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循从左里逃跑,但兵力还不少,从南岭回袭广州,孙处抵御二十多天,卢循才被打败逃走,杀死敌人一万多,一直追奔到郁林,恰遇病情暴发,不能穷追到底,卢循于是得以逃向交州。

    义熙七年(411)四月。

    孙季高在晋康逝世,当年五十三岁。

    死后被追赠为龙骧将军、南海太守,封爵为侯官县侯,食邑一千户。

    九年(413)高祖思念季高的功劳,于是上表说:“孙季高岭南的功劳,已蒙受赠封。

    我再想卢循作恶十二年,据有岭南,如果他的根据地不被攻拔,有地方投身,必然招集残余,还能构成后患。

    孙季高在海上行走万里,投身于洪波巨涛之上,风驰电掣,快速攻到,于是平定南海,捣毁敌人巢穴,使卢循进退无所,坐小船远逃。

    不需一个月,妖邪叛贼便被消灭。

    平叛的功劳,确实非常地大,往年的赠给,还不算优等,我认为更应赠他一州刺史,加上他的本号,为的是让忠诚勤劳不被埋没,勤劳的功臣更加奋发有为。”再赠给孙季高交州刺史,将军照旧。

    他的儿子孙宗世去世,孙子孙钦公继承。

    孙钦公去世,他的儿子孙彦祖继承。

    齐国建立,封爵被取消。

    蒯恩传蒯恩字道恩,兰陵承县人。

    刘裕征讨孙恩时,该县征蒯恩为民亻夫,作为乙等劳力使用,叫他运载马的粮草。

    蒯恩常常背负一大捆,有一般人两个那么多,他每每丢下刍草,感叹道:“大丈夫应该开挽三石弓箭杀敌,怎么能仅当一个马兵呢?”高祖听说蒯恩这些事,马上便给他武器铠甲,蒯恩高兴万分,从征讨孙恩起,常常率先攻击敌人,杀了很多敌人。

    既熟悉了战阵,又胆量才能过人,忠诚恭谨,未曾有错误,很得高祖的喜欢,在娄县战斗中,他的左眼被箭射伤。

    蒯恩随同高祖平定京城,以宁远将军身份带一队人马。

    又随同振武将军刘道规西向讨伐。

    俘虏桓仙客,攻克偃月垒,于是打下江陵。

    义熙二年(406),张坚占据应城造反,蒯恩击败张坚,蒯恩被封为都乡侯。

    随同刘裕进攻广固,又有战功。

    卢循进逼京城,蒯恩在查浦抵抗敌人,敌人退走。

    他又和王仲德等追击,击败卢循部将在南陵的范崇民。

    卢循逃回广州,蒯恩又带一千人随同刘藩追击在始兴的徐道覆,并将他斩首。

    蒯恩迁任龙骧将军、兰陵太守。

    高祖西征刘毅,蒯恩和王镇恶率领轻兵袭击江陵,此事可参见《王镇恶传》。

    蒯恩在本官的基础上又兼任太尉长兼行参军,带兵二千,随同益州刺史朱龄石征讨蜀国。

    到彭模时,蒯恩所带的部队冲在前面,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从早晨到傍晚,蒯恩更加勇猛。

    敌人败逃,前进平定成都,他被选拔为行参军,改封北至县五等男。

    高祖征讨司马休之和鲁宗之,蒯恩和建威将军徐逵之先行。

    徐逵之败亡,蒯恩的部队在堤下布阵,鲁宗之的儿子鲁轨利用胜利形势进攻蒯恩,飞箭乱射,仿佛雨点一般,呼声震动天地。

    蒯恩勉励将士,战阵更加坚固。

    鲁轨多次冲击,蒯恩都巍然不动。

    鲁轨觉得攻不下于是退却了。

    高祖肯定他带兵稳重。

    江陵平定后,蒯恩再追击鲁轨到石头城。

    鲁轨弃城而逃,蒯恩追到襄阳,鲁宗之逃奔后秦,蒯恩和将领们追到鲁阳关才回来。

    蒯恩自随从刘裕征战以来,每次有危急时,都首先冲击,常常攻陷敌阵,打败敌人,不避险阻,大小一百多次战斗,他身上也多次受重伤。

    高祖记下他的前后功劳,封他为新宁县男,食邑五百户。

    高祖的世子当征虏将军,蒯恩以大府将佐兼领世子的中兵参军。

    随同本府转任中兵参军,高祖北伐,留下蒯恩保护世子,叫朝臣和他结交。

    蒯恩更加谦虚,与人谈话时总是以官职称呼别人,而却自称鄙人。

    他对待士兵们,很有纪律,部下都亲近拥护他。

    他迁任谘议参军,转任辅国将军、淮陵太守。

    世子建立军府,他又当从事中郎,再转司马,将军、太守照旧。

    蒯恩到关中迎接桂阳公刘义真。

    刘义真回到青..,被赫连氏追击,蒯恩在后护卫,连日激战。

    刘义真的前军逃散,蒯恩的部队也大部分牺牲,他本人被敌人俘虏,在夏国境内死去。

    他的儿子蒯国才继承他的爵位。

    国才去世,儿子蒯慧度继承。

    慧度去世,没有儿子,封爵被取消。

    胡藩传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他祖父胡随,官至散骑常侍。

    父亲胡仲任,官至治书侍御史。

    胡藩很小便死了父母,在丧事期间非常悲痛,以此著名。

    太守韩伯看见他,对他的叔父尚书胡少广说:“你的这个侄儿一定会以义气成名。”本州本府征调他,他没有应任,等待两个弟弟结婚后,他才当郗恢的征虏军事。

    当时殷仲堪当荆州刺史,胡藩的舅兄罗企生当仲堪的参军,胡藩请假回家,经过江陵,探望企生。

    殷仲堪邀请胡藩相见,接待他很隆重。

    胡藩趁便劝说殷仲堪:“桓玄意气不凡,每每不满于他的职务,足下对他太好,恐怕不利于将来。”仲堪脸上顿时露出不愉快的神色。

    胡藩退回对罗企生说:“倒着战戈给人一定会招致大祸。

    如果不早点打算避开,后悔就来不及了。”桓玄从夏口袭击殷仲堪,胡藩当桓玄的参后军军事。

    殷仲堪失败,罗企生果然因为跟从殷仲堪而遇到灾难。

    胡藩则转任参太尉、大将军和相国军事。

    刘裕的起义开始,桓玄被击败准备出逃,胡藩在南掖门拉住桓玄的马缰绳说:“今日羽林射箭能手还有八百人,他们都是桓家老部下,又是西楚人氏,一旦不利用他们,想回去哪有什么可能呢?”桓玄只用马鞭指着天说天命而已。

    于是胡藩和桓玄逃散分开。

    他到芜湖追赶上桓玄,桓玄看见胡藩,高兴地对张须无说:“你们州本来很多义士,今日又见到王叔治。”桑落州战役中,胡藩的船被烧,他穿着一身铠甲潜入水中行走三十余步,才得登岸。

    起义军逼近,胡藩不能向西,于是回家。

    高祖一向听说胡藩对殷仲堪讲真话,又为桓玄尽忠,召他为员外散骑侍郎、参镇军军事。

    胡藩随同征讨南燕慕容越,敌人屯驻临朐,胡藩对高祖说:“敌人屯兵城外,留下的守兵必然很少,现在前往攻城,敌兵看见城池陷落,必定一下子逃散,这也是韩信击败赵兵的法子。”高祖于是派檀韶和胡藩暗中前进,宋军一到,便攻下临朐城,燕兵一时间逃跑,回保广固城几个月。

    广固将攻拔的夜晚,宋军将佐都在座,突然有一只像鹅一样的青黑色的大乌鸦,飞入高祖的军帐,众人都非常惊骇,以为是不祥之兆。

    胡藩上前祝贺道:“青黑的颜色,正是胡人的颜色,胡人投降我们,这正是大吉的征兆。”第二天早晨,宋军攻城,拔下了广固。

    胡藩又随同讨伐在左里的卢循,连续战斗都有军功,被封为吴平县五等子爵,任正员郎。

    不久转任宁远将军、鄱阳太守。

    胡藩又随同讨伐刘毅。

    刘毅当初到荆州,上表请求走东面回到京口,辞别先人庐墓,离都城几十里,不到皇宫拜谒而过。

    高祖到倪塘会见刘毅。

    胡藩劝高祖在会见中杀了刘毅,高祖没同意。

    高祖到这时对胡藩说:“当年如果听从你在倪塘的计策,就不需要今日的行动了。”胡藩又随同征伐司马休之,再当参军,加号建武将军,在江津一带率领游军。

    徐逵之败亡,高祖非常愤怒,当天便在马头岸渡长江,但江岸险峭,耸立几丈高,司马休之在岸边布阵,官军无法上岸。

    高祖叫胡藩马上上岸,胡藩有些犹豫,高祖更加愤怒,叫左右的人把胡藩捆来,想将他斩首。

    胡藩不接受砍头的军令,回过头来说:“胡藩宁愿上前战死!”他用刀头凿岸壁,稍微能容脚掌,于是直接登上,随他上岸的人稍稍多起来。

    官军登岸之后,都拼死奋战,司马休之的部队挡不住,只好退却,官兵乘机追击,司马氏部队瞬间逃散。

    高祖征讨后秦姚泓,暂任胡藩为宁朔将军、参太尉军事,统率一支独立的部队。

    到河东,大风把胡藩的船只吹到北岸,魏人牵住这些船只,拿取其中的器物。

    胡藩非常愤怒,带身边十二人,乘小船直驶河北。

    敌人骑兵五六百看见胡藩都笑他胆大。

    胡藩向来会射箭,登上河岸便射击敌人,敌人应声而倒的有十来人,其他的人便连忙奔逃,胡藩把失落的船只物品全部收回。

    刘裕又派胡藩和朱超石等人追击在半城的魏人,魏人骑兵几层包围宋兵,胡藩和朱超石带的都是刚分配的新兵,不满五百人,但他们率兵激战,大败敌军。

    又和朱超石等人进击在蒲坂的姚业,朱超石败而退回。

    胡藩收集朱超石丢下的器械物资,慢慢地退回,姚业不敢追击。

    高祖回到彭城,胡藩当参相国军事。

    当时卢循余党和苏淫等亡命徒相互勾结,用苏淫为始兴相。

    高祖因平定打败司马休之和攻广固的功劳,封胡藩为阳山县男,食邑五百户。

    少帝景平元年(423),胡藩因为防守东府,擅自打开边门,被免去官职,不久又恢复他的职位。

    元嘉四年(427)胡藩迁任建武将军、江夏内史。

    七年(430)被征调为游击将军。

    到彦之北伐,南兖州刺史、长沙王刘义欣进据彭城,胡藩出外戍守广陵,代管州府事务。

    又转任太子左卫帅。

    十年(433),胡藩逝世,享年六十二岁,被谥为壮侯。

    他的儿子胡隆世继承他的职位。

    隆世去世,儿子胡乾秀继承。

    胡藩非正妻生的儿子有六十人,多数不遵守法纪。

    垣护之传垣护之字彦宗,略阳桓道人。

    祖父垣敞,在苻坚的先秦作官,当长乐国郎中令。

    慕荣德进入青州,用垣敞为车骑长史。

    慕荣德的哥哥的儿子慕荣超继承慕荣德的伪帝位。

    垣护之的伯父垣遵、父亲垣苗再被委用,垣遵当尚书、垣苗当京兆太守。

    高祖围攻广固,垣遵、垣苗越城投降,高祖都把他们任为太尉行参军。

    太祖元嘉年中,垣遵当员外散骑常侍,垣苗为屯骑校尉。

    垣护之少时潇洒不俗、不拘小节,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但气概过人,果敢能干。

    他随从高祖征讨司马休之,当世子中军府长史,兼行参军。

    永初年中,补任奉朝请。

    元嘉初年,当殿中将军,随同到彦之北伐,彦之将要退兵,护之写信劝谏说:“外面传说足下想回军返国,我有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呢?残余的敌人怕我们,望风而逃,八年来侵占我们的地盘,不经战斗便收复了。

