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清为首辅,翟銮也在内阁,世宗待他们不如张璁好。世宗曾经对张璁说“:我有密令给你请不要泄漏,我给你的信帖都是亲自书写的。”张璁借机说出仁宗曾赐予杨士奇等银章的事,世宗便赐予他两枚银章,一个上面刻着“忠良贞一”,另一个是“绳愆弼违”四字,并因此连带一清等人,都赐以银章。

张璁最初拜为学士时,其他翰林把他看作耻辱,不肯和他并排,张璁深为恼恨。等到侍读汪佃讲解《洪范》不能使世宗满意,被外放补地方官缺时,张璁借机请求把侍讲、侍读以下的翰林分别量才录用,到地方上任职,总计被改任和罢官的共二十二人,庶吉士们都被任用为部属小官和知县,由此翰林院为之一空。七年(1528)正月,世宗登堂视朝,看见张璁、桂萼班位在兵部尚书李承勋下边,对此感到不满意。一清因此请给他们在本官以外另加官号,于是以手令加封张璁、桂萼为太子太保。张璁推辞说太子宫殿没有建立,不应当设官,于是更加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撰就,又晋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一清再次入为首辅,很得力于张璁、桂萼的帮忙,所以对他们尽力谦让。而张璁最终因为在一清位置之下,不能事事如意,因而两人渐渐不和。指挥聂能迁弹劾张璁,张璁想置他于死地。一清拟定圣旨对聂能迁处理稍轻了点,张璁更恨了,斥责一清是奸人、鄙夫。一清两次上书请求退位,并且直指张璁不可告人的心思。世宗手写诏书安慰并挽留他,借此严肃地指出张璁自我夸大,恃宠不让,实在令人叹息。张璁见皇上忽然公开指责他的短处,很是惭愧、沮丧。八年(1529)秋,给事中孙应奎弹劾一清、桂萼并连及张璁,他的同事王准又弹劾张璁偏私参将陈..,应予撤职。张璁两次请准他退休,文辞之间多暗中诋毁一清,世宗竟然夸奖了他。而给事中陆粲又弹劾张璁作威作福,打击报复。世宗大为觉醒,立刻罢了张璁的官。不久,张璁的党羽霍韬尽力攻击一清,不公开地为张璁辩护。张璁返乡走到天津时,世宗派行人送手令召他回来。一清就此罢去,由张璁出任首辅。

世宗自从力排众议敲定“大礼”以后,就以制礼作乐作为自己的责任。而夏言开始掌权就建议皇后应亲自养蚕,建议以勾龙、弃配社稷,建议分别祭祀天地,建议罢去太宗配祀,建议为朝日、夜月分建东、西二郊祭坛,建议祭祀媒神,建议文庙中设神主以外更从祀别的名儒,建议把德祖的神主迁入太祖庙,位于太祖的正南方,建议祈祷谷神,建议祭祖,建议帝社帝稷,等等,他的奏章都被发给张璁评议。不过世宗实行独裁,张璁的话也不能都被采纳。他谏阻罢太祖配天一事,往返三四回,最后还是不能加以制止。

十年(1531)二月,张璁因为名字犯世宗的名讳,请求改名,世宗就赐他名孚敬,字茂恭,御书四个大字给他。

夏言依仗着世宗的宠信,几次因事攻击孚敬。孚敬怀恨在心,却没找到借口发泄怒气。后来听从彭泽的话陷害行人司正薛侃,借着薛侃进而陷害夏言。朝廷审问时事情败露,世宗下诏指责他嫉妒忠良、欺骗君王。御史谭缵、端廷赦、唐愈贤递上奏章弹劾他,世宗告诉法司让他退休,孚敬于是特别惭愧地走开了。没多久,世宗又派行人送手令去召他回朝。第二年三月回到朝廷时,夏言已升为礼部尚书,更有实权了。李时、翟銮在内阁中,方献夫后来也进了内阁,孚敬不能像过去那样独断专行了。

八月,彗星出现在井宿,世宗心下怀疑大臣独断专行,孚敬因此请求罢官。都给事中魏良弼谤毁孚敬奸邪,孚敬说:“良弼因滥举京营官被罚俸,是我起草的诏书,他是挟私仇报复我。”给事中秦鳌弹劾他强行狡辩,文过饰非,谏官检举他,他就转弯抹角给人加罪,起草圣旨不秘密进行,以此炫耀,明示天下,好像天子的权力在他手中掌握一样。世宗肯定了秦鳌的意见,让孚敬自己陈述事实,同意他退休。李时请颁发俸禄、仆役给他,世宗亲自批示说不行。又请求,才允许他乘官方车马还乡。十二年(1533)正月,世宗又想起他来,派鸿胪寺官员送手令召他来。四月他回到朝廷。六月,彗星又出现在毕宿昴宿中间,他自请退休,这次世宗没批准。第二年又提升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

最初,潞州陈卿作乱,孚敬主张用兵弹压,反贼最后败灭。大同又发生暴乱,又主张弹压,推荐刘源清为总督,出兵很长时间没有效果。以后,暴乱被平定,代王请大臣安抚。夏言于是极力诋毁用兵的错误,请按代王的意见办,话语中很把孚敬批评了一番。孚敬恼了,扣下代王的奏章不往上送。世宗告诫他与夏言言归于好,而派黄绾到大同,见机行事。孚敬因为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用,自称身体有病请求退休,三次递申请。不久儿子死了,更坚决请求。世宗回答说:“爱卿并无疾病,想迷惑我罢了。”孚敬又递上奏章,不认错不说,还一一诋毁过去共同议论“大礼”的桂萼、献夫、霍韬、黄绾等。世宗把他严厉批评了一通,他才出来办事。世宗在文华殿后面建造九五斋、恭默斋作为斋戒时的住所,命左右大臣赋诗。孚敬和李时各做了四首递上。过后,他几次被召见于便殿,世宗从容地和他议论政事。十四年(1535)春天他得了病,世宗派宦官赐他酒肉,可是跟李时谈话时,很说了他的执拗,而且不爱惜人才,积怨成山。后来又派宦官送他药物,手写便条说“:古时候有皇帝剪下胡须为大臣治疗疾病的,我现在则把我所吃的药送给你。”孚敬幸好得到这温和的谕旨,就一次次上书请求退休。世宗派行人、御医护送他还乡,官府按规定供给他俸禄、仆从。第二年五月,世宗又派遣锦衣官送他手诏并问候疾病,催他还朝。路上走到金华,病发作得厉害,于是又返回去了。十八年(1539)二月去世。世宗在承天,听说这个消息,伤心不已。

孚敬刚强、明智,为人果敢,不避嫌怨。得到世宗信任后,也时常能进直言。世宗曾想因为张延龄的造反之罪杀他全家。孚敬争辩说“:延龄这个人是个守财奴,能反得起来吗?”世宗几次询问,他还是那样回答。等秋后该问斩时,孚敬上书说“:昭圣皇太后年纪大了,突然听到延龄死的消息,万一不吃不喝,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告慰敬皇帝的在天之灵呢?”世宗有意用语气很重的话喝斥他,而孚敬的意见仍不停地提。所以昭圣皇太后在世的时候,延龄得以长期关押而不死。其他如清理功臣亲戚的庄田,前前后后罢免天下镇守军队的宦官,几乎无有剩余,这些都是他出的力。他做官自持特别廉洁,痛恨贪赃枉法的官吏,一时间以财物行贿的事没有了。但他生性狠毒,刚愎自用,打击报复,不护善人。本想用力消除大臣中的小帮派,而自己先做了小集团的首领。“大礼”的建议,大案的制造,直到他死后仍招众人的怨恨。但是世宗始终宠用他,他受到的礼遇,朝廷大臣中最终无人可比,世宗常称他为少师罗山而不叫他的名字。他死后礼官请给他取谥号,世宗采用不顾危难、忘己事君的意思,特谥文忠,追赠他为太师。

桂萼传

桂萼,字子实,江西安仁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初任丹徒知县,性格刚强,好耍脾气,屡次触犯上司。朝廷调他到青田去,他不去上任。后来因为别人推荐出任武康知县,又触犯上司被逮入狱。

嘉靖初年,他由成安知县升任南京刑部主事。世宗想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朝中大臣强烈反对,已称兴献王为帝,妃为兴国太后,颁布诏书通告全国两年了,桂萼当时和张璁同事,就在二年十一月上书说“:据考订宋朝范纯仁曾对英宗皇帝说‘陛下过去接受仁宗皇帝的诏书,亲自承认过您是他的儿子,至于给您的封爵,用的也全是皇子的惯例,与从他途入继皇位的天子不一样’,这样说来宋朝大臣当时的议论和今天的情形自然不同。现今陛下遵循祖宗的教导入继皇位,又不曾接受孝宗皇帝的诏书收您做儿子,这样说来陛下不是给人做后裔,而是入继皇位的天子,这是很明显的。以兴献帝为父考,以兴国太后为母亲,又有什么可迟疑的?古人常说非天子不谈论礼制,天下有道,礼乐制度应由天子制定出来。我很早就想这样奏请了,而今又看到席书、方献夫的两篇奏疏。我恳请陛下果断地裁决,把我和他们俩的奏疏一起发给礼官,让我们当面和他争论看!”世宗大为高兴,第二年正月就亲自批示予以讨论、实施。

三月,桂萼又上书说:“自古帝王相传承,王位为重,后裔为轻。所以我们高皇帝取法前代圣王,制定了兄终弟及的规章。陛下继承祖宗传下的天子之位,正是遵循了高皇帝定下的规章。执政大臣竟然毫无根据地固执己见,违背祖训,这样的大逆不道,还能怎么讲呢?我听到路上闲人们都在说,执政大臣是窥测到陛下对兴献王的极端孝心无法压制,才加了一个‘皇’字在他身上。但是陛下孝敬自己的父亲,关键还不在于皇不皇,而只在于考不考。假使以献帝作为父考的愿望可以放弃,那么即使加千百个字的徽号,对孝德又有什么帮助呢?陛下也就只好终身做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了。那些人违背人伦、不懂道理到了这个程度,还可以让他们参加这场讨论吗?”他的奏疏和张璁的一起递交上去。世宗更加高兴了,就征召他们到京城去。当初,讨论“大礼”的大臣们还没有极力攻击执政大臣的,到了桂萼这时就把他们指斥为大逆不道,并且想不让他们参加讨论,他的话讲得肆无忌惮,大臣们尤其痛恨他。征召他们俩的命令传下来,大家大为吃惊,接着又群起排挤他们,世宗却不为此动摇。桂萼又和张璁不停地上书陈述,于是都被召为翰林学士,最后采用了他们的意见。桂萼从此便特别地受到世宗的信任。

四年春天,给事中柯维熊上书说:“陛下亲近君子,可是君子没能被容纳下来,如林俊、孙交、彭泽的离开就是例子。疏远小人可是小人还在朝廷里,如张璁、桂萼受到的任用就是例子。现在到宫门前哭谏的大臣很多人或死或贬了,御史王懋、郭楠又被贬出去了,我个人认为对他们的惩罚太重了。”桂萼、张璁因此就请求离职,世宗客气地颁诏安慰、挽留他们。不久桂萼被提升为詹事兼翰林学士。后来讨论世庙前墓道的修筑及太后拜访太庙的礼仪,他们又力排众议,迎合了世宗的心意,世宗更认为他们两个贤能,他们两人也更加盛气凌人。但是内阁大臣压抑他们,不让他俩和其他翰林平等共事。他们两个于是接连上书攻击费宏和石王缶,把他们排挤出去了。

给事中陈..被重刑处死,桂萼和尚书赵鉴捋起胳膊争执,被南京给事中弹劾,世宗也不加过问。桂萼曾经上书评论时政,请求预先免除六年田租,改革登基初年还存在的旧的弊端,放宽登闻鼓禁约,恢复边塞上领取中盐的制度,惩办破坏养济院的歹徒,听任穷苦百姓耕种城墙跟前的闲地,停止地方官来吏部进行满任考评,增加皇帝应养成的尊敬,加强皇帝应具备的孝行,共几件事,大多经讨论得到实行。

六年三月桂萼升任礼部右侍郎,同时仍兼原任。当时正赶上京官考评,南京的言官纠察政事涉及到桂萼。桂萼就上书说“:前任首辅杨廷和广植私党,把陛下蒙蔽了六年之久,现在虽然这些人逐渐被驱逐,还是有遗留下的死党在谏院里。宪宗初年曾经命令科道官在考察政事过失后互相检举揭发,谏院里的奸人方被肃清。请按旧制举行!”他的奏章下到吏部后,侍郎孟春等上书说:“宪宗没有这个诏书。桂萼被人检举想进行报复,无法令人心服。”桂萼说:“诏书出自宪宗的文集。孟春想讨好言官,应该一起被问罪。”奏章再下发吏部讨论后,孟春等人说成化年间科道官有破格升任巡抚而不称职的,宪宗让他们互相揭发,然后免除了七个人,这和常规的考察纠正过失不能相比。世宗最后还是认为桂萼说得对,催促吏部迅速进行,给事中御史劝阻的都被罚了俸禄。孟春等于是就把储良才等四个人报了上去,世宗只罢了良才的官,同时又特别颁发诏书免了给事中郑自壁、孟奇。并且传令吏部、按察院继续清查,又罢了给事中余经等四个人和南京给事中顾氵秦等几个人,这才算完。

当年九月桂萼改任吏部左侍郎,同一个月里又做了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按惯例,尚书没有兼翰林学士的,这还是从桂萼始开的头。刚过一个月,又升任吏部尚书。世宗赐给他两枚银章,上面分别刻了“忠诚静慎”、“绳愆匡违”四个字,让他和辅臣一样密封上书评论政事。七年正月,世宗传下手令给桂萼加官为太子太保。《明伦大典》成书后,他又加官做了少傅兼太子太傅。

桂萼得志以后,一天到晚以报复怨家为事。陈九畴、李福达、陈..三案,先后株连到彭泽、马录、叶应骢等很多人,有的直至被坑害到发配充军。朝廷中的大臣无不畏惧他的凶残毒辣。只是他也曾上书推荐过因论事被办罪的邓继曾、季本等人,还有因事被贬官的黄国用、刘秉鉴等,这些人都酌情得到就近安置,当时人们也因此稍稍认为他有点好处。但是王守仁得到起用,实际上是他推荐的,过后他恨守仁不依附自己,就极力排挤守仁。守仁死后,他极力加以丑化、诋毁,剥夺了守仁的世袭封爵,各种抚恤恩典都没有给。

八年二月世宗让桂萼以原职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要事宜。当初,桂萼、张璁应召赴京,朝中大臣想仿效前朝马顺的故事在左顺门捶死他们,他们跑到武定侯郭勋家里才躲过来。郭勋于是和他们结交很深,也受到世宗喜欢,让他掌管禁军。时间长了,郭勋干的坏事明显暴露出来,张璁、霍韬仍极力庇护郭勋,桂萼知道世宗已讨厌他了,就独自上书揭发他几件贪污、违法的事情,郭勋于是被办了罪。杨一清作为首辅办事沉稳、慎重,桂萼、张璁喜欢改这改那,并且讨厌一清压抑自己,所以双方不能相容。给事中孙应奎请世宗鉴别他们三个人谁贤谁不贤,对桂萼攻击得厉害。世宗本来就怀疑桂萼,这下就传令要他改正过去的错误,以成全君臣之间有始有终的道理。桂萼这才大为害怕,赶忙上书辩解,并且称病求退。世宗回答说:“你办事一定要尽可能地听取公众的意见,以期不违背自己当初的忠心。”桂萼更加惧怕了。给事中王准于是弹劾桂萼举荐自己的亲信李梦鹤当了御医。世宗传令让吏部核实,吏部说梦鹤是经过考选的,没有舞弊营私。世宗还是疑心,就让太医院再次对梦鹤进行考试。言官知道世宗对桂萼已经改变看法,给事中陆粲就上书极力讲桂萼的罪证,并且讲到梦鹤与桂萼的家人吴从周、序班官桂林三个人从中行贿的事情。奏章递上后,世宗一下子省悟过来,立即罢了桂萼的官,让他以尚书的名义退休。张璁也被免了职。世宗又发布诏书向大臣们宣布了他们两人的罪行,大概是说:“他们自以为是,肆无忌惮,对不住君上也对不起国家。他们所制造的事端大家都明白看到了,桂萼尤其恶劣。依法本当判处重刑,现在特别宽恕他们一回。”然后把梦鹤等交给法司审讯,都一一认了罪。

没过多久,霍韬两次上书诉说桂萼受了冤屈,说是一清和法司勾结故意捏造了桂萼的赃罪。一清于是离任而去,刑部尚书周伦被调往南京,郎中、员外全被罢了官,然后世宗让法司会同锦衣、镇抚官再审理此案。结论说是梦鹤等人假托桂萼的名义舞弊营私,事实上与桂萼没有牵扯。世宗传令削了梦鹤、桂林的官籍,重新判罪,桂萼恢复散官职。当时张璁又被召回朝中,史馆一个儒生叫蔡圻的猜测世宗一定会让桂萼复职的,就上书称赞桂萼的功劳,请召他还朝。世宗于是传令让桂萼家乡的抚按官催促桂萼上路回朝。桂萼人还没到,国子监的学生钱潮等人又上书请催促桂萼还朝。世宗恼怒地说:“大臣的任免,你们这些人也敢说话?”就把他们连同蔡圻一起打入监牢。第二年四月桂萼回到朝中,恢复了被免除的全部官职,仍旧参与机要事宜。桂萼当初锐意功名,敢于办事,不顾忌周围的舆论,现在突然间受到打击以后,胆量因此惊吓了,不敢再放肆了。在位仅仅几个月,就一再称病求退,世宗总是用和缓的口气表示慰问、挽留。十年(1531)正月,桂萼得到批准,告老还乡,然后死在家中了。朝廷追赠他为太傅,谥文襄。

桂萼所著并进呈的《帝王心学论》、《皇极论》、《易·复卦》、《礼·月令》及《禹贡图》、《奥地图说》,对君主的德行、当时的政治都有裨益。但他疑心重,又狠毒,喜欢排挤异己,所以当时不能被社会舆论所认同。当初他和张璁在一起好得不得了,后来等两个人都进入内阁,就不那么和谐了。

方献夫传

方献夫,字叔贤,广东南海人。他一生下就死了父亲,刚刚加冠成人就考中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选为庶吉士。他正要告假回家侍养母亲,母亲也过世了,他于是住家守丧。正德年间,出任礼部主事,后调到吏部,升为员外郎。他同主事王守仁谈论学问,喜欢上了守仁的学术,就请求王守仁将自己收为学生。不久后告病回乡,在西樵山读了十年书。

嘉靖改元的那个夏天他回朝去,路上得知“大礼”的讨论还没定案,他起草一篇奏疏说:

“前代的圣主制定礼制,本来是根据人情来的。君子论事,应当考虑名称和事实的一致性。我看前些时候礼官所提出的主张,就有不合乎人情,名实不相符的地方,一方面死守《礼经》中的话,另一方面遵循宋儒的说教。我却认为那样不对。按《礼经?丧服传》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别人的继承人呢?是支派子孙也就可以了。”又说:“大宗,是指尊贵者的统绪。”“尊贵者的统绪不能终断,所以族人就让支派的子孙继为大宗。但是过继的假子不能继为大宗。”这样看来,制定礼制的人们是认为只要是支派的子孙就可以做继承人了,没有非绝了别人家的后裔给这边当继承人的道理。现在兴献帝只生陛下一个儿子,此外连个庶子也没有,却要让他绝后而让您做孝宗的儿子,这合乎人情吗?况且过继给别人做儿子,也该经过父亲同意收他为儿子,儿子曾经把父亲当父亲侍奉过,所以父亲死后儿子为他穿孝服。现今孝宗曾经有武宗这个儿子,不曾收养陛下做自己的儿子。陛下对孝宗也不曾穿过三年的丧服,实际上也没有给他当过儿子,却有人要您强称孝宗为父亲,名实相一致没有?提出这种意见来,看不出它和《礼经》中的话相符。

