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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德..初年,长江上游告急,诏令天下勤王。文天祥捧着诏书流涕哭泣,派陈继周率领郡里的英雄好汉,同时联络溪峒蛮,派方兴召集吉州的士兵,各英雄豪杰群起响应,聚集兵众万人。此事报到朝廷,命令他以江南西路提刑安抚使的名义率军入卫京师。他的朋友制止他说“:现在元兵分三路南下进攻,攻破京城市郊,进迫内地,你以乌合之众万余人赴京入卫,这与驱赶群羊同猛虎相斗没有什么差别。”文天祥答道“:我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国家抚养培育臣民百姓三百多年,一旦有危急,征集天下的兵丁,没有一人一骑入卫京师,我为此感到深深地遗憾。所以不自量力,而以身殉国,希望天下忠臣义士将会有听说此事后而奋起的。依靠仁义取胜就可以自立,依靠人多就可以促成事业成功,如果按此而行,那么国家就有保障了。”
文天祥性格豁达豪爽,平生衣食丰厚,声伎满堂。到这时,痛心地自己贬损责罚自己,把家里的资产全部作为军费。每当与宾客、僚属谈到国家时事,就痛哭流涕,抚案说道:“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忧虑别人忧虑的事情,以别人的衣食为衣食来源的人,应为别人的事而至死不辞。”八月,天祥率兵到临安,担任平江府知府。当时因为丞相陈宜中没有返回朝廷,没有派遣。十月,陈宜中至,于是派遣去任职。朝议中刚刚擢升吕师孟为兵部尚书,封吕文德为和义郡王,想以此寻求和好。师孟更加傲慢骄横、放肆。
文天祥辞别天子,上疏说:“朝廷姑息、牵制的意向很多,奋发、果断处事的例子很少,请求处斩师孟作为战事祭祀,用以鼓舞将士们的士气。”又说“:宋代接受五代分裂割据的教训,削除藩镇,建立郡县城邑,虽然一时完全革除了尾大不掉的弊端,但是国家因此渐趋削弱。所以到一州就攻破一州,到一县就攻破一县,中原沦陷,悔恨、痛心哪里还来得及。现在应当划分天下为四镇,设置都督来作为它的统帅。把广南西路合并于荆湖南路,在长沙建立治所;把广南东路合并于江南西路,在隆兴建立治所;把福建路合并于江南东路,在番阳建立治所;把淮南西路合并于淮南东路,在扬州建立治所。责令长沙攻取鄂州,隆兴攻取蕲州、黄州,番阳攻取江东,扬州攻取两淮,使他们所辖的地区范围广、力量强,足以抵抗敌兵。约定日期,一齐奋起,只前进,不后退,夜以继日,图谋复地,敌兵兵力众多,但力量分散,疲于奔命,而我宋朝民众中的英雄豪杰,于其中等待机会攻敌,这样的话,敌兵就容易被打退了。”当时朝议以天祥的议论是疏阔,难以实行,因此,他的上书没有结果。
十月,文天祥到平江,元兵已从金陵出发进入常州。文天祥派遣他的将帅朱华、尹玉、麻士龙与张全援助常州,行到虞桥,麻士龙战死,朱华率领广南军队,战于五牧,被打败,尹玉也打败了,争相渡水,扒张全军中的渡船,张全的士兵斩断他们的手指,都淹死了,尹玉率领残兵五百人夜间发起战斗,到第二天早晨都战死了。张全不发一箭,逃跑退却了。元兵攻入常州,占领了独松关。陈宜中、留梦炎召令文天祥,弃守平江,退守余杭。
第二年正月,担任临安知府。不多久,宋朝投降,宜中、张世杰都走了。继续任命天祥为枢密使。不久,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作为使臣到元军中讲和谈判,与元朝丞相伯颜在皋亭山针锋相对争论。丞相发怒拘捕了他,同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枢密院事刘祒,向北至镇江。天祥与他的侍客杜浒等十二人,于夜间逃入真州。苗再成出来迎接他,高兴得流着眼泪说:“两淮的士兵足可以兴复宋朝,只是二制置使有些矛盾,不能同心协力。”文天祥问道“:这个计谋是从哪里来的呢?”苗再成回答说“:现在先约淮西兵赶赴建康,他们必然全力以防御我们淮西的士兵。指挥东面各将帅,以通州、泰州兵攻打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打杨子桥,以扬州兵攻打瓜步,我率领水军直捣镇江,同一天大举出兵。湾头、杨子桥都是沿长江的脆弱之军,又日夜希望我们军队攻来,攻打他们,定会很快取胜。一齐从三个方向进攻瓜步,我自己率兵从长江水面中以较少的士兵佯攻,虽然有智慧的人也不能预料到这一点。瓜步攻下后,以东面的军队入攻京口,西面的士兵入攻金陵,威胁浙江的后退之路,那么元军的大帅就可以生擒了。”天祥对此大加赞扬,随即写信送两个制置使,派遣使者四面联络。
天祥没有到的时候,扬州有逃跑归来的士兵说“:秘密派遣一丞相进入真州劝说投降来了。”李庭芝信以为真,认为文天祥劝降来了。派苗再成迅速杀掉天祥。苗再成不忍心杀他,欺哄天祥到相城垒外,把制司的文书给他看,把他关在门外。好久以后,又派两批人分别去窥测证实天祥是否是来劝降的,如果是劝降的就杀了他。两批人分别与天祥谈话后,证实其忠义,都不忍心杀他,派士兵二十人沿路护送至扬州,四更鼓响时抵达城下,听等候开城门的人谈,制置司下令防备文丞相很严密,文丞相与随从听说后相互吐舌,于是向东入海道,遇元兵,躲入四围土墙中得以免祸。然而,因为饥饿而不能走路,于是向樵夫们讨得了一些剩饭残羹。走至板桥,元兵又来了,众人跑入竹林中隐伏,元兵进入竹林搜索,抓住杜浒、金应带走了。虞候张庆眼睛被射中了一箭,身上两度挨箭,文天祥两次都未被发现,得以脱身。杜浒、金应拿出身上的金银送给元军,才被放回,雇募二个樵夫抬着坐在箩筐里的文天祥到高邮,泛海坐船至温州。
听说益王未立,于是上表劝请即帝位,以观文殿学士、侍读的官职召至福州,拜右丞相。不久与陈宜中等人议论意见不统一。七月,于是以同都督职出任江南西路,准备上任,召集士兵进入汀州。十月,派遣参谋赵时赏,咨议赵孟氵荣率领一支军队攻取宁都,参赞吴浚率一支军队攻取雩都,刘洙、萧明哲、陈子敬都从江西起兵来与他会合。邹氵风以招谕副使在宁都召聚兵众,元兵攻打他们,邹氵风兵败,同起事率兵的人刘钦、鞠华叔、颜师立、颜起岩都死了。武冈教授罗开礼,起兵收复了永丰县,不久兵败被俘,死于狱中。天祥听说罗开礼死了,穿起丧服,痛哭不已。
至元十四年(1277)正月,元兵攻入汀州,天祥于是迁移漳州,请求入卫朝廷。赵时赏、赵孟氵荣也率兵归来,唯独吴浚的士兵没有到。不久,吴浚降元,来游说文天祥。文天祥派人缚起吴浚,把他吊死了。四月,进入梅州,都统王福、钱汉英专横跋扈,被处斩了。五月,迁出江南西路,进入会昌。六月,进入兴国县。七月,遣参谋张汴、监军赵时赏、赵孟氵荣等率大军进逼赣城,邹氵风率领赣州各县的军队攻取永丰,他的副官黎贵达率领吉州各县的士兵攻取泰和。吉州八县克复了一半,仅剩赣州没有攻下。临洪各郡,都送钱劳军。潭州赵..、张虎、张唐、熊桂、刘斗元、吴希..、陈子全、王梦应在邵州、永州等地起兵,克复数县,抚州何时等人起兵响应文天祥。分宁、武宁、建昌三县豪杰,都派人到军中接受调遣参战。
江南西路宣慰使李恒派遣士兵入援赣州,而自己率兵在兴国进攻文天祥的据点。文天祥没有预料到李恒的兵突然攻至兴国,于是率兵撤退,靠近永丰的邹氵风。邹氵风的军队已在他的前面溃败,李恒于是穷追文天祥至方石岭。巩信坚守拒战,身中数箭,死了。到达空坑,士兵都被打败溃散,天祥的妻妾子女都被抓住。赵时赏坐在轿子中,后面的元兵讯问是谁,时赏说“我姓文”,众兵以为是文天祥,活捉了他返回军营,文天祥因此得以逃脱。
孙..、彭震龙、张汴死于军中,缪朝宗自己上吊死了。吴文炳、林栋、刘洙都被抓住带回隆兴。赵时赏怒骂不屈服,有的多次被抓来的,往往很快放掉,说:“小小的签厅官,抓来有什么用呢?”因此得以逃脱的人很多。到行刑的时候,刘洙多次辩解,时赏呵斥他说:“死了算了,何必这样呢?”于是林栋、吴文炳、萧敬夫、萧焘夫都不能免难。
文天祥召集残兵奔赴循州,驻扎于南岭。黎贵达暗中阴谋投降,被抓住杀了。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进驻丽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死了,卫王继承王位。文天祥上表自责,请求入朝,没有获准。八月,加封文天祥少保、信国公。军中瘟疫又流行,士兵死了几百人。天祥唯一的一个儿子和他的母亲都死了。十一月,进驻潮阳县。潮州盗贼陈懿、刘兴多次叛附无常,为潮阳人一大祸害。文天祥赶走了陈懿,抓住刘兴,杀了他。十二月,赶赴南岭,邹氵风、刘子俊又从江西起兵而来,再次攻伐陈懿的党羽,陈懿于是暗中勾结张弘范元帅,帮助、引导元军逼攻潮阳。文天祥正在五坡岭吃饭,张弘范的军队突然出现,众士兵随从措手不及,都埋头躲在荒草中。文天祥匆忙逃走,被千户王惟义抓住。天祥吞食脑子,没有死。邹氵风自刎颈项,众士兵扶着他至南岭才死。僚属士卒得以从空坑逃脱的人,至此时刘子俊、陈龙复、萧明哲、萧资都死了,杜浒被抓住,忧愤而死。仅有赵孟氵荣逃脱,张唐、熊桂、吴希..、陈子全兵败被活捉,都被处死。张唐,广汉张木式的后裔。
文天祥被押至潮阳,见张弘范时,左右官员都命他行跪拜之礼,没有拜,弘范于是以宾客的礼节接见他,同他一起入..山,要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卫父母,还教别人叛离父母,可以吗?”因多次强迫索要书信,于是,写了《过零丁洋》诗给他们。这首诗的尾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着收藏它。..山战败后,元军中置酒宴犒军,弘范说:“丞相的忠心孝义都尽到了,若能改变态度像侍奉宋朝那样侍奉大元皇上,将不会失去宰相的位置。”天祥眼泪扑簌簌地说“: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呢?”弘范感其仁义,派人护送文天祥到京师。
文天祥在路上,八天没有吃饭,没有死,才又吃饭。到达燕京,馆舍侍员殷勤、陈设奢豪,文天祥没有入睡,坐待天亮。于是移送兵马司,令士卒监守他。当时元世祖皇帝多次搜求有才能的南宋官员,王积翁说:“南宋人中没有谁比得上文天祥的。”于是派遣王积翁去传达圣旨,文天祥说:“国家亡了,我只能一死报国。倘若因为宽赦,能以道士回归故乡,他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作为顾问,还可以。假如立即给以高官,不仅亡国的大夫不可以此求生存,而且把自己平生的全部抱负抛弃,那么任用我有什么用呢?”王积翁想与宋官谢昌元等十人一起请释放文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同意,说“:文天祥放出后,又在江南号召抗元,置我十人于何地?”此事于是作罢。天祥在燕京共三年,皇上知道天祥始终不屈,同宰相议论放了他,遇上有人以文天祥起兵江南西路的事为借口,结果没有被释放。
至元十九年(1282),福建有一僧人说土星冒犯帝坐星,怀疑有变乱。不久,中山有一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想救出文丞相。京城也有未署名的书信,说某日火烧蓑城苇,率领两侧翼的士兵作乱,丞相就没有忧虑了。当时大盗刚刚暗杀了左丞相阿合马,命令撤除城苇,迁徙瀛国公及宋宗室到开平,怀疑信上说的丞相就是文天祥。朝廷召见文天祥告谕说:“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说“:天祥深受宋朝的恩德,身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赐我一死就满足了。”然而还不忍心,急忙挥手要他退去。有的说应该答应文天祥的要求,诏令可以。不一会儿又下诏加以阻止,天祥已死了。文天祥临上刑场时特别从容不迫,对狱中吏卒说“:我的事完了。”向南跪拜后被处死。几天以后,他的妻子欧阳氏收拾他的尸体,面部如活的一样,终年四十七岁。他的衣服中有赞文说:“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只有忠义至尽,仁也就做到了。读圣贤的书,所学习的是什么呢?自今以后,可算是问心无愧了。”
评论说: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希望信奉大义于天下的人,不因为成败、锋利钝挫而动摇自己的志向,君子认为这就是“仁”,用它规合天理的正道,那么人心就安宁了。商朝衰落,西周拥德而代商,盟津的军队不约而同来会者有八百诸侯国家。伯夷、叔齐两个男子汉想拦住马头加以阻止,三尺长的小孩也知道是挡不住的。后来,孔子认为这是贤能的举动,就说:“只有追求仁义才能得到仁义。”宋到德..年间灭亡了,文天祥来往于兵营之间,开始想以言论保卫宋朝,当事情没有达到目的,就侍奉两个幼主称王于岭南海边,企图兴复宋朝,兵败被俘。我世祖皇帝以天地那么大的度量气魄,既赞扬他的节义,又爱惜他的才能,挽留他数年,好像老虎、犀牛关在笼子里,千方百计驯服它,然而始终不能达到目的。看他从容大度的气质,视死如归的气概,是因为他所追求的东西比生命还重要,难道这不可以称之为“仁”吗?宋代三百多年,录取士官的科举考试,没有什么比进士科考的规模还大,录取的进士中则没有谁能超过第一名了。自从文天祥死后,社会上有些喜欢高谈阔论的人,认为科举考试不能够充分地选拔到伟大的人才,难道是这样吗?
姚希得传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刚,潼川人。是嘉定十六年(1223)的进士。授与小溪县主簿,待次候职三年,每天从早到晚讨论《六经》、诸子百家的学说。调任盘石县令。恰逢巴蜀之地有兵灾,军需调度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已调集完毕,更迁调升嘉定府司理参军。改任蒲江县知县。当地豪绅大户挟势不法,县邑号令不从、难治。姚希得抑强扶弱,名声闻名遐迩。同知枢密院事游似听到了姚希得的名声,召人核实审查观察,迁升为行在都进奏院,任太平州通判,改任福州,徒步步行到福州治邑候官,当地官吏都不知道他是通判。
姚希得被召任为国子监丞,迁升太府寺臣,当时暂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当时理宗皇上斥逐当权的奸臣,收召有名望的道德之才,整个朝廷都为此庆贺。姚希得以为,从朝廷的外部观察其形状,好似清明的朝廷;从朝廷的内部观察其运行状况,有如危亡的国家。于是,上奏疏说:“尧、舜、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没有危亡的事情,而人们常常喜好危亡的言论;秦、汉以来,有很多危亡的事情,而人们反而经常回避危亡的言论。然而,危亡的事情不应该有,而危亡的言论倒不应该忘记。后代的皇帝是踏在危险的地方却如走在平坦的地方,讳言危亡的事情像讳言病痛一样。”又说:“君子不是不收召,而意向还没有统一;小人不是不斥逐,而根本还没有断绝。大权假若操握手中,而不能没有旁边小路曲径的疑问;大势假若更改革新,而没有看到长治久安的途径。朝廷大臣们所上的讽议劝谏之言,密封上给皇帝的奏章陈词,并不是不激切,而陛下既不为此加罪,但又未见推行。从古代以来,甘心走危亡的道路,不仅仅是昏君,而且也有明智的君主,这也就是我所感到特别害怕的。朝廷,是千变万化的各种事情所出现的地方,实质上是根源于皇帝的心事。为什么明君有如大白天那么明亮,还有可以议论的呢?宫廷内小学之建,人们都知道陛下是打算建立皇储。然而,岁月年长日久,没有看见施行,人心疑惑,感到危急,没有什么依靠。自秦、汉以来,太子不早决定的,后来都仓促行事,有的是宫廷的命令,有的是宦官主持设立的,有的是奸臣首先提出来的,这些都足以使国家感到危险。陛下有什么担忧还不早定大计呢?邸第家族的盛况,人们都知道是因为大家特别相亲相爱。然而依靠的人很多,他们轻视国家的法律,贿赂、相互包庇的行为,影响很不好。杨干,晋侯的弟弟,在曲梁一带胡作非为,而魏绛杀了他的仆人,晋侯起初大怒,但最终后悔,结果,晋国取得了霸主。平原君,赵王的弟弟,不向国家交纳租税,而赵奢对其管事的人按法用刑,赵王以他为贤而重用他,结果,赵国强大起来。这些都足以使国家兴旺。陛下为什么不稍稍伸张国法?现在,女的为首领,众人指目不满;宦官宠幸小臣们,时常窃取权柄,作威作福。这些都是因为陛下一时明白,一时糊涂所造成的,难道还不感到危险吗?国家有好的人才,好比人有元气,有用的人才一时衰败,一时受损,好比人的元气一时患病,一时衰危。好的人才能有多少,哪能经受几次消耗磨损,受损到极点,国家也就随之危险了。陛下清楚地了解别人,公正地使用人才,本来没有再用权奸的打算。然而,不清楚的人们往往暗中议论,这是元..、绍圣时期将要分开的预兆。祸根还藏着没有除去,难道对此还心安理得而不觉得危险吗?”理宗皇上脸色都变了,说:“我决不用史嵩之。”姚希得迁知大宗正臣兼权金部郎官。李韶因病告辞,十次上疏想去职。姚希得说:“李韶有善德厚望,虽然因病告辞,何不把他留着侍奉内祠,奉侍经幄,也足以可见朝廷对他的重用。”又说:“朝廷财用很困难,民众痛苦不堪,移用不急需的费用,以充实军事储备,以添补民众的生活,尊敬上天没有什么大于这个,难道这是崇奉、修建宫宇,庄严地设置佛像能够相比的吗?”又上奏陈述救钱楮的三条策略,请求设置惠民局,皇上都认为可以付诸实施。
姚希得进升秘书丞,不久迁升著作郎,授命江西提举常平官。役法早已混乱废弛,临川县有富户贿赂官吏请求免去劳役负担,姚希得竟以此定了他的罪。于是,他被改职提点刑狱,加封直秘阁。不久,加升度支员外郎。稍后,升直宝章阁,移治赣州。盗贼中有冒充“崔太尉”的人,盘踞石壁,连结几个州郡。刘老龙等聚集众人焚烧、掠夺,一方因此骚动不安。姚希得指示授给计谋、策略,不到五十天就平定了他们。因此,姚希得升任直宝谟阁、广西转运判官、暂兼任静江府知府。不久,授任直徽猷阁、静江府知府,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转运判官。因服母丧,免职。召为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入朝应对,议论君子小人、邪恶正义的区别,又说:“君子敢于冒犯皇上劝谏直言,违背陛下的意愿,退职甘心家居而食,这是替国家打算,而不是为自己打算。小人好自结朋党,培植势力,排挤正人君子,心甘情愿地说一些假话,一切都顺从陛下的旨意,于是分取陛下的官职爵位,这是替自己打算,而不是为国家打算。”迁升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给事中、暂理兼职刑部侍郎、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当时,西方用兵,有的为史嵩之复出而献计的人,说这事非史嵩之不能办。理宗皇上也有意再用他,知道姚希得一定不肯同意,下诏令告示这个意思,姚希得毅然上疏密奏,没有结果。又收回邓泳给予祠官的任命。右正言邵泽、监察御史吴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继因上书发表议论而罢免。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姚希得以集英殿修撰提点千秋鸿禧观。不多久,恢复旧职两淮宣抚使司判官,不久,加升宝谟阁待制,移居京西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与四川。诏令恢复原有官职。护卫江陵有功,诏命为户部侍郎。理宗皇上说“:姚希得的才能可担任京城的将帅。”于是,进升焕章阁待制、任庆元府知府、沿海制置使,接着,升任敷文阁待制。诏令增加沿海的船只水兵,姚希得为此广泛募集水军,建造战舰,蓄集粮食,蠲除米一万二千石、旧逋一百万。去官以后,官府库藏余羡全部代民众输纳。姚希得召为工部尚书兼侍读。入侍经筵,皇上详细地向他询问庆元之政。以华文阁直学士、沿江制置使任建康府知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姚希得巡行于长江之上,慰劳士卒,众人都觉欢乐喜悦。溧阳饥荒,打开仓库接济饥民,皇上多次降诏书奖励他。加升宝章阁学士,不久,加升刑部尚书,按照原职兼任淮西总领。
景定五年(1264),姚希得召任为兵部尚书兼侍读。于是,议论选用人才、修明政务、治理军事、爱惜财用四件事。拜任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恰逢有彗星变动,上奏疏引咎自责,请求解除机务之要职。暂时兼任参知政事。度宗即位以后,授予他同知枢密院事兼代理参知政事,不久授予他参知政事职。因为言论而罢职,授任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起用为潭州知州、湖南安抚使,因病得厉害,辞职,但仍以旧职奉祠禄官。请致仕,诏令不许,坚持请求,以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依原来潼川郡公致仕。咸淳五年(1269),死了。遗表奏上,度宗停止上朝,赠赐少保。
姚希得忠诚,光明正大,平常实在,清廉俭朴,自重,喜好援引有才德的人,不喜欢虚荣美誉,有诵荐于朝廷为官而自己还不知道的。广西官署用丝锦作为幕帐,姚希得说:“我出身于一介书生,哪里能用这个!”指示用缯缬(即普通丝织品)代替锦帛。蜀地的亲戚族人依靠他的有几十家,姚希得一生接济他们,婚丧之事全部依靠自己的财力,晚年按人口数授给土地,各有不等。所著的书有《续言行录》、《奏稿》、《橘州文集》。
李庭芝传
李庭芝,字祥甫。他的祖先是汴京人,十二代祖孙同堂而居,叫作“义门李氏”。后来迁徙到随州应山县。金国灭亡,襄江、汉水流域地区兵火战乱频仍,又迁徙到随州。特别以武艺的名声显赫乡里。
李庭芝出生的时候,在他家的屋梁上生长有灵芝,同乡里人聚集观看,以为是生男孩的吉祥之兆,于是以它作为名字。他少年时特别聪颖,每天能诵读数千个字,而其智慧知识常常出于长者、老者之上。王..任随州知州,李庭芝当时十八岁,告诉他的各位叔、伯与父亲说:“王..贪残而不抚恤下属,下属多有怨言,随州一定会出祸乱,请把家迁徙到德安避祸。”叔、伯与父亲勉强听他的话举家迁徙,迁后不到十天,王..果然被他的部曲挟持着发动叛乱,随州民众死的很多。嘉熙末年,长江的防务很是紧急,李庭芝不能得到乡举,以策论上书荆州的将帅孟珙,请求为国效力。孟珙善于为人相面,而且晚上又梦见车骑称李尚书来拜谒自己,第二天李庭芝到了。孟珙见他身材魁伟,回头对他的儿子们说:“我相过的人很多,没有像李庭芝这样的,他的名位将来一定超过我。”当时四川有军务警报,即以李庭芝暂时担任施州的建始县知县。李庭芝到后,训练农民,治理军务,选壮士参杂在官军中教其武艺。过了一年多,民众都知道如何战、如何守,善于骑马打仗,无事则带着武器耕作,兵寇到了则全部出动与其作战。夔州的将帅在他的辖区也推行这个办法。淳..初年才离开建始县,参加科举考试,录取为进士。担任孟珙的幕僚,主管机密、文字事宜。孟珙死后,上遗表举荐贾似道自代其职,而又向贾似道推荐李庭芝。李庭芝感恩孟珙为知己,于是扶送他的棺柩葬于兴国县,随即弃官而归故里,为孟珙服丧三年。