    我们应该长驱漠北,穷追残余的胡虏。

    况且他们自动送死,不需我们远远地攻击。

    应该叫竺灵秀快速前进到滑台帮助朱修之固守,足下的大军前抵黄河以北,那虎牢、洛阳一带的敌人,自然退逃。

    当年有人连年作战,损兵折将,粮食缺乏,仍然放胆前行,不肯轻易退却。

    况且今年青州丰收,济河漕运流通,士兵吃得饱,战马养得好,威力没有受到损伤。

    如果丢弃滑台,白白地丧失已成功业,怎能符合朝廷给你的旨意呢?”到彦之没有采纳这个意见,败逃而归。

    太祖听说垣护之进谏之事,很是称赞。

    用垣护之补任为江夏王刘义恭的北行参军、北高平太守。

    因为偷运被禁止的物品,垣护之被逮捕入狱,不久被释放。

    又补任衡阳王刘义季征北长流参军,迁任宣威将军、钟离太守。

    垣护之随同王玄谟进入黄河,王玄谟进攻滑台,垣护之的一百多只军舰作先锋,进据石济戍垒。

    石济在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处。

    到魏国援兵快到时,垣护之又派人带信给王玄谟,叫他马上进攻,说:“当年武帝进攻广固,死伤也很多。

    况且目前情势与当年不同,怎么能过多地考虑士兵的伤亡。

    我希望尽快攻下该城。”王玄谟没听从。

    玄谟败北,没时间报知垣护之。

    垣护之听说,魏兵已把王玄谟的水兵大船全部用铁链连住,布成三道,截断黄河,想堵住垣护之的退路。

    此时,黄河水流很急,垣护之从河流中飞速东下,每遇铁链,便用长柄巨斧砍断,敌人挡不住。

    垣护之只丢下一只小船,其余战船都完好无损。

    他留下戍守靡沟城。

    回来后,当江夏王刘义恭骠骑户曹参军,戍守淮阴。

    加号建武将军,兼领洛北太守。

    他率二千人再随张永进攻石高石敖。

    先占据委粟津。

    敌人杜道鯭和尚书伏连来援助,垣护之拒击敌人,敌人于是退兵向东。

    萧思话派垣护之到梁山迎接大军,敌人尚书韩元兴率领精兵突然袭来,垣护之凭借险要的地势抵抗,杀敌都军长史,兵士几千人,敌人才退。

    萧思话准备退回,骗垣护之说:“沈庆之救兵将至,应该马上在济口建桥。”垣护之知道萧思话的真意,马上分派百姓建桥。

    萧思话再派他渡过黄河戍守乞活堡,防守魏人追兵。

    元嘉三十年(453)春天,太祖被杀,垣护之回兵屯驻历下。

    听说世祖入京讨伐元凶刘邵。

    垣护之带领部下连忙回援,世祖很赞赏。

    用他当冀州、青州的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宁远将军、冀州刺史。

    孝建元年(454),南郡王刘义宣造反。

    兖州刺史徐遗宝是垣护之的舅兄,远远地相互连结,写信给垣护之,劝他拥戴刘义宣。

    垣护之派人把这事告诉世祖。

    遗宝当时戍守湖陆,垣护之留下儿子垣恭祖戍守历城,亲自率步兵和骑兵袭击徐遗宝,路过邹山,袭败徐遗宝的分支戍城部队。

    到湖陆约六十里处,徐遗宝烧城西逃。

    兖州平定,垣护之被调为游击将军,随同沈庆之等进击鲁爽,加号辅国将军。

    刘义宣率大兵抵达梁山,和王玄谟相僵持。

    柳元景率领垣护之及其弟弟垣询之、柳叔仁、郑琨等部队出镇新亭。

    王玄谟看见敌人很强盛,派司马管法济求援,非常急迫。

    世祖派柳元景等人进据南州,垣护之的水兵先行。

    敌人派将领庞法起率兵袭击姑孰,恰遇垣护之、郑琨等人来了。

    垣护之等奋勇攻击,大败敌兵,杀死很多敌人,其余都跳水被淹死。

    王玄谟又派人告诉柳元景说:“西城守不住,只剩下东城。

    敌众我寡,非常悬殊。

    我请求退还姑孰,再谈进攻。”柳元景不答应,带领所有的兵马前来赴救。

    垣护之劝元景分兵援助,元景同意他的计策。

    于是把精兵配给垣护之,抵达梁山。

    到战斗爆发,垣护之看到敌人船舰连接,对王玄谟说:“现在应该以火焚烧敌人船舰。”便马上派队长张谈等烧燃敌人船只。

    风很大,火很急,敌人因此逃散。

    梁山平定,垣护之率兵追时,恰会朱修之已平定江陵,到寻阳便返回了。

    垣护之迁任督徐、兖二州和豫州的梁郡诸军事、宁朔将军、徐州刺史,封爵益阳县侯,食邑一千户。

    他的弟弟垣询之,骁勇有力气。

    刘邵一向听说这个名声,叫垣询之作辅国将军张柬的副将。

    当时张超最先向文帝开刀,也带兵属于张柬管辖。

    垣询之想杀张超,担心张柬不同意。

    其实张柬内心也有这个打算,但又不知垣询之的真心,互相暗中观察。

    恰会张超来议事情。

    张柬颜色有变,垣询之觉察到了,便共同商议对策,派人召来张超。

    张超怀疑,不来,改住其他地方。

    垣询之不知张超已迁移别处,直接到张超的住处杀他。

    结果只在张超的床上杀了他的仆人,于是只好和张柬南逃。

    张柬落入秦淮河淹毙。

    垣询之保住性命。

    当时世祖已登位称帝,用垣询之当积弩将军。

    梁山之战,垣询之奋战不顾,被飞箭射中,死了,被追认为冀州刺史。

    二年(455),垣护之因为仗着有功而报私仇,被免去官职。

    后又再当游击将军。

    不久,迁任大司马、辅国将军,领南东海太守。

    还未赴任,再当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镇守历城。

    第二年(456),加号宁朔将军,督徐州的东莞和东安二郡诸军事。

    世祖认为历下是要害之地,想迁移青州治所共同镇守历城,朝廷建议不一。

    垣护之说:“青州北有黄河济水,又有很多草陂沼泽,不是敌人想进攻的地方。

    他们每次来侵略,必经历城。

    两州同时镇守于此,这是长远的计策。

    北边又邻近黄河,归顺投诚的人比较容易。

    近则消除人民的祸患,远则扬国家的威风,这是安定边防的妙计。”于是这个决定才被确定下来。

    大明三年(459),垣护之被调任右卫将军。

    还京路上听说司空竟陵王刘诞反叛,垣护之马上率部下接受车骑大将军沈庆之指挥。

    刘诞被消灭后,垣护之转任西阳王刘子尚抚军司马、临淮太守。

    第二年出外当使持节、督豫司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豫州刺史、淮南太守。

    再隶属沈庆之讨伐西阳蛮。

    护之所到任地,喜欢搜刮民财,钱物充满。

    七年(463),因此被投到监狱,免去官职。

    第二年(464),再起任为太中大夫,还未到任,当年去世,享年七十岁,被谥为壮侯。

    前废帝永光元年(465),被追认为冠军将军、豫州刺史。

    他的儿子垣承祖继承爵位,承祖去世,儿子垣显宗继位。

    齐国建立,封爵被取消。

    护之的次子恭祖,勇毅果敢,有父亲的遗风。

    太宗泰始初年,因战功当上了梁、南秦二州刺史。

    长沙景王刘道怜传长沙景王刘道怜,是高祖的二弟。

    刚开始当国子监太学生。

    谢琰当徐州刺史,叫他当从事史。

    高祖攻下京城,道怜常常留在家中侍候太后。

    桓玄西逃,大将军武陵王刘遵奉朝廷命令,任道怜为员外散骑侍郎。

    不久迁任建威将军、南彭城内史。

    当时北青州刺史刘该叛乱,勾结魏为援助,清河、阳平二郡太守孙全集中兵士附和刘该。

    义熙元年(405),魏国国王拓跋开派伪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将军斛斯兰侵略徐州,攻击相县,活捉巨鹿太守贺申。

    又进围在彭城的宁朔将军羊穆之。

    羊穆之派人告急,道怜派人救他。

    宋军驻陵栅时,杀了孙全。

    再进到彭城,索度真、斛斯兰退逃。

    刘道怜率领宁远将军孟龙符、龙骧将军孔隆和羊穆之等追击。

    索度真、斛斯兰逃奔相城,又追击到光水沟,杀了刘该。

    敌人被杀和淹死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高祖镇守京口,升道怜为龙骧将军,又兼任堂邑太守,戍守石头城。

    第二年,加任使持节,监征蜀州诸军事,率领冠军将军刘敬宣等征讨谯纵,而文处茂、温祚等占据险要不能前进,所以没有成行。

    道怜因起义被封为新兴县五等侯。

    四年(408)代替诸葛长民为并州刺史、义昌太守,将军、内史照旧,还是戍守石头城。

    当时鲜卑侵略,自彭城以南,百姓都躲在堡垒之中,山阳、淮阴等戍垒都不再能成立。

    道怜请求据守彭城,慢慢地修治。

    朝廷意见认为彭城间隔太远,叫他镇守山阳。

    道怜进号征虏将军、督淮北军郡事、北东海太守,并州刺史、义昌太守还照旧。

    因为击败索度真的功劳,被封为新渝县男,食邑五百户。

    随同高祖进攻广固,常常是部队的先锋。

    广固被攻破时,慕容超带亲兵突围逃跑,道怜的部下俘虏了慕容超。

    道怜加任使持节,晋号左将军。

    七年(411)他解除并州刺史职务,加任北徐州刺史,移到彭城镇守。

    八年(412),高祖征讨刘毅,征调道怜为都督兖青二州和晋陵、淮南诸郡军事、兖青二州刺史,持节、将军、太守依旧,回镇京口。

    九年(413),允许他带兵甲器仗上殿。

    又因广固的功勋改封为竟陵县公,食邑一千户。

    减去先封食邑的一半,赐给他的次子刘义宗。

    十年(414),道怜晋号为中军将军,加官散骑常侍,赐给鼓吹一部。

    第二年讨伐司马休之,道怜当监留府事,可以带兵甲器仗一百人上殿。

    江陵平定,用他为都督荆、益、湘、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兼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持节、常侍照旧。

    北府的文武将吏都配给他。

    道怜一向没什么才能,言语鄙陋,举止行动有很多可笑之处。

    高祖虽然派将军辅佐他,但他仍贪婪放纵,非常厉害,蓄积财物常常觉得不够,每次离开州镇,州中的仓库因此空空如也。

    高祖平定三秦,正想向外面扩张,便征调道怜回来当侍中,都督徐、兖、青三州和扬州的晋陵诸军事,暂时任尚书令、徐、兖二州刺史,持节、将军还照旧。

    元熙元年(419),解除他的尚书令,升官为司空,出外镇守京口。

    高祖称帝,道怜又升为太尉,被封为长沙王,食邑五千户,持节、侍中、都督、刺史照旧。

    永初二年(421)朝见高祖,住在宫殿之中。

    先前,刘义真当扬州刺史,太后对高祖说:“道怜是你做百姓时的兄弟,应该当扬州刺史。”高祖回答说:“寄奴(高祖小名)对道怜难道会吝惜什么吗?只因扬州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事务太多,不是道怜所能办到的。”太后说:“道怜年过五十,难道不如你的儿子吗?”高祖说:“车士虽然当刺史,事情无论大小实际全由我处理。

    道怜年龄五十多了,如果不管那些事,对他的声望是不利的。”太后才没话说。

    车士,即义真的小名。

    三年(422)春,高祖病重,增加道怜班剑三十人。

    当时道怜入朝,留下司马陆仲元守卫。

    刁逵的儿子刁弥当亡命之徒,率几十人进入京城,陆仲元击杀刁弥等人。

    先前,府史陈犭屯告说刁弥有不轨企图,到这时赐陈犭屯二十万钱,任他县令官职。

    五月,高祖去世。

    道怜也害病,不能参加丧事。

    六月,也逝世了,享年五十五岁。

    死后,被追赠为太傅,持节、侍中、都督、刺史还照旧。

    祭祀的礼节根据晋朝的太宰安平王的老规矩,鸾鸟的辂车九套,有黄屋和左纛,..车京车,挽歌二部,前后部九鼓吹一套,羽葆一套。

    虎贲和班剑一百人。

    道怜一共有六个儿子,他们是:义欣、义庆、义融、义宗、义宾、义綦。

    庾悦传庾悦字仲豫,颍川鄢陵人。

    曾祖庾亮,是晋朝的太尉。

    祖父庾羲,是晋朝的吴国内史。

    父亲庾准,是晋朝的西中郎将、豫州刺史。

    庾悦年轻时当卫将军琅王牙王的行参军、司马,又转任主簿,后又转任右长史。

    桓玄辅佐晋朝,兼任豫州刺史,用庾悦当别驾从事史。

    庾悦又迁任骁骑将军。

    桓玄篡位,庾悦转任中书侍郎。

    高祖平定京城,武陵王司马遵承接朝廷命令,以庾悦为宁远将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

    又因病离职。

    镇军府又任命庾悦为谘议参军,再转任车骑从事中郎。

    刘毅请庾悦当抚军司马,庾悦没有就任。

    他又迁任车骑中军司马,随同高祖征讨广固,竭尽全力。

    卢循进逼京城,高祖用他当督江州、豫州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司州的恒农、扬州的松滋六郡诸军事、建威将军、江州刺史,从东路到鄱阳。

    卢循部将英纟斗带一千多人截断五亩峤,庾悦击败他们,前进占据豫章,断绝了卢循的粮食道路。

    当初刘毅家在京口,非常贫穷,常常和乡亲士族人士一起到东堂射覆。

    当时庾悦当司徒右长史,暂时到京口,邀请兖州府的将吏一起从东堂出来。

    刘毅走在前面,派人告知庾悦,并说:“我好久以来一直很困顿,想弄一个游集地方也很难。

    先生是大红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进行娱乐,我希望能把这个射堂让给我。”庾悦一向奢豪大方,这时只向前走,根本不回答刘毅的话。

    众人都避开庾悦,只有刘毅继续射覆。

    庾悦的酒席办得很丰盛,但没有叫刘毅。

    刘毅也不离开,庾悦很不快活,过一会儿自动退走。

    刘毅又派人对庾悦说:“我今年没有吃过子鹅,也许你能把剩余的烤肉赐给我吃。”庾悦又不答应。

    卢循平定后,刘毅请求当都督江州军事,因为江州是内地,应该以治理百姓为务,不应设立军府,上表陈述说:“我听说天道有时盈满、有时虚空,循环不已。

    政治则有时增加,有时减损,是它的特点。

    时代不好而政治不改革,人民凋零而事务不减,便无法诊救已危险的疾病,挽留将死去的人民。

    近来祸乱常常爆发,干戈不停。

    江州这么一小块地盘,正位于朝廷和叛军的中间,力量弱小,人民低劣,但是偷运财物不止。

    从桓玄以来,加以驱使逼迫毁坏,以至男儿不被豢养,女子没有匹偶,百姓逃亡东西,躲避到深远的山区和水泽。

    如果不是财尽力竭,是不会到这步田地的。

    如果不善心抚慰,有所改革,那么就只能留下遗民的哀叹,这种情况必然会重新出现。

    我偶然错被任为统督职务,非常同情这里人民的遭遇。

    况且设立官职,军务和政务分开进行处理,治理人民以安定为主,开展军事以完成事务为重。

    如今军政统一兼任,大概是暂时的措施。

    因袭一久,于是变成了老规矩。

    江州在国家腹心地区,连接扬州和豫州,屏障和防护的设置,确实是重复了。

    当年胡人侵扰,纵马江边,抵抗他们的措施,大约出于权宜之计。

    以温峤那么明达的人物,大小事都由自己决定,仍觉得那种弊端很多,谈这个问题时很详细。

    今日江东区区小块土地,户口不满几十万,地不过几千里,但统治的官府林立,没有减损。

    从大范围讲,确实是国家的耻辱。

    况且江州地方没有军队,但是军府仍然摆在那里,文武将吏,用费不少,这怎么是经营国家的好政策,扬汤去火,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呢?此州与长江相连,人民户口不多,加上驿亭艰险而远隔,转运往返,常常有浪费的。

    这不是因地制宜,消除弊端的办法。

    我认为应该解除军府,政务州府移到豫章(今南昌),那里正处在十郡的中央。

    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几年时间,就可以恢复生气。

    而且属县经济困难,也应该合计。

    而劳役征调和送迎公务,使人民不得休养,我认为应该随机减损,以缩小公用经费。

    刺史庾悦,从赴任州的长官以来,很有同情百姓的善心。

    但是纲经不明,自然不是轻易能整治的。

    寻阳接近蛮人地区,应该有兵防守,可以就州府的一千兵士,帮助郡城的戍守工作。”于是朝廷解除庾悦的都督和将军职务,以刺史的身份移镇豫章。

    刘毅以亲信部将赵恢带一千兵士守卫寻阳。

    建威军府的三千人都配到刘毅的军府中。

    刘毅的符令很严厉,多次侮辱庾悦。

    庾悦很不得意,背上长了大疮,到豫章几天便死了,当年三十八岁。

    被追认为征虏将军。

    又因为广固的战功,被追封为新阳县五等男。

    王诞传王诞字茂世,琅王牙临沂人。

    是太保王弘的堂兄。

    祖父王恬,官至中军将军,父亲王混官至太常。

    王诞年轻时很有才华。

    晋朝孝武帝逝世,堂叔尚书令王王旬写哀悼文,好久都未写成功,便告诉王诞:“犹少序节物一句。”于是拿出文章给王诞看。

    王诞提笔加了一句,接王王旬文中的“秋冬代变”后写道:“霜繁广除,风回高殿。”王王旬叹赏这句非常清丽秀拔,于是用了它。

    王诞继承雉乡侯,拜任秘书郎、琅王牙王文学、中军功曹。

    隆安四年(400),会稽王的世子司马元显设置后军府,又用王诞补任功曹。

    不久又拜任尚书吏部郎,同时还当后军长史,兼庐江太守,加镇蛮护军。

    转任龙骧将军、琅王牙内史,长史还照旧。

    王诞结交司马元显的宠人张法顺,所以也被司马元显所宠爱。

    司马元显娶小老婆,王诞为他迎亲。

    又随同本府转任骠骑长史,将军、内史还照旧。

    元显讨伐桓玄,想杀掉所有姓桓的人。

    王诞反复地陈说桓修和桓玄志趣不同,因此桓修等免除灾难,桓修是王诞的外甥。

    到桓玄得势时,王诞将被杀,桓修又为王诞求情,陈说自己之所以活下来的原因。

    于是把王诞迁到广州。

    卢循据有广州,用王诞当他的平南府长史,很重视他。

    王诞久客异乡,想回到内地,于是游说卢循说:“下官流落在这里,承蒙你的特别看待。

    义士感激知已之人,我确实想报答于你。

    我本来不知军事,在此地没有什么用处。

    一向被刘裕所熟知,情谊不浅。

    如果我能回到北方,必定会得到他的信任。

    公私之际,我一定想法报答你的厚恩,总比把我留在这里徒然浪费岁月强得多。”卢循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

    当时广州刺史吴隐之也被卢循强迫留在身边。

    王诞又说:“将军今日留下吴公,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

    孙伯符难道不想留下华子鱼吗?只因一土不容二王罢了。”于是王诞和吴隐之都得以回到北方。

    他回来便被任为员外散骑常侍,还未拜任,高祖便请他当太尉谘议参军,转任长史。

    王诞忠心侍奉刘裕,日夜不松懈。

    高祖很信任依仗他,北伐广固的时候,王诞兼任齐郡太守。

    卢循从蔡州南逃,刘毅坚决请求追击,高祖犹豫不决。

    王诞私下对高祖说:“主公已经平定广固,再灭卢循可说是功高盖世,勋业无比。

    如此大权威怎么能让别人分享呢?刘毅和主公同时以布衣崛起,只不过一时相互推让而已。

    如今他既然已失败过一次,不应该再叫他立功勋。”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

    义熙七年(411),以王诞为吴国内史,母亲去世,他辞了职。

    高祖征讨刘毅,起任他为辅国将军。

    王诞坚决辞让将军称号,穿着丧服随从征讨。

    当时诸葛长民代管太尉留府事务,心中不安,高祖也很担心诸葛长民。

    刘毅平定后,王诞请求率先东下。

    高祖说:“诸葛长民似乎有猜疑的心思,你怎么能轻易东下。”王诞说:“诸葛长民知道我很得主公的垂青,今日我独身先到,必定以为没有什么事,正可以稍稍安定他的心绪。”高祖笑着说:“你真比贲和育还胆大啊!”于是王诞先回。

