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下诏说:“慎终如始,谨遵常道,真乃古贤再世,美德可照鉴世人,相信必能远追其先祖。

    侍中、安右将军、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县开国侯徐陵,年少时已然学问高深,进用于朝廷,更显得优异、聪颖,学业高于名流,其诗文号称词章之宗师。

    朕近年承接父祖之业,特别倚重和亲近他,尽管他多有卧病,正期他能康复健旺起来,不幸猝然谢世,我心中充满了惊恐与悲悼。

    特赠予镇右将军、特进,其侍中、左光禄、鼓吹、侯如故,百官全体举哀,办丧事所须费用,酌量加以供给。

    谥号章。”徐陵器量深远,面容隽秀,本性又清廉俭约,从不曾有什么经营生计,俸禄则与亲戚族人共用。

    太建年间,食建昌邑,邑户送米到了水边,徐陵亲戚有贫穷匮乏之人,让他们都来领取粮米,几天便告罄尽,而徐陵家不久断炊。

    僚属奇怪,问其缘故。

    徐陵说:“我有车、牛和衣裳可以卖,别的家里有可卖的没有?”其周济他人便是如此不遗余力。

    年轻时崇信佛教,作经论多有精到之见解。

    后主在东宫时,让徐陵讲授大品经,精通义理之学的名僧,从远方云集而至,每当在讲席上商讨较量词锋义理时,四座中无人可与他抗衡。

    他目中有青眼珠,时人认为是聪明智慧之相。

    自从有陈创业以来,檄文、军书及禅让授位之诏令策文,都是徐陵所作,而尤以《九锡》为美。

    身为一代文章宗伯,却不以此向人炫耀,不曾诋毁他人之作。

    他对于后学之辈,引进推荐,从不厌倦。

    世祖、高宗在位之世,国家一应重要诏令文书,都是徐陵草作。

    其文对于旧体多有变革,剪裁巧妙细密,常有新意。

    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便已传写成诵,于是遍及海内,每家藏有其文本,后逢世道大乱,多有散失,保存下来的有三十卷。

    有四子:徐俭,徐份,徐仪,徐亻尊。

    江总传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

    是晋朝散骑常侍江统的十世孙。

    其五世祖江湛,为宋朝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封爵号忠简公。

    祖父江..,为梁朝光禄大夫,称名当代。

    父亲江纟不,为本州迎主簿,年少时父亲去世,因伤心过度而死,事在《梁书孝行传》。

    江总七岁丧父,寄依外祖家。

    年少时聪明敏捷,性情纯厚。

    其舅舅吴平光侯萧劢,在当时名望很高,特别钟爱他,曾对江总说:“你节操品行与众不同,神态举止超群出众,将来出名,必当超过我。”江总长大后,勤奋笃学才思敏捷,他家世代相传的书数千卷,江总日夜探究研读,未曾离手。

    十八岁时,江总初任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参军。

    中权将军、丹阳尹何敬容建府置僚属,设置佐吏,都以显贵的后代担任,江总又授职为敬容府主簿。

    不久调任尚书殿中郎。

    梁武帝撰写《正言》才毕,又写《述怀诗》,江总参与写此诗,梁武帝读完江总的诗后,大为叹赏。

    又调任侍郎。

    尚书仆射范阳张缵,度支尚书琅邪王筠,都官尚书南阳刘之遴,都才学渊博,因江总年少时出名,张缵等人很是推重,结为忘年之交。

    刘之遴曾以诗文相赠江总,诗的大意是:“显贵住居崇礼寺,寺院和我栖息的官署相邻。

    讨厌听到喝道者的吆喝声,总是担心太阳已上三竿。

    我们在一起高谈阔论兴致无穷,设问作答欢愉无边。

    从官署请假来与你一同遨游,在例假之日因贪乐忘了退食之规。

    又何须为了免除我囊中羞涩,委屈自己挪步去那官署看长官们的脸色。

    上下几千年纵横论谈,品评王侯将相说出了我心中想说的一切。”可见他被学识渊博之人如此钦佩推崇。

    调任太子洗马,又出京任临安县令,再回京任中军宣城王府内录事参军,调任太子舍人。

    梁朝和西魏友好往来,梁武帝诏命江总和徐陵居官出使西魏,江总生病没有前去。

    侯景寇掠京城,梁武帝诏命江总暂兼太常卿,坚守陈书小庙。

    台城陷落后,江总在外境维艰中逃难,费了几年时间才到会稽郡,住到龙华寺,便写了《修心赋》,大略评品时事。

    其赋为:太清四年(550)秋七月,我因避侯景之乱移住会稽龙华寺。

    此寺院,是我的六世祖宋朝尚书右仆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447)所建。

    州陵侯的祖父是晋朝护军将军江錋,他从前来到此地,占卜后择居山阴都阳里,有子子孙孙自始至终定居此地的愿望。

    寺院的范围是房子的旧墙基,寺院左临江右濒湖,面对着山背倚着沟壑,东西相连,南北连绵,州陵侯和苦节名僧一起,同度日月,白天修治经书戒律,晚上阅览群书,休憩于风云之中,凭眺于映月池边。

    不料华戎不分,朝廷倾沦,因此内心感伤,其情可以想见。

    泪墨交流,岂能舒缓我的郁结之心。

    希望后代子孙,怜珍我的心意。

    赞美吴楚大地,开启东越之灵气,记载《桧风》于《诗经》,载录职官制度于《周礼》,收藏大禹用金泥所饰之书,镌刻收藏秦代的石刻文字,太史公来此探穴寻禹迹,钟离离开此地后开始发奋读书,信服竹简的价值珍贵,贬斥..王夫的价值连城之说。

    继奉盛德之大业,寄居安禅古寺,这豫章的旧园林,成为黄金胜地。

    顺遂我寂寞的幽静之心,好比往镜中远寻可望而不可及,面对遥远飘忽的高山,临近深远的平湖。

    山脉连绵立耸,落叶沉入水中,早上看吊臂的猿猴从树上跳下,晚上听饥饿的鼯鼠哀吟。

    果树丛生药草满苑,桃林橘林,枝繁叶茂,遮云盖日。

    保持自然天真的雅趣,鄙弃人世间的荒诞杂乱,遥望轮廓迂曲的岛屿,面对汇合众流的大江,泛舟于深夜的月光下,散步于清晨光烟缭绕之中。

    清风引动蝉的鸣叫,骤雨频落于林中,发出萧飒之声,群鸟小戏后知道回巢,流云无意却能自然聚合。

    当年在荒野之地建起灵塔,就地筑起禅房,高兴的是林园开阔,树木繁茂。

    行走于草地之上,坐禅于河渠之旁,坚守戒律云游四方,长年甘于素食,坚固之林可见其边,寂灭之场霎然悟及。

    此境异于曲终所产生的悲壮气氛,也不是叶落而生的悲凉情境,岂是降志辱身,靠不自露才华来显扬自己。

    正当风雨如晦之乱州,厌倦于鸡鸣的嘈杂之声,希望避开尘世而高卧,聆听往古高士的遗训。

    折服于四辩的微言大义,领悟三乘的玄妙之理,排遣十缠的系缚,祛除五惑的尘滓,长久地抛弃荣华富贵,不再追逐势利,但愿忘怀于妻子儿女,把意气用事留给过去,寄望于来年能洞悉稀声大音,怜惜远方游客的悲凉处境,也知道自怜于悟道的无边无已。

    江总的第九个舅舅萧勃首先占领广州,他又从会稽去投依萧勃。

    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乱后,诏命江总任明威将军、始兴内史,给江总八百斛太守薪俸让他出行。

    恰逢江陵陷落,江总遂不成行,从此寄居岭南多年。

    天嘉四年(563),诏命任中书侍郎回朝廷,管辖侍中省。

    江总历任司徒右长史,掌东宫管记,给事黄门侍郎,兼南徐州大中正。

    又授职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骑常侍,东宫、中正职务不变。

    不久调任左民尚书,后转任太子詹事,中正职务不变。

    江总因与太子彻夜畅饮,收养良家女子陈氏为女,太子便装去江总住所,皇上怒而免除其职。

    不久复任侍中,兼左骁骑将军。

    再任左民尚书,兼左军将军,未授职,又因公事免职。

    不久任散骑常侍、明烈将军、司徒左长史,调任太常卿。

    后主继位后,授职江总任祠部尚书,又领左骁骑将军、参掌选事。

    又转任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再调任尚书仆射,参掌选事职务不变。

    至德四年(586),江总加任宣惠将军,量置佐史。

    不久授官尚书令,赐给鼓吹一部,加扶,其他官职未变。

    后主为江总作策说:“呜呼,尚书省国政之基石,司会掌管财政经济,韦彪称它们为朝廷之枢机,李固比之为北斗与北极。

    况且五曹综理,百官协合,同领冢宰之责,专擅台阁之职。

    惟尔学艺杰出,胸怀宽广,品德高尚,士大夫以为楷模,文人志士,士人君子以为典范,所以能总管六官。

    你学问渊博,为众人所仰望,官府八座,足为后世楷模,由你端正朝纲掌握准则,正是朕所希望的。

    今后你要努力啊,勉力建立美善之道,帮助我治理好国家,可要千万慎重啊!”祯明二年(588),晋号中权将军。

    京城陷落后,江总入隋朝,任上开府。

    隋开皇十四年(594)死于江都,时年七十六岁。

    江总曾为自己作叙,其大意为:我历任显达之职,只是徒占其位而已,既不追求实利,也不涉足权势。

    我曾抚身仰天叹息说,庄青翟官至丞相,无事迹可纪;赵元叔只是任掌计簿的小吏,却光耀列传。

    我自从在陈朝任职以来,未曾奉承任何人,干预任何事。

    风尘岁月,身处世俗之人中,多招致怨憎,宦海浮沉,都不放在心上。

    太建之时,国家权力被下移至众多宵小之手,谄媚嫉妒之风盛行,我屡被排斥罢免,面对命运无可奈何。

    后主过去在东宫,留心文章的风采,我一向承蒙开导,恩重如山,情深似海。

    后主继位之日,时常指责我的过错,仰遵天文,改定各种事功,八法六典之制度,无一不亲自统管。

    昔晋武帝为荀公曾作策说:“周代陈书的冢宰,今日之尚书令。”何况我的才能不及古人一半,而居位食禄不理政事则同于古人。

    晋太尉陆玩说:“让我做三公,可知天下实在无人。”官位爵禄本是无意得来之物,哪里是我刻意要追求的呢?少年时潜心于佛教,二十多岁时,到钟山从灵曜寺则法师学佛法。

    晚年在陈朝任官,与摄山布上人交往,彻悟佛教苦空二境,再次详习戒律,对自己维持一颗善心,对别人广施慈悲,颇知自我勉励,然而不愿食素,并且浸染尘世之烦劳,因此抱愧终生。

    江总的自叙,当时人称之为实录。

    江总一向行义,性情温和宽厚。

    好学,善于写文章,尤其擅长写五言七言诗;因他潜心于文章的文采,故得后主的宠爱。

    他有些小诗之类,为好事者相互传送诵读玩赏,至今流传。

    后主之世,江总任宰相,他不理政务,只是每天和后主在后宫饮酒作乐,还加上陈暄、孔范、王瑗等十余人,当时称他们为狎玩之客。

    因此国家日益衰败,典章制度不健全,有上言者,就以犯罪论处,君臣昏庸腐败,以至于国家灭亡。

    江总著有三十卷诗文集子,都流行于世。

    姚察传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

    其九世祖姚信,为吴太常卿,称名江左。

    姚察幼时性情纯厚,侍奉双亲以行孝道闻名。

    六岁时,能诵书万余言。

    姚察体弱不好动,博围棋及杂耍,当初都不留心。

    只是勤奋苦读,夜以继日。

    十二岁时,便能写文章。

    其父亲上开府姚僧垣,在梁武帝时很出名,皇上和太子待他以厚礼,每每得到薪俸恩赐,皆回家给姚察兄弟,作为求学的费用,姚察一概用来积藏图书,因而见识日益广博。

    十三岁时,梁简文帝当时在东宫,注重修治文章的义理,即引荐姚察到宣猷堂听讲发问,儒士们都很称道他。

    简文帝继位后,尤其以礼待他。

    他初任南海王国左侍郎,兼司文侍郎。

    任南郡王行参军,兼尚书驾部郎。

    梁室遭遇丧乱时,姚察随父母从金陵回乡里。

    当时东土兵荒马乱,人饥相食,官吏休假回家无处买粮,姚察一家人口又多,只好采野菜充饥。

    姚察历尽千辛万苦,求得供养全家资用,才得以养家糊口。

    又常把自己的一份推让给弟妹们,甚至亲朋旧友中缺粮者也加以周济,自己甘于吃藜藿之类的野菜。

    他在丧乱期间,勤学不止。

    元帝于荆州即位,父亲随朝内之士照例赶赴西台荆州,元帝授姚察任原乡县令。

    当时原乡县境萧条不堪,流民未返乡,姚察减轻赋税徭役,劝勉耕种田地,于是人丁兴盛生活殷实,百姓至今还称道他。

    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和姚察情投意合,上表推荐姚察为佐著作,兼撰史。

    永定初年,姚察任始兴王府功曹参军,不久征补为嘉德殿学士,调任中卫、仪同始兴王府记室参军。

    吏部尚书徐陵当时领著作,又招引姚察为史佐,徐陵需要的有关让官辞官归居等表,一概请姚察写,徐陵看后感叹到:“吾不及他。”太建初年,补为宣明殿学士,任散骑侍郎、左通直。

    不久兼通直散骑常侍,出使北周。

    江左故旧在关右者,都很羡慕。

    沛国刘臻私下到公馆访询有关《汉书》的十多条疑难,姚察一一剖析,皆有理有据。

    刘臻对所有的亲朋好友说:“姚察门下定无虚名之士。”姚察著《西聘道里记》,详细地叙说此事。

    姚察回朝,补任东宫学士。

    当时济阳江总、吴国顾野王、陆琼、堂弟姚瑜、河南褚..、北地傅纟宰等人,都有才高学博的美名,他们早晚在一起陪伴娱乐。

    姚察每每谈论著述,都被众人推重。

    皇太子对他以厚礼相待,感情深于群僚,东宫内所需的典诰、诏命等文件,一概委托姚察起草。

    又数次诏令他同顾野王互相策问,姚察常受赞赏。

    迁任尚书祠部侍郎。

    他在署内执掌郊祭,昔魏之王肃奏祭天地,设宫悬之乐,八佾之舞,从此后因循不变。

    梁武帝认为祭祀的礼节太繁缛,祭神的礼节太简单,古代又无宫悬之文。

    陈朝初年沿用,未有增减。

    高宗想增设备用之乐,交给有关部门商议办理,不赞成梁武帝的说法,当时博学名儒以及朝内在位重臣,都仰尊圣旨,一并赞同。

    姚察引经据典,独违众议,赞成梁乐,当时诸人都惊骇不已,莫不佩服,仆射徐陵便改为赞同姚察的提议。

    他不随波逐流,皆同此类。

    任宣惠宜都王中录事参军,兼东宫学士,历任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谘议参军,母死离职,不久起用为戎昭将军,知撰梁史事,他再三推辞也未能免职。

    后主继位,敕令兼东宫通事舍人,将军、知撰史之职不变。

    又敕令专管优册谥议等文章。

    至德元年(583),任中书侍郎,调任太子仆,其他职务不变。

    当初,梁朝灭亡,父亲姚僧垣去到长安,姚察从此素食布衣,不听音乐,死讯直到周朝访臣来江南才知。

    当时姚察母亲韦氏的丧期刚满,后主认为姚察身体瘦弱,怕更加毁顿,便私下派中书舍人司马申到他宅第发丧,还令司马申单独规劝他。

    不久又派司马申宣旨劝谏说:“知道你哀伤过于毁顿,甚感忧虑。

    卿迥然一身,奠祭宗族的祖陈书先托于你,过于毁顿而危及生命,此乃圣教所不许。

    你应该节哀,以存礼制。

    我非常担心,才有此行为。”不久起用为忠毅将军兼东宫通事舍人。

    姚察志在终丧,累有授任,一概推辞不就。

    又上奏推辞之表,其大意为:“臣家门遭逢不幸,灾祸接连发生,只是苟且偷生虚度光阴,想的是表示自己对父母的哀思。

    然而..疹病不断,所穿的丧服污浊不堪,不像人样,想要服完丧期。

    岂料朝恩惠顾,起用我为官,不久晋升,更感惭愧。

    且宫门很深,朝廷事务繁忙,怎么能因此妨碍服丧的宁静。

    陛下道德高尚以孝治国,夺情除服,使残生苟延,以度余生。”诏答曰:“览表你的心情我已知晓,卿行业精深,名声一向很大,理应按情礼服丧,不按法律行事。

    只因东宫事务繁忙,等待你很久,允许我强行夺情,不得推辞。”不久敕令主持著作郎事,服丧期满,任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

    姚察已经长时间服丧,加上吃素食时间太长,自从除服后,更加气疾。

    后主曾单独召见他,见姚察骨瘦如柴,为之感动,便对姚察说:“朝廷怜惜卿,卿应自惜,已经长时间吃斋,应停止食长斋。”又派度支尚书王瑗颁发御旨,再加以宽慰,与姚察一同吃晚饭。