贾似道镇守京湖,李庭芝起初担任制置司参议,后来移居镇守两淮,与贾似道议设栅清河五河口,增设淮南烽火台一百二十处。接着,担任濠州知州,又在荆山设城以备淮南。都切中机会。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担任京湖宣抚使,留李庭芝暂时任扬州知州。不久,因为大兵在巴蜀一带,奏请担任峡州知州,以防守巴蜀长江出口。朝廷任命赵与..担任淮南制置使,李应庚担任参议官。李应庚指挥两路兵驻扎南城,大暑中渴死的有几万人。李..观察他没有谋略,攻夺涟水三城,渡过淮河攻夺南城。鄂州兵解围,李庭芝服母丧离职。朝廷议论选择驻守扬州的将帅,理宗皇帝说:“没有哪个比得上李庭芝。”于是夺情主管两淮制置司事。李庭芝又打败李..的军队,杀死李..的将帅厉元帅,平定南城而回。第二年,又在乔村打败李..,攻下东海、石圃等城邑。又第二年,李..投降,迁徙三城的民众到通州、泰州之间。又攻破蕲县,杀死守将。
李庭芝初到扬州的时候,扬州刚刚遭受水灾,房屋全被烧毁。扬州依靠盐业获得利益,而制盐亭户大多逃走,公私盐业都很萧条。李庭芝全部贷给民众所负的欠款,借钱给他们修房子,房子做成后又免除了他们所借的钱,共一年,官府民居都修好了。开凿运河四十里到金沙、余庆盐场,以节省车费运输。同时还疏浚其他运河,放免亭户负盐二百多万。产盐户民众没有车运的劳苦,又能够免除所负的盐债,逃出去的人都跑回来了,盐业之利于是迅速兴盛。起初,平山堂鸟瞰扬州城,大元兵至时,就构筑望楼在其上,摆开车弩以射城中。李庭芝于是修筑高大的城墙围起来,募集汴京以南的流民二万多人充实城中的人口,有诏令命为武锐军。又大修学校,教以《诗》、《书》,做俎豆,与士大夫们修行习射之礼。郡中发生水旱灾荒,即命令打开官库,库藏不足就以自己的私人财产来赈济灾民。扬州的民众感恩戴德,敬之如父母。刘..从淮南进京入朝,理宗皇帝询问他淮南的事情,刘..回答说:“李庭芝老成谨慎,军民相安。现在边防不感到惊惧,百事都已做好准备,都是陛下委任的人选所取得的成效。”
咸淳五年(1269),北方元兵围攻襄阳,战事紧急,夏贵入援襄阳,大败于虎尾州;范文虎调集各路兵丁再次援襄阳,又被打败,范文虎以轻舟小船得以逃走,兵卒大乱,士卒掉入汉水被溺死者很多。冬天,朝廷命李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师入援襄阳。范文虎听说李庭芝到襄阳,送信给贾似道:“我率兵几万人进攻襄阳,一战即可平敌取胜,只是不要让我听命于京湖制置使,事成则功劳归功于恩相。”贾似道为此高兴,即任命范文虎担任福州观察使,其军队也由他统帅。范文虎每天带着漂亮的小妾,走马击..在军中为乐。李庭芝多次想进兵,范文虎回答说“:我派人取旨令还没回。”第二年六月,汉水泛滥,范文虎不得已才令出兵,军队还没到鹿门,中途就逃走了。李庭芝多次亲自弹劾他请代替其职,没有批准,结果,丧失了襄阳。陈宜中请诛杀范文虎,贾似道袒护他,只降了一级担任安庆府知府,而贬谪李庭芝及部将苏刘义、范友信去广南。李庭芝罢官居于京口。
不多久,大元兵围攻扬州,制置使印应雷暴死,即起用李庭芝担任两淮制置使。李庭芝请分淮南西路让夏贵率兵防守,而自己能专心防守淮南东路,获得批准。咸淳十年(1274),筑清河口,诏令为清河军。十二月,大元的军队攻下鄂州,度宗诏令天下的军队勤王,李庭芝首先派遣军队倡议从命。德..元年(1275)春天,贾似道兵败芜湖,沿长江各州的将帅或降或逃,没有一人能坚守的。李庭芝率所部军队坚守郡县城邑。李虎拿招降榜到扬州招降,李庭芝杀了李虎,焚毁了招降榜。总制张俊出战,拿着孟之缙的书来招降,李庭芝焚烧了招降书,砍下张俊等五人的脑袋示众于市。而后调苗再成在南面作战,许文德在北面作战,姜才、施忠在城中接应防守。当时,拿出黄金、丝帛、牛肉美酒宴请犒劳将士,人人为之死战。朝廷也以督府的金银犒劳士卒,令加升李庭芝参知政事。七月,以知枢密院事征辟入朝,调夏贵任扬州知州,夏贵没有到扬州,事情于是作罢。
十月,大元丞相伯颜进入临安,留元帅阿术驻扎镇江以遏阻淮南的军队。阿术进攻扬州长久攻不下,于是筑工事长期围困扬州。冬天,城中食物吃尽,死的人满街都是。第二年二月,饥荒更加厉害,赴濠水自杀的人每天几百,路上有死的人,众人都争相割他的肉吃,一会儿就完了。宋朝灭亡,谢太后与瀛国公为诏谕劝降,李庭芝登上城墙说:“我奉诏令守城,没有听说有诏谕投降的。”此后,两宫入朝,到瓜洲,又诏令李庭芝说:“近来,诏令你纳钱款,长久没有听到你的回报,难道你不知道我的意思,还是想坚持自为牢圉呢?现在我与太子都已经臣服于元,你还为谁守扬州呢?”李庭芝不回答他的话,令发箭弩射杀来使,杀毙一人,其余的人都退走了。姜才出兵想夺回两宫,未取胜,又关上城门驻守。三月,夏贵以淮南西路地降,阿术驱降兵到扬州城下让他们看,旌旗遍野,幕客中有用语言来试探李庭芝,李庭芝说:“我只有一死而已。”阿术的使者拿着诏令来招降,李庭芝打开门让他进去后,就杀了他,把诏令放在城墙上烧了。而后,得知淮安州许文德、知盱眙军张思聪、知泗州刘兴祖都因为粮食耗尽而降。李庭芝还搜括民间的粮粟以供应军队,粟吃完后,又令官人出粟,粟又被吃尽,又令将校出粟,杂以牛皮、麦..一起吃,士兵有煮自己的儿子的肉来吃的,还每天出来苦战。七月,阿术请求赦免李庭芝焚烧诏令的罪行,要求他投降,有诏令一起送来。李庭芝也不接受。这个月,益王派遣使者以少保、左丞相的职务召回李庭芝,李庭芝令朱焕驻守扬州,与姜才率兵七千人东进至海,到泰州,阿术率兵围剿他。朱焕以城降元,驱逐李庭芝的将士、妻子儿女到泰州城下,副将孙贵、胡惟孝等开门投降。李庭芝听说有变乱,跳赴莲池,因水浅而没有淹死。被抓住送到扬州,朱焕请示说:“扬州自从用兵以来,尸骨满地成堆,这都是李庭芝与姜才所造成的,不杀他们还等什么呢?”于是杀了他。死的那天,扬州的民众都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有宋应龙这么一个人为泰州的咨议官,泰州知州孙良臣的弟弟孙舜臣从军中来说降,孙良臣召宋应龙来商量定计,宋应龙特地陈述国家的恩典,君臣之间的大义,请求杀掉孙舜臣以告诫三心二意的人,孙良臣不得已杀了他的弟弟孙舜臣。到泰州城降,宋应龙夫妇自己上吊而死。提刑司咨议褚一正,置司署于高邮,督战被创,跳水淹死。兴化县知县胡拱辰,县城被攻破时也以死报宋。
陈仲微传
陈仲微,字致广,瑞州高安人。他的祖先居住在江州,嘉奖为义门。嘉泰二年(1202),考中进士。调任为莆田县尉,恰逢没有县令,通判又罢免柔弱与不任职的人,有关部门把县令的事委任给他。那年歉收,部卒与饥民一起造反,陈仲微立刻把作乱的首领抓来杀了。缉拿不卖粮食的人,抑制强迫买粮食的人,莆田县境内秩序肃然。囊山的佛教徒与郡学的师生争夺水利,长久不能解决,陈仲微按照法律公断说:“错误是在佛教徒这一方。”有一天,沿檄经过寺庙,这个寺庙的和尚一直说这事并撞钟以为冤枉,一天到晚诅咒,然而,没有谁省悟是陈仲微依法公断。陈仲微看到后说“:我是什么心呢?我是什么心呢?”质对明白,为首的那个寺僧没有患病就死了。寓公有称赞陈仲微的,并在他经过的路上暗中授给他推荐的书信,陈仲微接受以后就藏起来了。过了一年多,寓公的家里欠县府的租,陈仲微竟令人逮捕了他家的佣奴。寓公为此有怨言,陈仲微还给他年前给他的简牍书信,书信的封口还是原来的样子,并未拆封,这个人惭愧地称谢而去,在陈仲微的这一任期内再也不敢徇私。
陈仲微改任海盐县丞。邻邑有疑问的狱事诉讼已经十年,州郡守令命陈仲微去调查审理,一问就决断此案。改为崇阳县知县,一直在县署旁边吃住,白天多与县邑父老乡亲、打柴的等人相互你我相称,故对民情了如指掌,小吏们自然不敢有任何违法行为。担任黄州通判时,还兼任搜集军饷之职,自己以身作则,随事检查,军队粮饷靠此毫无匮乏。制置使上书称道他为这方面最好的表率。他推辞说:“这是自己的职责,哪里谈得上是最好的表率呢?”又担任江州通判,迁转兼任干办诸司审计事,任赣州知州,江西提点刑狱,因违逆丞相贾似道,监察御史舒有开上书罢免他。好久以后,又起用他担任惠州知州,迁升太府寺臣,暂时兼理侍右郎官。上朝论对,说:“俸禄作为诱饵可以钓天下才能属于中等的人,但不可能以此来收罗天下的豪杰;有名的船只可以运载天下的卑鄙之人,而不可以使天下的英雄沉沦下去。”贾似道大怒,又令监察官弹劾,罢夺他的官职。好久以后,才恢复职务。
当时,国家大势很危急,陈仲微上封事论说,其中大致说:“因错误而导致襄阳失守的,是老将。襄阳失守的罪过不单纯是在关隘不牢、疲劳的将帅、幼小的兵卒,度宗皇上、丞相应当为此分担责任,以谢先皇帝理宗的在天之灵。度宗皇上假若说罪过在自己,大臣们表示其错误在我们,宣布十年积蓄力量,改正过错,严惩六年中忽视敌人的罪行,纠正尚未昭彰的过失,本来没有什么极限,追悔过去的失误,还可以在迷途中清醒。有的说袒护的意思多,责备的言词少;陛下缺乏那种悲壮哭师的誓言,师相润饰承担过错的言论,这尤其不是抚慰忧恤死者的道义,祈求上天悔悟致祸的道理。往往代言的人缺乏知书识体的儒士,高等学馆很少有有识之士,吃香喝辣,积恶习成痼疾,君道相业,各有不足的地方。而现在这个时候,在朝廷没有能为国家筹谋的人才,在边境没有能够指挥破敌的将帅。审察前朝北宋宣和年末变化之前,靖康已败之后,凡是前日接近皇帝的大臣们,坐着漂亮的车子,俯首称臣,奴颜婢膝,就像今天认贼做父、向贼称臣的人。力量强、敏于事,办事痛快合意的人,就是今天背叛皇上、出卖国家的人。为国家考虑的人哪能与这样的人去相比呢?使国家大乱的人上奏骗人的话以逢迎皇上,依赖国家的人掩盖着耻败的局面而且不敢议论,主持国家事务的人不清楚安危的预兆而不知道悔过。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所缺乏的不只是兵。宫廷外面的事务,都由将军管理,而一官半职,都出于其中,斗粟尺布,退有后忧,平素没有权力,危急时却有责任,有的请求建督,有的请求行边,有的请求到京城,骇人听闻。因诸将在危急之时推辞,故朝廷不得不在失败后帮助遮掩缺点,有智谋的不能施展,打败仗没有被惩罚诛杀,上下包藏羞耻,闭口不敢议论。这是因为下至器仗甲马,衰飒杂乱,不足以整肃军容;壁垒寨堡栅栏,折樊驾漏,不足以抵挡冲撞的骑兵。号为将帅,名存实亡。建城无兵,以城给敌;士兵不知怎样作战,以致使将帅断送给敌方;将帅不了解士卒,就会把国家葬送给敌方。这个时间是越来越临近了。只有皇上、丞相翻然醒悟、改进,天下国家的事还有挽回的余地。转败为胜,在皇上、丞相的一念之间。”于是,授命陈仲微出任江东提点刑狱。
德..元年(1275),陈仲微迁任秘书监,不久,拜任右正言、左司谏、殿中侍御史。益王在海上即位,拜任吏部尚书、给事中。..山兵败以后,逃走安南。过了四年死了,时年七十二岁。
陈仲微的儿子陈文孙与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元朝,为元朝军队南征充当向导。安南王愤怒,掘开陈仲微的墓坟,砍了他的棺材。
陈仲微天性诚实,虽生长富贵之家,然而却粗衣淡饭,就像贫穷的人。所以能够熟诵《六经》,精通理义致知之学,对于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医药、卜筮、释老佛教的学问,没有不搜猎、学习的。
梁成大传
梁成大,字谦之,福州人。开禧元年(1205)的进士。一贯不顾廉耻,县官满任后,谄媚史弥远家的干亲万昕,万昕说真德秀当受惩罚,梁成大说:“我假若能任官台谏,一定能明辨此事。”万昕为他转告这个话。出任扬州通判,不久迁宗正寺簿。
宝庆元年(1225)冬天,入朝转对,首先说“:大佞的人似忠臣,大智的人似愚夫,有的喜好名声以自卖自夸,有的喜好标新立异以诡辩,有的假借高尚之节以要挟君王,有的掩饰虚伪的学问以欺世盗名。说的话似忠诚鲠直,心里实际上满腹邪恶,一不觉察,薰莸同器,泾渭混流。言论不达时变,计谋不中要害,或巧辩以为能干,或诡辩以此获得名声,或设置奇险的言论以告诫众人,或讲些欺骗妄诞的语言以蛊惑士心。所做的不是所说的,所坚持的不是所学的,一不辨别,凿枘两不相合,矛盾不相容。”
过了六天,梁成大拜任为监察御史。不久上奏:“魏了翁已服从处罚被驱逐,人们还以为他罪行重而惩罚轻。真德秀狂妄违逆误谬,不比魏了翁少,相羊家食,应该削职放逐,同样施行。”奏章呈上后,不到两个月时间,有的传说真德秀被任命到衡阳任职,当时宰相已到皇帝跟前说过这话。皇上说“:孔仲尼不做太过份的事。”于是,只降了他三级。第二年三月,又上奏杨长孺停止授予新的官职,徐王宣削夺三级迁移象州居住,胡梦昱迁移钦州编管。这一年冬天,梁成大拜任为右正言。绍定元年(1228),进升左司谏。四年正月,迁升宗正少卿。五年二月,暂任刑部侍郎。第二年十月,理宗皇帝晚上下诏令贬黜了他,提举千秋鸿禧观。莫泽当时兼任给事中,急于表现出与其不同,上疏反对,于是,停止给他祠官的任命。端平初年,洪咨夔、吴泳相互上奏章议论驳斥,削夺两级。吴泳又上奏疏,送移泉州居住。恰逢王遂的奏论也呈上,再次削职,迁徙潮州。
梁成大天性强暴残狠,心术凶险,凡是可以为贼臣残害忠良的事,大概都不顾一切的拼命地去做。接受的各方贿赂,排列于堂庑之中,来了客人就引导他们去看,好让他们效法去做。尤其是巧取豪夺,冒领抢占宇文氏的房产。到去职以后,告他的人不下百余个。被贬驱逐的那一天,朝廷命令拆毁他家的房子,即使是小人李知孝也说:“最难堪的事,就是将来有一天同梁成大同传。”
李知孝传
李知孝,字孝章,参知政事李光的孙子。嘉定四年(1211)考中进士。曾经为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以为耻。差充干办诸司审计司,拜任为监察御史。
宝庆元年(1225)八月,上疏说:“士大夫努力追求好的名声,为国效劳有作为的少,而附和偏激的意思多,扶持国家的意念微弱,而诋毁挑拨的意念却很强。既担心皇上不能选用他,又忧虑朝廷不能容纳他,故居朝廷多为激怒之辞,退下则等待斥逐的命令。开始的时候慷慨而激烈,最终的结果则恳切地请求离职而去,打算以此建树奇节而求令名,这就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暗地里诋毁真德秀等人。又奏请降洪咨夔三级,罢免放逐,胡梦昱追毁、除名、勒令停职,羁押管制于象州。李知孝还告诉魏了翁说“:这些话是论奏洪咨夔等人是相府交的全文。”这种欺诈的状况就像这样。
过了一个多月,又说:“近年以来,许多老臣已经衰老,后学诸生晚出,不见教前辈,没有听说义理,不讲习纲常,识见卑下浅陋,议论偏颇,一个个相互唱和,蛊惑人心,这种风气泛滥,为害的确很深。请求诏下我的奏章,整肃朝廷内外,各方一定平息,以杜绝混乱萌生。”拜为右正言。又说“:真德秀对皇上的话断章取义,错误地..抄,屡次地给人看,导信邪说,如簧鼓舌,同流合污,如或再有类似狂妄的言论,应当追查、处罚,予以放逐,以正典刑。”疏文上奏后,于是发榜文布告天下。又说:“急速地召录的人,大多迟到晚回,很久不来,以要挟君王表现自己高风亮节,以忽视君帝为通常做法,可行动的而坚持不行动,没有病的称有病,比比皆是,相互煽动,蔚成风气,想求难进易退之名,特别失掉了尊君亲上的道义。希望将急速召用的人才按他们的路途远近计算时间,规定到来的时间,使他们到朝;其中衰老有病的人,尽早改变任命。”当时,朝廷召用傅伯成、杨简、刘宰等都没有到,故李知孝上疏诋毁他们。又奏张忠恕之过,革除职务,削减俸禄,免除郡事。
李知孝拜殿中侍御史,升迁为侍御史。绍定元年(1228),迁右司谏,进升右谏议大夫。绍定五年(1232),迁升工部尚书兼侍读。过了一个多月,进升兵部任职。第二年,理宗皇帝亲自治政,李知孝以宝谟阁直学士出知宁国,后省驳斥议免这个任命,诏令提举嵩山崇福宫。端平初年,监察御史洪咨夔、权直舍人院吴泳相互交替上奏章论驳,削夺俸禄,罢去祠官。吴泳又上封事驳议,既而诏命移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又上奏议论他,再次削夺官职品级,迁徙瑞州。
李知孝起自名家,投机钻营于仕途,对于皇上、大小臣僚心怀欺诈,迷惑祸害国家,排斥各种贤能的人才。时常乘坐小轿,醉酒于一些小官之家,侵夺聚敛,不知守纪。至绍定末年,还自己请求为中丞。当时人们指斥李知孝与梁成大、莫泽为“三凶”。最后因为贬逐而死,天下人都为此感到高兴。
徐鹿卿传
徐鹿卿,字德夫,隆兴府丰城县人。广泛地通晓经史,以擅长文学名于乡里,后来的学者争以他为宗师。嘉定十六年(1223),参加廷试,考中进士,有关官署按其对策决定他名列第二位,详定官因其直率压抑他,结果置第十位。
徐鹿卿调南安军学教授。张九成曾以直言相道被贬谪居,徐鹿卿选择他的言行,刻石树立在学校以此为校训。先辈前学周敦颐、程颢与他的弟弟程颐都在这里讲过学,徐鹿卿重申其教诲,于是理义之学又重昌明。建立养士的纲常条纪,学田多分布在溪峒,时时征赋没有准则、限度,农民为此感到痛苦不堪,徐鹿卿去抚恤民众,结果,没有拖欠租赋的人。后来盗贼作乱,围绕城邑的屋宇皆被毁坏,只有学宫幸免,故徐鹿卿说“:是没有谁来扰乱我们的。”
徐鹿卿担任福建安抚司干办公事。恰逢汀州、邵州寇盗作乱,徐鹿卿筹划备御,切中机会,对避寇者入城的人,多方赈济,民众因此无一伤亡。郡多火灾,救护有方。逢都城失火,徐鹿卿应诏上封事,说积阴之极,其征候是火,指斥宠幸便嬖、沉溺于宴会、使用小人三事尤为厉害。真德秀称赞他的气平、言论正派,有忧国爱民的诚意。改任尤溪县知县。真德秀担任泉州知州,请他在南安任职,徐鹿卿以不便养母为借口推辞。真德秀说“:志同道合,可以拯民,你还担忧什么而不来呢?”徐鹿卿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母亲,她欣然答应了这个要求。到职后,首先就罢免了没有名目的科敛负担,注明版籍,革除预借,疏决壅塞阻滞,通达冤抑,其县邑大治。真德秀不久担任福建路长官,疏列他的政绩,以劝勉各县。逢歉收年,处理得法,富有的愉快地分出财物,民众没有死亡、迁徙的。刚听说,令赴都堂审察。因为母亲丧事而离职。
徐鹿卿被诏赴朝廷任枢密禀议,首先议论边防事务、纸币。主管官告院,干办诸司审计司。过去的宰相之子以集英殿修撰职食祠禄,又帮司农少卿米麦,徐鹿卿说“:为什么为一人而破坏成法?”认为不能这样做。迁任国子监主簿。入朝应对,陈述六件事,说“:清除浅陋的以起事功,昭示劝惩的以收权柄,清查班著以储备真才实学,重视藩辅以保护都邑,使用闽、越之地的水军以屏防海上,集合东南的全部力量来防守长江。”理宗皇帝对这些都予以赞扬、采纳。改任枢密院编修官,暂任右司,筹画枢密院西府、中书门下东府二府事宜,通而守法。恰逢右史方大琮、编修刘克庄、正字王迈因为上书言事而被贬黜,徐鹿卿以诗相赠,奏事的人一起弹劾他们,太学的学生们做《四贤诗》。担任建昌军知军,未上任,而崇教、龙会两保与建黎原、铁城的民众因积怨而兵刃相见,徐鹿卿急驰书布告他们,敛手听命。任职后,即宽赋薄敛,禁止掊克,裁汰赃滥,抑制豪强,抚恤寡孤弱小,惩罚贪官污吏,训练士卒,创建百丈寨,选练将帅、士卒,修筑城邑墙垣,治县行为大为人们信服,乡里田野都歌颂他的政绩。
督府横取秋苗斛面,建昌有上交五千斛的任务。徐鹿卿为此相争说“:我郡守职务可以免去,但是米得不到。”民众都担心失去徐鹿卿,请求输送米以共命运。徐鹿卿说:“民众为我打算是好的,难道我就不为民众打算吗?”最后以抗争而免除了五千斛米的负担。召他赴朝,打算出发去京,南丰发生盗乱,他捕斩渠首二十人,其他的人都不问罪。擢升度支郎官兼任右司。入对于朝,极陈时弊。改任侍右郎官兼敕令删修官,兼任右司。徐鹿卿又说当时宰相并列的弊端。宰相以甜言蜜语诱引徐鹿卿,徐退下后告诉别人说:“是牢笼,我不能为宰相的党人。”议事官以其他的事诋毁徐鹿卿,徐鹿卿主管云台观。过了一个多月,起用为江东转运判官。当年大饥,人以人肉为食,留守别之杰讳言不追问,徐鹿卿下令暗中捕拿吃人肉的人,悬尸于市示众。又奏援引真德秀为漕官时拨钱用以帮助赈给,没被向上报告。于是拿出本官司库米三千多石按半价出售,及减抵当作库息,又拿出缗钱一万七千赈送饥民,劝居民收养孤儿,每日给钱米,因此而活的孤儿有几百人。宴饮或与人集聚时不用声乐。
正当岳珂驻守当涂,制置茶盐,诡称为国谋利,横征暴敛百出,商旅不敢通行于此地,国家收入反不如其初。朝廷命徐鹿卿核实这件事,官吏争相逃窜隐匿。徐鹿卿宽定其期限,亲自审查勾考,全部了解了其实际情况。岳珂辟置贪官酷吏,开告讠干检举的风气以诬陷民众,没收他们的财产,平民李士贤有稻二千石,被囚禁了半年。徐鹿卿全部释放而劝他们将余财分给贫民,都感泣涕零,奉命而行。岳珂被罢职,任命徐鹿卿兼领太平知州,仍暂提举茶盐事。松弛征敛,减免采石与芜湖两务芦花税。江东诸郡飞蝗很多,蔽天遮日,进入当涂县境,徐鹿卿露天烧香默祷,忽飘风大起,蝗虫全部飞过淮河。别之杰密请朝廷要求徐鹿卿移任浙东提点刑狱,加直秘阁,兼任提举常平。徐鹿卿倡议罢去浮盐经界卤地,先撤相家所筑,被捕者自己说:“我是相府人。”徐鹿卿说“:行法一定得从近依富贵的人开始。”最后还是依法处罚。丞相史弥远的弟弟担任温州通判,用韩世忠家传的珍宝玩物获利,籍没之,徐鹿卿奏请削夺了他的官职。
起初,徐鹿卿邀请衢州推官冯惟说来婺州断狱案,冯惟说平素廉洁、直率,到后则辨别曲直,查出湮没已久的禁查之事。大家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快,正值乡人聚集一起提意见,于是嘱请弹劾冯惟说。州官索要告发冯惟说的盖有手印的文书,冯惟说笑道:“是不是还可以任官呀?”自己在盖有手印的状纸上题诗后离开了。衢州郑逢辰因错误地举荐了人,徐鹿卿因为委任使者不当,两人相继自己奏请免职,又相互和诗酬唱。御史把他们二人弹劾、罢免。后任泉州知州,改任赣州知州,都辞不就职。迁任浙西提点刑狱,江、淮都大坑冶,都因有病而力辞不就,于是主管玉局观。到召令还职,又辞,改任直宝章阁,担任宁国府知府,提举江东常平,又辞。
淳..三年(1243),徐鹿卿以右司召还,还是辞而不就。丞相杜范送书信给他说“:直道不能被人所容,使人击节叹息。你不出任就职,难道是因为冯惟说的缘故吗?冯惟说即将有新的任命了。”徐鹿卿于是才出来任职。升任太府少卿兼右司。入朝应对,奏请稳定国本,端正纪纲,定立规模,“时事多艰,人心易摇,既没有独立承担重任的大臣,又没有守节伏义的儒士,希望早决定大计”。理宗皇上赞扬了他的议论,兼任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任崇政殿说书。一年以后,暂兼任吏部侍郎。当时人们议论要求执政分别治理兵事与财政,徐鹿卿坚持认为不行。因为疾病而请求担任祠官,迁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发运副使。执意请求祠职,理宗皇帝诏谕丞相挽留他。召他暂任兵部侍郎,力求辞任,皇上诏令丞相以书信招他入朝,徐鹿卿到后,又极言君子小人,切于当世的时务。兼任国子祭酒,暂任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讲,兼理权给事中。徐鹿卿说“:琐闼细小的官吏没有什么不应当过问的,近年,朝廷命令已下而给舍等官员不得而知,请求恢复旧制。”诏令按奏请的做。
理宗皇上对他诚恳地关心,以致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妒忌,有的撰拟假的奏疏托请徐鹿卿给以传递,屡次诋毁宰相以及各种大小官员,徐鹿卿开始不知道,后来就在皇上面前洗刷自己,请求罢去官职,理宗皇上对他说:“你离职而去,正好中了奸人的计谋。”诏令临安府根绝捕拿造假疏的人,因事件与一些有势力的要人有牵连,狱事没有依法追查到底。迁升礼部侍郎后,徐鹿卿多次上疏辞职告老还乡,授任宝章阁待制,担任宁国府知府,而以年龄大了要求告老的奏疏上了五次,没有被批准,提举鸿禧观,于是致仕,进升华文阁待制。死时,遗表送闻,赠赐四官。
徐鹿卿居家忠孝友睦,喜怒不表露于形,恩怨都能泯灭不言,宗族亲属,乡里党人,都得欢喜之心。担任官职廉洁、简约、清正、严峻,不随便拿取一点点东西,一栋草庐刚能遮挡风雨。所写的著作有《泉谷文集》、奏议、讲义、《盐楮议政稿》、《历官对越集》,手编《汉唐文类》、《文苑菁华》,谥号“清正”。
