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天子是上天的宗子,辅臣是宗子的家相,陛下设置辅臣,大多由自己特别选拔。我也希望他们体察陛下的好生之心,不要驱除异己,给朝臣制造大案,酿成国家朋党作奸的祸害;不要贪图宠利自以为成功,引导人主一味追求富国强兵,酿成国家土崩瓦解的危局。”

    周延儒、温体仁看到奏疏不高兴了,就用当时正在求雨而宗周假称生病为由,把他指斥为傲慢,激起庄烈帝的怒火,然后起草了一篇圣旨质问他,并命令他讲一讲足兵、足饷的办法。宗周规划好了回奏上去,延儒、体仁无法争论了。

    此后宗周在担任京尹时,政令一新,在打击豪强方面尤其坚定。宦官向他讲的事他一概不答应,有时宦官甚至还辱骂他,宗周却照原样治事,毫不妥协。武清侯家里的仆人殴打儒生,宗周把他痛打了一顿,给他戴上木枷送到武清侯家门外。有一次宗周外出看到戏子们携带的大竹箱,就把它在交通要道上给烧掉了。他对独户、下等贫困户的优恤却极周到。在位一年,宗周请病假还乡,京师的百姓为他罢市致意。

    八年七月,内阁缺人,庄烈帝命令吏部推举在籍的大臣补缺,吏部把孙慎行、林轩及宗周三个人的名字报了上去。庄烈帝传令有关部门催促宗周入朝,宗周坚决推辞,庄烈帝不允许。宗周在第二年正月入都,慎行当时已经死去,宗周就和林轩两个入朝。庄烈帝问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的事情。宗周说:“陛下追求太平的心思太急,用法太严,发布的政令太繁琐,对天下士人的任免太轻率。诸臣怕被问罪,一味掩饰过错,不肯尽心办好政事,因此有人但没有人才的用处,有饷但没有兵饷的用处,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流寇本来是朝廷的赤子,招抚的办法恰当,他们就会还乡当他们的百姓。现在应该赶紧把收拾人心当成大本,收拾人心的办法首先是宽待地方官员。对地方官员的惩罚重,吏治就会败坏,吏治败坏民生就会困苦不堪,盗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越来越多。”庄烈帝又问他兵事,宗周说:“抵御外侮以治理好国内为基础。国内的政治治理好了,远方的敌寇自然会归顺。大禹为王时,朝廷干羽舞动有苗氏便被感化了。希望陛下运用尧舜那样的心肠,推行尧舜那样的政治,这样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宗周回答完以后赶紧退了出去,庄烈帝回头对体仁讲,认为他的话迂腐,就让林轩辅政,宗周另派用场。不久宗周被授官工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宗周上了一篇《痛愤时艰疏》,其中讲道:

    “陛下决心坚定地追求太平,可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办法却没有抽出时间来讲求,政治举措的先后次序还有很多不得要领的地方。陛下首先专注于边功,因而那罪大恶极的总督就进呈五年恢复失地的说法,这成为后来失事的祸胎。己巳年(1629)那些战役,大臣对国事的谋划不善,朝廷开始产生了轻视士大夫的心理。从此以后让近侍充当耳目,把心腹派到了大将身边,治国的方法崇尚刑名。政体趋于繁琐,天下事一天天败坏下去以致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东西厂和锦衣卫负责纠察,揭人隐私的风气盛行起来了,官僚士绅一经打入皇家监狱,朝廷里廉洁的操守就给磨灭了。人人救过不暇,欺君罔上的风习变得厉害了;事事取决于皇上独断,谄谀的风气就越来越得到滋长。法律不由刑部长官执行,犯法的人就越来越多。皇上自行颁发圣旨处理各色案件,每年亲自判几千起案件,应有的、好生的德意泯灭了。刀笔吏起草诏令,天子的话变得轻慢,对臣下琐屑的事故都要惩治,政体就受到伤害。对地方官吏的处罚取决于钱谷的征收,因而地方上官越来越贪婪,吏越来越横暴,田赋越欠越多。对百姓的敲剥多了,民生病苦,严刑搜刮已经都不起作用了,盗贼却一天天产生。任用了总理,下边官员的作用变小了,派遣了监视,封疆大吏的责任感变淡了。总督、巡抚手中没权,武将就越发胆怯,武将不守法纪,士兵也越来越骄横,武将胆怯,士兵骄横,朝廷的威严和命令就是对总督、巡抚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朝廷限期要他们平贼,他们就天天杀害平民百姓来报功,于是天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了。原以为有一天老天会启发陛下,裁撤对总督的委任,重视郡守县令的人选,停止征兵买马,束缚酷吏的暴行,实施维新来教化天下,而且将会和重臣们一道洗心涤虑,开诚相交,不料君臣之间和洽相待是这样地困难。得到一个文震孟却因为一句话把他给罢了官,使大臣之间失去了和衷共济的情谊;得到一个陈子壮却因为他过于戆直被问了罪,从而使朝堂上敢表示不满意的风尚荡然无存。这些对于国体、人心的关系可不是浅显的呀!

    “陛下一定要体察上天生长万物的心来表示对上天的敬仰,而不要只靠刑法来制约人;一定要想到遵守祖宗借鉴古人立下的制度来表示对祖宗的顺从,而不能轻易改变祖制。要以简要发号施令,以宽大培养人才,以忠厚培植国脉。发布政令要施行仁政,收取天下已经涣散的人心。而且要让太监回到宫廷中担任他应有的洒水扫地的劳役,惩办懦弱军将违反法令的死罪,慎重掌握宗室子弟改任别职的办法。然后派遣廷臣带着宫廷使用的库银巡行郡国,充当招抚使,赦免那些无罪而流亡的百姓,在险要的关隘处驻扎官兵,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允许造反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返回自己的家乡,这样除贼首杀掉之外,还可以不杀一人而结束这场战争,哪里用得着兵威相加呢?”

    这篇奏疏递进去以后,庄烈帝恼火得很,指示阁臣再三起草严厉的圣旨批评宗周。每次起草好送上来,庄烈帝都拿起他的奏疏复读,站起来走几个来回。后来怒气消了,颁布圣旨质问宗周,说大臣议论国事应当体谅国家的难处,考虑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应当像小臣那样把敢于归过于朝廷当成名气大,不过还是称赞了宗周为人的清直。

    当时太仆寺缺少购马的钱款,朝廷发布诏书表示有愿意捐款的收下,体仁及成国公朱纯臣往下很多人都有所捐助。朝廷又决定停办明年元旦的朝觐仪式。宗周认为大臣捐款、停办朝觐是国家的大耻辱,庄烈帝虽然不高兴,心里称赞他的忠诚,更加想重用他。体仁担心他受到重用,就收买山阴人许瑚上书评论宗周,说他道学有余,才干不足。庄烈帝认为许瑚是宗周的同乡,对他的了解应该是真实的,就停止了重用宗周的想法。

    这年秋天,宗周三次上书才得以请假回乡。走到天津时听说京师受到攻打,就停下来养病,十月里战事稍微平息一些,宗周就上书说:

    “己巳年(1629)的事变,误国者只是袁崇焕一个人。小人借此争着发泄门户之间的怨恨,把异己者都当成崇焕的同党来办罪,天天捏造流言蜚语,逐渐把这些人都排挤掉了。从此以后小人进用而君子退出了,宦官掌了权而朝臣越来越被疏远了,对文臣的惩罚一天天增多,欺君罔上的行径越来越厉害,朝政一天天败坏,边防的情况越来越恶劣。今日之祸,实际上是己巳年以来逐步酿成的。

    “像张凤翼那样失职于兵部的人,朝廷却让他专职负责征战,怎么能让王洽死而心服?像丁魁楚等人那样失事于边境的人,朝廷却责成他戴罪立功,怎么能让刘策死而心服?各兵镇过来的勤王部队,争先入卫的有几个人,却没听说哪个因为逗留不前受到指责,怎么能让耿如杞死而心服?现在用二州八县人民的生命换来了敌人饱食而去的结局,廷臣们却一个个像无可治罪的样子,又怎么能对得起韩火广、张凤翔、李邦华等等被贬被罢的大臣呢?我因此方知道小人祸人祸国是没有止境的。

    “过去唐德宗对群臣说道:‘别人总讲卢杞奸邪,我倒很不觉得他奸邪。’群臣答道:‘这正是卢杞所以是奸邪的原因。’我经常反复地思考这句话,觉得它是一切时代辨别奸邪的要领。所以说:‘大奸类似忠诚,大佞仿佛真诚。’陛下不加明察使用这样的人,就会把天下的小人都聚集起来呆在朝中,而自己还不觉得。

    “至于现在刑政方面最荒谬的事,如成德只是一个傲慢的小吏,朝廷却用赃罪把他充了军,怎么能严肃惩治贪污的政令呢?申绍芳做了十多年监司,朝廷却用莫须有的借口把他给刺配充军了,怎么能显示抑制钻营的法典呢?郑曼阝的案子是因为有人诬告而受到的制裁,怎么能发扬劝人守伦常的教化呢?这几件事,都是因原任辅臣文震孟而引发,也还是过去驱除异己的那老一套,可是廷臣没人敢出来说话,陛下也无从得知这一切。唉!八年之间是谁在掌握国家政权,把事情弄成了这样!我无法替首辅温体仁做解释了。古人说:‘是谁栽下的祸根,至今仍作梗害人?’我看说的就是体仁。”

    奏疏递上后,庄烈帝大为恼怒,体仁又上书猛烈诋毁,于是宗周被罢官为民。

    十四年(1641)九月,吏部缺左侍郎,朝廷推荐的人不能让皇上称心如意,庄烈帝上朝后叹着气,对大臣说:“刘宗周清正敢言,可以充任。”就这样任命了他。宗周两次辞谢推不掉,才上路赴朝,路上进呈了三篇答刂子:一是《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是《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是《重圣学以需教化》,共几千字。庄烈帝以口气婉转的诏书回答了他。第二年八月宗周还没来,庄烈帝就提拔他为左都御史。宗周极力辞谢,庄烈帝传出圣旨催促他进朝。一个月后,宗周到文华殿里参见,庄烈帝问他都察院的职掌何在,宗周回答说:“在于端正自己进而端正百官。都察院长官务必使自己心中所存的一切念头往上可以对得住君父,往下可以经得住天下士大夫的质问,然后百官才会取法、模仿他。使大臣守法,小臣廉洁,朝廷的规矩严肃,都是都察院长官的职责,不过严格要求巡方是其首要的事务。巡方得人,吏治就会清明,民生也就顺遂了。”庄烈帝说:“卿努力干,不要让我失望。”于是宗周上书分别讲了树立道德规范,端正职守法规,强化典章制度,清除暗藏奸人,惩治官吏邪行,整顿吏治六件事,庄烈帝高兴地采纳了。不久宗周弹劾御史喻上猷、严云京并且推荐袁恺、成勇,庄烈帝都听从了他。后来上猷接受李自成的重要职务,最终受到世人的唾骂。

    冬季十月里,京师受到攻打。宗周请表彰为国死难的卢象升,并追究、诛杀误国奸臣杨嗣昌,逮捕骄横不法的大将左良玉;防守山海关以准备反攻,防守潞安府以提防敌兵偷渡,防守通州、津门、临清、德州以准备南下。庄烈帝没能完全听取他的意见。

    闰十二月三十日,庄烈帝在中左门召见廷臣。当时姜土采、熊开元因为谈论国事被打入皇家监狱,宗周约请九卿一同营救他们两个。入朝后听说皇上下了密旨要把他们两个置于死地,宗周大吃一惊地对大家说:“今天要全体出动,空署争取,一定要把他们改送到刑部方能罢休!”等进去回答提问时,御史杨若桥推荐说西洋人汤若望精通火器,请求皇上加以召试。宗周说:“边臣不讲求战守、屯防的办法,专门想依靠火器。近来城邑沦亡,难道是没有火器造成的吗?我们用火器制服别人时,别人得到了也可以制服我们,没看到河间是被别人用火器给打下了吗?国家大计,应当以法纪为主,大帅骄横不法,援兵逗留不前,怎么对这些反倒姑息迁就,在这里干纷纷扬扬毫无益处的事呢?”接着讨论督师、巡抚的去留问题,宗周请先拿掉督师范志完,并且说:“十五年来,陛下处理事务不得当,导致了现在的败局,不追查祸害的起因,改弦更张,想运用一些得过且过的政治手段来弥补目前的漏洞,并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庄烈帝变了脸色,问道:“过去的无法追悔了,善后措施又该怎样呢?”宗周答道:“在于陛下开诚布公,同天下人的好恶一致,听取国人的意见决定取舍,进用贤才,开通言路,逐步与天下一道再造乾坤。”庄烈帝问:“目前烽火在京郊燃烧,敌兵未退,况且国家败坏已极,应当怎么办才好?”宗周说:“加强武备一定先要求练兵,练兵一定要首先选将,选将一定要首先选择贤能的督师、巡抚,选择贤能的督师、巡抚一定要首先吏、兵二部用人得当。宋代大臣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就会太平了。’这句话可说是对现在的讥刺。现在议论人才只看才干、名望,不问操守如何,没有操守不检点而遇事敢前、军士惧怕他的权威的道理。如果只把议论流畅、举动豁达当作才干,那么这种人为自己博取爵位、才干是有余的,要求他为国家成事立功就不行了,用这种人对于成败有什么裨益呢?”庄烈帝说:“国家在解救危难之际,用人不能不先看才干后看操守。”宗周说:“前人国家破灭,都是因为将官贪婪、放肆才造成的,所以从解救危难的目的出发,用人更应该先看操守后看才干。”庄烈帝说:“大将别有才干,不是仅仅有操守就能指望他成就战功。”宗周说:“别的且不一一说,就比如说范志完操守不检点,手下的大将偏裨无不是因为贿赂进用的,所以一经交战,三军解体。由此看来,看人还是要以操守为主。”庄烈帝态度缓和了,说:“朕已经知道了。”接着让宗周站起来。

    宗周于是站出来进言说:“陛下正在下诏书求贤,姜土采、熊开元二位大臣就因为说话被问罪。我朝没有言官打进锦衣诏狱的事例,如果说有是从他们两个才开始的。陛下度量卓越,妄诞的像我宗周,戆直的像大臣黄道周,尚且得到了戴罪委任的大恩,这两位臣子怎么就这么不幸运,得不到皇上的饶恕?”庄烈帝说:“道周有学问有操守,跟他们不好比。”宗周说:“他们两个实际上是不如道周,但是朝廷对待言官应当有个体统,他们的话可用就用,不可用可放到一边去。就是他们有应得的惩罚,也应当交给法司去办。现在突然把他们打进锦衣狱,毕竟有害于体统。”庄烈帝恼火得很,责问道:“法司、锦衣都是刑官,何公何私?另外惩罚一两个言官,怎么就损害了国家体统?如果有贪赃枉法、欺君罔上的奸人,难道都可以不问吗?”宗周说:“锦衣官都是些膏粱子弟,哪里懂得什么礼义,只是听宦官指使。就是陛下自己要问什么人贪赃枉法、欺君罔上的罪,也不能不交给法司来办。”庄烈帝十分恼火地说:“这样偏袒的人哪配担任宪职!”过一会儿又说:“开元这篇奏疏一定有人在背后主使,我怀疑就是你刘宗周。”金光辰争论这件事,庄烈帝怒喝了他一通,命令连带他一同讨论处分。第二天,命令把光辰贬官三级调出朝廷,宗周剥夺职务,由刑部加以定罪。阁臣压下命令暂时不宣布,把原来的圣旨又捧回到庄烈帝面前恳求,营救宗周,才免予定罪,把他罢官为民了事。

    宗周回去才两年,京师就失守了。他徒步带着武器去到杭州,责成巡抚黄鸣骏为庄烈帝发丧,出兵讨贼。鸣骏告诫他要镇定一些,宗周勃然大怒,说:“君父死于不正常的事变,先生在地方上专门带兵,不想到枕戈待旦,泣血同悲,激励同仇,只是想借口镇定做退避的打算吗?”鸣骏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第二天,宗周又催促他,鸣骏说:“发丧一定要等接到哀诏才成。”宗周说:“嗨!这是什么时候,想从哪里接到哀诏呢?”鸣骏于是在杭州为庄烈帝发丧。宗周问出兵的日期,鸣骏却说:“武器还没有备齐。”宗周叹气说:“唉!和这种人在一起能干什么呢?”于是与原侍郎朱大典,原给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了义师,正打算出兵,福王在南京监国,把宗周起复原官。宗周因为国家的大仇未报,不敢接受官职,自称草莽孤臣,上书谈论时政说:

    “现在的大事除非讨贼复仇,否则就无法表白陛下渡江南下的雄心;除非毅然决策亲征,否则就没法振作天下人忠勇义愤的气概。具体讲来有以下几件事:

    “第一,占据战略要地以便图谋进取北方。江南不能成为偏安之地,请进图收复江北。凤阳号称中都,往东可以扼守徐州、淮州,往北可以控制河南,往西可以照顾荆州、襄阳,往南又离南京城不远,请在那里驻扎陛下亲征的部队。对各级官吏的任命,都暂时自称行在,以便稍稍使臣子保存自己想回避的负罪的心态。从凤阳逐步向北推进,我想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一定会有响应号召而起兵勤王的人。