    亲自写诏曰:“卿瘦弱不堪,吃斋数年,不应每天只吃一顿饭,有违起居饮食,如若服从所示,甚为佳。”姚察虽奉承敕令,然而仍旧敦从宿愿。

    又诏令授任秘书监,领著作之职不变,便累次晋位让官,一概答而不许。

    姚察在秘书省大加删正,又上奏撰写中书表集。

    任散骑常侍,不久任度支尚书,十个月后迁任吏部尚书,领著作之职不变。

    姚察已博览群书,尤其擅长人物传纪,至于姓氏的起源,分枝流派,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例谈论,无所遗漏。

    且明察之职,时人久以他才干出众相赞许,等到调至吏部,正合朝望。

    当初,吏部尚书蔡征调任中书令,后主正物色人选,尚书令江总等人都推荐姚察,敕答曰:“姚察不只是学博艺优,操行也高洁,掌管吏部难得的人才,现得到了。”便妙笔生花草拟诏令,给姚察看,姚察言辞恳切地推辞。

    又一日召见谈论铨选职官之事,姚察边哭边拜请求说:“臣东土寒族,才智浅薄,不敢想有远大的志向,不该有远大前途。

    近来蒙恩,远远超过我的能力,尤其仰赖东宫太子,承蒙谬赐大恩。

    今日滥竽充数,不能靠能力受用,即使陛下坚持启用庸薄之人,置朝列于何地呢?臣九世祖姚信,名高昔代,当时才居选部,自后很少有与他媲美之人。

    臣受擢用,受惠蒙恩。

    累至我的才能不配之职,总念及阻止了进一步选用贤人。

    臣虽无智无识。

    但颇知约束自己,所言所行,毫无企求荣华富贵之图,没想到铨选官吏之重任,随便委托给我这种法和之人。

    且皇明御历,功高昔代,显贵世族,贤士名臣,若因才施用授受得宜,才为称职。

    臣素来受礼教熏陶,必知不可。”后主曰:“推荐你任铨选之职,众议所归,昔毛..气度不凡清廉恭慎,庐毓言行举止公正,王蕴铨选人才得体,山涛举不漏才,如卿任此职,必兼备他们的优点。

    况且我与卿虽行君臣之礼,但感情之深不同寻常,授任你铨选人才,实为我所期望。

    你内心无愧才是明智之举。”姚察久居显达之位,甚是清正廉洁,除官俸恩赐之外,毫无非法之财。

    曾有门下徒生不敢送他厚礼,只送一段南布,一匹花纟束。

    姚察对他说:“我所穿的衣料,只是麻布蒲纟束,此物对我无用。

    既然与我交往,希望你能理解我。”此人谦逊劝请,还是希望他收下,姚察便声色严厉赶他出门,此后门下之人都不敢馈赠。

    陈亡入隋,开皇九年(589),诏授为秘书丞,另敕令完成梁、陈二史,又敕令为朱华阁长参。

    文帝得知姚察吃素,另外选日单独召他入内殿,赐给果菜,便指着姚察对朝臣说:“听说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国只得此一人。”十三年(593),袭封为北绛郡公。

    姚察往年出访周,得以与父亲僧垣见面,离别之时,悲痛欲绝,现在承袭,愈感悲切,见者莫不为他哀叹泣哭。

    姚察幼年时到钟山明庆寺向尚禅师学习菩萨戒律,在陈做官后,俸禄皆捐给寺院营造,还为禅师立碑咏颂,其碑文甚是遒劲秀丽。

    那时,他看到梁国子祭酒萧子云为此寺写的斋诗,览后甚感悲伤,便用萧韵述怀为咏,词又哀切,僧俗士都以此事称道他,后母杜氏死,离职。

    在他服丧期间,有白鸠在家门上筑巢。

    仁寿二年(602),诏曰:“前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姚察,勤学好问,博览群书,修身养性树立圣人之德,到老不渝,虽在丧期,应夺情除服,任员外散骑常侍,封爵不变。”又敕令侍晋王杨昭读书。

    炀帝在东宫时,数次召见他,询访有关文籍之事。

    即位之初,诏令授任他为太子内舍人,其他官职不变。

    炀帝车驾巡游,姚察常陪在身边。

    以及铨选官绅,增删朝纲,切问近时,惟姚察一人而已。

    大业二年(606),姚察去世于东都,时年七十四岁。

    遗嘱薄葬,丧事一切务必从俭。

    大意为:“吾家世代为寒素之士,本有常规。

    吾想穿袈裟入殓,且皆为布料,土坑藏身。

    又担心你们不忍心照此办事,如一定不照办,只需用松板薄陈书棺,刚好能藏身,再以四周填土围棺。

    安葬那天,只需简陋之车,送灵柩安葬祖坟北,吾在梁世时,才十四岁,就去钟山明庆寺向尚禅师学习菩萨戒律,自此深悟苦空二境,颇懂人生轮回之理。

    曾流连山寺,一去忘归。

    在陈代做官后诸名流给我捧场,加上皇上恩宠,仕途便亨通显达。

    自入隋朝以来,又承蒙恩惠。

    已经拖累人世,我素志不从。

    况且我习惯于吃素五十多年,既然过了这么多年,应遵循不失。

    瞑目之后,不需立灵位,只置一小床,每日放清水,六斋日摆斋食果菜,根据家中有无而定,不需另外购求。”当初,姚察想读一本藏经,已经快读完,临终时,毫无哀伤痛苦之感,只是向西坐,念着经,说:“一切空寂。”其后身体柔软,颜色未变。

    皇上太子深感悲痛惋惜,资给葬礼所需甚丰厚。

    姚察性情至孝,有鉴赏人物的能力。

    幼时谦逊恭慎,不以己之所长在别人面前夸耀。

    终日恬静,只以书籍为乐,博览古代典籍。

    每有文章,多构思新奇,为人所未见,人们都推重他博闻。

    且一心一意著书立说,到老不倦怠亲自削撰,从没停止过。

    尤其爱好稽考古今,审查订正文字,文采优美,虽老也毫不逊色。

    同时谙熟佛教经典,所撰写的有关寺塔和众僧的文章,文采特别华丽细密。

    在职期间多有引证,若有善言可以采录,没有不录之赏之的。

    若以非分之想相求,一律以理打发。

    潜心侍奉皇上,尽力而为。

    侍奉机密,未曾泄漏。

    且官居高位,在职期间,常怀退隐之心,想要避开声势隆赫之地。

    清廉自处,资用常缺,有人劝他为生活着想,他笑而不答。

    与亲人朋友和睦相处,与故友相处厚道,所得禄赐,都用以周济他人。

    后主所写文章,卷轴甚多,便另写一本给姚察,有问题都令他刊定,姚察也诚心奉上,有事不隐。

    后主曾从容对朝臣说:“姚察才学广博,手迹典庄而有体制,向古人学习,犹与之媲美;在于今世,足为典范。

    且向他讨教,言辞详明,聆听后使人忘了疲倦。”姚察每写文章敕令索本,上曰:“我读姚察文章,不只是欣赏而已,还因他是一代文匠。”徐陵为一代名臣,常览姚察手笔,尤为推重,曾对其子徐俭说:“姚学士德学兼备无人可与他媲美,你应该向他学习。”尚书令江总与姚察交往甚深,江总每写文章,必先给姚察看,然后采用。

    江总任詹事时,曾写登宫城五百字诗,当时太子和徐陵以下诸多名人贤士都参与作此诗,徐公对江总说:“我和弟五十韵,寄弟集内。”等到江总编排文章,没找到姚察所和之本,江总跟徐陵讲及此事,对姚察说:“你才高学博,必能使拙作生辉,今需公所和五百字,用以和徐侯之诗章对偶。”姚察谦逊未交,江总说:“如若不得公此作,我的诗也需弃去稿本,对不住徐公寄诗之用心,岂能让两方面都不如意呢?”姚察不得己,便写和本交给他。

    结果被才高学博之人推重,如此不胜枚举。

    姚察著《汉书训纂》三十卷,《说林》十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一卷,全都完美无缺,旁征博引,且有《文集》二十卷,都流行于世。

    姚察所撰梁、陈二史虽没完成,隋文帝开皇之时,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取文稿,且呈上,今在内殿,梁、陈二史之本多为姚察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缺,临终之时,还是以体例之事告诫其子姚思廉,要广泛访求史实续撰,思廉流着泪奉行。

    思廉在陈任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任会稽王主簿。

    入隋,补为汉府行参军,掌记室,不久任河间郡司法。

    大业初年,内史侍郎虞世基奏请让思廉续梁、陈二代史,从那以来,慢慢地增补续史。

    萧济传萧济字孝康,东海兰陵人。

    少时好学,通晓经史,为梁武帝咨询《左氏》之疑难义项三十余条,尚书仆射范阳张缵、太常卿南阳刘之遴和萧济一道寻究讨论,张缵等不能与他抗衡。

    初官梁秘书郎,迁太子舍人。

    以参与平定侯景之功受封为松阳县侯,食邑五百户。

    等到高祖镇守徐州一方,以萧济为明威将军、征北长史。

    承圣二年(553),征辟为中书侍郎,转任通直散骑常侍。

    世祖为会稽太守时,又以萧济为宣毅府长史,迁官司徒左长史。

    世祖即位后,授职为侍中。

    不久迁任太府卿。

    因母丧而未就任。

    萧济辅助两位皇上,恩宠尤其深厚,赏赐超过一般人。

    历任兰陵、阳羡、临津、临安等郡太守,所到之处以声誉和政绩著称。

    太建初年(569),入京任为五兵尚书,与左仆射徐陵、特进周弘正、度支尚书王..、散骑常侍袁宪一同侍奉太子。

    再任为司徒长史。

    不久授职度支尚书,领羽林监。

    迁官国子祭酒,领羽林职如故。

    晋升金紫光禄大夫,兼安德宫卫尉。

    不久迁任仁威将军、扬州长史。

    高宗曾下令取扬州曹务亲自审阅,见萧济有条有理,详尽细致,行文流畅,一无阻滞,便回头对左右大臣说:“我本来以为萧长史擅长的是经传,没想到他会对繁重的事务处理得如此精明干练,竟至于到了这等程度。”迁任祠部尚书,晋升给事中,复官为金紫光禄大夫。

    未就任陈书而卒,时年六十六岁。

    诏赠本官,由官府出资办理丧事。

    陆琼传陆琼字伯玉,吴郡吴县人。

    祖父陆完,梁琅邪、彭城二郡郡丞。

    父陆云公,梁给事黄门侍郎,掌著作。

    陆琼幼年聪慧,富于才情,六岁作五言诗,颇有文采。

    大同末年,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都来了,陆琼时年八岁,当着客人之面复盘,从此京师称之为神童。

    朱异说给武帝听,武帝下令召见,陆琼风采照人,对答如流,举止周密审慎,皇上十分惊奇。

    十一岁时,因父丧过度哀伤而变得极度瘦弱,表现出天赋的卓绝品性,其堂祖父陆襄感叹说:“这孩子必能光耀门庭,正所谓一不为少。”及至侯景作乱,陆琼带着母亲避乱,寄居于吴县之西乡,勤奋刻苦地读书,不分白天黑夜毫不懈怠,从此学识渊博,擅长作文。

    永定年间(557~559),州中举为秀才。

    天嘉元年(560),为宁远始兴王府法曹行参军。

    不久以本官兼任尚书外兵郎,以文学转兼殿中郎,任职期满成为正职。

    陆琼一向有美名,深为世祖所赏识。

    待到讨伐周迪、陈宝应等,都官之符及朝廷各种诏令文书等,均由朝廷下令交给陆琼完成。

    迁官新安王文学,掌东宫管记。

    及至高宗为司徒,精选属官,吏部尚书徐陵向高宗举荐陆琼,说:“新安王文学陆琼,智识博洽通达,通晓典籍,足以为用,任职为郎署,历时已久,左西掾现正缺员,他正好适合这一人选,虽然从品位上讲是略有破拔之嫌,然而他久居下位,已是积年累月了。”于是任为司徒左西掾。

    不久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出访齐国。

    太建元年(569),再以本官掌东宫管记。

    任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

    转任中书侍郎、太子家令。

    长沙王陈叔坚为江州刺史,不遵法度,高宗以长沙王年少,授陆琼为长史,兼摄江州府国事,又兼浔阳太守。

    陆琼以母亲年老,不愿远离,太子也坚持请求留下他,于是没有前往。

    历任给事黄门侍郎,领羽林监。

    转任太子中庶子,兼步兵校尉。

    又兼大著作,撰国史。

    后主即位,以陆琼代理中书省,掌诏诰。

    不久授散骑常侍,兼度支尚书,兼扬州大中正。

    至德元年(583),任度支尚书,参掌诏诰,且可判理廷尉、建康二狱之事。

    当初,琼父云公奉梁武帝敕令撰写《嘉瑞记》,陆琼遵循其宗旨续作,起自永定,迄于至德,编成一家之言。

    迁吏部尚书,著作如故。

    陆琼审练谱牒,善于品察人才,当初吏部尚书宗元饶去世后,右仆射袁宪举荐陆琼,高宗没有用他,到这时居官摄事,号为称职,后主十分倚重。

    陆琼生性谦逊俭约,从不为自己私家聚敛财货,尽管地位资望日高一日,却坚持素志,不改操守,更加虚己下人。

    园池屋宇,不曾改建,车马衣服,不求鲜艳华丽,一年四季之俸禄,都发散给家族,家中没有多余的财货。

    晚年固锁心志,足不出户,想避开权要之地,常常托病引退而不去莅官治事。

    不久母丧忧郁而离职。

    当初陆琼侍奉太子时,母亲随同居住在官舍,后主赏赐优厚。

    等到丧棺还乡,下诏加给资助丧事之财货,并派遣谒者黄长贵手持册文祭奠,后主又亲自撰写志铭,朝野以为荣耀。

    陆琼哀伤思慕过于毁顿,至德四年(586)去世,时年五十岁。

    诏赠领军将军,由官府资助丧事。

    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顾野王传顾野王字希冯,吴郡吴人。

    祖父顾子乔,为梁朝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事。

    父亲顾火亘,担任信威临贺王记室,兼本郡五官掾,因通晓儒术而知名。

    顾野王年幼好学。

    七岁时,习读五经,略知大意。

    九岁时,能写文章,他曾作《日赋》,领军朱异看后觉得他不同寻常。

    十二岁时,他跟随父亲到建安,撰写了《建安地记》二篇。

    长大后他通览经文史籍,精心默记,天文地理,占卜占候,虫书大篆,无不精通。

    梁大同四年(538),担任太学博士,后调任中领军临贺王府记室参军。

    宣城王任扬州刺史时,顾野王和琅邪王褒都是他的宾客,宣城王很爱他们的才能。

    顾野王还爱丹青,擅长绘画,于是宣城王在东府建斋,命令顾野王画古代贤像,王褒写赞,当时人称他们为二绝。

    侯景之乱时,顾野王因父亲去世,回到吴郡,召募同乡数百人,跟随义军援助京师。

    顾野王身体瘦弱,身高六尺,又因在服丧期间伤心过度,近乎体不胜衣,但他执戈披甲打仗,显现自己臣为君死之义时,慨慷激昂,这时看见他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强壮,京城陷落后,顾野王逃回会稽,不久又去东扬,和刘归义守城抵抗贼寇。

    侯景之乱平定后,太尉王僧辩很赞赏他,让他督管海盐县。

    高祖做宰相时,任顾野王为金威将军、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不久迁任府谘议参军。

    天嘉元年(560),诏令补为撰史学士,不久加任招远将军。

    光大元年(567),顾陈书野王担任镇东鄱阳王谘议参军。

    太建二年(570),调任国子博士。

    后主在东宫时,顾野王兼任东宫管记,原职务不变。

    太建六年,野王担任太子率更令,不久领大著作,掌国史,主持梁史事,兼任东宫通事舍人。

    当时宫内官员有济阳的江总,吴国的陆琼,北地的傅纟宰,吴兴的姚察,他们都才高学显,议论他们的人都推重他。

    后调任黄门侍郎,光禄卿,主持五礼事,其他官职不变。

    太建十三年去世,时年六十三岁。

    诏命追赠他为秘书监。

    至德二年又追赠右卫将军。

    顾野王年少时因笃学纯厚而知名,从不与人争吵,看他的长相,好像不善辞令,但当他勉力而行时,皆人所不及。

    他的三弟顾充国早死,他便为三弟抚养幼小,情义很重。

    他所撰写的著作有《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枢要》一卷,《续洞冥纪》一卷,《玄象表》一卷,都流行于世。