“又按程颐《濮议》说“英宗既然拿仁宗做了父亲,就不该再称濮王做父亲”。这倒不是宋儒的说法不对,而是现在的事实不一样。仁宗曾经把英宗养在宫廷中,事实上成为父子。孝宗不曾把陛下收养在宫廷中,这是第一点不同;孝宗有过武宗这么个儿子,仁宗不曾有过儿子,这是第二点不同;濮王当年还有别的儿子不会绝后,我们兴献帝就没有别的儿子了,这是第三点不同。哪里能拿濮王的事和今天的事相比拟呢?提出这种意见来,看不出这些人会正确评述宋儒的学说。

“今天这个事,我曾经做过这么一种理解:陛下继承孝宗、武宗,应该是继承皇位而不是过继做后裔。兴献和宗庙中的父祖之间的不同,在于他可称为帝但不可以称为宗。帝王家的事情和士人、百姓家不一样。继承帝位,是天下的公事,是三王制定的道理,过继给人做儿子,是个人的私事,是后代才有的事。兴献可以称帝,因为陛下是天子;不能称为宗,是因为他事实上未曾坐过皇帝位。我恳求陛下指示大臣,还是称孝宗为皇伯,兴献帝为皇考,在太庙之外另建一座庙祭祀他。这样做了之后合乎人情,名实相符,不仅体现了前代圣王制定礼制的精神,而且也满足了陛下您纯真的孝心。”

奏疏写成后,看到朝中大臣们在排斥不同意见,就不敢递交上去。后来被桂萼看到,他就写了一份报告连献夫、席书的奏疏一起呈交上去了。世宗看后很高兴,立刻发给大臣们讨论。这下大臣们就把献夫也看作奸邪,甚至不跟他往来了。献夫于是想请假呆在家里,未获批准,就递交《大礼》上下两篇论文,更详尽地讲了他的意见。当时世宗已经从南京召来张璁、桂萼,他们来后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献夫被任命为侍讲学士。反对的人蜂拥而起,献夫自己也极力推辞,世宗最终用他们几个的意见确定了“大礼”,献夫因此跟张璁、桂萼一样受到世宗的喜爱。四年(1525)冬季升为少詹事。但献夫终究感到有所不安,后来还是请病假回家乡去了。

嘉靖六年,献夫应召入朝编撰《明伦大典》。他跟霍韬是同乡,因为讨论“大礼”而相互友好,又一起应召入朝,就联合上书说“:自古以来极力主张入继王位者应过继给先帝当儿子的,宋朝没有比司马光还坚决的了,汉朝没有比王莽更坚决的了。主张《濮议》的人,以司马光为首,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附和他,而司马光的说法最能迷惑人。主持哀帝时‘大礼’讨论的人,以王莽为首,师丹、甄邯、刘歆附和他,而王莽的说法流毒最深。宋儒实际上是陈述了王莽的说法,迷惑后人,耽误后代的学者,我们认真查对《汉书》、《魏志》、《宋史》,粗略地收集了王莽、师丹、甄邯的奏议和当时事情的经过,以及魏明帝的诏书,关于濮园的议论文字,并把我们的论证附在后边。请把这些交给纂修官,交相考订,使天下的大臣们、儿子们都知道皇帝过继给人做儿子的主张实际上是由王莽提出来的,这样做往下可以扫除下边群众的疑惑,往上可以显示陛下的孝心。”世宗诏令把这本书交给了史馆。他们回朝不久,世宗就让他总领大理寺的事务,和张璁、桂萼一起复审李福达一案。桂萼等人主张判马录腰斩,献夫极力相争才使马录减免死刑。当年九月,献夫担任了礼部右侍郎,仍兼学士,到经筵前担任日讲。不久又接桂萼当了吏部左侍郎,后来又接他当了礼部尚书。

献夫比张璁、桂萼为人要宽厚、平和一些,遇事有时也跟他们争论,坚持己见,不完全附和他们。桂萼为陈..翻案,奏请把原来的问讯官叶应骢等全逮起来,因为献夫的话世宗才少逮了很多人。思恩、田州连年叛乱,献夫奏请专责任用王守仁,罢免那里的镇守宦官郑润、总兵官朱骐,世宗就把郑润、朱骐召了回来。思恩、田州平定以后,守仁主张修建、设置新城镇,桂萼大肆攻击他。献夫一一列举守仁的功劳,修建新城镇的事才没有中止。张璁、桂萼跟杨一清闹矛盾,献夫借发生灾异的机会上书主张大家应同心同德,并且请求把贬官削籍或充军的大臣余宽、马明衡等人召回,成倍录取进士。世宗颁诏称赞,但余宽等人最终还是未予任用。献夫认为尼姑、道姑的存在伤风害俗,请勒令她们还俗嫁人,世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又根据霍韬的建议,把没有印牒的僧、道全部予以裁汰,拆毁私立的寺院和道观。世宗想减轻陈皇后的丧葬仪式,献夫据理力争。不久以后,他又接替桂萼担任吏部尚书。桂萼、张璁被罢官后,世宗诏令吏部清查他们两个的党羽分子。献夫上书说“:陆粲等所弹劾的百十个人,弄错的不少。过去攻击张璁、桂萼的人被看作私党给拿掉了,现在追随张璁、桂萼的人再被看作私党给拿掉,那么朝廷中官员们的灾难什么时候才能算完呢?”于是奏请留用黄绾等二十三个人,贬斥储良才等十二个人。良才这个人当初当过御史,在考察中被罢了官。他就上书攻击杨廷和,指责吏部侍郎孟春等人是奸党,桂萼因此奏请恢复了他的官职。到这时又被清算出去,当时舆论对此引以为快。安昌伯钱维圻死后,他的庶系哥哥维垣请求继承他的爵位。献夫上书讲外戚的封爵不应当世袭,又列举了汉、唐、宋朝的事例当作证据。世宗认为他说得对,把他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从此外戚就永远断除了世袭的封爵。

张璁、桂萼被召回后,羽林指挥刘永昌弹劾都督桂勇,言辞之间连及桂萼及兵部尚书李承勋。又弹劾御史廖自显,使他因此被逮入狱。过后,又上书攻击兵部郎中卢襄等。献夫奏请把永昌治罪,不要让奸人根据流言蜚语来打击好人,世宗不听,献夫就自请离职,世宗也不答应。给事中孙应奎弹劾献夫偏向自己的亲友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泽,世宗不听。都给事中夏言也弹劾献夫打破选用官员的常规,把张璁厌恶的浙江参政黄卿调到陕西去了,让张璁所喜欢的党以平取代了他的职务;邪恶的彭泽破例升任太常;还有其他得到提拔的亲信,都有迹可察;献夫涉嫌收受贿赂,交通关节。这个奏疏递上去以后,世宗传令让黄卿等各回原任。献夫和张璁都上书作了辩解,并且请求离职。世宗偏不听从他俩的意见,再次传令让黄卿等按照原先的决定各回原任。

不久,给事中薛甲上书说:“刘永昌以武夫的身份弹劾六部长官,张澜是军队中冗员也敢批评勋臣,这样以下犯上,谁知道发展下去会弄成什么样子?我希望陛下维护廉洁者不争,朝堂之臣不得随便批评的道理,使地位卑微的官吏不敢放肆地乱加攻击。”他的奏章下发吏部后,献夫奏请采纳他的建议,由世宗指示都察院禁止吏民百姓上书,不许他们虚诳放肆,危害朝政,并告诫两京给事御史及普天下抚按官员,凡上书论事,以大体为先,不要抓别人的小过失不放。当时,世宗正想扩大自己的耳目,全面掌握百官的情况,所以接到献夫的奏议很不高兴,宣布不加采纳。于是给事中饶秀弹劾薛甲阿谀奉承,说:“自刘永昌以后,言官没听说过评议大臣的,只有夏言、孙应奎、赵汉谈到过张璁、献夫两人,赵汉已被批评,夏言、应奎所奏上的都是用人、行政上的过失,薛甲却指责为抓住细枝末节不放,自己却在起劲歌颂某些大臣。贪婪、放肆到郭勋那样,也不想让人说,难道一定要让大臣横行霸道,让一般官吏闭上嘴巴才成?万一大臣中间藏了一个谋逆之人该怎么办?”他的奏章递上后,世宗认为他说得好,就交给吏部再行讨论。薛甲这时上书作自我解释,世宗厌弃他不等吏部奏议就私自辩护,传令贬官两级,把他调出去了。吏部认为薛甲已受了处分,就不再讨论他们的奏章了。世宗却责令要作出回答,并因此扣发献夫一个月的俸禄,吏部的郎官扣发两个月。献夫很不自在,两次上书称病求退,世宗表示同意后,仍然空着这个位置等他病好。

嘉靖十年(1531)秋天,朝廷传发诏书召他回朝。献夫上书辞谢,举荐梁材、汪钅宏或王廷相代替自己。世宗亲自写诏书称赞他,并派遣行人蔡云爰前往催促他。蔡云爰到他家门口,献夫却偷偷跑进西樵山了,然后又称病辞谢。不久使者又来了,并说要让献夫改任别的官,献夫方勉强上路。第二年五月到达京城,世宗让他以原来吏部尚书的名义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辅佐朝政。当初,世宗就曾赐给献夫一枚银章,上刻“忠诚直谅”,让他有事情时密封上奏。献夫回乡时交还朝廷,到这时还像原来那样又赐给他了。吏部尚书王琼死后,世宗就让献夫掌管吏部的事。献夫住在家里时,洁身自好,当地监司前往拜见,他总是称病谢绝。他家的一个姻亲在郡中为非作歹,当地人屡次上诉,佥事龚大稔受理此案。献夫还朝后,私下里吩咐过大稔。恰好这时大稔因故被罢官,他怀疑是献夫干的,就上书列举几件献夫干的违法的事,言辞之间又牵连霍韬。献夫上书为自己作辩解,世宗又正喜欢献夫,所以大稔就被逮捕,剥夺了官籍。这年十月有彗星出现在东井座,御史冯恩上书攻击献夫阴险毒辣,巧辩饰奸,玩弄权术,将危害国家,所以他一掌管吏部就出现了彗星。世宗恼了,把冯恩打入监牢。献夫也称病请求退休,世宗传诏以和缓的口气表示不允许。

献夫为人恬静自守,不争名夺利,接连受人弹劾后,就有些惭愧、畏缩。虽然掌握大权,还是气息奄奄,精神不振。只有世宗想杀张延龄一事,他曾极力劝阻。当时桂萼已经死了,张璁最受宠信,也几次被罢相了。霍韬、黄宗明议论政事只要不合世宗心意,世宗就把他们打入监狱。献夫看到世宗恩威不测,在职两年,就三次上书称病告老。世宗最后以奖赏的口吻颁发诏书同意他退休,让他乘坐官方车马回乡,并发给他路费。他回乡以后在家里住了十年才死去。生前他已被加封为柱国、少保,所以朝廷就在他死后追赠他为太保,谥文襄。

献夫是因为讨论“大礼”一下子显贵的。他与张璁、桂萼多年共事,只是由于他对人对事看法比较平正、宽容,所以人们不怎么厌恶他。

夏言传

夏言,字公谨,贵溪人。他的父亲夏鼎,曾任临清知州。夏言本人考取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被任命为行人,继而升任兵科给事中。他生性机警灵敏,善于写文章。等他做到谏官,便以直言为己任。世宗继位后,他上书说:“正德以来,上下消息不通已达极点。现在陛下刚开始办理各项政务,请于每日早朝以后,亲自到文华殿批阅奏章,召内阁大臣当面商量决定,如有关重大利害的事情,则下达给全体大臣集中商议。不应和身边猥亵的宦官商量后就直接从宫中发出圣旨。即使陛下所做出的取舍,也一定要下到内阁,经讨论然后实施,以杜绝为人蒙骗或弄虚作假的弊病。”世宗赞赏并采纳了这个意见。后来,他领命和御史郑本公、主事汪文盛一起考核皇上身边的侍卫及京城卫队的冗员,裁汰了三千二百人,又上书讲了九条意见。这下,京城治安秩序稳定多了。

嘉靖初,他和御史樊继祖等外出清理庄田,把被侵吞的民产如数夺出来归还百姓。为弹劾宦官赵靈、建昌侯张延龄,他前后上书七次。又请把后宫负郭庄田改为亲蚕厂、公桑园,禁止一切亲戚、乡人的请托及河南、山东一些坏人把民田献给王府的行为。他曾解救过被逮捕的永平知府郭九皋。庄奉夫人的弟弟刑福海,肃奉夫人的弟弟顾福,皇帝发布命令授予世袭千户锦衣的封赏,夏言力争,以为不行。这些奏章大多梗直,被世人传诵。经几次晋升,做了兵科都给事中。评定青羊山镇压叛乱的功罪,他的议论和奏章都很恰当。副使牛鸾缴获了乱军中的通讯名单,为了安抚人心,夏言请求烧毁了它。孝宗一朝曾经命令吏部和兵部每个季度把两京大臣及在外文武两方面官员的履历表造好进呈皇帝,正德以后渐渐不执行了,因为夏言的建议恢复了这一制度。嘉靖七年(1528),调入吏科。

这个时候,世宗正锐意于修饰礼文的工作,以为天地合在一起祭祀不合礼制,想分别建立两个郊祀台,加上日月,共四个祭坛。大学士张孚敬不敢决定,世宗以占卜问于太祖也不吉利,议论正要作废,恰好夏言上书,请世宗亲耕于京城南郊,皇后亲蚕于京城北郊,为天下人示范。世宗因为这南北郊的说法与分别建立两个郊祀台的说法一致,所以命令孚敬以诏书询问,夏言于是便请分别祭祀天和地。朝廷里大臣认为不行,孚敬也责问他,詹事霍韬攻击得尤其厉害。世宗非常恼火,把霍韬下到监狱里,颁发加盖玉玺的诏书奖励夏言,赐给他四品官官服和俸禄,最后听从了他的意见。他赞成分两郊祭祀天地的议论,详见于《礼志》中话语。夏言从此以后很受世宗的宠爱。开始修造京城祭祀的工程就让夏言负责监督。延绥发生饥荒,夏言推荐佥都御史李如圭做了巡抚。吏部推荐替代如圭的人,世宗不愿任用,再推荐,轮到了夏言。御史熊爵认为夏言推荐如圭就是为了让他给自己让出位置,直至把他比作张彩。世宗严厉批评了熊爵,命令夏言不要辩解,可是夏言心中不平,攻击熊爵并且推辞这一任命,世宗就此罢休了。

孚敬傲慢地指挥臣僚,没人敢与他违抗。夏言自以为皇上了解自己,所以独立一面不肯居其下风。孚敬就从中破坏世宗对夏言的宠信,夏言也抱怨孚敬破例任用彭泽为太常卿而不抬举自己,两人就这样有了嫌隙。夏言大胆地上书弹劾孚敬及吏部尚书方献夫。孚敬、献夫都上书辩说并自求解职。世宗对他们几个都很看重,所以为他们两头解劝。夏言官位已很显贵,因与孚敬、献夫、霍韬相互敌对,所以更加要以强直的性格来自我保护。世宗想把郊祭之礼编成一书,提拔夏言为侍读学士,担任纂修官,叫他每天到经筵前讲论,同时仍旧兼任吏科都给事中。夏言又帮助世宗重新制定了文庙的祭祀典礼和祖先的祭祀礼制,世宗更加高兴了。十年(1531)三月,他被提升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管院事,并和以前一样任直讲。夏言眉目清朗,胡须也长得好看,口齿宏亮,不说家乡话。每次到经筵讲论,世宗都盯住他瞧,心里想要重用他。孚敬忌恨得更加厉害,于是就和彭泽一起制造薛侃一案,把夏言交司法部门处理。不久,世宗发觉是孚敬曲意害人,就罢免了孚敬的官,释放了夏言。八月,四郊祭坛竣工,提升夏言为礼部左侍郎,仍旧掌管翰林院的事。过一个月,接替李时为礼部尚书。从谏官下来不满一年做到六卿之一的尚书,这还是以前没有过的事呢。

当时士大夫们还在恨孚敬,凭借夏言来与之抗衡。夏言既因为聪明颖悟得到皇帝信任,又能降低身份,屈己下人。御史喻希礼、石金请宽解因“大礼”一事而定下的案犯,得罪了在位的大臣,世宗非常恼火,让夏言揭发他们的罪状。夏言说希礼、石金并无坏心思,请世宗饶了他们。世宗责怪他所作的回答,把希礼、石金关进京城的监狱,然后把他们赶到边远的地方去了。夏言作了自我批评才算罢休。因为这件事,夏言很得公卿们的赞誉。世宗制作礼乐,大多是夏言做礼部尚书时议定的,内阁大臣李时、翟銮只是空占官位罢了。世宗每每写了诗,就赐给夏言,夏言予以唱和,并刻石记录,然后进呈,世宗更加高兴了。夏言撰写奏章或是应诏写诗填词,只片刻就能完成。几次得到召见,谈到政治事务,很会揣摩世宗的心意,不免有牵强附会的时候。世宗赐给他一枚银章,让他密封上书,评论政事,诏书说他“学问博大,才识优裕”。又前前后后不隔月地赏赐他绣蟒飞鱼麒麟服、玉带、精金、贵重的酒杯、美味佳肴、流行物品等。

孚敬、献夫也曾相继入内阁为首辅大臣,知道世宗很宠爱夏言,也不敢和他对着来。不久他们都辞去官职。过去议论礼制的人只有霍韬还在位,继续仇视夏言。嘉靖十五年(1536)因为应天府尹刘淑相的事,霍韬、夏言相互攻击。最后霍韬输了,这事详见《霍韬传》中。夏言由此气势更加傲慢。郎中张元孝、李遂稍稍违了他的心愿,他就奏请贬了他们的官。皇子出生时,世宗赏给夏言很多东西。先是晋升为太子太保,又提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闰十二月份就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随世宗拜谒墓陵,归回途中至沙河,夏言的厨中起火,烧到了郭勋、李时的帐篷,世宗交给夏言的六篇奏章也给烧了。夏言本当一个人请罪,却与郭勋等共同赔罪,被世宗责怪了一番。当时,李时为首辅大臣,政令却多出自夏言。顾鼎臣入内阁后,仗着自己入官在前并且年龄较大,很想对政事表示些意见。夏言心中不愉快,鼎臣也就不敢跟他争论了。那年冬天,李时死去,夏言当上了首辅大臣。十八年,因敬献祭祀皇天上帝的诏书表,晋升品位为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明代大臣没有晋升上柱国的,这名号是夏言自己想出来的。

武定侯郭勋得到皇帝欢心,就破坏世宗对夏言的宠信。而礼部尚书严嵩心里也忌妒夏言。夏言与严嵩随从皇帝到承天,世宗拜访显陵以后,严嵩两次请准许大臣上表称贺,夏言请等到回京以后。世宗批示作罢,但心里很不愉快。严嵩探知世宗的心思,坚持请求,世宗就说道“:礼乐之事,当然可以出自天子。”因而命令大臣上表祝贺,从此世宗渐渐不喜欢夏言。世宗巡幸大峪山,夏言前往侍候来得稍迟一些。世宗批评了他,夏言害怕得赶紧认罪。世宗大为恼火地说“:夏言本是一个卑微的小官,因为孚敬倡议郊礼一事得到提升,竟敢怠慢无礼,上机密奏章不使用我赐给他的银章,现在命令他归还前前后后我发给他的亲笔敕令。”夏言这下更害怕了,上书认罪,请不要追索银章和亲笔敕令,让他作为子子孙孙百代光荣,话说得很令人伤心。世宗怒气未消,怀疑他把亲笔敕令毁坏了,命令礼部催讨,并剥夺他少师的勋位,让他以少保、尚书、大学士退休。夏言于是把四百多幅亲笔敕令并银章一枚缴上。过了几天,世宗怒气消了,让人制止他还乡。又以少傅、太子太傅入内阁值勤,夏言上书表示感谢,世宗高兴了,指示他砥砺初忠,秉公办事,正道做人,以消除众人的怨气。夏言心里知道所谓众人的怨气,是指郭勋等人。再次上书道谢,说自己不敢自处于别人的后边,一心一意,孤立无援,所以被众人怨恨。世宗又不高兴了,责问他,他惶恐认罪,才算罢休。没过多久,雷电震坏了奉天殿,世宗召见夏言及鼎臣,夏言没按时来到。世宗又一次训斥了他,并让礼部揭发他的罪状,夏言等主动认错,世宗又批评他傲慢,并批评了鼎臣。过后,才算归还了以前追讨出来的银章和墨宝。陕西传来捷报,恢复了他少师、太子太师的勋位,升为吏部尚书,值勤于华盖殿。江、淮一带叛乱得到平定后,皇上用盖了玉玺的诏书奖励他,赐他金币,让他兼领大学士俸禄。