    九年(413),王诞去世,当年三十九岁。

    因为南北两次随军征讨,被追封为作唐县五等侯。

    他的儿子王诩,当宋国的世子舍人,早死。

    谢方明传谢方明,陈郡阳夏人,是尚书仆射谢景仁的叔祖的孙子。

    谢方明的祖父谢铁,官至永嘉太守。

    父亲谢冲,官至中书侍郎。

    谢冲家在会稽,因病辞官在家,被任为黄门侍郎,谢冲未应命。

    后,被孙恩杀死,被追封散骑常侍。

    谢方明随同伯父吴兴太守谢邈在郡上,孙恩侵犯会稽,东边各郡都响应,吴兴百姓胡粲、郜骠攻破东迁县,谢方明劝谢邈躲避一下,谢邈不听从。

    起义部队一到,谢邈便被杀了。

    谢方明逃脱免除祸害。

    当初谢邈的舅表兄长乐人冯嗣之和北方学士冯翊、仇玄达,都到吴兴投奔谢邈。

    谢邈把他们安置在本郡学舍,招待很简略。

    二人都很怨愤,于是和孙恩私通。

    孙恩曾经冒充冯嗣之的随从人员,半夜到郡城中,看到谢邈手下人员不少,逃跑了,但并没有改变计划。

    孙恩本来打算在吴兴起义,这里没有成功,于是转到会稽。

    到郜骠等人进攻吴兴时,冯嗣之、仇玄达都参与其事。

    刘牢之、谢琰等讨伐孙恩,孙恩逃到海上,冯嗣之等不能一起逃走,于是便聚集一起。

    谢方明结聚谢邈的门生故吏一百多人,掩袭冯嗣之等,都抓住了,并将他们全部亲手杀死。

    当时正当饥荒祸乱之后,喜礼和丧礼的仪式都被废弃不用。

    谢方明全家遇到祸乱,资产全部丧失,但经营安葬事务,竭尽全力,几月之间,安葬事情结束。

    而这些礼仪在平时候也不会多到哪去。

    不久以后,孙恩再次攻下会稽郡,谢琰被杀。

    孙恩通缉谢方明,很急迫。

    谢方明在上虞用车载着母亲和妹妹逃奔东阳,从黄..峤奔鄱阳,送母亲和妹妹回到首都,寄居在国子学校。

    其中的流落险阻,艰难万分。

    但谢方明的坚韧独立精神,丝毫不改。

    元兴元年(402),桓玄攻克京城,丹阳尹卞范之权倾当时,想把女儿嫁给谢方明,叫尚书吏部郎王腾说服开导他,谢方明最终没有顺从。

    桓玄听说此事,非常称赞他,马上任命他为著作佐郎,补任司徒王谧的主簿。

    方明的堂兄谢景仁推荐方明为高祖的中兵主簿。

    谢方明碰到任何事都非常忠心卖力,无所不至。

    高祖对他说:“很惭愧,我没有给你什么财物赏赐,姑且和你共享豫章国的俸禄。”多次赏赐他,谢方明严肃而恭敬,善于自处,即使在暗室中,也未曾表现出懈惰的仪表。

    他没有什么特别技能,却天然表现出一副高雅的风度。

    他的堂兄谢混名重天下,谢方明也不过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过去拜谒一下而已。

    丹阳尹刘穆之权盖当时,朝廷民间人物都惟恐趋奉不及。

    而未和刘穆之相结交的只有谢混、谢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个人而已。

    刘穆之相当怨恨他们。

    谢方明、蔡廓后来拜访他,刘穆之高兴万分,对高祖说:“谢方明可说是名家的千里马,一任职便可当三公宰相,更不用说他还有其他本领。”不久,谢方明转任从事中郎,同时当左将军刘道怜的长史。

    高祖叫道怜把府中杂事都交谢方明决定。

    随同本府转任中军长史、不久又兼任晋陵太守,再当骠骑长史,南郡国相,对他的委任和当初一样。

    当年年终,江陵县的狱中犯人,无论罪行大小,谢方明都把他们放回家,叫他们过了正月初三再来。

    其中重罪的人有二十多名,谢方明的部下各吏无不怀疑而担心。

    当时晋陵郡送行前主簿弘季盛、徐寿之都随同到西方,复进谏说:“古人虽然也有这种事,也许是书中的夸大之辞。

    况且当今民心虚伪而刻薄,不能用古人大义来期待他们。”谢方明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一下子便把犯人给放了。

    犯人及其父兄都惊喜流泪,认为就是死了也没有遗憾。

    期限一到,犯有重罪的有两人没有返回,方明不允许讨捕。

    原来其中一人喝醉了未能回来,到了第二天才来。

    另一个犯人十天还不回来,五官朱千期请见谢方明说要逮捕那个人,谢方明知道朱千期为的是犯人事,叫身边的人谢绝五官朱千期,叫他不需进去,犯人自然会返回。

    那个犯人在村中踯躅不想回去,乡人们责怪他,一起把他送回郡中监狱,最后没有一个逃跑的。

    远近的人听说此事,又感叹又佩服。

    恰遇他的母亲去世,方明于是辞了官职,服丧期满后,又当宋国的台府的尚书吏部郎。

    宋高祖称帝,谢方明迁任侍中。

    永初三年(422)出外当丹阳尹,很有能干的名声。

    再转任会稽太守。

    江东地区人口繁盛,风俗刻薄,强欺弱,奸猾小吏到处都是。

    每次上面文书一下,下面便符令逼迫相继。

    又喜欢株连犯罪的人,一人犯罪,邻人也不放过,以至一村百姓放弃了生活生产,村庄惊动不安,狗叫声日夜不断。

    谢方明深知政治方法,不按文法办事,无论大事小事,只提纲挈领,大处着眼,小处忽略。

    州中的文书一到,他马上公布下去,缓和人民交租的期限,让他们能完成任务。

    郡县中的官吏不能轻易外出,贵族豪绅没有人敢犯规。

    除去株连法律,判决长期关押的犯人。

    前前后后的征讨,每次后勤兵力不够他都征发士族,庶族人士,事情完成以后,都叫他们回去。

    他的部属做了对不起百姓的事,谢方明便叫那人当小吏。

    官员不贤明、处事昏乱、人事弄得不好的,必然被禁锢,不得升迁。

    谢方明削减冗员,留下精干官吏,各人明确自己的职责。

    东边人民到今天还称赞他。

    他性格非常宽容,记住别人的优点,从未对别人有任何否定,代理前人的事务,不改变其中的方法,有必须更改的,必定以渐近的办法改过来,使无迹可查。

    元嘉三年(426),他在任上逝世,享年四十七岁。

    江夷传江夷字茂远,济阳考城人。

    祖父江..,是晋朝的护军将军。

    父亲江岂攵,官至骠骑谘议参军。

    江夷少年时努力学习,是年轻一辈中出众人才。

    本州征用他为主簿,他未应命。

    桓玄篡位时用他当豫章王文学。

    义兵奋起时,高祖任他为镇军行参军,不久又当大司马琅王牙王军事。

    因为公事没处理好,被免职。

    不久再补任主簿。

    因为参与讨伐桓玄有功,他被封为南郡州陵县五等侯。

    又当孟昶的建威府司马、中书侍郎、中军太尉从事中郎、征西大将军刘道规的长史、南郡太守。

    不久又转任太尉谘议参军、兼任录事,迁任长史,进宫当侍中、大司马,随从刘裕北伐。

    江夷拜谒洛阳的晋朝皇陵,进军到潼关。

    回来又兼宁远将军、琅王牙的内史、本州的大中正。

    高祖委托他管理大司马府和琅王牙国的大小事务。

    宋国府台机构刚设立,江夷当五兵尚书。

    高祖称帝,转任掌度支,又出外当义兴太守,加俸禄到二千石,因病离职。

    不久拜任吏部尚书,当吴郡太守。

    营阳王在吴县被杀,江夷亲临哭泣,很符合礼节。

    又因为兄长病了,离职。

    后又再当丹阳尹、吏部尚书,加官散骑常侍,迁任右仆射。

    江夷外表美丽,举动洒脱,在历届任职中,以和平简洁著称。

    再出为湘州刺史,加官散骑常侍,未到任,便病死了,享年四十八岁。

    他留下遗言让简单安葬,祭祀用蔬菜,必须节俭朴素。

    被追认为前将军,原来官职照旧。

    他的儿子江湛,另外有传记。

    孔季恭传孔靖字季恭,会稽郡山阴人。

    名字和高祖的祖父名字相同,所以用字自称。

    他的祖父孔愉是晋朝的车骑将军,父亲孔躢官至散骑常侍。

    孔靖最初被选为本郡的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镇军司马、司徒左西掾。

    还未赴任,便遇上母亲去世。

    隆安五年(401)。

    孔靖在守孝期间便被起用为建威将军、山阴令。

    他婉言拒绝上任。

    高祖东征孙恩,几次到会稽,孔靖热情接待,给高祖很多礼物。

    高祖后来讨伐孙恩,当时桓玄篡夺帝位的意图渐渐显露,高祖想在山阴起义讨伐,孔靖认为山阴离都城太远,而且桓玄还未称帝,不如等待他篡夺形势明显,罪恶昭彰的时候慢慢在京口图谋他,那样不怕不成功。

    高祖也认为这计策很好。

    虞啸父当东征将军、会稽内史,孔靖起初求请当他的府中司马,但未实现。

    到高祖平定桓玄,用孔靖当会稽内史,叫人拿着封板任命孔靖,在路上和孔靖相遇,孔靖便转过船来回到郡上。

    回来后便敲虞啸父的门告诉他此事,并叫虞啸父扫其他的房子,孔靖便上任了。

    虞啸父本来是桓玄任命的,听说桓玄失败,又惊异又恐惧,便登门向孔靖请罪。

    孔靖对他反复安慰,叫他安心过日子,第二天才到会稽府中正式上任。

    孔靖上任后,崇尚实际,禁止浮华,惩罚游荡懒惰行为,于是盗贼消失,境内安宁。

    不久孔靖被征用为右卫将军,加官给事中,他没有拜任。

    不久又任他为侍中,兼领本郡的中正职务,再转任琅王牙王的大司马府司马。

    不久出外当吴兴太守,加冠军将军名号。

    先前吴兴连死几位太守,传说项羽神灵当了卞山王,在郡治中管事,二千石太守上任,常常避开神灵,孔靖在府中处理事务,结果也没有发生什么。

    再迁任尚书右仆射,他坚决辞让。

    义熙八年(412),孔靖再当督五郡诸军事、征虏将军、会稽内史。

    这次他修治学校,督促学生的学习。

    十年(414),他再当尚书右仆射,加官散骑常侍,孔靖又一次辞让不拜任。

    不久,他被任命为领军将军,加官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

    十二年(416),孔靖退休,拜为金紫光禄大夫,常侍照旧。

    这年,高祖北伐,孔靖请求一同前往。

    高祖用他为太尉军谘祭酒、后将军。

    又随同平定关中、洛阳。

    高祖当相国,孔靖又随本府迁官。

    宋国府台刚建立,任命他为尚书令,加官散骑常侍,孔靖又辞让不接受,于是拜任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

    孔靖辞官回到东方。

    高祖在戏马台为他饯行,朝中百官都为他赋诗记叙这一盛事。

    到高祖称帝时,又加给他开府仪同三司,他辞让一年多最终没有接受。

    永初三年(422)孔靖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被追赠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沈昙庆传沈昙庆,吴兴武康人,是侍中沈怀文的堂兄。

    父亲沈发,官至员外散骑侍郎,早死,吴兴太守王韶之为他撰写祭文。

    沈昙庆最初被征用为主簿、本州从事、西曹主簿、长沙王刘义欣后军镇军主簿。

    遇到母亲去世,他悲痛万分,被人们所称述。

    县令诸葛阐之劝他节哀。

    沈昙庆守孝期满,再当主簿。

    刘义欣又请他当镇军记室参军。

    又出外当余杭县令,迁任司徒主簿、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尉录事参军、尚书右丞。

    当时每年都发生水灾和旱灾。

    昙庆打算设立常平仓库解救人民的疾苦,太祖采纳他的建议,但这事最终没有施行。

    他又兼领本郡中正职务、少府、扬州治中从事史、始兴王刘浚卫军长史,元凶刘邵杀文帝自立,世祖讨伐刘邵,刘邵派沈昙庆到东方招募兵士,安东将军随王刘诞把他逮捕到永兴县监狱,不久便被原谅释放。

    世祖即位,任命沈昙庆为东海王刘礻韦的抚军长史,又进京当尚书吏部郎、江夏王刘义恭的大司马府长史、南东海太守、左卫将军。

    大明元年(457),沈昙庆当督徐、兖二州和梁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徐州刺史。

    当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帮助镇守彭城,本来是北方来的流民,很熟悉北方事务。

    沈昙庆叫他撰述《秦记》十卷,叙述苻氏兴亡本末故事。

    这书在社会上流传。

    第二年沈昙庆再被征调为左卫将军,加官给事中,兼领本州大中正。

    三年(459)他迁任祠部尚书。

    当年去世,时年五十七岁。

    被追赠本来官职。

    沈昙庆谨慎、踏实、清正廉洁,在任上都有好声名。

    他常对儿子弟弟们说:“我处世也没什么才能,只管做大老儿子罢了。”世人认为他是一个胸怀宽厚的人。

    徐广传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父亲徐藻,官至都水使者。

    兄长徐邈,官至太子前卫帅。

    徐广家世世代代都非常爱好读书。

    到徐广时尤其研究精深。

    诸子百家、阴阳术数,无不研究。

    谢玄当本州刺史,用徐广为从事西曹。

    他又当谯王司马恬镇北参军。

    晋朝的孝武帝因为徐广博学多才,任他为秘书郎,在秘阁中校书,给他增加助手官员。

    他再转任员外散骑侍郎,校书还照旧,隆安年中,尚书令王王旬推荐他当祠部郎。

    李太后逝世,徐广谈论服丧说:“太皇太后名位中正,是皇帝的生父祖母,礼仪都要准备充分,情义要得以发扬。

    《阳秋》认为,母亲因儿子尊贵自己也尊贵。

    既然称为夫人,礼服应完全按正式皇后待遇,所以《成风》大书夫人名号,文公为她服孝三年。

    孙子对于父亲的生母,血统亲近,情义深重。

    况且尊礼祖父母并不压迫孙子。

    本来应该守孝不亏,而因情势规定礼制。

    如果觉得以前没有明文规定,那么在怀疑两者之中,应该选择礼重的那一种。

    应该属于作为祖母后人看,为祖母服孝三年。”当时朝廷采用了他的提议。

    当时会稽王的世子司马元显为录尚书事,想叫朝中百官向他致敬,官中叫徐广提议,由此内外大臣都要守部下礼仪致敬于司马元显。

    徐广常常愧恨不已。

    元显荐他当中军参军,迁任领军长史。

    桓玄辅佐晋朝,用徐广当大将军文学祭酒。

    义熙初年,高祖叫他写《车服仪注》,于是任他为镇军谘仪参军兼记室官。

    封他为乐成县五等侯。

    再转任员外散骑常侍兼著作郎。

    二年(406)尚书上奏说:“臣下听说左史官记述言语,右史官记叙事情。

    《乘》《志》等书在晋国、郑国显名,《阳秋》在鲁国著称。

    从皇家缔造以来中兴晋朝,文道风气、帝王典籍,在史书中焕然可见。

    而从太和以下,已经历三个皇帝,风流道韵圣贤事迹,差不多变成了古代历史。

    我们这些人商议,应该叫著作佐郎徐广撰写国史。”诏书说:“先朝大德广布,没有写在史书上,应该把它们记下来,永远留给后人,可以叫徐广撰写。”六年(410)徐广任散骑常侍,又兼任徐州大中正,再转任正员常侍。

    当时有大风冰雹为害。

    徐广上书高祖说:“大风冰雹未必是天灾,古代圣贤对此总是因恐惧而修德,这其实是一种振兴政治而兴旺朝廷的方法。

    我曾经在你的下属做事,你的深恩一直没忘,我希望竭尽智力,所以说话直率。

    明公刚起义时,神武超人,应天顺民,迅速平定叛逆。

    而且为人谦虚谨慎,节俭朴素,日夜操劳,所以使人民迅速得以恢复安定,效果卓著非凡。

    近来事务很多,战功也很多,有些人的功劳不容易被记录,国政万千条,自然很难一下解决各种杂事。

    一些法令太过细密,朝中群臣很是害怕。

    谷物很多,价格很低,但人民的性格没有变好。

    行政机构设置重叠,反而盗贼常常出现,抢劫不时发生。

    确实是因为风俗坏了不容易改变,而一些人的怨恨不容易消除。

    回忆义熙初年,跟现在有些不同,为什么呢?爱好安定是百姓的天性,习惯传统,讨厌异端,是人性的共同点。

    总之赏罚应当顺应民情,褒贬顺从人心。

    那么朝廷和民间就平安无事,且公的声望便更加崇高了。

    我的意见没有很深的意义,只希望明公悄悄体会我的一点忠心。”徐广接着转任大司龙。

    兼任的著作佐郎还照旧。

    十二年(416),《晋记》成功,共四十六卷。

    徐广上献朝廷,他则迁任秘书监。

    当初,桓玄篡夺皇位,安帝从皇宫搬出,徐广陪同时悲痛万分,深深地感动了左右的人。

    到了高祖接受安帝的禅让,晋恭帝退位时,徐广又非常悲哀,泪流满面。

    谢晦见他这样,便说:“徐先生这样作稍稍过分了点吧!”徐广收住眼泪回答说:“我和你不同,你是新皇帝的佐命功臣,遇到千年的好机会;我自己曾蒙受晋朝的厚恩,确实眷恋旧主人。”于是更加伤心感叹。

