,荣晦随兵报怨,故卫馞子孙皆被杀。

    楚王司马玮被杀后,卫馞之女给大臣上书说:“先公死后没有爵位谥号,无异于平民,国人轻蔑而无仗义之言,令人奇怪。

    《春秋》褒贬之义不存,过错在谁?悲愤感慨,故以此意相告。”于是刘繇等执黄鏣,敲响朝门外的登闻鼓,向皇帝上言说:“当初矫诏者来到卫公宅,卫公受诏当免官,立即送出印绶,虽有卫士兵仗,未动一刀一枪,按诏命单车出府第。

    按诏书之文只免去官爵,而右军以下之人即借诏命行其诈伪,违背诏书本意,杀害宰辅,不再上表请示,蛮横地逮捕卫公子孙辄皆行刑,杀害大臣父子九人。

    伏见处理此事的诏书说‘为楚王所诳误不是本有同谋者都宽免遣去’,按诏书之意,这些杀人者好像是被驱逼的手持白杖的乡里人。

    按法律,受教唆杀人,也不得免死。

    何况害死功臣,残杀忠良,虽说不是主谋,理应不可赦免。

    今元凶虽死,而杀人凶手还在。

    臣怕有不知事实详情,或有漏网,凶手不能尽诛,使公父子仇人不灭,冤魂永恨,诉于苍天,苦痛之臣,悲于人世。

    臣等身被创伤,殡殓刚完。

    谨条列卫馞前任司空时,帐下给使荣晦因伪诈被黜,知道卫馞家中人数,子孙名字。

    荣晦后转为右军给事,捕卫馞那天夜里,荣晦在门外高声大呼,宣诏书免公官爵还府宅。

    门开后,荣晦来到中门,又宣读所带伪诏,亲手取掉卫公的印绶和貂蝉冠,催公出府第。

    又按次序登记搜捕卫馞家人及其子孙,皆用兵仗押出,停在东亭道包围看守,并在一时之间全部杀死。

    卫公子孙被害实由于荣晦。

    带人偷盗抢劫府库,都是荣晦所为。

    考问荣晦一人,众奸人都会供出。

    请验证事实,加以灭族之罪。”皇帝下诏同意刘繇等人的处理意见。

    朝廷因卫馞全家无辜受害,追念卫馞伐蜀之功,封为兰陵郡公,增邑三千户,谥号为“成”,赠假黄钺。

    张华传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

    父亲张平,是渔阳郡守。

    张华少年孤贫,自己牧羊,同郡人卢钦见了张华后很器重他。

    同乡人刘放也以为张华有奇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张华的学识优异而渊博,辞藻和顺而华丽,聪敏而多才,图卦谶纬方技之类的书无不详览。

    少年即注意修身,言行谨慎,举止必合乎礼度。

    见义勇为,周济危难。

    器量宽阔,胆识弘大,当时的人多不能测其高深。

    开始未为人所知,作《鹪鹩赋》以自说,其辞为:造物主何等巧妙多端,使万类各得其形体。

    鹪鹩这种小禽,也获生而受气。

    体陋小而不能远飞,无玄黄美羽以自贵;毛不可以做器用,肉不可以充美味。

    鹰..过而不顾,又何畏乎网罗。

    深草密林,是其游乐场所。

    飞不至高空,翔不与群鸟合。

    其居易于安身,其求易于满足;一枝可以筑巢,数粒足以饱腹。

    栖息不必常所,游乐无所盘桓,陋室是荆棘,美屋是磟兰。

    举翼有逸趣,停足身即安。

    听天顺理,与万物互不为患。

    此禽似为无知,处世全身似有大智。

    不怀害以致害,不饰容以招累。

    静则守本性而不矜夸,动则循自然而求简易。

    任自然以为生存之本,无用于人,不慕于世。

    雕鹰..鸡有钩嘴利爪,鸿鹄鹭鹚高翔于云际,昆鸟鸡藏于幽险之处,孔雀生于偏僻之地,晨凫大雁举翼而远逝,都因羽美而肉肥,才使无罪而身死;衔芦以避箭,白费心机,终毙命于此世。

    苍鹰凶猛而加绳,鹦鹉聪慧而入笼,受人驯养终得屈志,悬于高阁孤独一生;弄巧舌以顺主子之意,摧羽毛为猎人所用。

    恋钟岱之林野,慕陇坻之高松。

    虽受宠于今日,未若往昔之从容。

    爰居本是海鸟,避风来到内地;巨雀生于条支,越岭送至中原,被提挈而行万里,受威逼而供祭坛。

    只因体大形伟而害其身。

    阴阳陶铸万物,万物生于一区。

    巨细不同,种繁类异。

    鹪冥筑巢于蚊睫,大鹏翱翔于天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远观天地之间,吾又怎知大小之物谁有乐土。

    陈留人阮籍看到这篇赋,叹道:“这是辅助帝王建大业的人才啊!”从此声名开始显著。

    郡守鲜于嗣推荐张华作太常博士。

    卢钦又推荐于文帝司马昭,转为河南尹丞,未上任,授予佐著作郎。

    不久,迁为长史,兼中书郎。

    朝廷议事所发表的意见,及所上表奏,多被采纳施行,遂任中书郎正职。

    晋武帝受禅让即位,拜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

    张华记忆力极强,学识渊博,天下古今事物,了如指掌。

    武帝曾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宫千门万户情况,张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并在地上画出图样,左右视不移目。

    武帝甚觉奇异,时人比作春秋郑国子产。

    过了几年,拜为中书令,后又加散骑常侍。

    母亲去世时悲哀异常,武帝下诏劝勉,强令料理政事。

    当初,武帝与羊祜暗谋划伐吴,群臣多以为不可,只有张华赞成这一计划。

    以后羊祜病重,武帝派遣张华到羊祜那里询问伐吴之计,语在《羊祜传》。

    到大举伐吴时,以张华为度支尚书,计算运输粮草,与武帝一起制定作战计划。

    众军已进发,未获成果,贾充等奏请杀张华以谢天下。

    武帝说:“伐吴是我的主意,张华只是与我意见相同罢了。”当时大臣们都以为不可轻进,张华独坚持己见,以为伐吴必胜。

    及吴灭,皇帝下诏说:“尚书、关内侯张华,以前与已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掌管军事,部署诸军,算定谋略,运筹于内,决胜于外,有谋划之功勋。

    现晋封为广武县侯,增食邑一万户,封其子一人为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赐绢万匹。”张华名重当世,为众人所推崇信服,撰写修订晋史及礼仪宪章的任务,都托付给张华,有很多增减与修改,当时的诏书诰文,都是张华所起草,声誉更盛,有宰相之威望。

    而荀勖自以为出身大族,仗恃武帝对他有深恩,憎恨张华,常欲伺机将张华调到外镇任职。

    适逢武帝问张华:“以后的国家大事谁可寄托?”张华回答说:“有明德而又是至亲者,莫如齐王司马攸。”这不符武帝的本意,算是细小的违旨,于是荀勖离间张华的阴谋得逞,外调张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兼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

    招抚接纳新归附者,戎狄华夏尽怀其德,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傍海,离幽州四千余里,历代不曾内附者二十余国,都遣使朝贡。

    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事,连年丰收,兵马强壮。

    朝中议论欲召张华回京作宰相,又欲进号仪同三司,却遇到了冯恢的阻挠。

    张华曾在武帝面前说过冯恢之弟冯..的坏话,而冯..深得武帝宠信,常陪侍左右,一次与武帝闲谈魏晋之事,借机向武帝说:“臣私下认为钟会谋反之祸是太祖造成的。”武帝脸色一变说:“你这是什么话!”冯..免冠谢罪说:“臣愚钝瞎说,罪该万死!然臣微末之意,还可以申述。”武帝说:“你还要说什么?”冯..说:“臣以为善驾车者必熟习马力的盛衰,善为政者必懂对官吏控制适度,故子路因好胜被抑制,冉求因退让被进用,汉高祖子弟八个诸侯王因过于宠信被夷灭,汉光武诸将由于受抑制而善终。

    这并非为君者有仁有暴,也不是为臣者有智有愚,而是压低与抬高,给予与夺取的不同造成的。

    钟会才能见识有限,而太祖夸奖太过,赞美他的谋略,宣扬他的名声才略,授以大权,委以重兵,故使钟会自认算无失策,功勋无比,飞扬跋扈,遂造成谋反叛国之罪。

    如果太祖用其小能,从大的方面控制他,抑制他的权势,用各种规则约束他,则叛乱之心无从发生,叛乱之事无从出现。”武帝说:“是这样的。”冯..叩头说:“陛下既然肯定为臣的意见,应防微杜渐,不要使钟会之类的人再造成灾祸。”武帝说:“当今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说:“东方朔有句话:‘谈何容易。

    ’《易经》上说‘臣不密则失身’。”武帝让在旁的人退出,说:“你尽情说吧!”冯..说:“陛下谋划之臣,大功著于天下,海内无不闻知,据方镇统军马之任者,都在陛下忧虑之列。”武帝沉默不语。

    不久,征召张华做太常。

    因太庙屋梁折,免官。

    武帝在位期间,一直以列侯身份朝见。

    惠帝即位,以张华为太子少傅,与王戎、裴楷、和峤都因有德望被杨骏嫉妒,不得参与朝政。

    杨骏被杀后,将废黜皇太后杨氏,群臣会集于朝堂,议者都顺承旨意,以为“《春秋》贬绝文姜,今太后自绝于宗庙,也应废黜。”只有张华认为“夫妇之道,不涉于父子关系,皇太后并没有得罪先帝。

    今杨骏为其亲,只能说不能为天下母仪,应仿效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的例子,贬太后称号,仍称武皇后,居于别宫,以成全终养之恩”。

    意见不被采纳,遂废太后为平民。

    楚王司马玮受密诏杀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馞等,内外兵乱繁起,朝臣恐惧,手足无所措。

    张华告诉惠帝说:“司马玮以假诏书擅自杀害二公,将士仓促行事,认为是国家旨意,故听从司马玮。

    今皇帝可派特使持幡使外军解除戒严,事件即可平息。”惠帝采纳了张华的意见,司马玮的兵果然失败。

    及司马玮被杀,张华因首先献谋有功,拜为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金印紫绶。

    张华辞去开府仪同三司。

    贾谧与贾后共同商量,以为张华出身庶族,儒雅有谋略,上无威逼君主的疑虑,下为众望所归,打算依靠他总摄朝政,大事咨询于他。

    尚犹豫未决,问于裴輎,裴輎平时很尊重张华,非常赞成这样做。

    张华遂受重用,尽忠国事,辅佐朝政,弥补缺漏,虽当惠帝昏弱贾后肆虐之朝,而天下安定,这是张华的功劳。

    张华怕贾后亲族势力强盛酿成灾祸,作《女史箴》以讽劝。

    贾后虽凶暴嫉妒,还是敬重张华。

    很久以后,朝廷论张华前后功勋,晋封为壮武郡公。

    张华推让十余次,皇帝下诏敦促开导,这才接受。

    几年以后,代替下邳王司马晃为司空,兼著作事。

    贾后谋划欲废太子,左卫率刘卞很受太子信任和优待,每次宴会,刘卞也一定参加。

    每次看到贾谧骄傲无礼,太子很憎恨他,并在语言容色上表露出来,贾谧对太子也愤怨不平。

    刘卞向张华询问贾后欲废太子的事,张华回答说:“没有听说。”刘卞说:“我刘卞本是贫寒憔悴之士,在须昌作小吏,受到您的提拔成就,才有今日。

    士感恩于知己,因此才无所不言,而您对我还有怀疑吧!”张华说:“假令有这回事,君准备如何对付呢?”刘卞说:“东宫才高德重之人如林,四个卫率有精兵万人,您居宰辅重位,如得到您的命令,朝见皇帝,总领尚书事,将皇后废于金墉城,只需要两个黄门就可以了。”张华说:“今天子在位,太子是皇帝之子,我又没有接受废立的诏命,唐突行此事,是眼中没有一国之君,人子之父,而且是以不孝昭示天下。

    即使能成功,也不免获罪,何况外戚权臣满朝,权威不在一人,怎能安然无事呢!”贾后使人作祷神之文,内含叛逆之意,让太子醉中抄写,呈于惠帝。

    惠帝在式乾殿会集群臣,以太子手书遍示群臣,大家都不敢说话。

    只有张华进谏说:“这是国家大祸。

    自汉武帝以来,每废黜正嫡,总要引起动乱,况且晋有天下时间不长,望陛下慎重考虑。”尚书左仆射裴危页以为先要检查传书的人,又请检验字体真假,不然,恐有伪诈。

    贾后拿出太子平时写的启事十几张,众人比照,也没有人敢说不是太子的手书,议论到太阳偏西仍不能决断,贾后知道张华等护太子意志坚定,因而上表请求将太子免为庶人,惠帝同意了贾后的意见。

    当初赵王司马伦为镇西将军,扰乱关中,氐羌反叛,皇帝让梁王司马肜代替司马伦。

    有人劝张华说:“赵王贪婪昏庸,信用孙秀,到哪里哪里乱,而孙秀狡诈多端,是奸人之雄。

    今可让梁王杀掉孙秀,就削去了赵王的一半力量,以此谢关右之人,不是很好吗?”张华接受了这个意见,梁王司马肜也答应了。

    孙秀的友人辛冉从关中来,对司马肜说:“氐羌自己造反,不是孙秀造成的。”因而孙秀得免于死。

    司马伦回京后谄媚贾后,要统领尚书事,后又求作尚书令。

    张华与裴輎都坚持不可,由此造成怨恨,司马伦、孙秀把张华看作仇人。

    武库起火,张华怕有人乘机作乱,派兵把守周围,然后安排救火,所以历代藏的宝器及汉高祖斩蛇剑、王蟒头、孔子屐等全被烧毁。

    当时张华看到斩蛇剑穿透屋顶飞出,不知去向。

    当初,张华所封的壮武郡有棵桑树变成了柏树,懂得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张华的住宅及官署多次出现妖怪。

    张华的少子张韪因中台星散裂,劝张华逊位引退。

    张华不听,说:“天道玄奥莫测,只有修德以应天变罢了。

    不如静观以待,听天由命。”及司马伦、孙秀将废贾后,孙秀使司马雅夜见张华,告诉他说:“今社稷将危,赵王欲与公共同匡扶朝廷,为霸王之事。”张华知道孙秀等定会谋篡夺之事,就拒绝了。

    司马雅发怒说:“刀刃将加于颈上,你还说这样的话!”头也不回就出去了。

    张华正白天卧床休息,梦见房屋忽然倒塌,醒后心中厌恶,当天夜里灾难发生,司马伦诈称皇帝有诏召张华,于是与裴危页一起被捕。

    张华将死时对张林说:“卿要害忠臣吗?”张林称有诏书,指责张华说:“你身为宰相,负天下之重任,太子被废,你不能为之而死,这是为什么?”张华说:“式乾殿议论此事时,我竭力劝阻,众所周知,并不是我不谏啊。”张林说:“谏而不从,何不退位?”张华无话可答。

    片刻,使者来到说:“有诏令斩公。”张华说:“我是先帝老臣,赤心如丹。

    我不畏死,只怕王室将有大难,祸不可测啊。”于是在前殿马道南被杀,并夷灭三族,朝野无不悲痛。

    终年六十九岁。

    张华爱惜人才,劝勉荐拔人才从不厌倦,即使穷贱杂役之士有一技之长些许之善者,便赞叹称道,扩大他们的声誉。

    张华爱好书籍,死时家无余财,只有文史书籍满架盈箱。

    曾经搬家,光书就拉了三十车。

    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都是根据张华的版本校勘的。

    天下奇闻异事,世上少有者,张华那里都有。

    因此博识多闻,当世无人可比。

    惠帝时,有人得一鸟,毛长三丈,拿来给张华看,张华见了很凄惨地说:“这叫海凫毛,此物出现,则天下将乱了。”陆机曾请张华吃饭,席上有一盘腌鱼块,当时宾客满座,张华打开盘子便说:“这是龙肉。”众人不信,张华说:“试以苦酒浇上,必有异常变化。”浇上苦酒以后,发出五色光芒。

    陆机回头问送腌鱼的人,那人说:“在园中茅草堆下得到一条白鱼,样子异常,腌制以后,味道特别美,所以献上。”武库封闭很严,忽然发现库中有只雉雏。

    张华说:“这必然是蛇变成的。”打开武库一看,雉雏旁边果然有块蛇皮。

    吴郡的临平一处堤岸崩塌,出现一个石鼓,用槌敲击没有声音。

    皇帝问张华,张华说:“可取蜀地桐木,刻成鱼形,则可以敲响。”于是照张华的办法去做,果然数里之外都可以听到鼓声。

    当初东吴未灭时,斗星与牛星之间常有紫气,相信道术的人都认为这是象征吴正强大,不可征伐,只有张华不以为然。

    吴平之后,紫气更加明显。

    张华听说豫章人雷焕精通谶纬天象,就邀请雷焕,与他同宿,避开旁人对他说:“我们一起去寻察天象,可知将来的凶吉。”二人登楼仰观天象,雷焕说:“我观察很久了,斗星牛星之间,很有异常之气。”张华说:“是何吉祥征兆呢?”雷焕说:“是宝剑的精气,上彻于天。”张华说:“你说得对。

    我少年时,有个相面的说,我年过六十,位登三公,并当得到宝剑佩带。

    这话大概是效验的。”因而又问道:“剑在哪个郡?”雷焕说:“在豫章丰城。”张华说:“想委曲您到丰城做长吏,一起暗地寻找此剑,可以吗?”雷焕答应了。

    张华大喜,立即补雷焕为丰城令。

    雷焕到丰城后,挖掘监狱屋基,下挖四丈多,发现一个石匣,光气异常,匣中有双剑,剑上都刻有字,一名龙泉,一名太阿。

    这天晚上,斗牛之间的光气消逝了。

    雷焕用南昌西山北岩下的土擦拭二剑,光芒艳丽四射。

    用大盆盛水,把剑放在上面,看去光芒炫目。

    派使者送一剑和北岩土给张华,留一剑自己佩用。

    有人对雷焕说:“得到两个只送一个,瞒得过张公吗?”雷焕说:“本朝将要大乱,张公也要在乱中遭祸。

    此剑当悬于徐君墓树之上。

    此为灵异之物,终究会化为他物而去,不会永远为人所佩带。”张华以为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给雷焕写信说:“详观剑文,此剑就是干将,与其相配的莫邪,怎么没有送来?虽然二剑分离,天生神物,终于会会合的。”因而送给雷焕一斤华阴土。

    雷焕以此土拭剑,更加精彩明亮。

    张华被杀后,宝剑不知去向。

    雷焕死后,其子雷华为州从事,带剑经过延平津,剑忽从腰间跳出落入水中,雷华使人入水寻剑,找不到剑,只见两条龙各长数丈,盘绕水中,身有花纹,寻剑的人惊惧而回。

    片刻光彩照人,波浪大作,于是此剑消逝。

    雷华叹道:“先父的化为他物之说,张公的终将会合之论,今日算是验证了。”张华博学多识大多类此,不能详细记载。

    后来司马伦、孙秀被杀,齐王司马礒辅政,挚虞向司马礒写信说:“张华死后不久,我进入中书省,得到张华在先帝时答诏书的草稿。

    先帝问张华可以肩负重任辅佐国家托以后事的人,张华回答:‘有明德而又至亲者,莫如齐王司马攸,应留在京师镇抚国家。

    ’他这种忠良之谋,坦诚之言,在他死后才被发现,令人信服,与那些随波逐流苟且偷安的人是不可同世而论的。

    议论他的人指责张华在愍怀太子被废时不能直言廷争。

    当此之时,直谏的人会加上违命之罪而死。

    先圣教导我们,死而无益者,不能责人不死。

    所以晏婴作为齐国的正卿,在崔杼之难中不为国君而死;季札是吴国的宗臣,不争逆命顺命之理。

    循理竭力而仍无所成,是不为圣人之教所责备的。”于是司马礒向皇帝上奏说:“臣闻使衰微者复兴,绝嗣者有继,这是圣王高明之政;贬斥恶者,褒扬善者,是《春秋》的美义。

    所以武王灭商后,封比干之墓,旌表商荣之闾门,对生者与死者都应这样做,道理是一样的。

    孙秀叛逆作乱,灭掉开国功臣的封国,杀死正直的大臣,以毁损王室;恶人肆虐,功臣之后多被诛灭。

    张华、裴危页因德高威重而被杀,解系、解结以无足轻重之位而被害,欧阳建等无罪而死,百姓都同情他们。

    当今陛下拨乱反正,天下维新,然而上述受害诸族未蒙恩处理。

    昔日栾谷阝降在奴隶仆役之中,而《春秋》仍载其过;幽王断绝功臣之后,弃逐贤者子孙,而诗人写诗以讽刺。

    臣枉居高位,思进诚心浅见,若合圣意,可令群臣共同商议。”大臣议论时各人意见不一,而多数人认为张华是冤案。

    壮武国之臣竺道又请求长沙王,要求恢复张华的爵位,意见不一,久而未决。

    惠帝太安二年(303),下诏说:“爱恶不同而相攻,奸邪丑化正直,自古就有。

    故司空、壮武公张华,竭尽忠贞,一心辅助朝政,有谋划之功,国事每每依赖于他,以前因张华有辅国济民之大功,应同于其他功臣封国建号,而张华坚决辞让至于八九次,深刻陈述不宜封建的大道理,终有受挫危家辱身的顾虑,言辞诚恳,足以劝勉远近之人。