    还曾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写完就去世了。

    有文集二十卷。

    傅纟宰传附章华传傅纟宰字宜事,北地灵州人。

    父傅彝,梁临沂县令。

    傅纟宰幼年聪慧,七岁诵古诗赋至十余万言。

    年长后十分好学,擅长作文。

    梁太清末,携母南奔避难,不久母丧,在战乱之中,居丧尽礼,哀毁至于形销骨立,士友们以此嘉许他。

    后投奔湘州刺史萧循,循特别喜欢交结士人,又广搜书册,傅纟宰纵情寻检搜读,因此博通群书。

    王琳闻其声名,招纳为府记室。

    琳败,傅纟宰随王琳部将孙..回京。

    当时世祖派颜晃赐给孙..一些杂物,傅纟宰受孙..委托为函致谢,行文说理旁征博引,卓异超凡,文不加点,颜晃回去后转述给世祖听,不久召为撰史学士。

    任司空府记室参军,迁骠骑安成王中记室,撰史如故。

    傅纟宰诚心信奉佛教,师从兴皇寺惠朗法师习学《三论》,彻底精通了这一学说。

    当时有大心寺詗法师著《无诤论》诃诋于他,傅纟宰便写了《明道论》以消解其非难。

    其文大致曰:《无诤论》上说:近来有弘扬《三论》之旨者,与人雷同,词含怒气,大言不惭,恣意构织他人之罪名,列举毁谤各位大师,讥讽贬斥各派学说,评说中道而含有偏心,发语毫无拘禁,争强比胜,对于方学诸论,更是视为仇敌,仇敌既已结成,争斗大生,以如此之心术论事,便形成了罪业,罪业不能消泯,岂不是又增加了生死轮回,大苦难将要聚集于一人之身?答曰:《三论》之兴起,为时已是很久了。

    龙树创导其源,消除佛学中的偏见;提婆弘扬其学说,涤除邪门外道之邪僻持论。

    必欲使佛之教化流布而不雍塞,使玄言之风尚得到发扬而不致中途坠亡。

    其言辞明晰,立意深远,道义博大,影响深入人心。

    这正如龙象飞腾,高昂超绝,鲲鹏乘风捷上,扶摇九万里青云。

    跛足之驴马,断翅之鸟雀,又怎能对于它有怨望之心呢?近代世风浮薄,终其时代也不见旷达之士,贪求习学琐屑之学,以化育蒙昧之心,渐习渐染成为行为习惯,于是迷失了正路,竞相穿凿附会,各各肆意编造,枝与叶空自繁茂,本源却日益隐没了。

    一师的解释,又与另一师相异,更改旧从学派,各立一种新意,同师从学的人之中,取舍领悟又各自有别,如此变更化移,添补杂糅多得不能再多。

    总括而运用之,心中没有标准;择善而施行之,哪一种是正确的呢?这岂不是如浑沌般斫出了耳目,却伤了余窍,毁了天命;吃了嘉树菜却损坏了齿牙?尽管别人再向他指正说这是鹿,不是马,也难除先入之见,尽管家中具有灵蛇之珠,却以没有底之玉杯来看待使用,实在是类同于地上之画饼,空自好看了。

    其人迷失准则,岂不是很正常的了?摄山大师的学说,却不是这样。

    专守定法,顺人之天性,没有另起炉灶之过失;以简少的文字表达意义,杜绝臆断之情形。

    言语中没有料度之说,文理也不是事先构造。

    看准机缘,然后加以应付;见到敌人,然后采取行动。

    左右逢源,滔滔不绝,无状无像,高深莫测。

    时而统摄天地之道,无穷无尽,时而泛泛而论,令人无所适从。

    光亮鲜明,才气横溢,想要追寻其踪实不可能;高深渺远,不可测量,就事论事但并不过分远引旁征。

    凡是相酬答之文,都依照其理而详加核查,不知有何怨语诳言,冒犯了诸位法师?况且诸位法师的论说,到底是可以非议的,还是不可指责的?如果可以指责,指责它就是一种学说的差别;如果说不可非议,那么指责它就不能奏效了。

    法师又何必自护其短而不听指责呢?况且教派有大有小,备载于佛典之中,大乘的义典,便指斥其他为旁门左道。

    现在要弘扬大法,怎么能不阐述大乘的意旨呢?这里是关于褒贬之事,廓大的便是课毕离校前老师的教导,评论得失之言辞,乃依照常道来阐发议论。

    怎么能见到佛如此说便是真实而通达,从我口中说出便是冒犯和忤逆呢?所谓的无诤平等心乃是这样的吗?况且怒恨与烦恼,乃是凡人之常性,违失道理之辈,大抵皆有此举。

    怎么能因为未能惬意于三修之旨,或陈书者对六师篇心存不满,便蓄藏涅..高妙之法,永远不加宣扬呢?只是寄希望于当其愤怒不平之心既已达到极点,自然会实现对于恬淡之境的领悟罢了。

    人面不同,各自心思也不同,也有心口不符的,也有心口相符的。

    怎能一口咬定说别人讲述的是至道而我心则是片面而固执,怎能说自己之行为就真正做到了与世无争,在外不违拂,在内有平等心?互相视为仇敌而相争斗,岂是我辈要做的事!罪业聚集于一身,害怕它的正是挑起争斗之人!《无诤论》说:摄山大师诱导教化,则不如此,这才是习惯于无诤之人。

    启发人悟心之德行既已成为过去,淳朴之风既已为浅薄,争强好胜之心性,斥责詈骂之邪行,大盛于今世。

    我希望大家能以达道来消弭争斗,以忘己之德来奉让胜利,何必要排斥其他流派,产生愤怒呢?如果以众生平等、不偏不倚之心去实践《成实论》,也能做到不诤;假如以片面固执之心讲说《中论》,也能讲出有诤之意来。

    所以可知诤与不诤,单单只在于不诤这一法。

    答曰:摄山大师确实是无诤,但法师所欣赏之无诤二字,却未能恰合其节操。

    他静守幽谷,寂然无为,凡有教诲、勉励之人,无不视为同志,从容谈笑,万事万物于己毫不挂心,故其意旨虽深,言辞却很简约。

    今之铺叙发挥之人,地位却不是这样了。

    身处王城之一角,混居于人群之内,诵声琅琅,顾望而对之宾客,摇唇鼓舌。

    纵横谈吐之士子,肆其锋芒,咄咄逼人,振其羽翼,凌空欲抟,眼捷口快,胆气骄人,好比身临战阵,披坚甲,执锐兵,直闯别派论坛,卖弄非凡之见解,窥伺对手之漏洞,希图摘取对手之错误,你答我对,以较量高低强弱,怎么能默默无言,惟惟诺诺,说声从命而已呢?必得指责同与异,揭露其缺点,弘扬大道以致置生死于度外,通晓前藏教后圆教以致于不合于流俗,对于这一点也加以指责,更是于理不通了。

    如果让摄山大师身临其境,又怎么会定然是默无一言,从而为法师所敬重呢?法师又说:我希望能以达道平息争斗,以忘己之德来奉让胜利。

    道德之事,不只在于诤与不诤,让与不让的问题。

    这一点正是普通人所看重的,法师思慕而说出来,竟然不知胜筹是如何可以相让的。

    如果他人说你道高,那么自己取胜就不劳他人相让了;他人说你低劣,即使相让也无济于事了。

    想要奉让的说法,岂不是空话一句?众相平等、不偏不倚之心,无处不可用之。

    《成实》与《三论》何以会造成乖误?只须消除像守株待兔那样死守经验和胶柱鼓瑟那样固执拘泥的见解和想法,那么行为便中正恰当了。

    来信之意说“诤与不诤,名为二法,单单只在不诤一法”,为什么偏偏就只褒扬不诤一法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无诤论》说:邪与正,得与失,胜与负,是与非,必然先由心中这么认为,并非是所说之法,有什么定相论所称的天生的优胜之质与劣败之质。

    假如认为他人学说有什么是非,将其偏执当作出言失当,以消解心中得失之心,或者以此学说为优为妙,为其他学说所不及,这也是一种缺失。

    为什么呢?大凡心中对它有所否定,怎么会是完全无心于能够否定它呢?那么胜负之心不曾忘却,怎么会不心存取胜之望呢?这便是自恃我为得,弃他人之失于不顾,于是有所取舍,心中大生是非,便是增了争斗之心。

    答曰:言为心所使唤,心受言之解喻,调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和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扇动风气,所以发而为语。

    事必由心所生,正如来信所说。

    至于心作伪以使唤口,口行诈伪以应付心,外平和而内不平,口中应随而内心违逆,求财利,招声名,舍身入道之人,在家奉佛之士,这种人不是一个两个。

    圣人因此详述教诲训诫,严加防犯禁止,陈说现在之灾祸,讲述对于将来之祸害,此文鲜明显著,胜似日月之光芒鉴照,仍然有人敢于不吝躯体,冒犯严峻之制度,赴汤蹈火,甘于粉身碎骨,坚持这么做而不肯回头。

    这种人又岂能悦服于无诤之根本而听从戒言呢?像弘扬大道之人,宣扬教化之士,心中知其胜,口中言其胜,心中知其劣,口中言其劣,也无所隐藏,无所顾虑和畏惧,只是直率地去做罢了。

    别人的道行虽然低下,出于圣人之教,自己之道德虽然特殊,也是圣人教化的结果。

    我得胜也是圣人得胜,他失败也是圣人得了失败。

    圣人之优胜与劣败,大抵是人之根性与境遇之缘适应与否罢了。

    于这位或那位圣人,又显得出什么厚与薄呢?即使终日以手抚剑,整夜里击木斥巡夜,圆睁双目以争得失,振作勇气以求胜负,这胜负又归谁所得呢?有解脱邪念之真心与没有这种真心,只是想要对于虚空境界妄加区分而已。

    为什么不准我议论陈说,而要我谦逊退让呢?此所谓焦明已飞翔于天空,而虞者仍在窥伺湖泽来搜求之。

    嗟乎!大丈夫该当弘扬此诤与不诤并用之道啊!《无诤论》言:无诤之道理,通贯于内典和外典。

    君所说必须争斗者,这是用末来救本,舍本而求末之法。

    现在我为你来将无诤之道好好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循依外典考索,那有文字之前的历史,最淳厚的时代,人心质朴,施行不靠语言,专靠以德感陈书化之教化,当此之时,人民直至老死仍不相往来,然而各得其安居乐业之所,又有什么争斗可言呢?所以可知本与末,对应着不诤与诤,此乃是万物之真谛。

    答曰:诤与无诤,不可片面执其一端。

    为本或者为末,又何从得知?从来不曾去诤斗,怎么知道所持之道不是末呢?现在我与人相诤,又有何法可以验证它并非本呢?身居于后而望前,则以之为前,身居于前而望后,则以之为后。

    然而前后的问题正如彼与此,彼呼此为彼,此呼彼为彼,彼与此之名,到底是如何分别呢?依此类推,万物均可知矣。

    本与末,前与后,是与非,善与恶,难道可以死守吗?怎么能自信耳聪目明,而废去别人之耳目?人生如水泡自生自灭,而时光飞驰,恍如入牢狱,受羁缚,心生忧虑、畏惧,产生各种烦恼,其过错究竟在于哪一点呢?不能与道相契合,而是建构其想法于知见之上的缘故啊。

    与道相契合者则不是这样,对万物不刻意追求,却什么都能做到。

    善与恶不能并存,而其心又不曾离于善恶,生死轮回并未到来,而其心终然念于生死须臾之间,所以得能永离生死而放纵任性、自由自在地生活。

    所以圣人顾念凡间罗网与桎梏不能解脱,怜惜他们追逐名利好比胶滞一般难离须臾,所以反复地加以教导,要防备巧言善辩之人。

    仰慕大道之辈,跋涉千里以求成为门生,即使是凤毛麟角之辈,仍然难成大器,尽管如影随形似地追随,却仍易失其道,怎么能不遥望漫漫远方终极,在每一个短暂的时日里加倍努力呢?而且应该顾念自己的善与恶,不要揣度别人,而妄加计度,说:我天资高,我识别事理,能判断疑难,只有我能争辩是非,只有我能思维,等等,也算是够浅陋了。

    对于他人实在是难以蠡测,或者可能真个是凡夫俗子,但也可能是圣人潜居混同于世。

    对于世间要有所了解,对于因果报应要有所预知,怎么能放纵胸境,听任本性,而大发讽刺之语呢?正该以无我之心自适于世,短暂的人生,真好比闪电划过、朝露消解之一瞬,一俯身一举首罢了。

    明月高挂于长天,千川万水辉映其影,清风吹拂树林,四下里群响呼应。

    我岂是与世相迕,故意标新立异之人!不会进卖鲍鱼的肆场与小人同处,不会以腐鼠类贱物为美味,而去追逐那世俗的禄位,我岂是与噩噩之世相混同之人!谁能知我此心,与我同行此虚己游世之道?浩然坦荡、堂堂正正地做人吧!怎能还以为有诤必定为错,无诤必定为对?如此该让诤者自行其诤之道,无诤者自行其无诤之道,而我,则兼取而用之。

    何必再烦劳法师煞费功夫,涂鸦笔墨纸张,只为说清无诤之议;何必再烦劳您的弟子们装备唇枪舌剑,来消磨大好辰光,只为了应付我的《明道论》呢?笑话啊!渣滓不如啊!若真有必要,权且再考察一下其立论之真伪,暂且审察其得与失,只不过是依照了你们诸位圣贤的言语,考察其出处之内在逻辑,从始到终地研讨究问,由表及里地综合考察,使虚浮不实之语不致被他人引用,使诈伪之道自然消解。

    待到下一次的笔会,我们要好好看一下那更精妙的见解。

    不久以本官兼通直散骑侍郎出使北齐,返国后任散骑侍郎、镇南始兴王谘议参军,兼东宫管记。

    历任太子庶子、仆,兼管记如故。

    后主即位,迁为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

    傅纟宰为文典雅华丽,天性又十分敏捷,即使是军国大事,也是下笔成文,从不打草稿。

    即令是性好深思而后为文的人也不及他,颇为后主所倚重。

    然而本性质直刚强,不注重节操,自负才华,任性使气,好凌侮他人,因此朝臣多衔恨于他。

    适逢施文庆、沈客卿靠巧言善辩、阿谀逢迎得宠,把持朝廷中枢要职,于是傅纟宰更见疏远。

    文庆等于是一同诬告傅纟宰收受高丽使者之金帛,后主将傅纟宰下狱。

    傅纟宰向来刚强,因而痛恨不已,便在狱中上书说:“统治人民之人,应当恭谨地侍奉上帝,如爱子一般爱其百姓,节制嗜欲,疏远谄佞小人,凌晨即起,操劳国事,日晚不食,思虑万千,所以能恩惠遍及天下,福泽延及子孙。

    陛下近来酒色过度,不虔敬郊庙之神癨,一味宠幸昏聩之鬼魅;小人贴近身边,竖宦之辈滥用权力,憎恨忠直之人一如仇人,视生民犹如草芥;后宫三千穿的是绮罗锦绣,厩中马吃不完菽豆粟食,然而百姓却流离失所,尸横遍野;官府中贿赂公行,府库中财帛之蓄日损月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

    怕只怕东南王气,就此断送在您的手中。”书轴上达,后主大怒。

    不一会,怒意慢慢缓和,派使者跟傅纟宰说:“我想赦免你,你能否改正自己的过失?”傅纟宰回答说:“我的心就如我的面容,我的面容可改,那么我的心也就可以改。”于是后主更为恼怒,命宦官李善庆彻底查办其案,于是赐死于狱中,时年五十五岁。

    有集十卷行于世。

    当时有吴兴人章华,字仲宗,其家世代农夫,到了章华却偏偏好学,与士人君子游玩相处。

    于经史多所观览,善于作文。

    侯景之乱发,便游历于岭南,居于罗浮山寺,潜心钻研学问。

    欧阳..为广州刺史,任为南海太守。

    及至欧阳纥败亡,章华便回到京师。

    太建年间,高宗派吏部侍郎萧引晓谕广州刺史马靖,让他纳庶子为质,萧引奏陈书请派章华与他同行。

    出使回来,而高宗已崩。

    后主即位,朝臣以章华祖上无功,族望低微,纷纷排挤和诋毁于他,于是任为大市令。

    既已与朝官颇不相得,章华便托病辞官不就,郁郁不得志。

    祯明初,上书极言规谏,大致说:“从前高祖在南平定百越,在北讨伐胡虏;世祖在东平定吴会,在西击败王琳;高宗恢复淮南,拓地千里,三位祖宗之功业,也算得上无上之功了。

    陛下即位,迄今已五年了,不思量先帝创业之艰难,不知道天命之可畏,溺爱嬖宠之辈,又为酒色所惑,不曾出宫来祠祭七庙,却顺服妃嫔之意,不坐正殿,老臣旧将,弃之于草野,谄佞奸邪之人,却晋用于朝廷。

    现在疆土日益缩小,隋军紧逼国境,陛下如再不改弦更张,臣怕只怕繁华的姑苏台会重又成为麋鹿奔驰的荒野之地。”谏书上达,后主大怒,当日就下令诛杀了章华。

    萧摩诃传萧摩诃字元胤,兰陵人。

    其祖父萧靓,梁右将军。

    父亲萧谅,梁始兴郡丞。

    摩诃随父到始兴郡,他数岁丧父,姑夫蔡路养当时在南康,收养了他。

    年龄稍大,他果敢坚毅勇力过人。

    侯景之乱,高祖赶赴京师援助,路养起兵拦截高祖,摩诃当时才十三岁,单枪匹马出战,军中没人能与他相比。

    等到路养失败,摩诃归附侯安都,安都待他甚厚,从此常随安都征讨。

    到了任约、徐嗣徽勾结北齐兵寇掠陈境,高祖遣安都北进在钟山尾部和北郊坛阻截北齐军。

    安都对摩诃说:“卿骁勇有名,百闻不如一见。”摩诃回答说:“今日让公见识见识。”交战后,安都坠马被围,摩诃独骑大呼,直冲北齐军,齐军惊慌失措,很快撤退,安都因而获救。