鼎臣死后,翟銮又一次入内阁,对夏言慎重得像所属小吏一样,言语中不敢有一点矛盾。而霍韬任詹事府主管,几次制造矛盾。因为郭勋与夏言感情上有裂痕,就结交他,让他帮助自己,三个人开始不停地钩心斗角。后来,霍韬死了,夏言、郭勋依然在相互争斗。皇帝祭祀祖宗的庙宇发生火灾,夏言当时因病在假,请求罢官,未得到批准。昭圣太后逝世,世宗用诏书询问太子丧服的礼数,夏言的书面回答有错别字。世宗严厉批评了他,他在认错的同时又请求回家乡治病。世宗更为恼火,就命令他以少保、尚书、大学士的待遇退休。夏言听说皇上对自己恼火,就进呈了十四篇有关边境防御的策论,希望因此得到谅解。世宗说“:夏言既然对国事有忠诚的谋划,为什么那样坚决地自我爱惜,辜负我对他的信赖呢?姑且不治他的罪吧。”当初,夏言撰写宫体诗词,最能满足世宗的心意。夏言罢官后,只有翟銮在职,并不是世宗急着要用的人。夏言即将离开京城时前往西苑的斋宫磕头谢恩,世宗听说,很怜惜他,特地赐他酒食,让他回私人住宅治病,等待以后的任命。恰好郭勋因为谏官很厉害地弹劾他,他也称病在假。京山侯崔元新近得到皇上宠信,在西苑值勤,他忌恨郭勋。世宗闲谈中问崔元说“:夏言、郭勋是我的左右臂,他们相互忌妒是什么原因?”崔元不说。世宗问夏言什么时候回家乡去,崔元说:“等皇上生日过后他才敢请放行。”又问郭勋得了什么病,崔元说:“郭勋本没病,夏言一回家他就会出来了。”世宗深深点了个头。谏官知道世宗宠信夏言而厌恶郭勋,就一起揭发郭勋的罪证,郭勋的辩护词狂悖错乱,世宗发火了,剥夺了郭勋同事王廷相的官籍。给事中高时,是夏言深厚交结的知己,这时揭发了郭勋十几件贪污、放纵、不守法度的事情。世宗因此把郭勋关进了监狱,恢复了夏言少傅、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官职,等病好入内值勤。夏言虽然在病假中,内阁的事务多由他裁定。办理郭勋的案件,都是按他的授意进行的。二十一年(1542)春,他做一品官满了九年,世宗派宦官颁赐银币、宝钞、羊酒和宫廷食品,全部恢复了他的官级,用加盖玉玺的诏书奖励、赞美他,在礼部为他举办宴会,由尚书、侍郎、都御史作陪。这个时候,世宗虽然优待、礼遇夏言,不过对他的宠信已不如当初了。

慈庆、慈宁两宫夫人去世后,郭勋曾经请把其中一个改由太子居住。夏言以为不合适,符合了世宗的意思。到这个时候世宗突然又问起太子应当住哪里,夏言忘记了自己先前的话,因想到再造宫殿费事烦人,就做出了和郭勋一样意思的回答。世宗心里不高兴,又怀疑谏官弹劾郭勋是出于夏言的指使。等建造大享殿时,世宗命令宦官监视,夏言却不替皇上写敕令文稿进呈。到西苑值勤的几个大臣,世宗都命令他们骑马,又赐给他们束发用的香叶巾,让他们用皮绵做鞋子。夏言以为这不是礼制规定的大臣服装,不肯接受,并且只有他乘坐手挽的齐腰小轿。世宗积累了这几桩不满,想要罢他的官,因而严嵩得到了排挤他的机会。

严嵩与夏言是同乡,称夏言为前辈,对夏言很谨慎。夏言入内阁时推荐严嵩接替他原来的官职,把他当作门客收笼,严嵩心里很是恨他。夏言失去世宗信任后,严嵩因为善于谄言媚语,得到皇帝欢心。夏言担心被罢官,唤严嵩过去商量,严嵩却已经偷偷到陶文忠家里计划怎么咬他坏话以便取而代之。夏言得知非常恼恨,便示意谏官一次次弹劾严嵩。世宗正在宠爱着他,哪里肯听,而他们俩从此就大为不和了。六月,严嵩得到宴请和召见时,磕头下跪,诉说夏言怎么欺辱他,泪如雨下。世宗让他把夏言的罪状全说出来,严嵩这下得以大揭其短。世宗大为恼火,写诏书给礼部,一一数说夏言的罪过,并且说:“郭勋已关入监狱,他还千方百计罗织罪名。谏官本是朝廷的耳目,却专听他夏言指使。我不早朝,他夏言就不入阁办事。军国大事,能在他家里裁决;天子说的机密话,他也敢把做儿戏玩。谏官对此不发一言,就这样欺骗我皇帝老子,使得鬼神怨怒,下大雨伤害了庄稼。”夏言很害怕,赶紧上书认错。过了十多天,献帝周年时,他还被召进去拜见,到西苑侍候皇帝。夏言借机谢皇上恩典,并请求准他老病还乡,话说得很哀伤。奏章在皇帝那里放了八天,正好七月初一日食,过后,世宗亲写诏令下来说“:老天日食超过常分,正犯着下级欺慢上级的过错,现在我命令剥夺夏言的官职,让他回家闲住。”世宗又承认自己的三种过失,布告天下。御史乔佑、给事中沈良才等都上书评论夏言的事,并各自请问己罪。世宗大为恼火,贬斥了十三个人,其中高时因曾弹劾郭勋,单单被重贬到遥远的边地。于是严嵩取代夏言步入内阁。

夏言多年执政做官,家境殷富,服饰、日用豪华、奢侈,也常和别人通讯问好并馈赠钱物。罢官时间长了,不见召用,监司府县的官吏也稍稍待他冷淡了,夏言心里闷闷不乐。每遇元旦、皇帝生日他必定上表称贺,自称为“草土臣”。世宗也渐渐怜悯他,就恢复了他尚书、大学士的官衔。到二十四年(1545),世宗微微觉察到严嵩的贪婪和放纵,又想到了夏言,派官员送亲笔诏书召他回朝,恢复了他的少师等全部官职,也加封严嵩为少师,像是与夏言并重的样子。夏言来以后,一直气愤严嵩凌驾在自己头上,凡有所批示,概不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闭上嘴巴不敢说一句话。严嵩私自所提拔使用的人,夏言大加罢斥、放逐,严嵩也不敢帮忙,但对他恨入骨髓。当时全国的士大夫正恨严嵩贪婪、嫉妒,认为夏言能压服严嵩,制其死命,莫不深感痛快。而夏言因为罢官时间长了,现在一心要扩大权势。文选郎高简充军边远,唐龙、许成名、崔桐、王用宾、黄佐被罢官,王杲、王日韦、孙继鲁吃官司,都出于夏言的指使。贵州巡抚王学益、山东巡抚何鳌被谏官弹劾,夏言马上就草拟命令加以逮捕、审讯。唐龙过去与严嵩相好,王日韦的事又牵连着世蕃,还有其他被他贬斥的也不全恰当,因而朝廷中士大夫对他开始畏惧了。最后御史陈其学因盐法的事情弹劾崔元及锦衣都督陆炳,夏言草拟命令要他们自己写供词说明,两人都到夏言跟前认死罪,陆炳乃至跪下双膝请求才得到谅解。后来他俩与严嵩开始勾结准备陷害夏言,而夏言却没有发觉。世宗几次派遣小宦官到夏言的住处,夏言气势凌人,把他们看作奴才。严嵩则肯定请他们坐下,并亲自把些金钱塞进他们的袖管中。因此这些宦官天天说严嵩的好,卖夏言的赖。夏言所献上的宫体诗往往不合世宗的心意,严嵩得知了,越发认真地撰写进呈的宫体诗词。

不多久,收复河套的议论为人提起。夏言原本是慷慨其辞,自以为有经世济用的才能的,想建立百代功勋。因为陕西总督曾铣请收复河套,就赞成、决定了这事。严嵩与崔元、陆炳在中间捣鬼,最后夏言因此弄得身败名裂。原来江都人苏纲,是夏言后妻的父亲,与曾铣关系很好。曾铣请求收复河套时,苏纲极力对夏言称赞他。夏言以为倚靠曾铣此事能成,就秘密上书推荐他,说大臣中间没有比曾铣更忠诚的了。世宗让夏言拟定旨意,再三夸奖曾铣,曾铣心里高兴,更加坚决地出兵作战。世宗忽然又下诏书责备,语气很严厉。严嵩揣测到世宗的真心,就尽力说河套不可能收复,言词中间连及夏言。夏言方才大惧而称罪认错,又说严嵩未曾有过不同意见,现在竟一切推在我身上。世宗批评他为难君上,威逼众人。严嵩又上书折腾,攻击他。夏言也极力辩解。然而世宗已被严嵩的诬告蒙住,怒气难能消除。二十七年(1548)正月剥夺了夏言的全部官衔,让他以尚书的名义退休,但仍没有杀害他的意思。碰巧有流言蜚语传入宫中,说夏言临走时埋怨、诬蔑皇上。严嵩又代仇鸾起草上书,攻击夏言收了曾铣的贿赂,插手关市,谋取暴利,事情牵连到苏纲,于是把曾铣、苏纲关进了京城的大牢里。严嵩和崔元、陆炳暗里商量,就用勾结皇帝身边侍卫人员罪名将曾铣斩首,苏纲到边远地区充军,并派官兵逮捕夏言。夏言抵达通州,听说曾铣的罪名,大惊失色,歪倒在车中,说“:唉!我恐怕非死不可了。”又上书诉说自己的冤屈,说:“仇鸾正要被捕,皇上下的圣旨不到两天,他怎么知道皇上说的话,又怎么知道严嵩的奏章而且这样附会它?大概是严嵩与崔元等伪造罪证,想迫害我就是了。严嵩这个人,言是行非,像共工;谦恭下人,像王莽;奸巧弄权父子专政,像司马懿。在京城的大臣受他的笼络,只知道有严嵩不知道有陛下;在地方上的大臣受他的钳制,也只知道有严嵩不知道有陛下。我的命操在严嵩手中,我只有把我的命交给皇上您,希望能设法加以保全!”世宗并不明白他的话。案件已定,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当他将被处死时,援引大臣、能吏量刑时可以减免的条款上书请予减免死刑,世宗不愿听,严厉批评了喻茂坚等人,扣发了他们的薪俸,并且又提到了夏言以前不戴香叶巾帽的事情。那年十月终于将夏言斩首街头。他的妻子苏氏流放广西,侄儿夏克承主事,侄孙夏朝庆尚宝丞,都被削职为民。夏言死的时候是六十七岁。

夏言为人豪迈,才能过人,纵横议论,没人可以屈服他。受到皇帝宠信以后,他揣摸世宗的心思,不想让大臣拉帮结派,因而他长期与议定“大礼”的达官们意见不一。世宗以为他不搞小集团,对他更加厚待,然而最终还是被严嵩迫害至死了。夏言死后,严嵩祸国殃民,时间长了,天下有很多人开始惋惜夏言之死。而夏言曾经推荐、提携的徐阶,后来终究铲除严嵩,为一代名臣。隆庆初,他的家人上书诉说他冤枉,穆宗下诏恢复了他的官号,诏令祭祀、安葬,谥文愍。夏言开始没儿子,姨太太怀了胎,他的妻子出于嫉妒把她嫁给别人去了,生了一个男孩。夏言死后,他的妻子把男孩迎接回家,相貌很像夏言。到马上就能当官的时候他却忽然病死了,夏言终于还是没有后裔。

席书传

席书,字文同,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职郯城知县,后来进入朝中当工部主事,又改任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十六年,云南发生日食、地震,朝廷命令侍郎樊莹前往视察,经奏准罢免了三百多名监司以下的官吏。席书上书说“:灾异的来由在于朝廷,不因为云南自己,就如同人元气内伤,然后四肢才长出疮疤一样。朝廷是国家的元气所藏之处,云南只是四肢而已。怎么能撇开生成毒气的根源不管而专门去医治四肢上的小毛病呢?现在内府所要求的供应量比以前大了几倍,吃闲饭的冗官有几千人,投机而做校尉的有几万人,请佛道设坛求福的活动连无虚日,织造一事不停地烦扰百姓,各种赏赐超越了应有的限量;皇亲吞并百姓的田地,宦官又不停地派出为官;大案有了本人的招供都不敢法办,刑官也不敢申诉;贤能的大臣闲住在家不加委任,因谏诤被贬的下级官员也未予复职;文武官员可以传子接班,由此使等级名分乱作一团。灾异给我们的警告偶然在云南出现,想拿远方的当地官吏来抵罪,这是什么道理呢?汉朝时一次朝廷要派八个使臣外出巡行天下,张纲却说:‘豺狼正当道,怎么去向狐狸问罪?’现在樊莹充当巡察,没能力弹劾外戚和大臣,却去考核、罢免云南的地方官吏,真是舍本治末。我请求陛下把我所说的这些弊端全部予以革除!其他有什么大的弊端应当革除的,或是有什么大事应该举办的,命令各有关部门列举上奏,该举办的举办,该革除的革除。”当时孝宗没有采用他的主张。

武宗时,席书先后担任过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当时王守仁被贬任龙场驿丞,席书选取州县子弟,请守仁教育他们,由此这个地方的年青人才懂得爱好学问。经几次升迁,他又做了福建左布政使。宁王宸濠造反时,他紧急召募了二万士兵前往讨伐。到江西时反贼已被平定,他于是返回去了。不久,以右副都御史的名义前往巡抚湖广。宦官李镇、张..假借进贡和御用食盐为名搜括了十余万钱,席书上书揭发了他们。

嘉靖元年(1522),他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长江南北那年大闹饥荒,他奉命到江北赈济灾民,命令各州县每十里设一个难民篷,煮稀粥供应难民,使无数人得以生存。

当初,席书还在湖广时,看到朝廷讨论“大礼”,还没有定论,他揣摩世宗向着张璁、霍韬一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说:“过去宋英宗作为濮王的第十三个儿子过继给仁宗当了太子,现今皇上是以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入宫来继承王位。英宗的过继在仁宗当政期间,现在皇上即位是在武宗逝世之后。议论的人以为陛下继承武宗的王位,但仍然是兴献帝的儿子,应另为兴献帝立庙祭祀。张璁、霍韬的意见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最尊贵的皇帝不能有两个。陛下对武宗说来亲戚关系是兄弟,等级名分却是君臣。既然把孝宗供奉为宗庙中的神主,还能有别的什么称号吗?对亲生父亲,称为“皇考兴献王”,这是千秋万代不可改变的经典。礼臣再三坚持己意上奏,并没有错。但是礼应以人情为根基,陛下作为尊贵的天子,亲生父母假如没有尊称又怎么行呢?所以尊崇亲生父母为帝、后,告慰双亲,这是不可抑制的感情。为现在考虑,应当定兴献王的尊称为“皇考兴献帝”。另外在宫廷中间为兴献王立庙,逢年过节祭祀过太庙以后,仍旧用天子之礼在宫廷中祭祀兴献王,这或许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吧。”

这个奏议写好后,正好朝中大臣竞相攻击张璁的意见为邪说,席书害怕,不敢往上呈交,但私下里给桂萼看过,桂萼同意他的意见。三年(1524)正月,桂萼写了一篇奏疏连同席书这一篇一起交了上去。世宗看过很高兴,催着召他进京问话。不久,诏书传下,改称献帝为本生皇考,就停止了对他的召见。正好礼部尚书汪俊因为争论建庙一事免职,世宗就传下特别诏书让席书接替他。按照往常的惯例,礼部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大都任用翰林官。这个时候满朝大臣正在起劲地排斥不同意见,席书的升迁又没有经过朝廷公举,因此大家纷纷上书攻击席书,直至诋毁他在江北赈济灾荒时不成样子,私人侵占了很多钱财。席书自己也一再辞谢这个任命,又抄录他写的《大礼考议》递了上去,并且请派遣官员去检察他赈济灾荒的情况。世宗为此派司礼中官,户、刑二部侍郎,锦衣指挥前往检察,一面更急切地催他入朝。等他走到德州,就听说朝中大臣在宫门外跪地哭谏,全部被关进了诏狱。席书飞章上书说“:议礼的学者们,一贯有名地聚说纷纭。两种意见相对立,必定有一对,有一错。陛下选用对的意见,而对不正确的意见也不要太计较。请宽恕那些人的过错,让他们改过自新好了!”世宗没同意。

那年八月席书入朝后,世宗格外地加以慰劳。过了一个月,朝廷组织大臣们进行大讨论,席书递上奏章说:

“夏、商、周三代的办法是父亲死了,儿子即位,哥哥死了,弟弟接续,从夏朝到汉朝两千年里,没有过把侄儿立为太子的。汉成帝根据个人的好恶立定陶王,才破坏了三代传承王位的典礼。宋仁宗立濮王的儿子为太子,英宗即位后,也始终没有把濮王称作伯父。现在陛下出生于孝宗逝世两年以后,竟然不说是继承武宗的王位,而要间隔十六年往上去把孝宗作为父亲,这样伦理、大义就都差错无余了。况且您又未曾被立为太子,与汉、宋的情况也不相同。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大宗、小宗的区分,也没有亲生、过继的不同。《礼经》中所记载的是大夫、士人的礼节,不能运用于帝王。伯父子侄的关系如天经地义,不能改变。现在以伯为父,以父为叔,改变正常的伦理,这还是少有的稀奇事呢。

“能体现三代王位传承的大义,并超出汉、唐入继王位全靠私人好恶的办法,莫过于我朝的《祖训》了。《祖训》说“:朝廷如果没有太子,哥哥死后,一定要让弟弟继位。”这样说来,继位的人实际上是接续王统,而不是过继给人当儿子。伯父自然应该称为皇伯考,父亲自然应该称为皇考,哥哥自然应称为皇兄。现在陛下已经把献帝、章圣尊称中“本生”两字去掉,又交给我们大家讨论。我和张璁、桂萼、献夫及其他文武大臣都讨论说:世上没有两样真理,一人没有两个父亲。孝宗皇帝是您的伯父,应称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是您的伯母,应称为皇伯母。献皇帝是您的父亲,应称为皇考。章圣皇太后是您的母亲,应称为圣母。武宗仍旧称为皇兄,庄肃皇后应称为皇嫂。我们十分希望陛下能遵行孝宗皇帝仁爱万物的美德,牢记昭圣太后拥立陛下的功绩,今后更加孝敬他们,始终不要中断,这样皇家的伦理、王位两个方面就都得到了正确处理。”

这篇奏议递上后,世宗诏令布告全国,对兴献王的尊称到这时终于确定下来了。

世宗隆重地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以后,朝廷内外献媚邀功的人接踵而来。锦衣百户随全、光禄录事钱子勋以前因罪被削职,现在迎合世宗心思上书请把献帝在显陵的灵柩迁葬到天寿山。工部尚书赵璜等斥责了这个建议的荒谬,世宗却又交给大臣们讨论。席书于是召集大臣们上书说“:显陵是先帝遗体和魂灵安处的地方,不能轻易动它。过去高皇帝没有迁移过祖陵,文皇帝也没有迁移孝陵。随全等是谄谀的小人,敢随便谈论皇陵的事,应该交给法司问罪。”世宗批复说“:先帝的陵墓在远处,我日夜牵挂,难过得受不了。希望你们再作详细讨论,然后打报告上来!”席书又召集大家讨论,极力上书说不行,这才作罢。