    张华至诚之心,可誓于神明。

    张华因伐吴之功,在先帝时受过封爵。

    后来加封,既不符国家体例,也不宜以小功超过以前的大赏。

    张华被害,都是因为奸人图谋作乱,枉受冤屈。

    现恢复张华侍中、中书监、司空、壮武公、广武侯官爵及所没收的财产印绶符策,派遣使者吊祭。”当初,陆机兄弟志气高昂,自以为是东吴名家,初入洛阳,不重视中原人士,见到张华则一面如故,钦佩张华德望风范,以师长之礼待之。

    张华被杀后,陆机作诔文,又作《咏德赋》以悼念张华。

    张华著有《博物志》,还有一些诗文,都流行于世。

    张华有两个儿子:张..、张韪。

    王沈传王沈字处道,太原晋阳人。

    祖父王柔是汉时匈奴中郎将,父亲王机是魏东郡太守。

    王沈少年失去父母,为叔父司空王昶所收养,侍奉叔父和父亲一样,尽心侍奉继母与寡嫂,以孝义著称。

    好读书,善写文章。

    大将军曹爽征召为掾属。

    多次迁升至中书门下侍郎。

    曹爽被杀,因为王沈是曹爽的故吏,被免职。

    后来又被起用治书侍御史,转为秘书监。

    魏正元年间(254～256),迁为散骑常侍、侍中,掌管著作。

    与荀岂页、阮籍共同编撰《魏书》,多为当权者隐讳,不若陈寿著《三国志》那样直写实录。

    当时魏高贵乡公好学有文才,多次请王沈及裴秀到东堂一起讲解谈论学问,切磋文章,把王沈叫文籍先生,把裴秀叫儒林文人。

    高贵乡公将要攻击文帝司马昭,把王沈、王业召来,把计划告诉他们。

    王沈、王业驰马将消息告诉文帝,王沈因此立功,被封为安平侯,食邑二千户。

    王沈不忠于魏主,很为舆论所指责。

    不久迁为尚书,出监豫州诸军事、奋武将军、豫州刺史。

    到镇之后,即下教民之令说:“自古圣贤乐闻谤议之言,倾听下人舆论,因为割草打柴之人,其言有可录用者,负薪之人也可谈出治国之道。

    到镇之后,未听到逆耳之言,可能是我未说明虚心接受意见的诚意,故使欲言者心存疑虑。

    现宣布:下属城府官吏及士人庶民,若能从乡野平民中推荐出贤达之士,从州国各地揭露斥逐奸佞之人,陈述长吏的优劣,诉说百姓的疾苦,兴利除害,改进政治举措,效果明显者,赏谷五百斛。

    若其言在某一方面深有至理,能直指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使为政刚柔得宜者,赏谷千斛。

    如谓言而不信,可对皎日发誓。”主簿陈广钦、褚磓提出异议说:“拜读教令,为之感叹。

    刺史谨慎谦恭,朝夕不暇,思闻逆耳之言,我们认为上有所好,下无不应。

    目前左右无极谏之辞,远人无规戒之言,实是为政得失尚未显示。

    今颁发教令,以示奖赏,恐怕拘谨正直之士怕受赏而不愿言;贪财之人为求利而妄举。

    如进言不当,当然不能乱赏,则未明真情者不知进言之当否,只见有言而不用,会认为是赏虚设而不行,我以为下达教令的事可缓一步。”王沈又告诫说:“德薄而位高,功轻而禄重,这是贪夫所追求的,也是君子所不愿接受的。

    若向刺史陈至理之言,为本州兴利除害,使被幽蔽的贤人得以显扬,像祝鱼它那样的奸佞之人得以罢黜,立德于民,受应得之赏,这是君子应有之节操,怎么会有话不说呢!能直言至理,这是忠;恩惠施于一州百姓,这是仁;功成而辞赏,这是廉。

    兼有此三者的行为,是明智的,为何胸怀治国大道而使邦国迷乱呢!”褚磓又申辩说:“尧、舜、周公所以能得到忠谏,是因为他们坦诚之心尽人皆知。

    冰与炭火不会说话,人们都知道冰冷炭热,因为它们有冷热的本质在。

    为政者如喜好忠言直谏,像冰炭那样质直自然,则忠直之臣会济济盈庭,逆耳之言会不求自至。

    如德不足以比尧舜,明不足以比周公,质不同于冰炭,虽悬重赏,也不能得到忠谏之言。

    昔魏绛有通好戎狄之功,受晋君赏赐的女乐;管仲有使齐称霸之勋,桓公待之以上卿之礼,功勋显著,然后随之以赏赐。

    未闻有设重赏以待谏臣,悬谷帛以求尽言的道理。”王沈无法驳倒褚磓的观点,也就听从了褚磓的意见。

    王沈探讨善政,整理贾逵以来的法制禁令及各种举措,择其善者而施行。

    又告诫官民说:“不使年轻人学习先王之教,而期政治教化日益兴隆,是不可能的。

    文武并用,是治国安邦的长久之道。

    当今风俗教化衰败,不能不革除其弊端。

    改革时俗的关键,在于兴办学校鼓励学习。

    昔日原伯鲁不喜学习,闵马父预知他必然灭亡。

    将吏子弟养尊处优,若不接受教育,必然终日游玩嬉戏,毁伤风俗。”于是九郡之士都乐于道德教化,风俗为之改变。

    后迁为征虏将军、持节、都督江北诸军事。

    魏建立五等爵位后,封博陵侯,位置相当二等封国。

    平蜀战役时,吴人大举出兵,张声势以援蜀,边境为之震动。

    王沈镇守调遣有方,吴人知其有备而退却。

    转为镇南将军。

    晋武帝即王位,拜为御史大夫,兼尚书令,加给事中。

    王沈因有才有望,显名当世,因而晋朝创业的大事,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人都与王沈谋划商量。

    武帝受禅让即帝位,王沈因有开国之勋,转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统领城外诸军事。

    封博陵郡公,坚决辞让不受,改封为县公。

    食邑一千八百户。

    武帝打算把朝政托付给他,泰始二年(266)死。

    武帝穿孝服哀悼,赐棺木朝服一套、衣一套、钱三十万、布百匹、葬田一顷,谥号为元。

    第二年,武帝追思王沈的功勋,下诏说:“表扬过去的行为,是为了崇尚贤者,为后人树立榜样,慎重对待死者而不忘前人之功,则会民德淳厚教化兴隆,已故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博陵元公王沈,行循礼而居身正,心思清廉而纯粹,胸怀经纶典籍,才识博通。

    入居侍中纳言之位,出掌监牧方岳之任,献谋略于朝廷,宣德威于州郡。

    立国后设官爵,首登公辅之位,统领朝中大事,出负朝廷使命,有护卫辅佐国家之大功。

    现赠王沈为司空公,以推崇平生,使身没而名不朽。

    又生前因辅助之功,当受郡公之封,恳切辞让,嘉奖其辞让之德,不改其志,可以郡公官品送葬。

    王沈平素清俭,不营产业。

    可使所领士兵作屋五间。”子王浚嗣爵,后王沈夫人荀氏死,准备合葬,见王沈棺木已腐朽,又赐棺木一副。

    咸宁年间(275～280),又追封王沈为郡公。

    荀磠传荀岂页字景倩,颍川人,是魏太尉荀..的第六子。

    幼年时期为其姐夫陈群所赏识。

    为人非常孝顺,少年时就颇有名声,博学多闻,思路周密。

    魏时因父亲的勋爵授中郎官职。

    宣帝司马懿掌权,见到荀岂页,以为是奇才,说:“这真是荀令君的儿子啊!”提拔为散骑侍郎,多次升迁至侍中。

    与魏少帝一起切磋经书,拜为骑都尉,赐爵关内侯。

    曾经驳斥钟会关于《易经》卦爻无互体的说法,又与扶风人王骏辩论过仁与孝谁先谁后的问题,这些都被世人所称道。

    当时曹爽专权,何晏等欲谋害太常傅嘏,经荀岂页营救得免于难。

    高贵乡公即帝位,荀岂页对景帝司马师说:“皇帝新即位,又不是按正常的嗣位制度行事,应迅速派使者到四方宣扬新帝德威,并侦查各地官员有无异心。”果然毋丘俭、文钦对朝中废立不服,举兵谋反。

    荀岂页参与讨平毋丘俭等有功,晋爵为万岁亭侯,食邑四百户。

    文帝司马昭掌权后迁为尚书。

    文帝讨伐叛将诸葛诞,留荀岂页镇守京师。

    荀岂页的外甥陈泰死,荀岂页代替陈泰为仆射,兼领吏部事,四次辞让才就职。

    荀岂页继陈泰之后,做事和顺谨慎,考核名实,风俗因而纯正。

    魏元帝咸熙年间(264～265),迁为司空,晋爵为乡侯。

    荀岂页已年过七十,仍孝顺老母,奉养不倦,母亲去世,辞职服丧,哀痛至极,几乎失去常性,受到海内人士的称道。

    文帝上奏天子,应依照汉太傅胡广丧母的例子,为司空备丧事用的导车与从车。

    平蜀后,实行五等爵制,命荀岂页制订礼仪。

    荀岂页与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孔颢共同删改礼制,撰定晋礼。

    咸熙初年(264),封为临淮侯。

    晋武帝受禅让即位,荀岂页晋爵为公,食邑一千八百户。

    又下诏说:“昔禹置九官,契设五教,是为了弘扬天子教化,显示人伦道德的榜样。

    朕继承大业,尚不明大道,欲使五品之官训导天下,使四海康宁。

    侍中、司空荀岂页,明智公允而诚厚,见识高远,辅佐先皇,扶持朕身,实有佐命立国之功勋,应掌教典,以使世风兴隆,现以荀岂页为司徒。”不久,加侍中,迁为太尉、都督城外牙门诸军事,设置司马亲兵一百人。

    接着又下诏说:“侍中太尉荀岂页,温和恭谨,忠贞公允,品行高洁完备,博古多闻,年老而不懈。

    现以荀岂页为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当时因《正德》、《大豫》二曲音调不和谐,皇帝令荀岂页修订音乐。

    此事尚未完成,荀岂页在泰始十年(274)死。

    武帝为之哀悼,皇太子亲临丧事,二宫赏赐钱物助丧,规格超出一般。

    皇帝下诏说:“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临淮公荀岂页,清廉纯正遵循大道,忠贞公允立于朝廷,历任内外要职,政绩隆盛,辅导太子,美德卓著,可谓行事周全,有始有终之人。

    不幸去世,朕甚悲痛,现赐棺木、朝服一具、葬衣一套,谥号为康。”又下诏说:“太尉不爱私门,居无馆宅,廉洁之志,死而更显,现赐其家钱二百万,使建造宅舍。”咸宁初年(275～280),下诏评论功臣位次,将配于宗庙享祭。

    有司奏荀岂页等十二人铭功于太常。

    配于清庙享祭。

    荀岂页明习《三礼》,懂得朝廷礼仪,而没有正直的节操,只是在荀勖、贾充之间阿谀苟合。

    当初,皇太子将纳妃,荀岂页谎奏贾充女姿美德茂,可以入选,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

    荀岂页无子,以从孙荀徽为继嗣。

    东晋初,以荀岂页之兄的玄孙荀序为荀岂页继承人,封为临淮公。

    荀序死,又绝嗣,孝武帝又封荀序子荀恒为荀岂页继承人,荀恒死,其子龙符继嗣。

    宋受禅立国,荀岂页的封国废除。

    荀勖传荀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人,是汉司空荀爽的曾孙。

    祖父荀非木,是射声校尉。

    父亲荀月八十,早死。

    荀勖幼年寄托在舅父家里。

    奇异早熟,十几岁能写文章。

    从外祖父魏太傅钟繇说:“此儿将来会赶上他曾祖父。”长大后学识渊博,有从政的本领。

    在魏做官,被大将军曹爽征召为掾属,又迁为中书通事郎。

    曹爽被杀,他的门生故吏都不敢去收尸办丧,荀勖独自去处理丧事,其他人才敢跟着去。

    后又做安阳令,转为骠骑从事中郎。

    荀勖受百姓爱戴,安阳人为他立了生祠。

    提升为廷尉正,参与文帝大将军军事谋划,赐爵关内侯。

    转为从事中郎,兼记室职。

    高贵乡公率兵攻文帝时,大将军掾属孙佐等守阊阖门。

    文帝之弟安阳侯司马干听说发生兵变,要进阊阖门,孙佑对司马干说:“还没有人进这个门,可从东掖门进去。”司马干进去后,文帝说他来得太晚了,司马干将来迟的原因说明后,文帝欲将孙佑处以灭族之罪。

    荀勖进谏说:“孙佑不让安阳侯进门,确实应深受责备。

    然而事情总有顺心的不顺心的,用刑轻重不能以喜怒为转移。

    成亻卒有罪,刑只及于本人,而孙佑却要全族诛灭,恐怕义士们会有议论的。”于是只免孙佑为庶人。

    当时官骑路遗请求作为刺客入蜀行刺,荀勖对文帝说:“明公您以至公之道治理天下,应举正义之师以伐叛贼,用行刺的办法去除贼,这不是以德服远人,也不能为四海之人做榜样。”文帝认为这个意见很好。

    钟会在蜀谋反,没有得到确实消息,只是外人传闻,文帝平素待钟会甚厚,不相信他会谋反。

    荀勖说:“钟会虽然受了您的恩,然此人不能看作是得恩而思义的人,不能不早作戒备。”文帝立即出镇长安。

    主簿郭奕、参军王深认为荀勖是钟会的从外甥,幼年在舅家长大,劝文帝将荀勖贬出去。

    文帝不听,并且使荀勖与自己同车陪坐,像原来一样对待他。

    在此之前,荀勖进言:“伐蜀应以卫馞为监军。”及平蜀后发生钟会叛乱,有赖于卫馞才得平息。

    钟会被平定后,回到洛阳,荀勖与裴秀、羊祜共管国家机密。

    当时将要派使者出使东吴,让当时文士草拟与孙皓书,文帝选用了荀勖所作的。

    孙皓接书后回报愿意和亲通好,文帝对荀勖说:“君以前作的那封书使吴顺服,真是胜过十万大军啊!”文帝即晋王位,以荀勖为侍中,封安阳子,食邑一千户。

    武帝受禅让即帝位,改封为济北郡公。

    因为羊祜辞让封爵,荀勖也辞让接受封爵。

    拜为中书监,加侍中,领著作,与贾充共同制定律令。

    贾充将要去镇守关中,荀勖对冯..说:“贾公远放外任,我等在朝会失势。

    太子的婚事未定,若使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则贾充自然会留在京师任职了。”于是荀勖与冯..找机会在武帝面前称道:“贾充女才色绝世,若纳入东宫,必然能扶助未来人君,有像《诗经·关雎》所歌颂的后妃之德。”太子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此事甚为当时正直之士所愤恨,讥讽荀勖是奸佞谄媚之徒。

    过了很久,又晋位为光禄大夫。

    荀勖曾掌管音乐,他所修订的音律流行于世。

    当初,荀勖在路上听到赵地商人的牛铃声,识辨其中音律。

    掌管音乐之后,音调不能协调,对人说:“得到赵地的牛铃音调就会协调了。”即下令让郡国都送牛铃来,果然得到音调和谐的牛铃,调好了音律。

    荀勖曾在武帝旁边进饭,对在座的人说:“这饭是受过劳苦的柴烧成的。”在座的人都不相信。

    武帝派人问厨师,厨师说:“是用旧车脚烧的饭。”举世都佩服他明智多识。

    不久任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一起按照汉刘向的《别录》整理古籍。

    又立书博士,设置博士弟子,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毋敬的为规范。

    咸宁初年(275～280),与石苞等并为开国功臣,列入铭功配飨的元勋。

    王氵睿上表请求伐吴时,荀勖与贾充坚决谏阻,以为吴不可伐,武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而伐吴果然成功。

    因荀勖专管诏命,论功封其一子为亭侯,食邑一千户,赐绢千匹。

    又封其孙荀显为颍阳亭侯。

    汲郡古墓中古文竹书被发现后,皇帝下诏让荀勖编撰整理,成为《中经》,作秘书收藏。

    当时朝中议论让王公们都到封国就职,武帝以此事问荀勖,荀勖回答说:“诸王公多已任都督之职,若使其回封国,则都督地方之任废弃。

    按封国治理,必然分割郡县,人心恋眷乡土,必因此而心意不顺。

    封国都要置军队,官兵还要供封国使用,守边的军队就会不足。”武帝让荀勖再作考虑,荀勖又陈述说:“如果按照诏书仿效古代诸侯选拔人才,使军务与政令合一,在封国地域都督军务,则诏书旨意是对的。

    至于将固定的封疆割裂开,而又亲疏不同,这当然也是好的。

    然而使旧土割裂,恐怕会发生动荡,必使人心急促生变。

    我审慎思虑,私下认为还是应依原制不动。

    若遇到某种情况,不得不转移封地,只要不至于分割土域,损夺封国之利,是可以相宜行事加以节度的。

    五等封国行于远古,今日实不成制度,只是虚名,事实上和旧时的郡县乡亭的封制无异。

    若匆忙改变,恐怕将成遗憾。

    当今先解决大的问题,五等爵制问题可等以后再裁定。

    凡事虽有经久而更加完善者,而临时有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武帝认为荀勖的意见允当,很多地方都听从他的。

    当时朝中又议论裁减州郡县官吏半数去支援农业,荀勖提出意见认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昔日萧何、曹参为汉相,怀清静之心,百姓有‘萧何为法,觏若画一’的歌谣,这是清心之本。

    汉文帝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几乎不用刑法,这是省事的结果。

    汉光武帝合并吏员,县官国邑设置官吏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这是省官。

    魏太和年间(227～233)派遣朝廷使者四出,精简天下吏员,正始年间(240～249)也曾合并郡县,这是省吏。

    今欲寻求根本,则应以省事为先。

    凡居官位者,务使知萧何之心,以辅佐国家,大行教化。

    重义行,崇和睦,使以邪道得宠者不得居官位,则虚伪之行自然消逝,浮华之人会畏惧缩敛。

    重敬让,尚知足,令贱者不妨害贵者,少者不欺凌长者,疏远者不离间近亲,新识者不离间旧友,小者不加于大者,淫行不破义举,则上下相安,远近之人互相信任了。

    官位不能以钻营的手段得到,荣誉不能靠朋党吹捧求得,则是非就会弄清,官人不会受迷惑了。

    去掉奇技,抑制异说,好改变旧规以侥幸获非常之利者必加重刑,则官守其职,民心不会见异思迁了,事存则政繁,政繁则功废。

    在位的官吏孜孜不倦,守职司者日夜不懈,虽是才智短浅之人,也能尽其职守。

    上下信任如金石之坚,即使有小过失,也不会妨害国家大政,应忍耐宽容。

    简省文牍案卷和细碎繁苛的条文,法令的施行,定使人民易于接受。

    得益如盼阳春,避罚如畏雷电。

    不能使细碎条令烦扰百姓,并为百吏所轻慢,不能朝令夕改,使百姓厌恶,如此则官吏竭诚尽职,百姓拥护国家法令。

    分职务而设官,委托政事以求成效。

    君子竞争向上存于心而不以力相争,估量自己的才能接受职位,谋不出其位,则官无分外之业,政事少有奸诈了。

    这些都是我所说的省事之本。

    若无多事之弊,虽不省吏,天下人也认为是省吏了。

    如欲省官,我认为九寺之职可合并于尚书,兰台的事应交付三府。

    然而现行制度已历多代,为世人所习惯,所以很久以来有这种想法而未敢提出。

    至于省事,还是以求实为善。

    若只作笼统的规定,都减少一半,恐怕文武众官、郡国职责及事之兴废各不相同。

    凡发号施令,典则允当者可以使民安,无规律而杂乱者会使政道壅塞。

    凡到职临事的人都要精察得失。

    使忠信明察的官长,裁决适中的举措,列条上奏。

    然后全面斟酌,宜省者省,则令下必行,不可动摇。

    如不这样,恐怕只是迷惑视听,会造成前面省去,后面恢复,或更加繁杂,这也不能不重视。”荀勖议论政事的损益得失,大多类此。

    太康年间(280～289),皇帝下诏说:“荀勖聪明通达,辨识天命所归,有佐命创业之功,兼有博学多识之才。

    久任内职,功勋卓著,咨询朝政,谋略允当。

    应登大位,辅助朝政。

    今以荀勖为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开府辟召,守中书监、侍中、侯如故。”当时太尉贾充、司徒李胤都已死,太子太傅又缺。