    天嘉初年,任本县县令,因平留异、欧阳纥乱有功,累迁至巴山太守。

    太建五年(573),众军北伐,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渡江攻打秦郡。

    当时北齐派大将尉破胡等率十万兵众救援,北齐军前锋为有“苍头”、“犀角”、“大力”之称的猛士,全都身长八尺,体力超群,锋芒势不可挡。

    又有西域胡,工于箭矢,弦无虚发,众军尤其害怕他。

    交战前,明彻对摩诃说:“若能射死此胡人,齐军丧气,君有关羽、张飞之名,可斩杀此人。”摩诃说:“请描述其人外形,必当为公取。”明彻便召投降之人中认识西域胡的人,说胡着深红色衣,持桦皮装的弓,弓两端有骨弭。

    明彻派人窥视,看到胡在军列中,便亲自给摩诃酌酒。

    摩诃饮罢,骑马直冲齐军,胡挺身而出离开队列十多步,弓已拉满未发,摩诃遥掷铣钢,击中其头,胡人随即倒下。

    齐军“大力”十多人出战,摩诃又斩杀了他们,于是齐军退逃,因功授职为明毅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封为廉平县伯,食邑五百户。

    不久晋爵为侯,转任太仆卿,其他没变。

    七年又随明彻围攻宿预,击败齐将王康德,因功任晋熙太守。

    九年明彻进军吕梁,与齐人大战,摩诃率七骑为前锋,亲手夺走齐军大旗,齐军大败。

    因功授职为持节、武毅将军、谯州刺史。

    周武帝灭北齐后,遣其将宇文忻率众军争夺吕梁,战于龙晦。

    当时宇文忻有数千精骑,摩诃带十二骑兵深入北周军,纵横驰骋奋力拼杀,斩首甚众。

    到了北周派大将军王轨来援,兵连成长围封锁吕梁下段,截断大军退路。

    摩诃对明彻说:“听说王轨才封锁下段,他两头筑城垒,现未完全筑好,公若现在遣兵攻他,周军一定不敢抗拒,我军水路未断,贼军阵势不够坚固,等到周军城垒建好,则吾等将为俘虏。”明彻振髯便说:“拔取敌旗冲锋陷阵,是将军你的事;运筹帷幄深谋远虑,乃老夫之事。”摩诃不好意思地离开。

    十天之内,北周兵众剧增,摩诃又请示明彻说:“今求战不行,进退两难,如若潜军突围,不足为耻。

    愿公率步兵,乘马车慢行,摩诃率数千铁骑兵,于前后护卫,必当让公安全抵达京都。”明彻说:“弟之计,乃为良策。

    然而老夫受帝命征伐,不能取胜,今被围逼,惭愧得无地自容。

    且步兵多,吾任总督,必须位居军后,率军同行。

    弟骑兵应该为前锋,事不宜迟。”摩诃便率骑兵连夜出发。

    在此之前,北周军包围之势已形成,又在交通要道埋伏重兵,摩诃挑选精骑八十,率先突围,其后大部骑兵紧随,天亮时刻到淮南。

    高宗诏令征召回京,授右卫将军。

    十一年,北周兵寇掠寿阳,萧摩诃和樊毅等率众军支援,无功而回。

    十四年,高宗崩,始兴王陈叔陵在宫内亲手杀后主,后主伤而未死,叔陵逃奔东府城。

    当时人心犹豫不决,没有讨贼之人,东宫舍人司马申启请后主,速召摩诃,摩诃入见受敕,便率骑步兵数百,首先直赴东府城西门驻军。

    叔陵惊慌失措,从南城门出逃,摩诃率兵追杀他。

    因功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封为绥建郡公,食邑三千户,叔陵所蓄聚的巨万金帛,后主全都赐给他。

    不久改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加任左光禄大夫,旧制三公听政之所黄阁用鸱尾装饰,后主特赐摩诃建黄阁,门以行马装饰,处理政务之所以及寝堂都以鸱尾装饰。

    接着立其女为皇太子妃。

    到了隋总管贺若弼镇守广陵,对江南蠢蠢欲动,后主委派摩诃负责防御,授任南徐州刺史,其他不变。

    祯明三年(589)正月初一,征陈书摩诃回朝,贺若弼乘虚渡江,袭击京口,摩诃请求出兵作战,后主不答应。

    到了若弼进军钟山,摩诃又请战说:“贺若弼孤军深入,援军又远,且其军城垒战壕不坚固,人心惶惶,出兵偷袭,定能大败若弼军。”后主又不答应。

    到了隋大军已到,要出战,后主对摩诃说:“公可替我决一死战。”摩诃说:“我从来带兵打仗,为国为己,今日作战,同时为妻儿。”后主拿出众多金帛,赏给众军,令中领军鲁广达陈兵白土岗,位于众军之南,镇东大将军任忠在其后,护军将军樊毅、都官尚书孔范次之,摩诃军居最北边,众军南北长二十里,首尾进退,各不相知。

    贺若弼未战之前,带轻骑兵,登山观望阵势,见了众军后,便迅速设阵。

    广达首先率军进攻若弼军薄弱之处,若弼军屡次被击退,旋即又振阵列,分兵往北突击诸将,孔范出战,则一交战便退走,于是诸将分散,阵列不合,步骑溃败,人马停止不前,摩诃无可奈何,被隋军俘获。

    京城陷落后,贺若弼把后主囚在德教殿,令兵把守,摩诃请求若弼说:“今为囚虏,性命由你们主宰,希望能见一眼旧主,死而无憾。”若弼同情摩诃就答应了他。

    摩诃拜见后主,伏地痛哭,接着在旧厨中取食吃,辞诀而去,守卫者都不敢仰视。

    同年入隋,授任开府仪同三司。

    不久随汉王杨谅到并州,与谅一同谋反,被杀,时年七十三岁。

    摩诃不善言辞,恭敬长辈,至于在戎寇面前,义气奋发,一往无前。

    他未成年随侯安都住京口,酷爱射猎,每天必田猎。

    到了安都东征西伐,战胜攻取,摩诃居功最多。

    任忠传任忠字奉诚,乳名蛮奴,汝阴人。

    少时贫贱,乡里人看不起他。

    长大后,他多谋善变,体力过人,尤善骑射,乡里少年都归附他。

    梁鄱阳王萧范任合州刺史,闻其名声,招引他陪伴左右。

    侯景之乱,任忠率乡里数百人,随晋熙太守梅伯龙讨伐景将王贵显于寿春,每战必胜。

    当时土豪胡通聚众抢取强夺,萧范命任忠与主帅梅思立联军讨平胡通。

    接着随萧范长子萧嗣率众入援,正赶上京师陷落,于是他即戍守晋熙。

    侯景乱平,任命为荡寇将军。

    王琳立萧庄,命任忠为巴陵太守。

    王琳败后任忠回朝,迁任明毅将军、安湘太守,接着随侯王真征讨巴、湘,累迁至豫宁太守、衡阳内史。

    华皎起兵,任忠参与策谋。

    华皎乱平后,高宗因为任忠在华皎起兵之前密告朝廷,便放而不治罪。

    太建初年,随章昭达讨伐欧阳纥于广州,因功授任直阁将军,迁任武毅将军、庐陵内史,服官期满,入京任右军将军。

    太建五年(573),众军北伐,任忠率兵取西道出发,击退北齐历阳王高景安于大岘,接着北进至东关,又攻下东西二城。

    又进军蕲、谯,全都攻下。

    抄小道袭击合肥,驻军外城,接着攻下霍州。

    因功授任员外散骑常侍,封为安复县侯,食邑五百户。

    吕梁兵败,任忠班师回朝。

    不久诏令任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沿淮众军,晋号宁远将军、霍州刺史。

    入京任左卫将军。

    十一年加任北讨前军事,晋号平北将军,率众多步骑兵奔赴秦郡。

    十二年迁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增加食邑到一千五百户。

    接着率步骑兵直赴历阳。

    北周遣王延贵率军援助,任忠大破之,活捉延贵。

    后主嗣位,晋号镇南将军,赐给鼓吹一部。

    入京任领军将军,加任侍中,改封为梁信郡公,食邑三千户。

    出京任吴兴内史,增加官俸至中二千石。

    到了隋兵渡江,任忠从吴兴入援京师,驻军朱雀门。

    后主召萧摩诃以下之臣于宫内商议,任忠固执己见说:“兵家声称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来犯之人贵在速战,主守的一方则贵在沉着。

    应增兵坚守宫城,遣水军取道南豫州及京口,断绝寇敌粮草供应之道。

    待春天水涨,上游周罗日侯等众军,必沿江东下声援,此乃良计。”众议不合,便出兵作战。

    败后,任忠迅速入宫见后主,述说败状,启奏说:“陛下惟一出路是准备舟船,赴上游军中,臣誓死护卫。”后主按照他说的办,敕令任忠出部分兵力,任忠辞曰:“臣处理完,立即奉迎。”后主令宫人整装后等待任忠,久望不至。

    隋将韩擒虎自新林进军,任忠便率数骑去石子岗投降,接着引擒虎军共至南掖门。

    台城陷落,同年入长安,隋任命他为开府仪同三司。

    离世时七十七岁。

    子幼武,官至仪同三司。

    樊毅传樊毅字智烈,南阳湖阳人。

    其祖父樊方兴,梁散骑常侍、仁威将军、司州刺史、鱼复县侯。

    父亲樊文炽,梁散骑常侍、信武将军、益州刺史、新蔡县侯。

    樊毅出自将门,少习武善射。

    侯景之乱,樊毅率家兵随叔父樊文皎援台城。

    文皎于青溪阵亡,樊毅带宗族子弟赴江陵,归属王僧辩,征讨河东王萧誉,因功授职为假节、威戎将军、右中郎将。

    樊毅代兄樊俊任梁兴太守,领三州游军,随宜丰侯萧循征讨陆陈书纳于湘州。

    军驻扎巴陵,还未安营扎寨,陆纳潜军夜袭,营内叫嚷不安,将士们惊恐不已,樊毅只与左右数十人,于营门前奋力拼杀,斩十多首级,接着击鼓传命,军心才定。

    因功授职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贞威将军,封为夷道县伯,食邑三百户。

    不久任天门太守,晋爵为侯,增加食邑到一千户。

    西魏围攻江陵后,樊毅率兵赴援,江陵陷落后,被岳阳王拘捕,不久逃回。

    高祖受禅,樊毅与弟樊猛起兵响应王琳,王琳败后投奔北齐,太尉侯王真遣使招毅,樊毅率子弟和部下回朝。

    天嘉二年(561),授任通直散骑常侍,接着随侯王真进讨巴、湘,累迁至武州刺史。

    太建初年,转任丰州刺史,封为高昌县侯,食邑一千户。

    入京任左卫将军。

    五年众军北伐,樊毅率部攻打广陵楚子城,攻下,又击退北齐军于颍口,北齐军援助沧陵,再攻克。

    七年攻下潼州、下邳、高栅等大城。

    到了吕梁兵败,诏令以樊毅为大都督,晋号平北将军,率部渡过淮水,正对着清口筑城垒,与北周人相持,雨下了很久,城垒被浸坏,樊毅全军回朝。

    不久迁任中领军。

    十一年北周将领梁士彦带兵围攻寿阳,诏令以樊毅为都督北讨前军事,率水军进至焦湖。

    不久授职为镇西将军、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陆诸军事。

    十二年晋督沔、汉诸军事,因公事免职。

    十三年征辟授职为中护军。

    不久迁任护军将军、荆州刺史。

    后主即位,晋号征西将军,改封为逍遥郡公,食邑三千户,其他不变。

    入京任侍中、护军将军,到了隋兵渡江,樊毅对仆射袁宪说:“京口、采石,都为要冲,各需精兵数千,战船二百,战船都到江中,水陆共同防卫。

    假如不这样,大势已去了。”诸将都赞同他的建议。

    施文庆等人隐瞒隋兵消息,樊毅的计策未能实施。

    京城陷落,樊毅随旧例入关,不久离世。

    鲁广达传鲁广达字遍览,吴州刺史鲁悉达的弟弟。

    广达少时气度不凡,立志追求功名,他虚心爱士,宾客自远方来归附他。

    当时江表将帅,各领私兵,动辄数千人,而以鲁氏最多。

    初任梁邵陵王国右常侍,迁任平南当阳公府中兵参军。

    侯景之乱,广达与兄悉达聚众保护新蔡。

    梁元帝接受陈霸先的指令制,授任他为假节、壮武将军、晋州刺史。

    王僧辩征讨侯景,广达出新蔡候迎他,并资助军需物品,僧辩对沈炯说:“鲁晋州也是王师东道的主力。”接着率众随僧辩。

    侯景乱平,加任员外散骑常侍,其他官职不变。

    高祖受禅,授任他为征远将军、东海太守。

    不久调任桂阳太守,广达坚决推辞不受官,入京任员外散骑常侍。

    任假节、信武将军、北新蔡太守,随吴明彻讨伐周迪于临川,每次战役战功居多。

    接着代兄悉达为吴州刺史,封为中宿县侯,食邑五百户。

    光大元年(567),授任通直散骑常侍、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

    华皎起兵上游,诏令司空淳于量率众进讨。

    淳于量军至夏口,华皎水军强大,没有敢前进,广达首先率骁勇之士,直冲贼军。

    战船相碰,广达大声疾呼,登上楼船,激励士卒英勇作战,由于风疾战船转向,广达跌入水中,沉溺良久,后被救活。

    华皎乱平,授任为持节、智武将军、都督巴州诸军事、巴州刺史。

    太建初年(569),与仪同章昭达入峡口,拓定安抚安蜀等诸州镇。

    当时周氏企图占有江南,在蜀地大造战船,同时运粮饷到青泥,广达与钱道戢等人率兵偷袭,纵火焚烬。

    因功增加食邑到二千户,接着回原地镇守。

    广达治政干练,礼贤下士,吏民都服他。

    到了服官期满,都上表请示,于是诏令留任二年。

    五年众军北伐,夺取淮南旧地,广达与北齐军战于大岘,大破之。

    斩杀敷城王张元范,俘虏不可胜数。

    又攻下北徐州,接着授任都督北徐州诸军事、北徐州刺史。

    不久加任散骑常侍,入京任右卫将军。

    八年出京任北兖州刺史,迁任晋州刺史。

    十年授任使持节、都督合霍二州诸军事,晋号仁威将军,合州刺史。

    十一年北周将领梁士彦带兵转攻寿春,诏令遣中领军樊毅、左卫将军任忠等分兵赶赴阳平、秦郡,广达率众入淮,形成夹攻周军之势以击之。

    周军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兖、晋等地不攻自破,诸将全都无功,丧失淮南各地,广达因而免官,以侯爵回居私宅。

    十二年与豫州刺史樊毅率众北伐,攻下郭默城。

    不久授任使持节、平西将军、都督郢州以上十州诸军事,率水军四万,驻军江夏。

    周安州总管元景带兵寇掠江外,广达令部分军击退元景。

    后主即位,入京任安左将军。

    不久授任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

    至德二年(584),授任安南将军,征辟拜官侍中,又任安左将军,改封为绥越郡公,食邑不变。

    不久任中领军。

    到了贺若弼进军钟山,广达率众于白土岗南摆阵,与若弼旗鼓相对。

    广达身着甲胄,手执战鼓,身先士卒以死相拼,冒着危险冲锋陷阵,隋军畏惧退走,广达往北追至营地,杀伤甚众,像这样有四个回合。

    到若弼击败诸将,乘胜追击至宫城,焚烧北掖门,广达还指挥陈书余兵,苦战不息,斩杀一百多人。

    日落西山时,广达才脱下战甲,面朝宫城拜哭,对众人说:“我身不能救国,罪孽深重。”士卒皆痛哭不已,接着被俘。

    祯明三年(589),依旧例入隋。

    广达因陈朝沦覆深感伤痛,患病不治,不久含愤而死,时年五十九岁。

    尚书令江总挽棺痛哭,便提笔为其棺头作诗,曰:“虽抱恨黄泉,但随着岁月流逝会名垂千古,悲君为义而死,不愿做负恩之人。”江总为广达写墓志铭,曰:“灾祸自淮海而起,天险失去金汤之固难守,时运艰难,命数已尽。

    贼子背恩弃义,将士无辜,君独标榜忠勇之志,千方百计抗御敌人。

    诚心可贯白日,气节可傲严霜,思恩图报,感抚往事怎么能够遗忘呢?”殷不害传殷不害字长卿,陈郡长平人。

    祖父殷任,齐朝豫章王行参军。

    父亲殷高明,梁朝尚书中兵郎。

    殷不害性情特别孝顺,父丧期间过于毁顿,因此年少时就知名。

    持家勤俭节约,住所特别贫寒,有五个弟弟,都年小体弱,不害既要侍奉老母,又要抚养小弟,勤劳之至,当时士大夫因他行为..重而称道他。

    十七岁时,任梁朝廷尉平。

    殷不害擅长于政事,同时修治儒家学术,礼制和法制或轻或重不适宜的,殷不害就上书言论,多被采用。

    大同五年(539),殷不害调任镇西府记室参军,不久又以原职兼任东宫通事舍人。

    当时朝廷政事多委托东宫办理,殷不害和舍人庾肩吾值日上奏政事,梁武帝曾对庾肩吾说:“你是文学之士,政事不是你的长处,为什么不让殷不害来呢?”可见殷不害被知遇之一斑。