    “第二,加强建立藩屏以便帮助镇压逆贼。淮州、扬州几百里地方,过去设置了两员大将,没能平定战乱,反而争先南下,以至于把江北偌大一块土地拱手让给了贼寇。督漕路振飞坐守淮城,很早就用船把家属送到了远处,这简直是在提倡大家逃跑。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据说都把家属安顿到了江南。按照军法,临阵脱逃的应予斩首,我认为这么一个抚臣、两个镇臣都该斩首。

    “第三,慎重进行封爵奖赏以便严肃军心。请朝廷分析一下各个将帅的封赏,看哪个是该封的,哪个是滥封的,属滥封的轻则可以收回侯爵,重则可以剥夺伯爵。如果说左良玉将军是因为收复失地而得到封侯,高杰、刘泽清临阵败逃也得到封赏,那么又有哪一个不应当封赏呢?武臣的封赏滥了,文臣也就跟着滥,朝廷里的封赏滥了,宫廷里的宦官也就跟着滥。我真担心天下人知道这些后就会离心离德。

    “第四,清查原任官吏以便树立人臣的规范。北京失陷后,原任官吏中有接受伪官背叛朝廷的,有接受伪官后又逃出来的,有在任职地方逃出来的,有奉使命而逃出来的,法律对这些人应一概问罪,不能赦免。朝廷应对这些人赶快加以辨别、定罪,以便警告以后的臣子。

    “至于接受伪任后南下的官吏,他们在忠顺与逆反之间徘徊不定,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他们一定会制造一些邪说蛊惑人心,这种人尤其应当斩除净尽。”

    又说道:

    “当贼兵进入陕西流入山西逐步打到畿南时,周围地区人心惶惶,可大江南北像太平没事的样子。那么两三个总督、巡抚在这里却没听说过他们派一兵一卒过去,以壮声援,贼兵因而得以长驱直入打下皇宫。坐视君父危亡而不救,这是封疆诸臣应予诛杀的第一条理由。皇上驾崩的消息已经确定无疑,诸臣假如愿意奋戈而起,决一死战,赎免前罪,就应当星夜出动。可是他们却在那里仰声息于南京,争着空谈固守的策略,丢掉在地方上的兵权,抢夺辅立新君的大功,这是封疆诸臣应予诛杀的第二条理由。新君登基之后,本应该一天不耽搁,马上派遣北伐的军队,要不然,就应当立即派一名使节,从小路上北进,给河北父老发布檄文,召来塞上的名王,哭祭宗庙,安置先帝的灵柩,寻访诸王。再不然,可以起用福建大将郑芝龙,用海军进克直沽,九边总督再合谋共奋,事情或许还可以成功。可是诸臣不想到这些,这是满朝文武谋国不忠,应当诛杀的第三条理由。过去因罪被罢的大臣,朝廷酌情予以平反,本应当借先帝遗诏的名义进行,现在却一概使用新天子的名义。关于诛除阉党的案子,陛下与先帝的诏书前后冲突,这样势必要把那些穷凶极恶的坏人们都平反才罢休,这是满朝文武谋国不忠,应予诛杀的第四条理由。我认为现在办罪,应当从朝廷内外不称职的诸臣开始着手。”

    福王命令接受他的奏章,交付史馆收存,朝廷内外因此受到了震动。马士英、高杰、刘泽清恨透了,更加想要杀掉宗周了。

    宗周接连上书请假得不到回复,就抗言上书弹劾士英说:

    “陛下从淮州一带起家当天子,事实上是老天给的大命,可是有人因为随从的一点点功劳就入内阁,进中枢,接受官衔世荫,似乎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这个人不就是士英吗?从此李沾侈言辅立新君的功绩向廷臣挑战,刘孔昭认为功赏不均跟吏部长官大发怒火,朝堂上相互吵闹喧哗不已,一群小人们于是翩然而起,粉墨登场。假借懂军事的名义,逆党也可以死灰复燃了;放宽反正的门路,逃臣也可以拉来任职了,因而阁部诸臣逐渐都要申请弃官还乡去了。朝廷里边正忙于制造党论,哪有功夫算计河北的贼寇;立国的纪纲已被破坏殆尽,怎么考虑灭敌复国的策略。高杰是一个逃将,可是朝廷把他奉若赤子,慢慢就有尾大不掉的忧患了。淮州、扬州出了事,朝廷不难考虑派抚臣道臣过去向他们道歉,可是这样怎么能不长其桀骜?说到头来他们是靠着士英的庇护才如此。刘泽清、黄得功过去都有各自的驻防区域,可是他们像下棋一样把它抛到一边去,在那里斗鸡一般气势汹汹地争夺地盘,以至于朝廷把江北分划成四个兵镇来安置他们。这样做怎会不启其雄心?说到头这件事是由高杰引发的。京营自祖宗以来都是由勋臣来主持,兵部侍郎辅佐勋臣,陛下开国伊始,就任命了宦官卢九德,对这件事士英不能推卸他应有的责任。”

    福王用口气婉转的诏书回答他,同时催促他赶快入朝。

    士英大为恼火,当天就写下奏疏要辞职,又在朝廷里扬言说:“这位刘公自称草莽孤臣,不署新天子给他的任命,明明表示他不向天子称臣嘛。”他的私党朱统翷于是弹劾宗周上书请皇上移驻凤阳:“凤阳是监狱所在地,他想把皇上当作有罪的宗室子弟安置到那里,然后与史可法一道拥立潞王。他们的部队已经潜伏在丹阳了,应该紧急加以防备。”另一方面泽清、高杰一天到晚策划怎样杀掉宗周,找不到办法就派了十多个刺客过去刺杀。宗周当时在丹阳一天到晚正襟危坐,不曾懒散过。先后过来的刺客都不敢下手就离去了。黄鸣骏入觐,部队开到京口跟江防部队相斗杀,士英以为统翷的话是真的,也怕得要死。于是泽清上书弹劾“宗周暗中阻挠收复失地,想杀掉我们这些人,激起将士们变心,给天下百姓带来灾殃”。刘良佐也写了一篇奏疏说宗周极力压制“三案”,充当门户首领;提出要皇上亲征,企图像晁错那样自己担任留守;像司马懿那样关闭城门不让皇上进去。良佐的奏疏还没发布,泽清又写一篇奏疏,并署上高杰、良佐及黄得功的名字交了上去,说道:“宗周劝皇上亲征,试图谋害君父,想把陛下安排到烽火连绵凶多吉少的地方去,居心何在?这件事不是宗周一个人的主意,而是姜曰广、吴生生等人共同策划的,曰广为人心雄胆大,拥立陛下并非他的本心,所以暗中勾结死党,想剪除忠臣以后强迫陛下迁移到别的府城去。假如吴生生、宗周入都,我们就立即渡过长江,到朝廷里当面抨击这帮奸臣,实行《春秋》所讲的讨贼的大义。”他的奏疏递上后,满朝文武吓了一大跳,福王传发指示要大家团结一心,共渡时艰。宗周迫不得已,就在七月十八日入朝。当初,泽清的奏疏公布后,朝廷派人抄了一份送去给高杰看,高杰说:“我们武人怎么能干预朝政呢?”得功也上书辩解说:“我事先根本不知道。”士英却把得功的奏疏压下不往上送。史可法气愤不平,派使者过去一个个质问各镇将帅,大家都说不知道。可法就把情况如实报告了福王,这下泽清等人为之沮丧。

    士英已经忌恨宗周,越来越想排挤掉他,就推荐说阮大铖懂军事,福王传令让大铖穿上官服进见。不多天,从宫中传出特旨任用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说:“大铖的进退关系到江南的兴亡,老臣不敢不争他一回。皇上假如不听,我也要还乡去了。”奏疏递上去后福王不听,宗周就告老还乡,福王传下诏令允许他乘坐官方车马回乡。宗周即将动身前上书讲了五条建议:一是勤问政事,不要因为沉湎于眼前的享乐忽略了远大抱负;二是振举王法,不要因为皇上对臣下的开恩损害臣子们应守的法度;三是明定国事,不要让邪气压了正气;四是端正治术,不要把刑名摆到教化前头来;五是巩固国本,不要因为外患酿成内忧。福王用语气委婉的圣旨回复说知道了。

    第二年五月,南都覆亡了。六月,潞王投降,杭州也失守了。宗周正在吃饭时听到这个消息,把桌子都给推倒,失声痛哭起来,从此就开始绝食。他移居到城郭之外后,有人用文天祥、谢安的故事劝说他,宗周说:“北都的事变发生时,我可以死,也可以不去死,因为身在乡间,还有希望看到国家中兴。南都的事变发生时,是主上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江山,我还认为可以死,也可以不去死,以便等待国家后继有人。现在我们浙江也投降了,老臣不死还等什么呢?如果说我不在官位上,不应该与城共存亡,难道不应该与国土共存亡吗?这也就是过去江万里自杀的道理了。”出去辞别祖墓回来,船经过西洋巷时,宗周投入水中,水浅没死成,船夫把他扶了上来。宗周前后绝食二十三天,开始还喝点茶水,后来十三天里滴水不沾,像往常一样跟弟子们进行学术问答。闰六月八日,宗周绝食身亡,终年六十八岁。

    宗周早年从许孚远那里接受学业。后来又进入东林书院跟高攀龙等一起讲习。冯从吾首善书院的讲会,宗周也参加过。浙江自从王守仁以后,心学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龄,都掺杂了禅学的内容。..龄在白马山讲学,提出了因果说,离王守仁的思想更远。宗周对此很忧心,修建了一所证人书院,召集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讲习。快死的时候,宗周对自己的学生说:“治学的关键在于心中的立诚,主敬是立诚的外部功用。能主敬心中就能立诚,立诚就合乎天性了。良知学说很少不流入禅学。”宗周在官位上的时间不多,他侍奉君主不把表面的服从当成恭敬。他入朝做官时,即使一个人呆在暗室里,都不敢把脸朝南坐。无论审判大案,还是讨论大事,或者是阅读圣旨,他都要退后几步,拱手站立很久才敢进行。有时请了病假,就徒步回到家里居住,布袍粗饭,乐道安贫。一旦接到朝廷的召唤他马上就上路,有时连衣服、帽子都不等穿齐戴好。学者们把他称为念台先生。他的儿子叫刘氵勺,字伯绳。

    黄道周传

    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改选庶吉士后,授职编修,担任经筵展书官。按照惯例,展书官一定要跪行到皇上面前,道周却不跪行,魏忠贤狠狠地瞪了他几眼,以示恐吓。不久,道周为母亲守丧回家去了。

    崇祯二年(1629),道周以原职起用后,升任右中允。因为他多次上书营救原辅臣钱龙锡,被降职调用,龙锡得以减免了死刑。五年正月,道周在候补期间生了病,请求离朝还乡,临行之前上书说:

    “我从小学习《易经》,用天道作为准绳,史书所记载的二千四百年历史,用天道来考察其治乱兴衰,百无一失。陛下登基后第一年,正碰上《师》卦的上九爻,其爻辞说:‘天子有命令说:封建诸侯和任命卿大夫,小人都不可用。’所以说陛下思念贤人不能马上得到,惩处小人不容易清除干净,这是因为陛下虽然有天子的英明,但是小人们总是怀着抵触命令的心态。我入京以来所看到的大臣们都没有什么远大策略,动辄找别人的小毛病。治理朝廷中政务的大臣把察处别人当成要事,治理边疆军事的大臣把苟且偷安看作上策。有人讲论仁义道德,就认为是迂腐、幼稚;那起草簿书的小官吏,倒被看成通达、识时务。一经勘察官员政绩,就弄得终年纠缠不休;下属的一点意见不合胃口,就株连四起。陛下想整顿朝廷纪纲,驱除外患,那帮大臣就用严刑峻法,打击百官,陛下想革弊防奸,以一警百,那帮大臣就以此借题发挥,制造矛盾,招揽权力。进一步说吧,朝堂里的大臣们敢欺骗陛下的,一定不是那些战战兢兢,照章办事的士人,而是那些把持权力,百般乖巧的人;宫廷里的大臣们敢欺骗陛下的,一定不是那些推磨、切菜、管钱管账的下人,而是那些权倾宗社的显贵。请陛下明智地思索一番,参看古今的史书想一想,自古至今,绝对没有斤斤计较于俸禄多少的人可以提出远大策略来的;也没有吹毛求疵的人可以取得三皇五帝那样的政治成就的。”

    庄烈帝阅后很不高兴,摘出“纠缠”、“株连”等字眼,责令他做出具体解释。道周上书说:

    “近年来朝臣们所看到、想到的,没有一件事是真心为了朝廷好。他们选用人才,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寻求报复。从前年春天开始,朝臣们大谈边疆的事务,事实上并不是为陛下守边疆,而是为谋逆的阉党翻边疆的案;从去年春天开始,朝臣们大谈科场的事务,事实上并不是替陛下整顿科场,而是为了报复仇怨翻科场的案。这难道还不是我说的‘纠缠’、‘株连’吗?”

    这些话都是影射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的,庄烈帝更加不高兴,把他给罢官为民了。

    崇祯九年(1636),因为有人推荐,朝廷召回道周,恢复了原先的官职。第二年闰月里,朝廷因长期干旱不雨,诏令百官反省,道周上书说:“最近朝廷内外都在斋戒,为百姓请命,可是朝廷里五天逮系了两位尚书,没听说有一个人上书请救,怎么能指望老天消除凶灾,帮陛下实现公正、光明的政治局面呢?”又上书说:“陛下宽宏大度,肯于饶人,所以有身寄重任达七八年没什么功效,还依然把持大权的。发展到现在,国家没有是非之分,朝廷没有什么枉直之辨,里里外外的群臣百官大都得过且过地办事,这实在令人痛心疾首。不过下边群臣百官的所作所为全都决定于上边。上边急于征收租税,下边就急于收贿行贿;上边喜欢苛刻地考核,下边就喜欢夸大其事;上边喜欢揭人隐私,下边就喜欢诬陷。在这南北交讧的时候,朝廷干什么要和市井里的小百姓计较那些家庭不和的传闻,结那本来不必理睬的仇怨呢?”当时体仁正引用一些坏人制造东林、复社的案子,所以道周谈到这些。

    不久道周升任右谕德,掌管司经局,他上书辞让时,说自己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三罪、四耻,用来自我批评,七不如是说“在品行峻洁,超出常人方面,不如刘宗周;在性情涵养,无愧纯孝方面,不如倪元路;宏观思维,远见深计方面,不如魏呈润;犯言直谏,裁决平允方面,不如詹尔选、吴执御;志尚高雅,博学多通方面,不如华亭的平民陈继儒、龙溪的举人张燮;说到监狱中因事累及被逮的大臣,那么在心性朴实,行为纯正方面,不如李汝璨、傅朝佑;在文章意气风发,仕途坎坷,光明磊落方面,不如钱谦益、郑曼阝”。郑曼阝当时正因为所谓的棍打母亲事受人唾骂,所以庄烈帝接到章奏大吃一惊,批评他颠倒是非。道周又上书辩解,言辞之中又有营护郑曼阝的意思。庄烈帝恼了,下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训斥了他一番。

    道周因为文章、气节名高于天下,为人严肃、刚正,不与世俗相妥协,公卿大多害怕并且忌恨他,于是借用了不如郑曼阝这句话作为口实。这年冬天,朝廷要选用东宫讲官。体仁已经去职,张至发担任了执政,把道周排除在外,不让他参与。道周的同事项煜、杨廷麟认为不公正,上书推荐道周。至发说:“郑曼阝棍打自己的母亲,诏书中已讲得明明白白,道周自称不如郑曼阝,还怎么可以做太子的老师呢?”道周于是称病求去,庄烈帝不答应。

    十一年(1638)二月,庄烈帝一次来经筵前讲读。当时刑部尚书郑三俊刚刚入狱,讲官黄景窻营救他,庄烈帝不同意。这时庄烈帝正好追论以前讲官姚希孟曾经奏请把漕运储藏全都改为折征银两的错误,道周没听仔细,认为庄烈帝将宽释三俊并且追念希孟,于是讲道:“原任辅臣文震孟一生直而不顺,未曾得到过赠恤。天下的士大夫活着的如三俊,死了的如震孟、希孟,即使求其仿佛,也不可多得。”庄烈帝认为他的回答不真实,责令他再做回奏。道周再奏,庄烈帝再做质问,一直到三次进奏才算完。道周前前后后所提出过的建议,未曾得到过一次同意的批复,但道周还是不停地进言。

    六月,朝廷中推举阁臣。道周当时已经担任日讲官,升为少詹事,得到了提名。庄烈帝没有任用他,而选用了杨嗣昌等五个人。道周于是起草了三篇奏疏,一篇弹劾嗣昌,一篇弹劾陈新甲,一篇弹劾辽东巡抚方一藻,在同一天里交了上去。他弹劾嗣昌说:

    “天底下不会有无父之子,也没有不臣之子。卫国的开方不回家省亲,管仲竟把他比作猪狗。李定不为继母守丧,宋朝人都把他指为人枭。现在就敢有不为父母穿孝服,端坐在政府中,像嗣昌这样的人。宣、大总督卢象升因为父亲刚入殡而自己在仕途上,所以椎心泣血,请求就近任职,后来竟忽然间冒出一道在官位上守丧的圣旨来。守丧如果可以推脱,那么闻丧就可以不奔丧了;闻丧可以不奔丧,那么为人子者就可以不认自己的父亲,为人臣者就可以不认君父。国家即使人才很缺,也不能让这种不忠不孝的人呼朋唤友,招徕同类,播下不祥的种子来玷污国家呀!嗣昌在朝理事两年了,从他提出的十面张网、超占田土加租的办法和通贡、互市的乐观主张来看,他的才智到底怎样也该可以看出来了。现在他又要再起用一个不祥之人和他互为表里。陛下用孝道治理天下,缙绅家庭一些小小的婆婆妈妈的纠纷还要依法处治,而对于居丧期间灭绝伦常的行为却认为不必禁止,我认为这样不行。”