洪天锡传
洪天锡,字君畴,泉州晋江县人。是宝庆二年(1226)的进士。授任为广州司法,长吏盛气凌人地对待僚属,洪天锡对此纠正指责的很多。因妻子死而辞职服丧,免丧后,调任潮州司理。势豪之家抢夺贫民的田地,洪天锡把这事告诉潮州知州,势豪之家渐返还民田。
将帅方大琮担任真州判官,留洪天锡置于幕府。改任官职为古田县知县。行乡饮酒礼。县邑大乱,上诉的很多,洪天锡剖析决断没有留下疑难积案。有依靠王府势力而杀人的,洪天锡诛惩他们毫不宽恕。调任建宁府通判。遇大水灾,擅自打开常平仓发粮赈济饥民。擢升诸司粮料院,拜任为监察御史兼说书。多次上奏疏说:“天下的祸患有三种:即宦官、外戚、小人。”弹劾董宋臣、谢堂、厉文翁,理宗力护厉文翁,洪天锡又说“:不斥逐厉文翁,一定会牵连到王府受累。”理宗皇上令吴燧宣旨告谕多次,洪天锡力争,说:“贵戚厉文翁作奸犯科,根底稳固,盘根错节,乃迟回护惜,不想把他绳之以法,他的气焰会更加嚣张,纲常法纪会更加被破坏,到以后祸事已成,虽想惩治他也不行了。”理宗皇上又传出御笔札令,要洪天锡改易奏疏,希望自己戒饬检点。洪天锡又说“:自古奸人虽然凭借势力作恶,其心里未曾不担忧皇上知道这些事,假如皇上知道而只是训诫一番,那么就会凭借势力作恶越猖狂,反而不如不知道的为好。”五次上奏章,结果,被逐出关待罪。诏令二人已改变成命而处罚,董宋臣继续留用。洪天锡说:“我留则董宋臣就必须逐去,董宋臣留任,那么我就应被斥逐,希望皇上早赐诏书裁断。”过了一个多月,天下雨时伴有土,洪天锡以其异象为缘由,坚持说明阴阳、君子小人之所以要辨别清楚,又说要修整内司中之害民的人。
蜀中地震,江浙、福建一带发大水,洪天锡又说:“上下穷困如空,远近地区都怨愤疾苦,唯独贵戚、宠幸宦官享受富贵。全天下的人都穷困又怨恨,难道陛下能单独与几十个人共享天下吗?”正逢吴地百姓仲大论等连连上诉董宋臣抢夺他们的田产,洪天锡要下属调查处理这件事,而御前提举所移送来的文书称这些田属皇帝御庄,不当告知有司处理,仪鸾司也拿出文牒证为常平田。洪天锡说“:御史是以昭雪冤狱,常平是以平均徭役,如果宦官得以控制它们,那么,内、外台官可以废除,这还能说国家有法纪、纲常吗?”于是重新弹劾董宋臣与卢永升而历数他的罪恶,理宗皇上还尽力袒护他们。洪天锡又说“:修整内司供缮修而已,近年动不动就说‘御前’,奸赃的老官吏,缉捕的凶首,都一一窜名于御前之中,以御前为幌子,则有司不得动手依法惩治他们,狡猾者为他们出谋献计,暴乱者助纣为虐,其辗转受害的都是良民。希望不要使史臣在史书上写道‘:内司宦官的横暴自今开始。’”为此他上奏疏六七次,最后请求退还御史印,说“:贤明的皇上应当为后人除害,不应当遗留祸患给后人。现在朝廷轻视给舍台谏等监察官,轻视百司庶府,而北司宦官独受重用,仓卒之际,我实在恐惧。”洪天锡的言论虽然没有完全被皇上接受照办,然而,最终董宋臣等宦官阉人不能窃弄皇上的威风权柄,这都是洪天锡的努力所致,而洪天锡也因此离开了朝廷。改任大理少卿,再迁升太常,都不愿接受任命。
改命洪天锡担任广东提点刑狱,五次推辞不就。第二年,起用他任潭州知州,好久以后他才到任。缉拿盗贼,尊敬先贤,过一年多,潭州大治。担任直宝谟阁,迁升广东转运判官,断决疑狱,弹劾贪官污吏,治理财赋,都有法则。召任为秘书监兼侍讲,以耳朵听力不灵敏而推辞,升任秘阁修撰、福建转运副使,又推辞。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读职诏令回朝,多次推辞,没有获准。在去京城的路上,监察御史张桂弹劾而罢免了他。于是上疏奏明所想说的病害民众的五件事,分别为公田、关子、银纲、盐钞、赋役。又说“:在朝廷没有严惮的士大夫,何以停息奸谋?遇事没有敢谏诤的臣僚,何以面对大节?人物稀少疏阔,精采销削软弱,隐瞒懒惰,怜惜自己的人多,忘身殉国的人少。”进升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加显文阁待制、湖南安抚使、任潭州知州,改知漳州,都力辞不就。
后年,洪天锡改任福建安抚使,尽力推辞,未获批准。亭户买盐以致有的家破人亡,洪天锡首先罢除了此事,民众做佛事以报答他。罢免上贡荔枝事。召任刑部尚书,诏令宪守之臣急速去召他到京任职,没有赴任。好久以后,进升显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三次下御札诏令催促他,又力求推辞。过了一年多,进升华文阁直学士,仍旧任宫观祠职,不久告老退职,加升端明殿学士,转一官阶。因疾病免职,草拟遗表以规谏皇上、丞相。度宗为此震惊,并去悼念他,特赠正议大夫,谥号“文毅”。
洪天锡言行举止有准绳、原则,居官清廉、正直,临事时是非问题从不马虎,从不屈服于人。所写的著作、奏议有《经筵讲义》、《进故事》、《通祀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
谢枋得传
谢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阳县人。为人豪爽。每次看书,五行一齐看下来,过目一看,终身不忘。性格好说直话,一与别人论述古今治乱的国家大事,一定是掀起胡子,抵着几案,跳跃自奋,显得很激动的样子。以“忠义”作为己任。徐霖称他为“:如受惊的白鹤伴云霄而飞,不可能用笼子来束缚他。”
宝..年间,中举为进士,谢枋得对策时严厉地攻击丞相董槐与宦官董宋臣,本意希望擢升中进士甲科,到公布考生名单,考中乙科。任命担任抚州司户参军,随即弃职而去。第二年又出来任职,试任教官,中兼经科,担任建宁府教授。未上,吴潜宣抚江南东、西两路,命他担任干办公事。团结民兵,以保护饶州、信州、抚州,用科降钱米以作为地方民兵的食粮。谢枋得说服邓、傅二姓所属二社各大家,得到民兵一万多人,驻守信州,到兵退后,朝廷核实各项军费,差一点没有免除科降钱。
宝..五年(1257),彗星出现于东方,谢枋得在建府主持考试,以指责贾似道的政事为试卷题目,说:“兵一定至,国家一定亡。”漕使陆景思抓住了这件事,送上这种文稿给贾似道,贾似道则以谢枋得居乡不守法纪、起兵时冒领使用科降钱,又诽谤他,追夺两官,贬谪到兴国军居住。咸淳三年(1267),赦免,允准回居乡里。德..元年(1275),吕文焕引导大元兵沿长江东下攻占鄂州、黄州、蕲州、安庆、九江,凡是他的亲友、部下都被诱降而献出城邑,于是屯驻建康。谢枋得与吕师夔友善,于是应诏上书,以一族人举保吕师夔可以信任,希望分给沿长江诸屯兵让他统帅,以他为镇抚使,使之行程成功,又愿亲自到江州会见吕文焕与他议论。朝廷同意了,令他沿长江以察访使的职务成行,正当吕文焕北归而去,没有见到他就返回了。
谢枋得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的身份担任信州知州。第二年正月,吕师夔与武万户分别平定江东一带,谢枋得以兵挡之,派前锋呼喊说:“谢提刑来了。”吕师夔的军队驰到军前,用箭射谢枋得,箭头一直射到马前,谢枋得逃入安仁,调淮士张孝忠迎战团湖坪,箭射完了,张孝忠挥动双刀杀死了一百多人。
前军稍有退却,后军从张孝忠尾后绕出,众兵惊惧溃败,张孝忠中流矢而死。他的马奔跑而回,谢枋得坐在城墙敌楼上看见了马,说:“马回来了,张孝忠败了。”于是奔回信州。吕师夔攻下安仁,进攻信州,信州没守住。谢枋得于是改变姓名,到建宁唐石山,转走茶坂,寓居于回流的旅客中,白天穿着麻衣、麻鞋,向东而哭,没有人认识他,以为他患病了,不久就离开了。他在建阳街市上靠为人占卜为生,有来占卜的人,只拿来米、鞋就可以了。用钱酬送给他,他只谢谢而不要。后来,有人慢慢认出了他,多延请他到家里,请他教弟子读书、论学。国家安定以后,他居住在闽中地区。
至元二十三年(1286),集贤殿学士程文海向元朝举荐南宋旧臣二十二人,以谢枋得为首,他推辞不愿就职。第二年,行省丞相忙兀台拿圣旨召他,并拉住他的手勉励他。谢枋得说:“上有唐尧、虞舜,下有巢父、许由,谢枋得名姓不吉祥,不敢赴任接受诏命。”丞相因他仁义,不强求于他。至元二十五年(1288),福建行省参政管如德带着圣旨到江南寻求人才,尚书留梦炎推荐谢枋得,谢枋得写信给留梦炎说:“江南没有人材,即使是求一个瑕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的役卒,也不可能得到。商纣之亡,以八百国的精兵,而不能与周文王的二个儿子周武王、周公的正论相抗衡。周武王、姜太公凛凛威风,无所能容,急于以兴灭国、继绝世来答谢天下,殷商之后于是与周代并立。使三监、淮夷不叛乱,武庚一定不会死,殷命一定不会废黜。金国对待宋徽宗、钦宗二帝也够悲惨了。而我宋朝今年遣使祈求请和,明年遣使问安。王伦一市井无赖、狎邪刁钻小人,称北宋二帝死后的梓宫可放还,太后可回归。最后这两件事都与他说的话相符合。现在连一个王伦都没有了,那么,江南就没有人材可找到了。现在我的年龄已六十多岁了,所欠的就是一死了,难道还有其他的志向吗?”最后还是未从诏受任。郭少师跟随瀛国公入朝,而后不久南归,与谢枋得论道时事,说:“大元本来无意统一江南,多次派遣使者停止兵事,命令不要深入,等待归还岁币即双方议和,不要枉害生灵百姓。张宴然上书请求敛兵从和,皇上即答应同意。交兵相战二年,却无一介使者往返勾通,于是以建立了数百年的宗社国家而投降。”因此,相互伤心痛哭。
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见当时多以求人材为急务,想举荐谢枋得以邀功,派他的朋友赵孟..来做说客,谢枋得骂道:“魏天佑担任闽地官职,没有一丁点推广仁义道德的意思,相反,还兴起冶银来残害百姓,相反却来抬举我,这不是想以我辈来为他做好的装饰吗?”到见了魏天佑时,又傲慢而不以礼相待,魏天佑同他说话,他坐下后又不回答他。魏天佑因此发怒,强行要他北去,谢枋得即每天仅食蔬菜、水果。
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到京师后,谢枋得寻问谢太后的停葬之处及宋恭帝所在的地方的地址,再次朝拜,恸哭不已。不久患病,迁居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哭着说:“小女子尚且如此,我难道不如她吗?”留梦炎派医生拿来药杂拌入米饭中让他饮食,谢枋得发怒说:“我想死,你还想要我活吗?”把药饭抛洒在地上,最终不食而死。他的伯父谢徽明曾因特奏恩担任当阳县尉,摄行管理县事,时值天基节上寿,大元兵忽然而至,谢徽明率兵出战而死,两个儿子急忙去抱他们父亲的尸体,也死了。
陈靖传
陈靖,字道卿,兴化军莆田县人。好学习,颇通古今,父亲陈仁壁,仕陈洪进,担任泉州别驾。陈洪进称臣,豪猾者有的依险作乱,陈靖步行拜谒转运使杨克巽,陈请讨伐贼寇的方策。被召还,授予阳翟县主簿。契丹进犯边境,北宋政府的军队多次处于不利,陈靖遣从子上书朝廷,请求入奏他的谋略。诏令随之询问此事,上奏五策,说:明令赏罚;安抚士众;持重示弱,等待机会举兵;允许将帅自找谋士幕僚;而将帅能够专制境外。宋太宗对他感到惊异,改任为将作监丞,不久,担任御史台推勘官。
当时,殿试进士,多选择文章先完成而送到的人为高等第,士大夫都因习浮华,崇尚敏捷快速。陈靖请求把试文交付考官来决定甲、乙等级,等到唱名,有的果然是知名之士,即置于上科。为父服丧,后复起任秘书丞,直史馆,判三司开拆司。淳化四年(993),出使高丽而还,提点在京百司,迁升太常博士。
宋太宗务兴农事,诏令有司议行均田法,陈靖议论说:“法很难突然推行。应该先命大臣或三司使担任租庸使,或兼任屯田制置使,仍诏令三司判官选用通晓民事的二个人担任副官。东京、西京两地相隔千里,检查荒地及逃民田产籍之为官府所有,招募耕作,赏赐耕田的人房屋、耕牛、耙犁农具、粮食种籽,不足的则给以库钱。别其租课为十分,责令州县地方官劝课农桑,给印纸写在上面。划分高低等级为三等:凡县管垦田,一年得租课三分,二岁六分,三岁九分,为下等;一年四分,二年七分,三年达到十分,为中等;一年五分,没有三年达到十分的,为上等。其最上一等者,守令、副官免选或超额发给奖资;最下一等者,就增选又降低奖资。每州通以各个县田为十分,看其高低等级予以赏罚。等数年以后,全部罢除官府屯田,全部分给民众收取田赋,然后按照人口授给土地,丈量土地,平均赋税,大致按井田之制,以此为授田原则,颁行四方,不过如此罢了。”宋太宗对吕端说:“我想恢复井田,担心怕不行,陈靖的这个奏策正合乎我的心意。”于是召见陈靖,赏赐他吃饭后遣他回去。
另有一天,宋太宗又对吕端说:“陈靖虽说的是对的,但府田不一定能开垦,租课不一定能收入,请令三司议论。”于是,诏令盐铁使陈恕等各选判官二人与陈靖议论,任命陈靖担任京西路劝田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为副官。皇甫选等说这个功劳难以取得,宋太宗还说不会这样。此后,陈靖想借缗钱二万来试行这件事,陈恕等说:“钱一拿出,以后不能偿还,那么民众就会受害了。”太宗皇帝以各人的议论终不相同,于是才罢去不行,诏令陈靖出任婺州知州,又迁升为尚书刑部员外郎。
真宗即位以后,陈靖又论列从前所论劝农事,又说:“国家在西北防御戎敌,而仰食于东南的供给,东南食不足,则会延误国家的大计。请在京东、京西及河北各州大行劝农的办法,以此来作为评价州县官吏的好坏等级,每年可节省江浙、两淮的漕粮百余万石。”又诏令陈靖条列奏上,陈靖请刺史参加行春耕之礼,要求县令劝勉耕种,讲求孝悌,努力耕作的人赏赐爵禄,置设五保以检举、监察盗贼,籍没游惰的民众以供给劳役、耕作。真宗皇帝又下令三司议论,最后都没有具体施行。
陈靖历任度支判官、京畿均田使,出任淮南转运副使兼发运司公事,迁升江南转运使。特别奏论前任李氏横取民赋一共十七事,诏令他罢去其中特别厉害的。迁徙任潭州知州,历任度支、盐铁判官。祀于汾阴,担任行在三司判官。又历任京西、京东路转运使,先后任泉州、苏州、越州三州知州,多次迁任太常少卿,进升太仆卿、集贤院学士,担任建州知州,迁任泉州知州,拜为左谏议大夫。起初,陈靖与丁谓友善,丁谓被贬,他的党羽都被逐去,提点刑狱、侍御史王耿于是奏请陈靖因老患病,不适宜长期担任地方官吏,于是以秘书监致仕,在仕任而卒。
陈靖平生多建树、筹划,而对于农事尤为详悉,曾取淳化、咸平年间以来所奏陈的表文谏章,编辑为《劝农奏议》,录载上之,然而其中的许多观点泥古不化,大多不可施行。
吴遵路传
吴遵路,字安道。父亲吴淑,见载于《文苑传》。中进士第,累任官至殿中丞,担任秘阁校理。章献太后临朝称制,国家的朝政得失,下面朝臣没有谁敢于议论。吴遵路条奏陈请十多件事,语言都直爽而切中要害,违背太后的意思,出任常州知州。曾经预先在吴中一带买米,以防备歉收年岁,不久,果然大部分地方缺乏粮食,民众依赖这些买的米得以接济,从其他州县流徙来的人也依靠这些买的米而十有八九活下来。累迁升为尚书司封员外郎,暂任开封府推官,改任三司盐铁判官,加直史馆,担任淮南转运副使。正逢罢免江浙、淮南路发运使,于是兼任发运司事。曾经在真州、楚州、泰州、高邮军建置斗门十九座,以蓄泄洪水。又扩广本州县常平仓储备米达到二百万石,以防备凶年歉收。凡所规划、考虑到的事,后来都获得了便利。
吴遵路迁任工部郎中,因为没有发现蕲州王蒙正过去的部吏所犯下的死罪,被降职任洪州知州。徙任广州知州,推辞而没有去。这个时候发运司又恢复设置使官,于是任命他为发运使,没有到任,召他修撰起居注。元昊叛反,奏请复建民兵。担任天章阁待制、河东路计置粮草。受诏负责挑选河东乡民可当兵的人,各路把他的这种方法当作基本法则去仿效。进任兵部郎中、暂任开封府知府。对待官吏严明,所辖县分没有需要追查的刑事犯罪。
当时,宋庠、郑戬、叶清臣都是宰相吕夷简所不喜欢的人,吴遵路与他们三人雅趣相投,友谊深厚,吕夷简妒忌他,让他出任宣州知州。奏上《御戎要略》、《边防杂事》二十篇。徙任陕西都转运使,迁升龙图阁直学士,担任永兴军知军,带病还处理公务,亲自上书奏事。他死的时候,宋仁宗听说后为之悼念,诏令遣官护丧返还京师。
吴遵路幼时聪明、敏捷,到长大后,博学广读,知书识大体。母亲死后,在墓旁草屋服丧、素食,直到按礼制规定服完丧期。性格坚毅、淡雅、慎重,很少言笑,善于写文章。他治理政事简易,不被声威所左右,立朝敢于发表意见,无所阿谀、奉承的行为。平素居家廉洁、俭朴,没有其他的嗜好,死后,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品,他的朋友范仲淹把自己的俸禄分些给他家人养家。
吴遵路的儿子吴瑛,担任尚书比部员外郎,没有等他年老就告老还乡了。
程师孟传
程师孟,字公辟,吴县人。中进士甲科。历任南康军知军、楚州知州,提点夔州路刑狱。泸水一带西戎多次进犯渝州边地,使者治所在万州,相去很远,有敌警讯,率兵一整天才能到。程师孟奏请迁路治到渝州。夔州路部没有常平粟,奏请建常平仓。恰逢凶年歉收,赈济饥民不足,即下令调用其他的储备粮,不等向上报告。官吏害怕,告诉他这样做不行。程师孟说:“一定要等待报告,挨饿的人就都饿死了。”最后还是开仓发粮。
程师孟迁徙河东路担任官职。晋地多土山,旁接河流山谷,春夏之间,大雨滂沱,水流混浊如黄河,俗谓之“天河”,可灌溉。程师孟劝民出钱开渠筑堰,淤良田一万八千顷,辑录这些事写成《水利图经》,颁布于地方州县。担任度支判官。担任洪州知州,积石为江堤,疏浚章沟,开揭北闸,以节制水的升降,后来没有水患。
程师孟任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萧惟辅说:“白沟之地属于宋、契丹相连地区,现在南朝(指宋朝)植柳数里,而以契丹人在界河捕鱼为罪,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程师孟说“:两朝都应当遵守誓约,涿郡有案牍条文可以供检查督察,你舍弃文书,凭口说,岂不是想生事吗?”萧惟辅惭愧地辞谢而去。
程师孟出任江西转运使。袁州发生了盗患,因本州的小吏充当他们的耳目,好久不能抓到他们,程师孟捉拿几个小吏审讯送狱后,盗贼即被擒获。加直昭文馆,担任福州知州,修筑子城,建设学校,他的治理政事的政绩在东南各地最为显著。迁徙广州,州城为侬族贼寇所毁,另有一天有警报,民众骇怕而逃窜,周围守令接踵而至,都说泥土疏恶而不可以修筑。程师孟在广州六年,修建西城,到交趾攻陷邕管,听说广州防守甚为坚固,因此不敢再向东进。当时程师孟已被召还,朝廷念他的前功,授任他为给事中、集贤殿修撰,任判都水监。
程师孟为贺契丹主生日诞辰,到涿州,契丹排列入席位置,迎客的人向正南而坐,涿州的官吏向西而坐,宋使向东而坐。程师孟说“:这是看不起我。”不入席就座。从太阳偏西一直争至黄昏,跟随他的人为他担惊失色,程师孟语辞气概更加坚毅,叱责傧相改变安排,于是,改为要迎客的人坐西向东。第二天,涿人在郊野为他饯行,他疾驰而过,头也不回,涿人移居雄州以此为题进行议论,他因此被罢免归班。重新起用后,他先后担任越州、青州知州,于是致仕,在光禄大夫任上去世,卒年七十八岁。
程师孟多次担任一些重要地区的官吏,为政简约、严格,罪行不重的人都不要下属去处置。发现隐私,揭发隐藏的奸邪,都料事如神,对于豪强、恶霸、为非作歹的人一定严厉地惩罚他们,直至斩尽灭绝才罢休,所辖部属,恭敬肃然。洪州、福州、广州、越州,都为他建立生祠。
周敦颐传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原名敦实,避英宗旧讳改名。因他的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而任职,担任分宁主簿。有诉讼案很久不能判决,周敦颐到任,审讯一次就辨明。同乡惊奇地说“:过去的官吏不如他。”刑部使者推荐他,改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犯依法不该处死,转运使王逵想严惩他。王逵,凶残骄悍的酷吏,众官都不敢与他争执,周敦颐一个人与他辩议,不听他的意见,于是请别人代行己责,打算弃官而归,说“:照这样怎么能做官呢?杀人以献媚于人,我不干这种事。”王逵悔悟,囚犯得以免死。
调任郴州桂阳县令,治官政绩特别大。郡守李初平认为他贤能,对他说:“我想读书,怎么样?”周敦颐说“:您老学习得不够,我为您讲说。”二年果然学有所得。调任南昌知府,南昌人都说:“是能够辨别分宁狱事的人,我们可以诉讼了。”富家大姓、狡猾胥吏、品行恶劣的年轻人,惶恐不安,不但以得罪于府令为忧虑,而且又以损害善政为耻辱。后历任合州判官,事不经他的手,官吏不敢决断,虽决断处理了,民众不肯听从。刑部使者赵扌卞为诬陷的言词所迷惑,到合州很是威风,周敦颐泰然处之。任虔州通判时,赵扌卞为虔州知州,深入了解了他的所作所为,于是完全明白理解了,握住他的手说:“我差点失掉你了,从今以后我算知道了周茂叔。”
熙宁初年,任郴州知州。因为赵扌卞和吕公著的推荐,担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澄清冤狱、润泽万物为自己的职责。检查辖区事务不怕劳苦,虽因瘴疠疾病危险,路途遥远,但仍然一一亲临检查断事。因为疾病请求担任南康知军。因家住庐山莲花峰下,屋前有小溪,汇合于湓江,取营道所住的房子旁有濂溪作为它的名字。赵扌卞再次担任蜀地官员时,打算奏请任用他,未上任就去世了。终年五十七岁。
黄庭坚称道:“他的人品、道德修养很高,胸怀宽广、洒脱,好似晴空的阳光和风、灿烂的月亮,不重于求得廉洁的名声而刻意于追求远大的志向,不看重享受而努力为民造福,不注重自身的利益而关心孤寡的忧乐,鄙薄迎合世俗之人而崇尚长久的友情。”
周敦颐学问广博,努力实践。著作《太极图》,阐明天理的根源,研究万物的始终。他的解说是:
“无极至太极。太极的运动产生阳,动极产生静,静中即产生阴,静极又动,一动一静,互以对方为其根本,分辨出阴阳,天地就出现了。阳变阴合,即产生水、火、木、金、土,五气的正常变化,四季就依次而行。五行即阴阳的一种,阴阳即太极的一类,太极原本就是无极。五行的产生,各有其特性。无极的真谛,二五的精髓,奇妙地组合、凝结,乾道生成男,坤道生成女。二气的交互感应,生成万物,万物生化不息,以致变化无穷。
“只有人得其秀而最灵,物形出现了,就会有精神的感知,五性感动,以分别善恶,万事从中而出。圣人阐明,确定以中、正、仁、义来主静,以成为人的最高境界。所以圣人与天地化合而成道德,太阳与月亮化合而成光明,四季的变化组合成时间的顺序,鬼神分合化解出吉凶。君子通过修养得吉,小人违背它则为凶。所以说:‘苍天确定的常道,叫作阴、阳。大地运行的常道,叫作柔、刚。人世间遵守的常道,叫作仁、义。’又说:‘从开始到结果的反复变化,所以知道死生变化的道理。’伟大的《易》经,这是最高的境界。”
又写作有《通书》四十篇,阐述太极的详细内容与真谛。写序的人说“:他的言论简约,但道理宏大,文字质朴而意义精微,得到了孔子、孟子思想的本源,对于学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
周敦颐任职南安时,程王向通判军事,视其气质、相貌不是普通的常人,与他交谈,了解他治学探求大道,因此同他结交为朋友,送二个儿子程颢、程颐前往受训学业。周敦颐每每命令他俩探寻孔子、颜子感到快乐的地方,他们感到快乐的是什么事呢,二程的学说渊源就是来自于这里。所以程颢有言论说“:自又见到周茂叔后,以吟弄风花雪月以归,有‘我与点相同’的感觉。”侯师圣从学于程颐,没有觉悟明白,拜访周敦颐,周敦颐说:“我老了。学说不可不详细。”晚上,二人于床边对坐交谈,过了三天才回去。程颐见他惊奇地说“:这不是从周茂叔那儿学来的吗?”他善于启发人的才智就像这样。
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号叫作元公。淳..元年(1241),封为汝南伯,从祀于孔子的庙庭中。