    简文帝又因殷不害孝敬父母,赐给他的母亲蔡氏织锦裙襦、毡席、被褥,单夹衣也齐备。

    大同七年,殷不害担任东宫步兵校尉。

    太清初年,调任平北府谘议参军,东宫通事舍人职务不变。

    侯景叛乱,殷不害跟随简文帝入宫。

    台城陷落时,简文帝在中书省,候景带领披甲将士入朝晋见皇帝,只是顺路拜见简文帝而已。

    候景的士兵都是羌、胡异族,常与身边人发生冲突,很不谦恭,侍从护卫都害怕而避开他们,只有殷不害和中庶子徐詀毫无畏惧,岿然不动。

    简文帝被侯景幽禁后,他要求派人请殷不害来与他同住,侯景应允,殷不害来后侍奉简文帝更加恭敬。

    当时简文帝夜里做梦吞了一块土,很不高兴,于是把梦告诉殷不害,殷不害说:“过去晋文公出逃,农夫给他一块土,最后晋文公返回了晋国,陛下此梦,莫非与此事相符?”简文帝说:“假若上天有命,希望这话不是荒诞之语。”梁元帝继位后,任殷不害为中书郎,兼廷尉卿,于是殷不害举家西上江陵。

    江陵被围困时,殷不害首先在别宅督战,他的母亲在那儿失踪。

    当时天气很寒冷,冰雪交落,被冻死的年老体弱者填满沟壑。

    殷不害边走边哭,到处寻找,凡是看见沟水中的尸首,都跳下去捧扶细看,以致全身湿透冻僵了,他滴水未进,嚎哭不止,这样过了七天,才找到他母亲的尸首。

    殷不害靠着尸体哭泣,声断气绝,过路的人无不为之流泪。

    他就在江陵暂停灵柩葬了母亲,和王裒、庾信去了长安,从此殷不害粗食布衣,形容憔悴消瘦,见者没有不同情他的。

    太建七年(575),殷不害从北周返回陈朝,同年下诏授职为司农卿,不久调任光禄大夫。

    太建八年加任明威将军、晋陵太守。

    他在晋陵郡生病,诏令他以光禄大夫之职回朝养病。

    后主继位后,加任给事中。

    当初,殷不害回朝时,北周留下他的长子殷僧首,殷僧首便住在关中。

    祯明三年(589),京城陷落,殷僧首来接他,他病死于路上,时年八十五岁。

    谢贞传谢贞字元正,陈郡阳夏人,晋太傅谢安九世孙。

    其祖父谢绥,为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

    父亲谢蔺,任正员外郎,兼散骑常侍。

    谢贞幼年聪慧敏捷,性情纯厚。

    祖母阮氏起先为风眩病所苦,每每发作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谢贞当时才七岁,祖母不食,他也不食,历来如此,亲族都觉得他与众不同。

    母亲王氏,给谢贞讲《论语》、《孝经》,他读完便诵。

    八岁时,曾写《春日闲居》五言诗,从舅尚书王筠觉得他的诗赋有美好情趣,对他的双亲说:“此儿将来可成大器,至如‘风定花犹落’,可以和惠连媲美。”自此那些名流望辈都知道他。

    十三岁时,谢贞略通《五经》大意,尤其熟悉《左氏传》,又擅长草隶虫篆。

    十四岁时,父亲离世,他顿首痛哭,数次哭得死去活来。

    当初,其父谢蔺居母阮氏丧期,茶水不进泣血而卒,家人宾客都担心谢贞又如此,叔父谢洽、族兄谢詗便去华严寺,请长爪禅师为谢贞讲道,又对谢贞说:“孝子既然无兄弟,极需自爱,如若因哀伤过度而亡,谁来侍养母亲呢?”以后谢贞才进少许粥。

    太清之乱,亲属离散亡失。

    谢贞所居的江陵陷没,谢詗逃难移居番禺,谢贞母亲出家到宣明寺。

    到了高祖受禅,詗回乡里,供养贞母近二十年。

    大建五年(573),谢贞才回朝,任智武府外兵参军事,旋陈书即迁任尚书驾部郎中,不久迁任侍郎。

    到了始兴王陈叔陵任扬州刺史时,召引祠部侍郎阮卓为记室,征辟谢贞为主簿,谢贞不得已才出任。

    不久迁任府录事参军,兼丹阳丞。

    谢贞猜度叔陵有谋反之心,便与阮卓一同主动与叔陵王疏远,每有陪宴,都称病推辞,未曾参预,叔陵很是敬重他,没有治罪。

    不久高宗崩,叔陵叛逆,府僚多因受牵连而被拘捕,只有谢贞和阮卓没定罪。

    后主接着诏令谢贞入掌中宫管记,迁任南平王友,加任招远将军,掌管记室事务。

    府长史汝南周确新任都官尚书,请谢贞写让官表,后主御览觉得此表文笔不同寻常。

    曾在宴席上问周确说:“卿表自己写的吗?”确回答说:“臣表为谢贞所作。”后主便敕令舍人施文庆说:“谢贞在王府,没有俸禄秩位,可赐米百石。”至德三年(585),因母亲去世离职,没过多久,敕令起身回府,又加任招远将军,掌记室。

    谢贞累次启请坚决推辞,敕令答曰:“览你奏表,你的心情我已知晓,虽然你内心伤痛,然而选拔官吏必因才施用,按礼法也有权且夺情除服之理。

    可整装立即回府。”谢贞因哀毁过度身体瘦弱不堪,最终没能回到官府。

    当时尚书右丞徐祚、尚书左丞沈客卿一同来探视谢贞。

    见谢贞骨瘦如柴,徐祚等人怆然叹息,徐祚规劝他说:“贤弟年岁已高,礼有常制,暂时应该节哀自保。”谢贞更是感伤悲痛,气断良久,徐、沈二人痛哭,不能自禁,忧郁不言而出。

    徐祚对客卿说:“的确,孝门出孝子。”客卿说:“谢公家传至孝,士大夫谁不仰望,此次恐怕不能起用,怎么办?”吏部尚书吴兴姚察与谢贞友情深厚,到了谢贞病重,姚察亲自探视,问及后事,谢贞说:“孤子遭遇不幸,将追随父亲入地下。

    同族兄弟之子谢凯等人刚刚自立,已上疏托付朝廷,这就不需再仰承厚德,劳您费事。

    说不定今天明天就不省人事,过不了多久,就要和你们永别。

    幼子今年才六岁,名靖,字依仁,感情所牵不能忘怀,冒昧相托。”当夜离世,敕令赐米一百斛、布三十匹,以办丧事。

    后主问姚察说:“谢贞有何亲属?”姚察便启禀说:“贞有一子才六岁。”马上敕令长期供给衣粮。

    当初,谢贞病重,遗书告族子谢凯说:“吾年少时遭逢不幸,十四岁丧父,十六岁适逢太清之祸,流离他国二十多年。

    呼天抢地,感动了天地,得以还家侍候,守先人坟墓,我已很满足了,不想朝廷提拔我不才之人,累次升迁了高位,纵然一死无以为报,今逢居丧,朝夕不保,即将撒手归阴,没有太多牵挂,气绝之后如果置弃草野之中,照僧家尸..林法,是我所希望的,只怕你们不赞成我的做法。

    可用薄板藏身,放进灵车,盖上苇席,挖坑穴掩埋。

    又我终身少兄弟,无其他子孙,靖儿年幼小,不懂人情事故,只需三月之内摆小床,放些香水,以尽你们兄弟之间的和睦之情,立即撤除,无益之事不要做。”当初,谢贞在北周曾侍赵王读书,赵王为周武帝的爱弟,对谢贞以厚礼相待。

    赵王曾听左右说谢贞只要独处必昼夜啼哭,便私下派使查问,得知谢贞母亲年老,远在江南,便对谢贞说:“寡人若出京置王府,必当遣侍读回家供养。”数年后,赵王果然出京,在与周武帝辞别时,当面奏请说:“谢贞至孝而母亲年老,臣愿放贞回朝。”武帝觉得赵王异常仁爱便放了谢贞,于是谢贞随访臣杜子晖回国。

    所有文集,正值乱事之秋而没有保存下来。

    司马睪传司马詗字文升,河内温人,其高祖是晋侍中、光禄勋司马柔之,以南顿王之孙承袭齐文献王司马攸的封嗣。

    父亲司马子产,梁尚书水部侍郎、岳阳太守,是梁武帝的表兄。

    幼时聪明机警,性情纯厚。

    十二岁时,母亲离世,思慕亲人过于毁顿,滴水不进,几达十天之久。

    每当哀哭,必然晕厥,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担心他哀伤过度。

    父亲司马子产常规劝他,逼他吃点粥,然而还是因哀伤过度而瘦骨嶙峋。

    服丧期满,因他为姻亲子弟,梁武帝预约他入宫谒见省探,见他瘦弱不堪,叹息良久,对他的父亲子产说:“昨见罗儿面色憔悴,使人产生恻隐之心,不败家风,惟有此子一人。”罗儿,即詗乳名。

    初任太学博士,累迁至正员郎。

    父亲离世,哀毁过度,于墓侧造灵庐,一日之内,只吃一升稀麦粥。

    父亲的坟在新林,此地山阜相连,多猛兽出没,建灵庐数年后,此地豺狼绝迹。

    常有两只鸠栖息灵庐,嬉戏游狎异常亲密,新林至今还传颂。

    承圣年间,任太子庶子。

    江陵陷落,随例入关,而梁室遭到屠戮,太子葬地不得其所,以自己曾为其朝臣,便上表北周直言,请求送回江陵改葬,言辞酸楚真切。

    北周宽旨回答说:“昔赵武灵王遭杀戮,孔车待之以长者之风,彭越被杀,栾布得以尽陪臣之礼。

    庶子乡国已改,还忘不了旧情,体现你的忠贞,方知为臣之道,立即敕令回荆州,按礼安葬。”太建八年(576),自北周还朝,高宗特降殊礼,赏赐厚重。

    授职为宜都王谘议参军事,调任安德宫长秋卿、通直散骑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正,卒于任上。

    有集十卷。

    陈书张昭传张昭字德明,吴郡吴人。

    他幼时至孝,恭谨地孝养侍奉父母,毫无违乱之言行。

    父亲张赺,常患消渴症,嗜好鲜鱼,张昭便自制网捕鱼,朝夕供给,其弟张乾,字玄明,聪敏博学,性情也纯厚。

    父亲离世后,兄弟俩不穿绵帛,不食盐醋,每天只吃一升麦粥度日。

    每次感伤悲恸,必造成呕血,邻里听到他们的哭声,都为之流泪。

    父亲丧期未满,母陆氏又亡,兄弟便六年之内哀毁过度,他们面颜憔悴骨瘦如柴,亲友见了他们都认不出来了。

    因家境贫寒,未能厚葬,他们俩从此就布衣素食,十多年,闭门不出,与外界隔绝。

    当时衡阳王陈伯信到吴郡,举张乾为孝廉,他坚决推辞不就任。

    兄弟俩因毁顿过度而患病,张昭一眼失明,张乾也犯冷苦癖,年纪都未过五十便死于家中,子孙无人。

    沈文阿传沈文阿字国卫,吴兴武康人。

    父沈峻,以儒学闻名于梁代,授职为桂州刺史,未赴任。

    文阿性情刚强,颇有体力,少时习学父业,精心研讨章句之学。

    外祖父太史叔明,舅父王慧兴均通晓经学,于是文阿颇受其传导。

    又博采先儒之异同,自己为之作义疏。

    治《三礼》、《三传》。

    经考察入选孝廉,任为梁临川王国侍郎,历任兼国子助教、五经博士。

    梁简文帝为太子时,征引他为学士,深加礼遇,待到简文帝撰写《长春义记》时,曾使文阿大量抄撮异闻以扩充之。

    及至侯景作乱,简文帝另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师。

    京城陷,文阿与张嵊同守吴兴,嵊败,文阿逃窜于山野之中。

    侯景一向闻其名,搜求他甚急,文阿穷极不知所措,便上树自缢,恰遇亲近之人相救,从投缳中跌下,折断了左臂。

    及至侯景乱平,高祖以文阿为州里同乡,表授为原乡县令,监江阴郡。

    绍泰元年(555),入京任为国子博士,不久领步兵校尉,兼掌仪礼。

    自太清之乱以来,台阁故事,全无存遗,文阿之父沈峻,在梁武帝时曾掌朝仪,颇有一些遗稿,于是文阿加以斟酌裁减撰述,礼制都由他而出。

    及至高祖受禅,文阿便弃官回武康,高祖大怒,派使者前往杀他。

    时值文阿族人沈恪为郡守,请求使者宽缓其死刑,并当即将沈文阿反绑束颈送交高祖,高祖看了看,笑着说:“迂腐的读书人啊,我看你还要做出什么呢?”于是赦免了文阿。

    高祖崩,文阿与尚书左丞徐陵、中书舍人刘师知等商讨大行皇帝灵座侠御衣服之规格,语在《刘师知传》。

    及世祖即皇帝位,择定日期拜谒太庙,尚书右丞庾持奉诏派博士共议其礼。

    文阿上议说:风俗之变化,有质鲁与文雅两种可能,圣贤借重机缘而设立教化,王侯公卿顺应时代而建立统治秩序。

    千人之国无君,不散则乱;万乘之国无主,不危则亡。

    当周朝隆盛之日,以周公旦叔父之亲,吕公、召公大臣之重,成王正当服丧之时,而管、蔡、武庚为祸,几乎倾覆了社稷。

    所以下葬之后便当有尊崇之礼仪,入殓之初便要受策命而服缁布冠,大抵是要显示天下之有主,虑及社稷可能有艰难之时。

    待到周朝末年,礼制败坏;便有合纵连横之举。

    有汉承其余弊,即使是像文帝、景帝那样置刑法而不用,也有七国连兵作乱之祸。

    新君们有的过了一个月便登尊位,有的在先君崩逝之日便称孤道寡,这都是想要有作为而为之,并非对礼制毫不在乎。

    今当国丧之日尽管为了印玺之重要而节哀,仍是未顺乎君臣之礼仪。

    按古礼,先君逝世退居宗庙以听群臣之政,今皇帝拜庙回朝,应临御太极殿,以正南而治国之尊,这正如周康王当朝,由一二重臣屏藩拥卫而登基。

    至于贡献土产之礼节,周礼以玉作礼物,公、侯用王圭,子、男执璧,这是瑞玉。

    尊贵之礼物既已陈毕,又呈上祭品,天子以璧,王后用琮。

    秦烧毁典籍,威仪三千均已失传,叔孙通制定礼制,对旧则多有违背,进献礼品不用王圭,献祭品没有帛,公与王通同用璧,由鸿胪来传声赞导。

    像这样几种作法,古所未闻,后世加以沿袭,至梁代仍行之。

    举杯祝寿,国家之盛大庆典,奏四厢乐歌,歌奏鼓吹,极尽喜乐气氛。

    今当群臣隐忍悲伤,万民节哀之时,怎么能同于王朝更新,新君初立之礼呢?况且周康王时于宾客称奉王圭,没有长寿之献,这便是上古之准则,这点已勿庸置疑。

    进爵三次,奠爵三次,上宗说“飨”,这大抵是祭祀之傧从接受天地神明之降福,怎么会指的是贺酒呢!我认为今天子当坐正殿,只行献璧之仪,无贺酒之礼。

    谨撰《告庙还升正寝群臣陪荐仪注》一书另发。

    诏准施行。

    不久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博士,领羽林监,又令于东宫讲解《孝经》、《论语》。

    天嘉四年(563)去世,时年六十一岁。

    诏赠廷尉卿。

    文阿所撰《仪礼》八十余卷,《经典大义》十八卷,均行于世,许多儒者都传其学说。

    陈书沈洙传沈洙字弘道,吴兴武康人。

    祖父沈休稚,梁余杭县令。

    父沈山卿,梁国子博士、中散大夫。

    沈洙少时文雅大方,不与人滥行交游。

    治《三礼》、《春秋左氏传》。

    精通典籍,博闻强记,于《五经》章句、诸子史书,有问必能作答。

    初仕为梁湘东王国左常侍,转中军宣城王限内参军,板授为仁威临贺王记室参军,迁尚书祠部郎中,时年约二十岁出头。

    大同年间(535~546),学者多涉览文史,不好为章句之学,而沈洙独能于深刻思研经典之理,吴郡朱异、会稽贺琛对他十分嘉许。

    及至朱异、贺琛于士林馆讲述制义与旨义,每每让沈洙为都讲。

    侯景之乱发,沈洙逃到临安,当时世祖也在此地,亲自前往学习受业。

    及至高祖入朝辅政,除为国子博士,与沈文阿同掌仪礼。

    高祖受禅,加沈洙为员外散骑常侍,历任扬州别驾从事史、大匠卿。

    有司上奏说前宁远将军、建康县令沈孝轨门生陈三儿上书称其老主人之灵柩在周,少主人奉命出使关内,因此想迎取灵柩,很久了却未返回。

    本月的晦日就满两周年了,主人之弟与子女现在此者,是该到月末就除去灵位,内外亲改换吉服,还是等主人回来将礼数补全?以此事咨询左丞江德藻,德藻议:“王卫军说,‘长期停丧不葬,只有主人不变服,其余亲眷各自终其月数而除服。