席书认为“大礼”告成,应该采取措施满足一下天下百姓的希望,于是列举了十二条刷新政治的建议递呈上去,世宗以赞赏的口吻做了批复。大同发生兵变,杀死了巡抚张文锦,毁坏了总兵官江桓的大印,从监狱中放出原先的将领朱振,让他代替江桓。世宗迁就叛乱士兵,就此任命朱振做总兵官,指示礼部铸造新印。席书坚持反对意见,与内阁大臣发生冲突。当时的阁员是费宏、石王缶、贾泳,席书心里不喜欢他们,于是极力推荐杨一清、王守仁入阁,并且说“:现在朝中的大臣都才能平平,没有可以与陛下共商军国大事的人。平定天下祸乱,成就一代功业,非用王守仁不可。”世宗说:“席书作为大臣,应当提出不寻常的策略出来和我一起渡过现在的难关才是,怎么能以才能一般来推诿呢?”守仁最终没能到朝中掌权。

四年(1525),光禄寺丞何渊请建世室,以便在太庙中祭祀献皇帝。世宗传令礼官一起讨论,席书等递上奏议说:“按照《王制》的规定,‘天子的宗庙有七座,太祖之下左右各设三座,共七代’。周朝时因为文王、武王建立过伟大的功勋,才在宗庙里为他们另立世室,与后稷的庙一起都百代不许迁移。我们明太祖为四代祖宗设了庙,德祖的庙在北边,后来改为一庙之中另开房间祭祀。讨论祭祀远祖时就把太祖比作文王设立世室,太宗比作武王也设立世室。现在献皇帝是以藩王身份追加的皇帝称号,何渊竟想把他和太祖、太宗相比,在太庙里设立世室,这很没根据。”世宗没有做什么批复。不久,张璁也递上专门的奏章,极力说不行,席书也多次上书,和张璁的意见一致。世宗派宦官到他家里当面教他同意,席书又递上机密奏章严词劝阻。世宗很有些不高兴,批评席书,说他害怕闲话,文过饰非。然后才决定另为献皇帝设立祢室,关于设立世室的讨论终于结束了。

五年(1526)秋天,章圣皇太后打算晋见世庙,礼官认为这样做不合乎礼制。当时席书因害眼疾请假在家,上书说:“母后晋见世庙的事是一个创举,礼官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根据反对,全凭陛下自己决定就是了。另外,世庙已经修建成了,应该有大赦天下的诏令了,我请求陛下把过去讨论‘大礼’时贬官、充军的大臣们全部召回来吧!古人所说的联合万国的欢心来祭奠先王,是天子对先王最大的孝心啊。”世宗回答知道,但没实行。

席书因为讨论“大礼”一事受到世宗信任,被提拔为亲近的大臣。当初进呈《大礼集议》,已加官太子太保,不久后因为《献帝实录》成书,升为少保。世宗对他特别眷恋、照顾,即使几个内阁大臣也没法和他攀比。可是席书得病后不能办事,多次上书请求退休,举荐罗钦顺接替自己,世宗每次都安慰、挽留他,不准他退休。后来病重,更加坚决要求退休,世宗传令给他加官武英殿大学士,在京城赏他一处住宅,并且和在任时一样支取官俸。席书刚刚接到这个命令就死掉了。朝廷追赠他为太傅,谥文襄,任用他一个儿子做尚宝丞,这是少有的待遇呢。

席书遇事敢作敢为,但性情很偏颇,刚愎自用。早先,长沙人李鉴作了盗贼,知府宋卿判他死刑。席书当时正巡抚湖广,揭发宋卿贪赃受贿,就上书弹劾宋卿有意把李鉴定为死罪。世宗派大臣下去检察,并不像席书所说的那样。当时席书已经进京并受到世宗宠信,于是就命令把李鉴逮来京城再次审讯。席书这时上书说“:我因为讨论‘大礼’一事触犯了大家的怒火,所以刑官们大多偏向宋卿,把李鉴的罪加重惩办,请陛下传令要法司审问后给他昭雪。”等法司审讯后报上情况,和当初并无不同,世宗很不同意席书的意见,但还是把李鉴特别减免死刑,发配充军了事。其他如包庇陈..,排挤费宏等,席书都无所顾忌地实践自己的意志,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指责。

霍韬传

霍韬,字渭先,广东南海人。考中正德九年(1514)会试的第一名后,提名候补,就返回家乡结婚,然后在西樵山刻苦读书,对经史等学问融会贯通。

世宗即位后,任用他做了职方主事。当时杨廷和还在执政,霍韬上书说:“内阁大臣的职务是参与机要事务的,现在却只是拟定文书,对军政大事的裁决权归属于宦官。内阁大臣失去了参与议定的权力,宦官出现了干预政治的苗头。从今以后的奏章,请陛下把大臣召集来当面决定以后施行,讲官、台谏也排列左右,大家共同商议,或赞成或反对,事情公开办理。这样内阁大臣就有了去恶取善的声望,宦官也避免了别人对他们揽权的批评。”进而说到锦衣卫不应当掌管刑罚,东厂不应当参与朝廷中的事务讨论,抚按兵备官不应当凭军功晋级、荫封,兴王府的护卫军不应当全部召来京城授予官职,御史谢源、伍希儒以身赴难有功无罪不应罢免,平定宸濠叛乱的功绩除安庆、南昌以外不应当滥评。世宗高兴地听取了他的意见。

等到关于“大礼”的争论开始后,礼部尚书毛澄坚决认为世宗应该称孝宗为考,霍韬私下写了一篇《大礼议》反驳这种观点。毛澄写信给霍韬质问他,霍韬多次写信给毛澄,极力论说毛澄的错误。过后,他认识到毛澄的意见无法转变,就在那年十月递上奏章说:

“按大臣们议定,认为陛下应当称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另外选崇仁王的一个儿子做献王的后裔。这种观点,根据古礼考较是不适合的,根据圣贤之道来比照是说不通的,根据现在的事实来考虑是名实不相随的。

“查《仪礼·丧服》篇说“:过继给人做后裔就给人穿最重的丧服斩衰。”又说:“过继给人做后裔,要替自己的父母进行报祭。”这里对过继的对象,好像没有称他们为父母的意思,对于亲生父母也没有改称伯、叔父母的说法。汉儒不懂《丧服》篇的意思,炮制谬论说什么“过继给人就是人家的儿子”。果真像他们所说,那么汉宣帝应当是昭帝的儿子。但是事实上昭帝是从祖,宣帝是从孙,孙子难道可以称祖为父?唐宣宗应当是武宗的后裔了,但是事实上武宗是侄儿,宣宗是叔父,叔父反过来称侄儿为父,可以吗?吴诸樊兄弟四个把国家依次传承,大概可以说是互为后继人了,这样说兄弟四个一是高祖,一是曾祖,一是祖父,一是考,可以吗?所以说这种观点,根据古礼考较是不适合的。

“天下是天下所有的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私产。宋朝人对他们的英宗皇帝说:‘仁宗从宗室亲人中特别选择您,把国家传给您,您能身穿龙袍头戴王冠,拥有天下,并传给子孙万代,都是先皇帝的恩惠。’意思大概是说仁宗把天下传给英宗,英宗应该放弃亲生父母而把仁宗作为父母。我运用圣贤之道来看,孟子说舜当天子,假如他父亲瞽瞍杀了人,皋陶把他捉了,舜就会偷偷背了父亲出逃,这样说来应该以父母为重,而以天下为轻。照宋儒所说,就是天下重而父母轻了。所以说这种观点,根据圣贤之道来比照是说不通的。

“武宗继承孝宗坐了十六年天下,孝宗并不是没有后继者。现在硬要陛下再给孝宗做后继者,到底图个什么呢?陛下可以给孝宗当儿子,又有谁来给武宗当儿子呢?孝宗有两个接班人和儿子,武宗却没有接班人,没有儿子,行吗?大臣对于君主和对于父亲是一样的,既不忍心看到孝宗没有后继者,又怎么忍心看到武宗没有接班人呢?如果武宗是哥哥,本来就有资格享受弟弟的祭祀,那么孝宗是伯父,难道没资格享受侄儿的祭祀吗?既然可以越过武宗往上继承孝宗的皇位,难道就不可以一并连孝宗也越过往上直接继承宪宗的皇位?武宗没有儿子,这已是无可奈何的事了。孝宗有儿子,又强要再为他过继一个,绝掉兴献王的后裔,这是不是对孝宗没什么帮助而对兴献王大有损失的事?所以说这种观点,根据现在的事实来考虑是名实不相随的。

“不过我提出这种意见有三点原因:一是破除前代故事给人的拘束;二是不忘孝宗的恩德;三是避免迎合陛下心意嫌疑。现在陛下已经把孝宗称为考,又把兴献王尊崇为帝,事情就这样算完了吗?我私下认为帝王之间的继承,只是继承王位而已,本来就不必斤斤计较父子的称呼。只有继承王位,才能使孝宗的谱系不绝,就连武宗的谱系也不绝。但是仅仅如此吗?不。这样陛下对兴献王还可以改正父子之称号,不断绝兴献王天生的大恩;对于国母的欢迎,也能改正为对天子的母亲应有的礼仪。假如再对昭圣太后、武宗皇后能用正确的方式对待,尽心中的诚意来侍奉,那么尊敬尊贵的人,亲爱亲近的人,这两条就都没有违误了。”

世宗接到这篇奏疏后心中很高兴,迫于大臣们的舆论压力不敢马上实施。可是朝廷中大臣们都指责霍韬炮制邪说,霍韬心中不自在,很快就告病回家去了。

嘉靖三年(1524),世宗更加急切地要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两次发布诏书召霍韬进京。霍韬用生病为理由推辞,不肯赴京,飞章上奏说:“现在关于‘大礼’的争议,无非争两个方面:一是尊崇王位正统的大道理,二是要纠正人伦关系的大准则。只尊崇王位正统,弊端在于有利于国家却抛弃了父母;只重视天伦,弊端是使地位本来低的凌驾于尊贵之上。所以我认为陛下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献帝为皇考,这是应加分别的人伦关系。尊崇亲生父母的讨论,姑且可以往后放一放,这是因为王位正统应该优先尊崇。我认为陛下对昭圣皇太后,所用的礼仪等级虽然崇高,但势头越来越轻微了。陛下对待自己母亲,名号虽然还没有尊贵到极点,但势头越来越重要了。大臣们所以不依不饶要您尊崇嫡系,以昭圣皇太后为母亲,大概是为了防范陛下将来的过失,并用以作为报效孝宗皇帝应尽的本分。希望陛下把我们提此建议的衷情禀告圣母,就说昭圣皇太后事实上是正统、嫡亲,她的地位尊贵无比,希望圣母能经常谦退一些,对昭圣表示尊敬的意思。庄奉皇后当了十六年的国母,圣母接见她的礼仪不可轻忽,凡是元旦、贺寿,圣母要经常表现出谦让、不敢接受庄奉大礼的意思,让宫廷内部的大权全归昭圣皇太后掌握,圣母像不参与的样子,那么天下人和后代人就会称颂圣母的美德,就像称颂老天一样没有停止的那一天了。”世宗深深赞扬他奏疏中表现出来的忠诚,就催促他回到朝廷去。第二年,提拔他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霍韬坚决推辞,并且请求诏令六部尚书、侍郎、翰林、给事中、御史都应该出任地方官职,以便他们熟悉政治局势;监司、守令政绩突出的,就应提拔为卿丞,有文才、学识的提拔为翰林官;科举、贡选入官的都可以提为翰林,进入部院,不应该局限于资格。世宗不允许他的推辞,催派他上任,把他的奏议下发给有关部门讨论,结果全部被废置,没有采用。

六年(1527),霍韬回到朝廷里,世宗命令他到经筵前值勤,担任日讲官。霍韬因为自己的南方口音竭力推辞,请求让他撰写《古今政要》及《诗书直解》,然后进呈。世宗表示赞许。那年九月,世宗提拔他做詹士兼翰林学士,霍韬又极力推辞,说:“从杨荣、杨士奇、杨溥直到李东阳、杨廷和都把握权柄,培植党羽,把翰林笼络来做下属,中书做幕僚,所以翰林的升任不经过吏部,而中书甚至有升官做到尚书的。我曾经建议把翰林任免的权力归属吏部,以期他们不暗中投靠内阁,做内阁大臣的心腹;内阁也无法暗中勾结翰林做他们的羽翼。并且想把京官调补地方上做官,以便劳逸均平。我的建议还没采用,我自己就先登翰林之门,而且又忝居学士徐缙之上,该有什么比这还难为情的?”世宗颁诏嘉奖,但不允许他辞让。

第二年四月,世宗又升用他为礼部右侍郎。霍韬极力辞让,并且推荐康海、王九思、李梦阳、魏校、颜木、王廷陈、何塘替换自己,世宗不允许,他两次推辞,才得到允准。六月“,大礼”议定,破格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主管詹事府的事务。霍韬于是上书说翰林院编书升官、日讲荫子以及巡抚子弟荫封为武官的不恰当,然后说自己虽然不能挽救这些错失,但不愿跟随大流。并且言称给事中陈..受了冤屈,推荐国子监学生陈云章有才干,可以任用做官。世宗颁诏称赞了他,但不许他推让。霍韬又上书说“:现在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以为陛下只是想尊崇自己的父王,就拿官职、爵位来诱引自己的臣下;我们两三个人只是苟且贪图高官显爵,所以迎合了陛下的心思。我曾经慷慨地对自己发过誓:如果‘大礼’最后定下来,我决不接受加官,让天下人和后代人看到讨论‘大礼’的大臣并不是图谋私利的官员。假使让人们怀疑讨论‘大礼’的大臣是图谋私利的官员,那么由这些人议定的‘大礼’即使正确,人家也还是认为不正确,怎么才能使人不说呢?”因此他坚持辞让不肯就职,世宗还是不允许,经再三推辞,世宗最后同意了他。

霍韬先后推荐过王守仁、王琼等人,世宗都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又曾因为灾异的发生上书陈述十多条革除弊政的意见,大多经讨论被实施。张璁、桂萼被免除职务时,霍韬上书说谏官陆粲等人是受杨一清指使的,他两次上书猛烈攻击一清,结果一清被削职,而张璁、桂萼被召了回来。世宗听取夏言的建议,将分开来祭祀天和地,修建两座郊祀台,霍韬极力说这样子不对。世宗不高兴了,批评他蒙骗君上,自以为是。夏言也上书替自己辩护,猛力抨击霍韬。霍韬一贯注意保持以前的印象,以便自我施展,现在看到世宗生了气,就不敢辩解了,却送给夏言一封信,把他痛痛地抨击了一番,又把那封信抄录一份送交法司。夏言恼了,上书对世宗讲了这件事,并且揭发了霍韬目无君主的七条罪行,连带霍韬的来信一起交了上去。世宗大为恼火,批评霍韬诽谤、嘲笑君上,心术不正,丑化好人,就把他关进了都察院的监狱。霍韬自己从狱中上书哀求宽恕,张璁也两次上书救他,世宗都不听。南京御史邓文宪上书说应该看到霍韬的善良愿望,包涵他的戆直,并且说把天和地分开来祭祀等于是把父母安置在不同的地方,让后妃到郊外亲自养蚕就是废除了男女、内外之间应有的防范。世宗恼了,把他贬官到远方。霍韬在监狱中关了一个多月,世宗最后想到了他当初议定“大礼”的功劳,就让他捐输资财赎罪还职。不久他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去了。广东佥事龚大稔后来上书攻击霍韬和方献夫在家乡干下的违法事件,龚大稔反倒被逮捕,削了官籍。

十二年(1533),霍韬复出,先后做过吏部左、右侍郎。当时吏部的事情大多都由尚书做主,两个侍郎一般无法干预。霍韬向尚书汪钅宏争取,侍郎才获得了参议部事的机会。霍韬一向刚愎自用,多次与汪钅宏争斗,汪钅宏等人也很惧怕他。不多久汪钅宏罢官,世宗长期不另外任命尚书,就让霍韬主持吏部的事务。内阁大臣李时有一次传达世宗的意思,要任用鸿胪卿王道中为顺天府丞。霍韬说:“内阁大臣得到过皇上指示,这本没什么可疑的,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再行奏请,以便杜绝弄虚作假。”于是按照惯例,开列道中和应天府丞郭登庸两个人的名字,让世宗审定。世宗喜欢他办事照规矩来,就任用了登庸,把道中改任大理少卿。过了很久,世宗让霍韬出任南京礼部尚书去了。

霍韬前已和夏言结了怨,等夏言掌权以后,霍韬常常想找些事来陷害他。一次他上书说“:不久前吏部打算推举刘文光等人做给事中,没几天忽然又宣布作废了,大家都说是内阁大臣压了他们。给事中李鹤鸣在考核时被贬了官,没有几天又官复原职,大家都说是经过行贿得来的。陛下应该告诫吏部官员,叫他们不要受执政暗中指使,好让天下人看到恩惠和刑罚都在朝廷掌握中,大臣中间即使有李林甫、秦桧那样的人,也不能够在皇上身边随意捣鬼。”他的话是针对夏言而说的。于是鹤鸣上书自我表白,并列举了霍韬居住在家乡时干下的许多违法事件。世宗把两边都搁下不问。没过多久,霍韬弹劾南京御史龚..、郭本。龚蔔等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也上书弹劾霍韬,世宗又一次搁下,对双方都不追究。

十八年(1539),朝廷选拔东宫官员时,任命霍韬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的官衔掌管詹事府的事务。霍韬上书辞谢给自己的晋升,并且批评说有些大臣接受俸禄不肯谦让,晋升官职也不推辞,其中难免有拉帮结派祸国殃民的奸人,暗中巩固自己的权威。百姓的怨气引来天灾,在人事方面实际上是有原由的。他的意思还是针对夏言而发的。他自己屡次攻击夏言不能取胜,最后见郭勋与夏言有矛盾,就暗中勾结郭勋,和他一道谄害夏言。当时朝廷内外风言四起说世宗又要南巡,霍韬借此上书明显地赞颂郭勋,说:“上次陛下南巡时,跟随的大臣大多都收受贿赂、不守法度。文官只有袁宗儒,武官只有郭勋没有接受馈赠。现在谣言又兴起来,应该采取一定办法加以制止。”世宗在颁布诏书稳定人心以后,才责问霍韬说:“我前次南巡你又没跟着,别人受贿的事你从哪儿听说的?你如实给我奏上来。”霍韬回答时请世宗向郭勋询问此事。世宗批评他支吾其辞,务必要他切实指出来。霍韬走投无路了,只好说:“随从大臣们无不接收馈赠、亏损直性的仆役,这事只要问夏言就可以了。至于各人收取贿赂的实际情况,郭勋都整个知道,应该不是骗人。如果一定要我说,请让我担任都察院的职务,顺藤摸瓜进行追查,我一定详细地列出来奏上。”他的奏章被下发给有关部门。霍韬怕自己的奏议不合世宗的意思,很快就赶到了北京,上书述说进贡鲜货的船上宦官贪婪、横暴的事情,世宗也不加查问。第二年十月,霍韬死在任上,终年五十四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谥文敏。

霍韬学问广博,本领很大,但肚量狭窄,所到之处总是与人争斗。世宗心中很有点厌恶他,所以没有太重用他。不过霍韬前前后后有过很多奏议,其中很有一些同国家大计有关。并且他还推荐过“大礼”一案被治罪的大臣们和被除了名的李梦阳、康海等。在南都做官时,他禁止守丧的人家设宴饮酒,不许妇女出家当尼姑、道姑,惩办娼户买良家的女子,拆毁多余的祠堂庙宇,兴建社学,遣散和尚、尼姑,表彰忠臣烈士等。他离开以后,当地士绅、百姓还思念他呢。霍韬开始与张璁、桂萼结交,不久又与郭勋拉扯。他在毛澄主考时中进士,素来向毛澄行弟子之礼,由于在“大礼议”中意见不一致,于是再也不称毛澄为恩师了。等到他主考己丑(1529)会试,也不认唐顺之等人为门生。他在议论大礼时,抨击司马光,以致追论不可将司马光列入孔庙陪祀。霍韬就是这样不顾公论,自以为是。

黄宗明传

黄宗明,字诚甫,浙江鄞县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初任南京兵部主事,升员外郎。他曾经跟着王守仁研究学问。宁王宸濠造反时,他曾递交过关于长江防务的三篇策论。武宗要亲自南征,他抗言上书劝阻,不久请假回乡去了。嘉靖二年(1523),朝廷又起用他为南京刑部郎中。张璁、桂萼与朝臣争论“大礼”,从南京应召入都,尚未上路。三年四月,张璁、桂萼、黄绾和宗明四人联名上书说:

“现在关于尊崇献帝的讨论,以为陛下是给别人过继当儿子的意见,是礼官附和权臣的私意;以为陛下是入继王位的天子,这是我们考证经典而得出的结论。人们说,这两种意见的对立,议论者有官位大小、人数多寡不等的气势。我们就说,我们只认正理而已。舜作为君主多么伟大啊!但他把天下人高兴服从自己看得如同草芥一般,只是不孝顺自己的父母,就感到如同穷人无家可归一样不安。现在朝廷里议论的人徇私结党,剥夺天子的父母而不顾惜,在陛下您能有一天安坐宝位而不考虑这件事吗?这也是您指示朝臣集中议论大家整天眼瞪眼、没人敢先发言的道理,他们是势有所压,理有所屈呀。我们真害怕朝廷里形成蒙蔽皇上,因循守旧的局面,最终不能帮助陛下成全孝道。陛下为什么不亲临朝堂,召见百官问话说:‘朕以宪宗皇帝孙子,孝宗皇帝侄子,兴献帝儿子的身份,遵照太祖皇帝兄终弟及的明文,接受武宗颁发的按辈份、排行我该立为天子的诏书,然后入宫继承王位,并不是过继给人当儿子的。上一次我没来得及仔细考究,就马上发布诏书通告全国,尊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昭圣太后为圣母,而兴献帝、后另外加称“本生”字样,朕深感后悔。现在应该体现父子间的伦理,继承王位的道理,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为皇伯母,去掉“本生”字样,称兴献帝、后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圣母章圣皇太后,这才是万世可行的大礼。你们文武大臣假如还考虑父子间的亲情、君臣间的大义的话,就与朕一起明大伦于天下。’这样,在朝的百官还有不感动得落泪不接受诏书的吗?再把这些布告天下百姓,百姓会有不感动得落泪不接受诏书的吗?这也就是《周礼》所说向群臣咨询向万民咨询的意思。”

这篇奏疏递进去,世宗非常高兴,结果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办了。宗明从此也就得到世宗的眷爱。第二年就出任吉安知府,后又升为福建盐运使。六年召入朝中编撰《明伦大典》,因为母亲死了,他回家守丧。三年后除下孝服,就被征召回朝,担任光禄卿。”

十一年(1532),宗明升任兵部右侍郎。这年冬天,编修杨名因为弹劾汪钅宏被关进诏狱,供词牵涉到同事程文德,文德也因此被逮捕。世宗的诏书更急切地想要他们供出主谋来。宗明抗言上书搭救他们,并且说道:“连坐并不是什么善政。现在因为一个胡说几句话,就一定要追查主谋,这样朝廷中的大臣哪个不害怕?况且杨名已被拷打到极点了,时逢严冬,如果他被打死,岂不是有害于陛下的仁德和明智。”世宗大为恼火,说宗明就是主谋,把他也关进诏狱,后来贬出去当了福建右参政。世宗最后还是想到宗明讨论“大礼”时的功劳,第二年召他回朝做了礼部右侍郎。

辽东发生兵变,把巡抚吕经给捶辱了一顿。但是世宗一意姑息,听信镇守中官王纯等人的话,打算逮捕吕经。宗明说“:上一次辽阳兵变,是因为有所引发。现在重赋苛徭都已得到纠正,广宁又发生兵变,这又有什么会引发它呢?按理不应该又赦免他们的罪罚。请传令新任巡抚韩邦奇驻兵压境,扬言讨伐,捕捉那些首犯,用以弘扬国家的威严,不能一味姑息。”世宗不听他的劝告,吕经最后被逮捕了。宗明不久后改当礼部左侍郎,死于任上。

当初,议礼的几个大臣依仗世宗的恩遇和宠爱,气势凌人,为所欲为。宗明虽然也是由此突然间显贵起来的,但他对人、对事所持看法比较平允,在这几个人中只有他不被大家畏惧、讨厌。

黄绾传

黄绾,字宗贤,浙江黄岩人,是侍郎孔昭的孙子。他继承祖父的封荫做了后府都事的官职。他曾经跟谢铎、王守仁学习过。嘉靖初年,他担任南京都察院的经历。

张璁、桂萼上书争议“大礼”,世宗心向着他们。三年二月,黄绾也上书说:“武宗继承孝宗的皇位坐了十六年,现在再把陛下当作孝宗的儿子,继承孝宗的皇位,那么武宗岂不是不应该有庙了吗?这样子使孝宗不能够把武宗当儿子,就是使孝宗绝了后,由此又使兴献帝不能把陛下当作自己的儿子,就又使兴献帝绝了后。这岂不近似于废除了三纲,破坏了九法吗?”奏章递进后,世宗非常高兴,把它下发给有关部门。这个月里边,他又上书一次重申前边的意见。不久听说世宗发布诏书把献帝称为本生皇考,他又一次抗言上书极力争辩。后来又同张璁、桂萼及黄宗明联名上书争辩,“大礼”才决定下来。黄绾由此很受世宗的信任。到了第二年何渊奏请为献帝修建世庙时,黄绾和宗明驳斥了他建议的错误。不久他升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又请病假回家了。后来世宗想起他议定“大礼”的功劳,就在六年六月召他回京并提升为光禄少卿,参加编写《明伦大典》。

王守仁受到别人的忌妒,所以虽然被封为伯爵,却不发他诰命、铁券和岁禄;手下有功的人如知府刑王旬、徐琏、陈槐,御史伍希儒、谢源等,大多因为考评被罢黜。黄绾向朝廷作了上诉,并且请求召守仁来朝辅佐世宗治国。守仁这下就按规定得到了封赏,刑王旬等人也得以论功录用。黄绾不久升任大理左少卿。那年十月,张璁、桂萼把翰林们赶到地方上去了,用自己所喜欢的人来增补,就任命黄绾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到经筵前值勤。像他这样以任子入官而做到翰林,还是以前没有过的事。

第二年,《大典》编写成书,黄绾升为詹士。锦衣佥事聂能迁当初追随钱宁当了这个官,后来按照世宗即位诏书的条例改当锦衣百户。后来他追随张璁、桂萼讨论“大礼”,并且交结宫廷中身份很高的宦官崔文,又恢复了原职。《大典》成书后,大家都升了级别,偏他没份,能迁很恼火,就嘱托赋闲在家的主事翁洪写了奏章交上去,诬告王守仁是贿赂了席书才得到召用的,话中牵扯到黄绾和张璁。黄绾上书作辩解的同时,又请求离职避嫌。世宗语气亲切地挽留他,而把能迁交给法司问罪,罚他去充了军,翁洪也被编入原籍做了小百姓。

黄绾和张璁等人结交得很深。张璁想任命他做吏部侍郎,并让他到南京去主考,都被杨一清给压了下来,又因为他的南方口音不让他参加经筵。黄绾大为恼火,上书恶毒攻击一清,而不提他的名字。世宗心里知道他是指的一清,就用套话批评了他。那年十月,他调到南京去做了礼部右侍郎,掌管着各部的大印。十二月就召回朝当上礼部左侍郎。

当初黄绾和张璁结交得很深。到这时,夏言当礼部尚书,世宗正向着他呢,黄绾于是暗中追随夏言,与张璁相矛盾。他在南京礼部任副职的时候,郎中邹守益称病告退,朝廷传令让黄绾核实。后来朝廷好长时间没有给守益批复,守益就擅自离任而去了。现在吏部尚书汪钅宏承张璁的口风上书揭发了这件事,世宗传令削了守益的官职,让汪钅宏对此事再加核实,汪钅宏就弹劾说黄绾在蒙骗皇上,张璁就请到圣旨把黄绾贬官三级,调出京外。恰好这时礼部奏请选择求告谷神的导引官,世宗就把黄绾留下来供事。汪钅宏于是又上书攻击黄绾,并且又抬出黄绾其他一些事来,世宗又传令把他调出去。黄绾上书为自己辩白,就此攻击汪钅宏,说他是张璁的鹰犬,请世宗罢免了自己,让自己好去避祸。世宗到底还是想到他议定“大礼”的功劳,所以就一如既往,留下了他。从此开始,黄绾就明显地与张璁敌对起来了。

早先大同发生了兵变,杀死总兵官李瑾,据城坚守。总制侍郎刘源清、提督谷阝永打算屠城,城中军民又恨又怕,就对外勾结蒙古来相助,塞上形势非常紧张。巡抚潘仿赶忙请求朝廷停止用兵,源清恼了,飞章上书极力诋毁潘仿。张璁和朝廷的意见都向着源清,黄绾偏上书说用兵不是办法。等源清被免职后,侍郎张瓒前往接任。他还没到,郎中詹荣等人已平定了叛乱。叛乱士兵还没有全部抓获,大同军民受到的创伤很严重,代王请朝廷派遣大臣去安抚百姓,缉拿罪犯。他的奏章下到礼部讨论,夏言认为应该答应他的要求,并且极力批评以前用兵的不当,言辞之间把张璁也攻击了一番。张璁恼了,坚决压着不想派人。世宗婉转地做了解释和指示,然后就特意任命黄绾办这件差事,并命令黄绾考察军队的情况,考评官员的功过,允许他见机行事。黄绾走马来到大同,宗室、军民状告官军杀人抢掠的有一百多起,却没有状告叛军的。黄绾对这些案件一起也不加过问,用以安定军心。有替叛军出使蒙古返回的人,黄绾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了,这下已经投诚的叛军又煽动起来。黄绾把当地军民都召集起来,对他们讲清了利害关系。受害者前来投诉,黄绾假装不予追究,暗中却把状纸交给负责分发救援物资的官吏,暗地里核实,然后一天之中抓到十几名首恶分子。一个叫尚钦的士兵杀了一家三口人,害怕自己躲不过,就在夜里敲锣鼓动造反,没人响应他,他自己就给抓了起来。黄绾又画了几名首恶分子的头像贴出去悬赏捕捉他们,大同军民这才不担心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黄绾责成有关部门在城外树木栅,在四个城角地带建立保甲制度,又创办社学,教育军民子弟,城中的局势大为稳定了。回朝以后,黄绾向世宗汇报了大同的文武将吏的功过,极力抨击源清和谷阝永。黄绾因为此番功劳被提加一级俸禄。张璁及兵部包庇源清,暗中压黄绾。黄绾一次次上书评理,世宗也心向着他,源清、谷阝永终于被逮捕了。不久以后黄绾因母亲死掉回家守丧去了。

十八年(1539),礼官因为给皇天上帝及皇祖加了尊号和谥号,请求派遣官员去通告朝鲜。当时世宗正打算讨伐安南,想乘这个机会窥探安南的情况,就说“:安南也是给我们朝贡的国家,不能因为近年来背叛我们就不让他们知道。希望选择一个有学识的大臣前去。”朝臣屡次推荐人,世宗都不用。最后特别起用黄绾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的身份担任正使,谕德张治为副职。世宗当时在承天视察,就催促黄绾到行宫来接受任务。黄绾害怕到安南去,所以到徐州就先派人骑马前往说自己生病不能前往,以至于未能如期上任。世宗批评他不骑马到行宫来,而乘船到京城去是大不敬的行为,让他说明原委,过后也就放了他一马。黄绾几次请求方便,要求能节制两广、云、贵的重臣,派给事御史做同事,吏、礼、兵三部各选两名郎官听他使唤。世宗都听从了他。最后黄绾又替自己的父母请求追赠,并且要援用设立太子时的开恩条例,按所追赠的官名颁发给他诰命。世宗恼了,剥夺了他才当上的尚书,让他以侍郎身份回家闲住着,出使安南的事最后停了下来。黄绾在家住了很久以后才死掉。

黄绾从荫庇的恩典起家,官做到副部级。最初他依附张璁,后来又背叛张璁追随夏言,当时人们都把他看作一个阴险、狡诈的人。

杨一清传

杨一清,字应宇,他的祖先是云南安宁人。父亲杨景,从化州同知任上退休,带着他住在巴陵。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写文章,被作为奇童推荐做了翰林秀才。宪宗让内阁选择教师教育他。十四岁中乡试后,又登成化八年(1472)进士。他父亲死后埋葬在丹徒,于是他就把家安置在那里了。

除下丧服后,做了中书舍人。过了很久,升为山西按察佥事,又以副使身份到陕西任督学。一清相貌丑陋而天性机敏,喜欢谈论经世济民的大事方针。在陕西八年中间,利用空闲时间把边疆的情况研究得很详备。调入朝廷做太常寺少卿,又升为南京太常寺卿。

弘治十五年(1502)孝宗采纳刘大夏的举荐,提升他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去陕西督理马政。西边的番国本来有很多马,因为他们凭仗中国的茶叶去防治疾病,所以太祖曾制定法令,用四川的茶叶换取番人的马供军队使用。时间长了,禁令松弛了,不法奸商经常贩运私茶出关去赢利,番人的马不再按时送过来了。一清对此严加禁止,把茶叶贸易的好处全部收归官府,以此制服各番,番人的马匹又源源而来了。当贼寇大举侵入花马池的时候,孝宗皇帝让一清巡抚陕西,同时仍旧督理马政。一清才接受任命,贼寇已经撤退。于是一清着手选将练兵,修筑平虏、红古两座城池,用以增援固原;又沿着黄河修建矮墙用以防范靖虏;检举揭发并罢免了贪婪、无能的总兵官、武安侯郑宏;裁减了镇守宦官多余的开支。这下,军队的纪律为之肃然。

武宗刚刚即位,贼寇几万人骑马进犯固原,总兵曹雄的军队被隔绝,音讯全无。一清率领轻骑兵从平凉出发昼夜兼程,到达曹雄的军中,为他筹划、指挥,设了很多疑兵威胁敌人,敌军于是改犯隆德。一清于夜间点发大炮,声音回荡在山谷中间。贼寇怀疑有大部队过来,就逃到边塞外去了。一清因为延绥、宁夏、甘肃有战争警报而不相互增援,原因在于无人统一指挥,请求朝廷派大臣来兼领各部。大夏请求就此任命一清总制三镇的军事。不久一清升为右都御史,就建议修整边防,他的奏章大概说:

“陕西的各处边境,延绥居于险要地带,宁夏、甘肃有河山可以扼守,只有花马池到灵州一带平地宽广,城堡又久不维修了。贼寇破墙而入,那么固原、庆阳、平凉、巩昌都要受害。成化初年,宁夏巡抚徐廷璋修建战防墙长达二百余里。在延绥的边防墙,余子俊把它修得很牢固。由此,贼寇有二十多年不曾到过河套地区。后来边防战备失修,护城墙和战壕一天天变为平地。弘治末年到现在,贼寇年年前来侵略。都御史史琳请在花马池、韦州设立军营,总制、尚书秦..仅仅修建四五个小土堡,又在靖虏到环庆间开挖七百里战壕,以为这样就不必忧虑了。不到一二年,贼寇又打了进来,这说明秦..所修建的土堡和开挖的战壕不能挡住敌人。我在陕西做了多年的官,对敌我情形很知道一些。贼寇前来动辄声称有数万人马,往来飘忽,速度很快。我方呢?敌人没到就征调部队,多有扰民破费的地方,敌人来后征调援兵又耽误军机。我想打仗时敌人不来,持久驻防就会使我们的军队坐至疲惫。我以为守护边疆的策略,要点有四条:修筑墙堡,开挖战壕,加强防备;增设卫所,壮大边防力量;治理好灵州、宁夏,安定内附的番人;修整韦州城,用以遏制敌人前来侵略。

“现在的河套也就是周朝所说的朔方,汉代所说的定襄,赫连勃勃所辖的统万城。唐朝张仁愿在这里修建了三座受降城,设置了一千八百所烽火台和..望台,突厥人不敢过山来放牧牛马。古代那些干成大事业的人无不是劳苦在先,然后才得到安逸。那受降城依仗三面险要形势,充当千里河山的屏障。开国初我们放弃受降城而保卫东胜,已失去了一面天险之地。后来又放弃东胜,驻兵延绥,以一面形势防阻一千多余里的要害地带,由此使得河套一带沃土变成了贼寇的巢穴。深山大河,有利地势掌握在敌人手中,而宁夏对外防御的天险反过来倒做向南防御黄河的屏障。这就是边防战患相连无法消除的原因。为今之计,实在应当再驻守东胜,依仗黄河固守,往东连着大同,向西接应宁夏,使河套一带方圆千里的土地归我们耕种、放牧,屯田几百万亩,减少从内地运送的需求,这是上策。假如不可能这样,趁现在增建边防战备,敌人来了有办法抵御,也比束手无策好些。”

进而他逐条陈述了方便的措施:延绥安边营石涝池到横城三百里,应设土墩、石台九百座,取暖的..望台九百间,驻军四千五百人;在涝池到安边营之间一百六十三里,土地平坦、宽广,便于修建防护墙的有一百三十一里,山势险峻但可以铲平、修整的有三十二里,应设土堡、望敌台,连接宁夏东路的防线;花马池没有天险,敌人来时依仗临时武装,应该设置卫站,兴武营守御所兵力不足,应召募新兵入伍;自环庆往西到宁州,中间应增派兵备一人;横城以北,黄河南岸现有三十六座土堡,应予修复。武宗同意了他的建议,拨出几十万两国库银,让一清修建防护墙。而刘瑾恨一清不归附自己,一清无奈就托病还乡去了。修筑成的防护墙只有位于要害地带的四十里而已。刘瑾又诬告一清冒领、浪费边防费用,把他逮进了锦衣卫的监狱里。大学士李东阳、王鏊竭力营救,才被释放出来,仍旧命令他罢官回家,为此,他前前后后被扣发的禄米有六百石之多。

安化王蜫钅番起来造反,朝廷诏令一清出来总制军事,与总兵官神英一道西讨,宦官张永监督他的军队。军队还没到,一清原来的部将仇钺已活捉了蜫钅番。一清飞马到达仇钺的兵镇,宣布了朝廷对劳苦将士的慰问。张永不久也到了,一清和他结交,在一块共事得都很快乐。他知道张永和刘瑾有矛盾,就借机愤恨地说“:仗着您的力量平定了反贼,但蜫钅番容易除掉,拿国家内部的祸害又怎么样呢?”张永问“:你指的是什么?”一清就凑上去在手掌中画了一个“瑾”字。张永为难地说“: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在皇上身边,依附他的人盘根错节,抱成一团,他的耳目太多了。”一清激动地说“:您也是皇上信任的大臣,讨伐反贼,不交给别人办而交给您,皇上的用意可以想见。现在大功告成,您可以奏上捷报,请得机会向皇上讲论军事,借此机会揭发刘瑾干的坏事,极力陈述天下人的怨恨和对心腹之患、宫廷政变的担心。皇上聪明、勇武,一定会听取您的意见,杀掉刘瑾。刘瑾除掉后,您越发得到重用,就可以发愤努力,革除以前的弊端,得到天下人的拥戴。吕强、张承业和您,将是千年来三大豪杰呢。”张永问道:“假若不成功,怎么办呢?”一清说:“话从您口中说出,一定会成功。万一皇上不相信,您就爬在地下叩头哭述,在皇上面前请求自杀,挖开心肝以显示所说并非假话,皇上一定会因为您而感动的。如果您得到皇上批准,就立即行动,不要有片刻迟缓。”于是张永发愤站起来说:“嗨,老奴怎么能爱惜余生而不以生命报效皇上呢?”最后按照一清的计策诛杀了刘瑾。张永从此感激一清,在朝中为他张罗,一清被召回朝中,当了户部尚书。评定功绩,加封为太子少保,得到一笔赏银。不久改任吏部尚书。