    永初元年(420),高帝下诏书说:“秘书监徐广学识渊博,品德纯朴,在任上恭敬严肃,可任中散大夫。”徐广上表说:“我年老力衰,上朝朝拜总是缺席,在都城居住,只会更增加我的懈惰行为。

    我家祖坟在晋陵,自己又在京口长大成人,我常恋忆故旧,回忆当年,每每使我暮年心绪深深感动。

    我儿子徐道玄才能不高,但蒙受皇恩,正在京口作县令,我请求随同他在那里,回到故乡养老。

    我的心意如果得以实现,即使是死了也没有怨恨。”请求被高祖同意。

    赠他赐他物质非常丰厚。

    徐广一向好学,到老都手不释卷。

    元嘉二年(425),徐广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他写的《答礼问》一百多条,在今日仍在被人运用。

    孔琳之传孔琳之字颜琳,会稽山阴人。

    祖父孔沈是晋朝的丞相掾。

    父亲孔貵,是光禄大夫。

    孔琳之刚强正直,有志向有能力,喜爱读书作文,通晓音乐,特别会写草书和隶书。

    本郡任命他当主簿,没有应命,后来他被征用为本国的常侍。

    桓玄辅佐晋朝官拜太尉,用孔琳之为西阁祭酒。

    桓玄时朝廷议论,想废除金钱,用谷子和布帛交换。

    孔琳之论述此事说:“《洪范》中说的八大政事,把货币放在吃饭后面,难道不是因为交易行为是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项吗?如果不让金银为货币,百姓把精力投在铸钱上,那么必定妨碍他们做其他事,所以禁止百姓造钱是对的。

    今日农民只管种谷物,手工业者只管制造工具,士农工商各人只管经营他们的事业。

    又有哪个人用心于造钱呢?所以圣人制造无用的钱,而使有用的物质流通,既没有浪费多余费用,又减轻运输的艰难。

    这就是货币表现为龟壳贝壳,历朝历代都没有废除的原因。

    谷物布帛是宝贝,用来作为吃饭穿衣。

    如果今天把其中一部分划分出来作为货币,那么必定有很多损害。

    而且谷物布匹在商贩的手中损坏,在加减乘除中消耗。

    这样做的弊端,古人已说得很清楚。

    所以钟繇说:‘奸诈的百姓,争着用湿谷物来抬高价值,制造薄薄的布帛充作货币。

    ’魏代历朝用严刑惩治,但没有效果。

    所以司马芝认为用钱不仅使国家富裕,也可以减少刑罚。

    货币之所以没有采用完全由于战乱长期存在,以至废弃是有原因的,汉代末年便是这样。

    今日钱已使用,再废除它,那么百姓一下子便失去了他的钱财。

    如今搜集天下的谷物,以满足天下人的饮食需要,有的仓库充足,有的只是斗把左右的储存,自然是贫穷百姓依靠富人,达到这一步,完全依靠货币。

    一旦废除货币,那便是被抛弃的东西,有钱无粮的百姓都坐而待毙,这是废除金钱马上会产生的祸害。

    况且今日用钱的地方不穷,用谷的地方也不富。

    另外人民用钱已习惯了,改变它必然导致混乱。

    俗话说:‘获利不超过一百倍,人们是不会改换他的职业的。

    ’况且钱比谷物用起来更方便,魏明帝时,废除货币用谷交换,三十年时间,因为不方便人民生活,于是朝中进行大讨论,深通政治经济的大人物,无不认为应该再用钱,人民没有反对意见,朝中没有异议。

    那个时代尚且舍弃谷物而用钱作为交换工具,足以说明用谷物交换的弊端,已被当年的人们深深认识。

    世人或者认为魏朝不用钱很长时间,积累了很多钱,所以最后又用了钱,有利公家有利于国。

    其实并非如此。

    当年晋文公之所以后赏赐舅犯,而先赏奖成季的忠信才谋,就是因为他认为权谋虽然有利于一时,不如诚信有利于万世。

    魏国时一些名臣贤人在朝,君子并列,仔细谋划天下,商讨有利有害的各种大事,决定经营国家的根本方法。

    如果谷物确实比货币方便,应该不只追求一时的方便,而离开永远有用的顺利,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实际上是因为积累的弊端太多而想变革,改造旧的方式罢了。

    晋孝武帝末年,天下安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百姓乐业,自然谷物丰收,布帛充满,几乎家家丰衣足食,从这时的史实来看,钱也不妨碍人民的富裕。

    近些年来战乱不断发生,饥荒交迫。

    贫寒没有解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明公既然拯救天下,拨乱反正,改革制度,崇尚根本的教化,重视增加农业投资,给人民因时制宜,顺其自然,游子荡夫迷途知返,追逐末利的人自然止息,基本上达到了大家努力种田种地,旷野没能多余的土地了。

    从这往前走,太平之日必然可以达到,更不用担心衣服饮食了。

    我认为拯救时代弊病,不需要废去金钱。”桓玄又打算恢复肉刑。

    孔琳之认为:“唐尧虞舜制定刑律,夏禹建立法制。

    大概因为敦朴和刻薄的风俗不同,但是达到政治清平的方法一样,宽容和严厉交替使用,不断地改变政策适应时代。

    《尚书》说:‘刑罚有的时代重,有的时代轻。

    ’说的是刑法随时代变化而变化。

    三代时期,风俗淳朴,政事简明,所以当时很少有人犯法;世纪末期,风俗巧伪而政事繁多,所以人们动不动便触犯刑法。

    如果三千条刑法在世纪末通用,必然导致鞋价上涨的问题,这正是五帝法律不一样,肉刑不可以全部恢复的原因。

    汉文帝表现他的仁厚心肠,感概重新做人的道路未能打开,于是改变古代的法令,在当时被称为刑法废除的时代。

    名义上是轻了,实际上刑法反而重了,反而更加伤害百姓。

    所以孝景帝即位后,继续缓和减轻刑罚。

    刑罚缓和以后而百姓又目无法纪。

    因刑罚又威慑不了邪恶的人,就要使刑罚达到适中。

    这也是古人加以称赞,历代详加商讨但又没有解决的问题。

    兵荒之后,人民犯法更多。

    斩首的刑罚,本来是斩去右脚趾。

    汉文帝一错,沿袭而没有改变,所以前人感到遗憾,研究它们而又没有得到解决。

    钟繇、陈群的看法小有不同,但都希望用斩去右脚趾代替砍头。

    如果按他们说的去做,必然使很多人活下去。

    免除死亡,刑法确实是减轻了,但人们对于明显的处罚总是谨慎的,对于看不清的东西总是忽视的,忽视远方的东西,注意眼前的现象,所以古人鼎盘之上刻有箴言,把用韦玉做的弦佩带在身上,用以警戒自己细微的地方。

    况且小人们尤其糊涂,眼中看不见的东西,便忽视而不戒备,每日呈现在眼前的,便心惊肉跳。

    由此看来,犯了重罪必须处罚,犯了轻罪也不能逃避惩处。

    这样就可以保全人们的性命,使人口增加,仁心救人,功效显著。

    另外今日所可忧虑的,逃犯首先需要考虑。

    多次反叛的没有消除,应该让那些逃亡的人无处藏身,用以警戒还未触犯刑律的人,永远铲除罪恶的根源。

    至于其他的法条,应该按老刑罚来。

    这还谈不上适中,可贵的是窥一斑而知全豹,立一条而增进全面地改革。”桓玄喜欢别人依附顺从于他,但是孔琳之不能这样,所以不被其赏爱。

    孔琳之接着升任楚台员外散骑侍郎。

    遇到母亲去世,离官去职。

    守孝期满,被任为司徒左西掾。

    他又以父亲退休为名辞让了。

    当时司马休之当会稽内史、后将军,仍以孔琳之为长史。

    孔琳之父亲去世,他又辞官了。

    守孝期满,补任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在任上都很称职,成绩显著。

    当时要求朝中大臣谈论和陈述建议。

    一些人认为应该修治学校,减轻刑罚,明确职责和赏罚条例,举荐人才,重视农业,缓轻征役。

    孔琳之在众人建议之外又提议说:“玺书和官印,为的是明确官职真假,向人们表示它的权威。

    官员中没有比皇帝更大的,爵位没有比公侯更显贵的。

    而传国玺宝,历代连续使用。

    继封的文印,也是代代相传,它的可贵在于古老和沿袭,而不需要改换制造。

    今日只有尉官这一职务,只用一种印绶。

    至于朝中内外各种官职,每次升任便全部改换印绶,研究它的本来意义,我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

    如果认为每个官员姓氏不同,和继承的情况不同,那么还不像不同朝代的差异。

    如果谈官职的尊卑,虽然公卿的官职很高贵,但没有帝王那么重要。

    如果因为某官曾遭受斩杀的惩罚,同时也忌讳那个官职,那么汉朝用秦朝的传国玺,保存了四百年,没有听说秦子婴因为本身被杀国破家亡,而汉帝王便没有用传国玺的。

    以帝王公侯如此尊贵的身份在传国玺的使用上毫无怀疑,普通的卑小官职,又为什么嫌恶前人用的官印呢?在古籍上没听说这种情况,按事推理也不合道理。

    反而一年到头,不断地刻印铸印,浪费工夫,消耗物质。

    金银铜铁的花费,简直说不清有多少,这是不能继承优良传统使政治简明易行的。

    我认为各个官职都各用一种印绶,不需反复改铸。

    如果有新设置的官,或者官员多印绶少,或者印文消失,然后才能铸造,那么上则有利于国家,不仅是小的好处。”又说:“丧事的办理,在古代的典籍中没有记载,完全是从后世兴起的。

    老习惯成为规矩,成为一般的风俗。

    上自天子,下至百姓,这样做确实有原因,突然改革必然惊骇耳目。

    然而这些习惯如果不和人情相关,反而害了百姓。

    保存它们未必有用。

    去掉它们未必有害。

    而且该严格遵守古人礼法,改革后来的弊端。

    况且又损害人们的财物,成为人们的负担呢。

    凡是士人的丧事仪式,都从百姓的里巷中传出,每次有这样的事,动不动便花费几十万,损害人民的财产和气力,但是并没有好处。

    至于寒族平民,则家家竭尽全力。

    虽然有的家徒四壁,无不倾家荡产。

    而所谓的葬礼,怎么到这步田地呢?我认为应该遵守古代的葬礼,罢除过分的礼仪,惩罚那些不遵法规的人,向其余的人示儆。”又说:“当年战乱频繁,饥荒不断,米谷布匹绸缎都很昂贵,之后米的价格平复了,而绸布在今日反而贵了一倍。

    布帛绸缎价格既然昂贵,养蚕的人就多了,人们虽然加倍的勤劳,但它的高价总跌不下来。

    我认为导致这样的原因是有的。

    在大乱之前,军队衣服只用铠甲而已,至于军袍军袄和军衬衫必须打仗时才发,平时把它们放在仓库中,永远不会有损害。

    如今的仪仗部队和游行的使者,或者警卫士兵参加和迎送仪式的军人,都用军袍军袄,不仅某一军府,甚至其他各部队都是如此。

    布绸容易损坏,不能长久保存,而且白天用它们来防寒,夜晚用它们来寝睡,不用一年便会毁坏。

    每年蚕棉丰收,容易按租税折价购买,另外各军府纷纷收购,动不动有几千,所以布帛一直昂贵,确实因为如此,私人的衣服因此而缺乏,而官府又为它而亏空。

    我认为像待卫部队,是必需它们的,其余的部队则必须仍旧用铠甲,小小迎来送往的仪式,只应分配军仗器械,不用铠甲和军袄。

    用的人少了,布帛的价格自然跌落。”他又说:“不以朴素的饮食为耻,只有君子能够做到。

    佳肴美宴,崇尚奢侈,已很长久了。

    今日虽然不断地改正,但这个风气仍未改变。

    他们真正喜欢吃的不过是一种菜肴,而吃起来却有一大桌子,除了满足口腹的欲望之外,都是为了悦人耳目。

    富人用它们夸耀自己,穷人因此而竭资殚产。

    这样本来是人们非常痛恨的,但谁也无法不做。

    我认为应该粗略地制定规则,使奢侈和节俭达到一个适中的比例,如果有人还不改正,加以贬斥;那么节俭美德的教化,马上便可传播。”孔琳之迁任尚书吏部郎。

    义熙六年(410)高祖兼平西将军,用他当长史,又用他当大司马琅笽王的从事中郎,任命他为高祖的平北、征西将军长史,再升他当侍中。

    宋国刚刚建立。

    任他为宋国侍中。

    再出外当吴兴太守。

    又因公免职。

    永初二年(421),孔琳之当御史中丞。

    孔琳之通晓法律,执法严明公正。

    他弹劾尚书令徐羡之说:“我听说臣子侍奉上司以守法为恭敬,而对下人以威严为整齐,然后朝廷法律明白,任事必然严肃。

    这个规矩一被打乱,那么法制便会崩溃。

    我在本月七日参加皇太子的正会。

    会完了车准备回去,和其他人在门边等待。

    有一个人乘了一匹马在我的车前逮捕一个人并叫拉了开去。

    那个人一边骂一边捉人审问加以逮捕。

    每有公事,我常常担心引起麻烦,叫手下人不要多管。

    而那个人叫骂不止,我便叫人把他叫来。

    那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喊,有两个威仪士兵走来,打我的收逮那人的部下。

    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士兵的手,打我的部属。

    倪宗说:‘中丞怎么能行凶,敢抓令公的人。

    凡是中丞逮捕的,威仪们都可以捆起带走。

    ’我叫手下人,一点也不要动手,但他们气焰猖獗,好久才散去。

    又有一群人在我的车旁,逮捕樊马子,又一起按住马子叫他跪在地下,把他带走,不能回到御史台。

    我想他们抓人是不法的,又没有证据,而倪宗敢凭借权势肆无忌惮,带走有罪的人。

    尚书令徐羡之和我都乘坐车子。

    而闹出这样的事,凶气嚣张,有的说是徐羡之不禁止下人,有的说是徐羡之禁止了但没有效果。

    放纵罪人而不禁止,不符合国法,禁止而没有效果又说不通。

    罪犯侵犯法官,如此猖獗,容允倪宗等,一点也不纠弹,损害国家的权威,不成大臣的体统,不对他加以制裁,法律又有什么地位。

    徐羡之在朝廷为首要官员,外面管大小事务,朝廷寄巨大的希望于他,是官员的模仿对象。

    他却不能守朝廷的法规,严肃风纪,以致使部属放纵,凌辱法官。

    凶恶的气焰,从京城窜起,真是自己有矮墙而亲自逾越。

    而倪宗为抢夺的主犯。

    徐羡之放开不问,对这几种不法行为,应该加以惩罚。

    我请求免除徐羡之的官职,以公的身份回到自己家里。

    倪宗等人的抢走犯人的罪行,我已经叫掌故的御史根据实情加以控告。”高祖下诏书说:“小人们难以管制,司空不用牵涉,其余按奏文处理。”徐羡之当朝廷第一大官,不想让别人看他犯了法。

    当时徐羡之兼扬州刺史,孔琳之的弟弟孔璩之当他的治中。

    徐羡之叫孔璩之劝说孔琳之叫他算了。

    孔琳之不同意。

    孔璩之坚决要他这样。

    孔琳之说:“我触犯宰相,只不过我一人有害,你绝对不会被我株连,何必这么为人效劳呢?”于是朝中百官震动,不敢犯法。

    高祖很称赞他,经过兰台处时亲自看他。

    孔琳之又兼任本州大中正,再迁祠部尚书。

    他不经营财物,家中尤其贫困。

    景平元年(423),孔琳之去世,享年五十五,被追认为太常。

    他的儿子孔邈,有父亲风格,官至扬州治中从事史。

    孔邈的儿子孔..,另有传记,孔..的弟弟道存,在世祖大明年间,历任黄门吏部郎,临海王刘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