二个儿子,名字叫周寿、周焘。周焘官至宝文阁待制。
程颢传
程颢,字伯淳,世代定居中山,后来从开封府迁到河南府。
高祖父程羽,宋太宗时期的三司使。父亲程王向,仁宗时录用旧时大臣的后裔,被委任为黄陂县尉。任职很久后,升为龚州知州。当时宜獠区希范已经被杀了,他故乡的人忽然传说他的神灵降世,说“:应当为我在南海立祠庙”,于是迎送他的神灵至南海,到龚州,程王向派人责问送神的人,送神的人说:“近来经过浔州,浔州知州以为是妖怪,投祭祀品到江里,祭祀品逆水而上,知州害怕,于是改为以礼相待。”程王向派人又把祭品投入江里,祭品顺流而下,这种迷信欺骗于是被平息。程王向改职为磁州知州,又改为汉州知州,曾经在开元寺僧舍款待宴请客人,刚刚开始喝酒,人们喧哗说佛光显现,看的人互相挤撞践踏,不能禁止,程王向安静地坐着不动,过一会儿就安定下来了。熙宁新法推行,做州县官吏的听从命令唯恐落后,程王向独自抗议不行,指出新法的不恰当之处。朝廷派来的使者李元瑜发怒,他就推托生病而回归故里,不久退休,经多次转官,升为太中大夫。元..五年(1090),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程王向仁慈、忠恕同时又刚毅、果断,平时与幼童和没有权势钱财的人相处,唯恐有伤害别人的意思,至于违犯了仁义道理,则不包庇袒护了。他左右的副职小官等人,没有一天不观察他的饥与饱、寒与热。先后得到五次任命子弟的机会,分别给了叔伯的子孙。出嫁孤女,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所得到的薪俸,分别用来赡养亲戚中的贫穷人。伯母寡居,他奉养她很好。侄女嫁人后死了丈夫,程王向把她接回来,教育抚养她们母子,像对待儿子、侄儿一样。当时官职小,俸禄少,克制自己,追求道义,别人都以为很难得。文彦博、苏颂等九人表彰他的清廉和志气节义,皇帝诏令赏赐帛二百匹,官府为他出葬。
程颢录取为进士,奉调为户县、上元县主簿。户县有一平民借住兄弟的房子,挖开地下发现了埋藏的钱币,兄弟的儿子上诉说:“是我父亲藏的。”程颢问:“是哪一年藏的?”回答说:“藏了四十年。”“他们什么时候借住的呢?”回答说:“借住二十年了。”派遣官吏拿来十千钱仔细观察,对上诉的人说:“现在官府所铸的钱,不超过五六年就已经流通至天下各地,这都是没有埋藏前数十年所铸的钱,是什么原因呢?”上诉的人不能回答出这个道理。茅山有个池子,生长的龙像蜥蜴有五种颜色。祥符年中取二条龙送至京都,半路上遗失了一条,中使说是飞入空中消失了。民众习俗是严格侍奉而不懈怠,程颢捕捉到后做成肉干吃了。
程颢担任晋城县令时,富户人家张氏的父亲死了,清早有一年迈的老人亲到他的门前说:“我,就是你父亲。”那个人的儿子惊疑不已,不知所措,同他一起到晋城县衙。那个老人说:“我身为医生,因远出为别人治病,而妻子生了儿子,因为贫穷不能抚养,就送给了富人张氏。”程颢对他们进行质问、检查验证。老人取出怀中的一封书信进呈送上,这封书信上记载说:“某年,某月,某日,抱儿子送给了张三翁家里。”程颢问“:张氏当时才四十岁,哪有称他为翁的道理呢?”那个老人惊骇不已,辞谢走了。
老百姓交粟为税多送到附近边地,装载前往则道路远,就近买则价格高。程颢选择富户可以任用的人,预先令他贮藏粮粟做好准备,费用大量节省。民众因事至县衙的人,他一定以孝、悌、忠、信相告诫,在家里就要服侍听从父亲、兄长的,在外面就要服侍听从年长与上辈的。打算计划按乡村的远近建立伍保,使他们相互之间在财力、劳役上相互帮助,患难之时互相抚恤,从而邪恶、伪诈没有容身的场所。凡是孤寡残废的人,责令他的亲戚、乡邻党里帮助他,使他们不至于流离失所。而在外面旅行的人,患了疾病都有人帮助照顾。乡里一定要有学校,闲暇的时候亲自去讲学,召集父老乡亲与他们交谈。小孩所读的书,亲自为他断句点读,教育不好的人,就改换另外安置。选择民间优秀的子弟,聚集一起进行教育。乡间民众组成社会,为他们制订乡规民约,分别善恶行为,表彰善行,惩戒恶行,使人有劝善耻恶的进取心。在晋城县三年,老百姓爱戴他就像父母一样。
熙宁初年,受吕公著的推荐,任命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宋神宗平素就知道他的名声,几次召见他,每次退出的时候,一定对他说:“连续几次要求对策,想常常看见你。”有一天,皇上悠闲地登门造访,时间正是中午,于是,他急速出来迎接,堂庭上的人说:“御史您不知道皇上还没有吃饭吗?”前后与皇上谈论叙说了很多话,大致是以端正心术,窒息欲望,征录贤能,培育人才为主要的谈话内容,想务必以诚恳的意见来感动皇上。曾劝戒皇上防止、抑制没有产生的欲望,以及不要轻视天下的有识之士,神宗皇帝弯腰靠近他说:“你的话,我应当作为自己的告诫。”
王安石主持政务,讨论更改法律条令,朝廷内外的人都以为不好,说的人很严厉地攻击新法。程颢接受圣旨到中堂议论政事,王安石刚刚对发表意见的人怒气冲冲地予以指责,声色俱厉地对待他们。程颢慢条斯理地说“:议论国家的事情不是像哪一家来议论私人的事情,希望平心静气地来听。”王安石为此感到羞愧、理屈。自从王安石治理国事以来,程颢从没有一句话谈到功利。任职八九个月的时间,几次议论当时的政事,最终发表看法说:“有智慧的人像大禹治水,畅通行达就不会出什么乱子;舍弃这个而想排除危险阻拦,就不足以去谈论智慧。从古以来兴治立国的事情,没有朝廷内外的人都说不可行而能够达到目的、成就大事的,况且还有排斥忠良大臣,阻拦、废弃公众议论,使用资历低贱而欺凌资历高贵的人,以歪邪的人去干扰公正的人呢?即使侥幸能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而追求功利的大臣一天天地进升,崇尚道德的风气渐渐衰竭,这尤其不是朝廷的福运兆头。”于是请求辞去议论国事的职务。王安石本来与他相处很友好,到这时开始与他意见不统一而有矛盾,但仍然敬重他的忠诚、守信,没有很生气,只是派出朝廷任命他为提点京西路刑狱。程颢坚决辞谢,改任他为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奏疏请求隐退,称赞程颢公正、率直,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不如他。
程日方治理黄河,挑选了澶州的士兵八百人,在使用中虐待他们,许多士兵逃回了军中。许多僚属害怕程日方,打算不收留他们。程颢说“:他们死里逃生自己回来,不收留他们会出乱子。如果程日方生气发怒,我自己担当这个责任。”于是随即亲自到衙门口开导、慰劳他们,约定稍微休息几天再恢复治理黄河的役作,众人欢呼跳跃而入。详细地把事情呈上,得以不遣散。程窻后来从澶州经过,扬言说“:澶州士兵的溃散,大概是程中允引诱所致,我打算把这个事上奏给皇上。”程颢听说以后,说:“他的所作所为还怕我告他,怎么他还敢告诉皇上。”后来果然不敢说这个事。
曹村挡水的埽决口了,程颢对知州刘氵奂说:“曹村河道决口了,京师都城就值得忧虑了。做臣子的职责,用身体去挡塞也是该做的,何不全部把地方厢兵士卒交给我。”刘氵奂把知州官印交付给程颢,他立即跑到河道溃决的地方,激励晓谕士兵。议论的人以为这个决口的情势不可能挡塞得了,只是徒劳人力罢了。程颢命令会游泳的人横渡到决口中,牵引巨大的绳索以帮助众人,在决口两边齐头并进,数天以后,决口就挡住了。
请求监洛河竹木务,几年中没有述职升迁,故特别迁升为太常丞。神宗又想派他修撰《三经义》,执政宰相认为不可以,任命担任扶沟县知县。广济、蔡河流经这个县境内,靠近河道的恶少子弟无事生非,专门经常去威胁、勒索夺取行船上的钱财货物,一年中肯定要烧毁船只十余艘以树立他们的威风。程颢抓获了一人,使他交出同伙,赦免了他过去的罪恶,对其他人分别加以处罚,命令他们以拉纤作为职业,同时又观察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至此,这个县境内再也没有剽掠抢劫的祸患。内侍宦官王中正检查巡视保甲,权势气焰震动地方,各地竞相奢侈地供他铺张,以取悦于他,主管的官吏来请他,程颢说:“我这个县里贫穷,哪里能够效法其他的县呢。从老百姓中掠取,是法律所禁止的,只有我县令过去藏青的帐子可用作奢侈品了。”改任命为判武学,李定因为他在推行新法之初首先发表不同的意见而弹劾他,罢免了现有官职而复原位,又因狱中逃走了犯人,责令他监汝州盐税。哲宗即位以后,召回任命他为宗正丞,没有上任就去世了,终年五十四岁。
程颢有超过常人的天资气质,修养很好,和睦纯洁的气质,显露于全身,门生故旧朋友跟他交往几十年,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声色俱厉的样子。遇到什么事都很好地去做,即使是时间很仓促的时候,也没有急躁不耐烦的样子。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弟弟程颐听说汝南周敦颐谈论学问,于是厌弃科举考试的学习方式,感慨地有追求道义的志向。广泛地学习各家的思想学说,对于道家、佛经的学习研究有几十年之久,然后反过来又求之于《六经》当中而有所得。从秦、汉以来,没有谁达到这样高的境界的。
教导别人从穷究知识到达知识的最高境界,使意念至诚以达到平治天下,从洒水扫地日常生活应对达到穷究真理,纯洁性格,善于有步骤地进行。担忧学者们厌弃平常的知识而好高骛远的毛病,以致最后一事无成。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道义不清楚,是因有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主张损害它。过去的损害较浅近而容易了解,现在的损害较深远而难以辨别。过去迷惑欺骗别人是乘别人处于模糊不清醒的时候,现在迷惑欺骗别人是凭借别人自觉清醒的时候。自认为穷尽神志、知晓变化,而实际上不足以认识事物的本质,成就天下的要求,在理论上说没有不周到的,而实际上仅仅了解一些表面的伦理常识,至于穷究事物的真谛达到细致入微的境界,实际上不能够到达尧、舜的那种道义境界。天下的学问,若不是浅显鄙陋、晦涩固滞,就一定会达到如此的程度。自从道义不清楚,邪怪妖异虚妄的学说乘机竞相而起,充塞老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淹没于污泥浊水之中,虽有很高的才能,超人的智慧,然而因固执而拘泥于所见所闻,以致醉生梦死,而自己还不明白。这就是正确的道路都被荆棘与丛生的杂草所堵塞,圣贤的门道而被遮蔽塞住不通,直到迎头破开之后才可达到深明道义的真正境界的原因。”
程颢的死,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士大夫,没有不感到哀伤的。文彦博采纳大家的议论,在他的墓碑上题字称“明道先生”。他的弟弟程颐为他写序说“:周公死后,圣人的道义没有再流行,孟轲死后,圣人的学术没有人再继承传扬。道义不流行,上百世没有善政大治;学术没有传承,上千年没有真正的儒士。没有善政大治之世,士大夫还可以了解善政大治的道义,把善良美好留给别人,传之后世;没有真正的儒士,就感到模模糊糊地不知怎样做才好,人的私欲盛行而天理消失了。明道先生生活于一千四百年以后,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得到了一直没有传世的学术,以大兴儒学作为自己终生的大任务,辨别不符合正统思想的教义主张,破除怪诞的邪说,使圣人的道义很有光彩地重新流行于社会,大概从孟子以后,只有他一个人而已。然而学者们对道义不知道在哪里,那么,谁知道这个人所建立的功业呢?不知道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谁知道这个名字所包含的值得称道的情义呢?”
嘉定十三年(1220),赐给谥号叫作“纯公”。淳..元年(1241),追封为河南伯,可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程颐传
程颐,字正叔。十八岁的时候,上书朝廷,希望皇上诏令罢黜世俗的说教,以王道作为本心。游历太学时,听见胡王爰问他的学生,颜子喜欢什么学问,程颐于是回答说:
“学习是为了要达到圣人的‘道’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圣人而达到其境界吗?答:是的。学习的道如何?说:天地储藏的精华,得到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质既真又静,他们在未发的时候,五性都具备了,五性是仁、义、礼、智、信。形既生了,外物碰触到形状就会牵动其中心,其中心动,七情就会表现出来。七情叫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炽热而会更加激荡,其性格就会明确地表露出来。因此觉悟的人制约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庸之道,端正心术,修养性情;愚蠢的人则就不知道抑制自己的情感,而是放纵自己的情感以至于滑向邪恶、古怪,桎梏自己的性情而丧失自己。
“然而,学习的道理,一定须先明白于心中,知道自己所修养的目的、手段,然后应该努力实践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所谓‘自明而诚’。至诚的道理,在于很虔诚地相信道,诚实地相信道,才能够获得应有的结果,获得了应有的结果就会努力固守,仁义忠信不离于心,匆忙之际一定像这样,颠沛流离之时一定像这样,为人处事、说话、沉默也一定像这样,如此长久而不存过失,那么,居守就会安稳,动容周旋符合礼,而邪恶、古怪的心思就不会自己产生了。
“因此,颜子所做的事,可以说是:‘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采取行动。’孔仲尼称赞不已,还说:‘得一善行就衷心信服,就牢牢地记在心里而没有忘记、失掉。’又说:‘不迁怒于人,不第二次犯同样的过失。’‘有不善的行为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没有再做过它。’这就是忠实地喜好它,并从学习中得到了真谛。然而,圣贤之人则不通过思考就可以得到学习的真谛,不需要努力就可符合于道;然而颜子则必须通过思考而后才能得到学习的真谛,必须通过努力而后才能符合于道。他与圣人的差别就在于这一丁点儿,所没有达到的就努力持之以恒,而不是去变更或丢掉它。以他好学的上进之心,通过一些年的努力,那么在不会很长的日子里就会成功。
“后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以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的,因此,为学的道理渐渐丧失。不努力求助于自己,反而求助于外界,以博闻强记、虚浮华丽的辞章为工巧,夸耀、粉饰自己的言论,很少有达到明道境界的人。而现在的学习,则与颜子所喜欢的不同了。”
胡王爰看见他的这篇文章后,对他感到很是惊奇,于是延请相见,安排他任学职。吕希哲最先以老师的礼节跟随程颐学习。
治平、元丰年间,许多大臣多次推荐他为官,都不肯就任。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一齐上疏阐明他的行为和道义,又说:“我们知道河南府处士程颐,努力学习,喜好历史,安于贫穷,固守气节,言行一定要符合忠信的原则,行动一定遵守礼制法规。年龄过了五十,不乞求仕进,是真儒者的高风亮节,圣世社会的隐逸之民。希望能够越级提升他,使儒士们有效法的模式、榜样。”哲宗诏令他担任西京洛阳国子监的教授,他力辞不就职。
不久,诏令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待入朝觐见之后,又提升他为崇政殿说书。于是,他上疏说:“温习与智长,感化与心成。现在,那些善于教化其子弟的人,也必须延请著名德高望重的儒士们,使他们与之相处,以熏陶成性,潜移默化。况且陛下正年富力强,虽睿智圣哲得力于天资聪颖,而教化、修养之道不可不到。大概一日之中,接见贤哲士大夫的时候很多,亲近寺人宫女的时候很少,那么气质变化,自然而成。希望皇上挑选著名儒士入侍君侧,劝讲圣贤之道,讲解罢留的标准,随时与儒士探讨,即使有些小的失误,随事谈出看法,日积月累,坚持久远,就一定能够修养成高尚的圣贤德性。”程颐每次进讲,态度特别庄严,其中夹有讽刺、劝谏。听说皇上在宫中盥洗而避开蚂蚁,就问:“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是的。我的确害怕伤害了蚂蚁。”程颐说“:把这样的心思推广于四海万民身上,是作为帝王的要道。”
神宗丧期还没有结束,冬至那天,百官上表称贺,程颐说:“季节时序变迁,皇上思念先帝殷切深厚,希望改朝贺为安慰。”丧期结束以后,有关衙署请求举行乐舞、置办酒宴,程颐又说“:丧期满了应该用吉礼,而且还当根据事情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举行乐舞,现今特设宴请,是喜庆的事情。”都据此照办。哲宗皇帝曾经因为疮疹不愈而有好些天不到迩英殿上朝,程颐到宰相那里问皇帝安否,并说:“皇上不临朝上殿,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称制。况且皇上有病,大臣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的官员开始奏请政事,询问皇上病况。
苏轼不喜欢程颐,程颐的门人学生贾易、朱光庭为此愤愤不平,联合一起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指责程颐不适合于朝廷使用,孔文仲的指责、议论尤为激烈,于是出朝管勾西京国子监。好久以后,加封直秘阁,又上表谢。董敦逸又提起他对朝廷有怨望的话,故被去官。绍圣年间,程颐被削夺原籍、放逐到涪州。李清臣担任洛阳西京河南府尹,当天就强迫他走,程颐想去与叔母话别也未被允许,第二天临别赠送他银子百两,程颐没有接受。徽宗即位的时候,迁徙至峡州,不久就恢复了他的官职,在徽宗崇宁年间又被削夺了官职。卒年七十五岁。
程颐对书是无所不读,他的学问是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导,扩展到《六经》各书。行动举止,言谈缄默,都以圣人为导师,不达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止追求。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二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便超然脱俗想效法圣人,故最终得到了孔子、孟子没有被后人传承的学问,成为各个儒生倡导的楷模。他的话的重要,就像布帛菽粟等穿的、吃的一样,了解德性的人尤其尊敬、崇尚他。他曾经说:“现今农夫历经严寒、酷暑与风雨,深耕土地,多次锄草,播种五谷,我得到了以它为食;百工技艺之人,制造了各种器物,我得到了以它为用;身披介胄的士兵,穿着铠甲,拿着武器,以此驻守疆土国防,我因此而得以安宁。我没有什么功德泽惠于别人,而只是虚度岁月光阴,安闲享乐为天地间的一只蠹虫,只是联缀辑录圣人留下来的书籍,希望有所补益。”于是撰著《易传》、《春秋传》以传于社会。《易传·序》说:
“易,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适应道。我著书籍,内容广大,全部备有,打算以此弄通性命的道理,勾通黑暗、模糊与光明、清楚之间的联系,穷尽事物的变化之情状,以此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结果产生的原因所表现出的道理。圣人对后世的忧虑、担心,可以说是论述圆满了。离古代虽然很遥远,但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然而,从前的一些儒学之士在失意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话,后来的学者们读诵他们的言论,但忘了领会他们的意思,从秦朝以后各代,大概没有传学的人了。我出生于儒学形成的千年之后,追悼儒士们的圣学于晦涩与湮废之中,将会使后人按照流传去寻找源头,这就是我写作这个《传》的原因。
“《易》中有圣人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以论来显示其辞藻,以动势来显示其变化,以所做器具来显示其迹象,以八卦卜筮来显示占卜吉凶。’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道理存在于辞藻之中,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变迁,象与占在辞藻、变化之中。‘君子处静观察其象而玩味辞藻,动中观察其变动而玩赏所占卜卦’,讲求辞藻不达其意的人有,但没有不通过辞藻的表达而能够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最微细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为同一源流,显著与微细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观察会通之处以行其典礼,那么,辞就无所不备。故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表达的言论一定很相近,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并不一定知道怎样用言论去表达。我所做的《易传》所传授的是优美的语言,以优美的语言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则在人的所作所为了。”
《春秋传·序》说:
“天下的民众,一定要有杰出才能的人作为他们的君长,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争战夺地的事情就会平息,引导万民劳动就会获得生活的条件,满足自己生养的愿望,教育他们就会使伦理明晓,然后人道兴起、流行,天道成立,地道安定。尧、舜二帝以上各代,圣贤不断出现于社会,随时都有所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风气,不以古代的成法来开启人的智慧,而是各因时间的变异、社会的变化来立法治政。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王接替兴起,历法都已具备,以子、丑、寅月分别为建正,崇尚忠直、质朴、文才的风气更盛,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备,天地运转的规律已相当周全。圣贤的帝王既不重复行事立法,天下后来的帝王虽然有仿效古代圣贤的迹象,但多心怀私意,系胆大妄为而已。事情发生谬误,是从秦代以建亥为正月开始;道的背离,是从汉代专门以智谋来治理国家世事为端绪,这样怎么能重新了解先王圣贤的治道呢?