    他评论新甲,说他:“没有守完丧,就走邪道,寻求关系踏上仕途。天底下即使很缺乏人才,也不应该把他派上用场。”他评论一藻时,极力批评了和议的错误。庄烈帝怀疑道周是因为自己没被选用而抱怨,“缙绅”、“纠纷”的提法是想为郑曼阝开脱罪责,所以交由吏部对他进行贬官处分。嗣昌于是上书说:“郑曼阝棍打自己的母亲,禽兽不如。如今道周又自称比不上郑曼阝,况且他的意思只不过是想包庇郑曼阝那样的恶人,掩饰以前言语的差错罢了,居心可知。”进而自请罢免。庄烈帝颁发一道语气婉转的诏书对嗣昌表示安慰。

    七月五日,庄烈帝在平台召见内阁及各部的大臣,并且包括道周在内。在与大臣们谈论各部门事务谈了很久以后,问道周说:“凡是个人无所图而做出来的,称为天理,有所图而做出来的,称为人欲。你的三篇奏疏正在廷臣推荐你后未被选用的时候递交上来,真的是无所图吗?”道周回答说:“我的三篇奏疏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纲常,自信无所图。”庄烈帝问道:“以前怎么不说?”道周回答说:“以前还可以不说,到他们被选用后不说,往后就更加没有说的日子了。”庄烈帝说:“清白本来是一种美德,但不能用来炫耀自己,满足不正当的目的,况且也只有一个伯夷是圣人中清白的人,像他那样才叫作清白。如果仅仅对于无关紧要的事情小心谨慎,只能说是廉节,不能叫作清白。”当时道周的回答不能让庄烈帝满意,庄烈帝几次驳斥他,道周又进言道:“只有孝悌的人才能治理国家,生养万物。不孝不悌的人,根本都没了,哪里还能有枝叶长出来?”嗣昌这时站出来说:“我又不是从桑树窟窿里钻出来的,怎么不知道孝敬自己的父母。只是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的关系本当摆在父子之前。况且古时候是各国都有君臣,大臣可以去此而适彼;现在是一统天下一处君臣,大臣对自己君父的义务不可能逃出天地之间。再说仁人不能抛弃父母,义士不能先己后君,这两者不能偏重其一。我四次上书极力推辞,还想着词臣中能有刘定之、罗伦那样的人替我抗言上书申请,让我能满足自己的心愿呢。后来等我来到京师时,听说道周的人品、学术都是一代宗师呢,竟然自称不如郑曼阝。”庄烈帝说:“不错,我正打算问他呢。”接着问道周说:“古人心里无所图,现在的人却各有私虑,所以孟子想纠正人心,消灭邪说。古时候的邪说是另外自成一派的,现在的邪说却干脆依附在圣贤的经传中,对世道人心的危害更大了。我且问你,你自称不如郑曼阝,是什么歪道理?”道周回答说:“匡章受到举国上下的遗弃,但孟子对他不失礼貌,因为他自有长处。我说不如郑曼阝,也只是说我在文章上不如郑曼阝。”庄烈帝说:“章子得不到父亲的欢心,这跟郑曼阝棍打母亲怎么相比。你自称比不上他,难道不是和他勾结又是什么?”道周说:“大家都讨厌一个人时,皇上务必要自己明察,不要随便附和。”庄烈帝又问:“新甲是怎么走邪道,寻求关系踏上仕途的?另外你所说的柔媚取悦,点头哈腰的又是哪一个?”道周回答不上来,只是说:“一个人思想不端正,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不会正确的。”庄烈帝又问:“丧当然是凶礼,难道碰上凶丧的人就是凶人,都是不祥之人?”道周说:“古时候大夫守丧三年,君王的命令根本就不会传到他家门口。他自称凶与不祥,所以举行军礼时凿开凶门走出来。克制孝心出来做官,在疆外还是可以的,在朝中就不行。”庄烈帝问道:“人既然可用,为什么要区分内外?”道周说:“我们明朝自从罗伦议论克制孝心以来,前后有五十多人出来做官,多在边疆。所以嗣昌在边疆是可以的,在中央就不行了;在中央还算可以,在政府就不行了;只嗣昌一个人还可以,他又呼朋引类,简直要把朝廷搞成一个有丧不守的夺情世界了,这就更加不行了。”庄烈帝又把他盘问了好久,最后说:“少正卯当时也被称为名人,思想反动而且邪恶,行为不正而且固执,言论错误却说得头头是道,赞同错误还要予以润色,记诵一些乌七八糟的知识但是十分广博,所以难以逃脱圣人的诛戮。现在很多名人也差不多是这样了。”道周说:“少正卯心术不正,我心正,没有丝毫的私欲。”庄烈帝恼了,过了片刻,命令他出去听候圣旨。道周说:“我今天话不讲完,是我对不起陛下;陛下如果今天杀我,就是陛下对不起我了。”庄烈帝说:“你一生的学问,就只学会了油嘴滑舌。”喝令他退出去,道周叩头后后退几步,又跪着说道:“我敢把忠诚直言和油嘴滑舌剖析一下看。一个人在君父面前独立不阿、大胆说话如果叫作油嘴滑舌,难道在君父面前谗谄面谀叫作忠诚?忠诚直言与油嘴滑舌不能分辨,正直与邪妄混乱不清,怎么能实现太平?”庄烈帝说:“是呀,但也不是朕随便用油嘴滑舌来批评你。我提的是这个问题,你回答的是另外的事情,这还不是油嘴滑舌是什么?”又一次喝令他退出去,然后回头看着嗣昌,感叹道:“现在人心轻薄是多么严重啊!道周肆无忌惮,他能不自认为正直吗?”于是把文武群臣都召来聆听了一番教导,然后退朝了。

    这个时候,庄烈帝忧心军事,认为可以托大事的只有嗣昌这么一个人,所以破格选用了他。道周泥守经典,违背了庄烈帝的意思,等召见他问话时,他又不退让,庄烈帝十分恼火,想对他实行严惩,害怕他名声太大,影响不好,所以没敢决定下来。这个时候刘同升、赵士春也因为弹劾嗣昌,朝廷决定给予严惩,但吏部给予道周的贬处却很轻。嗣昌担心给道周的处分轻了,弹劾自己的人就会没完没了,所以紧急收买人弹劾道周。刑部主事张若麒打算调入兵部,就迎合嗣昌的意思上书说:“我听说人主的尊贵,尊贵到独一无二的地步;人臣不应自居尊大,自居尊大就该杀头。现在黄道周和他的同伙捏造谣言,贬损皇上的德行,把古往今来不曾有过的好话都加在道周身上,那么一切不好的就都可以归过于君父了。朝廷如果不颁布前些时召大臣问话的整个经过,让天下人知道,那么背公死党的家伙们就会乱传出去,迷惑各地吏民,私自写出来让后代人犯疑,掩没圣天子纠正人心,消灭异端邪说的真实意图。这样影响就很不好。”庄烈帝于是就给廷臣们传了一篇指示,要大家不要接受道周的挟持,与他相互勾结,共有几百字。把道周贬官六级,让他去当江西按察司的照磨。若麒果然如愿,调到了兵部。

    很长时间以后,江西巡抚解学龙推荐自己手下的官吏,对道周称颂备至。按惯例,这种奏疏只交有关部门看取,庄烈帝也不再批阅。可是大学士魏照乘极其讨厌道周,就起草诏令批评学龙胡乱推荐。庄烈帝于是发了火,立即把他俩剥夺官籍,逮进刑部的监狱里,批评他们勾结成奸,破坏政治,都打了八十大杖,追究他们的党羽。狱词中牵连到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中书舍人文震亨,这四个人也被关进监狱。户部主事叶廷秀、监生涂仲吉营救他们,也被关进了监狱。尚书李觉斯量刑很轻,庄烈帝严厉批评了他,又改判为到烟瘴地面充军,庄烈帝还是认为量刑太宽,把觉斯给除了名,把道周移交镇抚司加以拷问,然后才送回刑部狱。过了年后,尚书刘泽深等说:“学龙、道周两个人的罪判他们永久充军也就够了,再往上只有处死刑。处死刑的大臣不是因为丢失领土就是贪婪、凶狠,没有哪个人因为提意见被处死的。道周没有丢失领土或贪婪、凶狠的罪名,而有提意见被杀掉的名誉,如果死刑让道周碰上就不是我们的圣主所有的载天覆地的肚量了。陛下所怀疑的只不过是帮派。但拉帮结派,表现在行动上。道周抗言上书,只借文字讲空话,有那么一两个要好的朋友也都跟着罢免了,所谓的帮派在哪里,用得着动用朝廷的刑法?况且陛下怎么会积恨于道周呢?万一日后您回心转意了,可是我的死刑判决已成事实,那时后悔也没用了。”所以仍旧请照原判结案。道周于是被判为永久充军广西。

    十五年(1642)八月,道周充军已有一个年头了。一天,庄烈帝召五位辅臣进入文华后殿,手拿一册书随便问道:“张溥、张采是怎么样的人?”大家都回答说:“是读书好学的人。”庄烈帝说:“张溥已经死了,张采只是一个小官,科道官为什么热心称赞他?”大家回答说:“他胸中装有不少书,科道官因为对他的使用不到头,所以惋惜他。”庄烈帝说:“他为人也不免有些偏激。”当时延儒在嗣昌死后又一次进了内阁,要参考大家的意见为道周活动,就回答说:“张溥、黄道周都不免有些偏激,只是因为他们擅长学问,所以人人都惋惜他们。”庄烈帝没有做声。蒋德瞡说:“道周过去被判充军,皇上的恩德已很宽大了,只是他家里穷,孩子还小,实际情况让人怜悯。”庄烈帝再露微笑。陈演说:“道周这个人对父母也极孝顺。”吴生生说:“道周学无不通,并且为人很清苦。”庄烈帝不答话,只是微笑而已。第二天就传出圣旨恢复道周原来的官职。道周在路途上上书谢恩,称赞了学龙、廷秀的贤德。回到京师后,庄烈帝召见了他,道周见到庄烈帝就流下了泪,说:“我想不到现在还能再见到陛下,只是我本来就在生病。”向庄烈帝请假,得到了批准。

    过了很久,福王监国,用道周为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想出任,马士英劝说道:“人望在你身上,你不出来,想跟着史可法拥立潞王吗?”道周于是迫不得已进入朝中,交上了九篇进取北方的策论,朝廷册封他为礼部尚书,让他协理詹事府的事务。只是当时朝政一天天坏了下去,大臣相继离开南都,有见识的人都知道福王即将灭亡了。第二年三月,福王派道周去祭告大禹陵,出发前,道周又递上一篇进取策,当时没有被采纳。道周刚办完事,南都亡失了,他到衢州去拜见唐王朱聿键,上表劝进,唐王让道周当武英殿大学士。道周的学问、品行都很高,唐王特别尊敬他,曾经赐宴给他。郑芝龙封为侯爵,位置在道周之上,大家主张压一压芝龙,文武大臣由此不和睦了。有个学生上书攻击道周迂腐,不能担任辅臣,唐王知道是出自芝龙的意思,故意把这个学生交督学御史打了一顿。

    在这个时候,国势已衰,朝廷大权掌握在郑氏手中,这位大帅仗着唐王的恩赐,观望不前,不愿意出关召募士兵。道周于是自请到江西去谋划收复失地。当年七月他出发,所到之处得到周围地区的响应,募到义旅九千多人,从广信开出衢州。十二月进抵婺源,遇到大清部队,战败后被俘,被带到江宁,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穿着囚服写书。将要处死他时,道周行经东华门,坐在地上不起来,说:“这里离高皇帝的陵墓比较近,可死在这里。”监刑的同意了他。道周幕下的谋士中书赖雍、蔡绍谨,兵部主事赵士超等都死了。

    道周学通古今,所到之处跟他钻研的人云集而来。铜山在一个孤岛上,山上有一座石室,道周从小坐卧其中,所以学者称他为石斋先生。道周精通天文、历法、数学、皇极等方面的书籍。他所著的《易象正》、《三易洞玑》及《大函经》,学者整年学习也弄不懂他的学说,而道周自己用它来推演、验证国家的治乱。他死后,他的家人得到他写的一本小册子,上边自己说自己死在丙戌年(1646),终年六十二岁,大家才相信他真能预测未来。

    毕自严传

    毕自严,字景曾,淄川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初任松江推官,年纪轻轻就很有才干,被朝廷召用为刑部主事。后来做过工部员外郎中,升为淮徐道参议。回家为母亲守完丧后,被派往守卫冀宁。又改官河东副使,请病假离任了。后来又被起用,做洮岷兵备参政。又以按察使的名义调去治理榆林西路,然后当上了右布政使。泰昌年间,朝廷召他做了太仆卿。

    天启元年(1621)四月,辽阳覆没,朝廷决定设置一名天津巡抚,专门整顿海防,让自严改官右佥都御史前往上任。到任后,自严建立了水军,修造战船,装备武器。等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署兵力的策略后,天津是其中一个方面,所以增设了镇海等兵营。自严运用戚继光传下的办法,让水军先训练陆战,因此他的部队很可用。魏忠贤派锦衣千户刘侨来逮捕天津被罢了官的将领,自严用他们没有皇上的批示为由上书批评忠贤,熹宗回复说知道了。从各地征来的士兵天天逃跑,朝廷采纳自严的建议,吸收士兵的家属来补入部队。兵部主事来斯行有军事才略,自严请让他当了自己的监军,山东的白莲妖贼起来作乱,自严让斯行率领五千兵力前往平定,功劳很大。

    早先,万历四十六年(1618)时,辽东用兵,朝廷决定开通登州、莱阳的海运。第二年二月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史,前去总督辽东兵饷。到这时李长庚提升了,朝廷就命令自严接任。评定他以前平定贼寇的功劳,朝廷把他提升为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当时朝廷决定废除天津巡抚,让督饷侍郎兼领巡抚事务,就把它一并交给了自严。朝廷又决定要讨伐朝鲜,自严说不能立即讨伐它,应当等它请求上贡,表示忠诚,为我们的东征效力,现在只要慢些答应给它加封就是了。京师几次发生地震,自严借此上书讲出自宫廷里的批答应当慎重,加恩于臣下应该有所节制,对人才应该爱惜,宫廷里的操练应该停止,话说得很切实。自严在职几年,对军饷全面核算,注意减省,公私两方都靠着他受益匪浅。

    五年,自严以右都御史的身份掌管了南京都察院。第二年正月里就原地改官任户部尚书。忠贤决定卖掉南京太仆寺牧马的草场来资助修殿工程。自严坚持不同意,就请病假回乡去了。

    崇祯元年(1628),召自严当了户部尚书。自严因为财政支出极为困难,请清查拖欠的田赋,开垦屯田,严格成绩考评,裁减多余的士兵,停发蓟州、密云、昌平、永平四镇新增加的二十二万两盐菜银,庄烈帝都批示同意了。二年三月,自严上书说:

    “各边镇往年的例子,除辽饷外,其他军饷是三百二十七万八千多两银子。现在蓟州、密云等镇省下三十三万,还应付出二百九十四万八千。统计京边每年收入的数字,田赋是一百六十九万二千,盐课是一百一十万三千,关税是十六万一千,杂税是十万三千,事例约二十万,总共是三百二十六万五千多两。可是历年拖欠,一年中实际收入不满二百万,就是全部充作边饷也没有赢余。可是京城支取的各项费用每年是八十四万,辽东提塘费用三十多万,蓟州、辽东抚赏费用十四万,辽东旧饷改新饷增加的是二十万,支出大于收入,已达一百十三万六千两。况且还有供给宫廷召买的费用,宣府、大同的抚赏金以及一切不时之需,也有超出常额的情况。请陛下传令廷臣,让大家就财政收支问题各陈己见!”