    ’这大抵是引《礼记》之文来论在家中有特殊原因而未得入葬者。

    孝轨既已到了异国,尽管已有迎丧之名,然而还期没有定准,诸弟如果因此不除服,长久地断了婚姻之事,这于人情或许有些不妥。

    中原沦陷以后,理应有旧例可援,应咨问沈常侍加以详议。”沈洙议曰:“礼有对正礼之变通,也有从宜的。

    《礼·小记》云‘长时间未能入葬者,只有主丧之人不除服,其余以麻终月数后除丧服就够了。

    ’注云‘其余谓傍亲’。

    照郑玄所解,众子都应不除服,王卫军所引,大抵是礼之正制。

    然而吴魏东关之役,魏国既已丧失了尸首和灵柩,无法按期下葬,当时之议认为礼中无终身服丧之说,所以下制让大家除服。

    西晋末叶遭动乱之祸,有的死于虏庭,无法迎取回来殓葬,所以东晋重申此制。

    李胤的祖父,王华的父亲,均生死不测,其子孙皆按时释去丧服,这些都属于对礼制的合理变通。

    孝轨尽管借奉命出使之机想迎取灵柩,然而戎狄之国难与为亲,还期无法确定。

    我认为应依东关旧例,凡灵柩在他国者,均应释服除丧,拆去灵位,给以附祭,如灵柩得以迎还,另行改葬之礼。

    自从天下大乱,元帝梁氏被倾覆以来,众人流散于国外,以致礼节不能正常履行,像沈孝轨之辈,想来不是一个二个,岂可将丧期无限制地拖下去而永不除去丧服,朝廷自应对此加以限定,以大义来决民恩情,访求博闻之人,按礼制来折衷处理。”德藻依从沈洙之议,奏可。

    世祖即位,迁通直散骑常侍,侍读东宫。

    不久兼任尚书左丞,领扬州大中正,迁光禄卿,侍读如故。

    废帝继位,复为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

    迁戎昭将军、轻车衡阳王长史,行府国事,兼带琅邪、彭城二郡丞。

    按梁代旧律,对囚犯使用测刑之法,每天上刑一次,起自申时,终于二更。

    及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旧法测立时间太长,非人所能忍受,将其刻数分开,改为日上两次。

    廷尉认为新制太轻,请求集八座丞郎及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舍人会于尚书省详加议定。

    当时高宗为录尚书,集聚众人议之,都官尚书周弘正道:“不知狱中所测之人,有几人招供?几人不招供?必须事前责令取得人名及数量连同其罪名,然后再集议。”廷尉监沈仲由列称,另定新制以后,有寿羽儿一人犯杀寿慧罪,刘磊渴等八人犯偷马仗家口渡江北上罪,依法测之,刻满未招供。

    刘道朔犯七七改服辱亲罪,依法测定,前后二日而招认。

    陈法满犯受派遣而藏物、阿曲法律接受贿钱罪,没等上测刑便招供。

    弘正评论说:“凡是各种各样的案件,必当以情理论之,正言官依辞色气耳目五听之法来审案,验证其虚实岂能全靠拷打来断案。

    况且测人乃是因时而行,本非古制,近代以来,方有此法。

    起自申时,终于二更,岂是常人所能忍受?所以重刑之下,危惧之中,无人不服,冤枉者多。

    早晚二次,以同等刻数,交替而求问,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说比先前之时间略有缩短,以致犯实罪之人不肯招认,如再将时间延长,难道就没有妄乱之招供了吗?况且人之忍受能力,既然有强有弱,各人之立志,本来也是多种多样。

    至于贯高受榜、笞、刺、..诸刑,体无完肤,戴就所受熏针之刑均用至极点,到了病危仍是志向不移,这岂是关涉时间之长短,拷打测立之优与劣的问题?与其杀掉无辜之人,不如失去不去执行常规之法,一种罪有疑问宁可择其轻者处之,一宗功劳有疑问宁可择其重者而赏之,这正是古时圣王所垂示的修明之法。

    我认为依照范泉所定之制,于事为允当。”舍人盛权议曰:“比部范泉之新制,尚书周弘正明确之意见,均合于《虞书》有疑之罪惟从其轻的意旨,也合于《殷颂》区别对待以治陈书其罪的做法。

    经查自廷尉监沈仲由等列出新制以后,计有案件十一人次,其所测共十人,招供者只有一人。

    我认为犯罪之囚犯,审判官应明加辨析,穷根究底地考查其事理。

    如罪行有可疑之处,自然应开审加以评判,以能够不滥用测刑为幸;如果罪行确有实证,便可开审给以测立;这样就能使屈直分判,用刑与宽宥有法可依。

    范泉现今上书陈述《汉律》,说是‘死罪与削除名籍,罪证明白无误,拷掠已至极点,仍然抵赖隐瞒不肯服罪者,判断时应列上这一笔’。

    杜预注云‘处当,证验明白之状,列入其抵赖隐瞒之意’。

    我寻思旧制苛刻严酷,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不招供,新制宽松和缓,十个倒有九个不招供,将两种文律加以汇总比较,宽与猛差异实在太大,判决时列上一笔,这一点迄今未见改革。

    我认为应于典章法规中,再详述‘处当列上’之文。”洙议曰:“夜间测立,缓与急容易造成欺诳,应兼用白天的时间,这样处理要合理一些。

    只是漏刻之缓急,今与古不同,《汉书戚衮传戚衮字公文,吴郡盐官人。

    祖父戚显,齐给事中。

    父戚霸,梁临贺王府中兵参军。

    戚衮少时聪慧,到京师游学,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不出一两年,已大致通晓其大义。

    十九岁时,梁武帝下敕策考《孔子正言》及《周礼》、《礼记》义,戚衮之对答入选为优等。

    于是授职为扬州祭酒从事史。

    到国子博士宋怀方处质询《仪礼》义,怀方是北方人,从魏国随身携来《仪礼》、《礼记》疏,秘藏而舍不得传人,待到快死时,跟家人说:“我死后,戚生如果前来,便将《仪礼》、《礼记》义本交给他,如果他不来,就随尸入葬。”他受儒者之推重赞许一至于此。

    不久兼太常博士。

    梁简文帝为太子时召戚衮与相谈论。

    又曾设宴聚集玄言及儒学之士,先命以道义之学互相质疑问难,然后让中庶子徐詀宣布要义,不时纵横谈吐。

    徐詀谈起来口若悬河,难以答对,众人为其气势所压,尽皆语无伦次。

    戚衮当时说《朝聘》义,徐詀与他往复作答,戚衮神采自若,对答如流,简文帝大为叹赏。

    不久除为员外散骑侍郎,又迁员外散骑常侍。

    敬帝继位,出任为江州长史,又随沈泰镇守南豫州。

    沈泰奔齐时,逼迫戚衮同行,后来戚衮自邺下逃回。

    又随程文季北伐。

    吕梁兵败,戚衮身陷于周,过了很久才得以返国。

    又兼国子助教,授职为中卫始兴王府录事参军。

    太建十三年(581)去世,时年六十三岁。

    戚衮在梁代时撰有《三礼义记》,战乱时亡失,《礼记义》四十卷行于世。

    郑灼传郑灼字茂昭,东阳信安人。

    祖父郑惠,梁衡阳太守。

    父郑季徽,通直散骑侍郎、建安令。

    郑灼幼时聪明敏慧,立志专心于儒学,少时受业于皇侃。

    梁中大通五年(533),出仕为奉朝请,累迁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转平西邵陵王府记室。

    简文帝在东宫时,十分喜爱经术,引荐郑灼为西省义学士。

    承圣年间(552~555),授职为通直散骑侍郎,兼国学博士。

    不久为威戎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

    高祖、世祖之时历任安东临川、镇北鄱阳王二府谘议参军。

    累迁中散大夫,以本职兼国学博士。

    未拜官,于太建十三年(581)去世,时年六十八岁。

    郑灼生性专心勤勉,尤其明晓陈书于《三礼》。

    少时曾梦见与皇侃于途中相遇,皇侃对郑灼说:“郑灼开口。”侃于是唾于郑灼口中,此后郑灼于义理之学更加精进。

    郑灼家贫,抄义疏常常是通宵达旦,笔头用完了,每每削笔杆再用。

    郑灼日常食素,讲授时常为心热病所苦,如果是瓜熟季节,便仰卧以瓜镇守其心,起来便又诵读,其专心致志乃至于此。

    张讥传张讥字直言,清河武城人。

    祖父张僧宝,为梁朝散骑侍郎、太子洗马。

    父亲张仲悦,梁朝庐陵王府录事参军、尚书祠部郎中。

    张讥年幼时聪明俊美,思辩能力强,十四岁时,通晓《孝经》、《论语》。

    笃好玄言,师从汝南周弘正,常有新见解,被同辈们推崇佩服。

    梁朝大同年间,征补为国子《正言》生。

    梁武帝曾到文德殿释解《乾文言》、《坤文言》,张讥和陈郡袁宪等人在场,梁武帝诏令大家议论,诸儒都不敢先发言,只有张讥整整衣冠便讲,他论证严密,左右逢源,辞令温婉典雅。

    梁武帝觉得他不同寻常,便赐给他裙襦绢等物,又说:“这是表彰你研习古经的功劳。”张讥年幼时丧母,他母亲留下一件镶嵌彩色纵线的丝织手帕,张讥懂事后,家里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每到一年的祭日他就对着手帕泣哭,不能自已。

    张讥父亲去世,他在服丧期间过于毁顿。

    服丧期满后,征补为湘东王国左常侍,不久迁任田曹参军,后又调任士林馆学士。

    简文帝在东宫时,到士林馆以《孝经》出题目。

    张讥论议滔滔不绝,很受赞赏。

    从此每有授讲诗文集子,定要派遣使者召请张讥。

    侯景叛乱时,宫城被围,张讥还在武德后殿跟哀太子讲授《老子》、《庄子》。

    梁朝台城陷落后,张讥在千辛万苦中逃难,始终没有效力于侯景。

    侯景之乱平定后,张讥任临安县令。

    高祖接受禅让,张讥任太常丞,不久迁任始兴王府刑狱参军。

    天嘉年间,调任国子助教。

    当时周弘正在国学,以《周易》出题目,周弘正的四弟周弘直也在讲坛。

    张讥和周弘正议论,周弘正竟然辞屈,但其弟弘直正襟危坐措词严厉,帮助他哥哥讲述道理。

    张讥于是严肃地对弘直说:“今日议论诗文集子,辩名事理,即使知道你哥哥有困难,四公你也不能帮助。”弘直则说:“我帮助你的老师,有什么不行呢?”在座的人都笑了。

    周弘正常对人说:“我每次登台讲授,只要看见张讥在场,我就害怕。”高宗在位时,张讥任建安王府记室参军,兼东宫学士,不久调任武陵王限内记室,东宫学士职务不变。

    后主在东宫,召集宫内官员设宴,当时玉柄拂尘刚做成,后主亲手拿着它,说:“当今学士如林,但能拿此玉柄拂尘者,只有张讥一人。”便亲手给他。

    张讥又在温文殿讲授《庄子》、《老子》,高宗到温文殿聆听,赐给张讥一袭自己穿的衣服。

    后主继位后,张讥担任南平王府谘议参军、东宫学士。

    后又调任国子博士,学士职务不变。

    后主曾驾临钟山开善寺召集侍臣坐在寺西南松树林下,诏命张讥阐明义理。

    那时去拿拂尘的人尚未赶到,后主诏令拿来松枝,亲手给张讥,并说:“可以代替拂尘。”后主又回过头对群臣说:“这就是张讥未来之事。”张讥在祯明三年(589)入隋朝,死于长安,时年七十六岁。

    张讥性情恬静,不求名利,常常羡慕清闲安逸的生活,他的住所建在山水池边,种植花果,讲解《周易》、《老子》、《庄子》,并在这里传授其业。

    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都转授其业。

    张讥所撰写的著作有《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庄子外篇义》二十卷,《庄子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还撰有《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后主曾诏令去他家里把它们抄写后送进秘阁。

    其子张孝则,官至始安王记室参军。

    顾越传顾越字思南,吴郡盐官人。

    家住新坡黄冈,世代办乡学,因此顾氏家族多儒学之人。

    顾越少年丧父,以勤奋刻苦自立,聪明有辩论之才,讲《毛氏诗》,能旁通不同的义理,梁太子詹事周..非常欣赏他。

    入仕为扬州议曹史,兼太子左率丞。

    顾越精通义理,尤其擅长立论,和会稽贺文发一起被梁南平王萧伟看重,纳为宾客。

    不久补任《五经》博士。

    绍泰元年(555),升为国子博士。

    世祖即位,任始兴王谘议参军,侍东宫读书。

    世祖因顾越年岁太高,厚待他,任他为给事黄门侍郎,又兼国子博士,侍东宫读书之职不变。

    废帝继位,任他为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

    华皎反叛时,顾越正在东阳,有人向高宗进谗言,说他有图谋不轨之心,诏令监禁他,因此免职。

    太建元年(569)去世,时年七十八岁。

    当时东阳有一个名叫龚孟舒的人,也研究《毛氏诗》,善长谈论陈书名理。

    梁武帝时,官至浔阳郡丞,元帝在江州,待他很厚,亲自向他学习。

    承圣年间,兼任中书舍人。

    天嘉初年,任员外散骑常侍,兼国子助教、太中大夫。

    太建年间去世。

    沈不害传沈不害字孝和,吴兴武康人。

    祖父沈总,任齐尚书祠部郎。

    父亲沈懿,任梁邵陵王参军。

    沈不害幼年丧父,但立志好学。

    十四岁时,征召补为国子生,考中明经。

    历任梁太学博士,调任庐陵王府刑狱参军,长沙王府谘议,兼汝南令。

    天嘉初年,任衡阳王府中记室参军,兼嘉德殿学士。

    从梁代丧乱以来,到这时国学未立,沈不害上书说:臣听说立人建国,没有比尊重儒学更重要的,成俗化民,必定要推崇教学。

    因此学校之事,兴盛于三代,太学之业,发达于两京。

    由于敦厚之源已远去,浮薄之风已炽盛,物欲对人的诱惑没有穷尽,人对利欲的追求没有节制,因此设立并传留规范,开启心灵,就好比为布帛着上蓝色,又如雕琢玉石,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同等级的人和睦相处,卑尊有序,忠孝之理得以弘扬,群臣之道得以坚固。

    执守礼制自己捍卫自己,鲁公所以很难被侮辱,歌曲和乐声已稀,郑伯于是提前逃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宫修成而淮夷驯服,长想洙、泗的淳风,载怀淹、稷的盛大,于国于家,没有不崇尚的。

    梁太清末年,礼数之钟闭塞脱落,戎狄外侵,邪恶内迫,早晨听到鼓鼙之声,晚上看到烽火。

    洪儒硕学,分解离散者超过活埋之同辈,《五典》、《九丘》,湮灭者超过车子的帷幔和顶盖。

    成均从这以后衰落,瞽宗至此不修,褒成之祠没有陈列祭品,入学的释菜之礼没有与祭礼相称的,歌颂之声空寂,竟然超过十二年。

    后生深好笃信,却不见老师的面,年老学者深入研究,也只是徒然增添废止讲学之叹。

    陛下继承统治之位,受天命治国,学说泽润宇内,恩威施予天下,污浊之水得以澄清,沉秽之气得以分明,一派生机勃勃,众民通达顺畅。

    应当弘扬传统,重振礼乐,建立学校,整理出古籍范本,陈于儒宫;选择公卿之嫡子,都入其中就读,助教博士,早晚讲习,使肩扛雨伞背负书籍之人,比比皆是,着装之儒生,济济成林。

    如此研习不停,诵《诗》读《礼》之声不断,只需一年的时间,就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三年的时间,儒生就足够用了。

    如果这样,就必定是人才出众,学盖九州,显扬朝廷,光大国家,博学者入仕登朝,凭借才学辅政,为官从政,有经学专业以治身,豪华车驾列庭,贵官之服遍地。

    以往帝王太子之贵,还与国子谈论,到了汉代太子,这一礼节仍保持不衰,到了两晋,这种事情更加兴盛,由此可见师道尊严之一斑。

    皇太子上天赋予,生而知之,无须明白告之,仍应隐居匿迹,卧伏聚集,潜心于经书,求教学业,祭奠前师,敬奉旧典。

    往日阙里之堂,水尚出仕者自己开辟,旧宅之内,管弦乐器奏出悠扬之乐,前代圣人之功业,应深深地引以为明鉴。

    何况又江表无忧,海外齐一,怎么能不开创宏大谋略,弘扬硕学?宁可使玄教儒风不在圣世兴起,盛德大业,始终郁结在尧的时代?臣才疏学浅,一介小生,言词没有仔细推敲,轻献无见之妄言,谨添惧怕之警。