“孔夫子生当西周末年,认为圣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旧法,顺从天时、适应时势的治理也不会重新出现,于是写作《春秋》,为以后百代帝王不可变更的大法。所谓‘考察于三王而没有谬误,建正于天地而没有违背,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历经百世千年以待圣人检验而没有疑惑’即是指此。先世儒士的传记,子游、子夏不能够赞颂一句话,优美的语言是文字不能形容的,言论不能局限于此。这个道理,只有颜子曾经听说过。‘推行夏代计算年月时序的历法,乘载殷商时代式样的车辆,穿戴西周时代式样的衣服、帽子,听乐则是《韶舞》之类,这是最适当、准确的标准。后世判断史书就以《春秋》笔法为标准,主要是指褒扬善举、贬损恶行之类,至于经营治世、管理国家的大法,就不知道了。
“《春秋》大义包含数十个方面,其含义很大、广泛,其光明显著像太阳、星星,是容易看见的。只是其中细微的辞意、隐寓的含义,按照时序的不同来确定合宜的东西,就难以知道了。有的抑制,有的放纵;有的给予,有的削夺;有的推进,有的退后;有的细微,有的显著;而完全根据义理安排,文辞质量的适中,宽泛猛烈的合宜,是与非的公道,成为判断、权衡事物的标准,推测揣度道理的准则。大概观察百物而后可以识别化工的神韵,聚集很多的材料而后可以知道修建房子的用途,想从一件事情、一种含义中去窥测圣人的用心,不是具有上等的智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认真仔细品味,心领神会,然后才能通晓其细微末节。后来帝王知晓《春秋》微言大义,其德性如果不是像禹、汤一样,是不能够效法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的。
“从秦朝以来,《春秋》等圣人之学没有人传承,我追思圣人之志,担忧它不被后世所明了,因此,特别写作《春秋传》以阐明圣人的意旨,使后世的人们能够通晓文辞、寻思其微言大义,了解它的意思而后在言行中效法它,那么,三代的治世就可以重新出现了。这个《传》,虽然说不能穷极圣人在其中隐含的最深奥的道理,但可以说,学者差不多可把它作为登堂入室的门径,是指导其入门之作。”
程颐平生从教始终诲人不倦,所以当时的学者属他的门徒学生的人最多,由于其学术渊源的影响,都为当时学士名流。涪州人为程颐在北岩建祠,当时人们俗称他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1220),南宋宁宗皇帝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正公”。理宗淳..元年(1241),追封为伊阳伯,诏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张载传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年时代喜欢谈论军事,以致想交结客人取得洮西的地盘。二十一岁那年,以书信拜谒范仲淹,范仲淹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于是告诫他说:“儒学之士自有名教感到可乐,为什么要谈论兵事呢?”因此,劝告他读《中庸》。张载读了这本书,还以为不满足,于是又访寻学习佛教、道家之书,长年累月探究这种说教的深刻含意,无所收获,便反过来求之于《六经》。曾经坐在虎皮讲席上在京师讲解《易》经,跟随他听讲的人很多。一天傍晚,程颢、程颐二兄弟来了,与他讨论《易》经,第二天告诉别人说:“近来见到二程,研究了解《易》中道义很高深,是我所达不到的,你们可拜他为老师。”于是撤掉师座,停止讲学。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精神焕发地、很自信地说“:我求得的道义已满足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值得追求的了。”于是全部抛弃了其他的学说,淳朴诚信学道。
考取进士,任命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治理政事以敦厚根本完善民俗为首先要办的事务,每个月的吉日,准备酒菜食物,召集乡间年龄很大的老人会聚在县衙署,亲自为他们劝酒应酬,使人们都知道奉养老人侍奉年长的人的道义,于是询问民间的疾苦,以及告知所以教训、劝告子弟的目的。
熙宁初年,御史中丞吕公著说他有深厚的儒学基础,神宗刚刚即位之初,更新政治,想得到有才能的博学之士帮助谋划治理国家,召他问治理方法,回答说“:治理政事不效法三代的人,终究是苟且于治道。”皇帝听后感到高兴,任命他为崇文院校书。有一天他见到了王安石,王安石问他新政如何,张载回答说:“您与人为善,那么别人也以善道报答您;如果像教导玉工雕琢玉器那样,则应该有不接受听从命令的。”明州苗振狱事兴起,张载去审理这件狱事,最后因为苗振的罪行杀了他。
回到朝廷,随即因病迁移隐居在南山脚下,整天端端正正地坐在一间房子里,座位左右都是书籍,俯身读书,仰坐思考,有所心得就记载下来,有时半夜起床坐着思考、学习,点上蜡烛照着写作。他的志向道义,精于思考,从没有一会儿停止过,也从没有一会儿忘记过。他穿的是破旧衣服,吃的是蔬菜粗食,给他的学生讲习学业,每次都教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业一定要像圣人才罢休。他认为,了解人而不了解天道,要求做贤人而不要求做圣人,这是秦、汉以来学者的一大弊端。所以他的学问是尊崇礼教,以德为贵,乐天安命,以《易》经为学的宗旨,以《中庸》为本体,以《孔子》、《孟子》为效法的对象,黜除怪诞妖妄,辨清鬼神妖怪。他的家里婚、丧、葬、祭之礼,大概都用先王的本意,而附之以现在的礼节。又议论考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的礼法,都想编排条理成书籍,使之可以成就于他的学术事业。
吕大防推荐他说:“张载自始至终,善于发现圣人遗留下来的旨意,他所谈论的政治是稍可复行古制。应当恢复他原来的官职,以备咨询探访。”于是召他知太常礼院。因与太常礼院官员议论礼仪不一致,又以生病辞归,到半路上病得很厉害,晚上洗澡换衣后去睡觉,第二天清晨去世。因贫穷没有财物办理丧事,他的门生合起来买棺材办理丧事。翰林学士许将等人说他不热衷于官职的升迁,请求追加赠赐优恤,皇帝诏令赏赐馆职俸禄的一半。
张载博学古代,努力实践,成为关中士大夫们的一代宗师,社会上的人都称之为“横渠先生”。所著书名是《正蒙》,又写有《西铭》,说:
“乾称为父亲,而坤称为母亲,我从这里来到人间,于是混然处于人间。所以天地的交合构成了我的身体,天地的运行造就了我的性格,民众是我的同胞,万物我与他们共有。
“皇上君主,是我天地父母的宗子;他的大臣们,是天地父母宗子的家人。尊敬年老人,以长辈的礼仪对待长者,爱护关心孤独幼儿,以爱幼的善心对待幼儿,圣人要具备各种美好的道德,以俊秀的人才为贤能。凡是天下老弱病残、鳏寡孤独,都是我应以兄弟之间的联系去对待而无须要别人相告的人。‘按时去保护他们’,是子孙们的道德义务。‘快乐而不忧愁’,纯粹是尽孝的责任。违背就是背离道德;损害仁义就是贼,帮助恶狠的人是不才的表现,在行动上遵守常道是相似于有孝道的人。
“融会贯通了就善于阐述事情的道理,穷尽精微大义就善于继承圣贤的大志,不因为屋漏而感到惭愧为无辱,立志修身养性在于不懈。厌恶美酒,是崇伯子善于顾养的方法;培育英材,是颖封人的赏赐的类型。不弛于操劳而善始善终,是舜的功绩;没有逃脱的出路而静待烹煮,是申生恭顺的表现。身体所接受的而归于一个人的,是曾参吗?勇敢地顺从而服从命令的人,是伯奇。富贵福运恩泽,将使我的生存更加有利;贫贱忧愁痛苦,是父母天地对他们的考验和成全。存活时,我顺其自然;死了,我也得到安息。”
程颐曾经说“:《西铭》阐明理一而分殊,发展了从前圣贤们所没有讲到的道理,与孟子的人性本善、修养气质的论点是同一个道理,自从孟子以后大概再没有见到过。”学者们到现在仍然尊崇这本书。
嘉定十三年(1220),宋宁宗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明公。淳..元年(1241),追封为..伯,可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他的弟弟叫张晋戈。
邵雍传
邵雍,字尧夫。他的祖先是范阳人,他的父亲邵古迁居衡漳,又迁居共城。邵雍三十岁时,游历河南,把他的父亲葬在伊水岸边,于是成为河南府人。
邵雍年少的时候,自觉有雄奇之才能,慷慨地想树立功名。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开始做学问,就很刻苦努力,寒冷时不生炉子,酷暑时不用扇子,晚上不上床就席睡觉有几年的时间。而后感叹说“:过去的人崇尚友人像古代一样,而我自己却独独没有到各处走师访友。”于是越过黄河、汾水,跋涉于淮水、汉江一带,周游齐、鲁、宋、郑这些古国的原有辖区,很久以后,幡然归来,说:“道在这里了。”于是不再出去。
北海李之才代摄共城县令职事,听说邵雍好学,曾经到他房舍拜访,对他说“:您也听说了物理性命的学问吗?”邵雍回答说“:很荣幸地愿听您的教诲。”于是奉事李之才。接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李之才的传承,它的渊源端绪很久远,而邵雍探索精微、研究深奥,奇妙地领悟,心领神会地默契,洞察入微、探求深奥,如汪洋浩瀚、广博,大多是自己学习、研究所得的。随着他学问的增长,他的德性更高,研习玩赏的水平更加高明,可以观察了解天地的运行变化,阴阳二气的增加与减少,时间久远的古代到现在的社会变化,细微的能跑、能飞的动物到树草花木的性情特征,可以很仔细地了解它们的变化与发展,差不多达到所谓不惑而无疑问的境界,而不是依靠仿照象数学,主观地推测而屡中的。于是增加宓羲先天的旨意,写成十多万字的著作流行于社会,然而社会上能知道他的学问的门道的人是很少的。
初到洛阳的时候,居住茅草房,不能遮挡风雨,他亲自砍柴烧火煮饭以侍奉父母,虽然常常断炊,然而却怡然自得,感到很快乐,别人不能看清他快乐的秘密所在。到为父母守丧的时候,哀痛损己完全合乎礼仪。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许多贤能的人退居洛阳的时候,都很敬重邵雍,常常互相一起串门游览,为他买园圃住宅。邵雍年年按季节种田收割,仅仅能自给衣食。给他的住宅取名叫“安乐窝”,因此,他自称“安乐先生”。早晨他焚香端坐,下午饮酒三四盅,微微有些醉意即不饮了,常常不到醉酒的程度,兴致所到就吟诗自咏。春秋季节就在洛阳城中游玩,刮风下雨常常不出屋,外出则乘小车马,一个人牵着缰绳,随意之所好,到哪算哪。士大夫们家里都知道他车子的声音,争相恭候迎接,小孩、佣人都欢呼跳跃、相互转告说:“我家的先生到了。”不再称他的姓氏名字。有时候留下来住宿二夜,然后才离开。喜欢管闲事的人另外做房屋给邵雍居住,以等待、恭候他的到来。名字叫作“行窝”。
司马光把邵雍当作兄长看待,二人纯洁、高尚的道德被乡里所钦慕向往,父子兄弟之间每每互相告诫说“:不要做不善的事,恐怕司马端明、邵先生知晓了。”有士大夫到洛阳的,有的不到官府衙署,却必到邵雍家里。邵雍品德、气质纯粹凛然,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贤能的人,然而他不注重表现、推荐自己,与人交往没有界限阻碍,成天和大家在一起闲居宴请笑谈,不以为有什么奇怪。与别人谈话,乐于谈论别人的善行而隐瞒他的缺点。有的就便请教学问,他就回答他,从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对别人不分贵与贱、老与少,一律以诚相待,因此,贤能的人喜欢他高尚的道德,不贤的人叹服他的感化。一时间,洛阳城中的人才盛况空前,而忠诚、淳厚的风气传闻于天下。
熙宁年间推行新法,官吏受牵制被迫无所作为,有的自己弹劾自己离职。邵雍的门生故友在州县做官的,都写信向邵雍询问访察,邵雍说:“这是贤能的人应当尽力职守的时候,新法固然严厉,能宽松一分,那么民众就会受一分恩赐了。自己弹劾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嘉..年间,下诏访求隐逸之士,留守王拱辰以邵雍应诏,授予他将作监主簿,又荐举隐逸之士,补为颍州团练推官,都坚决辞谢未成才接受任命,最终又说有病而不到任。熙宁十年(1077),去世,终年六十七岁,追赠秘书省著作郎。元..年间追赐谥号叫作“康节”。
邵雍高明英俊,才智见识出众,傲视千古。他坦率平易、忠厚朴实,不露锋芒,因此他清醒而不激动,平和而不随波逐流,别人与他交接久了,更加尊重、信任他。河南府程颢初次侍奉他的父亲认识了邵雍,与他从早到晚,一直讨论不休,回去后,感叹地说:“尧夫,是内圣外王之治的学问啊。”
邵雍的智慧、思维超越常人,遇事能预测而事先了解。程颢曾经说“:他的心里虚怀若谷,光明磊落,自然能在事前预测了解。”当时学者因为邵雍有超人的造诣和远见卓识,想有高于邵雍的所作所为,甚至称邵雍有玩世不恭的意思;又因为邵雍能预测未来,就说邵雍对一般物质的声气存废有所感觉,只是以它的动态运行来推测它的变化。于是列举世事中已经如此者,都以为是邵雍有言在先,邵雍大概未必是这样的。
邵雍病重之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从早到晚守候在侧,快要死的时候,大家在外面的房子里议论丧葬事情,邵雍对众人所说的话都能听见,召他的儿子邵伯温来对他说“:各位君子想把我埋葬在离城很近的地方,应当把我葬在咱祖先的坟茔一起。”葬事毕后,程颢为他写了墓志铭文,称颂邵雍的道纯净而不杂乱,就他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既安稳又成熟。他所写作的书叫作《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他的诗叫作《伊川击壤集》。
儿子邵伯温,另外有传。
谢良佐传
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县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拜师在程颐门下,号称“四先生”。考中录为进士第。建中靖国初年,在京师任官,被召入对,违背圣旨而离职。担任西京竹木场监,因口语招致狱事,诏令废为民。谢良佐记问对答准确详细,和人谈话引用前代史文,以致不差一个字。事有未清楚的,则额上流汗。与程颐分别一年,又来拜见,问他有什么进步,说:“只是去掉了一个‘矜’字。”程颐很高兴,对朱光庭说:“这个学子发奋学习,好问而近思。”所写的著作有《论语说》行于世。
尹火享传
尹火享,字彦明,一字德充,世代都是洛阳人。曾祖父尹仲宣七个儿子,而其中两个儿子有名气。长子尹源,字子渐,是称为河内先生;次子朱洙,字师鲁,是称为河南先生。尹源生儿子尹林,官至虞部员外郎。尹林生儿子尹火享。
少年时,以程颐为老师,曾经应试科举,打开策论文题看到有要求诛杀元..诸臣的议论,尹火享说“:噫,难道可以争禄利吗?”没有对答就出来了,告诉程颐说:“尹火享不再来应付进士的科举考试了。”程颐说“:你有母亲在世。”尹火享回来告诉他的母亲陈氏,母亲听后说:“我知道你以善作为人生的根本,而知道你不是以禄利作为人生的根本。”程颐听后说“:贤惠的母亲!”于是尹火享终身不再参加科举。尹火享从师于学,与河南张绎同时,张绎以识见很高而著称,尹火享以言行笃实而闻名。程颐死了以后,尹火享聚集学生在洛阳教授,不是吊丧、看病期间,从来足不出门,士大夫们为此崇敬他为一代宗师。
靖康初年,种师道荐举尹火享的德行可备作劝讲,召他到京师,他不想留下任职,赐号“和靖处士”。户部尚书梅执礼、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安国一齐奏道“:河南布衣尹火享学识穷极根本,德行全部中和,言行可为师以供效法,度量器识可以担当大任,近年招揽的名士没有能够胜过他的。朝廷特地召他来,而又命他以处士的身分回归,使尹火享身怀治国韬略,不为时代所用,不符合陛下侧席求贤、礼贤下士的用意。希望特别加以识别、擢升,以慰藉士大夫们的愿望。”没有得到回答。
第二年,金人攻陷洛阳,尹火享全家被害,尹火享昏死而后又苏醒,门人抬着他把他放到山谷中才得以幸免一死。刘豫命伪帅赵斌以礼节聘请尹火享,不从,就以兵卒恐吓他。尹火享从商州逃奔到蜀,到阆中,从程颐的门人吕稽中那里得到程颐《易传》十卦,又在他的女婿那里得到了全本,既而接受了它。绍兴四年(1134),在涪州安顿下来。涪州,程颐读《易》的地方,辟建三畏斋以居住,那一带的人都不认识他。侍读范冲推举尹火享代替自己,授命左宣教郎,充任崇政殿说书,以疾病推辞。范冲上奏给他五百两金银作为到朝廷的旅行资费,派遣漕臣拿着诏令到达涪州亲自去迎接他。绍兴六年(1136),才开始上路,做文祭祀程颐而后才行。先前,崇宁以来,禁锢元..的学术,高宗渡江以后,才开始召杨时设置从班,召胡安国居住给舍,范冲、朱震都在讲席,竭力推荐尹火享。已经召尹火享,而左司谏陈公辅上疏文攻击程氏的学问,请求加以屏退断绝。尹火享到九江,又上奏说“:有的僚属上书说,程颐的学问造成天下人的思想混乱、迷惑。尹火享的确师事程颐有二十年,学业之专,自信很是笃实。使尹火享滥竽充数列于经筵之位,所做的学问、议论,不过都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舍弃这样的学问,是欺骗皇上,加上疾病衰耗,体力不能支持。”于是停留不进。胡安国奉祠职居衡阳,上书说:“想使学者行中庸之教,师法孔、孟之学,而禁止不从程颐的学说,是进入房间而不从房门口通过。”
朱震因疾病告辞而去,当时赵鼎已离职去位,张浚独自担任丞相,于是召任胡安国,令他以内祠兼任侍读,而上奏章推荐尹火享,告诉他拒绝刘豫之类的变节行为,又称道他的所学所养都有大大地超过别人的地方,请求令江州守臣迅速用船渡送到国门。他又以疾病推辞,皇上说“:尹火享可谓恬然隐士了。”诏任他为秘书郎兼说书,催他接受任命,尹火享才开始入见就职。绍兴八年(1138),担任秘书少监,不久,竭力辞职请求离任。高宗皇上告诉参知政事刘大中说“:尹火享没有论说他的学问渊源,足可以为后进效法的模式,得老成持重之人,也是朝廷的新气象。”于是任命尹火享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侍经筵。资善堂翊善官朱震疾病急切,举荐尹火享代替自己。辅臣入朝奏上,高宗皇帝悲怆地说:“杨时已去世,胡安国与朱震又死了,我为此感到十分痛惜。”赵鼎说:“尹火享的学问渊源,可以承继朱震。”皇上指着奏牍说“:朱震也举荐尹火享代替他的资善堂的职务,但尹火享的耳朵有些聋,恐怕教授小孩有些费力。”任命他担任太常少卿,仍然兼职说书。不久,称有疾病要求告退,暂任礼部侍郎兼侍讲。当时金人派遣张通古、萧哲来议和,尹火享上奏疏说:
“我暗中预测本朝有辽、金的祸患,这是从古代以来所没有听说过的,中国缺乏人才,以致奸猾之徒作乱。以前城下之战,诡计诈谋百出,宋徽宗、钦宗二皇帝去北方狩猎,皇族播传迁徙,宗社国家的危险,先已断绝而今又继续。陛下即位以来已有十二年,虽然中原没有恢复,仇敌没有消灭,然而依靠祖宗深厚的德泽,陛下勤奋地抚慰、关心民众,可谓无微不至,亿兆民众之心没有离心离德的。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死信息突然而来,没法去探究他们不快乐的情状,天下的人都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请问死亡日期,料理后事。现在又为此议,则人心已一天天地疏远,祖宗积累之业,陛下执政十二年的勤奋安抚之功,都当决定于这之中了。不知陛下也曾为此而深谋远虑了否?还不知在朝廷的大臣是否以此相告?
“《礼记》上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回兵。’现在陛下相信仇敌的阴谋诡计,而希望他们肯和议以缓和目前军事紧急的状况,难道不是有失于不共戴天,不回兵的道义吗?又况且派遣来的使者,以诏令谕旨的名义,以割地为主要目的,现在以不共戴天之仇与他们讲和,我急切地为陛下之举感到痛惜、伤心。或者是因为金国内乱,害怕我们偷袭他,所以说好话以作为缓延我宋大兵压境之计。假如果然是这样,尤其应当鼓舞我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哪里还有什么谈和的事情呢?”
又写书信给秦桧说:
“今北使在朝廷,天下人为之忧虑愤怒,假若和议一成,他日他们更强,我们日益困怠,侵略寻衅剥削,天下有成为金人奴隶的忧虑。近来,听说陛下以父亲徽宗、兄弟钦宗没有回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已有一些年代了,然而,还是没有听说金人悔改过错,送还二帝于沙漠。接着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为此切齿痛恨,金人如狼似虎贪婪吞噬的本性,不说即可见到。天下刚刚将以厚望寄托于相公,希望能够革除原来已有的妥协之议,难道你的意思是还要比已有的妥协之议更进一步吗?
“现在的上策,不如自治。自治的要点,内部则要进推君子,远逐小人。外部则要奖赏有功的,惩罚有罪过的,使皇上的孝悌通晓于神明,道德成于安逸强盛,不要以小聪明、小恩小惠而图取大功,则不胜感到很荣幸。”
所上奏疏及书信都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尹火享力求辞去新的任命。
绍兴九年(1139),尹火享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又推辞,又上奏疏说:
“我的职责虽在劝讲,很少有什么新的发明,数月之间,疾病一个接一个,坐得优厚的俸禄,无补于圣上对我的赏识。先圣先师们曾经说过‘:陈明其力班列于宫殿之中,不能够胜任的就理应辞职。’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一点原因。我起自贫寒之家,误被召用,守道的言论,表现于训词,而我贪恋宠爱荣誉,改变了平素志向,使朝廷非常重要的举动,得到了怀利苟且之人,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二点原因。近来我曾不衡量分守,言论涉及国事,识见迂腐浅陋,用现在的状况来检验,已显出庸俗愚笨的痕迹,岂能合于时用。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三点原因。我自从擢升为春官,未曾上任供职,因疾病请求去职,反而获得非常的迁升,有什么功劳,得以这样的受用?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四点原因。按照本朝的法律典制,推测于礼经的规定,年龄到了七十岁,都应当辞官归居。现在我年龄已经到了,加上疾病,血气既已衰竭,不应再有所得。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五点原因。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有崇尚仁义的欲望,匹夫有不能夺走的志向,现在我有五点当离职而去的理由,没有一点可以留任的道理,希望审查检核我多次的奏议,放还回归乡里而居。”
奏疏上后,以尹火享提举江州太平观。过一年告老还乡,转迁一官辞职归居。
尹火享自从升入经筵,即请求休养辞官,朝廷以礼相待留任他;张浚、赵鼎既已去职,秦桧在朝中当权,看到尹火享有关议和的疏奏与送给秦桧的书信,已有不乐之色,到这时,得到尹火享请求离职而归的上疏,于是不再留用他。绍兴十二年(1142),死了。
正是这一时期,曾从学于程颐门下的本有很多君子之人,然而,寻求性情直爽、弘毅、身体力行像尹火享这样的人大概很少。程颐曾以“鲁”应允他,又说:“我死后,能保持而不失掉我的学问的正统的人,是尹氏之儿子。”尹火享的言行记载以《涪陵记善录》一书中为详,有著作《论语解》和《门人回答》传存于世。
杨时传
杨时,字中立,南剑州将乐县人。幼年时特别聪明,能做文章,稍长大以后,潜心于经典史书。熙宁九年(1076),考中进士第。当时河南人程颢与弟弟程颐讲授孔子、孟子绝学于熙宁、元丰之际,河、洛一带的士大夫们全部拜他们为师。杨时调任官职不去上任,以学生拜见老师的礼仪在颍昌谒见程颢,师生相处很是快乐。到他回家的时候,程颢目送他时,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道学思想已南传了。”四年以后,程颢死了,杨时知道后,设灵位,哭祭于寝门,而又用书信转告他的同学们。到这时,又在洛阳拜见程颐,杨时当时大概已有四十岁了。有一天去见程颐,程颐偶然闭目休息而坐,杨时与游酢侍奉站立门外,一直没有离开。程颐睡觉醒后,门外下雪已深至一尺了。关西张载曾经写作《西铭》,二程很推崇它,杨时怀疑它近于兼爱之论,与他的老师程颐多次辩论,听到理一分殊之说后,才豁然开朗,没有疑问。
杜绝做官,闭门读书有十年,好久以后,杨时才历任浏阳、余杭、萧山县知县,都有好的政绩,民众思念他始终不忘。张舜民在谏司,推荐他,得荆州教授职。杨时安心于州县任上,未曾寻求闻达显贵,而日趋德高望重,四方各地的士大夫们不远千里都来与他从游交往,号称“龟山先生”。
当时天下多变故,有的人跟蔡京说,认为国家事已至此,必然失败,应该引荐德高年老的人置之于左右,或许还差不多,当时的宰相认为此话有理。正逢有使节去高丽,皇上问龟山先生在哪里,使者回话告诉他。杨时因此被召任为秘书郎、迁任著作郎。到面陈朝对,上奏说:
“尧、舜说‘诚实,执于中’,孟子说:‘商汤执中’,《洪范》上说:‘君主建立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各代圣人都是遵循这个道义。熙宁之初,大臣著文说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纷更革殆尽。元..继熙宁年号以后,全部恢复祖宗的旧法,而熙宁年间新立的一切法规又全部废革。至绍圣、崇宁年间又更加厉害了,凡是元..年间的政事法令写入律令的,都焚烧了以灭其迹。从此以后,官吏们之间所结成怨愤、祸害甚至现在还未消灭。我愿明白地诏令有司,条奏具上祖宗的法令,著为纲目,有适宜于现在的就选择举荐出来加以推行,应当修改减损增益的,就减损或增益,不论元..、熙宁或元丰年间的,都暂时放置不问,一切趋于中而已。”