一清对当时政治最为通达、干练,而且心胸宽广,热爱贤士大夫,与他们一道成就功名。凡是被刘瑾所诬陷的人才,大都被他酌加录用了。早上知道一个人才,当天就予推荐,因此他的门生遍布天下。他曾经两次在关中带兵,所提拔的偏裨小将做到大将乃至封侯的人,接连不断。有人送礼进来,顺手就散发给别人了。造反的大盗在中原作乱,一清上书请求调兵遣将,前后共几次上书,武宗都批准了。盗贼被镇压后,一清被加封为少保、太子太保,荫子锦衣百户。又被推荐入内阁为阁员,但武宗没有用他,而是用了尚书靳贵,把一清升为少傅、太子太傅。给事中王昂上书议论选用官吏的弊端,指责一清扶植私党,武宗为此把王昂贬了官。一清又上书解救他,武宗温和地回答说“知道了”。乾清宫发生火灾,武宗下诏求取正直的谏议。一清上书讲到皇上上朝太迟,祭祀礼数不周,宫廷西部修建僧房,紫禁城中驻扎着边防部队,城郊设立的皇店有害无益,江南织造的设立骚扰一方。为此他自称生病,请求回乡,武宗慰问并挽留了他。大学士杨廷和回家守丧后,武宗让一清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密大事。

张永不久因罪罢官,而他的干儿子钱宁却掌了权。钱宁过去曾喜欢过一清,有人从中间挑拨所以心中对一清怀了恨。恰好碰上灾变,一清上书自我批评,极力陈述当时政治,中间有几句话说“有人用大话迷惑皇上,破坏国家大事,内廷中夹杂了武夫,京城都没有可以依靠的屏障”,用来批评武宗身边宠信的小人,武宗看后并不理解。钱宁与江彬等人听说后大为恼怒,就让戏子们在武宗面前制造流言蜚语,影射一清。当时有一个在考察中被罢官的人,教唆武学生朱大周攻击一清的隐私,钱宁在宫中充当内应,给事御史周金、陈轼等接连上书指斥大周一派胡言,请追究幕后主使人,武宗不听。一清于是尽力请求退休还乡,武宗传下令表扬了他一番,让他退休,按规定供给仆役、禄米。武宗后来南征时,还来过一清的府第,君臣高兴地喝了两天两夜酒,赋诗唱和达十次左右。一清平静地劝止武宗,武宗于是取消了江、浙之行。

世宗还是世子的时候,献王曾说楚地有三杰,就是刘大夏、李东阳和杨一清,世宗心里记下了。等即位后,大臣们接连推荐一清,世宗就派官下去赠送银币给他表示慰问,告诉他召他回朝的时间,催他上书对政治发表意见。一清上书谢恩,世宗特别给他一子做中书舍人的奖赏。嘉靖三年(1524)十二月二十八日,诏令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的品位改任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事。前任首辅充当边地将帅,这是从一清开始才有的事。诏书以温和的语气赞扬他,把他比作郭子仪。一清到现在已是第三次出任总制,士卒对此欢喜雀跃。亦不剌逃窜到西海,成为西宁、洮河一带的祸害,金献民认为召安有利,一清却主张剿灭他。土鲁番请求上贡,陈九畴想回绝他,一清却请对土鲁番加以安抚。他经常带领军官们演习阵法,曾说:“没有战事的时候应当像有战事一样提防着,有战事的时候应当像没事一样镇静。”

正当张璁等极力排挤费宏时,御史吉棠借机请把一清再调入内阁。给事中章侨、御史侯秩等上书争辩,世宗把侯秩贬了官,就此召一清回朝当了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朝觐见后,加少师衔,仍兼太子太傅,这也是过去没有过的事。过了不久,《献皇帝实录》成书,升一清为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一清以自己没有参加编写为理由推辞,世宗不允许。王宪奏上捷报,又归功于一清,加封他特进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费宏这时已经去职,一清于是做了首辅。世宗赐给他两枚银章,一个刻着“耆德忠正”,一个刻着“绳愆纠违”,让他密封奏本,上书议事。他跟张璁说起张永以前的功劳,张永又得以出任提督团营。给事中陆粲请求增建边防上的防护墙,奏章中援引了一清过去的主张,一清于是极力肯定他的主意。世宗为此拨发国库银,让侍郎王廷相过去经办,但是时间长了也终于停顿下来。《明伦大典》成书以后,一清提了正一品的官俸。

当初“,大礼”的争论开始后,一清正在家赋闲,见到张璁的上书,他写信给门人乔守说:“张生的这种主张,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修改了。”他又劝席书及早应召,以便把“大礼”的议论确定下来。张璁等人突然间显贵起来,很想拉一清来作为自己的帮助。世宗也因为一清是年老的大臣,对他的恩礼很是厚重,免了他正常的朝见、日讲、值班,每月初一、十五日才参加早朝,并且让他迟到清晨再进内阁办公事。世宗给了他很多御书、和诗、金币及酒肉等赏赐。他所建议的边疆守御、国务事宜,无论大小,世宗无不倾听。

张璁与桂萼把费宏排挤走以后,心想一清一定帮自己的忙,一清却请召谢迁还朝,他们心里就恨起一清来。谢迁人还没到,张璁已经进入内阁,把很多事都改了样。一清援引惯例对他稍加压抑,他们那伙人就愤愤不平。锦衣聂能迁攻击了张璁,张璁想把他置于死地,一清不同意。张璁恼了,上书暗中诋毁一清,又唆使黄绾起劲地排挤一清。一清上书辩解,说张璁因为能迁一事所以排斥自己,并且又涉及到张璁说过的别的话,就此请求退休。世宗为他们双方做了劝解。一清又因为灾变上书,请世宗告诫百官注意同心同德,又请宽恕过去议礼大臣的罪过。张璁这下更加恨他了。桂萼进入内阁后,也和他互不服气。一清一再请求解职,并且说:“现在有权说话的人们喜欢改这改那,我却主张安宁、平静;他们崇尚尖刻的考查,我却主张宽松、和平。因此相互之间意见有很多不同,我愿意为能人避开道路。”世宗又用温和的诏书表扬他一番。这时给事中王准、陆粲揭发了张璁、桂萼揽权、纳贿的罪状,世宗立即罢免了张璁、桂萼,并且公开了他们的罪行。他们的党羽霍韬奋臂喊叫说“:张、桂二人走了,再往下就轮到我了。”于是上书竭力攻击一清,说他受了张永、萧敬的贿赂。一清又一次上书辩白,请求解职。世宗虽然安慰并挽留他,而张璁又被召了回来,霍韬对他的攻击更加厉害,并且说法司是受了一清的煽动、指使,蓄意给桂萼定的罪。世宗果然给激怒了,命令法司会同朝中大臣一起讨论此事。把刑部尚书周伦下放到南京,让侍郎许赞取代了他。许赞于是证实了霍韬的话,请剥夺一清的官籍,世宗让一清自己作说明。张璁这时三次密封上书,提出一清参加确议“大礼”的功劳,请给他休一次长假,实际上是要世宗下定决心打发一清离开。世宗果然同意一清退休,由驿站派车送回,仍旧赏赐他一些金币。第二年,张璁等人制造了朱继宗一案,把一清定罪为因为受张永弟弟张容的金钱为张永撰写墓志铭,又给了张容世袭锦衣指挥的封赏,于是剥夺了他的官职,由他在家闲住。一清极为痛恨地说:“我老了,竟然给这毛孩子卖掉了!”为此气得背上长了毒疮,死掉了。死前上书中说到自己被人诬蔑,死了也闭不了眼睛。世宗命令免了他的贪赃罪,不予追究。过了几年又恢复了他原先的官位。很久以后,才追赠他为太保,谥文襄。

一清生来生殖器不全,长得像个宦官,没有生过孩子。他学识渊博,善于权变,尤其通晓边防事务。当军事文书繁杂时他一个晚上写成十篇奏章,篇篇都说中要害。有人批评他,他反要推荐、赞扬那个人。只是晚年与张璁、桂萼不合,被他们倾轧,没能够得着皇上的恩典、礼遇,忧郁而死。但是他的才干当时无有匹敌,所以有人把他比作姚崇。

王琼传

王琼,字德华,太原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最初担任工部主事,后升为郎中。外调治理漕河三年,把所经历过的事罗列出来,撰写了一篇记叙文。后来接任的人查考那些事,竟然是毫厘不差,由此王琼就以勤勉、干练出了名。不久改任户部郎中,又转官河南右布政使。

正德元年(1506)他被提升为右副都御史,负责督办漕运。第二年入朝,担任户部左侍郎。衡王府当时有朝廷赏赐的土地,荒芜得无法耕种,衡王还是勒令百姓按照正常情况交租,又反过来诬告赵贤等小百姓侵占了他的土地。王琼前去检察,把旁边百姓家的土地夺过来给了衡王,把赵贤等发配到边境充军,当地百姓有很多人都怨恨王琼。三年春天,朝廷推举吏部侍郎,前后推上六个人,武宗都不同意。最后把王琼推选出来,武宗同意了。因为他在户部时边疆大臣用太仓的银子没有归还,有关负责人员上报晚了,户部尚书顾佐被扣发了俸禄,王琼被调往南京。过后,又改任户部右侍郎。八年升为户部尚书。王琼为人很有心计,善于查对。他在为郎时就把过去的文牍、规则抄了下来,全面掌握了户部钱财收支、亏盈的情况。等做了尚书,更加熟悉了国家的财政计算。边境有将领来请拨发粮草,他屈指计算一下某仓库、某草场有多少粮草,各郡每年运送多少,边防士卒每年秋收粮草多少,就说:“这些已经够了。再伸手要就是弄虚作假。”由此大家更认为王琼有才干了。

十年(1515)他接替陆完做了兵部尚书。当时各地盗贼四起,官兵的将士都以斩杀敌人的头颅数论功升官。王琼上书“:这是嬴秦似的败国政策。在边境上实行还可以,没有内地作战而以头颅数论功的。现在江西、四川的官兵乱杀平民百姓成千上万人,纵容了盗贼,留下了祸患,都是这条规定造成的。从现在起官兵在内地讨伐盗贼,只以扫荡、平息论功,不再计算斩获头颅数目。”武宗同意了。武宗皇帝当时到边塞以外远游,长年不回,京郊的盗贼正悄悄兴起。王琼请在河间设置一名总兵,在大名、武定各设一名兵备副使,责令他们平息当地盗贼,又传令顺天、保定的两个巡抚,严守要害地段防止外敌侵入,征集辽东、延绥兵马到武宗行宫附近地区,用以保护皇上。朝廷内外仗着这些才不担惊受怕。孝丰的盗贼汤麻九起来造反,有关部门请派军队过去收捕。王琼请密令勘粮都御史许廷光出其不意地擒拿他们,结果成功了,盗贼没一个漏网。各地奏上捷报后,大多归功于王琼的谋划,他因此几次受到赏赐、封荫,逐渐做到了少师兼太子太师,儿子也被封为世袭锦衣千户。等到修建乾清宫完毕,又荫封他两个儿子为锦衣千户,他受到的宠爱在几个尚书中首屈一指。

十四年(1519),宁王宸濠造反作乱。王琼请武宗命令南和伯方寿祥率领操江部队防守南京,南赣巡抚王守仁、湖广巡抚秦金各自率领自己的部队开往南昌,应天巡抚李充嗣镇守京口,淮扬巡抚丛兰扼守仪真。他的奏章递上后,武宗心里想要亲征,君臣争议了三天还决定不了。大学士杨廷和催促皇上早作决定,武宗最后还是下诏亲征,让王琼与廷和等人在北京坐镇。在此之前,王琼任用王守仁巡抚南、赣,放权让他见机行事,提督军务。等宸濠造起反来,地方上报朝廷知道后,满朝大臣心里惴惴不安。王琼说“:大家不用担心,我任用王伯安到赣州去,正是为了现在这件事,反贼马上就会拿下的。”没过多少天,事情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

王琼很有才能,并善于结交权贵。他恭敬地侍奉钱宁、江彬等人,由此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他递上去给皇上的建议、请求一经提出就能得到批准,他能在兵部多次立功,也是借了江彬等人的力量。陆完倒台后,他取代陆完做了吏部尚书。王琼忌妒彭泽平定流贼,名望超过了自己,就勾结钱宁,用重罪中伤彭泽。又把云南巡抚范镛、甘肃巡抚李昆、副使陈九畴诬陷下狱,一时间朝廷内外官员大多害怕王琼。而大学士廷和也因为王琼所行赏罚大多得到武宗发自内宫的批复诏书,不经过内阁,所以无能为力。第二年,世宗继了位,谏官前后不停地揭发王琼,他被关进了都察院的监狱。王琼于是竭力攻击廷和,世宗这下更认为他不正直,就交由大臣们议论,结果以触犯结交皇上左右侍卫的律令应判处死刑,改为让他充军庄浪。王琼又上诉说自己年纪大了,因而被改派到绥德充军。

张璁、桂萼、霍韬掌权后,因为王琼与廷和有仇,就推荐了他,世宗没有听从他们。到嘉靖六年(1527)边境上有战事,桂萼等人坚决请求任用王琼,没有得逞。但世宗也可怜王琼年老有病,就让他返回老家做个平民。御史胡松因为弹劾桂萼被贬官外放,他的同事周在请求饶恕胡松,也被关进了诏狱。桂萼又一次说到王琼以前批评过廷和,所以满朝大臣一齐起来排斥他。世宗于是命令让王琼官复尚书,等候任用。第二年就让他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的名义接替王宪提督陕西三边军务。

吐鲁番占领了哈密,朝廷决定关闭关门,拒绝它的进贡,已经有四年了。到这时,它的将领牙木兰因为受到速檀满速儿的猜疑,率领二千人来请求内附。沙州番人帖木哥、土巴等,一向受土鲁番奴役,以他们的征收为痛苦,也率领五千多人入关来内附。土鲁番人来侵犯,接连被参将云昌等打败。他们勾引瓦剌人侵犯肃州,游击彭..打退了他们。敌人既失去了援助,又在几次战争中失利,于是归还哈密,请求上贡,请归还被扣押在中国的使臣,只是话说得很不礼貌。王琼上书请求对他们予以安抚、结交,世宗采纳兵部尚书王时中的意见,像王琼奏请的那样做了处置。霍韬对此提出责难,王琼又上书请求遣还土鲁番的使臣,像以前那样允许他们来上贡。从此西域又平定下来,只是北方的贼寇常常来骚扰边疆。首次进来侵犯庄浪,王琼部下的将领阻击他们,斩获几十个首级。不久由红城子进来,杀害了部饷主簿张文明。第二年又用数万骑兵来犯宁夏,过后又侵犯灵州,王琼派济南梁震等拦截,斩敌七十多人。那年秋天,征召各路精兵三万人,在塞下巡行。敌人听说了,卷起帐篷远逃而去。明朝官兵于是分路进攻,放火在原野上焚烧,显示了军威,然后收兵而回。

在这之前,南京给事中丘九仞弹劾王琼,世宗却加以安慰、挽留。等张璁、桂萼被罢免后,那些弹劾张璁、桂萼等人的大臣都出面攻击王琼,世宗于是命令他退休。不久又把先前的诏书搁下来,派人对王琼表示慰问。正好番人前来临洮大肆掳掠,王琼征调兵力讨伐若笼、板尔各部,焚烧了他们的巢穴,斩杀了三百六十人,收附了七十多个部族。评定战功,被加升为太子太保。王琼在边疆上,战备都整顿得很好。贼寇曾经打到山西,占了便宜,过了一年又来边境上抢劫,假装着要向东打,王琼命令在西边做好战斗准备。贼寇果然钻了进来,官兵沉重地打击了它。各处番人被扫荡、平息后,西部边陲更加太平了。甘肃军民一向受吐鲁番人侵犯、欺凌,现在惟恐王琼离开,就一块请求当地守臣向朝廷上书,留下王琼别走。于是巡抚唐泽、巡按胡明善都上书叙述他的功劳,请听从甘肃军民的请求。世宗为此颁发诏书,奖励了王琼一番。

当初,世宗厌恶杨廷和,怀疑朝中大臣都是他的同党,所以接连任用桂萼、方献夫主管吏部。等献夫离任后,世宗不想任用另外的人,所以久久不增补这个缺额。到十年(1531)冬季,才派行人拿着敕书前往召王琼回朝。当吏部尚书、南京御史马易攵等十个人上书痛骂王琼是先帝一朝遗留的大奸臣时,世宗大为恼怒,把马易攵等人全都关进了诏狱中,并且对王琼表示安慰。不过不久,马易攵等也都官复原职了。花马池传来战报,兵部尚书王宪请派出部队。王琼说花马池战备严整,敌人打不进去,大部队去了,敌人先撤了兵,只能空自耗费中国的人力、财力而已。王宪最终还是派出六千人,走到彰德,敌人果然逃走了。第二年秋天,王琼死在任上。被追赠为太师,谥恭襄。同一年,彭泽已在王琼之前死掉了。

在正德、嘉靖年间,彭泽、王琼都有才干,有胆略,他们不停地相互中伤,仕途中你进我退,几番更迭。其中王琼阴险、忌妒,舆论尤其不赞成他。但是他在兵部时立了很多功,外放提督陕西三边军务时,人们也曾把他比作杨一清呢。

彭泽传

彭泽,字济物,兰州人。从小跟着外祖父段坚读书学习,为人很有志向和操守。参加会试两场考完,听说母亲生了病,就立即回家去了,他母亲的病也就好了。他后来考中弘治三年(1490)进士,初任工部主事,后转任刑部郎中。有豪强杀了人,彭泽判他死刑,宫廷中有势力的宦官出面替这个人请求减免,彭泽坚持原判,不听请托。后来外出做徽州知府。他将要嫁女儿,置办了几十件漆器,让手下人送到家里。他的父亲大为恼火,马上给他烧掉了,然后步行到徽州。彭泽惊奇地出外迎接,示意手下人背上他父亲的行李。他的父亲怒气冲冲地说“:我自己背了它几千里,你难道不能背几步路吗?”进到府里,就在堂下把彭泽杖打了一顿。打完后,拿起自己的行李径自走了。经过这件事以后,彭泽痛下决心砥砺品行。政评中得了最好成绩,人们把他比作前任知府孙遇。孙遇的事迹见于《循吏传》中。后来因守父丧还乡去了。

正德初年,被重新任命为真定知府。有宦官几次三番触犯禁令,彭泽在厅堂上为他准备了一个棺材,用死来吓唬他,那个宦官从此不敢再逞强了。后来他升任浙江副使,又做过河南按察使,所到之处都以有魄力著名。后来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升右副都御史后,改任保定巡抚。还没有赴任,刘惠、赵钅遂等在河南作乱,朝廷命令彭泽与咸宁伯仇钺提督军务,前往讨伐。他上书陈述了十一条意见,要求便宜行事,以便利用厚赏和重罚,激励官兵。彭泽体格高大,腰带有十二围长,声音响亮,和人说话就像在喊叫。才一上任,就大整军容,把各队将校召来,责告他们临阵畏缩,一律处死。各队将校吓得大腿直发颤,赶快低头认罪,过了好久,彭泽方肯罢休,于是传达军令,要求鼓声一响就靠近寇贼。这样经过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连连打败敌人。才四个月时间,河南的盗贼全被平定了。彭泽当时说过的话,详见于《仇钺传》中,登录战功,彭泽晋升为右都御史、太子少保,荫封儿子为世袭锦衣百户。

不久他接替洪钟总督川、陕各路军队,前往讨伐四川的盗贼。当时鄢本恕、蓝廷瑞、廖惠、曹惠已经被平定,只有廖麻子、喻思俸依然猖獗。彭泽和总兵官时源一起几次对敌作战,部将阎勋在剑州追拿了麻子。思俸逃窜到通、巴之间,势头又抬了起来。彭泽指挥各路官兵包围,他终于被活捉了。彭泽于是移驻汉中,请求班兵回朝。尚未得到朝廷批复,而内江、荣昌的盗贼又急切活动起来。彭泽又移师讨伐,征服了它,并且镇压了成都那些捉拿了知州、指挥的造反士兵。此后他更坚决请求班师回朝,朝廷诏令他暂时留驻保宁,维护治安,把他提升为左都御史、太子太保,还和当初一样荫封他的子孙。