    于是廷臣争着提出各自的主张,自严选择其中可行的办法,先列出十二条意见交上,分别是增卖盐引,讨论铸造钱币,集中各项杂税,清查不缴租的田亩,征收寺庙产业税,核定牙行税率,停止修建仓库,停止维修、兴建公署,增收南京的马匹协办税、崇文门店铺税,调整京运拨兑比率、板木折价比率。后来又列了十二条意见,分别是增加关税、捐献公费、出卖生祠、重定市税、裁减冗役、清查虚冒、加收赎罪款、班军折银、吏胥纳班银、出售河滨滩荡、京东水田、殿工冠带。庄烈帝都予以批准执行。

    庄烈帝又命令编定《赋役全书》,自严说:“《全书》的编写,是从实行一条鞭法开始的,距今已经四十五年了。有同一条规定而现在多那时少的,它的弊病是混派;官府听凭奸吏随意瓜分,它的弊病是花派。对此应当大力整顿。”进而做出八条规定呈请,庄烈帝就命令颁布全国。

    给事中汪始亨极力批评当时盗取屯粮损失军饷的弊端。自严说:“这个问题相沿已久,难于核实。请无论军种民种,一律照民田征收田赋!”庄烈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在此之前,魏忠贤乱政,边饷多缺,自严这时却按期供应。自严还曾经上书说:“最浪费钱财的莫过于客兵的银饷。各边镇每年的例额总共是三百二十七万两,客兵的银饷就占了三分之一,应该狠心把它减下来。其次就是抚赏、召买、修筑等费用,都不能不节省。”庄烈帝以赞扬的口气接受了。

    这年冬天,京师受到攻打,庄烈帝忧劳国事,半夜里能发出几道圣旨过来。自严做出的回答毫无迟疑,不敢放下心来睡觉,因此脑袋、眼睛都肿了,幸好没有什么缺少的东西。第二年夏天,他以六条罪过自我批评,请求离职,庄烈帝好心地加以安慰、挽留。以前因为考满自严已加官太子少保,现在朝廷评定遵化、永平战胜敌人得到收复的功劳,又给他加官为太子太保。

    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加收全国的田赋,自严没能加以制止。于是除原先增加过的五百二十万之外,又加收一百六十五万多,天下百姓更加困耗了。后来自严就当时政务提出了十条意见,主旨是为了利民,庄烈帝都采纳了。又因为兵饷一天天增加,自严几次请求加以清查,可是兵部及总督、巡抚大都把这件事给搁在一边。自严又请求裁减内地用不着的军队,庄烈帝就传令严加整顿,但是并不能全面推行下去。

    御史余应桂弹劾自严在殿试读卷时推荐陈于泰为第一。于泰是辅臣周延儒的儿女亲家。自严称病请求退休,书上了四次,庄烈帝不同意。当时朝廷有令,县令要报请吏部升用时,户部要先核算他的钱谷征收情况。华亭知县郑友元已经入朝当上御史,以前担任青浦知县时欠收二千九百两金花银。庄烈帝向户部质问这件事,自严说友元已经交了十分之七存在太仓里。庄烈帝让管仓库的人核实,没有,就怒气冲冲地批评自严。自严转弯抹角地辩解,庄烈帝更恼了,就把他打入监狱,又派使者去逮捕友元。御史李若谠上书论救,庄烈帝不听。过了一个月,给事中吴甘来又抗章论救,庄烈帝才把他释放出来。八年(1635)五月,朝廷评定四川平贼的功劳时,恢复了自严的官籍,让他退休了。又过了三年,自严去世,朝廷按规定给他赐以恤典。

    张鹤鸣传

    张鹤鸣,字元平,颍州人。早在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已经中榜,因父亲生了病,马上返回家乡。过了六年,才又考中进士。初任历城知县,调为南京兵部主事,又做过陕西右参政,负责巡视临洮、巩昌二府。在任时都以有才略出了名。

    后来,鹤鸣又升为右佥都御史。担任贵州巡抚。贵州自杨应龙被平定以后,官兵伤亡太多,苗仲到处作乱。鹤鸣上书说:“苗仲这伙强盗是广东西部的瑶民,迁移到贵州来的。自贵州直到云南,人数约三万,营寨约一千四百七十个,分散开来就是良民百姓,集结在一起就当强盗。还有红苗遍布在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有几十万人,镇远、清平一带又有大江、小江、九股等各族人,他们都是应龙的余孽,人数也有一万多。我所领的兵只有一万三千人,怎么能防御贼寇呢?”进而提出了增兵增饷九条意见。此后,鹤鸣联合各地进剿洪边的十二马头,大败红苗贼,又到柔坪追剿,贼首老蜡鸡占据峰巅仰天窝,这片窝地有九个盆地,地势平坦、宽广,可以住下几千人,往山下有三条通道,分别设了三道关口。老蜡鸡擅自称了王。鹤鸣夺取了他的三道关,老蜡鸡被斩首,鹤鸣招安余众,收降了残余的贼兵,然后班师而回。不久鹤鸣又派兵平定了定广、威平、安笼等地的贼寇,威名大振。朝廷提升他为兵部右侍郎,让他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尚未上任,又改为左侍郎,帮助料理兵部的事务。当时军事情况紧急,兵部增设了两位侍郎,鹤鸣与祈伯裕、王在晋都闲住家园,没有去上任。

    到天启元年(1621),辽阳失守,军事更加吃紧了。右侍郎张经世统率援兵开出山海关后,兵部里边没有侍郎了。言官请熹宗催促鹤鸣等来上任,奏章递过几十次,熹宗才限期要兵部马上把他们督促过来。鹤鸣到任后朝廷评定他平息苗贼的功劳,把他提升为兵部尚书,办理侍郎的事务。尚书王象乾出去总督蓟辽军务后,鹤鸣就接替了他的位置。给事中韦蕃请求留下象乾,让鹤鸣出去指挥部队,触怒了熹宗,被贬出朝廷。当时熊廷弼任辽东经略,性格刚强,脾气很大,喜欢骂人,敢于欺负朝臣。鹤鸣跟他不和睦,两个人事事顶撞。鹤鸣喜欢巡抚王化贞。化贞是个庸才,喜欢说大话。鹤鸣支持化贞,对他的奏请无不听从,让他不接受廷弼的管制。朝廷内外都知道经略、巡抚不和,非坏边疆大事不可。鹤鸣却越来越深地信任化贞,最终使边疆大事坏得很惨。

    二年正月,朝廷讨论经略、巡抚的去留问题。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主张让鹤鸣过去替下廷弼,其他人大多主张经略、巡抚仍应一同任用,只有鹤鸣毅然主张撤下廷弼,专用化贞一个人。他的奏议刚刚交上去,化贞已经抛弃广宁败逃了。鹤鸣内心里感到惭愧,并且怕被治罪,所以自请去巡视边疆。熹宗下令给他加官太子太保,赐他蟒袍玉带及尚方宝剑。鹤鸣实际上害怕去巡边,逗留了十七天,才走到山海关。到任后又无所谋画,只是天天下令缉捕间谍,对蒙古炒花、宰赛诸部诱以重利而已。

    当初,广宁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里来,廷臣们集中讨论军事问题。鹤鸣怒气冲冲地骂廷弼来为自己开脱。给事中刘弘化首先批评他,因此被扣了官俸。御史江秉谦、何荐可接着又弹劾他,两人都被贬了官。廷臣们这下更加气愤,御史谢文锦,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萧良佐、侯震..、熊德阳等纷纷上书激烈地批评鹤鸣,请熹宗按照世宗杀掉丁汝夔、神宗逮捕石星的旧例,把他和化贞一同办罪。鹤鸣到任后上书讲廷弼耽误边疆大事是由原大学士刘一火景、尚书周嘉谟包庇廷弼不让自己出关导致的,进而把言官指斥为一火景的鹰犬,并且说:“按照祖宗定下的老规矩,兵部尚书不因为边疆的战争胜负受赏或治罪。”于是朝瑞等又联名上书弹劾他,御史周宗文也列举了他的八条罪状。熹宗不予追究。鹤鸣在那里磨蹭了几个月,称病回乡去了。

    六年春天,魏忠贤的势力极为强大,把鹤鸣起用为南京工部尚书,不久因为安邦彦还没有消灭掉,鹤鸣以前平定苗贼有功,就把他改官兵部尚书,总督贵州、四川、云南、湖广、广西军务,熹宗又赐了他尚方宝剑。鹤鸣这次尚未建什么功,庄烈帝即位了,给事中瞿式耜、胡永顺、万鹏因为他是通过忠贤晋用的,接连上书抨击他。鹤鸣请求离职,庄烈帝传诏给他加官太子太保,让他乘驿站车马回乡去了。

    崇祯八年(1635),流贼打下颍州,抓住鹤鸣,把他头朝下吊在树上,鹤鸣骂着流贼被杀害了,终年八十五岁。

    鹤鸣的弟弟鹤腾,字元汉,考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当过云南副使。鹤腾人品纯洁,名声比他的哥哥好。颍州城被打下,他也骂不绝口地被杀害了。

    陈新甲传

    陈新甲,长寿人。万历年间乡试中举,做了定州知州。崇祯元年(1628)进入朝中当上刑部员外郎,又升为郎中,调任宁前兵备佥事。宁前是山海关外的重地,新甲在这里凭着自己的才干出了名。四年,大凌新城被包围,援师云集,出战、修城等事全靠他处理。城被打下后,新甲被罢了官。巡抚方一藻爱惜他的才干,上书请朝廷留用他,朝廷没有答复。监视宦官马云程也对此上书讲了话,朝廷才答复说可以。新甲说:“我受到戴罪任职的恩典是因为监视宦官的奏疏才得以批复,我心里自觉羞辱,清议也会随着而来批评我。我不敢接受这个恩典。”朝廷不许他推辞。不久,新甲又升任副使,仍在宁远任职。

    七年九月,朝廷提升新甲为右佥都御史,接替焦源清去巡抚宣府。因为军备长期以来放松了,新甲上任后亲自到边防墙堡去视察,走过前人足迹没到过的地方,全面掌握了兵马伤亡、城堡倒塌及弓箭等兵器的损坏情况。然后几经上书向朝廷请求,对这些加以整顿,边防因此有了保障。杨嗣昌当时担任总督,跟新甲一起共事,由此了解到他的才干。九年五月,新甲母亲去世,他回家守丧去了。

    十一年(1638)六月,宣大总督卢象升父亲去世了,嗣昌当时任兵部尚书,推荐说新甲可以接任。庄烈帝传下诏令提拔新甲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让他克制孝心出来任职。正好这时大清部队深入内地,朝廷诏令新甲过来接任,立即指挥部下的兵马协助御敌。不久,象升阵亡,孙传庭代领他的部队。新甲与传庭相互支持,但最终不敢出战。第二年春天,京郊解严,顺天巡按刘呈瑞弹劾新甲前前后后逗留不前,干扰作战的罪过。新甲一一列举自己的功绩,并且说呈瑞是挟私仇图报复。庄烈帝没有追查这些。新甲开赴部队驻地后,上书讲了有关改编队伍、严加侦探、强化训练、整顿马政、演习火器、查禁贪占等事务,朝廷批复说可以。他部下的士兵有一天夜里发生了哗变,新甲上书请罪,庄烈帝也不追究。给事中戴明说曾经弹劾新甲,庄烈帝用随便评论重臣的名义,扣发了明说的官俸。

    十三年(1640)正月,朝廷召新甲入朝接替傅宗龙担任兵部尚书。自弘治初年贾俊以后,举人没有做过尚书的。当时军事危急,大臣们都不愿当兵部尚书,所以新甲当上了。朝见过后,新甲递上保卫邦国的十条办法,大多是廷臣曾经说到过的。只是他讲到天寿山后边应当设置总兵,徐州也应设一重镇,开通两京咽喉,往南保护皇陵,中间防守漕运,庄烈帝都采纳了。新甲又讲了兵部事务的四个要点及军事方面存在的四种失误,庄烈帝就命令他加以整顿。

    十四年(1641)三月,贼寇打下洛阳、襄阳,福王和襄王两位藩王遇害,庄烈帝让新甲贬官三级继续任职。按照原先的规定,府、州、县城郭失守的,长吏要判处死刑。宛平知县陈景建议说村镇被焚掠三处的,长吏也应当判处充军。新甲同意他的意见,就上书说:“各级官员能兼顾城乡的,就给以记功;如果四面的郊区受到攻打,与贻误军机同罪。”庄烈帝听从了他。不过当时中原各地都是强盗,他的办法并不能完全执行下去。杨嗣昌死在军队里,新甲推荐丁启睿过去接任,议论的大臣都埋怨他用错了人。不过傅宗龙、孙传庭当时都因为一点小罪被关在监狱里,新甲在召对时称赞他们的才干,退出来后又上书极力推荐。他们两个得到重新任用,都是靠新甲出的力。不久评论边境上秋防的战功,新甲恢复了贬下的三级。

    当时锦州被围困很多天了,外边的援兵断绝。有士兵从锦州逃出来,传祖大寿的话,请大部队用车营逼过去,但不要轻易开战。总督洪承畴召集了几万部队过去增援,也没敢决战。庄烈帝召新甲问解围的办法,新甲请让自己跟阁臣及侍郎吴生生商量后再说,然后讲了十可忧、十可议,又派职方郎张若麒过去和承畴当面协商。若麒还没回来,新甲就请求让官军分四路夹攻。承畴认为兵力分散势力就会削弱,主张稳重一些,坐以待敌,庄烈帝认为承畴的意见是对的,可是新甲坚持自己以前的意见。若麒这个人一向狂妄,看到部队稍有一些斩获,就认为可以立即解除包围。他用机密奏疏把这些讲给了庄烈帝。新甲又写信过去催促承畴出兵,承畴被新甲的话所感动,又接到皇上的秘密指示,就不敢再坚持原先的意见了。若麒加紧催促诸将进兵,诸将在八月里开到松山扎营,被我大清部队打败,大肆逃散,士卒死掉几万人。若麒从海路逃回,谏官请治他的罪,新甲竭力庇护他,又让他到关外去监军。锦州之围没解除,承畴又在松山被围,庄烈帝深以为忧,新甲也没办法解救。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火荣弹劾新甲缺乏谋略,耽误国事,请马上要他举贤自代,庄烈帝没有听他。三月,松山、锦州相继失守,若麒又从宁远逃回。言官弹劾若麒的,都连及新甲。新甲屡次请求罢任,庄烈帝都不允许。

    新甲很有才干,晓习边事,但是不能以廉洁自持,所使用的都是他欠了人情债的军官。他和宫廷中的宦官深相结交,引以为援,其中与司礼王德化尤其亲近,所以言官批评他都不能使皇上入耳。这个时候,闯贼蹂躏河南,开封屡次被围,其他府县也接连丢失。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开出潼关讨贼,先后陷于贼手死掉了,贼兵的势头更加强大。言官弹劾新甲的奏章上过几十次,新甲自行请罪的奏章也上过十多次,庄烈帝总是慰留他。

    早先,新甲因为南北交困,派遣使者来与大清议和,背地里告诉过傅宗龙。宗龙离开京师时,把这事告诉了大学士谢升。谢升后来看到疆事大坏,就把宗龙的话讲给了庄烈帝。庄烈帝召新甲过来质问,新甲叩头谢罪。谢升进言道:“那边如果肯议和,和也可以。”庄烈帝默然不语。不久指示新甲秘密进行这件事,朝廷里边人们都不知道。后来言官有一回去拜见谢升,谢升说:“皇上的意思是主张议和的,希望你们不要多话。”言官一听大为吃惊,纷纷上书弹劾谢升,谢升于是被罢官而去。庄烈帝在把议和一事交给新甲以后,和他手诏往返过几十次,都告诫他不要泄漏出去。朝廷里人们渐渐知道了,所以屡屡上书争议,但是他们都没有掌握到证据。有一天,新甲所派遣的职方郎马绍愉用秘密文函向新甲汇报,新甲看后放在茶几上,他的家僮误认为是塘报,就交人抄传下来。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先举报他,庄烈帝恼火极了,把奏疏压在宫中不发下。过后,颁发一道严厉的圣旨,严厉批评新甲,要他自我解释。新甲不但不引罪自责,反而还自吹自个的功劳,庄烈帝更恼怒了。到七月份,给事中马嘉植又弹劾他,新甲就被关进了监狱。新甲从狱中上书请求宽恕,庄烈帝不答应。新甲知道难免一死了,就在宫廷内外遍行贿赂,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向刑部侍郎徐石麒营救新甲,石麒拒不答应。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也在庄烈帝面前极力论救,并且说:“按照国法,敌兵不打到城下来,不应当杀掉兵部尚书。”庄烈帝说:“别的不说,使我的七位亲王遇害、受辱,不比敌兵打到城下更严重吗?”接着就在街头把新甲给斩了。

    新甲受到过杨嗣昌的引用,他们的才能、心术相似。在兵部期间,军书往来频繁,新甲马上可以裁答,从不拖延。庄烈帝起初很信任他,后来特别讨厌他泄漏机密,并且暴露了主上的缺点,因此毫不迟疑地杀掉了他。此后给事中沈迅极力抨击新甲的过失,庄烈帝说:“假使你是新甲,恐怕还不如他。”沈迅惭愧地退了出来。

    新甲当年从阳和门进入都城的时候,黄雾迷漫,知事者认为不吉祥,到这时果然应验了。

    汤开远传

    汤开远,字伯开,是主事汤显祖的儿子。年轻时就很有才识,以经济之才自许。崇祯五年(1632)由举人出任河南府推官。当时庄烈帝恼恨廷臣玩忽职守,用法过于严酷。开远上书谏议说:

    “陛下登基以来,明罚亲断,不肯姑息,从小臣到大臣,接连不断地被重贬或者打入禁狱,差不多就像乱世刑法用重典那样了。看到廷臣荐举不当,就以为是结党偏私;讨厌廷臣固执己见,上书进奏,就怀疑他藐视、对抗圣旨。希望用鞭策的办法勉励臣下,因而戴罪的大臣越来越多,却不给他提供立功的门路;以详慎来要求臣下,于是引罪自咎的大臣越来越多,却不体谅导致这些失误的原因。贪官污吏固然应予逮捕,但是希望能放宽量刑的限度,不要因此埋没真正能干的大臣。至于农忙季节多灾害,全国各地多战争,各地官员害怕受处罚,就只是急于催收田赋,殊不知人民穷困就容易起来作乱。陛下宽一分在臣子,就是宽一分在民生,这是不用论证就确定不移的道理。我尤其希望陛下能对大臣推心置腹,待之以礼,教导法司量刑要平允。至于锦衣卫负责的禁狱,不是强盗奸贼,就不应轻易关进去。”