朝廷刚想图谋攻取燕州、云州等地,内地空虚,外部兵重,杨时于是陈述时政的弊端,又说:“燕州、云州的军队应当退守内地,以减省转送运输的劳苦,募集边民担任弓弩手,以形成攻杀常胜军的形势。”又说“:都城位于四通八达的冲要之地,没有高山大河以为阻隔防卫,士人心怀异心,一旦遭遇急变就不可依仗。”宰相执政不能用。登朝入对,力陈君臣应当示警严戒于没有忧虑的时候,请求设置《宣和会计录》,以告知天下财物支出与收入的数字。宋徽宗点头肯定了他的意见。
杨时任命为迩英殿说书。听说金人入攻,对宰相执政说:“今天的事之大势如堆积的柴草已燃烧,应当自己努力奋斗,观察动静。假若显示出怯懦的情形,萎靡不振,那么天下大势就无可挽回了。过去汲黯在朝主事,淮南王就停止策划阴谋。以汲黯的才能而论,未必能超过公孙弘辈之类,只是其特别的正直气概可以镇压奸雄的邪心。朝廷威望不振,就会使奸雄们都把朝廷大臣当作公孙弘辈,那么国家就会无所作为。要害的地方,应当严加防守备战,否则敌军到了都城,还来得及吗?靠近边境的州军县地应当坚壁清野,不要与他们作战,使他们自己成为困兽。假若攻城略地,应当派遣援兵追剿袭击,使它们腹背受敌,那么就可以取得对敌人的胜利。”又说“:今天的事情,应当以收取人心为先务。人心不依附,虽然有高的城墙、深的护城河,坚甲利兵,还是不足以依靠。免夫之役,毒害扩展于海内全国,西城的聚敛,东南花石纲的搜刮,它们所造成的祸害特别厉害。以前大概曾经罢免过,所下诏令的墨迹还没有干,而东南运送花石纲的船队已首尾相接到京城了。现在虽然又重申从前罢免的诏令,然而祸根不除,还有谁人相信朝廷呢?想致人和,罢去这三条,正是今天的当急之务。”
原金兵围攻京城,各地勤王的军队四方来聚集,而没有谁相互统一。杨时说“:唐代九个节度使的军队不设立统帅,虽当时大将李光弼、郭子仪等善于用兵,最后还是不免失败。现在各路乌合之众,我认为应当设立统帅,统一号令,告示纪律,而后士卒始用命行动。”又说:“童贯身为三路的将帅,敌人侵城略地,他弃军而逃回,他被杀掉罪行还有余,朝廷相反却置之不问其罪,故梁方平、何灌都相继逃遁。应当正法受刑,以作为臣子不忠诚的惩戒。童贯掌握兵权二十多年,兵败将死,驯至今天,近来听说防守城邑仍然用宦官,前面覆车之借鉴,不可重蹈覆辙。”奏疏上后,任命他担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敌兵刚刚退却,议和的人就想割让三镇与敌讲和,杨时特别陈述不可这样做,说:“河朔为朝廷的重要地区,而三镇又是河朔的重要屏障。从周世宗到宋太祖、宋太宗,打了上百次战役才夺回了这块地方,一旦把它丢弃给北方的小朝廷,使敌人骑马任意驰驱,通贯我腹心地区,不几天就可到达京城。现在听说三镇的民众以死相抵抗,三镇拒敌于前,我们以重兵跟随其后,还可有所作为。如种师道、刘光世都是一时名将,刚刚达到而没有用,请求召他们入朝询问破敌的办法。”奏疏上后,钦宗诏令出兵,而参加议论的人多持两端,模棱两可,杨时抗疏说“:听说金人驻守磁州、相州,攻破大名,抢劫掳掠,没有法纪,混乱到了极点,发誓议和的墨迹还没有干,而马上又不信守诺言,翻脸即不认账,我们虽然想去信守和议,是不可能的。金兵越走几千里远,进犯别人的国都,是危险的手段。他们知道勤王的军队四面而来,也因此害怕而返回,并不是爱护我朝而不进攻。朝廷割让三镇二十州的地方给予他们,是想帮助金寇而自己攻击自己。听说肃王初次与之相约,到河东而返,今挟之以往,这是败坏盟约的主要问题。我自己认为,朝廷应该责问肃王,指责其败盟的原因,一定得到肃王而后已。”当时太原被围攻几个月,而姚古拥兵观望,逗留不进,杨时上奏疏请求诛杀姚古以严肃军政纪律,选拔偏将和裨将中可以代替其职务的替代他。没有得到回答。
李纲被罢免之后,太学生跪伏于宫廷前上书,请求留任李纲与种师道,军民集合在一起有几十万人,朝廷想防备禁止他们集中。吴敏请求用杨时以平息太学,杨时得召论对,说“:各位太学生纷纷俯伏于宫阙之前,是忠于朝廷,并没有其他的用意,只要选择老成持重而有行谊的人担任将帅、副官,那么这件事就会自然平息。”钦宗皇帝说“:没有谁比你说的更有道理。”于是任命杨时兼任国子祭酒。他首先奏道“:三省是负责国家政事的机构,六曹分别治理,各自设机构。现在就别辟官衙,新进少年,未必比六曹的长官、副职贤能。”又说:
“蔡京担任宰相职务二十多年,祸国害民,几乎危及国家,人们切齿痛恨,而论说他的罪行的人,没有谁知道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概蔡京以继承神宗时的治国之策为名,实挟持王安石的名义以图谋自己的私利,故推崇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天的祸害,其实是自王安石开始的。
“谨按王安石挟管子、商鞅之手段,整饬六艺以文意强奸圣贤之言,变乱祖宗的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说其为害当可见于数十年之后,今天的事情,正合乎他的预测。他所写的邪说之文以糊涂学者们的耳目,为此而败坏心术的人,不可胜数,暂即列举一二事来阐明它。
“过去神宗曾经称赞欣赏汉文帝怜惜百金以罢免修筑露台之事,王安石于是说‘:陛下若能够用尧、舜的道义来治理天下,虽竭泽天下以自奉使用也不为过,守节财用的言论并非正理。’曾不知尧、舜住茅茨、建土阶,大禹说:‘克俭于家。’那么,竭泽天下以自奉使用的人,一定不是尧、舜的道义。这以后王黼以应奉花石纲的事情,竭泽天下的财力,号称为了皇帝的享受,实际上是王安石就开始倡导了。他所解释的《凫翳》守成的诗,在末章就称:‘以道义来守成的人,役使群众,泰然处之而不认为骄横,主宰定制万物,花费不认为奢侈,何必过分地克俭以爱惜为事。’《诗》经上所说的,正是说的能持守盈余就会使神癨祖考而因此安乐,而后没有艰难的忧虑。自古解释这段话的人,没有泰然处之而不为骄,花费而不为奢侈的说法。王安石独自倡导这种说法,以开启皇上向往奢侈的心事。后来蔡京之流轻费妄用铺张,以奢侈浪费为乐事。是王安石的邪说之害,如此以致祸害至今。
“我希望能追削夺去王安石封爵的称号,明白地诏示中外,毁去他配享孔孟庙庭的肖像,使邪说妄议、淫辟怪论不能迷惑学者。”
奏疏上后,王安石于是被降为从祀之列。士人学习王安石的学问以考试科举取第的事情,已有几十年,不再知道他的过错,忽然听说王安石的学说是邪说,议论纷纷。谏官冯解力主王安石的学说,上奏疏诋毁、指责杨时。正逢学官中有争议的人,有圣旨令学官一齐罢免,杨时也被罢去国子祭酒。
杨时又说:“元..的党籍中,惟有司马光一人独自被褒扬而显名,而没有涉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等人。建中靖国年初,言官谏臣陈馞已褒扬赠赐,而没有涉及邹浩。”于是元..年间各位大臣都依次接连恢复其名位。
不久,杨时四次上奏章请求罢除谏省,任命为给事中,推辞,请求辞官归居,任命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杨时力辞直学士的任命,改命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向陛下辞别时,还上书请求选将练兵,作为战守的准备。
高宗即位,杨时担任工部侍郎。与陛下论对说道:“自古圣贤的君王,没有不以典籍圣贤之学为务。”受命兼任侍读。请求修编《建炎会计录》,请求恤勉勤王的军队,请求宽恕敢于发表言论的人。杨时连续上章请求外任,以龙图阁直学士职提举杭州洞霄宫。以后告老,以本官辞职家居。优游于山林名胜之地,以著书讲学为务。卒年八十三岁,谥号“文靖”。
杨时在东郡,所交接的都是天下的名士。先贤显达之士陈馞、邹浩都以老师的礼仪事奉杨时。宋室南渡长江以后,东南的学者都推举杨时为程氏的学问正统传人。与胡安国往来讲述议论学问的时候尤其多。杨时浮沉于地方州县有四十七年,晚年居任谏省,仅九十天,凡所论说列举的都切中时弊世道,而其中大的,则是分析王安石的经学,力排靖康年间的和议,使邪说不能发挥作用。凡是绍兴初年崇尚元..时的学术的人,而其中朱熹、张木式的学问之所以能够得到程氏的正统之传,而其源委脉络相承都是出于杨时。
杨时的儿子杨迪,努力学习,晓通经典,也曾经以程颐为老师。
李侗传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县人。二十四岁那年,听说本郡人罗从彦学得了河、洛之学,于是以书信拜谒他,其中大致说:
“李侗听说,天下有三个根本,父亲生养儿子,老师教授学生,君主治理国家,缺其中之一则根本就不能树立。古代的圣贤没有谁没有老师,他们学习的勤奋与懒惰,涉及道学的浅显与深邃,求取得益的先与后,是存还是亡,其详细情况不可能去考查。惟有洙水、泗水之间,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中的贤徒,议论问答,全部记录在简册上,有足够的根据可以稽查,是因为凭借孔夫子而愈益明了。孟子以后,儒道失掉了传承,分成了各个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再没有见闻于世。其聚徒讲学成群的人,他们所相传教授的,只是做些句读、解释文字而已,谓之熄灭、失传是可以了。
“惟有先生衷心信服龟山先生的讲席已有一年多了,况且曾经从学于伊川先生之门,得到没有传承的孔孟之道于一千五百年之后,性情明而修,行为完而洁,扩其道以广大,体验其道以仁恕,精深微妙,各终其极致,汉朝、唐代的各位儒生没有与之相近似的。至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以谦感人,和别人一起就能感化别人,如春风吹发万物,大概也没有谁知道其所以然。凡是读圣贤之书的人、粗有见识的,谁不希望能够得到你传授的经典,以询问疑难,至于有不同意见的人,本应当放置一旁而不议论他。
“李侗愚笨、鄙陋,仅仅是学习科考举子之业,不能够从学于您的门下,而今天诚恳地想来求教,是因为所寻求的东西大于利禄。李侗还听说,道可以治心,就像吃了食物使人肚腹饱满,就像穿衣服而可以抵御寒流。人有迫于饥饿、寒冷的忧虑,因此,忙碌地谋取衣食,造次颠沛,始终没有忘记。至于心之不治,如面临末世的危险而不知道去忧虑,岂不是爱心不如爱口与身体吗?我为此百思而不得其解。
“李侗没有考虑自己的天资浅陋,仅是以祖父的儒学起家,不忍心于坠入箕裘之业,忙忙碌碌地追求利禄之学,虽知道真儒有所作为,闻风而起,本不如先生亲自动手所得于动静语默之间,亲眼看见而意思周全。现在我已有二十四岁,茫然间而又没有停止学习,显明的道理没有弄清而是非无以辨别,宅心不广而喜怒情绪容易变化,行为不完美而悔吝很多,精神不充实而智巧袭用,选择了而不干净,遵守了而不足够,从早到晚恐惧忧虑,就像忍饥挨饿受冻的人寻求充饥御寒的器具。不然的话,哪里敢以不肖的身份来成为先生的拖累负担呢。”
李侗跟随罗从彦多年,被教授《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从彦喜欢静坐,李侗退入宫中也静坐。罗从彦告诉他从静中看喜怒哀乐的情感未发生之前的气象,而从中寻求所谓“中”,好久以后,而于天下之理洞贯通达,依次融会释然,各有条序,罗从彦对此特别赞许。
李侗而后退居山田乡里,谢绝世俗之故达四十年,饮食有时不能充饥,仍怡然自得其乐。事奉亲人,恭敬孝悌,兄长个性刚烈多忤,李侗待他很好,得其欢心。闺门内外愉悦肃穆,若没有人的声音,而众事自有秩序。亲戚中有贫穷的而不能结婚嫁娶的,就为他们帮忙而赈济之。与乡人相处,吃喝言笑,每天快乐,自然和睦。
李侗所接受的后学诸生,答问不倦,虽按照学生的深浅施教,而一定从反省自己开始。所以按他的话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讲,而只是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如果是这样,虽然有一毫私欲之发生,也能退而恭听了。”又说:“学者的毛病,在于没有使人豁然领悟地方。如孔子门下的各位学生,群居终日,互相切磋讨论,又能够依靠孔夫子为指导,故日用平常之间通过观感而开化的人很多。恐怕融会贯通的领悟,不是讲解所能够达到的。”又说“:读书的人知其所说的没有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即自己努力去寻求它,则凡圣贤所至而我所不能达到的,都可受勉励而努力求索。假如直接求之于文字,以作为诵说之资,不成为玩物丧志的人就很少了。”又说“:讲学之要在于深沉缜密,然后气味深长,途径不差。假如概以理一,而不能辨察其本质之区别,这就是学者之所以流于疑惑模糊的真伪之说而自己还不能知晓的原因。”曾经以黄庭坚称濂溪周茂叔“胸中洒落,其开阔的胸襟、坦白的心地,如雨过天晴时风清月明的景象。”作为善于形容有道的气象,曾经常诵读,同时反复要求学者存此于胸中,希望遇事洒脱、明了,这样义理就会不断有长进。
他在讲《中庸》时说“:圣贤的门下所传的是书,其所以开启觉悟后学不是没有更多的对策。然而其中所谓‘喜怒哀乐未发的称之中’的,又是其中一篇的主要的意思。假如仅仅只是记诵而已,那么,为何要这样呢?一定要亲自体验,才能实在地明白这个道理,假如像颜子之叹,显然是若有所见,而没有违背于心想目见的道理,然后扩充过去的知识,力求无所不通,那么就差不多可以说《中庸》了。”他在讲《春秋》时说“:《春秋》中一事各是说明白一个例证,如观赏山水,随步移位观察而形势不同,不可以拘泥于一种方法。然而所以难说明的,大概是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的心事,没有到圣人的那种洒脱的境界,岂能没有失误呢?”
李侗闲居以后,好似无意于当世之事,然而伤感时空,忧虑国家,议论事情感激之情动人,溢于言表。曾经说:“现在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可任用,这就使上下之气隔离有隙,而致中国日益衰微。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治政用事开始,陷溺人心,至今人们还没有自我觉察到。人趋利而不知义,那么皇上的势力就会日益孤立,君主当于这方面留意,不然的话,就是所谓‘虽有粟米,我能吃得到吗?’”
这个时候,吏部员外郎朱松与李桐同为门生故友,很看重李侗,遣送自己的儿子朱熹跟随他学习,朱熹最终得到了他的全部传承。沙县邓迪曾经对朱松说“:李愿中如冰壶秋月,莹亮清澈,光洁无瑕,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朱松以为这是知情的言论。而朱熹也称赞李侗:“姿态脱俗,禀赋超凡,气节豪迈,修养完美,没有抵触之处,精纯之气表现于面目之间,看起来和蔼可亲,语言严厉,神气坚定,心平气和,言语默然,动静言行,端详闲适,处之泰然,自然之中含有成法准则。平常时日诚实恭敬,对于事情似乎无甚可否,到其应酬事物,判断变化,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冒犯的样子。”又称,自从跟随李侗学习,归去复来,则所听说的更为超凡绝伦。他所达到的境界,还不仅仅是人们对他所称赞的那样。
李侗的儿子李友直、李信甫都参加科举考为进士,在靠近家乡的州县担任官吏,更替请求迎养他们的父亲。归道武夷,正逢福建将帅汪应辰用书来迎接他,李侗前往见他,到的那一天疾病发作,于是死了,卒年七十一岁。
李信甫任官至监察御史,出任衢州知州,擢升为广东、江东宪司,因为格调超群,有不容于朝的说法。
朱熹传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亲朱松,字乔年。曾录取为进士。胡世将、谢克家举荐他,朝廷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赵鼎都督川陕、荆襄军马时,招朱松为幕僚,被推辞。赵鼎再次任宰相,任命朱松为校书郎,迁升任著作郎。因为御史中丞常同的推荐,被任为度支员外郎、兼任史馆校勘,历任司勋、吏部郎。秦桧决定与金国议和,朱松与同僚上奏章,极力主张不可以与金国议和。秦桧恼怒,示意御史弹劾朱松与朝廷有异心,而自认为是贤才,结果让朱松离朝出任饶州知州,还未上任,朱松便死了。
朱熹从小聪颖理解力强,刚能讲话时,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说:“这是天。”朱熹问道“:天的上面是什么?”父亲感到惊异。从师受学时,教他读《孝经》,读过一遍,朱熹在书上题写道:“不能这样做,不是人。”朱熹曾经和一群儿童在沙子上玩耍,他独自端端正正地坐着,用手指在沙土上画,看他画的图形,是一幅八卦图。十八岁时参加乡贡考试合格,绍兴十八年(1148)录取为进士。担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他挑选县里优秀的人才当自己的学生,每天给他们讲授古代圣贤讲求个人修养和治理百姓的学问,禁止妇女出家当尼姑道姑。朱熹罢官回乡,请求管理一个祠观,朝廷派他监潭州南岳庙。第二年,因朝廷中的大臣举荐,和徐度、吕广问、韩元吉同时被朝廷召见,朱熹以生病辞谢了。
孝宗即皇帝位,下诏要求朝臣直言朝政得失。朱熹陈上密封的奏章说“:皇上虽没有过失,但为帝王的学问却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没有缺误,但修明朝政、抵御外敌的大计却不可不早日决定。利害忧乐虽不可能全面列举,但事关国家的根本问题却不可以不加留意。陛下在培养自己品德的初期,亲自批阅文献奏疏,不过是诵读诗文章句,吟咏情性,又特别留意道家、佛教的书籍。记诵诗文的词藻,并不能够探讨事物发展的渊源而制定出治国之道;道家的虚无和佛家的寂灭,并不能够贯穿万物的始终而建立适当的大中之道。帝王的学问,必须先穷究事物的本原而获得知识,以便透彻地认识事物的变化,使世间万物的道理,都能存在于心中,对事物的纤细微末之处全都看得透彻,就会自然意念真诚,心地端正,而可以治理好天下的事情。”其次说:“修明朝政,抵御外敌的方针之所以不能及时制定,是被讲和的论调给耽误了。金人是宋朝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可能和好是很明显的了。我希望根据公道、正义果断地做出决定,封闭关隘,断绝和约。任用贤明能干的人才,确立国家法度,纯洁士风民俗。几年以后,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根据我国力量的强弱,观察金人内部裂痕的深浅,慢慢起兵设法打败他们。”再接着说:“全国的利害,在于百姓的快乐与忧虑,百姓的安危忧乐,在于地方官员是否贤明。监司机构是监督地方官员的主要机关,而朝廷是委任监司机构官员的根本之地。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根源也在于朝廷了。现在的监司机构及其官员,狼狈为奸,贪赃枉法,大肆地掳掠、害民的官员,主要就是宰相、台谏的亲戚、故旧、门生、朋友。他们中失去了权势的人,曾经按他们所得的私利情况而罢逐了他们;还在当权的那些人,难道没有谋私利的吗?敬请陛下亲自去了解。”
隆兴元年(1163),又被朝廷召见。入朝奏对治策,其中第一点说:“大学的道理在于穷究事物的本原而获得知识。陛下虽然有生而知之的天性,优秀于普通人的行为,但没有能够按照事物的发展变化来观察治世的道理,按照这个道理以适应国事的治理。这是因为在采取治国措施的过程中还有疑问而犹豫不决,而听从臣僚的意见时又不免有欺骗隐瞒的地方,所以治国平天下的效果不是很明显。”第二点说“:君主父皇的仇耻与金人不共戴天。现在所应该做的,就是不同金人作战就不能复仇,不坚守边关就不能取得胜利。”所以暂且陈上古代先圣贤哲帝王们怎样发奋图强,巩固根本,威慑、制服边远之地的夷敌们的强国之道。当时宰相汤思退刚刚倡导同金讲和,任命朱熹担任武学博士,等待上任。乾道元年(1165),催促他上任就职,到了任上而适逢洪适担任宰相,又主张同金讲和,因观点不相同,朱熹回乡了。
三年(1167),陈俊卿、刘珙推荐他为枢密院编修官,等待上任。五年(1169),因妻子去世回故里服丧。六年(1170),工部侍郎胡铨把他作为诗人推荐于朝廷,他与王庭王圭同时被召见,他以没有服完丧事为由请求辞职。七年(1171),服丧已完,又被召请,他以俸禄不能养家而推辞。九年(1173),梁克家担任宰相,申述从前的召命,又被推辞。梁克家上奏朱熹多次召他任官而不就职,应该得到褒奖鼓励,大臣执政都称赞这个建议。皇上说:“朱熹安于贫穷,遵守廉道,廉洁、谦退,应该嘉奖。”因此,特地改命他担任官职,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因为要求退出官场而相反得以升迁,从道义方面考虑更觉得心中不安,再次推辞。淳熙元年(1174),才开始接受任命。二年(1175),皇上打算奖掖廉洁、谦退的人,以纯洁士风民俗,龚茂良担任丞相的事务,推荐奖励朱熹,任命他担任秘书郎,朱熹坚决推辞,并且亲自写信给龚茂良,说明一时被厚爱的原因。许多小人乘机会讲谗言诽谤他,于是因为朱熹又推辞,即答应了他的请求,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五年(1178),史浩再次担任宰相,任命他担任南康知军,皇上下诏令他上任就职,朱熹又推辞,没有被答应、允准。到南康军,兴行利政,革除害事,恰逢那年不下雨,精心勤于荒年政事,许多人得以活命。到救荒事结束,上奏章请求按照法律条文奖赏交纳粟米的人。有时到郡县学校,招引进士学子与他们讲习学问,议论道理。走访白鹿洞书院遗址,上奏恢复原来的样子,制订《学规》使他们遵守它。第二年夏天,天气大旱,下诏令监司、郡守分别阐明老百姓的快乐与痛苦,朱熹于是上奏疏说:
“治理天下的要事没有什么大于抚恤百姓,而抚恤百姓的根本,在于皇上端正心术用以立定规章纪律、朝纲。大概天下的规章纪律、朝纲不能自身形成,一定要皇上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受私情左右而偏颇反复、犹豫不定,然后依赖于此而建立。皇上的心术不能自发地纯正地确立,一定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讲论明白仁义、道理的归宿,关闭阻塞自私的邪路,这样才能使皇上的心术纯正地确立。
“现在宰相、台谏省官、师傅、宾客朋友、谏诤之臣都失职不负责任,而陛下与他们亲近、商量谋划的人,不过一、二个宠幸的大臣。对上以蛊惑陛下的心思与志向,导致陛下不相信先王圣贤的大道理,而以追求功利的卑下浅见为快乐;不喜欢志士的宏大言论,而安逸于私利、鄙陋的丑态。对下则招收聚集天下士大夫中好利而没有廉耻的人,文人武士各以道分,都各自加入他们的门槛。所喜欢的人暗中引见接纳,升迁为显官要职。所不喜欢的人则私自进行诽谤非议,或是公然进行排挤。他们互相勾结、贿赂,所盗窃的都是陛下的财产。他们任命官吏配置将领,所盗窃的都是陛下的权柄。陛下所属的宰相、师傅、宾客朋友、谏臣,或是反而出入于他们的门下,承受仰望于他们的示意主张;其中幸有能够自立的人,也不过是拘谨自守,而不敢讲一句斥责他们的话;其中十分敬畏公论的人,也仅能略加警告或驱逐他们的一、二个党徒,既不能对他们有深重地打击,而且最终也不敢以正直的言行直捣他们的藏身之所和巢穴所在。他们势力已成,淫威已立,朝廷内外无不倒向他们,使陛下的号令、官员的罢黜升陟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一、二个人的私门,名义上是陛下独自决定,而实际上是这么一、二个人私自暗中执掌权柄。”
又说:“巨大的灾祸,一定会来临的忧患,近在早晚,然而惟独陛下还不知道。”孝宗读了朱熹的奏章,悖然大怒说:“这是以为我宋朝将要灭亡了。”朱熹以生病为由,请求一个宫观职务,没有得到答复。
陈俊卿以曾任宰相的身份驻守金陵,入宫觐见皇帝,极力推荐朱熹。宰相赵雄对皇上说:“士大夫喜好名誉,陛下厌恶他们愈是厉害,而人们赞誉他们就愈是多,这岂不是正好抬高了他们。不如根据他们的长处而加以任用,他们渐渐担任政事以后,能力的强弱真假也就看出来了。”皇帝认为赵雄的意见对,于是任命朱熹担任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不久便记录到了朱熹救济灾荒的功劳,命朱熹任直秘阁,朱熹因为以前奏请朝廷奖赏纳粮救灾的人没有得到批准,所以辞谢了这次任命。
恰好碰到浙东地区发生大饥荒,宰相王淮上奏改任朱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并要他当天独自快速上路,朱熹又以纳粮救灾的人没有得到奖赏为由,辞谢这一任命。等到朝廷对纳粮救灾的人实行奖赏以后,朱熹才接受了这一职务。他入朝对答皇帝提问,首先陈说灾异发生的原因和修养德行、任用人才的关系,其次说道:“陛下即位当政初期,曾选拔杰出的英雄豪杰,委任以国家政事,不幸的是这中间不能全部得到合适的人选,因此,不再广泛求取贤哲人士,而暂时任用了一些性情柔和不得罪人而又容易控制的人以充任这些职务。于是皇帝左右的人,私自怠慢并使唤他们从事低贱的工作,侍奉于宴会之间,以供呼唤使用,因而宰相的权力日益减轻。又担心他们的权势有所偏重,而又借用权力重大来蒙蔽自己,就时常听取外廷的议论,将以暗地察访这些人违纪犯法的事实而从严从速地查办他们。陛下既然不能够遵循天理、公正本心,用以端正朝廷纲纪,早已失去治国根本,而且又想兼听士大夫们的不同意见,作为驾驭群臣的办法,那么士大夫进见皇上有一定的时间规定,而陛下亲近的宦官则可以从容而没有间隙。士大夫们端庄有礼而难以亲近,他们的议论又苦涩难以入耳,陛下宠幸的宦官其逢迎谄媚之态就足以蛊惑陛下的心术与志向,那些小吏狡诈诡变的伎俩又足以迷惑陛下的视听。因此陛下虽然想稍稍抑制这些小人之辈,然而这些小人们的势力却一天天加重,陛下虽然想广泛采纳公论,而士大夫的势力却一天天减轻。权重的小人既可以凭借他所掌握的重要权力,进一步窃取陛下的权力,权轻的人又借助于权重的小人,作为自己窃居官位,巩固宠信的方法。这样日积月累,渐渐损失权力,使陛下的德行基业一天天地毁坏旁落,国家的法度一天天地受到破坏,奸佞谄媚的人充塞朝廷,贿赂公行,士兵悲愁,百姓怨愤,盗贼不时发生,灾祸怪异多次出现,灾荒饥馑重新又来。奸邪小人互相引荐,人人都得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惟有陛下一无所得,而且独自承受这些弊端的祸害。”皇帝听后感动不已,脸色都改变了。朱熹所奏的一共七件事,亲自书写其中的一、二件事以防泄露秘密。