他后来又两次请求回朝,才得到征召。尚未动身,碰上吐鲁番占领哈密,捉拿了忠顺王速檀拜牙郎,拿了他的大印回去,并送了一份气势凌人的书信到甘肃,勒索金币。总制邓璋、甘肃巡抚赵鉴把这事报告朝廷,请派遣大臣下来总办此事。大学士杨廷和等人一起推荐彭泽。彭泽长久生活在部队里,厌烦了,就以甘肃是自己家乡为名加以推辞,并且自称生了病,所以推荐说邓璋和咸宁侯仇钺有能力担任。武宗皇帝颁下诏书对他加以慰问和鼓励,他才勉强上任。彭泽有武才,懂军事,但他生性好简易,爱赌气。他这次总办哈密一事就做得很不恰当,钱宁、王琼等人又合力倾轧他,他就因为此事被判了罪。彭泽到达甘州时,吐鲁番正在侵犯赤斤、苦峪等卫,派遣使臣来勒索金币,并表示愿归还哈密。彭泽以为番人可以利诱,就与赵鉴商议,派哈密都督写亦虎仙拿二千枚金币,一只银酒枪前往贿赂他们,要他们归还哈密城忠顺王的大印。还没等消息返回来,他就上书说哈密一事已经平息了,请求回家养老。朝廷于是召他回朝主管都察院的事务。巡抚御史冯时雍上书说哈密城并未收复,彭泽不应该太早召回。武宗没听取他的意见。

当初兵部没有尚书,朝中大臣一起推荐彭泽,而王琼得到了这个位置,又暗中阻止对彭泽的召还。谏官有很多人弹劾王琼,由此两人有了矛盾。彭泽又时常借着酒兴欺负王琼,王琼更加想要扳倒他。彭泽常常骂钱宁,王琼告诉钱宁,钱宁不信。王琼于是邀请彭泽来家里喝酒,把钱宁藏在屋里边的屏风后边,引逗彭泽喝醉后大骂,让钱宁自己听见,这下钱宁非常恼怒。碰上贼寇大肆进入宣府,朝廷决定由许泰带兵,由彭泽总制东西两边军务。等诏书传下来,让许泰留下来,又不任命彭泽为总制,只是让他统率两个游击手下的六千名士兵出发,实际用意是要为难彭泽。彭泽上书说“:我是一个文臣,冲锋陷阵并不是我独自一人能够做到的。”王琼于是上书请派成国公朱辅和他同去。正好贼寇逃跑了,彭泽才又回来办理都察院的事务。

写亦虎仙这个人一向贪狠、狡猾。他虽然住在甘州,却暗中勾结吐鲁番酋长速檀满速儿,为他做耳目,占领哈密城,夺取忠顺王大印都是他主谋的。彭泽当初不知道就派了他去。满速儿拿忠顺王大印过来归还,却依旧扣留着速檀拜牙郎。虎仙又进谄言,让他前来侵犯,说“:肃州是可以拿下来的。”满速儿高兴了,就让他的女婿马黑木随贡使前来窥探虚实,并且索取贿赂。彭泽当时已经还朝,赵鉴也调走,李昆接替他当了巡抚,因为怕生意外,就把吐鲁番的使臣扣作人质,押在甘州,同时把虎仙驱逐出关。虎仙害怕得不敢到吐鲁番去了。满速儿听说这些以后恼火了,又占领了哈密,分出部分兵力侵占沙州,自己亲自率领一万骑兵来攻打嘉峪关。游击芮宁与参将蒋存礼进行抵御。芮宁带七百人在沙子霸首先遇上敌人,敌人包围了芮宁,又分出兵力牵制着存礼的兵力。芮宁全军覆没,敌人就破坏城堡,纵兵杀人、抢劫。朝廷诏令彭泽提督三边军务,前往抵御敌人。正好副使陈九畴逮捕了敌国大使失拜烟答和内奸虎仙等人,满速儿没有了内应,于是又一次求和。彭泽的出兵也就停下了。不久他获准退休还乡,官府按规定提供了车马,发放禄米给他。彭泽离开后,王琼上书追究嘉峪战败一事,请严厉追查给吐鲁番赠送金币的主使人。钱宁从宫中下达了这个任务,大学士梁储等人把它压下,才算完。正好失拜烟答的儿子为父诉冤,事情交法司讨论后,决定释放写亦虎仙等人。王琼于是请派给事御史前去考察失事的原由和情况,给事御史返回后说没有什么引起战争的因素。王琼于是上书弹劾彭泽随意增加给敌国的金币,自作主张,和敌人通信议和,失信于人后引发战乱,辱国丧师;并认为李昆、九畴也都应问罪。于是武宗下诏命令:彭泽夺官为民,李昆、九畴逮捕,加以审讯。结果李昆贬了官,九畴被除名。

世宗即位后,钱宁败亡,王琼也被判了罪。御史杨秉中请召彭泽还朝,于是他从家中重新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李昆、九畴也又出来做了官。彭泽考核功罪,杜绝私请,兵政为之焕然一新。当初,正德年间,朝中大臣提出的不少军事问题已得到诏书指示,但很多诏书被搁置下来,未予推行。彭泽请把那些诏书归类编为一书,按次序逐步予以实施。又请指示九边守臣,策划防御敌人的总体办法,不要各自为政,画境自保。镇守、巡抚在中间协同安排,不要相互掣肘。各边镇都要利用农闲时间修筑防护墙,开挖战壕,修建..望台,修整所驻城堡,做好长远打算。内地的盗贼刚刚平定,应指示守臣操练兵马,建立保甲制度,惩治那些匿藏盗贼而不举报的人。此外又建议安抚西南各处苗蛮,重申海禁,裁汰京军中的老、弱士兵。以上建议,世宗都表示同意。世宗已诏令宦官杨金、郑斌、安川外出替任镇守,又任用张弼、刘瑶去驻守凉州、居庸。彭泽坚决认为不行,世宗就作罢了,不再派用。四川巡抚胡世宁弹劾分守宦官赵钦的罪行,彭泽借此机会请把各地镇守宦官都免除。当时世宗虽然没听从,以后镇守宦官最终还是被废止了。

嘉靖元年(1522),彭泽说全国军官在兵部都备有升降档案,用来作为提升、降职的参考,只锦衣千户刘瓒等,过去诏令把他们免了官,现在又请求做官,司礼中官萧敬请给监局增补一千五百名工匠,彭泽都坚决不同意,世宗都听从了他。世宗又想任用外戚蒋泰等五个人为锦衣官,彭泽反对,世宗这次没听他。他前后在兵部时敢于坚持己见,同皇上论争。后来碰上御史史道因攻击杨廷和被逮捕下狱,彭泽又上书弹劾史道,世宗指示谏官们说,只有对大奸或机密事情用专门奏章,其他只交公文上来就行了,不要夹杂私人感情上书来中伤好人。诏书颁布后,给事御史纷纷上书批评彭泽阻塞别人进言的门路,破坏了祖宗制定下来的法度。世宗于是听取吏部的意见,停用以前的那个指示。但是彭泽自己心中还是感到不安,几次上书请求辞职。谏官们这一次又纷纷上书弹劾他,于是他被提升为少保,传令乘官方车马回家去了。锦衣百户王邦奇恨彭泽以前压过自己,就上书说哈密国丢掉,是由彭泽贿赂吐鲁番大使向他们求和而造成的,书中并且连及到杨廷和、陈九畴等人。张璁、桂萼当时正恨着廷和,就逮来九畴加以审问,并把他充军边境。彭泽又因此被削职为民,在家中闲住着,郁郁不乐地死掉了。

总制尚书唐龙上书说“:彭泽对父兄孝友,做官廉洁、正直,前前后后平定各处盗贼,功绩记录在官府的书册上。陛下把他从乡间提拔上来,让他参与国家大事。彭泽孜孜不倦,忠心报国,又被谗言诬蔑,终于免了官。现在他死去已经五年,留下来的两个妾连衣食都供应不上。请朝廷核定彭泽以往的功劳,给他恢复一官,对他的家里加以抚恤,用来振作忠臣报国的正气。”世宗不听。隆庆初,恢复了他的官位,谥襄毅。

毛伯温传

毛伯温,字汝厉,江西吉水人。祖父毛超,做过广西知府。伯温考中正德三年(1508)进士,初任绍兴府推官,后升任御史,先后巡按福建、河南。世宗即位后,宦官张锐、张忠等被判死刑,他们的同伙萧敬、韦靈暗中想拖延行刑。伯温上书请一并杀了萧敬、韦靈,宦官们因此才闭上了嘴巴。

嘉靖初年,伯温升为大理寺丞。后来又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李福达一案被重新提起,伯温因为在大理寺时误判重罪,被罢官归乡。后来因为他人推荐恢复旧职,让他巡抚山西,又改为巡抚顺天,他都没有上任。朝廷于是让他改为办理都察院的事务,提升他为左副都御史。在这个职务上,他又受到赵王府的族人朱..椋的攻击,被解除官职听候考察。过后又被开除了职务。

十五年(1536)冬天,皇子出生,打算向外国颁布诏书。礼部尚书夏言认为安南多年不来朝贡,不应当派遣使节,并进而请讨伐它。世宗于是起用伯温为右都御史,让他和咸宁侯仇鸾整兵待命。伯温以父丧在身推辞,世宗不答应。第二年五月伯温到达京城,递上六条方略。恰好这时安南国王孙黎宁派遣陪臣郑惟僚等人来诉说莫登庸弑君篡权,请中国兴兵替他们复仇。世宗怀疑情况不真实,命令伯温暂缓出兵,传令两广、云南守臣调查以后报上来,同时让伯温协助办理都察院的事务。御史何维柏奏请让伯温守完丧,世宗不答应。伯温只好称病不出,一直到除丧服的祭祀过后才出来理事。这年冬天,伯温升任工部尚书。

十七年春天,黔国公沐朝辅等拿登庸的降表献给朝廷,请宽恕他的罪,允许安南来朝贡。在此之前,云南巡抚汪文盛奏称,登庸听说朝廷将发兵前往讨伐他,派人偷偷来侦察我们。世宗已传令要大臣按照以前的诏书出兵,文盛又采纳安南投降过来的武文渊的计策,上书说登庸可以拿下来的情况,一面又传檄要登庸向朝廷上表献地。到这个时候,世宗把朝辅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家都说不能答应他。世宗于是改命伯温担任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限期上任。世宗认为用兵的事关系重大,并没有非讨伐安南不可的意思,只是想威吓制服它而已。可是兵部尚书张瓒没有什么主见,完全视世宗的意思为可否。朝中大臣们多认为不该兴兵讨伐,只是不敢明白地谏阻。世宗的指示传下去几个月后,两广总督、侍郎张经递上一份用兵方略,并且说需要三十万士兵,一百六十万石粮饷。钦州知州林希元则极力说登庸不难拿下来,请立即出兵。张瓒不敢做决定,又奏请让大臣们公议。讨论过后递上去的决议又没有什么像样的计策,世宗感到不高兴,责怪了张瓒一番,军队又停止出征了。伯温受命再次协助办理按察院的事务。

第二年二月,世宗住在承天,诏令伯温去总督宣府、大同、山西的军务。不久选用东宫官员,又给他加官,兼任太子宾客。大同所管辖的镇边、镇川、弘赐、镇河、镇虏五座城堡,距城二百多里远,是接近敌人营帐的最边远地带。自从巡抚张文锦因为修筑这些城堡导致兵变后,没有人敢再主张维修它们了。伯温说:“兵变所以发生,是因为文锦用人不当,并不是他的建议有什么不对。”终于还是修复了这些城堡,招募三千士兵在这里防守,分给他们空闲的田地,永久地免除他们的田赋。边防依仗这一点很有威力。论功,伯温被晋升为太子少保。

这时,登庸害怕中国讨伐他,几次上书请求投降。世宗也想借此机会安抚他,就派侍郎黄绾去招安。黄绾过多地提出各种要求,世宗恼了,罢了黄绾的官。然后又下交群臣议论,大家都说应当讨伐他。世宗同意了,就在闰七月里命令伯温、仇鸾南征,文武三品以下官员不听命令的,允许他们按军法处治。伯温等到达广西后,召集总督张经,总兵官、安远侯柳王旬,参政翁万达、张岳等商定,征调两广、福建、湖广狼土官兵共十二万五千多人,分置三处哨所,从凭祥、龙峒、思陵州挺进安南,再用两支奇军作为声援部队。又传令云南巡抚汪文盛率兵驻在莲花滩,也分兵三路进军安南。部署已定,碰上仇鸾因罪被召回,就让柳王旬取代了他。嘉靖十九年(1540)秋天,伯温等人进驻南宁,传檄安南臣民,告诉他们大明王朝要复兴被登庸无理毁灭的国家,选择黎氏子孙继承祖宗的家国,只治登庸父子的罪,有带领郡县投降的,就拿这个郡县封赏他。又悬重赏缉拿登庸父子,同时传令登庸只要交上土地、人民的簿册并依此纳款,就照诏书中讲过的那些饶恕他的罪过。登庸非常害怕,派了使臣到万达那里求降,措辞很是可怜。万达把他们送到伯温那里。伯温奉命答应了,向他们传达了天子的恩德和威严,收取了安南国的地图、户籍,还有他们所归还的钦州四峒地区,暂且命令登庸的使臣回国听令。伯温把这些情况飞章上奏,世宗极为高兴,发布诏书把安南国改名安南都统使司,让登庸当都统使,世代相承,在境内分设十三个宣抚司,由他自己安排。伯温接受讨伐安南的任务一年多时间里,没射过一支箭,安南就被平定,这是因为世宗本来就不打算动兵的缘故。事后论功,伯温被加官为太子太保。

二十一年(1542)正月伯温回朝,仍旧办理都察院的职事。边关上几次传来警报,伯温请修建京师外城。世宗已批示说可以,给事中刘养直说修庙的工程正在进展中,物力跟不上,世宗就传令暂停修筑外城。当年十月,张瓒死了,伯温就代理兵部的事务。张瓒为人迷恋权柄,不能尽职,在兵部当了八年尚书,军事设施全给荒废了。伯温召集朝臣们商议后奏上二十四条防边建议,军令为之一新。有言官建议核实新军、京军及内府力士、工匠名额,以便节约开支,充实国库储备。伯温于是递上关于应当裁减的冗滥人员的二十多条意见,举凡锦衣、腾骧等卫,御马、内官、尚膳等监,这些一向被宦官们占据的部门,都在裁减之列。世宗称赞这个建议,命令立即照此清理。朝廷中多年来存在的这些弊端得到了很大改善,可是世宗身边的太监们这下却很不高兴。

二十三年(1544)秋天,顺天巡抚朱方因为防秋结束请撤回临时派驻的客兵。不多久,北寇大举入侵,直逼京师近郊。世宗大为震怒,一并逮捕了总督翟鹏,让他充了军,把朱方打死在大棍之下。御史舒汀说,朱方只是建议撤回蓟镇的客兵,主张把宣府、大同的客兵一起撤回的是伯温和职方郎韩最。世宗于是把伯温削除官籍,把韩最打了八十大棍,发配到最边远的地方充军去了。伯温回乡以后,背上长出疽疮死掉了。穆宗即位后,给他恢复了官职,并赐予恤典。天启初年,追谥他为“襄懋”。

伯温为人气宇深沉、坚强,吃饭、饮酒有十个人的容量。遇事决策,不动声色。在对安南的战争中,万达、张岳提出了很多计策。伯温极力向朝廷推荐他们,他们两个于是得到了任用。

翁万达传

翁万达,字仁夫,广东揭阳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出身。最初担任户部主事,又升为郎中,然后到梧州当了知府。咸宁侯仇鸾镇守两广,放任部下士兵为害,万达把他们中间最残暴的人捆了,打了一顿大棍。在这里当了四年知府,声望、成就都很显著。恰好朝廷决定讨伐安南,就提拔万达做了广西副使,专职处理安南事务。万达向总督张经申请说:“莫登庸狂妄叫嚣‘中国朝廷不能把土官杀害上级的办罪,怎么有本事来惩办我’?现在冯祥州土著居民李寰杀了他们的土官李珍,思恩府的土著小吏卢回煽动九司叛乱,龙州土著居民赵楷杀了自己的侄子赵燧、赵火爰,又勾结田州人韦应杀了赵燧的弟弟赵宝,断藤峡瑶族侯爵公丁负隅顽抗,不服管教。这些家伙们同恶共济,一旦被安南约为内应,我们会自顾不暇。先把这些人抓了治罪,安南就容易征服了。”张经回答说:“对,随你处置吧。”于是万达杀掉了李寰、李应,活捉了卢回,把九司予以招安,诱杀了赵楷,又假装把控告公丁的人关起来,骗来公丁,就在他的坐椅上活捉了他,然后派两队人马打下了他的巢穴。又决定割四峒,划归南宁,降服了峒族土豪黄贤相。这下登庸才害怕了。朝廷这时打算让万达升任浙江右参政,张经因为讨伐安南事离开万达不行,就上书请求留用他,于是朝廷委派他到广西当了参政。不久毛伯温聚集部队打算前往讨伐,万达给他写信说:“以揖让的礼仪不用兵而告成功,是上策。用兵力恫吓使他不敢不服从,是中策。斩尽杀绝,到底还是下策。”伯温同意他的看法。恰好这时抓获了一名安南的间谍丁南杰,万达为他解下绳索,好好款待他一番,就放他回去,让他知道并惧怕中国朝廷的兵力之强大。登庸这下大为害怕,就到万达这里来请求投降。这次安南战争,万达的功绩最大,虽然给的奖赏没有什么破格的,但是世宗了解他的才干,升用他做了四川按察使。

以后万达历任陕西左、右布政使。二十三年(1544)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不久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接替翟鹏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他上书弹劾、罢免了宣府总兵官谷阝永和副总兵姜..,推荐何卿、赵卿和沈希仪,于是赵卿接替了谷阝永。万达很注意侦察敌情,而且赏罚严明。每当防秋季节,派兵埋伏在隐蔽处,又暗中派巡逻士兵携带着浇了油的朱砂,看到有人离开驻点就在那里涂上朱砂,等这些士兵返回就把他们捆起来,从此再没人敢擅自离开驻点。他严格禁止杀害投降的官兵,违抗命令就得抵命。每次有投降过来的人,他安抚他们像对待自己亲近的人一样,由此他更加了解敌情。贼寇几万骑兵侵犯大同中路,进入铁裹门,原总兵官张达拼死力打退了他们。敌人又侵犯鹁鸽谷,参将张凤、监生王邦直等战死。万达与总兵官周尚文在阳和守备,派出骑兵四处阻击,杀死、俘虏了不少敌人。贼寇登上山,看到官兵聚结了大批人马,于是撤退了。战况汇报给朝廷知道后,世宗传令奖赏了万达。万达屡次上书请修建防护墙,认为从大同东路阳和口到宣府西阳河,修墙需要花费国库银二十九万两。世宗已同意了,兵部却阻挠这个决定,认为大同过去已经有两重边防战备了,不应当在边防线之内另外修建防护墙,世宗没有听兵部的意见。于是万达在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等处修建了一百二十八里防护墙,七座城堡,一百五十四个望敌台;在宣府西路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等处修建了六十四里防护墙,十座望敌台。工程一共开山平坡五十里,仅五十多天就完成了。万达因此被提升为右都御史。后来他揭发代王府的皇族子弟朱充灼等人的叛乱密谋,又升为左都御史。

后来,万达联合宣、大、山西的镇守、巡抚等官一起上书讨论边防战守事宜,大要说:

“近年来贼寇入侵山西,一定从大同进兵;侵犯紫荆,一定从宣府进兵。前些年山西防秋,只驻守偏关、老营堡一带,每年派遣六千名换防部队来防守,大同也还驻扎着军队,宁武、雁门部队作为声援。这样放弃最边远的要害不守,来防守次边,不是驻守要害所适当的。宣府也是专门把守西、中两路,而北路空虚。并且连年三镇防秋,都需要调用辽东、陕西兵马,耗费的粮草、赏银不说,也怕很难长期这样坚持。各路边防部队联合守护边疆的主张,实在是最好的战略。最远的边防线上一年四季都驻兵防守,各处城堡各派部队划地分守,这样一年四季,都不必来回调兵遣将了。如果拘于惯例,老这样子临时调兵遣将,近的有几十里路,远的有一百多里路要赶,作战部队首尾不能呼应。万一像早年那样被敌人破墙而入,过关向南,京师震惊,再来调遣部队,对事情能有多大的帮助呢?所以布置在边远的兵力,不能马上收回来。