    诏答曰:“省表闻之。

    自从旧章废弛以来,精微之言快要绝迹,朕继承大业,日日想着使条理分明,政学有序,但战争未停,军国草创,常常担心前朝令典,一朝泯灭。

    卿才思广被,文理切中时弊,讲求大体,热心于名教,允朝外详议,依照执行。”沈不害又上表请求改定乐章,皇帝诏令他制定出三朝乐歌八首,共二十八曲,流行于乐府。

    太建五年(564),任赣令。

    入朝任尚书仪曹郎,升任国子博士,兼羽林监,诏令他整治五礼,执掌策文谥议。

    太建年间,任仁武南康嗣王府长史,兼管丹阳郡事务。

    调任员外散骑常侍、光禄卿。

    不久任戎昭将军、明威武陵王长史,兼管吴兴郡事务。

    不久入朝任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

    十二年(580)去世,时年六十三岁。

    沈不害研究经术,善于写文章,虽然博通典籍,但家中没有图书。

    每每写文章,挥笔而就,不曾查阅典籍。

    仆射汝南周弘正常称赞他说:“沈生可谓是圣人啊!”著有《五礼仪》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其子沈志道,字崇基,年轻时就很有名气。

    初任扬州主簿,不久兼文林著士,历任安东新蔡王记室参军。

    祯明三年(589)入隋。

    王元规传王元规字正范,太原晋阳人。

    祖父王道宝,是齐员外散骑常侍、晋安郡守。

    父亲王玮,梁武陵王府中记室参军。

    王元规八岁时丧父,有兄弟三人,跟随母亲依靠舅氏去到临海郡,那年他十二岁。

    临海郡有一个土豪名叫刘王真,资财有万万之数,要把女儿嫁给他。

    王元规的母亲因为他的兄弟年幼弱小,想结强陈书援,王元规哭着请求母亲说:“婚姻不失掉亲人,这是古人推重的。

    岂能苟安于异地,结此不伦不类之婚姻!”母亲被他的言词感动而不再提此事。

    王元规性情孝道,侍奉母亲非常小心,早晚未尝离开过母亲身边。

    梁时山阴县发大水,流水漂进住宅,王元规只有一条小船,仓卒带他的同母之妹和丧父之侄上船,独自执楫棹而去,留下男女三人,搁浅于树的末梢,等到水退后才得以幸免于难,当时人都称赞王元规有非常人所能及的德行。

    王元规年轻时好学,师从吴兴沈文阿学习,十八岁时,通晓《春秋左氏》、《孝经》、《论语》、《丧服》。

    梁中大通元年(529),诏策《春秋》,考试成绩很好,当时有名的儒生都称赏他。

    初任湘东王国左常侍,调任员外散骑侍郎。

    简文帝为太子时,接纳他为宾客,每每让他讲论,都表现出有非常丰富的伦理规范。

    任中军宣城王府记室参军。

    等到侯景叛乱,王元规携带家属回到会稽。

    天嘉年间,任始兴王府功曹参军,兼国子助教,调任镇东鄱阳王府记室参军,仍兼助教之职。

    后主为皇太子,接纳他为学士,亲自拜他为师学习《礼记》、《左传》、《丧服》,对他的赏赐非常优厚。

    后升任国子祭酒。

    新安王陈伯固曾经因入宫巧逢王元规要讲学,于是请求为他执经,当时舆论认为这是一种值得荣耀的事。

    不久任尚书祠部郎。

    自梁代以来儒生们相继治《左氏》者,都认为贾逵、服虔之义难以反驳杜预,共一百八十条。

    王元规广泛引证,贯通辨析,不再有疑问不通之处。

    每每国家议及吉凶之礼,他都参与讨论。

    王元规在母亲死后去职,服丧期满,任鄱阳王府中录事参军,不久调任散骑侍郎,升任南平王府限内参军。

    南平王治理江州,王元规随王府到江州,四面八方的学徒,不远千里前来求教的,经常有几十上百人。

    祯明三年(589),入隋,任秦王府东阁祭酒。

    七十四岁时,死于广陵。

    王元规著有《春秋发题辞》和《义记》十一卷,《续经典大义》十四卷,《孝经义记》二卷,《左传音》三卷,《礼记音》二卷。

    其子王大业,以聪敏闻名。

    当时吴郡有一位名叫陆庆的人,年轻时好学,遍晓《五经》,尤其精通《春秋左氏传》,节操很高。

    初任梁武陵王国右常侍,历任征西府墨曹行参军,任娄令。

    时值梁代丧乱,他于是潜心注释典籍,经论没有不贯通研究的。

    天嘉初年,征召为通直散骑侍郎,没有就职。

    永阳王为吴郡太守,听说了他的名字,想和他相见,陆庆以身体有病而坚决推辞。

    当时同族人陆荣任吴郡五官掾,陆庆常去拜访他,永阳王于是微服去陆荣府第,凿通墙壁看他。

    永阳王对陆荣说:“看陆庆风貌神情凝聚高大,几乎不可测,严君平、郑子真凭什么超过他呢。”鄱阳王、晋安王都以记室之职征召他,他都不就职。

    于是建房而居,以诵禅为业,从此拜他为师传经学习的人少了。

    杜之伟传杜之伟字子大,吴郡钱塘人。

    其家世代研习儒学,专门修治《三礼》。

    父亲杜规,为梁奉朝请,与光禄大夫济阳江革、都官尚书会稽孔休源友情深厚。

    之伟幼时精明敏捷,才智出众。

    七岁时,学习《尚书》,稍习《诗》、《礼》,粗通其学。

    十五岁时,通览文史典籍及仪礼掌故,当时的名流之辈称他少年早成。

    仆射徐勉曾览其文章,推重他文笔甚工。

    中大通元年(529),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敕令徐勉制定礼仪,徐勉认为朝内先无此礼,命之伟草拟仪礼。

    便启请补为东宫学士,与学士刘陟等人誊写编撰书典,分门别类。

    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是之伟作序。

    到了湘阴侯萧昂为江州刺史,让之伟掌管记室。

    萧昂死,庐陵王续代其位,又亲自下书召请他,之伟坚决推辞不应命,护送萧昂丧柩回京都。

    接着侍临城公读书。

    不久任扬州议曹从事,南康嗣王墨曹参军,兼太学限内博士。

    大同七年(541),梁皇太子于国学举释奠之祀,当时乐府没有孔子、颜子登哥词,尚书参议令之传制述其文,乐人们传习,以为是原词。

    转补为安前邵陵王田曹参军,又调任刑狱参军。

    之伟资历浅薄,只因他博闻强记才智出众,在当时颇有名气,吏部尚书张缵很了解他,认为他有大臣的才能。

    侯景谋反,之伟避乱山林。

    高祖为丞相后,久闻其名,召补他为记室参军。

    迁任中书侍郎,领大著作。

    高祖受禅,任命他为鸿庐卿,其他官职如故。

    之伟启奏请求解除著作一职,说:“臣绍泰元年以来,愧居中书侍郎,掌国史,至今已达四年。

    臣本贫庸浅陋之人,承蒙您不弃提拔我,思量回报恩德,不敢懈怠。

    已是改朝换代了,回过头来补写前朝帝王纪传记言记事之官,未易其人,著作之人才,更应该从众人中加以选拔。

    御史中丞沈炯、尚书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黄门侍郎孔奂,有的文字清丽笔力过人,有的博闻强记精通典籍,司马迁、董狐之任,确实应属于有才能的人,臣无颜再留官场,妨碍选用贤士之路。

    尧时有谦让之风,实在难以远追,因才施用,陈书希望免职。”宽旨不许。

    不久调任大匠卿,迁任太中大夫,又敕令撰梁史。

    永定三年(559)离世,时年五十二岁。

    高祖十分哀痛惋惜,诏令追赠通直散骑常侍,赐给钱五万、布五十匹、棺一具以办丧事,择日举哀。

    之伟写文章,不崇尚辞藻华丽,而主张文雅不俗旁征博引。

    所著大多遗失,只保存了十七卷。

    许亨传许亨字亨道,高阳新城人,晋征士许询的六世孙。

    曾祖父许皀,任给事中、桂阳太守,志操高尚,居住在永兴的究山,即许询隐居之所。

    祖父许勇慧,齐太子家令、冗从仆射。

    父亲许懋,梁始平、天门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以博学多艺著称,撰写《毛诗风雅比兴义类》十五卷,《述行记》四卷。

    许亨少时承继家业,方正耿直节操高尚。

    他博览群书,深知前代旧事,名流之辈都推重他,尤其为南阳刘之遴所敬重,每次见面都称许他。

    初任梁安东王行参军,兼太学博士,不久授职为平西府记室参军。

    太清初年,任征西中记室,兼太常卿。

    侯景之乱,许亨避难寄居郢州,恰逢梁邵陵王自东道至郢州,召引他为谘议参军。

    王僧辩袭击郢州,久闻其名,召他为仪同从事中郎。

    迁任太尉从事中郎,与吴兴沈炯并掌书记,府内政务,一概委任他办理。

    晋安王接受制令,任命他为给事黄门侍郎,许亨奉上笺书辞府,僧辩回答说:“览告辞,你承接朝廷的授任,实在是以德举用。

    卿节操高尚,博学多才,以博学而任官,靠自己的能力才官至高位。

    况且卿乃千里马而长期困居我这里,将要振辔而去,你匡辅过我浅薄愚昧之人,我对你的希望很高。

    我与你一起游处的日子,不知疲倦,然而像你这样的宛鸟鸟栖息于艰难险恶的环境,我常因此而感叹。

    黄门侍郎之职,虽然清显,以才居官位,理当无愧。

    且你刚刚到知命之年,正该驰骋于康庄之道,再没有值勤之疲累,将频添许多阴行其德的感慨,你到任以后望早来信,不要让我感到失望。

    古人相思,千里赶去相会,我们俩心心相印,岂能为城曲之重门所隔断,长时间蒙你眷念照顾,抱惭之心无边无已。”高祖受禅,任命他为中散大夫,领羽林监。

    迁任太中大夫,领大著作,主持梁史事。

    当初,僧辩被杀,有司收殓僧辩和他儿子..的尸首,于方山同坑埋葬,自此无人再敢提及此事。

    许亨以他曾为僧辩属官,上表直言请求改葬,便与故人徐陵、张种、孔奂等人,相继捐财营造葬具,共造七棺都下葬。

    光大初年,高宗辅佐朝政,认为许亨有古人贞正之风,深加钦重,常以师生之礼相待。

    等到到仲举谋划逐除高宗,毛喜知道其中有诈,高宗问许亨,许亨劝他不要奉诏。

    高宗即位,授职为卫尉卿。

    太建二年(570)离世,时年五十四岁。

    起初撰有《齐书》和《志》五十卷,遭乱亡失,后撰有《梁史》,成书五十八卷。

    梁太清之后制述文笔六卷。

    子许善心,少年出名,官至尚书度支侍郎。

    何之元传何之元,庐江飅人。

    祖父何僧达,齐南台治书侍御史。

    父何法胜,以行业闻名。

    之元幼时好学,颇有才思,因居丧过于毁顿,为梁司空袁昂所看重。

    天监末年(519),袁昂上表举荐他,因而得蒙召见。

    初仕为梁太尉临川王扬州议曹从事史,不久转为主簿。

    及至袁昂为丹阳尹,征辟之元为丹阳五官掾,总领户曹事务。

    不久任信义县令。

    何之元的族人何敬容,位高势重,多次造访,之元始终不曾回访。

    有人问其故,之元说:“当年楚国观起受宠于令尹,禄位低而有马数十乘,因而遭诛,此后,像观起这样无其禄而有其马的得宠之人便都逃亡了。

    德薄而受重用,必然已到了败亡之边缘。

    我怕的是未能从中得利而先已招致祸患。”有识之士因此而称道他。

    适逢安西武陵王为益州刺史,以何之元为安西刑狱参军。

    侯景之乱发,武陵王以太尉之位而继位,授之元为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

    武陵王自成都举兵东下,之元与蜀中百姓均进言请求武陵王不要东下,王认为他败坏军心,囚之于舰中。

    及至武陵王兵败,之元随邵陵太守刘恭到郡。

    不久江陵陷落,刘恭卒,王琳召何之元为记室参军。

    梁敬帝册封王琳为司空,之元授职为司空府谘议参军,领记室。

    王琳立萧庄时,任之元为中书侍郎。

    适逢齐文宣帝薨,令之元前往吊唁。

    还至寿春,而王琳败,齐主以之元为扬州别驾,治所即寿春。

    及至众军北伐,取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兴王陈叔陵遣功曹史柳咸赍书招徕之元。

    之元因先前与朝廷有误会,等到书信到,十分惶恐,读信至“孔璋无罪,见用为左车”,之元仰天叹息说:“词意如此,怎会是欺诳我呢?”便随柳咸到了湘州。

    太建八年(576),任中卫府功曹参军事,不久升任谘议参军。

    及至叔陵遭诛,之元便断绝与陈书人交往,潜心于著述。

    认为梁朝起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数,盛衰之踪迹,足以垂示后代以鉴戒,确定史书褒贬之准则。

    考究其始终,起自齐永元元年(499),迄于王琳被擒(太建五年即公元573年),七十五年大事,起稿为三十卷,名之曰《梁典》。

    序文曰:记事之史,其流派非止一种,编年之作,没有早于《春秋》的,它是鲁国之史书,并非帝王之典籍。

    案三皇之简为《三坟》,五帝之册为《五典》,典之义由此而生。

    至于《尚书》叙述唐帝部分为《尧典》,虞帝部分为《舜典》,这又有经文为明确之据。

    所以典之涵义的产生已是很久远了。

    至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述帝王称纪,自此以后,史家均沿用此名。

    至陈寿所撰,名之曰志,综合三国,使各分其道而扬其镳。

    只有何法盛《晋书》变帝纪为帝典,既声称以古为师,于理也顺当。

    所以我这里所作,称为《梁典》。

    梁拥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海内安宁晏静,太清以后,寇盗交相侵扰,综其首尾而言,算不上完美,所以此书开篇,分为六意。

    以高祖创立基业,承袭齐末,追根溯源,起自永元,今以永元前若干卷为《追述》。

    高祖出生于布衣,成长于风俗败坏之社会,知晓风俗教化的善恶,了解人性之真伪。

    及至统御天下,大展政治方略,四十八年下来,实在也称得上天下富足。

    今以若干卷为《太平》。

    世道没有长久的平安,时代也没有永远的治世,不信自我之后,仍属动乱频仍,今以若干卷为《叙乱》。

    及至高祖崩驾之年,而太宗蒙辱之岁,歌颂之声、狱讼之事,均是向着西都江陵而去不是向着东都建康,对叛逆之人的处理,对流散之士的招徕,征伐及礼乐制度均归于世祖绎而非归于太宗纲。

    治理混乱的局面,恢复正常秩序,其功勋有在,政治安定,大功告成,其勋业实属世祖。

    今以若干卷为《世祖》。

    到了天下艰难窘迫,几乎要改朝换代之时,则有敬皇继立,最终禅位于陈,今以若干卷为《敬帝》。

    骠骑将军王琳,扶立萧梁后嗣,尽管不得天命之助,然而是其忠贞之节操,今以若干卷为《后嗣王》。

    对于太宗,虽然加给美谥,然而大宝之年号,世人不曾遵循,大抵因为受制于贼人侯景的缘故罢。

    承圣纪年,自应上接太清,皇上亲笔诏书,不应擅加更改,这一点列于后论中详述,应该来说是顺理成章的。

    大凡事件均有始终,而人有其行业,对于本与末之界限,要加以品评叙说。

    案臧荣绪称作史如无剪裁和论断,就好比起居注了。

    由此而言,对于本末之分实在应该加以详尽地了解。

    又编年而列其岁次,大抵是取其线索分明而易于查找之优点。

    至于夷族气焰嚣张,盘踞危害我中原,初中只有拓跋氏一国,后分为东西二君,其事迹互有相关,容易造成编纂上的杂乱。

    今以未分裂之前为北魏,分裂之后高氏所辅佐者为东魏,宇文氏所辅佐者为西魏,以此来加以区分。

    又因隐笔与显笔不同体,繁文与省文文法不同,其中有所损益之处,有凡例加以说明。

    祯明三年(589),京城陷,于是移居于常州之晋陵县。

    隋开皇十三年(593),卒于家中。

    徐伯阳传徐伯阳字隐忍,东海人。

    祖父徐度之,是齐南徐州议曹从事史。

    父亲徐僧权,是梁东宫通事舍人,兼秘书,以擅长书写知名。

    徐伯阳聪明好学,听父母的话,能一直温言善语地侍奉父母,进退举止有礼节。

    十五岁时,以文笔优美扬名。

    学习《春秋左氏》。

    家中藏有史书,他读了大约三千多卷。

    赴试成绩很好,尚书征补他为梁河东王国右常侍、东宫学士、临川嗣王府墨曹参军。

    大同年间,出任侯官令,很得民心。

    侯景之乱时,徐伯阳从海上向南去到广州,依附于萧勃。

    萧勃被平定后回到朝廷,又携带家属去到吴郡。

    天嘉二年(561),诏令他侍太子读书。

    不久任司空侯安都府记室参军事。

    侯安都久闻其名,看见他,设大席为礼。

    甘露降在乐游苑,诏赐侯安都,侯安都吩咐徐伯阳写答谢奏章,世祖看后称奇。

    太建初年,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友,后来又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也参加进来,他们都是那时的文人士子。

    游宴赋诗,编成书籍,徐伯阳为之作序,颇为流行。

    新安王任南徐州刺史后,徐伯阳任镇北新安王府中记室参军,兼南徐州别驾,代理东海郡丞。

    鄱阳王任江州刺史,徐伯阳曾奉命出使到那里,鄱阳王率领府中幕僚和徐伯阳登上匡岭,设宴,酒酣时,鄱阳王命他们写剧韵二十,徐伯阳和祖孙登率先完成,鄱阳王赐给他们奴婢和杂物。