    晋安王刘子勋开建伪府,孔道存当侍中,代管雍州事务,刘子勋失败后他自杀了。

    蔡廓传蔡廓字子度,济阳考城人。

    曾祖父蔡谟,是晋朝的司徒。

    祖父蔡系,是抚军长史。

    父亲蔡纟林,是司徒左西属。

    蔡廓博览群书,言语行动都依礼而行。

    刚开始他当著作佐郎。

    当时桓玄辅佐晋朝,打算恢复肉刑。

    蔡廓上书说:“建立政治设立刑法,宣明政治,必须因时制宜,恩威并施。

    统一法令防止人们的邪恶欲望,教令舆论约束人们的怠慢,施恩惠给人民,降下惩罚以建立威权,和风细雨,人民温和而恬淡。

    胆小怕事的人,听说法条而警戒自己。

    虽然文雅朴实循环交错,但这些法规是不改变的。

    古人设立肉刑,是从圣明的皇帝时代开始的。

    大概古时候民风淳朴而谨慎,法条明白,所以投机的心理便收回了,在此上处以犯人死刑,那么亡命之徒也会改正缺点。

    所以当时慢慢天下太平,达到无为境界。

    而世纪末时代风俗虚伪残酷,法令繁多,营利取巧的心思越来越多,畏惧的心理越来越少,即使终生不停地要他服艰苦的劳役,也不能遏制他们的奸诈的企图,况且像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之类的刑罚,怎么能让他们改恶从善。

    徒然听到在残酷刑法中的呻吟声,但对当时的政治并无帮助。

    至于砍去犯人的脑袋,确实是有不能原谅的罪行。

    而有些不是亲手杀人的人,也被判处死刑,轻罪和重罪同样处理,减刑、降刑的途径被堵塞,陈群、钟繇因此上书提议,元皇为此而发怜悯心。

    如今英明的宰相们辅佐皇朝,几乎赶上伊尹和周公,虽然雍塞不通的天运刚开始打通,但是前代留下的问题还未解决。

    确实应该谨慎地施行刑罚,爱护百姓,广泛的抚育。

    同情不幸的人,除去多余的刑罚,把砍头的刑罚移到砍肢体。

    保全犯人的性命,使民生户口不断地滋长,使将要断截的骨肉,获得人世间新恩泽。

    恩威同时显现,感恩戴德和谨慎小心具备在人们的心头,保全生灵,铲除暴政,正在于此。”蔡廓迁任司徒主簿,尚书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的太尉参军,司徒属,中书、黄门郎。

    因为正直刚毅,能干练达,被高祖所欣赏。

    到高祖兼兖州刺史时,蔡廓当别驾从事史,被委任州中事务的处理大权。

    不久又被任为中军谘议参军,太尉从事中郎。

    还未拜任,便遇到母亲去世。

    他非常孝顺,三年没梳头,没洗澡,几乎承受不了丧事的打击。

    守孝期满,相国府再命他当从事中郎,兼记室。

    宋国台阁开始建立,他当侍中,他建议:“审理犯人不应该叫子孙证明祖父和父亲的罪行,这样亏损教化,伤害父子感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从今以后只教亲人与犯人相见,不需审查的诉说,便足以明确罪行,也不需亲人去证明罪行。”朝中都认为这个建议很好,采纳了。

    世子左卫帅谢灵运轻易杀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因为不弹劾被免官,高祖因为蔡廓很刚直,容不得冤枉,补任他当御史中丞。

    蔡廓对很多人都加以纠察或弹劾,朝廷百官非常震恐。

    当时中书令傅亮极得皇帝宠待,学问无比渊博,朝廷的典章制度,活动礼仪,都由傅亮决定,而傅亮每次都要向蔡廓咨询然后施行。

    傅亮如果有自己的看法,蔡廓终究坚持自己的观点。

    当时对扬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的朝中位次决定不了,傅亮给蔡廓写信说:“扬州自然应该穿刺史的衣服。

    然而人们认为朝拜次序,应在朝廷各位官员之上,不应按官职大小坐定。

    请你再去研究一下。

    《诗序》说:‘国王的女儿下嫁给诸侯,衣服、礼仪、位次,不根据她的丈夫来定。

    只比国王王后低一等。

    ’按国王的女儿比王后低一等,那么皇帝的儿子自然在王公的上面。

    陆机的《起居注》以及式乾殿集会规定:皇帝的儿子们位次在三公之上。

    现在抄在这里。

    另外海西公即位时赦文,太宰武陵王位次第一,抚军将军会稽王第二,大司马第三。

    大司马官职最高,另外又当督中外诸军事,而位次在二王的下面,难道不是比皇帝的儿子低一等吗?这些文字现在都在。

    永和年中,蔡谟先生当司徒,简文帝那时当抚军将军和开府仪同三司,二人共掌朝政。

    蔡先生当正官,位次不应该反而在仪同三司之下。

    而当时的位次,简文帝(那时不是皇帝)在第一,蔡先生在第二。

    这些例子很多,不能全部写出。

    扬州刺史反而位次在公卿的下面,恐怕这不合礼仪,是不是应该改正呢?”蔡廓回答说:“扬州刺史的位次反而在公卿之下,我也常常怀疑。

    然而朝廷按职务排位次而不按本来的封爵,又没有明文规定给皇帝的儿子待以特别礼仪。

    齐献王当骠骑将军,孙秀来投降,晋武帝想优待他,以孙秀为骠骑将军,转齐献王为镇军将军,在骠骑将军之上,如果按足下的观点,皇帝的儿子位次在三公之上,那么齐献王本来的位次是很高的,为什么又要改任他为镇军,叫他在骠骑将军之上,显然那是按官位来确定位次的。

    另外齐王当司空,贾充为太尉都当录尚书事,而齐王位次常在贾充的后面,潘正叔上奏《公羊传》中的事,当时三个录尚书事,梁王肜当卫将军,位次在太尉陇西王司马泰、司徒王玄冲之下。

    近来太元初年,大家恭贺新宫殿落成,司马太傅当中军将军,而以齐王司马柔之作为祝贺的第一名。

    立安帝为太子时奉上礼仪,徐邈当郎官,他认为按位次太傅在亲王们的下面。

    又拜谒李太后,宗正尚书符令以高密王为第一位,当时王东亭当仆射。

    王和徐都是近代通达古今的人物。

    足下引用式乾殿集中公王事为证,我认为还不能作例子。

    其中说皇上在式乾殿中,召见侍中彭城王曹植、荀组、藩岳、嵇绍、杜斌,然后才说足下所写的四位亲王,位次在三公之上,结果实际反而在黄门郎之下,有什么意义呢?况且四位亲王之下应该是大将军梁王肜、车骑将军赵王伦,然后是司徒王戎。

    梁、赵二王也是皇帝的儿子,是尊贵的皇亲,而且他们官职一样,位次在豫章王常侍的下面,又说不通。

    大概记事的人描叙当时的事情经过,不必记录当时朝拜的班次,式乾殿也不过是私宴,和上朝时不一样。

    今日含章殿西堂拜会时,足下位次在仆射之下,侍中在尚书下。

    你信中又说我的曾祖和简文共任录尚书事,位次在简文帝之下。

    我家传说的则不是这样,现在写在这里。

    国王的女儿本身并无爵位,所以能不随同丈夫而以国王女儿作为位次。

    皇子出任便有官位,有官位便根据官职大小确定位次。

    只有引用的泰和赦文,勉强可以说得上。

    然而赦文的前后,也不完全一样。

    太宰是比三公大的官,自然在大司马之前。

    简文帝虽然是抚军将军,然而当时已被授予丞相的特别官职,又兼任都督中外诸军事,所以以本来的职位作为位次,不因为督中外诸军事便可以在三公的上面。

    如今护军将军不过是方伯而已,而位次自然在持节都督之下,足下再想一想。”蔡廓迁任司徒左长史,出外当豫章太守,再调为吏部尚书。

    蔡廓通过北地人傅隆向傅亮说:“选举官吏的事务如果全部交给我,我可以接受吏部尚书职务,不然,便不会拜任的。”傅亮把蔡廓的话告诉了尚书徐羡之,徐羡之说:“黄门郎以下的职务,全部委托给蔡廓,我们一概不管,从这上面的官员,自然大家共同磋商。”蔡廓说:“我不能为徐干木在纸尾上署名。”于是不拜任。

    干木,是徐羡之的小名。

    选择官员签署委任书,录尚书和吏部尚书必须连名签署。

    所以蔡廓说:“在纸尾上署名。”徐羡之也认为蔡廓太方正刚直,不想叫他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转他当祠部尚书。

    太祖从荆州回来继承帝位,尚书令傅亮率领朝中大臣迎接,蔡廓也参加了。

    到寻阳时,蔡廓病了,不能前行。

    傅亮将继续赶路,到蔡廓那里作别,蔡廓对他说:“营阳王在吴县,应该好好地供奉,营阳王如果遇到意外,你们便有杀皇帝的名声,想在世上立身,岂有可能吗?”傅亮已和徐羡之商量好了害死营阳王,于是马上派人阻止,使者到后,已没有赶上。

    徐羡之大怒说:“与别人共同商议好了的事,为何才转了个背,便把罪过推到别人身上?”到太祖即位,谢晦将到荆州赴任,和蔡廓道别,支走其他的人问蔡廓:“我可以免除祸乱吗?”蔡廓说:“你接受先帝的临终托付,承担国家的大责任,废除昏君,树立明圣,按道理说是可以的,但是杀了人家的两个哥哥,挟仗使主君震惊的权威,据有上游的重要形势,从古今事势看来,免除祸患恐怕很难啊。”蔡廓年龄官位都很小,但被当时显要人物所推重,逢年过节,显要们都到蔡廓家里拜访。

    他对他的哥哥蔡轨非常恭敬,像对父亲一样。

    家事大大小小,都请示蔡轨之后才施行。

    公家的俸禄和朝廷的赏赐,他全部交给蔡轨,如果需要钱财,全部到当铺中点当。

    随从高祖在彭城时,他的妻子郗氏写信来要夏天的衣服,蔡廓回信说:“知道了,你需要夏天时装,给事中自然会给你,不需另寄。”当时蔡轨当给事中。

    元嘉二年(425)蔡廓逝世,享年四十七岁,高祖曾经说:“羊徽、蔡廓可以做和平时代的三公。”蔡廓的小儿子是蔡兴宗。

    张畅传张畅,字少徽,吴郡吴人。

    吴兴太守张邵哥哥的儿子。

    父亲张礻韦,年轻时有孝行,长期在州府任职,任琅王牙王国郎中令。

    随琅笽王到了洛阳。

    回京城后,高祖封了一罐药酒给张礻韦让他偷偷放入毒药,张礻韦受命,回来后在半路上自饮毒酒而亡。

    张畅年少时和叔伯兄弟张敷、张渲、张敬齐名,是年轻一辈之中的杰出之士。

    他一开始任太守徐佩之的主簿,佩之被诛杀,张畅身穿孝服骑马飞驰前去哀悼,为当时品评人物的人所赞赏。

    张畅弟弟张牧曾被疯狗咬伤,医生说要吃蛤蟆肉,张牧很不情愿,张畅笑着先尝了一些,张牧才因此吃了下去,伤也痊愈了。

    州里征召他为从事,衡阳王义季征召他为虏行参军,彭城王刘义康召他做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书主客郎,他都未接受。

    又升任度支左民郎,江夏王刘义恭征召他为北记室参军、晋安太守。

    又任义季的安西记室参军、南义阳太守、临川王义庆的卫军从事中郎、扬州治中别驾从事史、太子中庶子。

    世祖镇守彭城,张畅担任安北长史、沛郡太守。

    元嘉二十七年(450),索虏拓跋焘南侵,太尉江夏王义恭统领各路军队镇守彭城、泗水。

    当时拓跋焘亲率大队人马到达萧城,离彭城十几里路。

    彭城之中虽然人数众多,但军粮不足,义恭想弃城逃回南方,讨论了许多天也定不下主意。

    此时历城人少而粮食很多,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建议用军车营组成函箱阵,两翼配上精锐部队,保护二王以及妃媛迁到历城,另分一些部队给配护军萧思话留守彭城。

    太尉长史何勖不同意这个建议,想让全部人马开往郁州,从海路回京城。

    义恭撤离彭城的想法已明确,只是不知该用哪一个建议,就再次召集众幕僚商讨此事。

    大家都恐慌得很,拿不出别的不同建议。

    张畅说:“如果有可能撤退到历城、郁州的话,我岂敢不赞成这两个建议。

    如今彭城内粮食匮乏,老百姓都想逃走,只不过因为城门紧锁,戒备森严走不了罢了。

    假若让人们出城,那众人各自四散奔逃,我们即使想到要去的地方,又怎么能去得了。

    现在虽然军粮不多,但还没有到吃光的地步,就是用尽了到时可再作各种打算,哪有舍弃万分安全的计划而投向危险死亡之境的道理!如果你一定要执行逃走的计划,下官就死在你的马前。”世祖听了张畅的想法后对义恭说:“你既然是军队的统帅,是走是守我不敢干涉。

    我没有才能,作为一城之主,损失威严招来敌人,心中万分惭愧。

    弃城逃跑实在让我没有脸面面对朝廷。

    我愿与此城共存亡,不能不听从张畅的话。”张畅的话十分坚决,再加上世祖的赞成,义恭放弃了弃城逃跑的打算。

    太祖派员外散骑侍郎徐爰乘驿车到彭城来运装粮食的器具,徐爰走时城内派了骑兵送他。

    拓跋焘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命令数百骑兵追赶徐爰,徐已过淮河刚好摆脱了敌兵追击。

    当初徐爰走后,彭城内的人听说敌人派兵追他,都担心他被俘,把装粮食的器具丢了从而让敌人知道城内缺粮。

    义恭既担忧又害怕束手无策,又想逃跑。

    徐爰脱险后,敌军也兵临彭城。

    拓跋焘刚到时,又登上彭城南面的亚父冢,并在戏马台建帐扎营。

    先前拓跋焘还没有到时,世祖派遣将领马文恭去萧城,文恭被敌人打败,他逃了出来而主帅蒯应却被俘虏。

    这时蒯应来到彭城小市门下说:“魏主要我转告世祖,他们远行而来非常疲乏,你们如有甘蔗和酒可分一些给他们。”防城队主梁法令答道:“我会为你禀告世祖。”蒯应自己也将萧城之败陈述了一遍。

    梁又问蒯:“敌人主帅亲自来吗?”蒯应说:“是的。”梁又说:“你们现在在哪里?”蒯举手指向西南方向。

    梁又问:“他们有多少兵马?”蒯答:“四十余万。”梁法令将情况禀告世祖,世祖派人对蒯应说:“知道他们一路行军疲乏,现在给他们两桶酒,一百根甘蔗,听说他们有骆驼,可派人送些给我们。”第二天早上,拓跋焘登上戏马台,又派使者到小市门说:“魏主转告安北(世祖),他可以暂时走出城门,魏主想见见他。

    我们不会攻打彭城,世祖又何必劳苦将士守城呢!至于骡子、驴子、骆驼都是北方出产的东西,现在送些给你们,并附送其他杂物。”使者又对小市门队主说:“您可以移军到南门接受我们的犒劳之物。”拓跋焘送来骆驼、骡子、马、貂皮大衣以及食品和杂物。

    他们到了南门,城门关着,请求开门但没成功。

    张畅正在城墙上看着一切,敌使者问:“那是张长史吗?”张畅说:“你怎么知道的?”敌使者说:“先生名闻遐迩,我怎么不知道?”张畅就问他的姓氏,敌使者答道:“我是鲜卑人没有姓,况且也不能说出来。”张又问:“您任何职?”对方答:“鲜卑的官位与你们不同,不能一下子说清楚,但也足以与你的官职相当。

    你们为何匆匆关上城门拉起吊桥?”张畅说:“我们二王认为魏主营帐没有建好,将士疲惫劳累,而我们精兵十万,个个都想杀敌立功,因此担心你们的士兵轻易地被杀戮,而暂将城门关上罢了。

    等到你们得到休息之后我们一起准备战场,定日交战。”敌使者说:“你应用法令行事,何必要靠拉吊桥和用十万之众的假话来骗人呢。

    我们也有快骑骏马,四方云集的尖锐骑兵也足够与你们抗衡的。”张畅答道:“王侯设置险阻何止是法令而已。

    我如果骗你应该说百万兵。

    之所以说十万,这恰恰是我们二王身边一向拥有的士兵罢了。

    城内有好几个州的军队百姓,有的还没有列在十万之中呢!我们本来是要斗智而不斗兵力。

    再说冀州在北方是产马的地方,先生又何必以骏马来说大话呢?”敌使者说:“并非如此,固守城池是你们擅长的优势,野外战斗则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对战马的依赖,也就像你们依赖城池罢了。”城内一个叫具思的人曾在北方生活过,义恭让他来辨认敌使者,具思认得是敌尚书李孝伯。