朱熹刚接受任命,就写信到其他州郡,招募米商,免除税钱,等朱熹到任时,外地船只运来的大米已汇集到这里了。朱熹每天外出调查访问百姓的疾苦,走遍浙东全境,单人独车,不带随从,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来过。州县官吏害怕他的严峻的作风,有些人甚至自行离职而去,他所管辖的地区风纪肃然,部下崇敬他。凡是丁钱、和买、役法、榷酤这一类政事,有不方便而祸害百姓的地方,全部加以改正和革除。在救济灾荒之余,他都根据实际情况谋划处理,必定做出长久的打算。有人攻击朱熹,说他不尽心而疏略于政事,皇上对王淮说:“朱熹治理政务的确有很可观的政绩。”
朱熹因为前后几次奏请多数被搁置,侥幸得到采用的,也都拖延迟缓耽误了时间,蝗虫旱灾相互频繁出现,他不胜忧愤,又上奏疏说:“为现在打算,只有决断出自皇上自己的意志,迅速发布诏令,责备自己并征求直言,然后君臣互相告诫,痛下决心反省改正。其次,拿出内库全部钱财,把供给帝王大礼的费用改为收籴粮食的本钱,诏令户部免征百姓所欠旧债,诏令转运使根据条例检查放免百姓租税,诏令宰相大臣淘汰受灾路地区的州、军监司、地方官吏中没有政绩的人,审慎选拔贤能之士,责成他们实施救济灾荒的政策,这样也许还能下结民心,消除灾民乘灾荒之际叛乱的打算。不这样的话,我恐怕所忧虑的不止于饥饿死的人,而将在于叛乱的盗贼;蒙受其害的不仅仅是官吏,而且要涉及到危害上面的国家政权了。”
台州知州唐仲友和王淮是同乡并结为亲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一起推荐他,迁升为江西提刑,还没有上任。朱熹巡行视察到台州,控告唐仲友的人很多,朱熹调查到事实,三次上奏章弹劾唐仲友,王淮把朱熹的奏章隐藏起来不报告给皇上。朱熹更加致力弹劾他,唐仲友也上奏章为自己辩解,王淮才把朱熹的奏章进呈给皇上,皇帝命令宰相大臣们详细审查,都司陈庸等人要求下令浙西提刑委派清廉能干的官员去追查核实,仍旧命令朱熹迅速赶往遭受旱灾侵害的州郡视察。朱熹当时留在台州没有走,不久接到这道诏令,愈加上奏章弹劾唐仲友,前后上了六道奏章,王淮迫不得已,取消唐仲友的江西提刑的新任命转授给朱熹,朱熹拒绝不接受,于是回乡,并且要求一个宫观闲职。
当时郑丙上疏诋毁程氏的学说来败坏朱熹,王淮又提拔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陈贾在与皇上面对面地论说时,首先论说近日士大夫中有所谓“道学”之人,大多是借助道学之名来宣传骗人的学说,希望朝廷考察这些人,清除他们不再任用。大概指的是朱熹。淳熙十年(1183),诏因朱熹多次请求祠观,可以派遣他主管台州崇道观,不久接连主管云台观、鸿庆观达五年时间。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任宰相,任命朱熹为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公事,朱熹因生病辞谢任命,朝廷没有同意,他于是赴任。
淳熙十五年(1188),王淮罢相,于是朱熹进奏,首先论说近年来刑罚处理不得当,狱官应该选择合适的人担任。其次接着说经制钱、总制钱损害百姓,以及江西路各州县摊派课罚的弊端。奏章最后说“:陛下即位已经二十七年,因循守旧而时间渐移,没有一尺一寸的功效可以回报陛下自己的志向。我曾经反复考虑这件事,莫非是宴饮闲谈于深宫之中,没有表明待人接物的心地,天理有些不纯正,人的欲望有些没有止境,因此好的事情不能做到底,铲除恶事不能断它的根,一闪念之间,公与私、邪与正、是与非、得与失同时交替出现于思想之中。因此,陛下以礼相待大臣并非不厚,然而阿谀逢迎谄媚讨好的近臣小人也能得到陛下寄托心腹的重任;陛下日夜追求英豪之士并非不迫切,然而柔弱奸邪平庸乖谬之辈也能够长久地窃掌朝廷大权。并非陛下不乐于听取公平正直的议论,然而有时不能容纳这种议论的存在;并不是陛下不憎恨谗言恶行,然而不免误听偏信;并不是陛下不想为祖宗报仇,然而不免畏惧怯懦而图一时安逸;并不是陛下不爱护和培养百姓的财力,然而不免要发出叹息产生愁怨。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对于一闪之念必须谨慎对待仔细审察;这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呢?果然是天理,就慎重地对它加以扩充,而不让它受到一点蒙蔽阻塞;如果真是人欲,就慎重地克制这个念头,而不让它在自己的头脑中稍有滞留。把它推广到一言一行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没有不用这一标准加以衡量,那么陛下的圣心就能通达,朝廷内外融合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利欲望可以隐身于两者之间,而天下的事情将只根据陛下所想的进行,没有什么事会不合乎陛下的志向心愿。”朱熹这次赴京,有人在路上拦住他,认为“正心诚意”这种论调皇帝很讨厌听到,告诫他不要说这种话。朱熹说“:我平生一辈子所学习的,只有这四个字,怎么可以隐瞒不说以欺骗皇帝呢?”等到他上奏时,皇帝说“: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浙东的事情,我已经知道,现在应该安排你一个高尚而重要的职务,不再用州县的琐事来麻烦你了。”
当时曾觌已经死了,王扌卞也被驱逐,只有内侍甘..还在任职,朱熹极力弹劾他。孝宗说“:甘..是德寿(高宗)举荐的,说他有才能。”朱熹说:“小人没有才能,怎么能够打动皇帝。”第二天,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朱熹以脚病请求祠观的职务,兵部侍郎林栗曾经和朱熹讨论《周易》、《西铭》,两人意见不合,这时他弹劾朱熹说“:朱熹本来没有什么学问,只会窃取张载、程颐的残余东西,称之为‘道学’。朱熹所到之处都带上门人学生数十人,妄想仰慕孔子、孟子经历几次聘任的风尚,要挟索求高价,不肯就任朝廷任命的职务,他的这种虚伪不可掩盖。”孝宗说“:林栗的话好像太过分了。”周必大说朱熹上任的那天,脚病没有痊愈,勉强登殿答对。孝宗说“:我也见到他走路一跛一曳的。”左补阙薛叔似也上奏声援朱熹,于是让他仍旧担任原来的职务江西提刑。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林栗辩论,说林栗的话没有一句是事实“,称之为道学”这句话,尤其没有事实根据,过去王淮和台谏官里外呼应,阴谋废弃正直君子,正是用的这种办法。孝宗下诏说:“朱熹昨天入宫答对,所谈论的都是新任职务的事情,我相信他的诚意,再次听从他的请求,他可以迅速赴任就职。”恰逢胡晋臣任侍御史,首先抨击林栗固执拗戾不通,喜欢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憎恨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没有事实根据指责学者结党营私,于是罢黜林栗,让他担任泉州知州。朱熹再次辞谢任命,孝宗委任他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没有一个月再次召他赴任,朱熹又推辞了。
当初,朱熹曾认为用口述上陈的方法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全部说出来,要求密封奏事向皇帝报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到这时朱熹把自己密封的奏章投至朝廷设置的匦中,里面写道:
“现在国家的主要形势,好比人有重病,内部从心腹开始,外面达到手脚四肢,没有一根汗毛一根头发不生病的。暂且以天下的根本和当今的急务,试为陛下陈说:国家的根本,就是陛下的心;当务之急就是辅育培养太子,选拔任用大臣,整顿政纲严肃法纪,改变士风民俗,爱惜培养民力,整饬清明军政事务,这六事而已。
“古代圣明帝王兢兢业业,为了保持和守正这种心,所以设立师保之官,排列有谏诤之职,凡是帝王的饮食、酒浆、衣服、宫室、器用、金玉丝帛以及宦官、宫妾等政事,没有一件不统领于宰相,使帝王的前后左右,一动一静,没有不受到有关机构法规的制约,因而没有细微空间、瞬息时间,能够隐瞒他们的毫发私情。陛下所以精粹纯一克己复礼而坚守此心,果真能有如此的功效吗?陛下所以修养身心整治内宫而使自己的左右中正,果真能有如此的效果吗?宫廷禁地的事情,我固然不得而知,然而赏赐爵位之滥,钱财贿赂之流,街头巷尾都在窃窃议论,这种纷乱的议论我早已受不住了,那么陛下在整治内宫方面,恐怕还没能比得上古代的圣明帝王。
“至于陛下左右近习嬖幸之人的私情,恩宠待遇已过分不当,过去龙大渊、曾觌、张说、王扌卞这类人权势气焰熏灼,一时能危害震撼朝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独有我前天对陛下陈述的意见,虽然经过陛下委婉开导劝说,然而我的愚见是,只能让这些人担任守卫宫门传递命令、供事打扫等劳役,不应当让他们假借陛下的威望,使他们得逞奸邪谄媚,制作过度奇巧之物于内廷之中,以此来动摇陛下的心志,招揽权势于外朝,以损害陛下的圣政。我在道路、民间听说,自从王扌卞被驱逐之后,各位将领的派遣任命,仍大多出于此人之手。陛下竭泽穷尽百姓的民脂民膏来供养军队,军队却不曾得到一顿温饱,这都是将帅巧立名目,夺取士兵口粮,肆行贿赂陛下亲近之人,以图提拔重用的结果。能出入皇宫的心腹大臣,外面结交将帅,共同欺骗蒙蔽陛下,以致到了这种地步。而陛下不能醒悟,反而宠信亲近这些奸邪小人,认为这是为我所用的家臣,致使宰相不能议论他们设置措施的得失,给谏官员不能评论他们任命官吏的是非,那么陛下在端正左右大臣方面,没有能够赶上古代的圣明帝王又是明显的了。
“至于辅佐帮助太子,从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太子属官的选拔号称得到合适人选,然而能够称职的人,已经很少了。而又时时让那些奸邪谄谀、轻佻薄幸、卑贱庸妄之徒,得以掺杂在里面,所谓的讲读,也只是用文章应付充数,而没有听说他们有规劝谏戒的功效。至于早晚和陛下随时在一起,陪伴侍奉陛下游玩宴乐的人,又不过是使臣、宦官几个人而已。太子的师傅、宾客已不再设置,而太子詹事、太子庶子这些官职也是有名无实,于是朝廷的左右春坊就让使臣执掌,既没有启发太子崇尚师长亲近宾友、尊敬德行喜好大义的用心,又没有防止太子轻侮怠慢亲昵放荡、奇异邪恶夹杂而进的危害。应该讨论以前的典章制度,设置太子师傅、宾客的官职,废除春坊使臣,而使太子詹事、太子庶子各自恢复行使职责。
“至于选拔任用大臣,以陛下的聪明睿智,怎会不知道天下的事件,必须得到刚正光明公正之人而后才可任用呢?之所以经常得不到这样的人才,反而收容庸俗鄙陋的人窃居这些职位,这只因一念之间,未能看透他们出自私邪的蒙蔽,然而陛下宴乐时所喜好的人物,陛下亲近宠爱的近习之流,不能全部依据法令制度办事,如果任用刚正光明公正的人做辅佐皇帝的宰相,就恐怕他会妨碍自己的私事,损害自己的人,而不能任意放纵。所以在选用人才之时,常常先排斥摈弃刚正光明公正的人,而后选取拖沓无能懦弱软熟、平时不敢坦率直言态度端庄的人而加以揣摩,又在这些人中间选择最庸懦最卑陋、定可确保他不至于有所妨碍自己的人,然后荐举他们而加以高位。所以任命官员的诏令还没颁布,而人员已经事先物色确定,这些官员的姓名还没有显露,而朝廷内外已经预知这些人决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了。
“至于整顿严肃政纲法纪,改变士风民俗,那么今天宫廷与中书省署之间,禁廷密苑之地,怎么会有天下不公正的道理,不正派的人物反而能够以此作为窟穴而盘踞其中呢?因而陛下看到和听到的,无非是些不公不正的事情,那么在这些事情的熏蒸熔化之下,使得陛下好善之心不能显著,痛恨罪恶之心不能深刻,这种危害已到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程度了。等到这些不公不正之人作奸犯法之时,陛下又不能深深割去自己的私爱,而把他们交给朝廷讨论,按照有关法律处理,因此纲纪法度不正在上,士风民俗就颓废弊坏于下,他们为害的时间已很久了。而且浙中地区特别严重。大都习惯做出柔媚的姿态,说着附合顺从人的话,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最得计,更过分的人把黄金珠宝当作佐酒的肉脯食品,把地契债券作为诗歌文章,宰相可以引诱就引诱宰相,近习亲信可以私通就私通近习亲信,只求得到私利,再也没有廉耻。一旦有刚强坚毅正直不阿、恪守正道遵循天理的人在他们中间出现,就群起讥讽合伙排斥,指责为“道学”,而加上强辞夺理、感情冲动肆意妄说的罪名。十几年来,用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好像过去所谓的元..学术一样,排斥摈弃诋毁侮辱,一定要使正人君子没有容身之地才算罢休,这难道是大治之世的事情吗?
“至于爱惜培养民力,整饬清明军政事务,从虞允文担任宰相以来,把户部每年收入款项中必定可以指望得到的部分全部取走,号称是年终赋税盈余的数目,运入内库。而把收入中有名无实的、多年积累拖欠的、空登录在账册上的、无法催讨管理的款项,拨还给户部,作为内库财产的积累,将它作为今后用兵进取中原时的随时需要使用的款项。然而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内库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而且认为是皇帝的私人贮存,主管者也是私人,宰相不能用计入赋税来均衡节制这些款项的收支,户部不能用账册来勾定考查这些款项是在还是不在,天天销月月耗,用来支付宴请私亲费用,真不知道有多少啊,而何曾听说能用这笔钱财来换取敌人的首级,如同太祖说的那样。空使户部费用缺乏一天比一天严重,朝廷的督促一天比一天严峻,以至于废掉祖宗以来州县催征财赋达到九成以上就不再催理,户部也置之不问的好办法,而以征收赋税一定要足足十成作为限度;朝廷认为赋税征收不足,就又建立监司,州县官员以征收赋税多少为考课等差的办法,用来引诱威胁他们。于是形成朝廷内外奉承这种风气。竞相使用苛刻急迫的办法征收赋税,这是百姓的财力之所以严重困乏的实际原因。
“将领们追求提拔,必然先在士兵身上聚敛钱物,用来增殖自己的财富,然后用这些钱物去结交陛下身边的亲近侍臣,而且祈求他们把自己的姓名告诉陛下身边的地位尊贵的将领。这些地位尊贵的将领们拿到他们的名单,就把这些名单交给军队,使他们从基层什伍开始逐级得到保举,称赞这些人的才能武艺能够胜任将帅,然后写成奏章在陛下面前夸奖这些人。陛下只见到逐级推举在前,文书档案齐备,就真的认为是大家一致举荐而得到了合适的人选,然而哪里知道这些人是议价交钱,已经如同晚唐的债帅了呢?将帅,是掌握三军命运的人,而选拔将帅的方法背离常道到如此地步,那么那些具有智谋勇敢才艺胆略的人,谁肯抑制内心低头而立于宦官、宫姬的门下,而陛下得到以为可任将帅的人,都是平庸之辈和仅供奔走的小卒,但陛下还希望他们整饬清明军政、激励劝勉士兵,以增加国势,岂不是谬误吗?
“这六件事,都不可以缓慢处理,而根本仍在于陛下之心,陛下之心光明正大那么这六件事没有不正的,陛下心中一有私欲介入,那么虽想疲劳精力来求得端正这六件事,也将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一纸空文,而天下的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好治理了。”
朱熹这道奏疏送入宫中,夜间计时的滴漏铜壶已下七刻了,孝宗皇帝已经上床睡觉,立刻起身拿着蜡烛,把奏章全部读完。第二天,任命朱熹主管太一宫,兼任崇政殿说书。朱熹极力推辞,被任命为秘阁修撰,管理一个外地的宫观。
光宗即皇帝位,朱熹再次推辞秘阁修撰的职务,仍旧为直宝文阁,皇帝下诏夸奖他。过了几个月后,任命他为江东转运副使,朱熹以生病为由辞谢,改任为漳州知州。他奏请朝廷免除了漳州属县的无名杂税七百万贯,减少经制钱、总制钱四百万贯。因当地的风俗习惯不合乎礼仪,他择取古代丧葬嫁娶的礼仪之文,张贴出来告示大家,派当地父老进行解说,以教育他们的子弟。当地风俗崇信佛教,男男女女聚集在僧舍之中做传经会,妇女不出嫁的就做庵房居住,朱熹下令禁止这些事。他常常忧虑不能推行丈量土地、划定界限的危害,恰逢朝廷议论要在泉、汀、漳三州推行丈量土地、划定界限,于是朱熹调查访问有关事宜,选择承办人员以及制定丈量土地、划定地界的办法上报朝廷。而当地豪绅中侵夺贫弱百姓土地的人认为对他们不利,极力加以阻止。宰相留正,泉州人,他的乡里亲友也大都认为不可以推行。平民吴禹圭上书指责经界法骚扰百姓,皇帝下诏暂缓进行,又降诏令先在漳州实行经界。第二年,朱熹因为儿子死亡又请求宫观职务。
当时史浩入宫见皇帝,请求招收任用天下有声望的人,于是任命朱熹为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朱熹一再推辞,皇帝下诏说:“论撰这样的职位,是用来恩宠著名儒士的。”朱熹这才接受了任命。朝廷派他担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朱熹推辞。漳州正经界法竟然宣告停止推行,朱熹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用而自己要求弹劾自己。被任命为静江知府,他推辞了,主管南京鸿庆宫。没有多久,朝廷派他出任潭州知州,朱熹极力推辞。黄裳担任嘉王府翊善,他认为自己的学问不及朱熹,请求朝廷召朱熹为太子宫中的僚佐,王府直讲彭龟年也向大臣们推荐朱熹。留正说“:我留正不是不知道朱熹,但是他性格刚直,恐怕到太子宫中不合适,反而会因此受到连累的。”朱熹正好再次推辞朝廷的任命,皇帝下圣旨说:“长沙是国家的巨大屏障,能得到贤能的人最为重要。”朱熹于是接受任命。恰逢洞獠骚扰潭州所属的郡县,朱熹派人把他们这样做的祸福利害告诉他们,洞獠都投降了。朱熹申明朝廷敕令法律,加强武备,制止奸吏的不法行为,抑制豪民,所到之处兴办学校,倡导推行教化,四面八方的学者都来到这里。
宁宗即位当皇帝,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和陈傅良,皇帝下圣旨要朱熹到临安来奏事。朱熹一面上路一面推辞,任命他为焕章阁待制、侍讲,朱熹推辞,皇帝不答应。朱熹入宫对策朝廷时,首先说“:从前,太皇太后亲自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陛下恭谨地继承国家大计,可以说是用变通的办法来处理国事,几乎没有偏离过它。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三个月了,有时反而不能对选择逆与顺、名与实的事情抱有疑问,我暗自为陛下忧虑这些事情。如有可做托辞的话,也只能说陛下的心事,即位前的时候不曾有过谋求皇位的计划,今天不曾忘记思念亲人的心情,这就是所以实行变通的办法而没有偏离过正的根本所在。充满不曾谋取皇位的心事,以竭尽负罪引咎自责的诚意,充满不曾忘记亲人之心,以尽冬温夏凉早晚问安侍奉父母之礼,而父子之间的伦理完全适当了,根本也就确立了。”再次当面向皇帝辞谢待制、侍讲的官职,皇帝亲自写信说:“你研究经术学问有很深的根底,正好借用它来给帝王讲经劝勉、从中答对的职务,不要再苦苦推辞了,以符合我崇尚儒学、尊重大道的心意。”于是朱熹接受了任命。
恰逢赵彦逾巡视孝宗陵墓,认为那里土层浅薄,下面有水和石头。孙逢吉重新去巡视,要求另外寻找吉利的地方。皇帝下圣旨要大家讨论,御史台的官吏们害怕讨论这件事,讨论中途停止。朱熹却上奏章议论说“:寿皇(孝宗)有至高至上的德行,埋藏孝宗衣冠的地方,应当广泛地寻访探察有名的山脉,不应该偏信御史台官吏的话,把孝宗的陵墓埋葬在水泉沙砾之中。”没有得到答复。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皇帝没有回到皇宫大内,那么名实不正而疑议产生;况且金国的使臣要来,会有所窥察暗访,皇帝下圣旨修缮原来的东宫,修造房屋三百多间,打算搬进去住在里面。朱熹上奏疏说:
“这一定是陛下左右亲近宠幸的小人倡导编造这一说教来蛊惑、误导陛下,而想通过这件事来实现他们的奸邪用心。我担心不但上帝会震动发怒,灾害怪异多有出现,正当恐惧反省修养自身的时候,不应当兴造这个大工程,以违悖上天谴责时所告诫的惊动众人的用意;我也担心京城地区百姓饥饿交迫流离失所、临近死亡的边缘,或许有人会怨怒忿恨,因而发生其他变故。不仅无法感通太上皇帝的心意,以致没有进见太上皇帝的日期,我也担心孝宗皇帝大殓后没有埋葬,因为孝宗陵墓的位置还没有占卜确定,灵位前的供奉不允许稍有弛缓,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已到了受人尊敬的高龄,孤独之身陷于忧愁困苦之中,早晚奉养尤其不可缺少。然而全国各地的百姓,只见陛下急切地要大量修造朝宫殿堂,迅速建成,一旦轻快自得地丢弃这里而去太子宫殿,迁到安适方便的地方,将士百姓心中将会有愤愤不平的地方。前车之鉴不远,这是应该感到特别可怕的。
“我又听说太上皇后恐怕违逆太上皇帝的圣意,不想让他听到太上皇的称呼,又不想让他听到关于内禅的说法,这又思虑过分了。难道不知道如果是这样做的话,而不是婉转地告知,那么父子之间,上面怨恨愤怒而下面忧愁恐惧,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父子之间这一大的伦理常道,是君臣、父子、夫妻之三纲所关系的大事,长久地拖下去而不去解决它,也可能会有假借父子大伦的道理来制造谣言横生事端的人,这又是我十分恐惧的原因。我希望陛下明确地诏示大臣,首先停止修缮东宫工程,而把修缮东宫的人工材料弄回慈福宫、重华宫之间,简单地建造可供休息的殿房一二十间,使它大概马马虎虎可以居住就行了。至于搬到皇宫去的打算,我又希望陛下须下诏书责备自己,减省出行时的车马卫队,入宫之后,暂时改变衣服颜色,如同唐肃宗一样改穿紫色的袍子,在马前面拉着缰绳驾驭马匹,以表明负罪引咎的诚意,那么太上皇帝虽然有忿怒的情绪,也会迅速消散,而父子之间的欢情也就融洽地合谐了。
“至于像朝廷的纪律规章纲常法度,我又希望陛下下诏深切地告诫自己左右亲近的人,不要干预朝政。其中确实有功劳而所得到的褒奖赏赐未能满足公众议论的人,也诏令大臣们共同讨论他们的功绩,考查奖赏功德的制度,重重地犒赏他们的功劳。而且凡是号令的弛与张,人才的进用和罢免,就全部把它委托给二、三个大臣,要求他们反复比较衡量,不要固执己见,斟酌采取公论,上奏皇帝而后实行这些决定。有不恰当的地方,把它交给大家辩驳讨论,选择好的意见由皇帝做最后的决定,那么不仅皇帝左右亲近宠幸的人不能干预朝政大权,大臣们也不能专门任用自己的亲信私党,而陛下也得以更加明白熟悉天下的政事,而对得失的计算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对于像孝宗陵墓的占卜选择,我希望陛下废除御史台官吏的意见,另外寻找野外地区,以营造新的陵墓,使孝宗皇帝的遗体能够安稳地寝居于内,而国家和百姓都蒙受福佑于外了。”
朱熹这道奏章进呈之后没有得到答复,然而皇帝也没有生朱熹气的意思,每次给皇帝所讲的内容,朱熹都按次序编成册子进给皇帝,皇帝也以宽大的胸怀容纳了。
朱熹在上奏劝勉皇帝进一步提高德行时说“:我希望陛下在使用日常费用的时候,以求得放心作为根本,而在研习经书观看史籍时,与儒学多多亲近,多用一些功夫。多召见大臣,切磋治理国家的方法措施,大臣们进殿奏对时,也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反复询问探访,用来求出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忧乐,进而又根据这些问题来考察官吏的奸邪正直和长处短处,这样也许能使天下之事各自得到合适的处理了。”朱熹上奏说“:礼经敕令规定,儿子为父亲、嫡孙代父亲为祖父服丧,都要服丧三年;嫡子应当为自己父亲服丧,因故不能执绋服丧,就由嫡孙继承大统而代替父亲执绋服丧。自从汉文帝减少服丧的期限,历代因袭这一期限,于是天子没有三年的丧期。为父服丧尚且如此,那嫡孙代父服丧更是可想而知了。做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废弃衰坏,君臣、父子、夫妻三纲不明白,一千多年以来,没能加以考正弄清楚。孝宗皇帝孝亲之情来自上天,一个月之外,还是服执通行的全部丧礼,上朝穿戴的衣服帽子都是用粗布缝制的,这种孝行应该显著地记录在典籍中,成为子孙万代的法则。近来,孝宗皇帝的遗诰刚刚颁布,太上皇帝偶然感到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参加丧礼。陛下以嫡孙继承帝位,那么承受丧祭重任的嫡孙所应服的丧礼已著明在礼律中,所以应该遵循孝宗皇帝已经实行的方法。一时仓促行事,来不及详细讨论,于是用了漆纱浅黄色的衣服,不仅仅对上违背礼仪规定,而且使孝宗皇帝已经实行的丧礼反而重新遭到破坏,我暗暗为此感到痛心。然而已往的过失来不及追改了,只有将来孝宗皇帝灵柩启行时,丧礼应当重新沿用初丧时的服色。”
恰逢奉孝宗神位入宗庙,讨论宗庙更迭毁弃的制度,孙逢吉、曾三复首先要求并祀僖、宣二祖,把太祖神位安置在太庙第一室,合祭祖先时就把太祖神位放在太庙朝正东的位置。皇帝降旨让大家讨论: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位祖先的神主牌位,应该有所归附。自从太祖皇帝首先尊崇这四位祖先的神位,治平年间,有人提议因为年代逐渐遥远,请求把僖祖神主牌位搬迁到夹室去。后来王安石等人上奏认为,僖祖已有了神庙,与稷、契没有什么不一样,请求恢复它的原来位置。当时宰相赵汝愚对于恢复祭祀僖祖很不以为然,皇帝的侍从大多支持赵汝愚的意见。吏部尚书郑侨认为远祀宣祖,把宣祖神位放进孝宗宗庙进行祭祀。朱熹认为把宣祖神位藏在夹室,就是把祖宗的神主牌位藏在子孙宗庙的夹室,神宗重新奉祀宣祖为始祖,已是得到正礼,合乎人心,这就是所谓有祭之后而不敢废弃不祭的道理。朱熹又撰写《庙制》一文参加辩论,认为世间万物岂有无本而生长的。掌管祖庙的人没有转达给皇帝,马上就撤毁了僖祖、宣祖在太庙中的庙室,另外建庙来奉祀四位祖先。