    庄烈帝恼了,摘取奏疏中“滥用刑具,残酷无比地遍施于有功大臣”的话,责令开远加以具体说明。开远于是上奏说:

    “苏州佥事左应选担任昌黎县令时,曾经率领当地百姓力保孤城。事情平定后他升任监司,竟因为一点小过失最后被判为贪赃。城池失守的既不能得到半点饶恕,捍卫城池功劳显著的也得不到原谅,臣子们究竟何所适从呢?事情紧急时再大的过错都可以不问,事情平定后就锱铢必较,假使昌黎像遵化、永平一样沦失,不知道要花费朝廷多少金钱呢,又哪里去寻找他的一点小过失把他问罪呢?这是我感到可惜的第一件事。

    “给事中马思理、御史高倬,当草场大火烧起来时,急忙奔走灭火,差点累得断了气,最终没能扑灭大火。这不过是根据法令应当记过的事,朝廷却想进一步定为别的重罪,这实在过份了。今年盛夏下过雪雹,京郊发生地震,草场不点火也会自行烧起来。陛下不因此宽刑反省,反而把大臣严加拷讯并长久监禁,这不是用来感召天和、嘉奖善事的办法呀。这是我感到可惜的第二件事。

    “宣大巡按胡良机,陛下也知道他知兵干练,让他两次到艰苦的边疆任职,不久却因为失误被革了职。社会舆论都认为可惜,难道陛下的成命一辈子都不能改变吗?这是我感到可惜的第三件事。

    “监兑主事吴澧,在运河上昼夜辛劳,经营漕事。运粮的士兵耽误时限,他酌情进行责罚,朝廷却把他罢了官,还想要查办他的罪。士兵哗变,朝廷就为他们换下将领,将领哗变,朝廷就为他们压制文官,这些兵将敢于哗变却怯于杀敌,朝廷用这些骄兵骄将又是干什么的呢?这是我感到可惜的第四件事。”

    最后又为都御史陈于廷、易应昌申辩。庄烈帝恼了,把他严厉训斥了一番。

    河南的流贼极为猖狂,开远监管左良玉的部队,身穿戎装,屡次克敌致胜。庄烈帝当时因为天下正在用兵,心中很重视武将,总督、巡抚失事的大多被逮捕关押起来,对大将却经常姑息。开远认为这样做有失偏颇,就在八年十月上书说:

    “近年来贼寇猖獗,巡抚、军将的位置很重要,可是陛下对于抚臣就惩治他,对于军将就优待他。试看近来各抚臣,有不被夺职不被监禁的吗?各帅臣及偏裨将官,有一个不受到隆重礼遇,予以升官、封荫的吗?就是那些观望不前、战败而逃、罪状显著的,有不宽恕优待他的吗?惩治抚臣,陛下的意思是想让他畏法而提高警惕;优待武臣,陛下的意思是想让他感恩而奋勇作战。然而领土一天天沦失,贼寇一天天蔓延,战事不见转机的原因是朝廷没有区别对待的办法。抚臣中操守清廉的如沈翸,干练的如练国事,守护两河、身自为将的如元默,困难重重阻止贼兵深入的如吴生生,有的受到了审讯,有的受到弹劾,其他人就无法一一说了。可是武臣桀骜不驯,放纵成性,没有一天不上书札,争论规矩,一旦战事发生就犹豫退缩,就是陛下的严令一次次传下,他也充耳不闻。像王朴、尤世勋、王世恩等人,他们的罪行岂止应当杀头?

    “陕西巡抚甘学阔上过一篇《法纪全疏》的奏疏,请依法惩治纵贼作害的武弁们的罪过,可是陛下的明旨却把他严厉批评了一番。这么说来从今往后,败将就不该被治罪了?文臣未必无才能,竟然有宁愿被贬也不想担任军事也不敢担任军事的,这是因为担任军事会被治罪,不担任军事也治罪,不过不担任罪还轻些,担任了罪会更重。陛下假如想让大臣积极踊跃地担任军事,那么办法在于放宽对文官的惩罚,考察实际情况,分别对待,考虑对文官的任免,不要因为一点点小错就抛弃贤才。对于武将的过失,朝廷只要不让那些怯懦并且行骗的武臣在部队中侥幸容身,那么赏罚公平了,文武百官也就听命了。”

    庄烈帝认为他所说文官不想、不敢担任军事没有指出具体的人来,责令他再上书讲清楚。开远于是上书说:

    “朝廷赏罚功过没有章程,于是大臣们不肯担任不敢担任军事的要问罪,肯担任敢担任军事的也被问了罪,并且罪反倒比前者为重。劝惩不当,这样想平定大乱我没听说过。从来没有训斥督臣为庸帅出气的道理,可是如今杨嗣昌就不能禀告他的意见。从来没有压制言路为劣弁出气的道理,可是如今王肇坤就没法保住自己的官位了。王朴对敌胆怯,暴行显著,听凭敌人抢劫够了扬长而去,却把他和吴生生一道论罪,传遍天下,这不是人们批评朝廷的一个大大的口实吗?至于抚臣中不肯担任不敢担任军事的,如陕西的胡廷晏,山西的仙克谨、宋统殷、许鼎臣,为什么当时对他们的处分比肯任敢任的大臣还都轻一些?练国事、元默在大坏极敝的情况下继任,竭力支撑时局,为什么当时对他们的处分较前者更重?

    “此外近些时为了平定贼寇杀掉了一名督臣,逮捕了两个督臣、抚臣,又贬免了两个抚臣。甚至巡方与抚臣一同议罪,又连带逮捕了两位按臣;计典与失事牵合到一块时,一并又把南枢臣也给夺了官。至于监司、守令被重贬的就数不胜数了。试问前前后后那些帅臣们有一个被杀被逮捕的吗?就是往下说到那些偏裨小将,有一个被杀被逮捕的吗?甚至那些避寇、纵寇、养寇、助寇的将帅也都放置一旁不加以治罪。即便有所处分,也不过是降级戴罪而已。照理说来将帅们不肯任不敢任的能说他没有罪吗?因此说陛下对于文武两途,委任相同,要求不同。明旨上所说的一体,事实上不是一体。

    “不仅这些。按臣曾周在原抚臣守丧回家后,极力阻挡贼兵主力,本不是失事,但最后竟遭逮捕、发配,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按臣了。道臣祝万龄兵饷拮据,寝食俱废,直至背上长出疽疮来,可是突然被削除官籍,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监司了。史洪谟当宜阳县令时,战守器械一向完备,贼兵渡过渑池不敢走近宜阳城,等他做六安知府时,又取得过保全六安城的战绩,可是突然被罢了官,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州县官了。贼兵进逼永宁时,原四川巡抚张论跟儿子、给事中鼎延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召募士兵,昼夜守卫在城墙上,等到张论去世后,鼎延请求给以抚恤,却连他儿子的官一齐给罢了。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乡官了。吏部只有杂职人员弊端多,我的同乡吴羽文竭力加以革除,致使一帮刀笔吏、商贾之流哄然而起,蓄意倾轧,羽文毫不畏惧,可是却因为起用废籍一事被长久监禁,刻意办罪,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部曹了。

    “我读明旨,陛下说诸事都经过查证确实,认为讨论处分有吏部,讨论量刑有法司,考察纠举有按臣。殊不知圣旨一下,吏部就讨论降职讨论罢免,有肯坚持奏称‘这个人不应当处分’的吗?一下到法司,就判处发配判处充军,有肯坚持奏称‘这个人不应当办罪’的吗?至于考察失事,按臣不过是根据事实上报,有推求‘功中之罪、罪中之功’,向朝廷请求饶恕的吗?这不是诸臣不肯加以区别,而是他们知道陛下一心想加重处罚,他们说了一定不会听取,有时反而会加重那人的罪过。这正是为什么军队失事,没有一天不讨论处分这个、办罪那个,而对于扫除贼寇安定百姓没一点裨益的原因。这样说来现在朝廷所缺乏的难道不是公正的赏罚吗?”

    庄烈帝接到奏疏大为恼火,传令把开远削除官籍,让抚按官把他押到京师来审判。河南人听说这个消息后,如同丧失了慈母一般。左良玉同将士七十多人一道联名上书请求留下开远,巡按金光辰也详细讲了开远的功绩,报告朝廷。庄烈帝为此改变了脸色,传令把他释放回去,戴罪平贼。

    十年(1637)正月,开远讨伐平定了舞阳大盗杨四。评定功劳开远应当提升,总理王家祯又推荐了他,朝廷于是提拔开远为按察佥事,让他监管安庆、庐州二府的部队。这年冬天,太子即将出居东宫。开远进奏说:“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请陛下注意独处深宫时的表现,抚恤贫穷的百姓,优礼大臣,容许直谏,宽待拙吏,把货财看得轻一些,清理迟疑不决的官司,使太子能够常见到常听到这些,作为将来治国理民的根本。”庄烈帝深以为是,听取了他的意见。

    当时贼兵大肆骚扰江北,开远立下过几次战功。巡抚史可法推荐他治绩品行突出,开远被升为副使,和原先一样担任监军。十三年,开远与总兵官黄得功等把革里眼等贼将打得大败,贼兵于是请求归降。朝廷打算把开远用为河南巡抚,他竟然因为积劳成疾,死于任上,当地军民都为他的死落下了眼泪。朝廷追赠他为太仆少卿。

    杨镐传

    杨镐,商丘人。万历八年(1580)考中进士。先后当过南昌、蠡县知县,然后进入朝中当御史,因事调为大理评事。后来又升为山东参议,负责防守辽海道。他曾经和大帅董一元一道在雪夜中翻越墨山去袭击蒙古炒花部的营帐,大获全胜,升任了副使。这期间,他开垦荒田一百三十多顷,每年储藏粮食一万八千多石,又被提升为参政。

    二十五年(1597)春天,他和副将李如梅一道开出边塞作战,丢失了十员部将,一百六十多名士兵。正好这时朝鲜又一次用兵,神宗下令免除杨镐的罪过,提拔他为右佥都御史,让他去经略朝鲜军务。杨镐尚未到达朝鲜,就先上书讲了十件事,请允许让朝鲜官民捐赠粮食后得以升官、任官和赎罪,乡吏奴丁就免除他们的劳役,大都是一些苟且的事务。又因为朝鲜君臣把粮食储蓄隐藏起来,不给官军粮饷,他上书揭发朝鲜君臣的罪过。因此朝鲜人对他有很大的怨气。

    当时,倭寇将领行长、清正等已经占领了南原、全州,又引兵进犯全罗、庆尚,势逼王京,威力很强大。幸好沈惟敬被抓获,倭寇的向导才没有了。朝鲜在兵乱之余千里萧条,敌人没什么可以掠夺的了,因此只在全罗积存军粮,做长期驻留的打算。这时中国部队也渐渐聚结过来。九月初一,杨镐才到达王京。正好当时副将解生等屡次挫败倭寇,朝鲜部队也几次立了战功,倭寇于是退守蔚山。十二月,杨镐召集总督邢..、提督麻贵讨论进兵方略,决定把四万兵力分为三协,副将高策率领中军,李如梅领左边,李芳春、解生领右边,合攻蔚山。开始时用少量部队去尝试作战,倭寇出来交战,大败,全都到岛山去驻扎,在岛山城外修起三道栅栏来自我保护。杨镐在辽东做官时与如梅结交得很深。到这个时候游击陈寅接连打下了敌人的两道栅栏,第三道眼看就要打下来了,杨镐因为如梅还没到,不想让陈寅的功劳比如梅大,所以就鸣金收兵。倭寇从此闭城不出,坚守着等待援兵。官兵从四面包围着,地面泥泞,并且时际严冬,风雪裂人肌肤,士兵缺乏坚强的斗志。倭寇日夜放大炮,用毒药煮了弹子,被打中的必死无疑。官兵又围攻了十天打不下来,倭寇了解到官兵泄气了,就假称求降拖延时间。第二年正月初二,行长的救兵突然来了,杨镐十分害怕,狼狈不堪地抢先逃了,各部队也跟着逃,贼兵追上前进行袭击,官兵死掉的人不计其数。副将吴惟忠、游击茅国器断后,倭寇才返回去,但是官军的辎重大多丢失了。

    这次战役谋划了几年时间,倾用国内的全部力量,联合了整个朝鲜的兵力,被杨镐一下子给败弃了,满朝文武为此叹息不已。杨镐逃出以后,带着麻贵跑到庆州,害怕倭寇过来袭击,就把全部兵力撤回王京,与总督邢..一道虚假地向朝廷告捷。各营队报上人数,士兵死亡了差不多两万。杨镐大为恼火,把实际情况压下来不向朝廷汇报,只说死了一百多人。杨镐这时死了父亲,朝廷下诏命令他克制孝心继续办理国事。御史汪先岸曾经弹劾过杨镐别的罪过,阁臣却庇护他,起草了一道圣旨对他加以称赞,这道圣旨长期未加公布。赞画主事丁应泰听说杨镐打了败仗,去向杨镐询问今后的办法。杨镐把张位、沈一贯的亲笔信连同他们所起草的那道未经公布的圣旨给应泰看,并且扬扬得意地吹嘘自己的功绩。应泰感到气愤,就抗言上书讲了军队战败的情况,说杨镐应当问罪的有二十八条,可羞的有十点,并且弹劾张位、一贯同他共同作奸。神宗皇帝极其恼火,想依法惩处他们,首辅赵志皋做了营救,神宗才罢免杨镐,让他听候核实,让天津巡抚万世德去接替了他。后来,东征朝鲜的事情完结了,给事中杨应文讲到杨镐的功绩,神宗下诏准予再任用他。

    三十八年(1610),杨镐起复为辽东巡抚。期间,他在镇安袭击了炒花部落,御史田生金弹劾他挑起争端。当时辽东战事很忙,杨镐极力推荐李如梅,请求重新任用他做大将,被给事中麻僖、御史杨鹤弹劾。杨镐上书辩解并请求离职,神宗不加过问,杨镐最后回乡去了。

    四十六年(1618)四月,北方大清部队出征,打下抚顺,守将王命印死掉了。辽东巡抚李维翰催促总兵官张承荫前往增援,承荫与副总兵颇廷相等人都战死了,周围一带大为震惊。朝廷讨论认为杨镐熟悉辽东的军事,就起用他为兵部右侍郎,前去担任经略。杨镐到任后,就申明纪律,征集四方部队,打算大举作战。到七月份,大清部队由鸦鹘关打下清河,副将邹储贤战死。神宗命令赐给杨镐尚方剑,允许他斩杀总兵以下的将官。杨镐就把清河逃将陈大道、高炫斩了,在军中巡回展示。这年冬天,各地援兵大批集结起来,杨镐就决定进兵。当时蚩尤旗这颗彗星有整个天空那么长,彗星又出现在东方,天上发生陨星,地上发生地震,有见识的人认为这些是失败的征兆。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人都认为部队驻久了粮饷缺乏,就传发红旗,天天催杨镐进兵。

    第二年正月,杨镐才召集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决定,在二月十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开战。兵分四路:总兵官马林出兵开原,攻打北面;杜松出兵抚顺,攻打西面,李如柏从鸦鹘关出兵直奔清河,攻打南面;东南面则让刘纟廷出兵宽甸,经凉马佃捣后,用朝鲜部队来帮助他。号称大兵四十七万,约定三月二日在二道关集合后一起出发。当时天下着大雪,部队不肯向前走,出兵的时间又泄漏出去了。杜松想立个头功,先期渡过浑河,开到二道关来,伏兵大起,杜松全军覆没了。马林统领开原部队准备从三岔口出师,听说杜松战败,就停步不前,结营自保。大清部队居高临下,奋勇出击,马林招架不住,大败而逃了。杨镐听说后急忙传令想停下如柏、刘纟廷的两支部队,如柏就停止不前了。刘纟廷当时已经深入三百里,到了浑河,大清部队攻打他,但打不动他。后来就打着杜松的旗帜,穿着他的衣甲蒙骗刘纟廷。大清部队进入他的兵营以后,刘纟廷的营中大乱,刘纟廷奋力拼战而死。只有如柏的军队得以完整保存。文武将吏前后死去的有三百一十多人,士兵四万五千八百多人,丢掉的马匹、骆驼、兵器就多得无法计算了。战败的报告递到朝廷后,京师大震,御史杨鹤上书弹劾他,神宗皇帝没有答复。不多久,开原、铁岭又相继丢失了。言官纷纷上书弹劾杨镐,杨镐于是被逮进了皇家监狱,判为死刑。崇祯二年(1628),杨镐伏法。

    熊廷弼传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1594)考中乡试第一名,第二年成进士,初授官为保定推官,继而升为御史。