    荀勖上表陈说:“三公和太保太傅之职,应有恰当人选。

    若使杨珧为太保太傅,必可符合圣意。

    尚书令卫馞、吏部尚书山涛都可做司徒。

    若以为卫馞新任尚书令未便改任,则山涛更为合适。”武帝采纳了这些意见。

    第二年秋,各州郡都有水灾,兖州一带尤其严重。

    荀勖上奏陈说应设立都水使者。

    此后门下启通事令史伊羡、赵咸为宫中舍人,掌管法令条文。

    皇帝下诏以此事问荀勖,荀勖说:“当今天下幸赖陛下圣德,四海为一,可望大道兴隆,教化和睦,垂训于将来。

    而门下官员上有程咸、张恽,下有此类人物,欲以繁法苛令治国,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汉张释之谏汉文帝,认为兽圈啬夫不宜被任用;邴吉停车,阐明调和阴阳之理。

    此二人岂不知小吏也可施恩惠,只是更重视朝廷教化的推行。

    昔魏武帝使中军司荀攸掌管刑狱,魏明帝时就将这一职务交付内常侍。

    据臣所知,明帝时只有刘泰所任的通事等官,不过与殿中官是一样的。

    又论者都说应省官简事,而要求增加管理的人又相继而来。

    很多人说尚书郎太令史不亲手起草文书,都委托给书令史及干事,真是吏多则互相依赖。

    增设掌文法的官职,恐怕只能会干扰台阁大臣的工作,损耗他们的精力,臣私下以为是不可行的。”武帝平素知道太子愚钝懦弱,恐以后给国家带来祸乱,派荀勖、和峤去观察太子情况。

    荀勖回来后极力赞扬太子有德,而和峤却说太子还是以前那个样子,于是天下人尊敬和峤而鄙视荀勖。

    武帝将废贾妃,荀勖与冯..等进谏请求,贾后才没有被废,当时议论者以为荀勖倾覆国家搅乱时局,是孙资、刘放之类的人物。

    然而荀勖做事小心谨慎,每有他所参与的诏令大事,虽已宣布,他始终不说,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参与其事。

    族弟荀良曾劝荀勖说:“公失去众人的信赖,您给别人做了好事应该说出来,那么对您怀德感恩的人就会多了。”他的女婿武统也劝说:“应为自己的事经营安置一下,以便有人归附拥戴您。”荀勖都沉默不应。

    回来对儿子们说:“作为人臣不守密则失掉自己的身份,树私党则背公事,是应该深为警戒的,你们也会官路亨通,应当懂得我的用意。”很久以后,皇帝让荀勖守尚书令。

    荀勖长期在中书之位,专管机密之事。

    失去此职后,心中怅恨不满。

    任新职时有人去祝贺,荀勖说:“夺了我禁苑中凤凰池的官署,你们还来贺我!”任尚书令时,考试令史以下官吏,核实其才能高低,那些不熟悉法令条例,不能解决疑难处理事务的人,都被遣出。

    武帝曾对荀勖说:“魏武帝说:‘荀文若提拔善者,不提拔起来不休止;荀公达斥逐恶人,不赶走他们不罢休。

    ’两个令君的美德,希望您兼而有之。”在职月余,因母丧上缴印绶辞职,武帝不许,派常侍周恢传达旨意,荀勖这才奉诏履行职责。

    荀勖久管机密工作,才思敏捷,能揣摩人主心思,不触犯人主之意,所以能始终受到皇帝宠信,保其爵禄。

    太康十年(289)死。

    下诏追赠为司徒,赐棺木、朝服一具,钱五十万,布百匹。

    派兼御史持节护丧,谥号为成。

    荀勖有十个儿子,做过显官的有荀辑、荀藩、荀组。

    杨骏传杨骏字文长,弘农华阴人。

    少年时期即在朝廷任职,后又任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

    后来因为是杨皇后之父的关系,被超常提拔,委以重任,从镇军将军迁为车骑将军,封为临晋侯。

    有见识的人议论说:“分封诸侯,是为了保卫王室,作王室的屏障。

    后妃,是为了料理祭祀,弘扬宫中教化。

    皇后之父始封便以临晋为侯名,临于晋室之上,这将是大乱的征兆。”尚书褚磓、郭奕都上表说杨骏心胸狭隘,不能将治理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他。

    武帝不接受这些意见。

    武帝从太康以后,以为天下无事,不再留心政务,只是沉湎于酒色,开始宠信后党,请托贿赂之风公开盛行。

    杨骏及其弟杨珧、杨济揽尽天下大权,当时人们称之为“三杨”。

    武帝病重时,没有将国家大事托付给重臣,开国功臣都已去世,朝臣惶恐不安,无计可施。

    而杨骏排斥公卿大臣,亲自在武帝左右伺候,并趁机随意撤换公卿,提拔自己的心腹。

    武帝病情稍有好转,见杨骏所用之人不当,就严肃地对杨骏说:“怎么能这样做呢!”于是给中书下诏,让召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助王室。

    杨骏恐怕失去权柄与宠信,从中书那里借来诏书看,并把诏书藏起来。

    中书监华訥恐惧,亲自找杨骏要诏书,杨骏终于不给。

    过了两天,武帝病危,杨皇后奏请让杨骏辅政,武帝点了点头。

    于是杨皇后便召中书监华訥、中书令何劭,口头传达武帝的旨意,让他们作遗诏,诏文为:“昔日伊尹吕望作辅国大臣,功勋永垂不朽;周勃霍光受命护国,为古代名臣之冠。

    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德厚而智高,见识明远,辅翼皇上与太子,以忠贞严肃著称于世,应做朝廷宰辅,比于商代伊尹。

    现以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

    设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兵千人,这些人移驻在前卫将军杨珧的故府。

    若杨骏在殿中住宿,应有人保卫,可派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供杨骏使用,这些卫士可以持兵器出入宫殿。”遗诏写成后,皇后与华訥、何劭共同呈给武帝,武帝看了以后不说话。

    过了两天,武帝死,杨骏便作为被委以后事的重臣,居住太极殿。

    将要入殡盖棺,六宫人员都出来举行告别仪式,而杨骏却不下殿,安排一百个武士保卫自己,不恭于朝廷,心怀不轨,从这时就开始显露了。

    惠帝即位以后,晋升杨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统摄朝政,总领百官。

    杨骏怕皇帝左右的人说自己的坏话,便把他的外甥段广、张劭安插在惠帝周围作近侍。

    凡有诏命,惠帝看后呈报给太后审查,然后才能发出,杨骏知道贾后性情凶悍,难于制服,很害怕她。

    又培植很多亲党,使他们统领禁兵。

    这样一来,公卿王室都产生怨恨情绪,天下之人无不愤然。

    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都是有俊才的人,多次劝阻杨骏,杨骏不听,因而被废家居。

    杨骏不懂古代典章制度,做事动辄违背旧典。

    武帝死的那一年还未过完,就改了年号,议论的人都认为这违背了《春秋》所载新君在第二年才改元正式即位的规定。

    朝廷对这种失误有所醒悟,令史官抹去改元的记载,第二年正月再改年号。

    杨骏知道自己没有美德高望,害怕不能使远近之人和睦悦服,就依照魏明帝即位时的例子,大开封赏,以取悦于群臣。

    杨骏为政严苛而琐碎,刚愎自用,与众人不合,冯翊太守孙楚平素与杨骏关系较好,劝诫杨骏说:“公以外戚的身份,居伊尹霍光那样的要职,掌握大权,辅助弱主,应当学习古代贤人,做事公正诚实,谦恭和顺。

    前代辅国重臣,在周代有周公召公,在汉代有朱虚侯东牟侯,都是皇室同姓,没有异姓大臣专朝政而能吉庆善终的。

    当今宗室有被皇帝亲信重用的大臣,藩王势力也在壮盛之时,而公不与他们共同参与朝政,内怀猜忌之心,外树亲私党羽,灾祸不久就会降临了。”杨骏不听。

    弘训宫少府蒯钦,是杨骏姑母的儿子,少年时亲密无间,刚直不阿,多次以直言冒犯杨骏,杨珧、杨济都为他担心。

    蒯钦说:“杨文长虽然昏聩,但也还知道一个人没有罪不能随意杀害,他一定会疏远我,我被疏而远离他,可以避免和他一起遭祸而死。

    不然,倾家灭族之灾就不会很远了。”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平素不被杨骏尊重,暗地罗织杨骏图谋颠覆社稷的罪名。

    贾后欲干预政事,因害怕杨骏而没有达到目的,又不肯以妇道侍奉太后。

    黄门董猛,从惠帝做太子时即作寺人监,在东宫侍奉贾后。

    贾后图谋废太后,秘密与董猛通消息。

    董猛又与孟观、李肇相勾结。

    贾后又令李肇通报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让他联合各藩王军队讨伐杨骏。

    司马亮说:“杨骏的凶暴行为,会使他很快灭亡,不值得忧虑。”李肇又通报楚王司马玮,司马玮同意这个计划,于是请求入朝。

    杨骏平素就怕司马玮,早就想把他召回朝中,以预防他搞变乱,因而听任司马玮入朝。

    司马玮到京城以后,孟观李肇就上奏惠帝,让他夜间下诏书,宫内外戒严,派使者奉诏书废黜杨骏,让他保持侯爵回府第。

    东安公司马繇率领殿中卫士四百人讨伐杨骏。

    段广跪在地上为杨骏求情说:“杨骏受过先帝的恩,尽心辅政。

    而且是个无儿子的孤老头儿,岂有谋反之理?望陛下详察。”惠帝没有回答。

    当时杨骏住在曹爽的故府,在武库以南,听到宫中有变,召集众官商议对策。

    太傅主簿朱振劝杨骏说:“现在宫中有变,目的可得而知,必是宦官们为贾后设计谋,将不利于公。

    应放火烧了云龙门向他们示威,让他们交出制造事端的首恶分子,打开万春门,引出东宫及外营兵为援,公亲自带着皇太子,入宫索取奸人,殿中将会震惊,必然斩杀奸人送出首级,这样才能免于遭难。”杨骏平素就怯弱,此时犹豫不决,却说:“云龙门是魏明帝建造的大工程,怎能一下子烧掉呢!”侍中傅祗夜里告诉杨骏,请他与武茂一起进入云龙门,以观察宫中事态。

    傅礻氐又对群僚们说:“宫中不能无人照料。”起身揖拜而去,于是群僚们都走开了。

    接着殿中兵出来,烧了杨骏府第,又令弓弩手上到阁楼上向杨骏府中射箭,杨骏的卫兵都不能出来。

    杨骏逃到马棚里,被士兵用戟杀死。

    孟观等受了贾后的密令,诛杀杨骏的亲戚党羽,于是杨骏的亲戚党羽都诛灭三族,被杀的达数千人。

    贾后又令李肇焚烧杨骏家中的书信文件,不愿意让天下人知道武帝给杨骏的顾命诏书。

    杨骏被杀后,没有人敢收尸,只有太傅舍人巴西人阎纂安葬了他。

    当初杨骏征召高士孙登,送给他一床布被。

    孙登在门前将布被截断,大叫道:“斫斫刺刺。”过了十天,诈称病死,到这时孙登的话果然应验了。

    惠帝永熙年间(290),温县有个像疯子一样的人,编造些歌谣写出来,歌词是:“光光文长,大戟为墙。

    毒药虽行,戟还自伤。”杨骏居内府时,常用戟自卫。

    永宁初年(301),惠帝下诏说:“舅氏失为臣之道,宗族毁灭,甥舅之情,甚伤我心。

    现以踼亭侯杨超为奉朝请、骑都尉,以慰藉孝亲之情。”刘磡传刘萛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是汉代济北惠王刘寿的后代,父亲刘广,是斥丘县令。

    刘萛少年贫苦,卖牛衣为生。

    然而勤奋好学,编牛衣时,手里拿着草绳,边编边诵书,故能博通古今。

    为人清身洁己,行为无瑕疵可指。

    郡里举为孝廉,州里举为秀才,都未任实职。

    后以上计吏身份入洛阳,调为河南尹丞,又迁为尚书郎、廷尉正,又任吏部郎,为晋文帝司马昭相国军事参谋,封为循阳子。

    钟会、邓艾伐蜀时,有个门客问刘萛:“二将能平蜀吗?”刘萛回答说:“破蜀是必然的了,只是两人都不得生还。”客问什么原因,刘萛笑而不答,后来果然如刘萛所说。

    刘萛有先见之明,这只是一个例子。

    因世人多趋走钻谋,清廉谦逊之风衰,刘萛著《崇让论》以矫正世风,此文内容是:“古代圣王之教化天下,所以以让为贵者,是为了荐拔贤才,平息争端。

    人之常情都想自己是个贤者,所以鼓励人们让贤以表明自己是贤者,哪有贤者让位于不贤者呢!所以谦让之风兴,贤能之人就不求自出了,荐拔人才也自然会公道了,百官的副手接替者也会事先具备了。

    一个官位有缺,可以选择众官所让最多的那个人去任职,这是审察贤才的一个方法。

    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就会被感化,推贤让能之风就会兴起。

    被一个郡国所推让的人,就是一个郡国的贤士;被天下人共同推荐的人,就是天下的贤士。

    推让之风兴盛,则贤者与不肖者就显然分明了。

    实行这种办法,居上位者不须劳神费思,根据大家的清正议论,顺随舆论就可以了。

    所以经典上说,尧之为君是多么广大啊!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这是说天下无为而治,看不到尧是怎样教化天下,所以无法形容。

    书上又说,舜和禹为天下之君而不参与其事,无为而化的是舜啊!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常任大官,小人在下不争,天下也就无事了。

    以贤才使天下化为无事,大道也就兴隆了。

    人君仰受已成之治,又何必参与其事呢!故可以歌《南风》之诗,弹五弦之琴。

    能够如此成功,没有其他,是推崇礼让得来的。

    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则国家就不难治了。

    “当今在朝之人不知谦让,且由来已久了,天下也为此风所化。

    自魏代以来,被荐拔征召的士人,以及在职的官吏,临受命任官的时候,虽也谦让说自己不胜任,而终不肯让给比自己强的。

    推让之风息,竞争之心生。

    孔子说,上兴辞让之风则下无争夺之事,说明无辞让之风则下民必争。

    推让之道兴,则贤能之人经常被推举;竞争之心生,则贤能之人经常被毁谤。

    竞争者自己想占先,就会憎恶贤能者领先,也就不能无毁谤之言了。

    故孔子、墨子不能避免世人毁谤自己,何况不及孔子、墨子的人呢!议论者都说,今世缺少有高名的贤才,朝廷也无可以任大官的大才之人。

    山泽之人和小官吏也说,朝廷中虽有任大官的有德有名之士,然都不如以往的人物。

    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失误。

    并不是今世独乏贤才,而是当今无贵让之风。

    一个人有超出众人的声誉,毁谤之言随之而来,贤才不能成名,所以才觉得没有贤才。

    虽使尧之贤臣稷、契生于今日,也不能有完好的名声,好坏混杂,优劣不分,贤士没有平素形成的好评价,官职有缺,主选的官吏不知用谁,只得按官位次序提拔。

    才能相同而被优先选用者,不是势家之子,就是与有势者有瓜葛。

    这些人自身无才能,优先授予的官爵又成为被提拔的资本,因而又会不断迁升,迁升不已,就会发生不胜其任的问题。

    观今日在官之人,政绩平庸无闻,不是势家之子,则多是凭资历提拔起来的人。

    “假如天下贵让,士必由于被让而成名,名既成则官方才得选拔用他。

    那些无名无行的人,在官无政绩可称,就必然会让位了,官方也无理由任用他。

    然而这些人还是被任用而不休止,正是由于谦让之道废,按资历用人的弊端长久不能纠正。

    经常举行大推荐,令众官各举所知贤人,唯才是用,不限阶次,这种做法汉魏以来就很少有了。

    所举的人必有恰当的,而不闻有经常被任用的,这是因为不知道谁最贤。

    所举的人必有不当的,而不加罪,这是因为不知道哪个最不肖。

    所以不知谁贤谁不肖,是因为当时之人不肯相推让,贤愚之名没有区别造成的。

    推荐者知道上级官吏不能详察被推荐的人,故敢随意推荐。

    或推荐贤人时,顺便带上自己的亲故,优劣一起上报,超过正常人数,各言所举者尽是贤人,加上故意拔高的不实之辞,被描绘得一样贤能,难以分出高低。

    优劣相杂,真伪同列,便是由此产生,日甚一日。

    这虽然是推荐者不忠于国家的罪过,也是由于上级官吏听察不严,才使他们能这样做。

    昔日齐王好听竽,必令三百人合吹尔后才听,一人吃数人的俸禄。

    南郭先生是个不懂吹竽的人,认为三百人合吹可以混进去充数而不会被发现,就请求为齐王吹竽,白吃数人的俸禄。

    嗣位的新国王觉得三百人合吹太奢侈而加以改正,又怕是张扬先王的过错。

    于是下令说:‘我比先王还喜欢听竽,只是想一个一个地听。

    ’南郭先生于是逃走了。

    推贤之风不兴,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类的人就会充斥于朝廷。

    才高守道之士日渐引退,趋炎附势的人日渐增多,虽然国家有典章刑法,也是无法禁止的。

    “谦让之风不兴的弊端,不只是使贤人在下位不能晋升,那些肩负重任的国家良臣,也将渐受其祸而被逐退。

    何以见得呢?孔子认为颜回不重复犯一种错误,说明不是圣人谁都会有过错,高官厚禄很多人都想争得,憎恶贤能的人堵塞道路,良臣有过,诋毁他的人也会很多,毁谤的产生也并非全无根据,必然抓住些小过错加以夸大。

    毁谤之言不断传来,在上者虽不愿采纳,也不能不根据传闻而加以考察,反复考查,总可以得到验证。

    得到验证,怎么可以不治其罪呢!若知道有罪而加放纵,则人主的威望日衰,法令不行会从此开始。

    知道的事都加以处理,被加上罪名而逐退的就多起来,大臣会人人自危。

    贤才不能进用,大臣日益疏远,这是人主的一大忧虑啊!《诗经》上说:‘受禄不让,会导致灭亡。

    ’不知谦让之人忧虑自身的危亡还来不及,而指望他有益于国家朝廷,不是很难吗?“我以为改变这种风气也是很容易的。

    怎见得呢!目前在官位的人,虽然也混杂一些平庸猥劣的人,而其中也有很多贤明的,怎能说他们都不知道让贤为贵呢?只因为当时的人都不让,形成风气,这些人也就随俗而不让了。

    人臣在开始被授予官爵时,都要写表章上报皇帝,名叫谢章,很久以来都是如此。

    谢章的本来用意,是推荐贤能,感谢国家之恩。

    昔日舜以禹为司空,禹叩头拜谢,把官位让给稷、契与咎繇。

    舜使益做虞官,益让给朱虎、熊、罴。

    使伯夷掌管三礼,伯夷让给夔和龙。

    尧舜时代,众官初被任命时,没有不让的。

    谢章的用意就在于此。

    《尚书》把这些事记载下来,是要永久作为后世的楷模。

    到了末世,人臣也写谢章,但不贤者不能让贤,只是虚假地感谢被提拔之恩罢了。

    这种做法相承不变,也是形成不良风气的结果。

    “分级提拔任用之官,能呈报章表者,章表中能让贤推能就通报,不能让贤白费纸张的章表,一律不予通报。

    人臣初受官,都应考虑推让贤人,让贤的章表交给主管此事的人保管。

    三司有缺位,就选择被三司推让最多的那个人加以任命。

    这就是一公缺位,三公就预先选好了补缺者。

    况且主选之人不是三公而选三公,不如让三公共选一公,后者更了解被选者的详情。

    四征缺位,选择被四征推让最多的人任职,这就是一征缺位,四征已选好了补缺者,这样选出的人,比停缺后由主选官选的更加准确可靠。

    尚书缺位,选择被尚书推让最多的人任职,这就是八个尚书共选一个尚书,比缺位后由主选者临时选定的人更加准确可靠。

    郡守缺位,选择被众郡推让最多的人任职,比主选者选择的郡守更准确可靠。

    “以众官百郡所让与主选者所选作比较,真是不可同年而语。

    虽再令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府共同选官,因为这三府都不是受权专门选官的,他们也不能专心致志于此事,所用精力不过十之二三,只让主选吏按官位高低来选拔,是选不到精良人才的。