“《周易》说‘王公贵族设置险阻来防卫自己的国家’。所谓设置险阻,就是凭借人力修筑城墙或利用天险的意思,山川的险要形势,是敌人和我们一样可以利用的。城墙、战壕这样的险阻,却是我们自己独占的。我们一百个人驻扎的城堡,敌人没一千人就攻不下来,因为我们有墙壁、战壕可用来隐蔽自己。所以修筑边防的工程,务必继续发动起来。”

就此谈了十条意见递交上去,世宗全部作了同意的批示。于是万达申请了国库银六十万两,修建大同西路、宣府东路的边防墙,共八百里。工程完毕后,世宗奖他一个儿子做了官。

万达工于心计,并擅长计量城墙远近、壕沟的深浅,经他测量,都能做得恰到好处。贼寇从此不敢轻易过来侵略了。边防墙里驻守的士兵也可以利用闲暇耕田牧马了,边防开支也逐步减少了。当初,外边调来的部队到此防秋,每年耗资一百五十余万两国库银,还要超支近几十万两,这样下来后节省了一半。万达后来又主张撤了山西的驻守部队并入大同,共同防守大同,巡抚孙继鲁从中阻挠,世宗为此逮捕了继鲁,完全采纳了万达的意见。

万达长期经历战场,世宗很信赖他,对他的请求无不答应,只有万达对俺答通贡一事的主张与世宗的心意不一致。在此之前,嘉靖二十一年(1542),俺答阿不孩派石天爵等人来镇远堡请求通贡,说小王子等九个部落在青山一带游牧,他们喜欢中国的绸缎,进来抢掠只能得到人口和牲畜,收获也少,并且路上也不能没有损失,所以让天爵来表示对中国的诚心。朝廷讨论后决定不予接受。天爵等人二次来时,巡抚龙大有把他们抓了起来。大有因此官升一级,他手下的官吏都得到提拔,接着他们在街市上把天爵给绞死了。贼寇恼了,入关来大肆屠杀乡村、城堡中的军民,双方的信使中断了五年之久。后来碰上玉林卫百户杨威被他们俘虏,杨威诈说自己有办法帮他们打开贡市,就被放了回来。俺答阿不孩又派使节来到大同左卫城下,守将的家人董宝等有鉴于以前天爵的事,又杀了他们的使节,向朝廷报上自己斩获敌人的功劳。万达上书说:“北方之敌,弘治之前每年过来进贡,战场上比较宁静些。自从虞台岭那一仗打败我们的军队后,逐渐轻视中国,连续不断侵犯我国四十多年。石天爵的事,我曾经遗憾守边的大臣失策。现在他们又来访问,即使我们不同意,也应当好意打发他们返回去。引诱他们过来,把他们都给杀了,这算什么道理?请立即杀了董宝等人,在边塞上张榜布告,说明朝廷对他们的爱惜之心,融化他们积怨兴兵的阴谋。”世宗不听。

不久,俺答阿不孩又派人拿着盖了印信的番文公函前来,想来中国边境上通好。万达替他们上书说“:现在临近秋季,他们本来可以用兵。竟然在一再被斩杀来使的情况下还不断地请求通贡,这是因为进兵来犯,所获得的利益属部落所有,得到回贡,利益归他们头领所得。假如处理得当,边疆的战患可以消除。当然像我们这些守边的大臣,通贡也要防备,不通贡也要防备,我们不会因此放松自己的。”兵部尚书陈经等认为敌国难以信任,请传令边臣问知实在情况,于是朝廷限令万达在十天内做出回答。万达送回他们的使节,和他们预约了大使来访的时间。到时候,他们的大使没到,万达担心世宗问罪,就说使者已经离开,想追究他们也无可追究了。过后他们的信使热火火地来了,万达坚决拒绝他们的请求,只是用和气的话对他们加以慰问而已。俺答因为想和中国通好,疏散了他们边境上的部队,不设防,也不杀中国的哨兵。不久他们的信使又来了,话说得很恭敬。万达又为此事上书说“:敌国信使言词恳切,请求通贡,去而复来。现在宣府、大同正在修筑战墙,正好可以拖延时间,让他们不来骚扰。请给他们限定地点、人数、时间,他们都照办时,就让他们来入贡,如果他们不照办,那就是他们理亏,我们就拒绝他们好了。”世宗批评他胡言乱语,最终还是不允许他们的请求。大概当时曾铣已经有了收复河套地区的奏议,夏言从中赞助,所以世宗极力压制通贡的主张。后来世宗就把收复河套的事情交给各处边关的守臣商议了。

万达递上奏议说:

“河套本来是中国领土。过去成祖三次派军队攻占北寇的老巢,破坏他们的部落,然后退离黄河,守卫东胜。后来又从东胜撤防,驻守延绥,河套地区就这样丢掉了。不过正统、弘治年间,我们对这片地区不加守护,他们也没有占为己有。弘治前,我们每年还出兵搜查一遍,后来竟然听任他们出入,盘踞其中,放牧牛羊,繁衍子孙。现在这个地区对他们说来,就如同一个人持家一样,家业成就了很长时间,自然很巩固了,想一下子收复河套,不是太不容易了吗?我们提军深入时,对山川的险易,道路的曲直,水草的有无,都不怎么熟悉。我们的马匹出塞三天就劳累不堪了,他们的马匹一个口哨就大批涌来。我军几万人出征,带着辎重慢慢行军,敌人的防备就会更加牢固,追求便利飞速行军呢,辎重又在后面,供应不上。而且出征即使占到小便宜,回师还很困难,假如失掉向导,全军可就算完了。另外敌人远近迁徙,没有固定住址。一仗打完,他们或许会聚集在一处防守,或许会佯装败逃,这样贼寇会经常胡号相闻,或散或聚,凭借堡垒与我们对峙不下,始终不渡过黄河那边去。我军在这个时候,是战呢,还是退呢,还是与他们继续对峙呢?还有,数万军队出塞以后,也必须有几万人援助他们才成,还必须用猛将开通粮道,这些都是极为困难,我方承受不了的。

“有这种主张的看到近来攻打敌营总能有斩敌之功,往年我们在大同修建五个城堡,贼寇也没怎么争战,就认为河套地区容易收复。但是捣敌人的巢穴是利用它接近我方边塞的特点,乘敌人不加戒备的机会进兵,得胜后马上回师,抬起腿没几步就向南到了家门口。收复河套就要深入敌占区,后援不能跟上来,跟捣毁几个巢穴的形势可不同。往年在边境上修建城墙,是在临近我们的疆土上,敌国本不认为那是他们的地利。河套地区是他们一年四季住家、放牧的地区,他们肯善罢甘休吗?收复河套的事情跟修建城堡的事也是有差别的。有人说看到他们走出河套,就依靠黄河死守,首先紧急修建渡口、战墙,逐步向前修建城堡,就可以把敌人驱逐出去了。他们有十几万张弓箭,怎么肯整个从河套走出来?我们修建二千多里的战墙,哪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在河套地区,城堡没有一百几十个就无法相互联络,每个城堡没一千人就无法驻守,不算上游击人员、..望人员,也应当不止三十万人才行。况且沿着边镇走向驻守黄河,动不动就是上千里远,一年的伙食、开支就是亿万之多。从内地运到边关上,再从边关运到黄河上,粮草运送的艰难不能不认真考虑啊。当然,假使敌人内部有矛盾,我们利用他们的内耗,乘机收复河套地区,那未尝不可。现在我们在塞下喘不过气来,边防士兵受到的创伤还没医治好,就横竖要挑拨强敌,置自己于非常事变中,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的奏议呈上去,世宗未予理睬。

此后,俺答与小王子之间发生矛盾。小王子想侵犯辽东,俺答把他的阴谋告诉了万达,请求和中国一道夹攻小王子,用以建立自己的信誉。万达不敢往上报告。俺答的使节又来了一次,万达才报告给朝廷。但是世宗不同意。

二十七年(1548)三月,万达又上书说俺答各部请求通贡不成,羞惭而且恼火,扬言要大举南下,犯我边界,请传令让边臣有见机行事的权力。世宗恼了,严厉训斥了他。当年八月,俺答攻打大同不成,退而攻打五堡,官军在弥陀山大战一场,击退了敌人。他们又进犯山西,又大败而回。过了一个月,俺答侵略宣府,在永宁、隆庆、怀来一带大肆屠掠,被杀的军民有几万人之多。万达因此被扣发二级俸禄,不久论弥陀山战功,又退还了他。俺答后来又要攻打宣府,总兵官赵卿胆怯惧敌,万达奏请让周尚文替换他。周尚文尚未到任,贼寇攻打滴水崖,指挥董..、江翰、唐臣、张淮等战死,敌人于是南下驻扎在隆庆的石河营,分派小股骑兵队伍向东掳掠,游击王钅仑、大同游击袁正打败了他们,敌人于是移兵南下。恰好周尚文带领一万骑兵到来,参将田琦的一千多骑兵与他会合一处,在曹家庄连战数场,斩敌四人,拔了敌人的军旗,但敌人还是负隅顽抗,不肯退兵。万达带参将姜应熊等飞马赶来参战,顺风击鼓喊杀,马蹄扬起的尘沙遮天蔽日。敌人惊恐地喊道“:翁太师来了!”这天夜里就向东逃去。各位将领率兵追击,连连败敌。世宗暗中察访到万达督战的情形,非常高兴,立刻提拔他做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不久又召他回朝主管兵部的事务。因为父亲去世,他守丧回家去了。

第二年秋天,大同出了事,督抚郭宗皋、陈耀被逮捕,朝廷诏令万达出来接任宗皋的职务。万达正害着疽疮,结庐在父亲坟边居住,上书请让自己守完三年之丧。奏本没到京,俺答率兵来犯京城了,兵部尚书丁汝夔被问了罪,世宗就让万达接替他。万达家在岭南,距离京城八千里远,他昼夜兼程走了四十天才临近京城。当时敌人正气势嚣张,世宗一天到晚等着万达来,嫌他来迟,就问严嵩是怎么回事。严嵩本来就不喜欢万达,现在就说敌人在眼皮底下,大臣们都坐地观望,不是过去那种君主传唤不等车驾好就立即赶来的道理了。世宗于是让王邦瑞当了兵部尚书。不几天万达到了,上书说明来得迟缓的原因,世宗批评他哄骗主上,考虑他正在守丧,就暂且免职,等候别的任命。仇鸾当时做着大将军,正受世宗的宠信,他记恨万达的旧仇,就向世宗进谗言,万达于是失去了世宗的喜爱,被降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派往经略紫荆等处边关。

三十年(1551)二月,京官进行考评,万达自己上奏时请求回家把丧守完。世宗怀疑他避事自保,就免了他当时的职务让他还乡。临近告别,他上书谢恩,又被摘取了奏章中的白字,批评他大不敬,罢官为民。第二年十月,兵部尚书赵锦因为投靠仇鸾被发配充军,世宗又启用万达来接替他。万达还没有接到任命就死了,终年五十五岁。

万达对父母很孝顺,父亲死后,他亲自背土堆成坟。生平喜欢讲求性命理学,与欧阳德、罗洪先、唐顺之、王畿、魏良政很友好。学通古今,下笔立成万言。为人刚正、坦直,勇于承担责任,面对艰难困苦,意气越是豪迈。他在战场上曾经身先士卒,治军尤其擅长驾御部下的将士,能让他们以死相报。嘉靖年间,边臣中办事恰当,主张切合实际的,万达可以称为第一。隆庆中,朝廷才追谥他为“襄毅”。

胡世宁传

胡世宁,字永清,浙江仁和人。弘治六年(1493)榜进士。他性情刚直,不怕威胁,并且懂得军事。开始他做德州推官。歧王初登王位,下属官吏骄横,世宁制裁了他们。后来歧王又请求给他湖泊周围的良田,世宁坚决不允准。后来,他升官做了南京刑部主事。曾应诏写了十篇有关边备问题的策论,又上书极论当时政事的不足和过失。当时孝宗皇帝已重病在身,对他的奏章还点头称赞。后来他又升任郎中。他和李承勋、魏校、余..三人相友好,当时人们称他们四个为“南都四君子”。

以后他又升任广西太平知府。太平知州李..几次三番杀害吏民,掠夺财产,世宁密令龙英知州赵元瑶捕捉了他。思明地方黄文昌一族人四代反叛,杀害知府,占据三州二十七村土地。副总兵康泰和世宁一齐进入思明,拘捕了黄文昌的三个弟兄。可是康泰害怕文昌夜间逃跑生事,把世宁丢在空城中自己走了,情况很危急,幸亏当地的民族首领们感激世宁发兵援救,世宁才免得一死,文昌害怕了,归还他所侵占的地方向朝廷投降了。当地土官接班时,上级官员常向他们索取贿赂,不肯按时替他们向朝廷上报,因此民族首领们时常怨恨并发动叛乱。世宁下令“:民族首领一生下儿子就在本府报上姓名。应世袭为首领的,十岁以上,每月初一、十五到府里拜会知府。父兄亡故以后,知府根据文书替他们向朝廷申请补官。”这下,土官很高兴。

母亲死后他回家守孝。三年守孝完后又赴京候补去。经过沧州时,流寇正猛烈攻打州城。世宁于是走马入城,帮着策划守城的办法。流寇攻打了七天七夜,打不下来,才撤退走了。世宁这次补官,做了宝庆知府。期间,岷王和镇守的宦官王润都很怕他。以后他升任江西副使,与都御史俞谏一齐定下计策捉拿强盗,讨平了王浩八。又利用闲暇修筑广昌、南丰、新城的城防。

这个时候,宁王宸濠骄横不法有造反的意图,但是没人敢说起此事。世宁恼火极了,正德九年(1514)三月就上书说“:江西的盗贼,剿灭它还是招安它,两种主张相持不下,我个人以为这没什么难以决定的。已接受招安的不杀他,再敢反叛的有杀无赦,刚刚起事的立刻剿除,大体如此而已。但是江西的祸患还不在于盗贼。宁王府的势力一天天扩大,无赖之徒聚集那里,用非法的事情诱导宁王,上下各级官府对宁王的奉迎太过分了。致使他频频假借火灾之名鲸吞百姓宅舍地,王府采办骚扰到旁边的郡县,爪牙所及侵害到贫穷的乡村。我真怕好百姓为此不能平安度日,都起来做强盗。一般大臣们害怕祸及自己,多怀着观望的态度,礼乐刑政渐渐不是出自朝廷了。我请求从都御史俞谏、任汉二人中专门委派一人,或者另外选择公正、忠诚的大臣镇压、招安盗贼。皇上命令宁王只治理自己的封国,不要干扰地方官府,以期铲除作乱的根源,灭绝无法设想的祸变。”他的奏章下发到兵部后,尚书陆完建议,派俞谏前去根据盗贼的实际情况商定招安或剿灭事宜,至于世宁说到的宁王违法乱民的事,恐怕出于坏人托名伪装,应当传令宁王管制他们。圣旨同意了陆完的建议。

宸濠知道这件事后大为恼火,就罗列了世宁的罪过,贿赂当权的宠臣们,非杀掉世宁不可。他的奏章下发都察院后,右都御史李士实是宸濠的党羽,他与左都御史石..等上书说世宁狂妄、粗率,应予治罪。命令还没下达,宸濠的奏章又递了上来,指责世宁制造妖言。于是朝廷传令锦衣官逮捕世宁。世宁当时已升为福建按察使,赴任途中取道还乡。宸濠就诬蔑说他逃跑了,派人传令浙江巡按潘鹏将他抓住送江西来。潘鹏把世宁全家人关了起来,紧急追捕世宁。李承勋当时是浙江按察使,暗中保护了他。世宁于是逃出,去到北京,自己投案住进了锦衣卫的监狱。在监狱中他三次上书陈述宸濠大逆不道的罪状,最后无人理会。关押了一年多,谏官程启充、徐文华、萧鸣凤、刑寰等人递上奏章搭救他,杨一清又用危言说动钱宁,才把他放出,贬往沈阳戍守。

过了四年,宸濠果然造起反来。世宁从贬戍地被重新启用,做了湖广按察使。不久升任右佥都御史前往巡抚四川。路上得知世宗即位,贺表中拿司马光仁、明、武三字向世宗进言,借此举荐说魏校、何塘、邵锐可以担任讲官,林俊、杨一清、刘忠、林廷玉可以辅佐政事,知府刘莅、徐钰以前任谏官时声名正直应加提拔使用。当时人们都同意他的话。松潘所辖的内属的少数族人,将领、官吏都管他们不住,经常得向他们交纳财货借路通行。番人杀害军人,官方怕他们不敢追究。官军杀死番人,就必须抵命。世宁上书陈说方略,请求选将增兵,规定赏罚的标准,严办隐匿罪犯的罪行,修建烽火台,经常派人巡逻,以振兴官兵的军威,疏通四川的道路。朝廷下诏准予实行。他又上书弹劾并罢免了副总兵张杰、宦官赵钦。上任才两个月,朝廷召他回京任吏部右侍郎。还没到任,因为父亲去世回乡去了。

服丧完后在家闲住,朝廷里正在议论“大礼”,持不同意见者很多人被问了罪。世宁心里肯定张璁等,写奏章请求及早确定追崇献王的“大礼”。奏章还没递出,其中的话传布到京城去了。以后有人建议把显陵迁到天寿山去,世宁极力说不行,于是连同以前撰写的奏章一同递了上去。世宗读后深为赞叹。没过多久,他听说朝中大臣们赴宫门前哭争,有人被用棍子打死了,就飞章上书说:“我过去把仁、明、武三字之理进呈给陛下,然而三字之中尤其是以仁为根本。仁,是生养万物的德性;明,应像日月照临人间。这二者都是不可一日或缺的。武,就像雷霆的威力,只可以偶尔震响一下而已。现在朝中大臣对抗圣旨,陛下赫然示威,用棍棒捶打他们,身体衰弱的就被打死了。消息遍传天下,写在史书中,说陛下您的殿前有鞭打的刑法,推行应用在士大夫身上,这不是您光大德行的办法。新任大臣一句话偶然说中,难保以后事事得当。老成的大臣一句话偶然违忤,以后未必都不对。希望陛下存此仁、明、武三无私的信念,像日月一样在高处照临天下,不要先存可否的成见在心!”世宗虽然不肯听从,总算没有当作违忤。

不久被召入朝,做了兵部左侍郎。把他戍边时所看到的山川形势、军民利害列为二十五条意见递交世宗。又请求世宗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不要轻易吃任何药物。又献上自己撰写的《大学》、《秦誓》章句、《洪范》“惟辟威福”解义和《系辞?节初爻》讲义,请一并保存在皇宫中,勿传。给事中余经于是上书批评他开了告密的坏头。世宁请求罢官,没得到允许。“大礼”确定以后,又官升一级。他又上书对用人问题陈述了二十条意见。工匠赵奎等五十四个人因为宦官的请托都被封了官职。世宁上书说封赏过于随意了,世宗不听。他屡次上书称病。于是被改派到南京吏部,马上又改为工部尚书。

后来,他又被召入京城做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衔,他辞谢这个品衔,世宗同意了。世宁为人本来就端直、严厉,等到他掌管朝廷法纪时,便竭力坚持原则。他曾条列纪纲十多条进呈,末尾说道:“近年来士人习惯于刻薄、忌恨,有的大臣一旦受到批评,就终生被废弃了。佥事彭祺揭发豪强的罪行,被人诽谤丢了官。许多像这样的事,应当允许大臣们申诉、处理。”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只是彭祺被批示不加启用。执政大臣请禁止私人之间的相互谒见,世宁说:“我所担任的官职本来以分别人才为名,对于人才,不见到他的容貌,听他说话,就无法了解他的才干和品行。”世宗认为是这样,就没有禁止。不久,世宁改任刑部尚书。每遇到重大案件,他都分辨曲直,为世宗讲解,世宗一听就能明白。宦官刚聪诬陷漕运士兵抢劫御服,连累达二千人,世宁揭发了此事的作假。后来,刚聪的隐情为人所知,他被问了罪,世宗于是越发信任世宁。王琼与陈九畴计较仇怨,打算搞死陈九畴,因为世宁挽救,九畴才被发配戍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