    三十六年(1608)外出巡按辽东。巡抚赵楫与总兵官李成梁放弃宽甸地方的八百里领土,把当地六万老百姓迁移到内地来安家。过后,评定功绩竟然还要受到奖赏,给事中宋一韩上书论列了他们的罪。此事被下发给廷弼重新核查,全部查清了他们放弃领土、驱民迁移的事,廷弼上书弹劾他们两个的罪状,并说到前任巡按大臣何尔健、康丕扬勾结、包庇他们。但他的奏章竟未被下发给大臣讨论。当时诏书要求兴办屯田,廷弼说辽地多有闲地,每年在八万兵额中用三分人力来屯田、耕种,就可以收获粟米一百三十万石。神宗皇帝特地颁布诏书表示赞成,命令在边境各处推行。当时边防将领喜欢搅扰敌营,动辄引发战斗。廷弼说防护边疆以自守为上策,修造城堡,有十五种好处,报告皇帝后就实行起来。那年大旱,廷弼巡行至于金州,就在城隍庙神像祈祷,约七日里下场雨,如若不下雨就拆毁城隍庙。等巡行到广宁,已过了三天,廷弼就用大字写了白牌,封了剑,派使节前去斩杀城隍神,使节还没到,就见风雷大作,暴雨如注。辽地的人以为他为神明。他在辽地几年,杜绝送礼,核查军情,审查大将小吏,绝不姑息养奸,辽地的风尚、纲纪为之大振。

    廷弼在南畿为督学,纪律严明,很有声望。后来因为棒打生员致死一事,与巡按御史荆养智相互在奏章中攻击。养智递上奏章弃职而去,廷弼也因听候核查回家乡去了。

    四十七年(1619),杨镐战败丧师以后,朝廷因为廷弼熟悉边防事务,起用他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前往安抚河东地带。不久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为经略。他还没有离开京城,开原就失守了,廷弼上书说:“辽左,是京城的肩背,河东,是辽镇的心腹,开原又是河东的根本。想保住辽东的话,开原一定不能放弃。敌军没有打下开原的时候,北关、朝鲜还足以给他们构成腹背之患,现在开原被打下,北关不敢不向敌人屈服,敌方派一个使臣去,朝鲜不敢不附从。敌人没有腹背之忧,一定会联合东西两边的兵力来一起攻打我们,这样辽、沈怎么守得住呢?我请求朝廷赶紧派遣将士,准备粮草,修造器械,不要节制我的费用,不要延误我的时限,不要用一般的规矩来使我沮丧,不要从旁阻挠来掣我的手肘,不要把艰危只给了我一个,大家不关于心,以至于误了我、误了辽,并且误了我朝我国家。”奏章递上去以后,全部得到允准,神宗并赐给尚方宝剑以加大他的权力。廷弼刚刚走出山海关,铁岭又失守了,沈阳和其他城堡的军民一时间全都逃窜了,辽阳一带人心不安。廷弼兼程向前,遇到逃出来的,就劝说他们回去。把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斩了头来祭奠死节的将士。把贪污的将领陈伦给宰了,并上书弹劾、罢免了总兵官李如桢,用李怀信替换了他。他督促士兵打造战车,置办火器,开挖战濠,修筑城墙,做御敌守城的准备。他的命令坚决,有法必行,几个月下来,守备大为牢固了。接着他上书皇帝进呈方略,请召集军队十八万人分布在云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等战略要地,首尾呼应,小的战事各自拒敌防守,大敌来时则互相接应、援助。另外再挑选精兵悍将组织游击,乘机出动,攻掠敌人的零散兵马,扰乱他们的耕种和放牧,轮番出击,使敌人疲于奔命,然后瞅准机会进兵剿敌。奏章递上后,神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廷弼刚到辽地时,命令佥事韩原善前往安抚沈阳,韩原善害怕,不肯去。接着派佥事阎鸣泰去,阎鸣泰走到虎皮驿,大哭而返。廷弼于是亲往巡视,从虎皮驿抵达沈阳,又冒雪夜往抚顺。总兵贺世贤用距离敌人太近来阻挠他,廷弼说:“冰雪满地,敌人想不到我会来的。”于是打鼓奏乐进入抚顺城。当时正是兵祸以后,几百里地不见人影,廷弼祭祀了那些为国事死亡的将士,哭了一场。接着在奉集显示了一番军威,察看了当地的地理形势,然后返回。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招集流民,修整防守战具,分派兵马驻扎,因此当地军民的心重新稳定下来了。

    廷弼身高七尺,有胆量,晓军事,擅长左右开弓放箭。自前番为辽地巡按时就主张防守,到这时更加坚决地主张拒敌守城。但是他脾气火,禀性刚直,喜欢骂人,不甘谦恭下人,因而舆论对他不太推许。

    第二年五月,我大清兵占领了地花岭。六月,打下了王大人屯。八月进攻蒲河。明朝将士散亡七百多人,不过世贤等将领也有斩敌俘敌的功劳。然而给事中姚宗文却在朝廷里腾舌诽谤,廷弼因此无法再安心职守了。宗文这个人原先任户科给事,因守丧离职回乡。回朝以后想入补做官,而吏部的几次申请递给皇上以后都被放置几年,不予批准,宗文引以为忧。又假借招来西部人民的名义,托执政的大臣推荐自己,荐章上了几次,仍得不到任用。宗文没法可想,就写信给廷弼,让他为自己请求一官。廷弼没有随从他,宗文因此怨恨廷弼。后来他一路巴结,才复职于吏科,到辽东来检阅兵马,与廷弼议事,大多意见不一。辽东人刘国缙原先做过御史,在三年一次的考绩中受到贬职处分。辽地战事起来后,朝廷决定用辽人,于是他才做了兵部主事,参与军务。国缙主张召募辽人为兵,按他的办法召募了一万七千多人,后来有一半以上逃跑了。廷弼把此事报给朝廷知道,国缙也对廷弼产生了怨恨。过去廷弼当御史的时候,与国缙、宗文一起负责进言,相互之间,意气相得,共同以排斥东林、攻击道学为职事。国缙等对廷弼寄以旧望,廷弼却不能和从前一样了,这样他们之间更两相失望了。宗文本出自国缙门下,他们两个从此更加勾结在一起,倾轧廷弼。等到宗文回朝以后,上书陈说辽地疆土日见减少,诋毁廷弼废弃大家的计谋,夸张自己的错误,并且说:“那里的军马也不训练,将领未加部署,人心既不亲附,刑罚有时并无作用,只是军民的劳务没有停止的时候。”又鼓动他那一伙人起来攻击,想非使廷弼去职不可。御史顾忄造首先起来,弹劾廷弼出关一年有余,诸事没有规划;蒲河失守,隐瞒消息不上报;带着兵器的战士不用于作战,只用来挖沟,尚方宝剑在手不求有补国事,只是供自己作威作福。

    这个时候,光宗去世,熹宗刚刚登基,朝廷里事情正多,而对边疆大臣的议论也开始了,御史冯三元弹劾廷弼八件没有谋略的表现,三件欺瞒皇上的事,说不把他罢免,辽地终究无法保有。熹宗把冯三元的奏章发给朝臣议论,廷弼恼火了,上书为自己竭力辩解,并且请求罢官回乡。御史张修德又弹劾他破坏辽阳。廷弼更加愤恨,又一次上书自白,说“辽地现已转危为安,为臣却要由生向死了”。于是缴回尚方宝剑,竭力请将自己免职罢官。给事中魏应嘉又弹劾了他,朝廷终于决定准许廷弼去职,用袁应泰接替了他。廷弼于是上书请求派人来调查。三元、应嘉、修德等又连章极论廷弼的过失,廷弼就请派他三个来核实,熹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御史吴应奇、给事中杨涟等坚决认为不可以,于是改派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去。等童蒙回来上奏,全面陈述了廷弼的功绩,最后说:“我进入辽地的时候,士民对他垂泪称道,说几十万生灵都因为廷弼一人才得以保存,他的罪怎么能轻易确定呢?只是廷弼最为陛下所信任,蒲河战役中敌人进攻沈阳,他驱马前往救援,胆量是何等壮大;等看到官兵懦弱,就突然告老还乡去了,这样把皇上对他的大恩置于何处了呢?廷弼功在存辽,些微的成绩虽有可称;但罪在辜负了皇上,根据君臣大义而论,他是无法逃脱罪责的。这就是罪浮于功!”熹宗因为廷弼力保危城,仍打算以后起用他。

    天启元年(1621),沈阳陷落,应泰死去,朝廷里大臣们又想起了廷弼。给事中郭巩尽力诋毁他,并连及阁臣刘一火景。等到辽阳失守,河西军民全都奔逃而去,自塔山到闾阳方圆二百余里,荒无人烟,京城为之大为震惊。一火景说:“假使廷弼在辽,想来不会弄成这样。”御史江秉谦上书追叙廷弼以前防守辽地的功劳,并且把排挤有功之臣说成郭巩的罪过。熹宗于是对过去弹劾廷弼的人加以治罪,三元、修德、应嘉、郭巩各贬三级,除掉了宗文的官籍。御史刘廷宣论救,也被罢免。于是又下达诏书从家里起用廷弼,并且提拔王化贞为巡抚。

    化贞是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由户部主事转右参议,分兵驻守在广宁。蒙古炒花等部落酋长乘机想要南侵,化贞安抚他们,他们就不敢再动了。朱童蒙到东北调查回来后,极力说化贞得西部人心,不要轻易调动他,以免坏了安抚蒙古的事。化贞也说辽地战事终将失败,只有发放百万帑金,极力款待蒙古人,那么敌人就有所顾忌,不敢深入了。恰好辽阳、沈阳相继失守,朝廷决定起用廷弼,御史方震孺请给化贞晋级,让他便宜行事,与薛国用一同驻守河西。于是提升化贞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广宁城坐落在弯曲的山头上,登上山可以俯瞰城内,倚仗三岔河为险阻,而三岔河的黄泥洼又水浅可涉。广宁只有一千名弱卒,化贞招集散兵流民,得到万余人。他激励士民的斗志,联络西部的蒙古,当地人心才稍稍安定下来。辽阳刚失守时,国内远近震惊,都以为河西一定没法保住了。化贞率领一支弱军,把守孤城,斗志不减,当时他的声望真是赫然有名。朝廷也认为可以依靠他的才能,便把河西的战事全部交由他来办了。

    到六月份,廷弼入朝,首先请停止刚才言官的贬谪,熹宗不同意。又提出分三方布置的策略:广宁用马步兵在河上设立壁垒,凭山川形势打击敌人,牵制敌人的全部兵力;天津、登、莱各港口建置水军船队,乘虚打入敌人南方的驻地,动摇他们的军心,这样敌人势必有内顾之忧,辽阳就可以收复了。于是讨论在登、莱设立巡抚,像天津一样,由陶朗先充任;而山海关特设经略一人,管辖一方,统一事权。于是任用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守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廷弼借此请尚方宝剑,请调兵二十余万,以兵马、粮草、器械之类责成户、兵、工三部。请为监军道臣高出、胡嘉栋,督饷郎中傅国昭雪,恢复官职,让他们理事。建议启用辽人原赞画主事刘国缙为登莱招练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为登莱监军佥事,原临洮推官洪敷教为职方主事,军前赞画,用以收拢辽人的心,熹宗都予以批准。七月,廷弼启程时,熹宗特地赐给他一身麒麟服,四枚彩币,设宴于郊外,派文武大臣为他陪酒、饯行,这是少有的礼遇。又派用五千名京营选锋护送他赴任。

    在此之前,袁应泰死了,由薛国用代为经略,因病不能干事。化贞于是部署将领,沿河设立六所军营,每营设置参将一人,守备一人,各自画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等要害地分别设立防哨。此议报上后,廷弼不以为然,上书说:“河面狭窄不可靠,城堡太小难容驻兵,现在只应牢牢地守住广宁。如果分兵在河上驻守,部队分散力量就弱小了。敌人用轻骑兵偷偷渡过河来,专攻一所营房,我军力量必然不支。一营溃败,其他各营就都会败,西平等地的防哨也不能守住。河边只适于设立游击队,轮番出入,使敌人莫知浅深,不该屯聚一处,给敌人乘隙袭击的机会。”奏章交上后,熹宗下诏表扬了他。恰好御史方震孺也说防河有六条不可靠的地方,化贞的建议就此作罢了。而化贞因为自己的计策未被采纳,恨透了,把军事全推托在廷弼身上。廷弼于是请朝廷警告化贞,不得借口有人节制,坐失战机。此前,四方援辽的军队,化贞全改名号为“平辽”,辽人很不愉快。廷弼说:“辽人又没叛乱,请改为‘平东’或‘征东’,以快慰辽人的心。”从此以后化贞与廷弼有了矛盾,经略、巡抚不和睦的风声也就传起来了。

    八月初一,廷弼上书说:“三方面布置的战略的实施,必须联络朝鲜。请抓紧时间派钦差使臣去访问朝鲜的君臣,让他们征发八道的全部兵力,在江面上设立连营,助我军的声威。”并举荐监军副使梁之垣,说他在海滨长大,熟知朝鲜的事情,可以充任钦差使臣。熹宗马上就同意了,并且按照行人奉使的惯例,赐给一品官以示宠信。之垣于是上书提出加强他们的事权、确定自己职责等八条要求,熹宗也都同意了。

    之垣正在和有关部门商议兵饷的事,化贞所派遣的都司毛文龙已经袭取了镇江,奏上了捷报。满朝为此大喜,立即命令登、莱、天津派出两万水师接应文龙,化贞率四万广宁兵进据河上,和蒙古军一起乘机进取,由廷弼在中间调度。命令下达以后,经略、巡抚所辖兵镇相互观望,最终还是没有出兵。不久,化贞上书详述东西两边的情况说:“敌人放弃辽阳不加守备,河东失陷地区的将士日夜盼望官军开到,就抓了敌将来投降。而西部的虎墩兔、炒花都愿意以兵助我。敌人驻守海州的兵力不过两千人,河上只辽地士兵三千人而已。如果派军队悄悄过去夜袭,势在必克。南防的敌军得知辽阳失守一定北归,我军凭借险要的地势来打击他们惰归的军队,可以一举歼灭。”兵部尚书张鹤鸣认为对,上书说机不可失。御史徐卿伯又促成此事,奏请派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驻山海。正好化贞又飞章上奏说:“敌人因为官军收复镇江,就驱赶、抢劫周围四卫屯民。屯民现在占据铁山死守,杀伤了敌兵三四千人,敌人把他们围困得更紧了,应该马上前往援救。”于是兵部越发催促进兵。化贞就在这个月里渡过河去。廷弼迫不得已让出山海关,驻兵右屯,而飞章上奏说海州取易守难,不该轻举妄动。化贞终于无功而回。

    化贞为人痴傻而且自以为是,平素不学习军事,轻视大敌,好说大话。文武将吏的规劝一点也听不进去,与廷弼尤其抵触得厉害。他妄想投降敌人的李永芳会做他的内应,相信蒙古人的话,说是虎墩兔将派援兵四十万,因此想不战而获全胜。一切事务如兵马、甲仗、粮草、营垒等都放置一边不加过问,一意说大话蒙骗朝廷。尚书鹤鸣很相信他,他有所请无不答应,因此廷弼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广宁有十四万部队,而廷弼的山海关上却没有一兵一卒,只是有经略这么个虚名而已。从延绥调来的部队不能作战,廷弼请把主帅杜文焕治罪,鹤鸣却让宽恕了他。廷弼奏请任用卜年,鹤鸣递上奏章反对。廷弼奏请派遣之垣去朝鲜,鹤鸣故意扣发他的饷银。于是两人之间相互怨恨,事事争吵。廷弼这个人也器量狭小,刚愎自用,火气一触即发,盛气凌人,朝臣大多都厌恶他。

    毛文龙镇江之捷,化贞自以为立了奇功。廷弼说:“三方兵力尚未集合,文龙发动得太早,致使敌人恨辽地的人民,把周围四卫的军民屠戮殆尽,使东山军民灰心,让朝鲜君臣胆寒,令河西军队丧气,扰乱了三方并进的计划,耽误了联络朝鲜的打算,把它看作奇功,实际上是奇祸呢。”送信到京城,竭力批评化贞。朝臣们正把镇江一役看作大捷,听到他的话,心中多有不服。廷弼又明显地攻击鹤鸣说:“我既然担任经略,四方援军应当听我调遣,而鹤鸣径自发动,不让我知道。七月里我向兵部询问军队人数,到现在两个月了,没有回答。我有经略之名,无其实,辽左的战事都是张枢密和王抚臣一起办的。”鹤鸣这下更加恼恨他了。到九月份,化贞还说虎墩兔的四十万部队快来了,请迅速出兵。廷弼说:“抚臣靠着蒙古人,想不虞而收战功。我不敢轻视敌人,不敢说能不战而胜。”后来蒙古军队终于没来,化贞也不敢进兵了。

    当时,廷弼主张防御,认为辽地人不可信用,蒙古人不可凭仗,永芳其人不可相信,广宁地方有很多间谍让人担心。化贞则一切相反,绝口不提防御,说我们一渡河,河东人必为内应。并且飞书报告朝廷,说八月里你们就可以高枕酣睡,而收到我的捷报。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一定坏事,因为疆场事关系重大,没有人敢说他的不好。

    到十月份,河上结了冰,广宁人认为大清兵一定渡过河来,纷纷想逃出广宁。化贞于是和震孺商议,分兵把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等城堡,而以主力驻守广宁。鹤鸣也认为广宁值得担忧,请皇上命令廷弼出关。廷弼于是又出山海关,到达右屯,考虑用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于是派刘渠以两万人驻守镇武,祁秉忠以一万人驻守闾阳。又派罗一贯以三千人守西平。又重申他的命令说:“敌人来时,跨出镇武一步的,文武将吏都有杀无赦。敌人到达广宁而镇武、闾阳不出兵夹攻,敌人抢劫右屯饷道而三路兵马不救援的,罪也相同。”