    贤者愚者都知让,百姓耳目就成了国家耳目。

    人情相争则总想毁谤比自己强的人,人情相让则会推荐比自己强的人。

    故世有相争之风则毁誉混杂,优劣不分,难得推让。

    世有相让之风,则贤智者显著,才能大小会依次而列,是不会混淆的。

    此时,那些能推让修身的人,被别人推让的机会就会多,即是他甘心守贫贱,也是不可能的。

    那些奔走钻谋的人要想别人推让于他,就像倒退走路而想前进一样。

    如能这样,不管智者愚者都会知道要进身仕途,非严于修身律己是没有途径的。

    在外宦游求官者,就会相随而归。

    浮夸虚论者,不必禁止自己就会停息了。

    人人都用不着费心经营,任凭众人评议,则天下就会自然形成良好风气。

    不须教诲而风俗淳化,崇高的美德就会日渐显著。

    让贤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怎能不大力倡导实行呢!“《春秋传》上说:‘范宣子能让,他的下属都让,栾..虽然奢侈,也不敢违背。

    晋国因此得以安定,几代人都有赖于他的恩惠。

    ’盛世所以能教化大行,是因为君子崇尚才能而又能对下谦让,小人努力耕作而尽义务,上下有礼,奸佞邪恶之人被斥逐,这是由于不争的结果。

    到了乱世,国家的各种弊端,常常也是不让而争造成的。

    深刻的道理又是如此明白。

    在朝的君子们选拔大官时,能不因作者人微而废弃此言,付诸实施,都以让贤举能为急务,就会群才辈出,能者与无能者显然区别,这就是盖世之功,没有比此功再大的了。”泰始初年(265～274),晋为伯爵,多次升迁至少府。

    咸宁年间(275～280)为太常,转为尚书。

    杜预伐吴时,刘萛以本官兼行镇南军司的职务。

    当初,刘萛妻卢氏生了儿子刘跻就死了,华氏准备把女儿嫁给刘萛。

    刘萛之弟刘智对刘萛说:“华家的人都贪婪,必会使你家破败。”刘萛辞不掉这门亲事,终于和华氏结婚,生子名刘夏,刘萛终因刘夏受贿赂牵连而被免官。

    不久又任大司马,又因刘夏犯罪而被免官。

    刘萛每次回故乡,故乡人总是带着酒肉去看望他。

    刘萛难于谢绝盛意,就和乡人一起吃喝,把剩下的酒肉让乡人还带回去。

    有人对刘萛说:“君廉洁之行高于当世,而您的儿子不遵父道,何不经常切磋教诲,使他们知过自改呢!”刘萛说:“我的所做所为,他们都耳闻目睹,而不能模仿学习,教诲怎能使他们改变呢!”世人以为刘萛这话是对的。

    后来又起用为国子祭酒、散骑常侍。

    愍怀太子初封为广陵王,高标准选择师友,以刘萛为太子师。

    惠帝元康初年(291～299),晋爵为侯,多次升迁为太子太保,加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冀州都督。

    元康九年(299)策命拜为司空,迁为太保,又转为太傅。

    惠帝太安初年(302),刘萛因老病逊位,皇帝赐安车驷马、钱百万,以侯爵身份回府第。

    长沙王与成都王互相攻伐时,刘萛被军人掳掠,潜逃回故里。

    惠帝死,刘萛赴陵墓吊祭。

    怀帝即位,又授给太尉之职,刘萛陈说年老,坚意辞让,怀帝不许。

    左丞刘坦给皇帝上奏说:“楼堂高而台阶长,人主尊而宰相贵。

    所以古之明王莫不以元老旧臣为师,以推崇养老之教,训示四海,使少长有礼。

    七十岁可以卸职养老的规定,也是为了优待有德旧臣,鼓励廉洁高风。

    太尉刘萛有清高朴素之操守,廉洁之风始终不渝,悬官车而告老,已二十余年,浩然之志,老而更坚。

    可谓国之元老,邦之楷模。

    臣闻老人不强调劳费筋力的礼节,刘萛年过九十,命在旦夕,勉强扶持,冒险至京师,临惠帝之丧,表哀情于山陵,致敬意于宫阙,大臣之节完备无憾。

    圣诏表殷勤之意,必使刘萛居台辅之位,以增国光,断其谢章,加以晓谕,事情已拖了二年。

    而刘萛频频上表,辞让之意诚恳。

    臣以为古之养老,不以事烦扰为优待,不以授官为尊重,我认为应听从刘萛所坚持的意见。”怀帝永嘉三年,皇帝下诏说:“昔舜任命五位大臣,垂衣拱手而使天下大治,汉任萧何为相,有‘民以宁一’的歌谣,故能光耀于当时,垂范于百代。

    朕承天命,驾御万邦,所以能够显扬治国之道,有赖于元老大臣百官之长尽股肱之力,以达到盛世之望,而君年迈告老,确实难违尊意。

    今听从您的意见,以侯爵回府第,位居三司之上,俸禄依旧,赐几杖,不朝拜,赐宅一区。

    国家大政,将派人到府第咨询于您,这也符合我的愿望。”过了一年多去世,终年九十一岁,谥号为元。

    刘萛少年贫困,出门往往持杖步行,休息住宿时不麻烦主人,烧水做饭都是自己动手。

    官位显赫时,仍崇尚俭朴,不爱奢华。

    他曾经到石崇家做客,要到厕所去,见厕所有华丽的帷帐地毯之类,两个婢女手持香囊伺候。

    刘萛就退出来,笑着对石崇说:“误入君内室。”石崇说:“那是厕所!”刘萛说:“贫士未曾享过这样的福。”又到别的厕所去了。

    虽处于荣盛受宠的地位,居住没有宅第,所得俸禄,都接济亲故。

    当时虽礼教衰微,而自己仍按礼行事,举止规范,丧妻时行庐墓持杖的丧制,守丧毕仍不近妇女,轻薄之人都讥笑他,他也不介意。

    自少至老,勤学不倦,虽在官职,卷不离手。

    尤其精通《春秋三传》,曾辨析《公羊传》中卫辄不应辞王父命,祭仲失掉为臣之节,举此二事说明臣子之规范,所著流行于世。

    又撰《春秋条例》二十卷。

    刘萛有二子:刘跻、刘夏。

    刘跻字景云,官至散骑常侍。

    刘夏因贪污被弃逐于民间。

    王济传王济字武子,少年才气超逸,风姿英爽,名气冠绝一时。

    喜好弓马,勇力超群,对《周易》、《老子》、《庄子》很有研究,文章词彩华茂,技艺过人,有名于当世,与姐夫和峤及裴楷齐名。

    娶常山公主为妻。

    二十岁进入仕途,拜为中书郎,因母亲去世辞官。

    后起用为骁骑将军,迁为侍中,与侍中孔恂、王恂、杨济同列,都是当时的杰出人才。

    武帝曾与公卿藩王州牧聚会于式乾殿,望着王济、杨济、孔恂、王恂对大家说:“朕左右可算是恂恂济济了。”王济每次朝见武帝,武帝总是向他询问人物的高下与政事的得失。

    王济善于清谈议论,会修饰辞令,往往顺随武帝旨意,加以讽谏匡正,这些都是朝臣们所不及的,因而武帝更加亲近重用他。

    官位虽然提拔得很快,议论者认为不是由于帝婿的关系,而是凭他的才能得到的。

    然而其人虽外表宽弘高雅,而内心多猜忌苛刻,好以言语伤人,受到同僚的讥议。

    因其父王浑过去与王氵睿有嫌隙,每每排斥王氵睿,也为时人所讥刺。

    齐王司马攸要到封国去,王济已经向武帝陈请,又多次使公主及甄德妻长广公主一起进宫,叩头哭泣请求武帝把司马攸留在京城。

    武帝恼怒,对侍中王戎说:“我和齐王是至亲的兄弟,今日让他到封地,这是我的家事,而甄德、王济接连让他们的夫人进宫对着活人哭丧!”因为这次触犯武帝,降职为国子祭酒,常侍如故。

    过了数年,迁为侍中。

    当时其父王浑为仆射,仆射的办事者或有不当,王济性情严厉,按法律条文加以惩治。

    平素与堂兄王佑不和,王佑的党羽认为王济不顾父亲的面子,由此产生对王济的非议。

    调出为河南尹,未就职,犯了鞭打王官吏的罪被免官,而王佑开始被重用。

    王济被排斥于朝外,便把府第移往北芒山下。

    王济性奢侈豪华,锦衣玉食。

    当时洛阳地价很贵,王济买地修成跑马射箭的场子,周围筑墙,墙上挂满钱串,时人称之为“金沟”。

    王恺因为是皇帝之舅,也很豪富奢华,他有一条牛名叫“八百里驳”,蹄角上常装饰美玉宝石。

    王济请以射箭的方法用一千万钱与牛对赌,王恺自恃其能,让王济先射。

    王济一发中的,便坐在胡床上,呼左右快取牛心来,牛马上牵来,王济取出牛心,扬长而去。

    和峤性格俭啬,家里有好品种的李树,有时武帝向他要,也不过给他几十个。

    王济趁他上朝值班的机会,率领少年闯进李园,吃足之后,连树也砍倒,然后离去。

    武帝曾到王济家做客,宴席非常丰盛,菜都放在琉璃器中。

    有一盘蒸肫,味道异常鲜美,武帝问其原因,王济回答说:“是用人奶蒸的。”武帝脸色显出不平的样子,饭没有吃完便离去了。

    王济善于揣度马的心性,曾骑马外出,马身上带有遮泥尘的连乾,路上遇水,马终不肯渡过。

    王济说:“这必是马吝惜连乾障泥。”使人解去连乾,马便渡过去了。

    所以杜预说王济有马癖。

    武帝曾对和峤说:“我将辱骂王济一顿,然后再封他官爵,怎么样?”和峤说:“王济为人俊爽,恐怕不会屈服。”武帝将王济召来,严厉地指责他,然后问他:“你知道惭愧否?”王济回答说:“汉代有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的童谣,讽刺兄弟不能相容,我常为陛下感到羞耻。

    有人能令亲人疏远,而我不能使亲人相亲,因此有愧于陛下。”武帝无话可答。

    武帝曾与王济下棋,孙皓在旁,武帝对孙皓说:“为什么好刮人家的脸皮?”孙皓说:“看到对皇上无礼的人我就要刮他的脸皮。”当时王济将脚伸到棋盘底下,而孙皓以言辞讽讥了他。

    不久,以布衣身份领太仆之职,年四十六先于其父而死,追赠为骠骑将军。

    安葬时,当世贤士无不前来吊唁。

    孙楚平素敬重王济,来得晚些,哭得十分悲哀,宾客无不落泪。

    哭罢,向着灵床说:“卿平时喜欢听我学驴叫,我为卿再学一次。”样子和声音都学得很像,引得宾客都笑起来。

    孙楚回头对宾客们说:“诸君该死而不死,却令王济死了。”当初,王济与公主结婚两年,公主便双目失明,然而更加嫉妒,没有儿子,有庶生子二人:长子王卓,字文宣,继承王浑爵位,拜为给事中。

    次子王聿,字茂宣,承袭公主封为敏阳侯。

    王济有两个弟弟,王澄字道深,王汶字茂深,都聪敏善辩有才华,历任显职,为政清廉。

    王氵睿传王氵睿字士治,弘农湖人。

    家里世代都是二千石的官职。

    王氵睿博览经典,姿貌俊美,但不注意修养品行博取名声,故而不为乡里所称道。

    稍后才改变志节,爽朗旷达,恢宏有大志。

    曾经修建宅第,在门前开了一条数十步宽的路。

    有人对他说路太宽有何用,王氵睿说:“我打算使路上能容纳长戟幡旗的仪仗。”众人都笑他,王氵睿说:“陈胜说过,燕雀哪能知道鸿鹄的大志呢?”州郡征召为河东从事。

    郡守县令有不廉洁者,闻其严峻之风,都自动引退。

    刺史燕国人徐邈有个才貌俱全的女儿,因选择夫婿而未嫁。

    徐邈便大会同僚佐吏,令女儿在内观看,女儿看中了王氵睿,并指着告诉了母亲,徐邈便把女儿嫁给了王氵睿。

    后为征南将军参军,羊祜以深交知己待他。

    羊祜哥哥的儿子羊暨对羊祜说:“王氵睿为人志向太高,奢侈不节,不可单独担当大事,对他应该有所抑制。”羊祜说:“王氵睿有大才,将要实现他的愿望,是可以任用的。”后转为车骑将军从事中郎,有见识的人认为羊祜可算是善于荐贤的人了。

    后任巴郡太守,此郡与吴接壤,兵士苦于战争徭役,生了男孩多不愿养育。

    王氵睿制定了严格的法规条款,减轻徭役课税,生育者都可免除徭役,被保全成活的婴儿有数千人。

    又转为广汉太守,施恩惠,布政令,百姓仰赖而安。

    王氵睿夜间梦见卧室屋梁上悬三把刀,片刻又增加一把刀,惊醒后心中十分厌恶。

    主簿李毅拜了两拜表示祝贺道:“三个刀是州字,又增加一个,府君将要做益州刺史吧!”不久盗贼张弘杀了益州刺史皇甫晏,朝廷果然迁王氵睿为益州刺史。

    王氵睿设下计谋,将张弘等贼人全部杀掉,因功封关内侯。

    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树之以威,取信于民,蛮夷境外之民,多来归降。

    朝廷征召王氵睿入京,将拜为右卫将军,任大司农。

    车骑将军羊祜素知王氵睿有奇才,就秘密上表皇帝,将王氵睿留在益州以待大用,于是重新拜为益州刺史。

    武帝谋划伐吴,下诏让王氵睿修造舟舰,王氵睿造连舫大船,方一百二十步,每艘可装载二千余人。

    大船周边以木栅为城,修城楼望台,有四道门出入,船上可以来往驰马。

    又在船头画上益鸟首怪兽,以恐吓江神,船舰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自古未有。

    王氵睿在蜀地造船,削下的碎木片浮满江面,顺流漂下。

    吴建平太守吾彦取些木片呈给孙皓说:“晋必有攻吴的打算,应在建平增兵防守,建平攻不下,晋军终不敢东下。”孙皓不听。

    当时吴有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

    王氵睿小名阿童,遂拜王氵睿为龙骧将军,监梁益诸军事。

    此事在《羊祜传》中有记载。

    当时朝中大臣对伐吴纷纷议论谏阻,王氵睿给皇帝上疏说:“臣多次查访研究吴楚的情况,孙皓荒淫凶暴,荆扬一带无论贤愚,没有不怨恨的,观察目前形势,应从速伐吴。

    今日不伐,形势变化不可预测。

    如果孙皓突然死去,吴人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人尽其才,则吴国就成了我们的强敌。

    再者,臣造船已经七年,船日渐腐朽损坏,另外臣年已七十,死期临近。

    以上三事如不遂人愿,伐吴更加困难。

    诚恳希望陛下不要失去良机。”武帝内心同意王氵睿的意见。

    贾充、荀勖进谏以为不可伐吴,只有张华坚意劝武帝伐吴,又遇上杜预自荆州上表请求伐吴,武帝这才下诏,分别布署伐吴兵力。

    王氵睿于是统领蜀军。

    王氵睿先前在巴郡所保全的男婴,现在都到了服兵役供徭役的年龄,他们的父母都劝勉从军的儿子说:“是王府君给你的生命,你要勤勉效力,不要贪生怕死啊!”太康元年(280)正月,王氵睿从成都出发,率领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打吴国丹杨,丹杨被攻克,丹杨监盛纪被擒。

    吴人在长江险滩要害之处,以铁链横锁江上,又做铁锥长丈余,暗置于江中,以阻止舰船。

    在此之前,羊祜捕获吴间谍,得知上述情况,王氵睿就做了几十个大木筏,每个也有方百余步大,筏上扎成草人,被甲执杖,令善水士兵乘筏先行,铁锥刺到筏上都被筏带去。

    又做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上麻油,放在船前,遇到铁锁,就点起火炬,将铁锁熔化烧断,于是战船通行无阻。

    二月初三,攻克西陵,俘获吴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

    初五,攻克荆门、夷道二城,俘获监军陆晏。

    初八,攻克乐乡,俘获水军督陆景。

    平西将军施洪等投降。

    十八日,皇帝下诏进王氵睿为平东将军、假节、都督益梁诸军事。

    王氵睿从蜀出兵,兵不血刃,无坚不摧,夏口、武昌的吴军,无敢支吾抗拒者。

    于是挥师顺流而下,直抵吴都附近的三山,孙皓派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万人抵御王氵睿,张象望见晋军旗帜而投降。

    孙皓等听说王氵睿军队的旗帜器甲,连天蔽江,威势极盛,莫不胆破魂飞。

    于是采纳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之计,向王氵睿递上降表说:“吴郡孙皓向您叩头请死罪。

    昔日汉室失控,九州分裂,我先人乘机占有江南,遂恃山河险阻,与魏乖离对峙。

    大晋建国,德被四海,愚昧卑劣之人,偷安于一隅,不知天命。

    至于今天烦劳您的六军,风餐露宿,远临江边。

    吴人举国震惊,命存片刻之人,尚思攀缘天朝得宽宏光大之恩。

    谨遣私署太常张夔等送上所佩玺绶,委身以待处分。”三月十五日王氵睿,进入石头城。

    孙皓准备了亡国之礼,驾着素车白马,袒露肢体,缚住双手,衔璧牵羊,大夫穿着丧服,士人抬着棺材,率领着伪太子孙瑾、孙瑾弟鲁王孙虔等二十一人,到达军营门前。

    王氵睿亲自为孙皓松绑,接受了玉璧,烧掉了棺材,将孙皓送往洛阳。

    王氵睿收了吴的图书簿籍,封了府库,军中无所私获。

    武帝派遣使者慰劳王氵睿军。

    当初,武帝下诏书使王氵睿攻下建平以后受杜预调度,到秣陵后受王浑调度。

    杜预到江陵,对诸将帅说:“如果王氵睿能攻下建平,则可顺流长驱东下,威名显赫,不应受我的制约。

    如果不能攻下建平,则也无理由去调度他了。”王氵睿到了西陵,杜预给他写信说:“足下能摧毁吴西边的屏障,便当直取秣陵,讨伐数世为患的逃寇,解救吴民于涂炭之中。

    再自江入淮,渡过泗水汴水,溯黄河而上,整军还都,这是旷世未有的盛事啊!”王氵睿大喜,向皇帝上表并呈上杜预的书信。

    王氵睿将到秣陵时,王浑遣使者令王氵睿暂停,到自己军中商量事情,王氵睿张起船帆直往前驶,回报王浑说:“风大,船不能停。”王浑久已打败孙皓中军,杀了张悌等,但按兵不敢前进,而王氵睿乘胜接受了孙皓投降,王浑觉得羞耻而且愤怒,于是向朝廷上表,说王氵睿违背诏命,不受自己调度,对王氵睿进行诬告。

    有司判定要将王氵睿用槛车征召回京,武帝不许,下诏指责王氵睿说:“伐吴是件大事,应有统一军令。

    以前有诏使将军受安东将军王浑调度,王浑思谋深远稳重,按兵等待将军。

    为何径直前行,不听王浑命令,违背制度,不明利害,甚失大义。

    将军的功勋,铭刻朕心,应当按诏书行事,以维护王法尊严,而在战事将终时,恃功肆意而行,朕将何以行令于天下!”王氵睿上书解释说:“臣以前接到的《庚戌诏书》上说:‘军人乘胜利之机,应当再鼓勇气,顺流长驱而下,直捣秣陵。

    ’臣受诏之日,即便东下。

    以前还接到诏书说:“太尉贾充全面指挥各路军,镇东大将军司马亻由及王浑、王氵睿、唐彬等,都受贾充调度。”没有令臣受王浑调度的文字。

    臣自到达巴丘,所向披靡,知道孙皓已至穷途末路,势必无处逃窜。

    十四日到达牛渚,离秣陵二百里,预先对军队作了部署,为攻取贼都城作调度。

    到了三山时,见王浑军在北岸,送书与臣,要我暂时过访他,共同商量事情,也没有谈到臣当受他调度之意。

    臣之水军顺流迅猛如风,欲乘势直捣贼城,加之预先布署好的队列次序,无法在中流回船靠岸过访王浑,这样会使船队首尾断绝。

    过了不久,孙皓遣使者请求投降。

    臣即回王浑书信,并将孙皓降书抄给王浑,使他迅速过江,我在石头城等他。

    我率领的军队中午到秣陵,日暮时才接到王浑关于我要受他调度的符命,并令臣于十六日率所有军队,转来包围石头城,防备孙皓逃跑。

    又索要蜀兵及镇南诸军人名单预期相见。

    臣以为孙皓已来都亭伏罪,无理由再去围那个空城,又与军人相见,不可仓促,这都不是当今的急务,不能执行。

    宫中诏令认为臣轻视抛弃朝中制度,擅自行动,不受约束。

    伏读严诏,惊恐战忄栗,手足无措,不知所为。

    岂只老臣恐惧焦急,三军上下尽都丧气。

    臣受国家之恩,任重事大,常恐不能完成陛下的托付,辜负圣朝。

    故投身死地,转战万里,蒙受圣上宽恕之恩,授予权柄,得以临战指挥。

    因而凭赖陛下威灵,幸而获胜,都是陛下神机妙算,运筹庙堂之功。

    臣不过承受旨意,效鹰犬捕捉之劳罢了,有何功勋而敢恃功肆意妄为,哪敢不顾国家利益而违背圣诏。

    臣于十五日到达秣陵,而诏书于十六日从洛阳发出,其间路途遥远,因而没有及时到达前线,与前线行动不相衔接,那么臣之罪责应蒙考察宽恕。

    假令孙皓尚能螳臂挡车,而臣孤军轻进,有所亏丧,这是可以加罪的。

    臣所统八万余人,乘胜席卷东吴。

    孙皓已经众叛亲离,没有羽翼护卫,孤独一人,连妻子儿女也不能庇护,鼠雀尚且贪生,他只是乞求一条活命而已。

    而江北诸军不知道孙皓的虚实,不敢早日进军缚取,造成小小失误。

    臣军一到,便俘获孙皓君臣,诸军更是怨愤不平,并说自己守住吴贼已有百日,而胜利果实被他人得去,言语杂沓,不值一听。

    考查《春秋》所载事理,大夫出使于他国,犹可以专断决事。

    臣虽愚蠢,也认为侍君之道,只应该竭智尽忠,奋不顾身,量力而接受任务,临事而相机指挥,如果有利于国家,则生死亦不顾及。

    如果为了避免责任事故而瞻前顾后犹豫猜疑,这是人臣不忠于国家只顾私利的表现,实非明主社稷之福,臣不自量力,不顾人鄙才劣,献出一片赤心,宁愿肝脑涂地,以尽股肱之力,加以忠贞不贰之志,必欲扫除凶逆,澄清宇宙,统一天下,令圣朝之兴隆可以和唐虞相比。