    新安王回京后,徐伯阳任临海嗣王府限外咨议参军。

    十一年春,皇太子驾临太学,诏新安王在辟雍发布《论语》试题,又命徐伯阳作《辟雍颂》,其文很被欣赏。

    任镇右新安王府咨议参军事。

    十三年,听到姐姐去世的消息,生病而死,时年六十六岁。

    陈书张正见传张正见字见赜,清河东武城人。

    祖父张盖之,是魏散骑常侍、渤海与长乐二郡太守。

    父亲张..礼,是魏散骑侍郎,归顺梁朝后,仍授予原来职务,升任怀方太守。

    张正见幼年时好学,有优秀的才能。

    梁简文帝为皇太子时,张正见十三岁,献上颂一篇,简文帝非常赞赏他。

    简文帝爱好崇尚学业,常常自己升座讲经,张正见曾参加过讲座,请求决断疑问不通之处,他谈论和顺,进退详雅,四座都注视他。

    太清初年,赴试成绩很好,任邵陵王国左常侍。

    梁元帝即位,任命他为通直散骑侍郎,迁任彭泽令。

    适值梁代丧乱,张正见避进匡俗山,当时焦僧度拥兵自保,派使者前来请求交好,张正见害怕他,以谦逊之辞接纳,然而以礼法自持而不失操守,焦僧度也奈何不得他。

    高祖受禅称帝,诏令张正见回都,任镇东鄱阳王府墨曹行参军,兼衡阳王府长史。

    历任宜都王限外记室、撰史著士,代理浔阳郡丞。

    连续升任尚书度支郎、通直散骑侍郎,著士不变。

    太建年间去世,时年四十九岁。

    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诗尤其优美,大多流传于世。

    蔡凝传蔡凝字子居,济阳考城人。

    祖父蔡撙,是梁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

    父亲蔡彦高,是梁给事黄门侍郎。

    蔡凝年少聪明有悟性,容貌俊美,举止优雅。

    长大后,广泛涉猎经传,文辞优美,尤其擅长草书、隶书。

    天嘉四年(563),初任秘书郎,调任庐陵王文学。

    光大元年(567),任太子洗马、司徒主簿。

    太建元年(569),升任太子中舍人。

    以知名公子选婿,娶信义公主为妻,封为驸马都尉、中书侍郎。

    升任晋陵太守。

    等到快要前去郡中任职,竟令身边的人整治中书官舍,对宾客朋友说:“希望后来的人没有烦劳,不也可以吗?”不久任宁远将军、尚书吏部侍郎。

    蔡凝年纪不大,地位不显,而才学却在当时被推重,常常端坐于西斋,自己虽不是尊贵名流,却很少与他人往来,趋炎附势者多讥笑他。

    高宗常常对蔡凝说:“我想用义兴主的夫婿钱肃任黄门郎,卿意以为如何?”蔡凝正色回答说:“帝的同乡与旧戚,若恩惠依从圣旨,那么就没有可以再问的了。

    若以大家的意见为标准,黄散之职,本来必须人品与出身都美,请陛下决断。”高宗默然而止。

    钱肃听说后心怀不满,吩咐义兴主经常向高宗说蔡凝的坏话,不久蔡凝被免职,调到交..。

    很快追他还朝。

    后主继位,任命他为晋安王谘议参军,调任给事黄门侍郎。

    后主曾设酒会,群臣非常高兴,打算移宴席于弘范宫,众人都跟去,只有蔡凝与袁宪不动。

    后主说:“卿这是为什么?”蔡凝回答说:“长乐尊严无比,不是酒后去的地方,臣不敢奉诏。”众人都失色。

    后主说:“卿醉了。”随即吩咐人把他带出去。

    又一天,后主对吏部尚书蔡征说:“蔡凝自负门第,夸耀才学,没有什么用处。”不久迁任信威晋熙王府长史。

    蔡凝郁郁不得志,于是喟然叹息说:“天道有废有兴,夫子说‘乐天知命’,这道理差不多可以明白了。”于是作《小室赋》以表现其志向,很有文采和道理。

    陈亡后入隋,在途中因病去世,时年四十七岁。

    其子蔡君知很有名气。

    阮卓传阮卓,陈留尉氏人。

    祖父阮诠,是梁散骑侍郎。

    父亲阮问道,是梁宁远岳阳王府记室参军。

    阮卓年少聪明,立志研读经书史籍,擅长谈论,尤其擅长五言诗。

    性情至孝,其父随岳阳王出镇江州,染病去世,阮卓那年才十五岁,亲自从都城奔赴江州,水汤不入口有好几天。

    适值侯景叛乱,道路隔断,阮卓历经艰难险阻,把父亲的灵柩运回都城。

    途中遇到敌贼,阮卓因悲伤而面容憔悴,号哭陈述,敌贼同情他就没有杀他,并护送他出境。

    等到渡彭泽湖,在中流忽然遇到大风,船四次险些覆没,阮卓仰天悲哭,不一会儿风停,人人都认为是阮卓的孝道感动了上天。

    世祖即位,任阮卓为轻车鄱阳王府外兵参军。

    天康元年(566),调任云麾新安王府记室参军,并随新安王府调任翊右记室,兼撰史著士。

    后升任鄱阳王中卫府录事,调任晋安王府记室,著士之职不变。

    等到平定欧阳纥时,交..、夷獠往往相聚寇掠,阮卓奉命出使招安抚慰。

    交..连接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贝珍怪之物产,前后去的使者都得到了这些宝物,只有阮卓挺身还朝,衣物装束中没有他物,当时舆论都佩服他清廉。

    后升任衡阳王府中录事参军。

    入朝任尚书祠部郎。

    升任始兴王中卫府记室参军。

    叔陵被翦除,后主对朝臣说:“阮卓一向不与逆党同流合污,应予以嘉奖。”至德元年(583),入朝任德教殿学士。

    不久兼通直散骑常侍,辅佐王话访问隋。

    隋主早闻阮卓之名,就派河东薛道衡、琅邪颜之推等,与阮卓在酒席上谈论赋陈书诗,赏赐丰盛,盛礼款待。

    回朝后任招远将军、南海王府谘议参军。

    因眼病不去就职,退居乡里,改建亭宇,修山池,植花卉草木,招来宾客朋友,以诗文酒宴自娱。

    祯明三年(589),入隋,行到江州,追忆感怀父亲的死,于是染疾而死,时年五十九岁。

    当时武威有一位名叫阴铿的人,字子坚,是梁左卫将军阴子春的儿子。

    年幼聪慧,五岁就能背诵诗赋,每日可背诵千言。

    长大后,广泛涉猎经史纪传,尤其擅长五言诗,在当时颇被推重。

    初任梁湘东王法曹参军。

    天气寒冷时,阴铿曾与宾客朋友宴饮,看见送酒器的人,就拿酒炙热后交给他,同他一起坐着的人都笑他,阴铿说:“我等终日畅饮,但拿酒器的人却不知道酒的味道,这没有人情味儿。”侯景之乱时,阴铿曾被反贼擒获,有人救了他,他问其中缘故,就是上次送酒器的人。

    天嘉年间,任始兴王府中录事参军。

    世祖曾和群臣聚饮赋诗,徐陵把那件事告诉了世祖,当日召阴铿参加聚饮,让他赋新成安乐宫,阴铿拿起笔一挥而就,世祖非常喜欢欣赏。

    连续迁任招远将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不久去世。

    有集三卷流传于世。

    熊昙朗传熊昙朗,豫章南昌人。

    世代为本郡显姓。

    熊昙朗放荡不羁,体力过人,容貌非常壮美。

    侯景之乱时,他极力聚集年轻人,占据丰城县立栅,凶暴狡猾之人与强夺盗窃之徒大多归附他。

    梁元帝任命他为巴山太守。

    荆州陷落,熊昙朗兵力很强,劫掠邻县,把居民捆起来出售,在山谷之中,是最大的祸患。

    等到侯王真镇守豫章,熊昙朗表面上表示服从,暗地里打算图谋侯王真。

    侯方儿背叛侯王真,熊昙朗是他的主谋,侯王真失败,熊昙朗掠获了侯王真的很多马匹器械和女子。

    等到萧勃越过大庾岭,欧阳危页为前军,熊昙朗欺骗欧阳危页一同去巴山袭击黄法..,又报告黄法..希望联合打败欧阳危页,相约说:“事情成功后给我马匹器械。”到出兵时,与欧阳危页成犄角之势前进,又欺骗欧阳危页说:“余孝顷打算突袭我,要分出奇兵留下,马匹器械太少,恐怕无济于事。”欧阳危页于是送去三百件铠甲援助他。

    等到抵达城下,即将开战,熊昙朗假装败退,黄法..追逐,欧阳危页失去援助,狼狈退败,熊昙朗取了他的马匹器械后退回。

    当时巴山陈定也拥兵立寨,熊昙朗假装把女儿许配给陈定的儿子为妻。

    又对陈定说:“周迪、余孝顷都不希望这桩婚事,你必须派强兵来迎娶。”陈定于是派精锐的披甲将士三百人和土豪二十人去迎亲,已经到了,熊昙朗把他们捉起来,缴了他们的马匹武器,都出价责令他们赎买。

    绍泰二年(556),熊昙朗因为是南川的土豪首领,按例被任命为游骑将军。

    不久任持节、飙猛将军、桂州刺史资,兼丰城令。

    历任宜新、豫章二郡太守。

    王琳派李孝钦等人跟随余孝顷在临川攻打周迪,熊昙朗率所领人马赴援。

    这一年,按功劳被任命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宁远将军,封为永化县侯,封邑一千户,送给一部鼓吹。

    又因为抵御王琳之功,被任命为平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其他职务不变。

    等到周文育在豫章攻打余孝劢,熊昙朗出兵和周文育会合,周文育失利,熊昙朗于是杀害周文育,以响应王琳,此事见《周文育传》。

    到这时把周文育手下诸将全部捉住,占据新淦县,环江立城。

    王琳东下,世祖征召南川的部队,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打算沿流应赴,熊昙朗于是占据城池排列战舰阻断道路,周迪等人和黄法..于是带领南中军队筑城围住他,隔断他与王琳的信使往来。

    等到王琳败逃,熊昙朗的党羽和援手与他心离德,周迪攻陷其城,俘获城中男女一万多人。

    熊昙朗逃入村中,村民把他杀死,首级传到京师,悬挂在朱雀观。

    于是把他的宗族全部拘捕,不论长幼,全部斩杀,弃尸街头。

    周迪传周迪,临川南城人。

    年轻时住在山谷之中,体力过人,能拉开强弩,以射猎为业,侯景叛乱,周迪的族人周续在临川起兵,梁始兴王萧毅把辖郡让给周续,周迪招募乡里人跟随他,每次打仗他必定在军中最为勇敢。

    周续所部大将,都是郡中的豪族,很骄横,周续严加禁止,大将等都怨恨,于是争相杀死周续,推举周迪为主,周迪于是据有了临川之地,在工塘筑城。

    梁元帝任命周迪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壮武将军、高州刺史,封为临汝县侯,封邑五百户。

    绍泰二年(556),任临川内史。

    不久任使持节、散骑常侍、信威将军、衡州刺史,兼临川内史。

    周文育讨伐萧勃时,周迪按兵不动守住地盘,观望成败,周文育派长史陆山才劝说周迪,周迪于是提供大量粮饷,来资助周文育。

    萧勃平定,按功劳晋升为振远将军,迁任江州刺史。

    高祖接受禅让,王琳东下,周陈书迪意欲割据南川,于是召集所部八郡的首脑结盟,声言赴援朝廷,朝廷担心他有变,就重重抚慰他。

    王琳抵达湓城,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响应王琳。

    王琳认为南川各郡只要传达檄文即可安定,于是派部将李孝钦、樊猛等到南方征收粮饷。

    樊猛等和余孝顷会合,人马有二万,奔赴工塘,连结起八座城来逼迫周迪。

    周迪派周敷率领人马驻扎在临川郡旧治所,截断江口,就出兵交战,大败敌军,残杀了八座城内的人马,生擒了李孝钦、樊猛、余孝顷,并把他们送往京师,缴获的军用物资、器械堆积如山,并俘获了他们的人马,周迪都全部收编。

    永定二年(558),因功晋升为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增加封邑一千五百户,送给一部鼓吹。

    世祖继位,晋号安南将军。

    熊昙朗背叛,周迪和周敷、黄法..等率兵共同围攻他,并杀了他,全部收编了他的人马。

    王琳失败后,世祖征召周迪出镇湓城,又征召他的儿子入朝,周迪徘徊观望,他和儿子都没有来。

    豫章太守周敷本来隶属于周迪,到这时和黄法..率领他所部人马赴皇帝殿庭,世祖记载他们打败熊昙朗的功劳,一并升官赐赏,周迪听说了,忿忿不平,就暗地里和留异勾结。

    等到王师讨伐留异,周迪疑惑害怕而不得安宁,就派他的弟弟周方兴率军袭击周敷,周敷出战,打败了他。

    周迪又另派兵在湓城袭击华皎,事情败露,全被华皎擒获。

    天嘉三年(562)春,世祖于是下诏赦免南川被周迪引导误入歧途的士民,派江州刺史吴明彻统率众军,和高州刺史黄法..、豫章太守周敷讨伐周迪。

    这时尚书下符说:告临川郡士民百姓:往日西京昌盛,信、越背命;东都中兴,萌、庞叛离。

    因此凶残争逐,酷刑诛杀,自古有之,由来已久了。

    叛贼周迪,本来出身低微,有梁丧乱,他在山谷之中强行劫夺。

    我朝高祖亲自统率百越,大军出没于九川,荡涤污泥残沙,给他以毛羽,分给他豚佩,又把虎符分开给他,如此卵翼之恩,无可比喻,皇运肇基,宣布了很多诚恳的法令,国步艰难,臣等应尽微薄之力。

    周迪龙节绣衣,位如王爵只在帝王之下,而他却募集兵马,凭借险要地势而犯上。

    当前王琳叛乱,萧勃未被平定,他西结三湘,南通五岭,衡州、广州戡定,反叛之念才得以平息,江州、郢州纷纷作乱,他又起叛乱之心,拥据一郡,观望事态发展,内心与外表常违,言论与行为不一,特以新吴动乱,地远兵强,互相兼并,促使事态发展,他火中取栗,缴获器械,俘虏士民,都变为私有,不曾献捷。

    见风使舵,始终居心不定。

    朝廷对他宽宏大量,引进接纳,厚礼以待,于是他位如三公,职同四岳,富贵隆赫,超过功臣。

    又加之他出师逾岭,朝廷远相声援,派兵截断江路,然而他却顿起疑心。

    已故司空愍公周文育,竭诚和他结成同宗之盟,情同骨肉,城池相接,势同唇齿,愍公遭彭亡之祸,他却抛弃情谊,坐视祸乱,任凭其亡,自己忙于勾结党羽。

    那时北寇侵袭,西贼来犯,鞋履干粮,他全部拿来资助寇敌,爵号军容,全部遵从伪党。

    等到王师振奋,平定局部,国法恢弘,对他未加追究,封赐他的诏书不断,对他的抚慰稠密,加官晋爵,任职重垒。

    至于剿灭熊昙朗,克定丰城,仪同黄法..功劳最大,安西将军周敷也尽效其力,论功有典可查,行赏有旧例可循,正直与邪恶,自为仇敌,周迪不满于朝廷对黄法..、周敷的封赏,违背礼仪之奸谋,因此大增。

    皇帝征召他出镇湓城,他历年不到任,求遣其子入朝为侍,也累载不入。

    在外引诱逃亡之徒,招集不逞之众,在内挑拨京都,暗中希求突变。

    擅自征敛赋税,很少上交朝廷,阻劫来往商人,危害波及周围百姓。

    周迪暗中勾结留异,互相呼应,互助援助。

    谓我六军正在征伐,三越尚未平定,遂攻破述城,大肆屠戮,虏缚城中妻子儿女,分兵袭击湓城,举兵于蠡邦,拘禁威逼当地酋豪,围攻城邑,幸亏我陈早有准备,即时挫败。

    假节、通直散骑常侍、仁武将军、浔阳太守、怀仁县伯华皎,明威将军、庐陵太守、益阳县子陆子隆,共同打败贼徒,攻克占领全郡。

    持节、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定州刺史、兼豫章太守、西丰县侯周敷,亲自守卫沟垒,冒着箭雨拍石,率领义勇之师,以少胜多,割敌耳以万计,俘虏成千群。

    周迪才俘获了剩下的一点,就回去固守城池。

    使持节、安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侯黄法..,英雄业绩早已显示,忠诚之志久已闻名,在没有接到皇帝的命令之前,就率领义军,既援助周敷等人,又救了陆子隆,挟带粮草身穿铠甲,仍行军迅速,披罴之师,驱驰之快超过闪电,振武之众,叱咤之声可撼动山岳,如此追击,理所当然尽歼贼徒。

    虽然再次朽枯之树要拔,不用等待去寻找斧子,快落之叶即将坠下,无须劳动烈风;但去草绝根,要在草之未蔓延时,扑火止燎,贵在速灭,分命各路将帅,要确实巩固胜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