    廷弼刚刚布署完毕,化贞又相信间谍的话,突然发兵袭击海州,不久又退了回来。廷弼于是上书说:“抚臣进兵,到现在已经五次了。部队屡进屡退,敌人早看透了我方的伎俩,我的虚名也因轻易出兵而受到损伤。希望陛下明确指示抚臣,对自己的行为慎重些,不要给敌人嘲笑了。”化贞看到他的上书很不高兴,飞章上奏,为自己辩解,并且说:“我请求给我六万兵,我保证把敌人一举荡平。就是不如意,也一定能做到死伤相等,使敌人一蹶不振,管保它不再成为河西之忧!”并请准许他便宜行事。

    当时叶向高掌了大权,他是化贞成进士时的主考官,很偏向化贞。等化贞请求把敌人一举荡平时,廷弼上书说:“就请按抚臣约定的办吧,应及早罢掉我的官以便于鼓舞士气。”

    这个时候,中外都知道经略、巡抚两人不和,一定会坏了边疆的大事,大臣们的奏章天天讨论此事。而鹤鸣笃信化贞,于是想把廷弼拿掉。二年(1622)正月,员外郎徐大化顺承其意弹劾廷弼大言欺世,嫉能妒功,不罢免他必将有害于辽地战事。他们的奏章一并被发给各部,鹤鸣于是召集大臣们讨论。说把廷弼撤职的有几个人,其余大多主张让二人各尽其职,共谋成功。正好大清兵这时逼近西平,就停止了争议,仍然兼用他们两人,责令他们共同努力,功罪一体。

    没过多久,西平之围吃紧。化贞相信中军孙得功的计策,发动了广宁的全部兵力,让得功和祖大寿前往和秉忠会合,然后向前去作战。廷弼也传令刘渠拔营赴援。二十二日在平阳桥遭遇大清部队,刚刚交锋,得功和参将鲍承先等领头逃跑,镇武、闾阳的兵力于是也被打败,刘渠、秉忠在沙岭战死,大寿逃往觉华岛去了。西平守将待援不至,与参将黑云鹤也战死。廷弼当时已离开右屯,驻军闾阳。参议邢慎言劝他紧急救援广宁,却被佥事韩初命阻挠,于是廷弼撤退了回来。当时大清在沙岭停下来不再向前来。化贞平常把得功看作心腹,而得功已偷偷地投降了大清,他想活捉化贞作为自己的功劳,就诈称敌军已到城边。城中一时大乱,人各奔逃,参政高邦佐阻挡也挡不住。化贞正关起门办理军书,毫无所知。参将江朝栋推门闯进来,化贞大声训斥他。朝栋大声喊道:“事情危险了,请你快走!”化贞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朝栋就搀扶他出来骑马逃走,后边两个仆人徒步跟着,于是丢了广宁城,仓惶逃命。在大凌河遇上了廷弼,廷弼微笑着说:“六万军队就可以把敌人一举荡平,到头来怎么样呢?”化贞惭愧了,建议驻守宁远和前屯。廷弼说:“口海!已经晚了。现在只有保护老百姓入关去。”于是把自己所领的五千人交由化贞来殿后,把全部积蓄都放火烧了。二十六日廷弼和初命一起护送难民入得关来,化贞、高出、嘉栋也先后入关,只有邦佐自杀而死。得功率领广宁城的叛将把大清兵迎入广宁时,化贞逃跑已有两天时间。大清兵追赶他们追了二百里,因路上没得粮食吃才回去。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京城为之震惊。鹤鸣害怕了,自请前往察看军队。

    二月逮捕了化贞,罢了廷弼的官,让他听候查考。四月,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报上判决书,廷弼、化贞都判了死刑。后来快到行刑时,廷弼让汪文言用四万两金子贿赂内廷请缓期执行,后来却违背了四万金的许诺。魏忠贤大为恼恨,发誓要尽快杀掉熊廷弼。等杨涟等被捕下狱,就诬蔑他曾受过廷弼的贿赂,以此加重廷弼的罪行。过后,巡捕抓到市民蒋应..,说他和廷弼的儿子出入监狱内外,阴谋叵测。忠贤越发想尽早杀掉廷弼,他的党羽门克新、郭兴治、石三畏、卓迈等就迎合他的意思不断催促。恰好冯铨也曾对廷弼失望过,与顾秉谦等在讲筵上侍讲时,就拿出集市上刊印的《辽东传》向熹宗诬陷廷弼说:“这是熊廷弼自己写的,是他想为自己开脱罪名。”熹宗恼了,于是在五年(1625)八月把廷弼杀了,将他的首级在北方的九处军镇辗转示众。后来,御史梁梦环说廷弼侵盗军费十七万两。御史刘徽说廷弼家产值百万两银子,应该没收了充作军费。忠贤便矫诏命令严加追赃,廷弼家全部资财不够,连亲戚、本家都被查抄。东夏知县王尔玉向廷弼的儿子勒索貂裘、珍玩,得不到,就要打人。廷弼的长子兆王圭自杀身亡,兆王圭的母亲喊冤,尔玉就扒掉她两个丫环的衣裳,打了她们四十板。无论远近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不叹息、愤恨。

    崇祯元年(1628),庄烈帝下诏书停止追赃。那年秋天,工部主事徐尔一上书诉说廷弼的冤屈,说:“当年广宁兵十三万,粮草百万担,全都交由化贞管理。廷弼只有五千名援辽部队,驻守在右屯,距离广宁只四十里。化贞忽然之间同三四百万辽民一下子都败退下来,廷弼只五千人,不一起败退就够了,还能指望他屹然不动,坚壁固守吗?廷弼的罪在哪里呢?我请为他平反昭雪,用以激励有苦劳的大臣!”庄烈帝不同意。第二年五月,大学士韩火广等上书说:“廷弼的尸骨至今不能拿回去安葬,根据国法是从来没有过的。”庄烈帝颁发诏书允许廷弼的儿子拿他的首级回去安葬。

    崇祯五年(1632),王化贞才被处以死刑。

    袁崇焕传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1572),考中进士。被授官邵武知县。为人慷慨而富有胆略,喜欢谈论军事。遇到老军官和退伍的士兵,就同他们谈论边塞上的事情,得以通晓边塞地区的情况,自称有能力镇守边防。

    天启二年(1622)正月,在京都朝见天子,御史侯恂请熹宗任用他,于是被提升为兵部职方主事。没有几多时,广宁地方的军队被打败,朝廷决定派他扼守山海关,袁崇焕即单身一人骑马到山海关内外考察。兵部中因袁主事失踪都感到十分惊讶,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过后,他回到朝廷,具体讲述了关上的形势。说:“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个就足能守住此地。”朝中的大臣更加赞赏他的才能,于是越级提升他为佥事,监管关外的军队;并发给他公用金二十万,让他招募士兵。当时关外的地盘全被哈剌慎的各部士兵占领,袁崇焕于是驻守关内。不多久,各部受到攻击,经略王在晋命令袁崇焕驻守中前所,监督参将周守廉及左辅的游击队,管理前屯卫的事务。不久又命他前往辽地安置失业人员。崇焕当夜率兵从遍布荆棘、虎豹出没的小路上行进,至四更天进城,将士们都称赞他有胆量。王在晋很器重他,在他的旗帜上题名为宁前兵备佥事。然而崇焕轻视王在晋没有长远的谋略,不大遵守他的军令。等到王在晋建议在八里铺修筑双层城墙时,崇焕认为这不是办法。他争王在晋不过,就把这件事记述下来上书给首辅叶向高。

    十三山地方有十多万难民,长期被围困不能出来。大学士孙承宗来巡视边防,崇焕请求说:“派五千人驻守宁远,以壮大十三山的威势,另外派猛将前去救援。宁远离十三山有二百里路,如果能占便宜就进军占据锦州,否则就退守宁远,怎能把十万人放在一边不管呢?”承宗与总督王象乾谋划,象乾因关上的军队新近丧失斗志,提出让插部守关的三千人前去。承宗同意他的说法,就把此事告诉了在晋。在晋竟没能阻止,结果全军覆灭,脱险回来的军民只有六千人而已,等承宗驳斥了修筑双重城墙的建议后,聚集将吏讨论把守什么地方。阎鸣泰主张守觉华,崇焕主张守宁远,在晋以及张应吾、邢慎言认为不行,承宗最后支持崇焕的意见。过后,承宗镇守关外更加依靠崇焕,崇焕对内安抚军民,在外面整治边防战备,功绩显著。他曾调查胆怯的队伍,立刻斩了一个军官。承宗愤怒地说:“监军能够一个人决定杀人的事吗?”崇焕叩头请罪,他在执行军法方面就是这么果断。

    三年(1623)九月,承宗决定驻守宁远。佥事万有孚、刘诏竭力阻止,承宗不听,命令满桂同崇焕一同前往。当初,承宗命令祖大寿建筑宁远的城墙,大寿考虑朝中官员不能到这边远地方来防守,所以仅仅修筑了十分之一,并且简陋得不合规格。崇焕于是确定了城墙的规格,高三丈二尺,雉堞高六尺,地基宽三丈,上面宽二丈四。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别监督工程。第二年完工,宁远就成为关外的重要城镇。满桂是优秀的将领,而崇焕勤于职守,发誓与城共存亡,他又能安抚官兵,所以将士都愿意为他尽力。因此此地商旅车马往来,游民、移民成群聚集在此处,远近地方的人民都把这儿看成乐土。后来碰到父亲去世,崇焕仍然不顾孝心私情继续管理军务。四年(1624)九月,他同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领水陆马步军共一万二千人,东巡广宁,拜祭北镇祠,经过十三山,抵达右屯,然后从三岔河坐船回来。不久叙论驻守的功劳,升为兵备副使,后来又升为右参政。

    崇焕到东面巡视时,请求马上收复锦州、右屯等城池,承宗认为时机未成熟,就停止了。到五年夏天,承宗与崇焕商议,派将领分别驻兵锦州、松山、杏山、右屯以及大、小凌河等地,修缮城郭居住。从这时起宁远就成为内地了,外边又开辟疆土二百里。十月,承宗罢官,由高第接替了他,认为关外一定不能守住,命令全盘撤去锦州、右屯各城的全部守具,把那里的官兵调进关内。督理屯田的通判官金启亻宗上书崇焕说:“锦州、右屯、大凌三城都是前沿的要害之地。如果收兵撤回,已经安居的百姓又要迁移,已得到的疆土再次沦陷,关的内外能容许有几次后撤防守!”崇焕尽力争辩不同意撤兵说:“用兵的方法,只有进没有退的道理。三座城池已恢复,怎能轻易撤回?锦州、右屯动摇,那么宁远、前屯卫就会受到震惊,山海关的大门也就失去了保障。现在只有选择良将把守,不应有其他考虑。”高第决心已定,并且还打算撤退宁远、前屯卫两城的兵力。崇焕说:“我是宁前道,在此做官,即使死在此地,我也不会离开。”高第无语反驳,于是撤退锦州,右屯,大、小凌河以及松山、杏山、塔山的全部守具,把屯田的士兵也一同驱赶进山海关来,放弃粮食十多万担。而且途中人员死亡,哭声响彻四野,百姓不满,军队的士气更加不振。崇焕于是请求回家服丧,没有得到允许。十二月,晋升为按察使,和过去一样管理军事。

    我们大清得知经略撤退,六年(1662)正月,就大举用兵,西渡辽河。二十三日抵达宁远。崇焕听说,马上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聚集将士在一起,誓死守城。崇焕又写下血书,激励士兵忠义报国,并为之向官兵下拜,所以将士都愿意出死力。于是烧毁城外的全部民房,把守备器械运进城中,等候大清军。命令同知程维木英拷问奸细,通判官金启亻宗管理士兵饮食,并隐蔽路上的行人,传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如有将士逃到那里去全部斩首,由此,人心才稳定下来。第二天,大清军开始攻城,戴着盾牌掘洞入城,弓箭和滚石不能打退大清军。崇焕命福建士兵罗立,发放西洋大炮,击伤城外的大清军。第二天,再次进攻,又被击退,于是宁远之围解除了。通判金启亻宗也因为点大炮而战死。

    启亻宗起初是一个小官吏,官名叫经历,掌管赏功的事情,勤奋聪明而又有志向。承宗器重他,让他做通判官,核查兵马粮食的数量,监督修城工程,办理军民的诉讼案件,深得民心。死后,追赠为光禄少卿,后代享受世袭锦衣百户的待遇。

    起初,朝廷听到边境的警报,兵部尚书王永光召集朝中大臣讨论战守问题,没有什么好策略。经略高第、总兵杨麒在山海关上有大量的部队,却不肯援救,朝廷官员认为宁远必定把守不住。等崇焕奏上捷报,满朝喜气洋洋,马上提升他为右佥都御史,熹宗用加盖玉玺的诏书奖励他,满桂等人也各有晋升。

    大清兵刚解围,分兵数万进攻觉华岛,杀死参将金冠等以及军民数万。崇焕刚防卫宁远城,兵力已尽不能救援。高第镇守关门,一反承宗的政策,屈辱将领,使得将领们都离心离德。对待杨麒就如同他的偏裨军官一样,一次杨麒到来,发现高第侮辱他的士兵。到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发兵援助宁远,高第、杨麒一齐被罢官去职,用王之臣取代高第,赵率教取代了杨麒。

    我大清发兵,所到之处没有攻不破的,明朝将领不敢议论战守。讨论战守的事是从袁崇焕开始的。三月朝廷重设辽东巡抚,让崇焕来担任。魏忠贤派遣他的党羽刘应坤、纪用等前往坐镇。崇焕大胆地上疏反对,意见不被采纳。后来给评定功绩,晋升为兵部右侍郎,赏赐他不少银钱,并给他世代享有锦衣千户的封赏。

    袁崇焕解围以后,渐渐骄傲起来,同满桂开始不和,请把他调往别处驻兵,朝廷就召满桂回去了。因为王之臣上书挽留满桂,又与王之臣不和,朝廷担心因此坏事,就命令之臣等专管关内的事,关外让崇焕分兵把守。崇焕担心朝中大臣忌妒自己,上书说:“陛下把关内外,分责给两个大臣把守,用辽人防守辽地,又要作战又要防守,又要建城又要屯田。屯田的收入,可以减少海运的需要。关外战略的大要在于以坚壁清野为主体,趁机袭击敌人为功用。这样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但是勇猛地攻打敌军,敌军一定仇视我;奋迅立功就有很多人会妒忌。不辞辛劳地干事就必定要蒙受怨恨,身被罪名的人才可能建立功勋。蒙受的怨恨不深,功劳就不显著,罪过不大,那么功勋就不能成就。诽谤我的奏书满箱子都是,诋毁我的话语陛下天天可以听到,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了,我希望圣明的陛下您和朝廷大臣能有始有终地信任我。”熹宗皇帝用温和的诏书回答并赞扬了他。

    这年冬天,崇焕同应坤、纪用、率教巡视锦州,大、小凌河,讨论大规模屯田,慢慢收复了高第以前放弃的领土。忠贤与应坤等一并因此得到世袭锦衣的封赏,崇焕将他们受到荫封的子孙任命为指挥佥事。然后上书说:“辽左的失败,固然是因为人心不稳,但也是因为失了有利的险要地势,不能稳定人心。士兵不利于野战,只有凭借坚固的城墙用大炮这个办法来守卫,现在山海的四城已经修建完毕,应当再修松山等城市,班军四万人,缺一不可。”熹宗皇帝回答说同意。

    这以前,八月中旬,清太祖高皇帝逝世,崇焕派遣使节前往吊唁,并且利用这个机会窥测清朝内部的虚实。我清太宗文皇帝派遣使者回访了他,崇焕想议和,就写了一封信让使者带回来,我们大清部队将要讨伐朝鲜,打算用议和阻止他们的军队,以便能专心南下。七年(1627)正月,又派使者回答了他,于是,派兵渡过鸭绿江向南方进攻。朝中认为崇焕与之臣不和,召之臣回来,免除经略不再设置,关内外都交由崇焕监管,同监军的宦官应坤、纪用一起见机行事。崇焕坚决想要收复失地,于是趁大清军外出作战之机,调遣将士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同时又派使者持书前去议和,恰巧朝鲜与毛文龙同时告急,朝廷命崇焕前去救援。崇焕派水军援救文龙,又派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位将领率九千精兵先后逼进三岔河,来牵制大清势力,而朝鲜已经被征服,各位将领于是返回。

    崇焕当初开始议和时,朝廷里不知道。等到奏章送上,熹宗皇帝以赞赏的态度颁发诏书表示同意,后来认为不是好计策,又几次传旨告诫他。崇焕打算借此机会来修整旧疆域,所以坚持要议和。朝鲜及文龙受到大清军进攻,朝中的谏官于是说是因为崇焕议和而造成的。四月,崇焕上书说:“关外的四城虽绵延二百里,北面靠山南面临海,东西宽只四十里罢了。现在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之多,可谓地狭人多,从哪里取得粮食呢?锦州、中左、大凌三城的修建一定不能停止。现在我已经迁移了部分商人和农民在那里大规模屯田。如果城墙不坚固而敌军到来,就必须撤回,这样等于放弃了将要成功的事业。所以趁敌人在江东作战之际,姑且以议和来延缓时间。等敌人知道时,三城已修建完毕。或守或战都在关门以外四百里的地方,我朝的边防也就可以固如金汤了。”熹宗以赞赏的口气回答说知道了。