    具思就问他:“李尚书一路辛苦了。”李孝伯说:“这应是你我皆知的事。”具思说:“正因为都知道才辛苦你了。”孝伯说:“感谢你的盛情。”城门打开后张畅让卫兵和仪仗退去,一个人出来见李孝伯,双方都呈上所赠物品。

    敌使者说:“貂皮大衣给太尉(义恭),骆驼、骡子给安北(世祖),葡萄酒及其他饮食,叔侄一起品尝。”拓跋焘又派人来索要酒和甘橘。

    张畅向对方宣告世祖的问候:“向魏主致意,我知道魏主想见我,一直在等待他的光临。

    只是我受命于国家,担当边境地区守卫的重任,作为臣子不能与外人交往,所以十分遗憾不能马上相见。

    另外,对城池加以防守戒备是边境城镇的普遍情形,只不过和悦地指挥将士,因而他们虽劳苦而无怨言。

    我们收到了你们送来的东西,知道魏主还要甘橘,现在送上。

    太尉认为寒冷的北方离不开皮裤褶脱,现在也送些给魏主。

    螺杯、杂粽是南方珍贵的东西,我现在也将它们送给你们。”敌使者还没有送走这个口信,拓跋焘又派使者命令孝伯传话说:“魏主有诏给太尉、安北,近来我们的骑兵先到,车辆还在后面,闲着无事可做,你们如有赌博的工具可以借我们一用。”张畅说:“要赌具我可以禀告。

    但你们一开始就对我二王出言不逊,现在居然又用‘诏’,你们的统治权力在贵国,怎么能用到我们这儿来?”孝伯说:“‘诏’与‘告说’,‘朕’与‘我’的称呼又有什么区别?”张畅说:“如果用词可以相通当然可以像原先说的那样。

    但既然语言使用的具体环境不同,总有贵贱等级的。

    你刚才称‘诏’,并不是我们想听到的。”孝伯说:“太尉、安北是臣子吗?”张说:“是的。”孝伯说:“邻国的国君为何不能对邻国的臣子用诏?”张说:“你这种说法连在中原都未听说,何况对我们尊贵的亲王还谈什么邻国之君!”孝伯说:“魏主说太尉、镇军都很年轻,和江南相隔遥远,应该十分想念朝廷。

    如果你们派人送信到朝廷我们可以护送他们,缺马的话我们也可以送给你们。”张畅说:“这一带路很多,送信的一天就可来回,就不必以此麻烦魏主了。”孝伯说:“我们知道这里有水路,但似乎被白贼占据了。”张畅说:“先生穿白衣服,就可称作为白贼吗?”孝伯大笑说:“现在的白贼和黄巾、赤眉没什么两样。”张畅说:“黄巾、赤眉好像不是出在江南。”孝伯说:“虽然不在江南,也不在青州、徐州。”张畅说:“如今青州、徐州确实有贼,只不过不是白贼罢了。”这时敌使者问:“刚才向你们借赌具,为什么还未拿来?”张畅回答说“我二王离你们路途遥远,奏报一时无法到达。”孝伯说:“周公接待来客洗头时手握湿发、吃饭时吐出口中的饭食迎接客人,你们二王何故独独如此简慢?”张畅说:“握发吐哺本来只用在中原。”孝伯说:“客人有礼,主人就应该以礼待客。”张畅说:“昨天我看见诸位客人到此并没有什么礼节!”不久,城中送出赌具给了他们。

    拓跋焘又派人来说:“魏主向安北致意,程天祚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确实知道他不是宋的杰出之士。

    最近他在汝阳身上被刺伤九处,掉在氵殷水里,我亲手把他拉上来,大凡是人亲属离别都思念团聚。

    我们已跟他说了,他只非常想念弟弟。

    现在可让他弟弟与我们的使者相见。”程天福对使者说:“我哥哥在汝阳执行朝廷的命令,他不能为忠节而死,如今兄弟各在两国,何必麻烦相见呢。”拓跋焘又送来一领毡、九种盐和胡豉,并说:“这些盐各有用途。

    白盐是魏主食用的。

    黑盐治腹胀气满,用刀细细刮下六铢,用酒吃下去。

    胡盐治眼睛痛。

    柔盐不能吃,治马背刀伤。

    赤盐、马交盐、臭盐、马齿盐四种都不能吃,胡豉则可以嚼食。

    黄柑是你们盛产的东西,可再分些给我们。”又说:“魏主告诉太尉、安北可派人到我们这儿来。

    我们双方的情义虽然难尽情表露,重要的是看看我身材高低,年纪大小,观察我的为人。

    如果不能派将领来,也可以派精干的僮仆来。”张畅又宣布世祖的旨意回答说:“魏主的相貌早已被两国来往的人画下了。

    有李尚书亲自领命行事就不担心我们双方的情义不能尽情表露了,因此我们不必再派遣使者去。”敌使者又说:“魏主悔恨先前送给你的马很不合他的心意。

    安北如果要大马我们会再送给你们。

    另外我们也有好的蜀马。”张畅说:“安北并不缺少好马,你们送给我们本是你们自己的事,并非我们向你们索要。”义恭赏给拓跋焘十挺蜡烛,世祖也送他一匹织锦,并说:“知道你们还要黄柑,确实不是我们悭吝,只是送给你们根本不够分给你们所有的将士。

    原先我们已给魏主送过了,不应该一下子就光了,所以不再送给你们了。”拓跋焘又索要甘蔗、安石榴,张畅说:“石榴产于邺下,你们不应缺少。”孝伯说:“你们南方出产稻米和小麦,又为何穿皮革的鞋呢。

    你穿着让手下将士说什么呢?”张畅说:“说起来稻麦确实令人惭愧,只是我没有什么本领却受命统领军队,战场上当然不能穿宽松的服装。”孝伯又说:“张长史,我是中州人,长期住在北国,与汉族风俗相隔,两国交兵不能充分表达我的情义,身边都是监视我的人,你应该真正理解我。”又说:“永昌王是魏主的叔伯弟弟,本来长期镇守长安,如今率领八万精锐骑兵直抵淮南,寿春一直关闭城门固守不敢出来迎战,先前他看到了我们送去的刘康祖的人头。

    王玄谟我们非常了解他,也是一个平常的人罢了。

    宋朝为什么竟派出这样的人,结果总是失败逃跑。

    自从我们进入你们境内七百多里,你们做主人的竟没有一个能抵抗我们的进攻。

    险要的邹山是你们的凭借依靠,我们的先头部队与你们一交手,崔邪利便躲进洞穴,我将领倒拉着他的脚将他拖出来,魏主赐他不死,现在跟着我们到了这儿。

    你们又何必轻率地派马文恭到萧县,令他望风而逃呢?你们的人民都怨声载道,都说:‘和平的时候向我们征收赋税,到有国难时却不能保护拯救我们。

    ’”张畅说:“我知道你们永昌王已经过了淮南,刘康祖被他打败,信使来时并无此消息。

    王玄谟是南方的偏将,算不上有才能的人,只不过因为他是北方人故意让他做先锋引路罢了。

    大部队还没到而黄河的冰快合拢,王玄谟考虑应该撤兵,这并不是指挥失误,只是因夜里撤兵而使部队有点小混乱罢了。

    我们的悬瓠是斗大的小城,守将陈宪一小将,而你们魏主则是率领全国军队,几十天也攻不下来。

    胡盛之亦是一偏将小帅,兵员不超过一旅,他刚刚渡过融水,魏国君臣拼命逃奔才侥幸未被擒获,滑台的军队并无多少惭愧。

    在邹山的小战斗虽然遇到小小的险情,但黄河边的人民大多是刚刚归顺我宋朝的,刚开始接受我文明的熏染,所以总有奸盗犯罪之事,我们也不过派崔邪利抚慰他们罢了,如今落在敌人手里对我国又有什么损伤?魏主亲自率领十万大军打败一个崔邪利还值得一提吗?我们听说萧、相百姓都依靠着险要的山川,聊且派马文恭带十队人马去给他们看看罢了。

    文恭让前面三队出大队,他走后,大本营的嵇玄敬带领一百多骑兵到了留城,魏军败逃。

    这是轻敌导致的后果,并非是败在你们手里。

    我境内的人民散居在黄河岸边,两国交兵应当共同抚慰爱护老百姓,而你们军队进入我们境内恣意残酷破坏,发生这么多不幸实在是因为魏主无道。

    官府对得起老百姓,人民怎么会有怨气?至于你们入境七百里未遇到抵抗,这首先因为太尉的神奇算计,其次是因为镇军的英明谋略。

    治国安邦的要领我虽不了解,但用兵打仗的机密现在也不能对你说。”孝伯说:“魏主可以不包围彭城,而亲率大军径直进军瓜步。

    南面的战争如果胜利就无需包围攻打此城了。

    如果南面不能成功,彭城也不是我们非要不可的。

    我如今该到南方畅饮长江之水来解渴了。”张畅说:“是走是留,自然随你们的便。

    如果你们的战马能喝到长江水那就是天理不存了。

    我们应该各自回去复命,以后再领教。”张畅说完就往回走,孝伯追上来说:“张长史,我深深敬爱尊重您,我们现在相对交兵,真遗憾不能和您手拉手交谈。”张畅就又对他说:“请您好好保重,希望战争一定有结束的一天,你我相见的时候不会遥远。

    您如能回归宋朝,那么现在就是你我相识的开始。”孝伯说:“恐怕不会等到这一天。”拓跋焘又派人向二王借箜篌、琵琶、筝、笛子等乐器及围棋,义恭回答说:“受朝廷之命征战在外,未带玩乐的东西,在此宴会时恰好让镇府请了一些歌伎,有弦百条,都是江南的珍品,现在送给你们。”世祖说:“我担任地方守卫本没有留意这些东西,何况你们要的那些是乐工的普通乐器。

    我又检查以往诸王赠送的礼品,发现了这些琵琶,现在给你们。

    围棋也一并送上。”李孝伯的语言才能辩论胆识,也可算是北国的骄傲;而张畅随机应答,吐词如流,音韵和雅,风度仪表华朗不凡。

    李孝伯以及左右两旁的人都对他叹赏不已。

    敌人不久打到了彭城南门,并在四处燃起大火。

    张畅亲自到前线参战,身先士卒。

    后来拓跋焘从瓜步北逃时经过彭城,派人对城内喊话说:“我们的粮食用完了暂且回去,等到麦子成熟时会重新南下的。”义恭非常恐惧,紧闭城门不敢追击敌兵。

    又到了敌虏要南侵的时候,义恭商量想割去麦苗,将百姓迁到城堡里集中居住,但众人的意见不能统一,就又召集大家商议,唯独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说:“敌人不再来,我们就可以安全;如果又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

    将百姓关在城内,饥饿的时间一长,一到春天可以到野外去采野菜保存自己,但一进入聚居的城堡,马上就会被饿死。

    老百姓知道这是死路一条,怎么能管得住呢?如果敌虏一定来,到时再割麦子不迟。”在场的人都默不作声,没人敢与他辩论。

    张畅说:“孝孙的话确实值得考虑。”镇军府典谶董元嗣侍立在世祖旁边,上前说:“王录事的建议不能考虑,还该照原先的打算去实行。”别驾王子夏就说:“这个意见是对的。”张畅端正手中的笏板对世祖说:“下官要让王孝孙弹劾子夏。”世祖说:“王别驾有什么错吗?”张畅说:“割麦移民可算是重要的大事,一方老百姓的安危就维系在这上面。

    王子夏亲为州官,一开始对此事没有任何赞成或反对的表示,等到听了董元嗣的话,就应声附和,讨好世祖左右的人,这怎能侍奉君王?”子夏十分惭愧,元嗣也不好意思。

    义恭的意见就这样未被采用。

    太祖听说张畅屡次提出正确的建议,非常赞许他。

    世祖仍驻扎在彭城,朝廷命张畅先返回,并让他统管盱眙城。

    当时敌虏声称要从襄阳南侵,所以朝廷让张畅任南谯王义宣的司空长史、南郡太守。

    又想让他替代刘兴祖任青州和彭城的都督,但两者都未实行。

    元嘉三十年(453)元凶杀君叛逆,义宣在举行哀悼仪式的那天举兵,张畅是元老,位列众官之首,神情悲哀,在当时影响巨大,哀悼完毕,他换了衣服,穿着黄色皮褶子裤,出射堂选兵,其音容举止,无不让人瞩目,见到他的人,都愿意为他效力。

    事件平息后,朝廷召他为吏部尚书、夷道县侯,食邑千户。

    义宣有了不轨的打算后,蔡超等人因为张畅深得百姓的敬仰,劝义宣把他留下来。

    于是义宣解去南蛮校尉的职务而将这个职位授予张畅,并加冠军将军,领丞相长史。

    张畅派门生苟僧宝去京城向颜竣报告义宣的可疑之举。

    僧宝有一批私货停在巴陵,不久将东下,正好碰上义宣发动兵变,水陆交通都被截断,僧宝因之无法离开。

    义宣要叛逆之前,派心腹翟灵宝对张畅说:“朝廷正在挑选战船训练士兵就是要西讨我们,我们现在要起兵自卫。”张畅说:“肯定不会这样,我愿以死担保。”灵宝知道张畅不会听他们的,就劝义宣将他杀了示众。

    于是义宣派人召张畅,让他住在东斋,许多天也不见他,幸亏司马竺超民保护他才获得幸免。

    义宣又给他进号抚军,别立军部,以此来收买人心。

    张畅虽然在任上签署公文,但总是饮酒大醉不管公文如何。

    后随义宣东下,在梁山战败,义宣匆忙奔逃。

    张畅在兵乱之中独自返回,被军兵抢劫,连衣服都被抢光。

    正碰上右将军王玄谟乘车出大营,张畅已弄了些破旧衣服穿着,推挤着王玄谟上车,玄谟很不高兴,手下一些将领要杀张畅,队主张世营救才得幸免。

    张畅被送到京城,朝廷将他交给狱吏,削除了他的爵位和封地,配左右尚方。

    不久被赦免。

    张畅复出任都官尚书,转侍中,代替儿子张淹领太子右卫率。

    孝建二年(455)他出任会稽太守。

    太明元年(457)死于任上,时年五十岁。

    谥号为宣子。

    张畅的儿子张浩,官至义阳王昶的征北咨议参军。

    何偃传何偃,字仲弘,庐江人。

    司空何尚之的二儿子。

    州里征召他为辟议曹从事,举荐他为秀才,任命他为中军参军及临川王刘义庆平西府主簿。

    又征召他任太子洗马,未接受。

    元嘉十九年(442),何偃任丹阳丞,升任太子中舍人、中书郎、太子中庶子。

    当时义阳刘昶为太子,让何偃处理义阳国的事务。

    元嘉二十九年(452),太祖想再次北伐,就此事征求大臣们的意见。

    何偃议论这事认为:“敌人终要灭亡,他们容易混乱,歼灭他们并非难事,这确实是天意。

    可如今虽然朝廷谋划得非常周到,然而士兵没有严格训练好。

    沿边镇守的部队装备充足的很少,边境地区的人民流亡逃散,大多数没有归附我们。

    而这两者正是我们生存和进攻所凭借的根本。

    损害根本应付边患,结局一定不会成功。

    索虏以往失败后继之而起的就是内乱,最后导致破亡的局面,这是必然的。

    淮、泗数州消耗巨大,在外面的民工都还没有返回,战争留下的创伤还未治愈。

    况且,攻与守的情况各异,敌我双方情形不同,我们要进攻他们非常艰难,包围他们又费时间,进退维谷之间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不利形势很容易导致挫折。