    陛下既粗知臣憨直之心与效力国家的诚意,因而授给臣统领一方的重任,将征讨东吴的大事委托给臣。

    虽是燕昭王之信任乐毅,汉高祖之信任萧何,也不会超过陛下对臣的信任。

    臣受恩深重,献出生命也不足报答,而因性情愚顽粗疏,举动不当。

    陛下宽大施恩,仅只加以责备,惶恐不安,无地自容,我只是希望陛下了解臣的一片赤心罢了。”王浑又向皇帝呈报周浚的书,说是王氵睿军得了吴的宝物,王氵睿又向皇帝上表说:接到《壬戌诏书》,及下发安东将军王浑所上扬州刺史周浚的书,认为臣诸军得了孙皓的宝物,又说牙门将李高放火烧了孙皓的伪宫。

    写了公文上报尚书,列出事情本末经过。

    又听说王浑追查陷害大臣。

    臣生性愚忠,行事举动,只凭自己的信念,目的是不辜负陛下的圣明而已。

    关于秣陵的事,前次上表已经说明,而把正直之人说成丑恶,确实大有人在,他们虚构谗言,罗织罪名,公然猖獗于圣世,颠倒人间黑白。

    奸邪之人危害国家,自古都是如此。

    费无极使楚国破败,太宰..使吴国灭亡,石显使汉朝丧乱,都记载于史册典籍,为后世所警戒。

    战国时乐毅伐齐,攻下七十余城,而终于遭受谗言,避祸出奔。

    魏将乐羊伐中山,得胜归来时,毁谤他的书表积了一筐。

    况且臣愚顽粗疏,怎能避免奸人的诬陷?然保全性命的希望,实仰赖陛下圣哲英明,使渐进的谗言不能得逞。

    然而臣孤独一人,朝中没有知己相援,长期任职于边远州郡,人缘关系断绝,而又与权门豪族结下怨恨。

    身如累卵之危,又当雷霆之击;犹如初生之犊,处于豺狼之路,其被吞食,哪有抗争之力!触犯君主,其罪尚可挽救,为贵臣嫌恶,则有不测之祸。

    所以汉代的朱云直言犯上,拉断殿上栏杆,敢动人君的逆鳞,后来辛庆忌营救他,终被成帝赦免。

    萧望之、周堪触犯石显,虽满朝叹惋,而终不免一死,这是臣所最害怕的。

    今王浑的党羽宗族内外亲戚,皆盘根错节,都处在当世显位。

    听说他派遣一批人到洛阳,专门制造事端,花言巧语,迷惑视听。

    曾参不是杀人的人,尽人皆知,然而三个人接连说曾参杀人,他母亲也就相信,投下织梭而出走。

    今臣之信誉不如曾参显著,而谗言沸腾,远非三夫可比,内外之人推波助澜,如梁五、东关五之应骊姬。

    猛兽当路,麒麟恐惧,何况臣势弱力单,能不念之令人战忄栗。

    伪吴君臣都还在世,可以向他们查验宝物的情况,弄清虚实。

    据前伪中郎将孔摅说,二月间武昌失守,水军即将到来。

    孙皓巡视石头城后回宫时,左右的人都舞刀大声叫喊道:“我们要为陛下决一死战。”孙皓心中大喜,认为将士必能如此,便拿全部金银财宝,赏赐给将士们。

    谁知这些小人不讲信义,都带着所得财宝逃走,孙皓害怕,才谋划投降。

    请降的使者刚离开,左右的人又抢劫财物,掳掠宫女,放火烧宫。

    孙皓逃窜,惟恐不能脱身,臣到了那里,才派遣参军及主事者救灭了火。

    周浚在臣之前于十六日入孙皓宫,当时臣派遣记室吏前往查看图书文籍,被周浚逮捕起来。

    若吴宫有遗留财宝,则为周浚所得,不应嫁祸于后到之人,以求免除自己的罪责。

    臣以前军至三山时,接到周浚的书信,信上说:“孙皓散发财宝赏赐将士,府库大致成为空虚。”而今天又说“装金银的箱笥,常以万计”并疑为臣所得。

    说话颠三倒四,毫无次序。

    臣又与军司张牧、汝南相冯..等共同进入孙皓宫查看,宫中连坐的席子都没有。

    后日又与张牧等到孙皓的船上查看,王浑也是比臣早一天上过孙皓的船。

    船上的东西,王浑都见到了。

    臣之行踪,都在王浑之后,若有宝货,应该是王浑拿去了。

    又臣带兵素来严谨,士兵不得擅自离开部伍阵列。

    在秣陵的各路军,共二十万。

    臣军先到,主持当地事务,百姓之心都归附并寄望于臣,臣严令所属军队,秋毫无犯,买卖东西,都有同伍人同行作证,以券契公平交易,有的违犯此令,臣已斩了十三人,这都是吴人所知道的。

    其他军队纵横交错,有的冒称臣的军人,而臣的军士相貌都为蜀人,幸而可以以此区别。

    难道周浚的将士都像伯夷叔齐那样清廉,而臣的将士都像盗跖那样横暴吗?当时有八百多人,攀缘石头城劫取布帛,被臣之牙门将军马潜当场捕获二十余人,并写上其督将的姓名,移交给周浚,使他们自己按条科处理,然而却没有处理结果的消息,臣怀疑周浚故意将这些人放走,以断绝线索。

    又听吴人说,张悌和晋军交战时,被晋军杀死的士兵才二千人,而王浑、周浚却在布告上说所杀以万计。

    把吴刚的儿子升为主簿,派遣吴刚到洛阳,想让吴刚虚报所斩首级的数目。

    此事可具体询问孙皓及其诸臣,就会知道确切详情。

    如果确实像传闻的那样,则周浚等如此虚诈,连陛下都要欺骗,怎会顾惜臣呢!他们说臣屯聚蜀人,不及时将孙皓送往洛阳,有图谋造反的情状。

    又恐吓煽动吴人,说臣准备把他们全部杀掉,掠取他们的妻子儿女,希望吴人作乱,以发泄其私愤。

    谋反的罪名,尚敢妄加于人,其他毁谤之言,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

    王浑给臣下的判断是“本是瓶磬一样的小器物,却蒙受国家厚恩,频繁提拔,遂使职务超过他的才能”。

    王浑这话才是确切的,自我审视,感到惭愧忧惧。

    今年平吴,确实是值得庆幸的大事,我自己受牵累而有过错,没有像孟侧那样入门鞭马,将殿后之功推之于马慢的谦虚品质,致使人才济济的大晋朝廷产生谗邪之人,有损于我朝庄重和睦之风和陛下的美德。

    由于臣生性顽愚粗疏,造成此种结果,上表之际,惶恐汗流,言无伦次。

    王氵睿到京都后,有司上奏,说王氵睿所上的表不写明前后七次接到诏书的月日,又赦免后违诏不接受王浑调度,犯大不敬罪,应交付廷尉治罪。

    武帝下诏说:“王氵睿开始接受率兵直抵秣陵的诏书,以后才又下诏让他受王浑调度。

    诏书在途中滞留,没有按时到达,这种情况与不受诏同样看待,于理是不通的。

    王氵睿没有及时上表说明王浑向他宣布诏书的情况,这是应当责备的。

    王氵睿有征伐灭吴的功劳,一点小错不足以掩盖他的大功。”有司又奏,王氵睿被赦免后,烧毁贼船一百三十五艘,应下令交付廷尉追究责任。

    武帝下诏说:“不要追究。”拜王氵睿为辅国大将军,领步兵校尉职务。

    旧制只设步兵五营,新置一营是从王氵睿开始的。

    有司又上奏,辅国将军按位次不是很显达的官,应不配置司马,不供给官骑。

    武帝下诏按外镇将军的标准,供给五百大车,增兵五百人组成辅国营,供给亲骑一百人、官骑十人,配置司马官。

    封为襄阳县侯,食邑一万户,儿子王彝封为杨乡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赐绢一万匹,又赐衣一套、钱三十万及一些食物。

    王氵睿自以为功大,而被王浑父子及豪强所压抑,多次被有司上奏弹劾,每次进见武帝时,总要陈说自己征伐的劳苦,及被诬告冤屈的情状,有时显出愤愤不平的样子,退出时不向武帝告辞。

    武帝每次都宽恕他。

    益州护军范通,是王氵睿的外亲,对王氵睿说:“卿的功业是盛大的,可惜有这大功业的人未能尽善。”王氵睿说:“这话什么意思?”范通说:“卿凯旋归来之日,应该戴上隐士的角巾,回到私宅,口不言平吴之事,若有人问及此事,您就说:‘平吴全凭圣主之德,群帅之力,老夫哪有这种力量呢!’如能这样,那么颜回老聃之不夸其德,汉龚遂‘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功’的雅对,又怎么能胜过您呢!这就是蔺相如所以能让廉颇屈服的原因,王浑对此能不惭愧吗?”王氵睿说:“我开始害怕会发生类似邓艾灭蜀而被杀的事情,怕灾祸及身,不得不说,也不能把话藏在胸中,这是我的偏激啊。”当时的人都认为王氵睿功劳大而封赏轻,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县令李密等,一起上表诉说王氵睿受委屈。

    武帝才迁王氵睿为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

    王浑到王氵睿家里去,王氵睿安排卫士严加戒备,然后才接见,他们两个就是如此互相猜疑防备。

    王氵睿平吴之后,因功高位重,不再守俭素之业,于是食则佳肴,衣则锦绣,纵情奢侈享受。

    他所征召引荐的,多是蜀人,表示不遗故旧。

    后来又转王氵睿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如故。

    太康六年(285)死,终年八十岁,谥号为武。

    葬于柏谷山,大肆营造坟墓与陵园区,围墙周长四十五里,每面别开一门,松柏茂盛。

    儿子王矩继嗣。

    山涛传山涛字巨源,河内怀县人。

    父亲山曜,是宛句县令。

    山涛早年丧亲,家中贫困。

    少年即有器量,独立不群。

    喜好《庄子》、《老子》,常隐居乡里,掩盖自己的志向才能。

    与嵇康、吕安为友,后又遇阮籍,常在一竹林中交游,志趣契合,为莫逆之交。

    嵇康后来被治罪,临死前对儿子嵇绍说:“有巨源在,你就不会孤独无靠了。”山涛年四十岁才进入仕途,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

    被举为孝廉,州里征召为河南从事。

    曾与石鉴共宿,夜里起来用脚踢一下石鉴,对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在睡!知道太傅司马懿称病卧床是何用意吗?”石鉴回答说:“宰相三次不上朝,给他个尺把长的诏书让他回家就是了,你何必操心呢!”山涛说:“咄!石生不要在马蹄间来往奔走啊!”于是丢掉官吏用的信符走了。

    不到两年,果然发生司马懿杀死曹爽的事件。

    山涛遂归隐不问世事。

    山涛与司马懿夫人宣穆张皇后是中表亲,因而能见景帝司马师,景帝说:“当今的吕望是想做官吧!”命司隶举山涛为秀才,授郎中职。

    转为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

    很久以后,又拜为赵国相,迁为尚书吏部郎。

    文帝司马昭给山涛写信说:“足下任职清明,高雅之操超群出世。

    顾念家中贫乏,今送去钱二十万,谷二百斛。”魏主曾赐景帝春服,景帝转赐给山涛,又因山涛母亲年老,赐给藜杖一根。

    晚年与尚书和荄交友,又与钟会、裴秀亲近。

    因钟、裴二人争权夺利,山涛不偏不倚,处于中间,二人都从山涛那里得到好处而对他无恨。

    后迁为大将军从事中郎,钟会在蜀作乱,文帝将西征。

    当时魏氏诸王公都在邺,文帝对山涛说:“西边的事我亲自去处理,后方的事诚心委托于您。”以本官行军司马职务,拨给亲兵五百人镇守邺。

    魏元帝咸熙初年(264),封为新沓子。

    转为相国左长史,统领别营兵。

    当时文帝认为山涛是乡闾中素有德望的人,命太子拜见他。

    文帝将齐王司马攸过继给景帝,平时又看重司马攸,曾问裴秀道:“大将军开国建业,未成而亡,我只是继承他的事业,故欲立司马攸为太子,以归功于兄长,怎样?”裴秀认为不可。

    又以此事问山涛,山涛回答说:“废长子立少子,违背礼制,是不吉祥的。

    国家的安危将由此事决定。”于是才定下司马炎为太子。

    太子亲自拜谢山涛。

    晋武帝司马炎受魏主禅让即位,任山涛为大鸿胪,护送陈留王到邺。

    泰始初(265),加奉车都尉,晋爵为新沓伯。

    羊祜执政时,有人要陷害裴秀,山涛厉言正色保护裴秀,因此不合一些权臣之意,出任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

    冀州风俗鄙薄,无推贤荐才之风。

    山涛鉴别选拔隐逸之士,查访贤人,表彰或任命三十多人,都显名于当世。

    山涛受到百姓士人的仰慕推崇,当地风俗也为之改变。

    又转为北中郎将,督邺城守备事。

    又入京为侍中,迁为尚书。

    因母老请求辞职,皇帝下诏说:“君虽心在奉养老母,然而职务有上下公私之分,家中早晚有人侍奉医药,君当暂割情爱,以兴一心在公之德。”山涛决心退出官场,表疏上了几十次,皇帝很久才答应了他的要求,授议郎职衔回府第。

    武帝因山涛清贫俭约,无法供养家人,特别供给每日膳食,加赐床帐被褥。

    礼遇厚重,时人莫能与比。

    后任命为太常卿,因疾病没有就职。

    遇母丧,回乡里。

    山涛年过七十,守丧超过常礼,亲自背土堆坟,亲手植松柏。

    皇帝下诏说:“我所以行教化于天下,是靠授贤者以官职。

    当今风俗衰败,人心尚于竞进,应当分明善恶,以退让之风镇之。

    山太常虽在居丧,意志不可勉强改变,而当今国家任务繁多,怎能遂自己心愿呢!现以山涛为吏部尚书。”山涛以母丧身病为由辞让,表章情意恳切,遇元皇后死,勉强扶持还洛阳。

    为诏命所逼迫,勉强就职。

    前后荐拔的人遍及京师和州郡,都是有用的人才。

    咸宁初(275),转为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授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

    因年老有病,坚意辞让,上表陈情。

    上章表数十次,很久没有就职理事,左丞白褒奏山涛违诏。

    武帝说:“山涛因病自求辞职,只是没有听从他的要求罢了。

    如山涛用人不当而坐罪是可以的,何必上下动手,颠倒轻重呢?不得再追究此事。”山涛内心不安,上表谢罪说:“自古以来行王道者守正而已。

    陛下不能因为一个老臣而改变国法,臣有何心向皇上陈辞。

    请照白褒所上之表处置,以显示不枉刑法。”武帝又下手诏说:“白褒所奏是虚妄的,我所以未追究他的责任,是我不喜欢动辄发怒,你是明智而有度之人,哪能介意呢!应当就职理事,不让他们再上章表就是了。”山涛决心引退,因为堂弟媳发丧,就回外舍。

    皇帝下诏说:“山仆射近日暂时出居,因有所操劳而未还,这不是我坐侧席而待贤的意思。

    现派遣丞掾奉旨告谕,若身体尚未康复,便坐舆车抬回府寺。”山涛辞让不能获准,才就职理事。

    山涛再次任职十余年,每逢官位有缺,山涛总选几个备用的人,看到诏旨倾向于某一人,然后明言上奏,先将皇帝所想用的人提出,所以皇帝所想用的人,有时没有先提出来,众人不了解详情,认为是山涛凭自己的意愿用人。

    有人在武帝面前说山涛的不是,故武帝亲手写诏告诫山涛说:“用人的标准是有才,不遗漏疏远孤贱而有才的人,教化才能行于天下。”而山涛还是照样行事。

    一年以后,众人的意见才平息。

    山涛所荐拔上奏的人物,列名成册,当时称《山公启事》。

    山涛在朝处于各派中间,晚年值杨皇后亲党专政,不愿用杨氏,多次讽谏皇帝,皇帝虽领悟其意而不能改正。

    后来因年迈病重,上疏告退说:“臣年近八十,苟延残喘于旦夕,若对国家还有毫末之益,怎能留余力于盛世。

    迫于衰老,不能再负重任。

    当今四海无事,天下思从教化,从民心而行无为之政,百姓自能正己。

    只是应当崇尚风教以使民俗归厚罢了,陛下又有何事可做。

    臣耳聋目昏,无力奋进。

    君臣父子之间无须掩饰,因而直陈愚情,望答应我的请求。”于是摘下帽子,赤脚徒步送还印绶。

    皇帝下诏说:“天下事还多,加之吴国初平,各项事业都处于草创阶段,应当共同尽力以化成天下。

    君不识往日我留君之深意,而以小疾为由求退,这不是我希望于你的啊!朕犹坐于侧席而待贤者,未得垂衣拱手而治天下,君何能引退而求高尚之名呢!应当倡导至公无私之心,不要再做那追求虚名的烦琐之事。”山涛上表苦苦求退,皇帝又下诏不许。

    尚书令卫馞上奏说:“山涛因有小疾,久不履职。

    频繁下诏,还不服从诏命。

    朝中议论以为这样不能成全他的高尚之节,也违背在职为公的要求。

    若山涛病情沉重,也不宜居官位。

    可免去山涛官职。”皇帝下诏给卫馞说:“山涛有德操,素为众望所归,而深心退让,十分恳切。

    故连续下诏,必求改变他的主张,以匡扶朝廷,弥补缺漏。

    主事者不明诏书深意,反而加以曲解,这有损于崇贤之风,给我加上轻贤无德之名,怎能给远近之人做出表率呢?”山涛不得已又就职理事。

    太康初(280),迁为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选如故。

    山涛因年老身病坚决要求辞职,皇帝亲手写诏说:“君之道德为世人楷模,况先帝已识君高远之志。

    我将依靠你以使风俗淳厚,为何要舍弃朝政以求高名呢!我的至诚之心还不足以使你明白吗?为何上表的言论是那样恳切。

    应当及时自勉,以慰我深切之望。

    你不改变引退之志,朕将卧不安席。”山涛又上表坚意辞让,皇帝不许。

    平吴之后,武帝下诏罢除天下兵役,表示海内平安无事,州郡都解散军队,大郡设置武吏一百人,小郡设五十人。

    武帝曾在宣武场讲武,山涛当时有疾,皇帝下诏乘坐人拉的辇车跟从。

    山涛当时与卢钦讨论用兵之本,认为不应该废除州郡武备,他的论点很精湛。

    当时人们都以为山涛虽不学孙、吴兵法,而其论兵暗与兵法合,武帝称赞说:“真是天下之名言啊!”然而却不能用。

    惠帝永宁(301～302)之后,多次发生事变,盗贼蜂起,各郡国都因无军备而不能制止,于是导致天下大乱,果如山涛所言。

    后拜为司徒,山涛又坚意辞让,皇帝下诏说:“君年迈而德高,是朝中元老,因而授给君台辅之位,而君崇谦让之远名,反复推辞,令我心中忧虑。

    君当坚持始终,辅助朕身。”山涛又上表说:“臣侍奉天朝三十余年,对德政教化无毫厘功效。

    陛下私心爱臣不已,枉授三司之任。

    臣闻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则上有败坏国事之祸,下有损伤家庙祖宗之咎。

    愿陛下念累世君臣之恩,乞求骸骨以归故里。”皇帝下诏说:“君辅助朝政,保护治理皇家,匡扶之功,为朕所依赖。

    司徒之职,实掌国家教化,因而敬授予你,以满足群臣百姓之望,怎能只顾谦让而贬低自己呢!”武帝下令不准山涛再上章表辞职,使者把印绶交给卧病在床的山涛。

    山涛说:“将死之人,怎能玷污官府呢!”病卧舆车归家。

    太康四年(283)死,终年七十九岁。

    皇帝下诏赐棺木朝服各一具、衣一套、钱五十万、布百匹,以供丧事之用,策命追赠司徒蜡印紫绶、侍中貂婵、新榻伯蜡印青朱绶,用太牢祭祀,谥号为康。

    将葬时,又赐钱四十万、布百匹。

    左长史范晷等上奏说:“山涛旧宅第仅有屋十间,子孙多,容纳不下。”武帝为山涛家建了住宅。

    当初,山涛为布衣,家境贫困,对妻子韩氏说:“忍住饥寒,我以后当登三公之位,但不知你能做三公夫人否!”做高官之后,仍正派节俭,虽爵同千乘之君,不畜婢妾,俸禄赏赐,都散给亲戚故人。