    当时率教驻军锦州,监护修筑城墙,朝廷任命尤世禄来取代他,又让左辅担任前锋总兵官,驻守大凌河。世禄没有到,左辅也没有入守大凌,五月十一日,大清军兵直抵锦州,四面围城。率教同宦官纪用环城防守,同时派使者议和,想赢得时间等来援兵,使者往返三次没有效果,大清兵的围困更加紧了。崇焕因为宁远的兵力不可以调动,就选精骑兵四千人,命令世禄、大寿带领,绕到大清军的后面开始决战。另外又派水兵在大清军东面作战,牵制清朝兵力。并且请求发动蓟镇、宣、大的兵力,在东面护守关门。朝廷已经命令驻守山海的满桂移驻前屯,驻守三屯的孙祖寿移驻山海,驻守宣府的黑云龙移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驻关城;又派昌平、天津、保定的军队奔赴上关;发书给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的守臣整顿队伍随时听候调遣。世禄等将要出发时,大清已在二十八日分兵开往宁远。崇焕与宦官应坤、副史毕自肃督兵登城拒敌,派兵躲在壕沟内,用大炮击敌。而满桂、世禄、大寿在城外作战,伤亡累累,满桂身中数箭。大清军不久也就引退,派更多兵力攻打锦州,因为天热无法攻下,士兵损伤众多,六月五日也率兵归还,顺势摧毁大、小凌河两座城池。这次战役当时被称为宁锦大捷,满桂、率教立功最多。忠贤于是让他的党羽说崇焕不救锦州是暮年衰弱气象,崇焕于是请求辞职。朝廷内外正争着颂扬忠贤,崇焕没办法,也请求为他建立生祠,最终还是得不到忠贤的欢心。七月朝廷允许他离职,让王之臣接替他做督师兼辽东巡抚,驻兵宁远。等到论功时,文臣武将被晋级荫封者有几百人,忠贤的孙子也封了伯,而崇焕只是升了一级。尚书霍维华不平,上疏请求辞让给自己的荫封,忠贤不允许。

    不多久,熹宗逝世,庄烈帝即位,忠贤被诛杀,削了过去冒领军功封赏者的官职。朝廷大臣争着请求召回崇焕,这年十一月,袁崇焕被提升为右都御史,掌管兵部添注左侍郎的事务。崇祯元年(1628)四月,被任命做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管蓟、辽两地军队,兼登、莱、天津的军务,上司敦促他走马上任。七月崇焕入都,先上疏陈述军事。庄烈帝在平台召见他,对他深加慰劳,并向他咨询用兵方略。他说:“用兵方略已经全部写在奏章中了。臣受陛下的特别宠信,希望能给我以便宜行事的权力,估计五年内,全辽可以恢复。”庄烈帝说:“你能收复辽地,我决不吝啬封侯之赏。你努力平息天下的动乱,你的子孙也会享你的福的。”崇焕磕头谢恩。庄烈帝退朝稍事休息的时候,给事中许誉卿向崇焕询问五年内收复辽地策略。崇焕说:“皇上为这事心中焦急,我姑且用这话安慰他罢了。”誉卿说:“皇上英明,你怎能随便回话呢?以后按期责取成功,你怎么办?”崇焕茫然不知所云。一会儿,皇帝出朝,崇焕上奏说:“辽东军事本来就不容易成功。陛下既然交由我来办,我怎么敢因难而推辞?只是在五年内,户部转给军饷,工部供给器械,吏部选派官员,兵部调兵遣将必须朝廷内外事事相互照应,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庄烈帝按他所说,发布诏书告诫了四部大臣。

    崇焕又说:“依我的能力,制服全辽的疆土有余,可是统一众人的议论力量就不足了。我一出国门,就踏上了万里征途。朝中忌能妒功的,总是不乏其人。就是他们不能以权力牵制我,也能用意见来打乱我的谋略。”庄烈帝站起来侧耳倾听他的话,告诉他说:“您不必为此忧虑,我自有主张。”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收回之臣、满桂的尚方宝剑,赐给崇焕,并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庄烈帝都一一答应,并赐崇焕酒馔,然后散朝而去。崇焕因为以前熊廷弼、孙承宗都被人诬陷、排挤,不能实现他们的抱负,上书说:“收复辽地的计策,不外乎以前我用辽人守辽土,用辽土养辽人,守为正招,战为奇招,和为旁招的说法。实施之法在于逐步实行而不能求快,在于实实在在而不能务虚。这是我和守边的大臣们所能做到的。至于负责用人的大臣和任用有作为的官员,都由皇上您掌握其关键。怎样才能任而无贰,信而无疑?大概说来驾驭边臣与朝臣的办法不同,军队中可惊可疑的事特别多,皇上只应当看他成败的大局,没必要抓住边臣一言一行的小过错不放。边臣负担的责任重大,对他们的埋怨实在很多。凡是有利于边疆的举动,对将领自己都不利。何况攻敌紧急,敌人也会从中离间大将,所以当边疆守臣实在很难。陛下爱护我信任我,我何必过多疑虑惧怕呢?只是心中意识到自己有危险,不敢不报告。”庄烈帝以安慰的诏书回答了他,并赐给他蟒玉、银币,他上书辞让蟒玉,没有接受。

    这个月,川、湖军队戍守宁远的,因为军饷缺发达四个月之久,起来喧闹,其余的十三个营起来响应他们,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绑了去,囚禁在城墙上的碉楼里。自肃受重伤,兵备副使郭广刚到,亲自保护自肃,收集抚赏金和不动金二万两用以平息事态,数目不足,又从商人百姓那里借贷五万两给他们,事情才得以解决。自肃上书自行请罪,逃往中左所,自杀而死。崇焕在八月初抵达关防所,听说兵变就骑马前去同郭广密谋,宽恕了带头起事的杨正朝、张思顺,命令逮捕了十五人在街市上杀掉;斩知情不报的中军吴国琦,责问参将彭簪古,罢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派正朝、思顺到前线立功赎罪,世荣、涵淳因贪污虐待下属导致事变,也被罢免。只有都司程大乐一营没有跟从兵变,特别为此给予奖励。由此当地才稳定下来。

    关外大将四、五人,办起事情往往互相牵制,后来又规定只设二人,由朱梅镇守宁远,大寿仍然驻军锦州。到这个时候朱梅就要卸任了,崇焕请求合宁远、锦州为一镇,大寿仍然驻军锦州,提升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接替朱梅驻守宁远,改派蓟镇的赵率教驻军关门,关内外只设两员大将。就此事在上疏中极力称赞他们三人的才干,说:“我自许五年内收复,就专靠这三个人了,应当让他们从头到尾辅助我。到时候没有成效,我就亲手杀了他们三个,我自己的命交由司法部门处理吧。”庄烈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崇焕于是留下来镇守宁远。自肃已经死了,崇焕请求停止设巡抚一职。等到登莱巡抚孙国桢免职,崇焕又请求虚其位不再派人。庄烈帝也都回答可以。哈剌慎三十六家过去接受了明朝的安抚和封赏,后来被插汉所逼迫,又因收成不好,有叛改的意向。崇焕召他们在边境上相见,亲自安抚慰问他们,他们都顺服了。二年闰四月评叙春秋两防的战功,崇焕被加封太子太保,赐给蟒衣、银币,并得到荫封子孙锦衣千户的封赏。

    崇焕上任一开始,就想杀掉毛文龙,文龙,仁和人。以都司之职率兵援助朝鲜,逗留在辽东一带,辽东失陷后,从海路逃回,乘守备空虚杀死大清镇江的守将,向巡抚王化贞做了报告,没有告诉经略熊廷弼,由此两人开始有了怨恨。当时朝廷里掌权的人正赏识化贞,于是授职文龙为总兵官,逐渐加升到左都督,挂起将军印,赐尚方宝剑,像内地一样在皮岛上设立军镇。皮岛又叫东江,在登、莱沿岸的大海中,全长八十里,不生长草木,远离海岸,靠近北岸,北岸与大清界只相隔八十里的海面,他的东北海就属于朝鲜了。

    不过,毛文龙占居的东江,形势虽然足以牵制大清兵,但他本人没有大的谋略,每次征战都失算,每年浪费的军饷无法计算,并且只顾征招商贾,贩卖禁物,名义上在援助朝鲜,实际上是妄出边塞,没有军事的时候就以变卖人参、布匹为职事,有战争,也很少得到过他的功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弹劾文龙浪费军饷滥杀俘虏的罪行,尚宝卿董茂忠请求撤了文龙的兵,专门整治山海关、宁远的军队。兵部讨论认为不行。崇焕心里对文龙不高兴,曾上书请求派部臣到文龙处清理粮饷。文龙讨厌有文臣在身边牵制,上书反驳,崇焕很不高兴。等到文龙来拜访时,崇焕按宾客之礼迎接他,文龙又不谦让,崇焕除掉毛文龙的主意更加坚决了。

    到了这个时候,崇焕就以阅兵为名,乘船到达双岛,文龙前来会面。崇焕同他设宴饮酒、行乐,每每到半夜才罢,文龙没有觉察崇焕的意思。崇焕同他商量更改营制,设立监司,文龙很不高兴。崇焕用离职返乡劝说他,文龙回答说:“以前有这个意思,但现在只有我了解东部战事,等东部战争完毕,朝鲜衰弱,可以一举而占有。”崇焕更加不高兴,就在六月五日这天邀请文龙来观看将士们射箭,先在山上设了帷帐,命令参将谢尚政等安排身穿铠甲的士兵埋伏在帐外。文龙来后,他手下的士兵不能进帐里来。崇焕说:“我明天出发,海外的事情全寄托在您身上了,请受我一拜。”互相拜见之后,一起登上山来。崇焕问起他随从军官的姓名,多是姓毛的。文龙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孙子。”崇焕笑了,说道:“你们在海外劳苦多日,每月禄米也只有那么一斛,说起来痛心呢,也请受我一拜,大家都为国家尽力。”这些人都叩头道谢。

    崇焕就此诘问文龙几桩违令的事情,文龙做了对抗性的辩解。崇焕高声喝斥他,让人扒下他的帽子和袍带,把他捆了起来,文龙仍很倔强。崇焕说:“你有十二条该斩头的大罪,知道吗?按我朝祖宗定下来的制度,大将领兵在外,必须接受文官的监视。你在这边一人专制,军马钱粮都不接受核查,一该杀。大臣的罪没有比欺骗君主更大的,你送上奏章全都蒙骗,杀害投降的士兵和难民,假冒战功,二该杀。大臣没有自己的将领,有则必杀。你上书说在登州驻兵取南京易如反掌,大逆不道,三该杀。每年饷银几十万,不发给士兵,每月只散发三斗半米,侵占军粮,四该杀。擅自在皮岛开设马市,私自和外国人来往,五该杀。部将几千人都冒称是你的同姓,副将以下都随意发给布帛上千匹,走卒、轿夫都穿着品官官服和袍带,六该杀。从宁远返回途中,劫掠商船,自己做了盗贼,七该杀。强娶民间女子,不知法纪,部下效仿,使得百姓不安于家,八该杀。驱使难民远远去帮你盗窃人参,不听从的就被饿死,岛上白骨累累,九该杀。用车送金子到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并在岛上雕塑他加冕冠的肖像,十该杀。铁山一战败北,丧师不计其数,却掩败为功,十一该杀。设镇八年,不能收复一寸土地,坐地观望,姑息养敌,十二该杀。”宣布完后,文龙丧魂失魄,说不出话来,只是叩头请免他一死。崇焕召他的部将来说:“文龙这样的罪状,该不该杀他?”大家都怕得唯唯诺诺,谁敢反对?中间有称道文龙数年劳苦的,崇焕训斥说:“文龙本是一个平民百姓罢了,官做得最高,全家都得以荫封,足够报他的辛劳了,他怎么就这样悖乱违逆呢!”接着就磕头请求皇帝的旨意说:“我今天杀文龙以整顿军纪。将领中间有和文龙一样的,都要杀了他们。我不能成功的话,请皇上也像杀文龙一样杀了我。”于是取下尚方宝剑在帐前把文龙的头砍了下来。出来告诉他的将士们说:“只杀文龙一个人,其他人都没有罪。”

    这时候,文龙麾下凶猛强悍的官兵有数万人,都怕崇焕的威风,没有一个敢乱动的。崇焕命人用棺材埋了文龙。第二天,用肉酒等祭品祭奠他说:“昨天杀你,是朝廷的法律;今天我祭奠你,是出于同僚、友人的感情。”并为他落下了泪。接着分拨文龙的士兵二万八千人为四协,任用文龙的儿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光祚为首领。收回文龙的敕印、尚方宝剑,令继盛代他掌管。又犒劳军士,传檄安抚各岛人民,全部废除了文龙的苛政。回到镇上以后,把文龙一事上书报告皇帝,末尾说:“文龙作为大将,不是我可以擅自诛杀的,所以我谨席橐待罪。”当时是崇祯二年(1624)五月。庄烈帝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想到文龙既已死去,当时又靠着崇焕,所以就以赞扬的态度下诏书褒奖他。不久又传旨公开文龙的罪行,用以稳定崇焕的心;文龙埋伏在京城的爪牙,也命令法司加以搜捕。崇焕又上书说:“文龙一介匹夫,不守法竟至于这种程度,是因为海外便于作乱。他的部队连老带幼一起算有四万七千人,假称十万,并且中间有很多百姓,兵还不到两万,擅自设将领千人。现在不便于再设总帅,就以继盛代行其事,这样算来是方便的。”庄烈帝回答可以。

    崇焕虽然杀了文龙,怕他的部下发动兵变,所以增加饷钱至十八万两银子。然而岛上的兵失去主帅后,渐渐地散了心,越发不可征用了。以后直至有背叛投敌的。崇焕上书说:“东江一镇,想牵制敌人还必须借助它。今定为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营,每年需饷银四十二万两,米十三万六千石。”庄烈帝因为兵减少粮饷增加很有点情绪,因为崇焕,就特别地按他的请求办了。

    崇焕在辽东,和率教、大寿、可刚等确定兵制,渐渐推行到登、莱、天津,等到确定东江兵制以后,合计四镇兵共十五万三千有余,马匹八万一千有余,每年耗费饷银四百八十余万两,比过去减少了一百二十万。庄烈帝很赞赏他。

    文龙死后才三个月,大清兵数十万分路进入龙井关、大安口。崇焕听说了,就督领大寿、可刚等去守卫。于十一月十日抵达蓟州,经过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等城市,都留下队伍防守,庄烈帝听说他到了,很高兴,用温和的诏书赞扬、鼓励他,颁发公款犒赏将士,并命令他统帅各路援军。不久听说率教战死,遵化、三屯营都被攻下,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国彦自杀,大清兵越过蓟州向西去了。崇焕怕了,火速领兵入关保护北京,在广渠门外扎营。庄烈帝立刻召见他,慰劳了他一番,向他讯问战守策略,赐他御用的食品和貂裘。崇焕由于兵马疲惫,请允许进城中来休息,庄烈帝不同意,崇焕出去与清兵大战,互有杀伤。

    当时大清兵所由进入的隘口是蓟辽总理刘策管辖的,崇焕听说事变就不远千里前来解救,所以自认为有功无罪。然而都城的人们突然遭到兵乱,怨言诽谤纷纷而起,说崇焕拥兵纵敌。朝廷大臣因为以前崇焕和大清军有过议和,诬蔑他引来敌人想逼朝廷议和,将要订立城下之盟。庄烈帝听了一些这样的话,心中不能不迷惑。恰好大清军又设了离间计,说崇焕和我们有秘密的和约,让他们所抓获的宦官知道后,又故意让他逃走。那宦官跑去告诉庄烈帝,庄烈帝深信不疑。十二月十五日又一次召崇焕问话时,就把他绑了下到京师的狱里。大寿当时在旁边,浑身哆嗦,不知所措,出来以后就带兵叛逃而去。大寿过去曾经有罪,孙承宗要杀他的时候,爱惜他的才能,就秘密地要崇焕解救他。大寿因此感激崇焕,怕被一齐杀了,就叛逃了。庄烈帝拿崇焕在监狱中亲手写的信,派人前往召大寿回来,他才归顺。

    崇焕在朝廷时,曾和大学士钱龙锡谈话中间略略说到想杀毛文龙一事。等崇焕想和大清兵和议时,龙锡曾写信制止他。龙锡过去曾主管确定魏忠贤的逆案,忠贤的残余党羽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翲等人策划制造大案,就以擅自主张议和、独断专杀大帅等事作为他们两个人的罪行,高捷首先上书竭力攻击,史翲、弘勋继之于后,一心想连龙锡一齐杀掉。法司定了崇焕谋叛的罪名,龙锡也定死罪。三年(1630)八月就把崇焕在街市上车裂而死。他的兄弟妻子都被流放三千里,并抄没了他的家。崇焕没有儿子,家中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天下人都以为他死得冤屈。

    崇焕被捕入狱后,大寿奔逃大清军去了。武经略满桂因为被催促甚急,与大清兵战斗,终于战死,这时离崇焕下狱才半个月时间。当初崇焕妄自杀了文龙,至此庄烈帝又误杀了崇焕。自从崇焕死后,边疆的战事更加无人可靠了,明朝灭亡的征兆也已决定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