    敌人威胁并不大,因此我们应该革除自己的弊病,以顺应天道。”何偃升任始兴王刘浚的征北长史、南北海太守。

    元凶杀君称帝,让何偃任侍中,负责起草诏书及其颁布。

    当时何尚之任司空、尚书令,何偃在门下省,父子二人同居权要之位,当时的人都为此心寒,因他们擅长权术,赚取了当时舆论的赞扬。

    世祖即位后,何偃的职位待遇都没有改变,任大司马长史,升侍中、领太子中庶子。

    当时皇帝责令百官直言进谏,何偃提出:“朝廷应该重视农业、体血阝根本,合并官职,减省事务,对官员进行考核来评定其能力高下,增加官员的俸禄以消除官吏贪敛。

    让好的官员长久任职。

    都督和刺史应各司其职。”何偃改任领骁骑将军,皇上对他恩遇非同一般,比对前朝旧臣还要亲密。

    转任吏部尚书。

    尚之离开这铨选之职不满五年,何偃又继其父之后任此要职,世人都认为这是无上的荣耀。

    侍中颜竣也开始发迹,和何偃都在门下省,两人吟赏诗文,宴赏交会,相得甚欢。

    颜竣自以为皇帝格外宠幸他,而应该担任要职,但实际职位却与何偃等人没有什么差别,心里有些不高兴。

    到何偃代替他总领铨选时颜竣更加愤懑不平,因此与何偃就有了隔阂。

    颜竣当时的权势倾动朝野,何偃心中十分不安,因而有心悸的毛病,心事重重,性情乖僻。

    他上表给皇帝请求辞去职务,称要治病不能做官。

    世祖对何偃非常器重,为他精心治病,名医好药听他使用,何的病终于治好了。

    当时皇上的长女山阴公主深得宠爱,皇上将她许配给何偃的儿子何戢。

    何偃平常喜欢谈玄,注释《庄子·逍遥篇》流传于世。

    大明二年(458)死于官任上,时年四十六岁,世祖下诏给颜竣说:“何偃虽然死了,其美志长往不返。

    我和他相处很好,又加上儿女亲家,痛哭悲伤实在难以自已。

    他去了,有什么办法啊!应赠他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原来的官职不变。”偃谥号为靖子。

    儿子戢,开明末年任相国左长史。

    江智渊传江智渊,济阳考城人。

    湘州刺史江夷的侄子。

    父亲僧安任太子中庶子。

    智渊始任著作郎、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尉行参军、太子太傅主簿、随王刘诞的后军参军。

    叔父江夷有盛名,江夷的儿子江湛又有美誉,父子都显贵发达。

    而智渊的父亲没有什么名气,江湛就对智渊不太礼敬,智渊常常以此为恨,不是节日不到江湛家去。

    他在随王诞门下任职后,住在襄阳,刘诞十分看重他。

    当时咨议参军谢庄、府主簿沈怀文都和智渊关系密切。

    怀文常称赞智渊:“人应当有的都有,不应有的都没有,这就是江智渊啊!”元嘉末年他任尚书库部郎。

    当时出身名门的人不做台郎这类官,智渊门第孤清,没有援引,独独任此职,心里很不高兴,坚决辞绝不肯接受。

    竟陵王刘诞又征召他任骠骑将军,转任主簿,随府转任司空主簿。

    后又任记室参军,领南濮阳太守,调任从事中郎。

    刘诞要叛逆之前,智渊看出他的阴谋,请假预先离开了他。

    诞叛乱事发后,他就被朝廷任命为中书侍郎。

    江智渊爱好文学,文章词采清赡,世祖非常信任赏识他,对他的恩遇超出他人之上。

    世祖经常举行私人宴会,总是让三五个大臣随后,智渊总是其中最突出的。

    同来的人还没有近前,皇帝就单独召见他。

    智渊总是为超越众人而感到惭愧,从没有得意的神色。

    他每次和诸大臣一起跟随皇帝游玩,看到皇帝的诏书过来就知道定是召见自己,不安惭愧的心情都表现在脸上,世人因此称赞他。

    智渊调任骁骑将军、尚书吏部郎。

    世祖每当宴会喝酒兴奋时总喜欢辱骂大臣,并且让群臣相互嘲骂从中取乐。

    江智渊一向宽厚,渐渐不迎合皇帝的心意。

    世祖让他以王僧朗嘲笑戏弄其儿子王景文,智渊严肃地说:“恐怕不应这样戏弄取乐。”世祖恼怒地说:“江僧安呆痴人,你们痴人相互怜惜。”智渊趴在坐席上痛哭不已,从此后世祖对他的恩宠大减。

    他出朝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加拜宁朔将军,管理南徐州事务。

    当初世祖的爱妃殷氏死了,群臣商议谥号,智渊提出谥“怀”。

    皇帝认为这不是美谥,心中记恨着这事。

    后来皇帝驾幸南山,乘马到殷氏墓地,群臣皆骑马随后,他用马鞭指着墓地石柱对智渊说:“这上面不许有‘怀’字!”江智渊愈发惶惑恐惧。

    大明七年(463),江智渊忧虑而死,时年四十六岁。

    智渊的儿子季筠,任太子洗马,早亡。

    后来废帝即位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

    范泰传范泰字伯伦,顺阳山阴人。

    祖父范江是晋朝安北将军,徐州、兖州两州的刺史。

    父亲范宁是豫章太守。

    范泰始任太学博士、卫将军谢安、骠骑将军会稽王刘道子两府的参军。

    荆州刺史王忱是范的表弟,请他任天门太守。

    王忱喜欢喝酒,一醉达数十天,醒来时则非常庄重威严。

    范泰对他说:“酒虽让人适意但也伤身体。

    我与你相处以来常想劝你,但总碰上你喝醉的时候话也就无从说起。

    现在有了机会却找不到恰当的理由了。”王忱听了叹息不已说:“规劝我的人很多还从没有像你这样的。”有人问王忱:“范泰与谢邈比怎么样?”王说:“茂度傲慢。”又问与殷凯比呢?”王说:“伯通平易。”王忱总是想着建功立业,对范泰说:“现在我们的城池十分坚固,武器装备也充裕,我想扫除中原之敌,实现我早年的志向。

    伯通有闯劲,应让他做先锋。

    因你稳健持重,我想将留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你,怎样?”范泰说:“一百多年来想消灭北方敌寇的贤能之士最终失败的很多啊!功名虽可贵,可我却不想谋取它。”正好王忱病逝,(此事也就作罢)。

    朝廷征召范泰为骠骑咨议参军,调任中书侍郎。

    当时会稽王后代元显把持朝政,朝廷和宫中百官请假,都不再上表给皇帝,只让元显签署就算了。

    范泰提出意见认为这样不恰当,元显不采纳他的意见。

    因范泰父亲去世,他服丧辞去官职。

    他继承了父亲阳遂乡侯的爵位。

    桓玄辅佐晋朝,让御史中丞祖台之上书皇帝说范泰和前司徒左长史王准之以及辅国将军司马王王旬之都在服丧期间无视礼制,范泰因此被废除官职发配到丹徒。

    刘裕起兵,范泰任国子博士。

    司马休之任冠军将军、荆州刺史,让范泰任长史、南郡太守,后又任命他为长沙相、散骑常侍,他都未就任。

    范泰入朝为黄门侍郎、御史中丞。

    因为议论殷祠之事失当,虽仍在职而无爵位。

    后出京城任东阳太守。

    卢循事件中,范泰预先派一千多士兵,打开粮仓供给军粮,高祖因此加封范泰振武将军。

    第二年调任侍中,不久转任度支尚书。

    当时仆射陈郡人谢混,在青年一辈中十分突出有名,高祖曾经随便问他:“范泰的名望可以和谁比?”谢答道:“他与王元太一样属于最高一类的。”范因而转任太常。

    当初,司徒刘道规没有儿子收养了太祖。

    太祖死后道规领养了哥哥道怜的二儿子义庆为子嗣。

    高祖因为道规一向疼爱太祖,而让他身处要职。

    追封道规为南郡公,想将道规原先的华容县公赐给太祖。

    范泰论此事说:“道规的友爱,于心太浓厚了。

    按礼制不应有两个继承人,义隆应该仍旧用他的本来的封号。”高祖听从这个建议。

    范转任大司马左长史、右卫将军,加封散骑常侍。

    又任尚书,仍照任常侍。

    兼任司空,与右仆射袁湛一起授九锡给宋公,随军队到了洛阳。

    高祖回到彭城,与范泰一起登城楼,范脚有毛病,高祖特意让他乘轿登城。

    范喜欢喝酒,不拘小节,性情旷达率意自然,即使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也与在自己家里一样,高祖特别赏识和喜爱他。

    但他不善于政务,所以不能担任行政官职。

    调任护军将军,因公事免去。

    高祖即位,任命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加封散骑常侍。

    次年,议论建立国学,以范泰为领国子祭酒。

    范泰上表给皇帝写道:“臣听说好的风气在圣哲的君主统治下才能兴起,教化训示在昌明的时代才能盛行。

    最高的学说都是从讲读学习开始的,很快乐的事一定要告诉朋友。

    古时儿童到一定年龄就进入学校,人们相互交换子弟进行教育;寻找老师不辞遥远,背着粮食忘记辛劳,安慰父母荣耀国家,没有不是从此而来的。

    如果人们不走出自己的家门,那么这就行不通了。

    因此,英明的圣旨刚下达,就会天下奉行;学制一颁布,全国就会遵照执行。

    臣不聪明,小时候就学习不广博。

    而今宋朝始建,伟业刚刚奠基,社会变化一新,有志之士渴望能报效国家。

    但如今安置学生的制度却是取得少弃得多,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而不仅仅是糊涂啊。

    我从家庭推想到国家,懂得积蓄不丰,恐怕不能够宏扬大宋的雄风,不能弘扬盛世之完美。

    我认为合选的家庭,即使制度上行不通,父母兄长要想让子弟进入学校的,情理上则应予以通融。

    其子弟即使不能早晚侍奉父兄,但入学则是大力弘扬孝道的。

    不懂《春秋》的害处有时会很严重。

    所以赵盾忠诚却被视为弑君的人,许子孝顺却获罪,以此为戒,能不让人忧惧吗?十五岁立志学习确实是制度规定的,如果年龄稍微小一点的人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又何必以某种制度限制他们而不让他们上进呢?扬乌学习《玄》实际是从牙齿尚雅嫩的年纪开始的。

    五十岁学习《易》也没有什么大过错。

    “过去中朝助教,也用官阶属二品的人。

    颍川陈载已被任命为太保掾,国子学让他任助教,他就是太尉陈准的弟弟。

    重要的在于得到人才,不应被规定的品第束缚。

    教与学不明确,奖赏与鼓励不明显,如今那些无官职而学问好的人,可以给他们相应的官职,门第达到二品,应该以朝廷的名义任命他们为助教,就可以甄别他们的名位品第,也属促学的一项措施。

    至于那些刚够到二品的人,自然依照过去的办法行事。

    “现在恰逢到了入学的时候,学校却还没有建立。

    将筐中的土倒掉要求快速,倒车时间长了速度就慢了,有的事情似乎可以迟缓而实际应该迅速处理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古人看重一寸光阴而轻视一尺白玉,道理也与此一样!”那时国学最终也没有创立。

    当时大多数议论国事的人都以货币减少国家开支不足为由,要将老百姓的铜全部收购起来,再铸造五铢钱。

    范泰因此又劝谏说:“听说将要禁止老百姓藏铜,以之来补充官铜,百姓虽然失去铜器,最后却得到钱,国家费用不足,会获得很多利益。

    臣愚意有所不同,不能沉默不言。

    我听说治理国家如烹小鱼,救治敝败没有不是从根本做起的。

    老百姓不富,国家怎能富足。

    从没有老百姓不富而国家却富裕的,根本不充足而枝末却富足的。

    因此,口袋破了却往里放东西,聪明的人不会如此;反穿皮衣背柴草,要保存毛皮实在很困难。

    国君不谈有和无,诸侯不谈多和少,吃国家俸禄的人不与老百姓争利益。

    因此,拔去葵草来表明治理天下,织蒲草称之不仁,这样贵贱有章法,职责名分无差错。

    “现在让人担忧的是农人仍然贫穷,仓库不充实,转移调运不停,消费的人多,家庭没有积蓄,这样是难以抵御荒年的啊。

    货物的贸易不在于多少,过去贵重的东西现在却很低贱,还是一样的东西,其道理也是一样的。

    只要使官府与人民货物均衡流通,就不必担心国用不足。

    如果一定要货币充足收归国有,那龟板贝壳一类的东西,从古代就流通作货币了,(难道现在也收归国有?)铜用来铸造器皿用途十分广泛。

    钟与乐器的声音传播遥远,机械与秤起的作用很大。

    夏鼎上绘着《河图》,实为众吉祥物之首,晋铎上呈现的图像也预示着好的征兆。

    器皿有重要的用途,贵重的和普通的作用相同,国家与家庭都一样急需。

    如今销毁非用不可的器皿而去造无处可用的钱币,对货物来说是功劳不能弥补耗费,对实用来说则是国君和人民一样陷入困境。

    核实这项措施的结果,可说是害多而益少。

    陛下终日辛劳,处理日常事务从无疲倦,以身作则,勤俭朴素成为习惯,可是却无雅颂那样的赞扬的声音,版图不达渭水,确实是因为根基不牢固,没有看到眼前的危险。

    诚愿陛下考虑长远的策略,放慢急功近利的心情,扩充山海物产,选择治国的学说,那么臣下每天都会陈述好的建议,陛下的考虑也更宽广。

    打消收铜的这种想法国家就有了牢固的根本。

    臣真诚所至废寝忘食。”景平初年(423),范泰被加封特进,第二年退休。

    解除国子祭酒。

    少帝在位时,许多事件处理失当,范泰上书极力劝谏:“我听说陛下常在后花园演习军事,宫外也能听到战鼓声。

    在宫廷中肆意习武,朝中也一片喧闹,却见不到作为将帅的大臣、统领军队的主帅。

    这样不仅不能够威慑四方少数民族,只能使社会出现混乱。

    最近东部的贼寇经常骚扰生事都是想趁朝廷的乱子。

    现在吴郡、会稽的地位超过了汉代的函谷关和黄河。

    国家的根本动摇了,什么事都会发生。

    如果发生水旱灾害,服役的人仍然不停止,没有贼寇却派兵戒备,这样花费越来越多。

    河南已不再属于我们所有,羯族的敌虏也难以情理推测他们会做什么。

    这就是我废寝忘食,干预职外之事的原因。

    陛下登基后将政事交给宰相大臣,实际与高宗的昏暗不明一样。

    再加上亲近小人,自然免不了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远不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治理社会的办法。

    国君的话如同蚕丝,说出来就像丝带一样,对百姓的影响比影子和声音还要快。

    臣真诚希望陛下致力于弘扬古道,遵照先帝的遗训,顺应情理不要阻挠,任用贤才不要猜疑,这样就会天下统一,宗庙国家永存。

    《尚书》上说:‘天子有善事百姓就会拥护他。

    ’天虽高远听不见,但它明察秋毫。

    兴与衰都取决于人,成功与失败容易明了,从未有国家治理好了而人民却造反的。

    臣承蒙前朝过分礼遇,现在陛下又特别爱护,实在想尽心竭诚才能稍稍报答万分之一。

    不过我已年迈,发白头昏,百病缠身。

    总是不顾您的情面,也不顾我的后路,就我所见,陈述我狂妄的意见。

    陛下如能哀怜我的请求,留意我的意见,那么臣即使晚上死去,在九泉之下也无怨恨啊!!”少帝虽不采纳范泰的建议却也没有怪罪于他。

    徐羡之、傅亮等人与范泰一向不合,到庐陵王刘义真、少帝被害时,范泰对亲近的人说:“我对古今历史了解很多,还从未发现受先王临终嘱托,继位的君主和贤明的封王却被杀戮的。”元嘉二年(425),范泰上表庆贺元正,并陈述旱灾,表写道:“元正改变令律,品评事物皆以新的标准。

    陛下借新的岁月积蓄盛德,敬仰上天继承帝位,吉祥之气充满宫室,百福来临。

    但不久旱魔肆虐,烈日爆晒,河流干涸,井泉枯竭。

    老弱的人不能忍受到远方取水,贫穷孤寡的人惮怕背水的劳苦。

    国家收租繁重,又不降低赋税,百姓怨声不断。

    臣年已超过七十还从未见过这么大旱灾。

    阴阳分隔和气不能相交,不仅出现荒年,还一定会疾病流行,它所带来的忧虑难以说尽。

    “求雨祭神的典礼人们都以真诚之心去做,巫师祝工祈祷不停,上天却很少有感动的时候,人就该明白上天的谴责。

    汉代东海郡错杀了孝妇,大旱三年,祭祀了她的墓之后,甘霖马上从天而降,丰年持续了数载。

    所以卫国攻打邢,军队一开动就下起了雨。

    真诚地希望陛下遵照古代的大道,谋求巨大的成就,推行忠诚宽恕的爱心,怜悯抚恤监狱中冤屈的人,关心下层百姓的苦难,牢记冥冥上天的纲纪。

    把让人民提意见的谤木竖立在朝廷中,让劝谏的鼓声在朝中敲响,考虑治国的学说,总揽统治国家的关键。

    这样的话,国家的根本就会牢固,差不多没有危险的征兆了。

    从未有这样做了却不能消除灾害的。

    正因此夏禹将老百姓的罪过归结到自己身上,殷汤也甘愿承受天下人的过错,太戊借楮这种恶木来增进自己的德行,宋景借荧惑星(火星)来修养善行,这些都是借助失败而转化为成功,过去的例子是明白清晰的。