    当初,陈郡袁毅曾为鬲令,性贪而行污,贿赂公卿而求称誉。

    也送给山涛丝百斤,山涛不愿拒受而异于人,便收下藏于阁楼上。

    后来袁毅的事被揭发,用槛车送京师廷尉受审,凡受贿的人都被检举。

    山涛就取出丝交给办案的官吏,丝上积满尘土,封条印章未动。

    山涛饮酒八斗才会醉,武帝想试他的酒量,准备了八斗酒让山涛喝,而暗地又添一些酒,山涛喝八斗就不再喝了。

    山涛有五个儿子:山该、山淳、山允、山谟、山简。

    王戎传王戎字浚冲,琅王牙临沂人。

    祖父王雄,是幽州刺史。

    父亲王浑,是凉州刺史、贞陵亭侯。

    王戎幼年聪明伶俐,神彩秀美。

    能视日而目不眩,裴楷见了他仔细审视一番说:“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六七岁时,在宣武场看戏,猛兽在槛笼中怒吼震地,众人都奔走退避,王戎却站着不动,神色如常。

    魏明帝在阁上看到后,称赞王戎是奇童。

    王戎曾与群儿在道旁游玩,见李树上有很多果实,群儿争着去摘取,王戎却不去,有人问他为何不去,王戎说:“树在道旁而多果实,果实必定是苦的。”取来一尝,果然是苦的。

    阮籍与王浑是朋友。

    王戎十五岁时,随父在官署。

    王戎比阮籍小二十岁,而阮籍与王戎交为朋友。

    阮籍每次到王浑那里去,与王浑见一面就离去,找王戎交谈,很久才出来。

    对王浑说:“浚冲清虚可赏,不是像您这样的人,与您谈话,不如与阿戎谈话。”王浑死于凉州时,故吏捐赠数百万钱助丧,王戎没有接受,从此出名。

    王戎身材短小,坦率而不注重仪表,为人健谈,善于提出话题,并能抓住谈话的要领,朝中贤士曾于三月上巳节在洛水旁游玩洗濯,有人问王济说:“昨日郊游有何谈论?”王济说:“张华善说《史记》《汉书》;裴危页论前人言行,滔滔可听;王戎谈子房、季札之类的事,超然玄虚。”王戎就是这样受到鉴识者的欣赏。

    王戎曾经与阮籍共饮,当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座,阮籍因为酒少,斟酒时没有给刘昶斟,刘昶也不怨恨。

    王戎觉得奇怪,以后问阮籍道:“刘昶是什么样的人?”阮籍回答说:“胜过公荣的人,不可不给他酒喝;不如公荣的人,不敢不与他共同喝酒;只有公荣可以不给他酒喝。”王戎经常与阮籍等在竹林游玩,有一次王戎来晚了。

    阮籍说:“俗物又来败人兴致。”王戎笑着说:“你们的兴致看来很容易败了。”钟会将伐蜀,拜访并告别王戎,问王戎有何计灭蜀。

    王戎说:“道家有句话叫‘为而不恃’,成功并不难,保持成果就难了。”及钟会被杀,议者以为是知人之言。

    王戎继承父亲的爵位,召为相国掾,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因遣吏修园宅论罪,应免官,皇帝下诏作赎罪处理。

    迁为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受诏命伐吴。

    王戎派遣参军罗尚、刘乔为前锋,进攻武昌,吴将杨雍、孙述、江夏太守刘朗各率众向王戎投降。

    王戎率大军到江边,吴牙门将孟泰献蕲春、邾二县投降。

    吴平以后,晋爵安丰县侯,增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

    王戎渡江安抚新附吴民,宣扬晋室威德恩惠。

    吴光禄勋石伟为人正直,不为孙皓所容,称病回家。

    王戎赞扬他的清刚之节,上表向皇帝推荐,皇帝下诏拜石伟为议郎,以二千石爵禄终其身。

    荆州百姓悦服王戎,征召为侍中。

    南郡太守刘肇送给王戎五十端名叫筒中的细布以行贿,被司隶纠察弹劾,因王戎知道是贿赂未曾接受,才没有治罪,然而议论者认为这也是王戎的过错。

    武帝对朝臣们说:“王戎的行为,怎能算怀私苟得,正是以不贪欲异于他人罢了。”武帝虽这样替王戎解释,仍为清廉谨慎者所鄙视,由此名声受损。

    王戎任职虽然没有特殊才能,而庶政料理得好。

    后迁为光禄勋、吏部尚书,因母丧离职。

    王戎孝心至诚,但不拘礼制,守丧期间饮酒吃肉,或看下棋,而容貌憔悴,持杖才能行路。

    裴危页前往吊唁,对人说:“如过于悲痛会毁伤身体,浚冲不免被讥为毁性。”当时和峤也为父守丧,守正常礼法,量米而食,而哀痛毁身不及王戎。

    武帝对刘毅说:“和峤守丧损身,超出礼制,使人忧虑。”刘毅说:“和峤虽卧草苫而食米粥,那是惜生之孝,至于王戎,是所谓死孝,陛下当先为王戎忧虑。”王戎先前有呕吐病,居丧期间病情加重。

    武帝派医生为他治疗,并赐给药物,又使他断绝宾客。

    杨骏执政时,王戎拜为太子太傅。

    杨骏被杀之后,东安公司马繇专断刑赏,威震内外。

    王戎告诫司马繇说:“大事件之后,考虑问题要深远些。”司马繇不听,果然遭祸。

    后转为中书令,加光禄大夫,给恩信五十人。

    又迁为尚书左仆射,兼吏部职。

    王戎开始定甲午制,凡选拔人才,先让被选者治理百姓,然后授官擢用。

    司隶傅咸上奏弹劾王戎说:“《尚书》上说:‘三年一次考核官吏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即可升优退劣。

    ’今内外群官,任期不到一年,王戎即奏请召还,既未定其优劣,就加以更换,送旧迎新,不绝于道路,巧伪奸诈之事由此产生,妨害农业和政事。

    王戎不依据尧舜经典行事,而举动浮华,毁坏风俗,不但无益,且有大害。

    应免除王戎的官职,以使风俗敦厚。”王戎与贾充及郭氏通亲,故未作处理。

    不久转为司徒,以为王政将要颓败,与权臣苟合求容,时值愍怀太子被废,王戎无一句匡谏之言。

    裴危页是王戎的女婿,裴危页被杀,王戎被牵连免官。

    齐王司马礒起义兵讨司马伦,孙秀将王戎囚于京城内,司马伦之子欲取出王戎作军司。

    博士王繇说:“浚冲谲诈多端,哪肯为少年所用?”于是不用。

    惠帝回宫复位,以王戎为尚书令。

    接着河间王司马..遣使者说服成都王司马颖,将共讨齐王司马礒。

    讨伐的檄文到京师,司马礒对王戎说:“孙秀作乱,天子被幽禁威逼,我纠合义兵,扫除元恶,尽臣子之节,这是神人共知的。

    二王听信谗言,将成大难,当依赖您之忠谋,以调和争执。

    卿可为我筹划对策。”王戎说:“公首倡义兵,安定晋室大业,立国以来,未有此人。

    然而论功行赏,漏掉有功之人,因而朝野失望,人怀异心。

    今二王有甲兵百万,其锋不可抵挡,您若舍弃权柄,以齐王身份回府第,可以保持原来爵禄。

    委权于他人,得崇让之名,这是求全身之计。”司马礒的谋臣葛韄发怒说:“自汉魏以来,王公失势回府第,有能保全妻子儿女的吗?发此议论者当斩。”于是百官震惊,王戎伪装药性发作掉进厕所,才免于遭祸。

    王戎以为晋室已乱,仰慕春秋蘧伯玉的为人,随波逐流,无刚直之节。

    自从掌选才任官之职,不曾擢拔出身寒微之士,退黜徒有虚名之人,只是随时势而沉浮,在官门中选官调职而已。

    不久拜为司徒,虽总三司之权,而委事于僚属。

    常私人乘小马从便门出去游玩,见到他的人不知他是三公。

    他原来的属下官吏多升为大官,路上遇到他就要避开。

    为人好兴财利,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货物,聚钱财,不计其数,常自执算筹,昼夜计算,常嫌不足。

    又很吝啬,自己舍不得吃穿,天下人都说这是他的不治之症。

    女儿出嫁给裴危页时,向他借钱数万,很久没有归还。

    回娘家时王戎很不高兴,女儿赶紧把钱还给他,这才高兴起来。

    一个侄儿要结婚,王戎送给他一件单衣,结婚后又把这件单衣要回来。

    家里有好品种的李树,常卖李果,怕别人得到种子,卖时总在果核上钻个孔。

    因为这些,常被世人讥笑。

    以后跟随惠帝北伐,王师在荡阴溃败,王戎退到邺,又随惠帝回洛阳。

    惠帝被逼西迁长安,王戎出奔到郏。

    在危难中曾亲自与乱军交锋,冒白刃之险,然而谈笑自若,未尝有惧色。

    有时召集亲故宾友,欢娱终日。

    惠帝永兴二年(305)死于郏县,终年七十二岁,谥号为元。

    王戎善于鉴识人的品德才能,认为山涛如璞玉浑金,人人都羡慕其为宝,但不知可以做成何器;王衍神姿高远,如瑶林玉树,自然是尘世以外的人物。

    认为裴危页拙于用其长,荀勖善于用其短,陈道宁如长竿磢磢高挺。

    族弟王敦有高名,王戎讨厌他,王敦每次去看望王戎,王戎总是假托有病不见他。

    王敦后来果然叛乱。

    王戎就是这样能鉴识人品,有先见之明。

    一次经过黄公酒垆下,回头对后车上的门客们说:“我昔日与嵇叔夜、阮嗣宗在此酣饮,在竹林一起游玩的朋友我也算最末一个。

    自嵇、阮去世,我便为时务所缠扰,今日旧物都在眼前,而人却如远隔山河了。”当初,孙秀为琅王牙郡吏,要求同乡名士对他进行品评称誉。

    王戎的从弟王衍不愿评,王戎劝王衍还是评了好。

    及孙秀得志,朝士中与他有宿怨的都被杀,而王戎、王衍获免。

    王戎的儿子王万,也有好名声,从小就非常肥胖,王戎叫他吃糠,然而更加肥胖。

    十九岁就死了。

    有庶生子王兴,不为王戎所重,以从弟阳平太守王忄音的儿子继嗣。

    王衍传王衍字夷甫,神态俊秀,风姿高雅。

    儿时曾到山涛家,山涛见了感叹良久,王衍离去时,山涛望着他的背影说:“哪个老妇,生出这样可爱的孩子,然而给天下百姓留下祸害的,未必不是此人。”父亲王磖,为平北将军,曾经有公事要见皇帝,让传递表奏的官列表上报,没有得到批复。

    王衍十四岁,当时在京师,就去拜访仆射羊祜,陈述此事的情状,言辞清晰善辩。

    羊祜德高名重,而王衍尚是幼年,无屈下怯弱之色,众人都觉奇异。

    杨骏想把女儿嫁给他,王衍以杨骏品德不好为耻辱,假装疯癫,才推脱此事。

    武帝听说王衍的名声,问王戎道:“王夷甫可以和当世的哪个人相比?”王戎说:“当今还没有看到能和他相比的人,应当从古人中去找。”泰始八年(272),武帝下诏推荐有奇才可以安定边郡的人,王衍开始就喜欢谈论纵横之术,所以尚书卢钦就推荐他做辽东太守。

    王衍辞不就职,于是不再谈论世事,只是吟咏玄虚。

    曾因在宴会上惹怒了一个族人,族人举起盘子,甩在王衍脸上。

    王衍沉默无言,拉着王导共坐一辆车子离去。

    然而心中总觉不平,在车中拿出镜子照了照,对王导说:“你看我的目光却在牛背上了。”父亲死于北平,安葬甚厚,加之亲戚朋友向他借的债也都放弃不收,数年之间,家中资产用尽,便移往洛阳城西田园中居住。

    后为太子舍人,迁为中书郎。

    又出补元城令,终日清谈,也处理政务。

    入京为中庶子、黄门侍郎。

    魏正始年间(240～249),何晏、王弼等继承发扬《老子》、《庄子》思想,提出论点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这东西,可以揭开万物的规律,使人事各得其宜,它是无处不存在的。

    阴阳依赖它以化成万物,万物依赖它以生成有形之体,贤者依赖它以修成自己的美德,不肖者依赖它可以免除灾祸。

    所以无大有用于人,无爵即可以大贵了。”王衍很推崇这种理论。

    只有裴危页认为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写文章加以驳难讽讥,而王衍不予理睬,我行我素。

    王衍既有盛才,又有美貌,聪敏若神,常自比子贡。

    加之声名狼藉,为当世人所注目,擅长玄言,只以谈《老》、《庄》为事。

    常常拿着玉柄尘尾,手与玉柄同色。

    对《老》、《庄》中他认为不妥的义理,随口加以更改,世人号称“口中雌黄”。

    朝野多有趋附者,称为“一世龙门”。

    王衍屡次居显要官职,后进之士,莫不仰慕仿效。

    被推荐登朝入仕的,第一个被称道的就是王衍。

    矜持清高,虚浮荒诞,遂成为一代风气。

    王衍曾有一幼子夭折,山简前去吊唁,王衍悲痛得无法克制,山简说:“怀抱中的小孩,何必这样悲痛呢?”王衍说:“圣人会忘掉情,下等人不知道什么是情,这样看来,情都集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了。”山简很佩服这话说得好,自己也悲痛起来了。

    王衍的妻子郭氏,是贾后的亲戚,倚仗贾后的权势,刚愎贪婪,聚敛财富,从无满足的时候,又好干预他人之事,王衍深为忧虑,但又无法禁止她。

    有个出身乡里做过幽州刺史的人叫李阳,当时是京师的大侠,郭氏平素很怕他。

    王衍对郭氏说:“不但我认为你这样做不对,李阳也认为你不对。”郭氏这才收敛了些。

    王衍憎恶郭氏贪鄙,所以从来不提钱字,郭氏故意试验他是否说钱,令婢女用钱串围绕于床前,使他下床不能走路。

    王衍早晨起来见床下都是钱,对婢女说:“把阿堵物拿开!”他对钱就是这样避而不言。

    后来历任北军中侯、中领军、尚书令。

    他的女儿是愍怀太子妃,太子为贾后诬陷迫害,王衍怕灾祸及身,上表请求离婚。

    贾后被废之后,有司上奏弹劾王衍,奏文说:“王衍曾给司徒梁王司马肜写信,抄写报送皇太子亲手给太子妃及王衍写的信,信中陈说自己被诬陷的情状。

    司马肜拜读,词意恳切悲痛。

    王衍位为大臣,这种不义的行为应当受到指责。

    太子被诬陷而得罪,王衍不能为正义献身守节,马上要求离婚,接到太子的亲笔信,又隐藏起来不敢拿出。

    意在苟且免祸,无忠直之操。

    应严厉追查他的责任,以劝戒为臣之节。

    王衍应受禁锢终身之处分。”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王衍向来轻视赵王司马伦的为人。

    司马伦篡位后,王衍装疯砍死婢女,才得免祸。

    司马伦被杀,王衍拜为河南尹,转为尚书,又转为中书令。

    当时齐王司马礒有匡救国家的功劳,然而专权恣肆,公卿都向他下拜,只有王衍向他作个长揖而已。

    后因病辞职。

    成都王司马颖以王衍为中军师,多次迁升为尚书仆射,兼管吏部,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

    王衍虽身居宰辅重位,然而不把治国放在心中,所考虑的只是如何保全自己。

    劝东海王司马越说:“中国已经大乱,应当依赖地方各镇将领,选择那些文武兼备的人才加以任命。”于是以其弟王澄为荆州刺史,堂弟王敦为青州刺史。

    王衍对王澄王敦说:“荆州有长江汉水之固,青州有背海之险,你们两个在外,我留京师,这就是保证安全的三窟啊。”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这种言行是鄙劣的。

    石勒、王弥侵扰京师时,皇帝以王衍为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抗敌。

    王衍使前将军曹武、左卫将军王景等击贼,打退了贼军,截获敌军辎重。

    迁为太尉,尚书令如故。

    封为武陵侯,王衍辞封不受。

    当时洛阳形势危急,很多人想迁都以避难,而王衍独卖掉车牛,表示不迁,以安定众人之心。

    司马越讨伐苟日希时,王衍以太尉身份为太傅军司。

    司马越死,众人共推王衍为元帅,王衍认为贼寇锋芒正锐,害怕不能敌挡,就推辞说:“我从少年起便无作官的愿望,为朝廷文牒所迫,沉浮于官场,才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当前抗敌之事,怎能让没有军事才能的人去担当。”不久全军被石勒击破,石勒邀王衍会面,称他为王公,并向王衍询问晋失败的原因。

    王衍向石勒陈说了晋发生祸败的原由,说军事计谋不出于自己。

    石勒很喜欢,和他谈了很长时间。

    王衍又说自己从小就不愿干预世事,想避免祸害,因而又劝石勒称帝。

    石勒大怒说:“君名冠四海,身居重位,少壮时即登朝做官,直到白首,怎能说不干预世事呢!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使左右卫士将他扶出。

    石勒对近臣孔苌说:“我走遍天下,还不曾见过这种人,应当让他活否?”孔苌说:“他是晋的三公,一定不会为我们尽力,有什么值得把他看作贵重之人。”石勒说:“只是不能用刀杀他。”于是使人夜间推倒墙把他压死了。

    王衍将死时,望着旁边的人说:“唉!我们这些人虽不如古人,往日若不崇尚虚浮,努力匡扶天下,还不至于有今日之事发生。”死时五十六岁。

    王衍俊秀有美名,倾心于玄虚高远之道,从不言利。

    王敦过江后常称赞王衍说:“王夷甫处在众人中,如珠玉放在瓦石间。”顾恺之作画赞,也称颂王衍如高岩青峰,耸立千仞。

    他就是这样为人们所推崇。

    刘毅传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

    汉城阳景王刘章的后代。

    父亲刘喈,是丞相掾属。

    刘毅幼年孝顺父母,少年即有清刚之节。

    然而好品评人物,王公贵人看到他也有几分惧怕。

    侨居在平阳,太守杜恕请他做功曹,上任后淘汰郡吏百余人,三魏一代的人都称赞他,说道:“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魏末,刘毅被本郡推举为孝廉,征召为司隶都官从事,京都秩序肃然。

    刘毅将弹劾河南尹,司隶不同意,说:“捉兽的犬,鼷鼠在它背上爬。”刘毅说:“既能捉兽,又能杀鼠,这犬有什么不好!”将信符扔掉就走了。

    同郡王基向公府推荐说:“刘毅为人方正刚直,独立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往日在平阳任职,为郡守得力助手,在朝中正色行事,守纲纪而遵绳墨,朱紫分明,郑、卫之声不杂于正音,孝悌之名著于乡里,忠贞之心见于三魏。