当初,宁宗被立为皇帝,韩..胄自认为有主谋尊立的功劳,在朝中当权。朱熹担心他会危害国政,几次上奏说到这件事,并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同上奏抨击韩..胄。恰逢彭龟年出朝护送外国使臣,朱熹就一人上疏指出皇帝左右大臣窃取权柄的危害,在讲席上再次申明这个观点。宁宗御批写道“:我怜恤你年岁已高,恐怕难以站着给我讲课,已授给你宫观官的职务了。”赵汝愚从衣袖中取出批复交还给宁宗,一面进谏一面叩拜。内侍王德谦把皇帝的批文直接交给朱熹,台谏官争相要求留下朱熹,宁宗没有同意。楼钥、陈傅良随后把写在黄纸上的朱熹任命状封还给宁宗,修注官刘光祖、邓马日密封的奏章交替呈上。朱熹离开朝廷时,被任命为宝文阁待制,并给他一个州郡职务,朱熹推辞了。不久朝廷任命他知江陵府,朱熹推辞了,并仍然请求朝廷免除他的新旧职务,宁宗下诏让他依旧担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1195)初,赵汝愚已经担任宰相,收罗招徕全国各地的知名人士,朝廷内外殷切盼望朝政得到治理,惟独朱熹因恐惧韩..胄当权而忧虑。既多次对皇上说这件事,又几次写信给赵汝愚,认为应当用厚厚的赏赐来酬谢韩..胄尊立宁宗的功劳,不要让他来参预朝政,信中有“及时制止萌芽时期错误的发展,谨慎小心不可疏忽”的话。赵汝愚当时认为韩..胄容易制服,对朱熹的话没有在意。到了这时,赵汝愚也因被诬陷遭到驱逐,而朝廷大权归于韩..胄了。
朱熹开始以议论宗庙制度失误而自认为有罪,宁宗不允许,朱熹以有病再次要求去职退休,宁宗下诏说:“辞公职谢绝政事,不是我优待贤才的心意,你还是担任原先的秘阁修撰。”庆元二年(1196),沈继祖任监察御史,诬告朱熹十大罪状,皇帝下诏削去朱熹秘阁修撰的职务并罢免他提举南京鸿庆宫,朱熹的学生蔡元定也被送到道州监管居住。庆元四年(1198),朱熹以自己快满七十岁为理由,申请退休,庆元五年(1199),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第二年朱熹逝世,终年七十一岁。朱熹病情危急时,他亲笔写下遗言嘱托儿子朱在和学生范念德、黄干,恳切地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并要他们修订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第二天,朱熹端正地坐着把衣帽穿戴得很整齐,靠着枕头去世了。
朱熹考中进士以后的五十年中,在外面做官仅有九年,在朝中做官才四十天。他家中一向贫穷,年幼时依靠父亲的朋友刘子羽,寄住在建州的崇安,后来迁居建阳的考亭,虽然穷得经常吃不上饭,却处之安然。学生中有从远方来求学的人,吃的是豆饭藜羹,朱熹都和他们一起吃。经常向别人借贷来维持家庭开支,然而不符合道义的钱却一文也不取。
自从朱熹离开朝廷,韩..胄的势力日益扩张。何澹任御史中丞,首先抨击所谓精通某一门学术的学问,是用欺骗世人的文章来沽名钓誉,请求辨别这种学问的真伪。刘德秀在长沙任官,没有受到张木式学生的礼遇,等到他任谏官,首先弹劾留正引进伪学的罪名。“伪学”这个名称,是从这时开始的。太常太卿胡..说“:近年来伪学十分势盛猖獗,他们的企图和行为越出常规,希望皇上告诉大臣,对他们暂且停止进升迁职。”于是皇帝诏任陈贾任兵部侍郎。不多久,削夺朱熹职务的命令也就颁布了。刘三杰说从前御史所弹劾的朱熹、赵汝愚、刘光祖、徐谊等徒党,前些日子是伪党,这时又变而为逆党。当天就任命刘三杰为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又说道学与有权势的大臣结成顽固的反动集团,暗中窥伺帝位。皇帝就命令直学士院高文虎起草诏书在全国公布,于是攻击伪学的声势一天比一天急剧,选人余哲甚至上书朝廷请求把朱熹斩首。
在当时的情况下,士大夫中循规蹈矩,在儒学上稍有名声的人,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他们的学生、有独立见地、不随波逐流的人,被摒弃埋没隐居在山林草丘田野;曲意逢迎、卑顺懦弱的人,改投靠其他老师,经过原来老师的家门也不进去,甚至改变衣帽穿着,在闹市街区店铺中随意游玩,以此来区别自己不是伪党。然而朱熹给他的学生们讲学一天也没有停止,有人劝朱熹说明原因遣散学生,朱熹笑了笑而没有回答。有一位籍田令名叫陈景思,是曾任过宰相的陈康伯的孙子,和韩..胄有姻亲关系,劝韩..胄不要做得太过分了,韩..胄自己也渐渐后悔了。朱熹已经死了,准备安葬时,有人说:四面八方的伪学门生约定日期聚会,给伪学老师送葬,他们会聚的时候,不是越轨狂妄地谈论当时人的长短,就是错误地议论当时治国政事的得失,希望命令地方官吏对这些人加以约束。皇帝同意了这个意见。
嘉泰初年,禁止道学的法令稍微放松了一些。嘉泰二年(1202),皇帝下诏说“:朱熹已经退休(去世),追任他为华文阁待制,给与他退休的恩泽待遇。”后来韩..胄死了,宁宗下诏赐朱熹遗表恩德惠泽,封谥号曰“文”。不久,追赠朱熹为中大夫,特赠为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追赠为太师,追封朱熹为信国公,改封为徽国公。
当初,朱熹年少的时候,慷慨激昂有追求道义、真理的志向。父亲朱松病危时,曾经嘱咐朱熹说:“籍溪人胡原仲、白水人刘致中、屏山人刘彦冲这三个人,学问有渊源根底,我一向尊重敬畏他们,我就要死了,你去向他们学习,而且要完全听从他们的话。”这三个人,是指胡宪、刘勉之、刘子踂。因此,朱熹的学问既是广泛地求索于儒家经典著作,又普遍地结交当代的饱学有识之士。延平李侗已经老了,曾经跟罗从彦学习,朱熹从同安卸任回来后,不惜远行数百里,徒步前往李侗处从学拜师。
朱熹做学问,大都是深入研究事物的“理”而取得知识,反过来亲身实践所取得的知识,同时其中以身心修养、磨练的居敬工夫作为加强修养的主体。朱熹曾经说古代圣贤道统的传授散播在典籍之中,由于对圣贤经书的宗旨不清楚,因而道统的传授也开始隐晦不显。于是他竭尽一生全部的精力,钻研穷究圣贤经典的意旨和训示原意。他所撰著的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辩证》,《韩文考异》;他所编写辑录的书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这些书都流传于社会。朱熹死后,朝廷把他注释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学校的官定课本。他还有一部没有脱稿的《仪礼经传通解》,也作为学校的法定课本。朱熹一生写的共一百卷,他与学生们的问答共有八十卷,还有别录十卷。
理宗绍定末年,秘书郎李心传请求把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入文庙中一同跟随祭祀,没有得到答复。淳..元年(1241)正月,理宗视察太学,亲自写诏书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朱熹一同在孔子庙中跟随祭祀,配享孔庙。
黄干说“:儒道的正统因为待合适的人而得以传承,自从周朝以来,能担任起继承传播儒道的责任人不过几个,然而能使这个道得到发扬光大而显著的,仅一、二个人而已。从孔子以后,曾子、子思在道统微弱之际继承了它,到了孟子才开始显著。从孟子以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在道统断绝的时候继承了它,到了朱熹道统又开始光大显著了。”有见识学问的人认为这是有独到见解、了解学术的内行话。
朱熹的儿子朱在,绍定年间担任吏部侍郎。
张木式传
张木式,字敬夫,丞相张浚的儿子。聪明、有悟性,少年老成,张浚很喜欢他,从幼年始即就学,所教授的都是仁义忠孝之类的东西。长大后以胡宏为老师,胡宏一见他,就以孔门论仁义的要旨告诉他。张木式退下思考,好像还有所得,胡宏称赞他说“:圣贤的门下有传人了。”张木式也因此更加发奋努力,以古代圣贤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写作《希颜录》。
张木式以父亲的荫佑补官,担任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任直秘阁。当时孝宗刚刚即位,张浚从贬谪之地而被起用,开府治理戎事,参佐都是当时一流的人才。张木式因当时年少,内赞密谋军机大事,外参庶务小事,他所做出的综合策划,幕府当中的人都以为不如他。间或以军事入奏,因此而上书进言说:“皇帝陛下上念国家之仇恨、耻辱,下怜悯中原之地生灵涂炭,谨慎小心于其中,而思量可以赈救他们。我称此心之发,是即天理之所存的表现。希望更好仔细省察,而稽录古代、亲近贤能,用以自辅,不要使他们有稍微的歇息,那么,今天收复中原的大功必然可以成功,而因循守旧的弊端就可以革除。”孝宗对他的话感到惊奇,于是就开始有了君臣之间的默契。
张浚离职去任以后,汤思退执政用事,于是罢兵讲和。金兵乘间隙纵兵入侵淮甸,中外大为震动,朝廷还主张和议,诏令各位将领不得随意称兵备战。当时,张浚已去世,张木式刚刚埋葬完父亲,就入拜上疏说:“我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原来朝廷虽然曾兴兵复仇,然而又很快派遣携带玉帛的使节,是因为讲和之念没有在胸中忘记,而至诚恻隐的心意没有能够感动于天人之际,这就是事件所以多次失败而功不成的原因。现在虽然又为各个奸臣所延误,致使国势紧迫而召来寇患,然而怎知这不是天意用此开启圣心呢。认为应该深察此理,使我胸中了然无纤芥细小的迷惑,然后明白地诏示天下中外,公正地行使赏罚,以使军民的情绪感到快乐,那么人心悦服,士气饱满,而敌兵就不难被打退了。从今以往,使抗金的意志更加坚强,誓不言和,专务自强,奋发有为,虽折而不挠,使这个心事纯洁如一,贯彻朝廷、国家上下,等待一些时间,有什么功业还不能建立呢?”上疏以后,没有得到答复。
好久以后,张木式被刘珙举荐给皇上,任命为抚州知州,没有上任,改任严州。当时宰相虞允文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然而,他所寻求的不与其道相类似,估计张木式平常所论当与自己的意见相合,数次遣人表示殷勤之意,张木式没有答应。上书入奏,首先说道:“先王之所以能建事立功没有不符合自己的意愿的,是因为其胸中之诚意能够感动天人之心,而与他们没有什么裂痕。现在筹划打算虽很劳顿,而事功没有立,陛下诚恳地深察于日用之间,思念考虑于当为之际,难道也有私意之发以害我的诚心诚意的行为吗?有这种私意就应当克服而抛弃它,使我的门户洞开没有任何杂念,那么,洞察仁义必然精到,遵守仁义必然坚毅,而天人之应将不需等待求取而自然会得到。想恢复中原之地,先应该取得中原人的欢心,想得到中原人们的欢心,先应该取得我们民众的赞同支持。寻求取得我们民众的赞同支持的途径,难道有其他的手段吗?即不取尽民众的人力,不损伤民众的财力而已。今天的事情,本应当以晓明大义,使人心正为根本。然而其所施行的有先后,那么其缓急就不可以不详细了解;所从事的有名实的区别,那么,其取舍就不可以不审察,这又是贤明的君主所应该仔细地观察的。”
第二年,张木式被召为吏部侍郎,暂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当时宰相刚认为敌势正好衰弱可图谋进攻取胜,建议遣泛使前往责难他们有关归还陵寝的罪过,士大夫有忧虑其无备而召致战端兵事又起的人,就斥逐而去。张木式进见孝宗皇上,皇上说:“你知敌国的事吗?”张木式回答说“:不知道。”皇上说“:金国饥荒歉收连年,盗贼四起作乱。”张木式说“:金人之事,臣虽然不清楚,国内本朝的事情,则是清楚的。”皇上说“:为什么?”张木式说“:我亲眼看见近年以来各地有很多水旱灾荒,民众贫穷日甚,而国家兵力弱小财力匮乏,官吏荒唐、轻漫,不能够依靠。即使是金国他们的确可以图谋攻取,我担心我们不具有足够图取他们的实力。”孝宗听后,默然不做声许久。张木式因而拿出所准备的奏疏读着说:“我认为陵寝隔绝,的确是我不忍心所谈论的切肤至痛,然而现在没有能够奉辞令以讨伐他们的能力,又不能名正言顺地去断绝他们的要求,还想以谦卑的词汇、优厚的礼仪去求于他们,则于大义已为未尽,而有不同意见的人还以为忧虑,则其浅陋畏缩怯懦,本来就很厉害了。然而,我揣测他们的心意,或者也有以为我们并没有必胜的条件,而不能不有所顾虑。大概必胜的形状,当在于平常早已显示出来,而不在于两大军队阵营决战的这一天。”皇上听着惊心而为此改容。张木式又读着奏疏说“:现在只是应当下哀痛的诏令,阐明复仇的道义,明确地同金人断绝往来,不与他们互通使者。然后修养德业,建立贤明的政治,使用贤能之才,抚养民众,选任将帅,训练军队,联系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宗事情,又一定治理其实际的事务而不搞一些虚假的形式,那么,必胜的形势就显然可以看见,虽有浅陋,畏缩怯懦的人,也能够发奋努力而争先了。”孝宗皇帝为此叹息并褒扬他,认为从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议论。这以后赐他上朝入对,而张木式反复讲明前面的这些意见,皇上因此更加奖勉他,并当面谕旨告他“:我以你担任侍讲,希望时常使我听到这些开导启迪的意见。”
正逢史正志担任发运使,名义上为均输,实际上是夺尽州县地方的财赋,远近为此骚动不已,士大夫们争相谈论他的祸害,张木式也这样说。孝宗皇帝说:“史正志是取之于各郡,并不是取之于民。”张木式回答说:“现在州郡地方的财赋大致都没有结余,如果取之不断,而地方经费缺乏,不过巧为名目以取之于老百姓了。”皇上惊诧地说:“按照你这句话,是我假借发运使来造成了民众的祸害。”马上令人检查其实际情况,果然像张木式所说的,即诏令罢免了。
张木式兼侍讲,任命他为左司员外郎。讲论《诗经?葛覃》,进言说“:治理生灵在于敬畏,祸乱起于骄奢淫逸。使治理国家的人常念叨稼穑的艰辛,而其后妃不忘纺织的事情,那么,心中不存敬畏的人是很少的。”因此向上陈述祖宗治家理国的美德,对下斥责今日兴利扰民的祸害。孝宗叹息说:“这就是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害怕’的说法,所以延误了国家。”
知阁门事张说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张木式连夜草拟奏疏特别劝谏不可这样做,早晨到宫廷上朝时,他指责、质问宰相虞允文说“:宦官执政掌权,从蔡京、王黼任相开始,皇上宠幸的人执掌政权,从你相公开始。”虞允文因此惭愧、愤懑不堪。张木式又奏道:“文武臣僚的确不可偏废,现在想提高武官的地位以平衡文武二府机构的势力,而所用的都是这样的人,不仅不足以使文官们的心境感到服气,反而正好还会激怒武将大臣。”孝宗因此而感悟,诏命前令停止执行。然而宰相实际上暗中附和张说,第二年令张木式出任袁州知州,重申张说从前的任命,朝廷内外为此喧哗不已,张说最终因贬谪而死。
张木式在朝廷没有一年,而应召入对有六七次,所说的大抵都是修身养性,务学习业,畏天恤民,抑制侥幸,屏绝谗谀,于是宰相更加害怕他,而宠幸之臣也特别不高兴。辞官后居家几年,孝宗念叨他,诏令他担任原来的职务,任静江府知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所管辖的地区荒凉,残破且多盗贼,张木式到任后,精简州兵,裁汰冗弱,拾补阙遗,选择各州罪犯士兵中的健康者以为效用,日习月练,申令严格保伍法。告谕溪峒酋豪停止结怨,要友睦邻里,不要互相残杀、掳掠,于是群蛮服帖。朝廷在横山买马,日长岁久,弊端日多,边疆的百姓受不了,而马不能按时买到。张木式调查总结其弊端六十多条,奏请革除,各蛮部百姓感到喜悦,争相进贡好马给朝廷。
孝宗听说张木式治政有功,特诏令他晋升官职,直宝文阁,因袭而任。不久,任命为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一天就免去了贪官污吏十四人。湖北路境内多盗,府州县官吏往往捉拿后释放以放纵他们祸害良民百姓,张木式首先弹劾官职高的人放纵盗贼之罪,捕捉斩杀奸民中为盗贼提供住处的人,令其党羽相互捕告以减免他们的罪行,群盗于是都逃跑了。本郡濒临边屯之地,主将与帅守各不相让,张木式以礼相待各位将领,得到他们的欢心,又加恤士兵行伍,勉励忠义之士,队长有功就补官,士卒都感激奋发。并有淮南奸民出塞做盗贼的,捕捉到了几个人,有北方逃亡的奴隶也杂在其中为盗。张木式说:“朝廷未能正名讨伐敌人,不要使疆场之事的错误在我们一方。”命令斩杀他们以传示于边境,而捆缚北方逃亡之奴以放他们回去。北方人为此感叹道“:南朝(南宋王朝)有人才。”
信阳军知军刘大辩凭借势力,希望得到赏赐,广招流民,而掠夺所辖区域旧户居民的熟田给予流民。张木式弹劾刘大辩的欺诈行为,说他所招流民实不满百,而向上虚报其数字增加了几十倍,请求论罚其罪,没有回答。多次上奏章论述此事,刘大辩改易它郡任官,张木式自认为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而请求离职而去,诏令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患病而死,还手书奏疏劝皇上亲近君子,远去小人,相信、任用防止一己之偏,好恶以天下之公理为标准。天下的人都相互传扬赞颂他。张木式有公辅之望,死时年龄是四十八岁。孝宗听说以后,深情地为他嗟叹悼念,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痛哭相吊,而江陵、静江两府境内的民众为之哭悼显得特别悲痛。嘉定年间,宁宗赐谥号曰“宣”。淳..初年,理宗诏令从祀孔子庙堂。
张木式为人直率,表里如一,勇于崇尚道义,没有毫发滞塞、吝惜。每进对之时,自己一定事先在心中拿定主意,不可能因为皇上的喜好或不悦而一味顺从他。宋孝宗曾经说殉节死义的大臣很难得,张木式对答说:“皇上应当从能够犯颜敢谏的大臣中寻找。如果平时不能犯颜敢谏,它日怎么能指望他为节义而死呢?”孝宗又说难以得到善于办事的大臣,张木式回答说:“陛下应当寻求通晓事理的大臣,而不应当寻求办事的大臣。假若只是搜求办事的大臣,那么,它日败坏陛下的事情的人,未必不是这样的人。”张木式自己曾说:前后奏疏入对违背皇上的旨意的时候虽然很多,而皇上每次念叨时,却没有加怒于他,所谓可以理定夺就是这个意思。
张木式远离小人尤为严格。任职都司的时候,有一天,坐小轿出门,路遇曾觌,曾觌举手想作揖与他打招呼,张木式急忙掩盖上窗帘,曾觌惭愧不堪,手都不好放下来。所至州郡之地,他有空暇即召集各位学生传授学业道义。民众有事到官署,他一定随事开导处置。具体为之条教,大致都取端正礼俗,明确伦纪为先务。指斥异端,毁坏淫祠,而崇尚国家社稷高山大川、古代先前圣贤的祭祀,旧典所遗留下来的,也以义起用。
张木式接受道义很早,朱熹曾经说:“我自己的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的,至如张敬夫,则是对大的根本的是非问题早有卓然而明确的见解,有如事先有所见闻。”张木式所写的著作有《论语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经世纪年》,都流行于社会。张木式曾经说:“学业没有什么比先了解义利之辨重要。义,是本心所当实践的,不是为了单纯实践它而才去做它。有所目的才去做它,这都是人欲,不是天理。”这就是张木式讲学的要点。
张木式的儿子名叫张焯。
黄干传
黄干,字直卿,福州闽县人。父亲黄王禹,在高宗的时候担任监察御史,以行为诚实、正直守道而闻名。黄王禹死后,黄干去见清江县刘清之,刘清之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奇,说:“你是将来会成大器的人,现时的学问并不适合于你。”因此,令他去朱熹门下受业。黄干家法严格,于是把这个话告诉他的母亲,当天就去了朱熹那里。当时下大雪,到了后,朱熹因有其他的事而外出,黄干因此而留宿在客栈,睡觉起床都在一榻之上,不解衣而卧有两个月,而朱熹才回来。黄干自从见到朱熹后,晚上不设置床榻,不解衣带,稍疲倦就微坐片刻,一靠坐有时就到了早晨。朱熹告诉别人说“:黄直卿意志坚定,思想苦心积虑,与他相处,甚为有益。”曾经拜访东莱吕祖谦,把从朱熹那里学得或听到的问题请他对证质疑。到广汉人张木式死时,朱熹给黄干的书信上说“:我的道义学业更加孤单了,对你抱有的希望很大。”后来,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
宋宁宗即位之际,朱熹命黄干奉表上奏,补任将仕郎,铨选中后,授予迪功郎,监察台州酒务。服母丧期间,很多学者跟随他一起讲学于他母亲的墓旁。朱熹修建竹林精舍成后,写信给黄干,其中有“将来适当的时候便可请黄直卿代他担任讲席”的话。到编《礼书》的时候,独以《丧》、《祭》二编嘱咐黄干编写,书稿写成以后,朱熹看后高兴地说:“所定立的规模次第,缜密而有条理,它日当取所编写的家乡、邦国、王朝礼,全部仿照这个来更改定稿。”病重之际,朱熹把制服及所写的书授给黄干,手书诀别语说:“我的学术思想就托付在这里,我没有遗憾了。”听到讣告,黄干在心中悼念老师三年后,调任嘉兴府石门酒库监察。
当时韩..胄刚打算用兵北伐,吴猎被召令赴荆湖北路任将帅,将要赴任之前,以兵事访问黄干,黄干说“:听到人们议论说,现在天下想实施大举深入北伐的打算,果然这样做的话,一定失败。这样什么时候可以进取呢?”吴猎很敬重黄干的名义德行,请他担任荆湖北路安抚司激赏酒库兼准备差遣,事有未当之处,一定心怀忠心,努力力争。
江西提举常平赵希怿、知抚州高商老举荐他担任临川县令,当年天旱,他劝粜捕蝗极其用力。改任新淦知县,官吏百姓都知道他在临川的政绩,都高兴,不出令而政教行。因提举常平、郡太守推荐,擢升任监尚书六部门,没有上任,改差任安丰军通判。淮西帅司邀请黄干审讯和州狱事,狱事故意存疑而没有判决,黄干释放了囚犯的桎梏而给他饮食,委婉审问,没有所得。一天晚上,梦见井中有人,第二天召捕囚犯审讯他说:“你杀了人,投之于井中,我都知道了,你不要来欺骗我。”囚犯于是惊服,果然在废井底中寻到了尸体。
黄干不久担任汉阳军知军。正值那年歉收,买进外地的粮米,开常平仓以赈济。制置司下令,想移本军的粟米而禁止他们买入外地的粮食,黄干回答说请待黄干被罢职后再这样施行,到援引鄂州的先例,十分之一告籴于制司。荒政都施行得很有条理。其他附近州县的饥民都集中到汉阳军来,他同样优抚惠顾,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愿意回归的人送给他粮食,不愿意回去的人可做茅屋居住下来,民众因此感到很高兴。黄干所到之地重视兴办学校,优先教化。在汉阳军任职时,即在郡邑治所凤栖山修建学校,立馆收教四方之学士,修立周敦颐、程颐、游酢、朱熹四先生的祠庙。因病请求祠官,主管武夷冲佑观。
不久,黄干起任为安庆府知府,到任的时候,金人攻破光山县,而沿边地区多有敌兵入侵之报警。安庆离光山县不远,民众的情绪因此震惊、恐惧。于是请求朝廷,修筑安庆城池以备战守,没有等到回答,即日动工兴建。城分十二料,先自筑一料,计算其工费若干,然后委任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持承担。集役民兵五千人,每人役作九十天,而按照人户的产钱摊派承担丁役负担,通役二万人,每人服役十天。承担劳役的人轮流进行,暑月天热每月休息六天,每天中午休息一个时辰,到秋天就减少一半休息的时间。黄干每天五更鼓响的时候就上衙署坐堂,负责城壕的官吏至此听他的命令,按照一天的成算授给他们:某乡民若干为役,某乡人夫若干为役,分布给某人的料分,或搬运某处土木,应完成某料的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应当更换一批,应给他们几天的钱米。都授命完毕,乃治理府事,受理民事诉讼,接待宾客,检阅士卒,会见僚属佐吏讲究边防利病,然后巡视城邑检查修城之役夫情况,晚上到书院讲论经典史籍。筑城用的杵,用钱监没有铸造的铁,事毕之后就归还仓库。城池完工的时候,恰逢上元日张灯,士民扶老携幼,往来不断。有一上百岁的老婆婆,二个儿子抬着她,许多孙子跟随她,到府衙致谢。黄干用礼仪接待她,命摆酒招待她,又用金帛酬劳她。老婆婆说“:老妇之来致谢,是为了一郡的生灵百姓来感谢知府,知府的赏赐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没有接受就离开了。这一年天大旱,黄干祈祷立刻下雨,未下,早晨就登临郡城的楼阁,望飅山再拜,雨就下下来了。后二年,金人攻破黄州沙窝各个关隘,淮东、淮西都因此震惊,唯独安庆凭依城墙之险如故,泰然自若。接着下了一个多月的大雨,巨大的洪暴席卷而来,城邑屹然无虑。舒地一带的人都以为他德高望重,相互称道他说:“没有受到金寇的残暴掳掠,没有淹没于滔滔的洪水,挽救了我们的生命的人是黄父母官。”
制置使李珏召黄干担任参议官,再次推辞没有接受。接着朝廷命他与徐侨两次改易和州任官,又令他先赴制府禀告议论,黄干即日解印卸任急赴制府。和州民众每天盼望他来上任,说:“就是曾经被邀到我郡审问死囚、感梦于井中有尸的那个人,大概能为我们伸张冤屈了。”
先前,黄干写信给李珏说:“丞相诛杀韩世忠之后,为了防止意外的变故,专门使用左右亲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的公议。世之君子于是从而归咎于丞相,丞相经不住其指责,断然驱逐而去,而左右亲信的小人办事更专断了。平常无事情,法纪纲常紊乱,不过州县之间,百姓受祸。至于军政不修,边地军备废弛,都是这些人所造成的,假若现在大兵压境,还不改革图强,就会大势已去。现在的急务,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了?”又说“:现在的决策,没有什么比得上用两淮的民众,吃两淮的粟米,守两淮的地方。然而其治策当先明了保伍,保伍明了,就为之建立堡寨,养蓄马匹,制造军器以资助其用途,不过几个月时间,军政即可成功。而且两淮的民众遭受丙寅年之祸危以后,现在听说金人迁徙汴京,没有谁不惊慌失措,有的有抛弃土地、房屋、携妻带子渡过长江的打算,其中也有些勇敢者,又打算伺机而发动叛乱。过去胡海、张军的变乱,其危害胜过了金兵,今天如果不早些为之打算,那么两淮就会一天天地更见荒凉,以致成为废墟,最后一旦遇有紧急情况,就会振臂激奋而起,生乱子。”李珏都不能够接受采用他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