    昔日孙阳得骐骥于吴坂,秦穆公拔百里奚于商旅。

    刘毅未遇知己,无由自荐。

    以前已口头告知,今再谨为申请。”太常郑袤举刘毅为博士,文帝司马昭召为丞相掾,托疾推辞,多年不就职。

    当时有人说刘毅忠于魏氏,文帝认为其观望两端而发怒,将加以重罪,刘毅害怕,应召就职,转为主簿。

    晋武帝受禅让即帝位,刘毅为尚书郎、驸马都尉,迁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

    武帝认为刘毅忠贞正直,使他掌谏官。

    后转为城门校尉,迁为太仆,又拜为尚书,因案件牵连免官,咸宁初年(275),复任散骑常侍、博士祭酒。

    转为司隶校尉,纠正豪门贵族的不规行为,京师秩序肃然。

    郡守县令闻风到司部投印绶自首者很多,时人将刘毅比作诸葛丰、盖宽饶。

    皇太子上朝大张鼓乐准备进东掖门,刘毅以为是对皇帝不敬,阻止于门外,上奏弹劾太子太保太傅以下官员。

    皇帝下诏赦免,太子才得入朝。

    武帝曾在南郊祭天,祭礼毕,喟然感叹,问刘毅说:“卿以为朕可以和汉代哪个皇帝相比?”刘毅回答说:“可与桓帝灵帝相比。”武帝说:“我虽不及古人之德,尚能克己为政。

    又平定东吴,统一天下,比作桓灵,是否贬抑过甚。”刘毅回答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由此说来,还是不如桓灵。”武帝大笑说:“桓灵之世,听不到这些话,今天有直臣,所以和桓灵是不同的。”散骑常侍邹湛进言说:“世人谈论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还多有不同者。

    昔冯唐答汉文帝,说文帝不能用廉颇李牧之类的大将,而文帝发怒,今刘毅直言冒犯而陛下欢愉,以此相比,陛下圣德超过文帝了。”武帝说:“我平定天下而不封禅,焚烧雉头裘,行布衣之礼,卿当时不加评论,今天为这个小事,为何这样褒扬过甚?”邹湛说:“臣闻猛兽在田野,凡人都能持矛戈出而击之。

    蜂蝎刺于怀袖,勇夫也会为之惊骇,这是因为出于意外的缘故。

    君臣有天然的尊卑之别,言语自然有逆顺之差。

    刘毅开始说那些话,臣等莫不惊骇变色,陛下发举世罕有之言,出于常人思虑之外,臣等喜庆赞扬,不也是适宜的吗?”任司隶校尉六年,迁为尚书左仆射。

    当时龙出现于武库井中,武帝亲往观看,面有喜色。

    百官准备庆贺,刘毅独上表说:“昔日龙降落在郑国的时门之外,而子产不贺,夏时龙降落在宫庭之前,涎沫流而不止,卜者收藏其涎水,到周幽王时才发生了褒姒之祸。

    《易经》上说:‘卦象为潜龙,则不可施事,因为阳在下。

    ’根据旧典,无贺龙的礼制。”皇帝下诏回答说:“德政尚未完备,实在不能应吉祥之兆。

    看了奏文,心中有所惊惧,关于庆贺之事,应详细依照旧典规定,有什么举措及时告知。”尚书郎刘汉等议论说:“发现的龙是苍色,杂有白纹,应是表示大晋应偃武修文。

    而刘毅却引衰世的妖异现象,用来怀疑今日的吉祥之物。

    又以龙在井中为潜,这种解释也不恰当。

    潜的意思是隐而不见。

    今龙体纹彩鲜艳灿烂,形状可睹,就不是潜了。

    刘毅应追究论罪。”皇帝下诏不同意。

    后发现阴气散而复合,刘毅上言说:“必有结党营私,奸诈侍君之臣,当杀而未杀的缘故。”刘毅以为魏立九品制度,是权宜之计,并没有选拔出人才,而有八种弊端,上疏请求改正(疏原文略)。

    疏递上后,皇帝下诏解答。

    后来司空卫馞共同上表提出应省除九品制,恢复古代乡里推荐选拔制度。

    武帝终于没有实行。

    刘毅日夜操劳公事,有时坐而待旦,发言议论中肯正直,无所曲私,为朝野仰慕的榜样。

    曾经在散斋时发疾,他的妻子去省视,刘毅便请求加罪于妻子而解斋。

    妻子有过错,立即槌杖加身,刘毅就是这样不徇私情。

    然而正因为如此峭直,不能至宰辅之位。

    武帝因刘毅清贫,赐钱三十万,每日供给米肉。

    七十岁时,告老辞官。

    过了很久,武帝才答应,以光禄大夫职衔回府第,门前设置阻拦行人的行马。

    又赐钱百万。

    后来司徒推举刘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为刘毅已经悬车卸任,不应再以琐事相劳。

    陈留相乐安人孙尹上表说:“按礼制,卑下者执劳务,尊贵者处安逸,是顺理成章的。

    司徒魏舒、司隶校尉严询与刘毅年纪相近,以往同为散骑常侍,后分授内外职,经历出处都一致。

    今严询管四十万户的州,兼督察百官总摄机要的重职,魏舒所统辖的也是人多地广之区,兼掌九品之事,权衡十六州议论,主事者不以为事务繁重。

    让刘毅管一州事,便说不应以琐事相劳,这是否对刘毅太优厚,对严询、魏舒太苛刻呢?若以为从前答应他卸职,就不应该再授职位,原光禄大夫郑袤又做了司空就是例子。

    能知人就是圣哲,帝王是不易做到的。

    一个人本可委以宰辅之任,而却不可让他咨询人品之事,臣私下以为不妥,昔郑武公年过八十,入京作周司徒,那么过了七十岁的人,也必有可用之处。

    刘毅以前为司隶,执法公正,无所曲私,当朝臣僚,多有被弹劾者。

    俗语说:‘受尧之诛,不能称尧。

    ’直臣无私党,古今都是如此。

    所以汉代的汲黯死于淮阴,董仲舒才做到诸侯国相。

    而刘毅独遇圣明之君,为亲近之臣,当世之士都引以为荣。

    刘毅虽有偏身风疾,而神志清醒,耳聪目明,一个州的品第之事,不足以劳其思虑。

    刘毅疾恨邪恶之心有些偏激,主事的人必然怀疑他的议论会伤一些人,所以提高优厚之礼,而罢去用事之权,这实际上是将刘毅搁置起来,使他再不能参与人才评议之事。

    我们州有高德的只有刘毅,舍刘毅不用,就会使评议之事优劣倒错。”于是青州籍二品以上官光禄勋石鉴等,共同上奏说:“陈留相孙尹所上表及与臣等写的信附在下面。

    青州处于东海与泰山之间,有齐鲁之风,人俗务本,有敦厚谦让之德,今日虽不及于古,然遗训尚存,因而人伦规范,仍为有识之士民所遵守。

    前受司徒符信,当参举州大中正。

    众人都以为光禄大夫刘毅,孝心纯素,乡闾著称,忠诚正直,竭力事上,做官不以为荣,只求尽节。

    正身循道,崇公忘私,行为高尚,深明大义,出仕辞官,同出一心。

    故能使义士崇其风范,州闾乐于为伍。

    虽年老有偏身风疾,而精神健爽,实为我青州人心所系。

    若以刘毅为典范,可以不言而民信,高风所至,清浊分明,符合一州人民共同愿望。

    我们认为礼贤尚德是教化的准则,也关系到王制兴衰,道路的开闭,而士人所归,人伦是其大本。

    臣等虚弱无能,以前的奏议未被用,今继孙尹上书之意,论列上奏。

    按孙尹所坚持的意见,不只是惋惜刘一人的名声,也是普遍论述朝政得失的大准则。

    孙尹之言当否,应赐评议。”由于石鉴等人的奏议,刘毅被任为州都,鉴定士人品流,清浊区别,其所弹劾贬斥,自亲贵者始。

    太康六年(285)死,武帝手抚几案吃惊地说:“失去一个名臣,不能活着做三公了。”即追赠为仪同三司,派使者监护丧事。

    羽林左监北海人王宫上疏说:“宫中出诏以为刘毅终身忠正,追赠台司之位,这真是圣朝考核刘毅卓著功勋的美事。

    据臣考查,谥是一个人生前行动的遗迹,号是一个人功绩的标志。

    今刘毅功德并立,而有号无谥不符谥号的体例。

    臣私下以《春秋》之事考证,谥法以行为为主,与爵位无关。

    然而汉魏相承,没有列侯爵位,虽有高行,死后也不加谥号,致使三公贤臣,不如野战之将,铭刻功绩大为悬殊。

    臣愿圣朝追《春秋》之古制,改变以爵位加谥的旧限制,使功绩品行不被掩没,则今世贤臣莫不依赖。

    若以为废除旧制不能仓促行事,则刘毅忠贞报国,虽未攻城略地,论德进爵,也可进入列侯,臣想到行甫请周的义例,谨陈列刘毅功绩品行如上。”武帝拿出王宫的表,让尚书、仆射等八座大臣议论此事,多数同意王宫的意见。

    奏书被压下没有批复。

    刘毅有二子:刘暾、刘总。

    刘颂传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是汉代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

    刘家是世代名门望族。

    周郡还有雷、蒋、磣、鲁四姓,都排在刘姓后面。

    时人为此说到:“雷、蒋、磣、鲁,刘为最祖。”刘颂的父亲刘观是平阳太守。

    刘颂年少时明辨事理,被时人称颂。

    考察后推荐为孝廉、秀才,他都不就任。

    晋文帝征召为相府掾,奉命到蜀地出使。

    当时蜀地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赈贷,没等回报便实行,为此被除名。

    晋武帝继位,授尚书三公郎,掌管法律,审理冤狱。

    几次升迁至中书侍郎。

    咸宁年间(275～279),诏书命刘颂与散骑郎白褒巡视安抚荆、扬两地,因出使符合皇帝旨意,转官黄门郎。

    升为议郎,任廷尉。

    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下狱,诏令刘颂考核究竟,刘颂坚持无罪,扈寅才得以免祸,时人把他比为汉代的张释之。

    他在职六年,号称最详察公平。

    时遇吴国平定,诸将争功,派刘颂考核此事,刘颂定王浑是上功,王氵睿中功。

    武帝认为刘颂持法失理,贬为京兆太守,还没就任,又改任河内太守。

    临行前,上奏有利国家之事,多被采纳。

    郡界有很多公家主办的水碓,阻塞流水,渐成水灾,刘颂上表废除,百姓获得方便。

    不久因母死去职。

    服丧期满,除任淮南相。

    在职期间严肃公正,很有政绩。

    先前修治芍陂,每年用几万人,当地豪强互相兼并,孤独贫穷的人失业,刘颂让当地人戮力同心,按功劳大小获利,百姓称他公平。

    刘颂在郡内上疏说:现在民间少名士,百官无高才,是什么缘故呢?公正的评论不引进,人们不树立好品德,行为苟合取容,所以没有名士。

    下面无专门机构,又不实行考核官吏的制度,官吏不竭尽臣节,所以没有高才。

    没有高才,就有憎恶世俗的事;缺少名士,后来的入仕者就没有标准,所以我想制定考核和采纳公正的评论的制度。

    追求富贵而厌恶贫贱,人理如此。

    圣明君王完全熟悉万物人情,知道人欲不能除去,所以使公私的利益齐一,却使达到公私之利的途径曲折相通,使那些想富裕的人必须先从贫困开始,想要显贵的人必须先安于贫贱。

    安于贫贱就不会自负贤能,不自负贤能然后才会对廉耻严肃;守住贫穷的人一定会节制私欲,节制私欲然后操行保全。

    用这种态度处理公务,才会尽心公职。

    尽心公职的人是富贵之徒;因为没有私心的人最终得到他的私利,所以说公私的利益是相同的。

    现在想富裕的人不经过贫困就能得到富裕,想显贵的人不用安于贫贱就能得到显贵,公私的道路既已乖戾而人情又不能没有私心,私人的利益不能从公家得到,就常常背弃公家而从事邪门歪道。

    因此风骨气节一天天倾颓,公理渐渐废弃,人们求富贵,不是遵循法制获得的。

    以此为政,小治和大治难以期待。

    然而政教颓废由来已久,难以一朝改正。

    外加世风放纵奢侈、钻营贪欲之人比肩,群士糊涂,平庸和能干相似,不可马上肃清,晋升和贬黜也不可完全不同。

    再说政教不求尽善尽美,善在遏止过失,同样奢侈之中,还有更奢侈的,要使那些愚昧地纵情享乐的人,失去那显荣的富贵,瞬间处在不洁净之地;约束自己洁净朴素的人,受到节俭品德的回报,位列于清官之上。

    两类人清浊分流,使他们各有所报。

    然而世俗放纵奢侈,不可马上肃清,所以我私下想,希望先从事于疏导工作。

    天下特别大,各种事情特别多,国君又只有一个,跟天上的太阳一样,所以不是靠耳闻所能周览的。

    因此圣王的教化,是执掌精要而已,把各种事务委托手下而不用琐事束缚自己。

    分掌职务已定,不必参预其事,并非怕忙碌到太阳偏西的辛劳,也不牵涉到安乐的考虑。

    的确是因为政体应该如此,事物的趋势致使这样。

    为什么?创造谋划的开始,而对昏暗是非,区别能与不能,是很难详察的。

    已经施行,根据成功失败,区别功劳罪过,是很容易识别的。

    容易识别在于考察结果,难以详察在于创业开始,所以人君常常居于易识就安定,人臣不处在难察的开始就混乱。

    现在陛下每每精于事情的开始而略于考察结果,所以众官吏考虑事情怀有成败忧惧的分量小,而粉饰文采来躲避眼下的谴责分量重,这就是政治不好的原因。

    而今人君能经常居于易识,掌握大权驾御臣下,然后臣属的功绩罪过显现在成败得失的事实中,无法逃脱诛罚或奖赏。

    所以罪责不能隐藏,功劳不能谎报。

    功劳不能谎报,有才能的人就劝勉;罪责不能隐瞒,乖戾简慢之人就一天天肃敬,这就是治国的大要。

    我私下认为陛下的想法,旨在尽善,担心政事有差错,所以精心考虑事情的开端,以求没有过失,又因为百官中胜任的人少,所以不把事务委托臣下,宁可自己辛劳到太阳偏西。

    以我愚钝的想法,认为现在想要尽善,就应考察结果。

    为什么呢?因为精虑开始难以考核。

    另外百官多不胜任,也应该交办事务,使能臣得以成就功业,无能之人得以显露失败。

    失败显露可以废除,功业成就可以继任,这样以后贤能的人常常在位做好事情,昏昧愚劣之人就不能白拿俸禄伤害政事。

    像这样坚持下去,那么胜任的人逐渐增多,稍稍经过几年,就连下层官吏也普遍得到能士了。

    这种考核才能实绩,是政治的重要事务。

    现在国君不交办事务期待成功,却跟臣下共同谋划事情开始,那么功绩罪责就难以分辨。

    下臣不主事,在职不久,所以能干与否不能区别。

    凭什么验证呢?现在的官吏绝对不会都有才能,也绝对不会都是办事拖沓无能之人。

    可是现在想推举一名忠贤,却不知奖赏谁;找一个败坏职守之人,却不知惩罚谁。

    至于被罢免屏退的,是自己犯法罢了,并非因为他们无能。

    升官晋级的人只是凭累积的资历以及民间的赞誉而已,并非他们有功劳实绩,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当今的朝政不符合圣君旨意,这就是验证。

    陛下用现今的办法执政将近三十年,可是功绩没有日新月异,其过失在哪里?古人曾说过:“琴瑟不协调,严重的就要改弦更张。”我所说的,实在是政体的常规,不过古今不同时宜,所遇的时事不同。

    陛下您即使不能全部坐享其成,对臣下全部交办事务,至如现在应奏明圣上的事,免除不急之事,使重要的事务能精简大约三分之二。

    古时候六卿分守职责,太宰为六卿之首。

    秦汉以来,九卿官职,丞相总管。

    现在由尚书专断裁决,其他卿士相助促成,对古制来说是重复设职,按事理而言不是必须,可是现在不能省并。

    可以把众事交付宫外官署,让他们专断,尚书是总管,跟丞相的职责一样,只有主法度,创典制,断死生,除名籍,定流放,议罢免等大事,以及连年的财赋收支之事,台省才上奏处理。

    其余事情外官都可以专断,年终由台阁考校功绩罢了。

    这是九卿开创事业的开始,决断行事,尚书主宰,以赏罚为准绳,那形势一定超过考核官吏成绩,掌管人们的错误过失。

    眼下亲自掌管的人动不动受到上面的成制的约束,上面所犯过失,不能再怪罪下级,年终事绩不建立,不知该责罚谁。

    监察的官吏按法律推举的罪责,刑狱官查证完全属实,法官根据陈辞坚守条文。

    大体虽然相同,可等到使用时,监察官跟那执法刑狱官的实践应小有差异。

    刑狱官重事实,法官重法律条文,监察官却要举大事略小事,为什么呢?那细小的过失缺点,谬误之处,这是人们常情中所一定有的,如果都用法律纠正,那么朝廷内外,没有十全十美之人,这就是人们所说本想治理却反而混乱的情况。

    所以善于为政的人抓住纲要,而使法网宽松,抓住纲要则所搜罗的广博,法网宽松则小事必定疏漏,所搜罗的广博为政就不苛刻,这是为政的关键。

    可是自从近世以来,为监察官的,大体是大纲不张,而小错必举。

    小错不足以伤害朝政,列举小错则小事更加混乱;大纲不张,就会豪强横行肆虐,豪强横行肆虐,那么百姓就失去职业了,这是使所急之务错乱颠倒的原因。

    现在应该让有司恢复常规之政,使天下能长于教化。

    做到这样并不难,国君不以琐碎的案牍为善,一定要求得冒犯强权、荐举罪过的奏章,论处完全公正,那么伤害国政的奸佞自然被擒了。

    那些罪大恶极冒犯朝政祸乱万民百姓的罪人,大都出自富强之人,豪富之人势力足以使人惧怕,财货足以满足欲望,因此当地官长顾忌势力而搁笔不奏。

    下面官吏放纵了奸佞,又害怕所主管者责备没有举报,就用细密的法网来搜罗细小的罪过。

    致使弹劾的奏章相连,貌似尽心公职,其实歪曲法律、依法不明的现象就已经在其中了。

    不但对政体没有好处,公正的议论也因此而倍受伤害。

    古人曾说过:“君子的过失,如同日蚀。”又说:“错了能够改正。”又说:“不犯两次一样的错误。”以上几句,都是说贤人君子不能没有错误的话。

    只要不达到伤害政治的程度,就都是朝政所应疏漏的;如果所犯罪行很重,然后才用国法治罪,这是举罪行深浅为例来说明。

    所以君子能成全美德使政事完善,不善之人一定遭受杀戮警告众人,这是治理国政诛戮赦免的标准。

    为什么呢?所谓贤人君子,如果不能没有过错,小毛病不可以废弃其身,却总是绳之以法,就有愧于圣明的时代。

    为什么呢?虽然有所触犯,但所犯轻重很不同,而在士人君子心中虽受到的责罚不同可是名称却没有区别,所以不法之徒能够引用这些名称自行仿效,迷惑众听,由于名称混乱,要凭借人力使它正直,所以公正的议论倍受伤害。

    大凡列举过失弹劾邪恶,是将要肃清讽刺议论,整饬当世的正统思想,现在列举小过失,公正的议论更加颓丧。

    因此圣人深深了解世情通达政体,所以他们说:“不因一次小过错掩盖大德。”又说:“赦免小过失,举荐贤才。”又说:“不要求一个人十全十美。”所以皇冠的前面悬着玉串,皇冠两旁用绵制物挡住耳朵,意思是审断善恶一定要取突出的,然后才能既简明又不疏漏,大罪必遭诛戮,法制禁令容易保全。

    为什么呢?伤害法制在于犯大错,如果谨慎小心地搜集细小过失,无异于把兕牛豹子放在大路上,却禁止老鼠在墙角缝隙偷窃。

    古人有言:“钅夫钺之刑不用,而刀锯却日渐用旧,不能为政。”这是说大事缓慢小事苛急。

    现时政治的失误,稍稍有这种情况,陛下应反其道去探求,就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

    权宜之制不可作为常道,政治乖谬不可保持安定,这是说进攻防守的方法不同,百姓虽然愚钝,希望不会凭空产生,必定因时事而发。

    有原因而发出的期待不可改变;事情变化与以前不同,则时势不可违背。

    圣明君主通晓政体,适应趋势之快,不等下车,所以行为能合乎事情的时机,广泛得到人情。

    先前魏武帝曹操分割天下,使人们差役和居住去处各在一方;既是事情形势所需,又是有意而为,权且假借一时,以奔赴所追求之事,不是正典。

    可是迟疑徘徊至今,积年累月而不改,百姓虽然身受其困,却不生私怨,的确因为三方割据没有全部平定,知道时势不可以谋求安定的缘故。

    因此甘心服役如同回家,面对危险如同平安。

    等到平定吴国之时,天下向往安宁,而东南两方的六个州郡的军队,将士和武官,戍守长江之外,有的负责京城水上运输,父亲在南儿子在北,家室分离,都不安定。

    又不服水土,运输的差役辛劳困病,并且有死亡的祸患,其势不能持久。

    这应该广为安置,以符合众人的愿望。

    魏氏错误的差役,也应改从旧制。

    这两件事各尽情理,那么百姓感怀天子恩德,讴歌生逢盛时一定是现在的十倍。

    自从董卓作乱直到如今,将近百余年,四海辛劳疲病,百姓困苦到极点了。

    天下归为一统,从今日开始,万民思念安宁,不是幻想。

    不过古今时宜有异,所遇不同,的确也不能希望遵循昔日的旧法,任他们放马养牛;但是让受各种杂役的人不出封国,军卒在他乡里执事,实在是可行的。

    即使不能全部这样做,只要全部合理,就可安定三分之二,官吏的差役可以在千里之内。

    只要像这样,天下所蒙恩的人就已经不怨恨了。

    政务头绪多,不完全合理的世事,很难用此疏遍举,提纲挈领,大要有三条。

    大凡政治要宁静,宁静在于止息差役,止息差役在于无为而治。

    仓库要充实,充实在于对农民有利,对农民有利在于官府平衡粮价。

    为政要讲究信用,讲究信用在于选拔贤能,选拔贤能在于为官日久,为官日久不难,连任同一级别,除非才干合宜,一般不转任他职以完成最终的考核,其事就好了。

    官府平价售粮已有成制,不完备的可以补充周全,五谷就积聚了。

    无为不是别的,去掉辛勤的劳作,抑制貌似有益而实际有害的功利。

    如此而已,则天下就安定了。

    这三条已经实行,即使不能敦厚教化,也可以安定国家而有余了。

    君王的利益,在于让天地自然的财物生长,农业就是这样。

    国家所树立的都是为了这一方面,就的确会有功德利益。

    如果妨碍农业,都务求止息,这只是貌似增益实则有害之类。

    然而现在国家自有必须做的事,不能停止,或者用功很少而成就很大。

    眼下去做,虽然稍有废弃,可此计最终要获大利益。

    劝农之官有十倍百倍的好处,或有妨害,开始好似不急,最终成为大患,应该加倍用功,以防止他加剧。

    如果黄河汴水将合,沈莱之役果真有利,那些劳役就不能停息。

    诸如此类,也是不得已的。

    然而事情要考虑缓急,权衡轻重,除非近期像这一类事,可以此为标准,才可以兴起劳役,其余的事都要力求静息。

    然而能够善于计算轻重,权审时宜,知道可兴可废,是很难明了的,除非智力特出,才能高远之人;否则,不能担当此任。

    开创美好的基业,功勋在于把基业传给子孙,让后代赖此安定。

    基业安定,即使昏庸也是圣明,即使愚钝还算聪智。

    成就世代功业的人,其实是善于教化,旨在安国。

    至于修饰官署,各类劳役常常伤于过分奢侈,不必担心功役不兴,这些都是将来不待陛下而自己能干的事。

    至于承蒙前代绪业,需要依靠圣君的,实在是留传好的风尚维系人心,威烈匡扶幼弱,如今辛勤劳作的事不是后代必须之事,却伤害了后代所依仗之事。

    权衡这两样,哪是当务之急,陛下稍加考虑仔细选择安定基业的办法,那么治国大理就完善了。

    世上的私下议论,把陛下跟汉文帝相比。

    我以为圣德的好坏,将在以后,不在当今。

    为什么呢?陛下如龙飞凤翔,应天命即位,已有创基业的功勋了,扫灭强大的吴国,出征南海,又有业绩。

    凭借天子的显贵,却亲自奉行平民布衣所难之事,孝顺节俭的美德,冠盖百王,也已具备了。

    履行应做的事不论巨细,动则成为法度,又具备了。

    如果使自身朝政美好,建立牢固的藩屏,使晋代天长地久,后世瞻仰遗迹,考核功绩,实可以跟商汤周武媲美,哪里只是汉文帝呢!我的这些话,不是我褒扬君上饰美的虚辞,事实确实如此。

    如果赖以资助天下安定的办法不尽合适,那么恐怕好史官记载历史功勋,也不能褒扬弘美,很是可惜。

    然而不能让执掌朝政的大臣参与谋划,陛下经过较长的时间,最终定会有所成就。

    希望陛下稍稍留意我的话。

    元康初年(291),刘颂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

    时值诛杀杨骏,刘颂在殿内屯聚卫兵。

    当晚,诏书让刘颂任三公尚书。

    又因上疏议论律令,为时论所称美。

    过了很长时间,转任吏部尚书,建立九班之制,要让百官居位望升迁,考核能否,以明赏罚。

    时值贾充、郭彰专断朝廷,入仕者都想快点晋升,刘颂的方法最终未实施。

    及至赵王司马伦残害张华时,刘颂哭得很伤心。

    后来听说张华的儿子得以逃脱,高兴地说:“茂先呀,你还有后代呀!”司马伦的同党张林听说此事大怒,怕刘颂主持公道而不能伤害。

    孙秀等人推崇司马伦的功劳,应加九赐,群僚没有人敢提出异议。

    刘颂却说:“过去汉代赐给魏代,魏代赐给晋朝,都只用于一时,不可以通行。

    现在宗庙太平无事,虽然宠后被罢退,权臣被诛戮,但汉代周勃诛灭诸吕,推崇孝文帝,霍光废除昌邑王刘贺,推崇孝宣皇帝,都没有受九赐之例。

    违背旧典而习于权变,并非先王之制。

    九锡之议,请不要实行。”张林忿恨不已,以为刘颂是张华的同党,准备残害他。

    孙秀说:“诛杀了张华、裴危页已经伤害我们的声望,不能再杀刘颂。”张林这才罢休。

    于是任刘颂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

    不久病死,天子派使者吊唁,赐二十万钱,一套朝服,谥号叫贞。

    中书侍郎刘沈提议,刘颂当时是少辈,应该赠号开府。

    孙秀一向憎恨他,所以没同意。

    刘颂没有儿子,收养其弟刘和的儿子刘雍也早死,便以刘雍弟弟刘翊的儿子刘阝焉为嫡出长孙,继承封爵。

    永康元年(300),诏书认为刘颂诛灭贾谧督理众事有功,追封为梁邹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

    当初,刘颂把女儿嫁给临淮的陈矫,陈矫本是刘姓的儿子,与刘颂是近亲,出外寄养姑姑家,改姓陈。

    中正刘友讥讽他,刘颂说:“舜的后代姚姓、虞姓、陈姓、田姓本是同一支系,可是世代都有婚姻关系,礼法并不禁止。

    现在与此同理,结婚完全可以。”刘友想条疏上陈,被陈骞制止。

    所以没被弹劾。

    刘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同乡里谁最委屈?”两人都说:“刘友委屈。”刘颂改变脸色呵斥他们。

    蔡畿说:“刘友以私议冒犯你是很不对的,可是乡里公论说他委屈。”后来刘友征召为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

    李重传李重,字茂会,江夏钟武人。

    父亲李景,任秦州刺史、都亭定侯。

    李重少时爱好学习,有文章辞彩;早年父母双亡,同几个弟弟居住,以友爱著称。

    二十岁当本国中正,谦让没有就职。

    后来当始平王元勰的文学,上疏陈述九品之制道:“先王议定制度,根据时代不同而因循或改变,因循或改变的根据,只求变得适宜。

    九品制始于时局动乱的魏代,战争年代的政治,确实并非治国而不改的法律。

    检点防范的方法变得琐碎,验证刑律的办法失去实情,所以朝廷与民间的议论都说驱使人们改变风俗,弊病很大。

    可等到议论改制时,又以为可疑。

    我认为改变旧法创立新制,应当先全面了解通塞利害的道理,因为要制定实施,使体例畅通没有阻滞也不容易。

    古时候诸侯治国,封地有常,侯国有固定的君主,人们没有其他期望,卿大夫世袭俸禄,仕人没有越位的想法,臣属也没有越境的交往,上下政体牢固,人们的品行归于厚道。

    秦朝与此相反,废除诸侯设置郡守,风俗浅薄便从此兴起了。

    汉朝改革旧弊,斟酌损益周、秦制度,建立了诸侯和郡守两制,也让分封的土地不变,管民政的地方官都各举贤能,贡士凭乡议任用,事情合乎圣典,可与三代比迹。

    而今圣德兴隆,光泽普照全国,万民仰慕,欣慰自己遇到了太平盛世。

    然而承继魏氏凋弊的政权之后,优秀人才离散、逃亡,仕人没有固定的朝廷任职,百姓没有固定的住处,郎吏蓄养在军府,豪右聚集在都邑,世事错乱混杂,与古制不同。

    所以九品制废除之后,应该实行移徙之例,允许互相合并。

    并申明贡举之法,不让它在各地泛滥,这样,士族官吏的等级不用分自会平均,就连土断法事实上也实行了。

    另外,设置百官,应着眼于等级少任职久。

    等级少,则人心安定;任职久,则政治教化成功,才能优劣显现,这就是三代能直道而行的原因。

    我以为选拔按九等之例,是当今要事,应该施行。

    圣明的君王知道治理天下艰难,常常从容易的事做起,所以把政令放到民间去修改,这样,平民百姓都是有司。

    如果任命不当所任,事情没有经过检验,那么即使竭尽聪明才智,也不能使它安定。

    由此看来,果真能让二者都实行,就能人人想到返回本性,在乡里修养品行,浮华奢侈自然平息,谦恭礼让就日益兴隆了。”升任太子舍人,转任尚书郎。

    当时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陈奏当办的事,称举汉代孔光、魏代徐干等人的观点,让王公贵族以下使用奴婢限定人数,以及禁止百姓变卖田产房屋。

    中书同意,让主管者制定条例。

    李重上奏说:“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所职,不改变他们的职业,以便人们生活富裕,各尽其力。

    《尚书·周官》用土均法,经略土地用井田制,区分五类地形的物产和九等贡赋的序列,然后公私制度有规定,境内平均统一。

    自从秦朝立田界,建郡县制,古代的制度就已沦落。

    到了汉朝、魏朝,因循旧法的踪迹,王法中严格要求的,只剩下服饰器物车马有贵贱的区别,使人们不能越位比拟而搞乱尊卑等级罢了。

    至于奴婢是私人财产,实际上都不曾为此限制过。

    太康八年(287)的《己巳诏书》申明律令,所有的士卒百工以上,配备衣服车马都不准违背礼制。

    如果一县在一年中有三家违犯,洛阳县有十家以上违犯,就罢免该县长官。

    如同诏书的旨意,法律已经严明。

    现在像恬和所陈奏称举孔光、徐干的议论,就只会使衰乱之世更加奢侈,是当今皇上的祸患。

    如此说来,兴盛的汉朝不议论这种制度,孔光等人制定却没有执行,并非疏漏或来不及,也不是有用而不实行。

    大抵因为诸侯的法制已经失落,井田之制又未恢复,因而君王的法令不能约束人们的私行。

    人们的田产房屋既然没有一定限额,那么奴婢的数量也就不应该限制数额,只怕制定个空法令确实琐碎又难以检察。

    现在圣明的制度,每每崇尚简单易行,法律禁令已经具备,恬和的陈奏无所施行。”另外,司隶校尉石鉴上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管辖的人,请求把他召回;尚书荀恺认为边远郡地不是人情所乐意的地方,上奏对介登降级任职。

    李重反驳道:“我听说立法没有特例,因为要使众人一齐检举邪恶,不是一定要另找事由开脱,常理是没有什么遗漏的。

    因此所阻塞的少,所成全的多。

    现在像介登这样的远郡很多,如果同意他降职留任,动辄成为准例,我担心平庸之辈倚仗边远,必定会有贪污纳贿的忧患,这不是肃清王化、安宁边域的办法。

    我以为应当依石鉴所奏,先召介登还朝,以致使体例符合常法,不因地域远近而制度不同。”下诏同意。

    太熙初年(290),升迁为廷尉平。

    他批评廷尉上奏邯郸醉等,文字繁多不录。

    经过两次升迁为中书郎,每逢大事以及有疑问的奏议,总是参阅经典处置决定,大多都施行。

    升迁为尚书吏部郎,致力于抑制浮华豪奢,从来不通私事谒见,特别留意隐逸之士,因此有才能的人都被选拔举荐,选拔录用北海的西郭汤、琅王牙的刘珩、燕国的霍原、冯翊的吉谋等为秘书郎和诸王的文学之职,所以海内没有谁不归附他。

    当时燕国中正刘沈推荐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抗命到中书处为霍原上奏,中书又委托司徒讨论。

    司徒左长史荀组认为:“寒素,应当是门庭清寒、自身清白,又没有世袭资本的人。

    霍原是列侯,有显贵的地位佩有金印紫绶,先前在民间经商,后来才从事学业,年少和年长时职业不同,过了而立之年才立名,民间的称誉不普遍,德行礼义不为人知,不应当授以寒素之名。”李重上奏说:“谨按照《癸酉诏书》上所说,廉洁礼让应当推崇,浮华豪奢应当罢黜。

    如有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出身贫寒、历史清白、恭敬执事的人,应当优先。

    按诏书的意思,以二品为资格,或许会遗失廉洁谦逊之士,所以设寒素这个名称以表明崇尚美德的言行。

    司徒总管人伦,掌管国家教化,应当务求评论严肃公正,使风俗教化统一。

    然而古代品行高尚之士,或者在岩穴栖身,或者在丘园隐迹,或者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或者上百岁讲述大道,行止不语,只追求道义所在。

    因而不能因为年纪大小或职业不同,就怀疑他所保持的美德,甚至要求他自始至终职业相同,这也不符合一定要在人伦方面与他人相比的大义。

    的确应当让邦国同乡的人考核,让推荐的人审察。

    刘沈当中正,亲自执事铨选之事。

    他陈述霍原隐居厉志,厚古好学,求学不为获利,行事不求美名,隐迹于深山,致力于道艺,外表不显露入世之容,内心有隐逸山林之节,操行修成美名树立,缙绅士大夫仰慕他,执礼求学的人千里响应,确实有荀况与孟轲的风范、严君平和郑子真的节操。

    当初举荐霍原,事先征询侍中、领中书监张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华轶的意见。

    离开三年,各州的人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地报上霍原的名字,把他比作子夏,请求加级征召聘用。

    正如刘沈所列,州郡同行的评议已经举荐,又有刺史表疏推举,像这样还说民间赞誉不多,德行礼义不为人知,舍弃考核验证的事实,又没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却要废除刘沈的推荐。

    再说委任二品,并非要求完备。

    只是霍原立志在深山,修述儒家学说,其义值得嘉奖。

    如果又废弃,将会违背幽州的期望,伤害仁德的政教。

    按诏书要求的旨意,应为二品。”下诏同意。

    李重和李毅都是吏部郎,当时王戎是尚书,李重以高尚的节操见称,李毅以渊博的知识见长,虽然二人所持不同,但都身居要职,王戎以识鉴对待他们,各得其所。

    李毅字茂彦,旧史书缺少他的行踪事迹。

    当时朝官权力大,地方官权力小,外加等级烦多,李重评论此事,见于《百官志》。

    他又上疏说:“凡是山林躲避圣恩的隐士,虽然违背时世,出入不合法度,但先王却允许他们这样的原因,是嘉许他们内心的高尚道义。

    以前先帝担心风俗凋弊,想恢复纯朴,便咨询朝臣,访求隐逸之士。

    咸宁二年(276)首先征召安定的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四年(278)又征召朱冲为博士,太康元年(280)又征召朱冲为太子中庶子,虽说他们都因疾病未到任,但朝廷内外都心悦诚服。

    陛下您远远超过先帝的礼贤下士,我寻访朱冲所在的州邑,人们说他虽然年事已高,而志向气节仍然弘大,沉醉于大道,穷究其奥秘。

    到老了而更有新意,节操纯正,所居之地风俗为此改变,这的确是栖身山林德高望重的人,足以为世人表率而使风俗敦厚。

    我以为应该赐圣恩,趁他还活着,加赠优厚的赏赐任命。”当时朝政混乱,最终也没实行。

    出任行讨虏将军,平阳太守,崇尚德行教化,修建学校,表彰忠厚的品行,选拔贤能,清正简朴没有私欲,自身品行端正,率领下属,在任三年,弹劾罢免了四县官长。

    弟弟李嶷死后,上表离官。

    永康初年(300),赵王司马伦任他为相国左司马,因忧虑成疾而死,时年四十八岁。

    家中贫穷,房屋狭小,没有出殡的地方,下诏在典客署治丧。

    追赠为散骑常侍,谥号叫成。

    儿子李式,有美好的名声,官至侍中,咸和初年(326)死去。

    傅玄传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

    祖父傅燮,是汉代的汉阳太守。

    父亲傅干,是魏国的扶风太守。

    傅玄少时孤苦贫寒,博学,很会写文章,懂得乐律。

    性格刚强正直,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

    郡里任为计吏,两次推举为孝廉,太尉征召,都不就任。

    参加州考中了秀才,任郎中,与东海缪施都因当时的美名而被选为著作郎,撰集魏书。

    后来参知安东、卫军军事。

    转任温县县令,又升迁为弘农太守。

    掌管典农校尉之职。

    居官称职,多次上书陈奏,辅正很多。

    五等制建立后,封为鹑觚男爵。

    武帝司马炎当晋王时,曾委任他为散骑常侍。

    等到武帝受禅继位,晋级为子爵,加官驸马都尉。

    武帝刚即位,广泛采纳直言,开通不忌讳的言路,傅玄跟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官之职。

    傅玄上疏说:“我听说先王君临天下,申明弘大教化,增加礼义风节;教化在朝廷兴盛,公议就在下面流行,上下共同奉行,人人怀有仁义之心。

    灭亡了的秦朝荡灭先王典制,用苛法统治,仁义之心就衰亡了。

    近代魏武帝曹操喜欢法术,于是天下看重刑名;魏文帝曹丕仰慕通晓事理,于是天下轻视守节。

    从此以后朝纲不能统理,因而空虚无用放诞不羁的议论充斥朝野,致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议论,亡秦的弊病又在今天复发。

    陛下的道德至高无上,王朝兴起,承继帝位,弘扬尧舜的教化,广开正言直谏的道路,体验夏禹的节约俭朴,综合商周的典章杂文,我只有感叹而已,还打算说什么呢!只是没有推荐志操高远彬彬有礼的臣子,来敦厚风节;没有罢黜虚伪卑鄙的小人,以惩戒不恭敬的臣子,我因此还敢有话说。”诏书答复说:“推荐志操高远有礼义之臣,这是当今尤其重要的事。”于是让傅玄草拟诏书献上。

    傅玄又上疏说:我听说舜举荐五臣,无为而治,这是因为用人得到了要领。

    因为天下各种官职杂乱,不可不审察得到合适的人。

    不得到合适的人,一天就浪费不少资财,何况累积时日呢?《尚书·皋陶谟》上说:“不要空置百官”,是说职位不能长久废弃。

    那些病了一百天还不痊愈的人,应当让他离职,给他优厚的礼遇俸秩供奉他,病愈之后再用。

    臣下在朝不会废弃职位,国家,没有闲官的拖累,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

    我听说前代帝王按士农工商分工来治理国事,各有一业而事情不同。

    士人以上的子弟,为他们建立太学教育他们,选择圣明的老师教导他们,按他们各自的才能优劣授职任用。

    农业要使粮食丰收,工业要使器具充足,商贾要使货物流通。

    所以天下很大,百姓很多,没有一个人会空着手。

    分工的办法是如此的周密完备。

    而汉代魏代没有固定的分工,百官的子弟不学习五经六艺而从事交游,还不懂得做事就坐享朝廷俸禄;农业工业多有废弃,有的追逐暴利而离开他的正事;白白在太学挂名,却没听到过先王的教化。

    现在圣明的政治开始,可汉朝魏朝的失误没有改变,散官多而没设学校,不务正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工业制作的器物不尽合适用。

    我认为赶快制定制度,统一规划天下若干人为士人,使他们足以充当各种官吏;若干人是农民,使他们劳动三年足有一年的储备粮;若干人当工人,使得各种器具充足;若干人经商,足以使货物流通而已。

    尊崇儒道崇尚学术,以农业为贵,以商业为贱,这都是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事务。

    先前皇甫陶上奏,要求任命散官的事都经过考核,让他们亲自耕种,让天下享受粮食充足的好处。

    夏禹后稷,亲自务农,福祚流传后世,因此《礼记》中的《明堂》《月令》篇记载了天子籍田的制度。

    伊尹是古代的名臣,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躲避齐庄公的灾祸,也到海滨耕种。

    从前的圣明帝王,贤能俊杰之士,都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

    天子授人官职,对那些多余闲散没有事做的官员,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没有理由放纵他们坐吃百姓的粮食。

    现在文武百官已经很多,而拜官不在其职的还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种庄稼,又是农民的一半,这样面朝南坐食俸禄的人是前朝的三倍。

    让闲散多余的官员务农,收纳他们的租税,私人也得到实利,而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

    家家的粮食充足,当儿子的就孝顺,做父亲的就慈爱,当兄长的就友爱,当弟弟的就孝悌。

    天下丰衣足食,那么仁义教化不用命令就已实行。

    为政的关键,按照总人数来设置官员,分工到人授以职事,士农工商的分工是时刻都不能废弃的。

    如果不能精确制定相应的制度,就应考核天下的文武官员,能为长官辅佐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都让他们务农。

    至于百工商贾中有多余的人,也都让他们从事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