    遵循末俗难成教化,走正道易成雅正。

    臣的疾病一天天严重,到晚上就不指望早上仍能活着,现在遇上改元的庆典,有上表给陛下的机会,我的赤诚能得到一点点表达,臣死而无憾。

    总是违背圣上的意愿,对表跪拜,悲痛地呜咽。”从此范泰驾着小船在东阳游赏,行为举止随心任性,不再过问朝廷政事。

    上司奏表皇上弹劾他,太祖并未拿他问罪。

    当时太祖虽然亲自处理政事,徐羡之等人仍掌握着大权,范泰又上表劝谏太祖。

    因范泰的儿子们反对,这个奏表终未呈给太祖。

    元嘉三年(426)徐羡之等人被杀,范泰升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江夏王的老师,特进的官位没有变。

    皇上因为范泰是前朝旧臣,对他尊重以礼相待,因他脚有毛病,起居不便,每逢宴会和朝见的时候,特意让他乘坐轿到场。

    范泰屡次对时事发表意见,皇上总是优待宽容他。

    这年秋天大旱又遭蝗灾,范泰又上表写道:“陛下夙兴夜寐,关心人民的疾苦,判案公正,处理政事从不疲倦,理从民心而出,恩泽流布民间,百姓和顺,这些都让人觉得遇上盛世。

    发生灾害虽小但总有其原因。

    有关官员的过失,我不能推究,上天的谴责,我也不敢无中生有。

    有蝗虫的地方,官府多役使百姓捕捉,这对枯败的禾苗毫无益处,反倒是杀害生灵。

    我知道楮等恶木的去除,不一定是人用刀斧去砍的,楚昭王仁爱,不祭神病却好了。

    卓茂去除无知之虫,宋均囚禁有异常征兆的老虎。

    出现蝗虫是有原因的,不该扑杀。

    石头不会说话,星星也不会无故陨落,《春秋》的旨意,应该仔细用心体会。

    “奉行礼制的妇女有三从的节义,而无独断专行的道理,《周书》上父子兄弟,有罪不相互牵连,女性被宽宥,很早以前就是这样了。

    谢晦妻子女儿还在尚方,先前尊贵后来卑贱,情况非常悲苦,一个妇女做到这样,让人感动。

    我对谢氏不容有私情,承蒙国家的大恩惠,我处处想报答,私自揣度陛下的心思应当已经知道。

    “按礼春夏时节教《诗经》,没有一点间断。

    我最近侍坐在陛下身边,知道建学校应当在丰收的年景。

    陛下治理国家的方针策略刚刚初步建立,心中想着百姓的衣食。

    丰年就会兴办农事,农事兴办就会开辟土地,到秋天建学校,到冬天召集四方学生,两件事一起做不会相互影响。

    干事情要戒绝拖延迟误,又要考虑能够持久。

    担任学官的人最终没有一点点成绩,白白辜负皇上的希望,自己还有什么情面。

    臣低贱不指望活到教化的盛世,心中仰慕子囊在郢建都的想法,希望能免除荀偃死不暝目的憾恨。

    臣陈述愚见,也许无一点可取之处,白白烦扰陛下,心中因之惭愧不已!!”帝看了表后就原宥了谢晦妻女。

    当时司徒王弘辅佐国政,范泰对王弘说:“国土务必要广阔,权重的官职难当。

    你兄弟众多,应该防备着沉落的时候。

    彭城王是皇帝的二弟,应征召他到朝中共同参预朝政。”王弘接受了他的意见。

    当时旱灾仍未消除,又加上疾病流行。

    范泰又上表皇帝说:“大旱持续了好长时间,疾病仍未停止流行,为害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灾害。

    古人认为这是国王的恩泽不能惠及人民的征兆。

    陛下从凌晨就上朝处理政事不敢懈怠。

    生活勤朴,为百姓操心劳碌,从情理来说不应有这样的灾害。

    我认为上天要贤明的君主勤恳不止。

    陛下仿效夏禹、商汤将百姓的过错归于自己,话语发自内心,影响自然会悠远。

    楮这种恶木早上长出晚上枯死,荧惑星(火星)侵犯马上消退,这不仅仅是灾害消除祸患停止,而且应乘此大开圣明之道。

    这样雨水马上会降落,老百姓敬仰,影响就同影子、声音一样快速。

    陛下现在应该对上尊承天意,对下体察臣下的谋划和天下升平的办法。

    按照古代典籍权衡想与不该想的,做与不该做的啊。

    大宋朝虽然承继天下,但还未积累舜帝那样的大道,先帝仙逝的日子就是道消除的开始。

    到了继位的君主被杀,封王遭遇祸患,邦国犹豫观望,灰心丧气,先帝托孤的辅佐大臣很快成为专权的人。

    天下动荡,王道沦丧。

    如果不是陛下英明,拨乱反正,那天下就不会再归宋所有了。

    变革及时意义重大。

    古代与现在有不同的情况,但沿着旁门歪道走必定行不通。

    最高深的道理隐含在小事当中,过于性急未必能达到目的。

    明哲保身不是我的愿望,所以我总是狂妄而任意行事不能保持沉默。

    臣既顽固又鄙陋,不能通达随便,身有重病,更加上已经年老昏愦,说了或说错了却不能不说。

    望陛下哪怕只接受我赤诚的一丝一毫,那臣也感激不尽。”范泰博览经籍群书,喜欢写文章,爱好奖励提拔年轻人,为之孜孜不倦。

    他著有《古今善言》一书共二十四篇,与他的文集一起流传于世。

    他晚年一心一意信佛,在他的住宅两边修了一座祗洹精舍。

    元嘉五年(429)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朝廷追封他为车骑将军、侍中、特进,依然是封王的老师,谥号宣侯。

    范泰的长子范昂,早亡。

    二儿子范詗,宜都太守。

    后一个儿子范晏,是侍中、光禄大夫。

    再后一个儿子范晔,是太子詹事,因谋反被杀,另有他的传记。

    小儿子广渊,文章写得好,是世祖的抚军咨议参军、领记室,因为受范晔的事牵连也被杀。

    荀伯子传荀伯子,颍川颍阴人。

    祖父荀羡,骠骑将军;父亲荀猗,秘书郎。

    伯子幼时十分喜爱学问,博览经籍群书。

    但性情通达率意,喜欢旁杂的游乐,在乡里闲荡游玩,他也因此仕进无望。

    后始任驸马都尉、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

    著作郎徐广看重他的才学,推荐伯子和王韶之同为佐郎,帮助编撰《晋史》以及撰写桓玄等人的传记。

    升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九年(413)伯子上表皇帝:“臣听说咎繇死后,臧文深深为之叹息;伯氏夺邑,管仲称之为仁。

    功德崇高历经百代不会泯灭,滥加赏赐则是任何伟大朝代也不允许的。

    太傅钜平侯祜,明德通贤,作为臣子忠心不贰,辅佐君王,功至消灭吴国,但他没有后嗣,连祭祀的人都没有。

    汉朝因为萧何的大功,总保持他的后代得以继承流传。

    我认为对钜平侯的封赏应该和赞阝国相同。

    前太尉广陵公陈准是孙秀的党羽给淮南带来灾难,窃取大国之主的享受,可算是因罪为利。

    当时正值西朝政策刑罚失去公正,中兴之举也因此失去希望。

    如今王道新始,怎能不严格区分赏与罚呢?这样的话,广陵之国就应予以削除。

    前太保卫馞本来的爵位是萧阳县公,遭受灾难后,就增加了他的品级等第,一开始赠他为兰陵公又转任江夏。

    朝中许多大臣都没有一个合理的结局,卫馞功德并不突出,没有理由单独受到不合理的封赏,应该恢复过去的等级,以匡正国策。”皇帝下诏将此表交给门下省执行。

    前散骑常侍江夏公卫..上表陈述自己的意见:“臣的祖先故太保卫馞,在魏咸熙年间,太祖文皇帝为元辅的时候封他为萧阳侯,大晋统一天下后晋爵为公,历位太保,总揽朝政,当时贾庶人及诸王专权,忌恨卫馞的忠节,因此楚王越假诏致使他遇难。

    前朝因为卫馞秉心忠正再加上攻打蜀国的功劳,所以追封他为兰陵郡公。

    永嘉年间东海王越食邑在兰陵,卫馞的封地换到江夏,户邑数量没有增加。

    臣的高祖散骑侍郎卫桑是卫馞的嫡孙,篡夺继承封爵,中宗皇帝让臣的曾祖前右卫将军卫崇承袭封爵,一直到臣。

    臣听说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要贬降我的封爵恢复昔日的萧阳侯。

    因赵氏的忠诚恩宠延续数代,汉高祖开封,以泰山黄河为盟誓。

    恳请陛下考察臣祖上昔日的功勋,施行无所不至的恩泽,请将臣的上表对外公布以便定夺。”颍川陈茂也上表说:“祠部郎荀伯子上表指责我的七世祖太尉陈准祸害淮南,不应对其过度赏赐;推究此事可知因祖先剪除贾谧,被封为海陵公,此事发生在淮南遇祸之前,后来尽管广陵在混乱之际,我的祖先才开始蒙受厚遇,历位元、凯。

    后来出朝到边远的地方,仍然到了平州,也没有到削除封国的地步。

    这实在是因为祖先的功绩巨大,历代不灭的原因。

    如今圣明的君主统治天下,英雄豪杰辅佐致力于国家中兴,大家都对此没有什么疑议,不认为是过度赏赐。

    臣还未成年时就继承了祖上的封地和爵位,伏愿陛下考察祖上昔日的功业,表现您的怜悯和圣察。”皇上下诏将两人的表都交给门下省,最终并未施行。

    伯子任世子征虏功曹、国子博士。

    因妻弟谢晦举荐而入朝任尚书左丞。

    后出朝补任临川内史。

    车骑将军王弘称赞他:“沉着稳重、朴质无华,有平阳侯的风度。”升任散骑常侍,又上表给皇帝:“臣见朝中百官的次序,陈留王在零陵王之上,我私下认为这有不恰当的地方。

    过去武王消灭殷商,将神农的后代封赏在焦,黄帝的后人封赏在祝,帝尧的后人封赏在蓟,帝舜的后人封赏在陈,夏的后人封赏在杞,殷的后人封赏在宋。

    杞、陆都是列国,而蓟、祝、焦却没有什么名声。

    这是褒奖推崇承继的祖先,优于远代的证明。

    所以《春秋》排列诸侯次序,宋在杞、陈之前,考察近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晋泰始元年,皇帝下诏赐给山阳公刘康子弟一人关内侯的封爵,卫公姬署、守侯孔绍各一个儿子为驸马都尉。

    又泰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刘熹等人议论,认为卫公姬署对于大晋朝应在三恪之内,要降称侯。

    臣认为零陵王位置应在陈留王之上。”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调任太子仆、御史中丞,在职勤勉谨慎,有匪躬之称。

    他在朝中整肃威严,人们都惧怕他。

    凡是他想奏议弹劾的事,总是严加非议谤毁,有的还要涉及祖先,表现了他为人剀切刚直,但又夹杂着嘲戏的态度,所以世人都以此非难他。

    出朝补司徒左长史、东阳太守。

    元嘉十五年(438)死于官任上,时年六十一岁。

    伯子有文集流传后世。

    庐陵孝献王刘义真传孝献王刘义真,相貌美丽,神情秀彻。

    开始被封为桂阳县令,食邑一千户。

    十二岁时,跟随北伐大军进入长安,留守木百谷坞,任员外散骑常侍,未到任。

    关中地区平定后,高祖商量回到东部地区,而众将领已出征好长时间,都有回去的愿望,只留下副将又不能稳定民心,因此就让刘义真行都督雍、凉、秦三州司州的河东平阳河北三郡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雍州刺史。

    太尉谘议参军京兆王修任长史,将关中守卫的重任交给了他。

    高祖临行时,三秦父老对他哭诉说:“此地百姓不能沐浴中华恩泽到如今已一百多年了。

    现在才迎来君王,蒙受圣恩。

    长安的十座陵墓,是汉家的坟墓;咸阳几千间宫殿,是汉家的房屋,丢下这些要到哪里去呢?”高祖听了十分伤感,就安慰他们:“我受命于朝廷,不能擅自留在这儿。

    感谢众乡亲留恋朝廷的心意,现在我留下二儿子和文武贤才一起镇守此地。”临走时,高祖亲自拉着义真的手把他交给王修,并让王修拉着他儿子孝孙的手交给高祖。

    义真很快正式封王,加节,又进督并、东秦两州、司州的东安定、新平两郡诸军事,领东秦州刺史。

    当时从陇上流亡的人,多住在关中,都希望高祖乘胜收回家乡。

    到高祖设置东秦州,父老百姓知道朝廷没有夺取陇右、稳固关中的打算,都为之叹息。

    而佛佛虏大军压境威逼来临。

    沈田子杀了王镇恶,王修又杀了沈田子。

    义真年轻,给手下人的赏赐没有节制,王修常将赏赐从中裁减一些,手下人都十分怨恨。

    因而他们就借这事对义真说:“镇恶想谋反,所以田子杀了他;王修如今杀了田子,这又是想谋反啊!”义真就派刘乞等人杀了王修。

    王修字叔治,京兆灞城人。

    当初南渡到江南见到桓玄,桓玄了解他,对他说:“君一生有吏部郎的才能。”王修死后,人心离散局势一片混乱无法统一。

    高祖派将军朱龄石接替义真镇守关中,让义真带少量部队迅速回来。

    众将领竞相聚敛财物,用车拉着财物儿女,慢慢地行走。

    敌人追赶的骑兵就要追上来,建威将军傅弘之说:“高祖吩咐迅速行进,是担心敌虏追上来造成人员伤亡。

    现在部队带着辎重,一天还走不到十里,敌人追上来怎么办?应该丢掉车辆轻装前进,才可以免除灾祸。”义真不听。

    敌人果然追了上来,有骑兵一万。

    辅国将军蒯恩断后抵挡不住敌兵的攻击,到了青泥,后卫部队大败,众将领以及府功曹王赐全被俘虏。

    义真走在前面,才幸得与几百人一起逃出走散,黄昏时敌人没有再追下去。

    义真和手下人走失,独自躲在草丛中。

    中兵参军段宏只身匹马前来搜寻,沿途叫喊,义真听出他的口音,走出草丛叫道:“你不是段中兵吗?我在这儿。”段宏非常高兴,将义真背回。

    义真对段宏说:“今天这事,我确实没有谋略。

    但大丈夫不经历这样的情况,怎么懂得艰难。”开始高祖听到青泥失败的消息,就向那些先回来的人询问义真的下落,他们都说:“黑夜奔逃,不知他是生是死。”高祖非常恼怒,想立即北伐,谢晦劝谏也不听从。

    到得到段宏的报告,知道义真幸免于难才作罢。

    义真不久都督司、雍、秦、并、凉五州诸军、建威将军、司州刺史,持节不变。

    让段宏任义真的谘议参军,很快升任宋台黄门侍郎,领太子右卫率。

    段宏,鲜卑人,是慕容超的尚书仆射、徐州刺史,高祖攻打广固时归降宋。

    太祖元嘉年间任征虏将军、青、冀二州的刺史。

    死后追赠他左将军。

    当时义真将要镇守洛阳,而河南破败荒凉,没有来得及治理,因而改任扬州刺史,镇守石头城。

    永初元年(420),义真被封为庐陵王,食邑三千户,转而镇守东城。

    高祖刚登基时,义真神情不高兴,侍读博士蔡茂之问他为什么。

    义真说:“安逸的时候应不忘危险,快乐平安怎能依仗?”第二年,调任司徒。

    高祖不同意,让他任持节、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朝镇守历阳。

    他还没有到任高祖就死去。

    义真性情聪明,爱好文学,但轻率无德行。

    和陈郡谢灵运、琅王牙颜延之、慧琳道人交游往来非常密切。

    自称自己得志的时候,让灵运、延之做宰相,慧琳做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人不喜欢义真和灵运、延之亲密过分,就派范晏严肃地劝戒他,义真说:“灵运这个人空疏,延之浅薄,是魏文帝所说的那种很少能以名节自立的人。

    只不过他们的性情所得并没有忘言于悟赏,所以我才和他们交游罢了。”赴任前,将部属队伍排列在东府前,因有国哀,义真所乘的船是单素色,还比不上母亲孙修仪的好。

    义真和灵运、延之、慧琳等人一起检阅部队,在船内设宴。

    到历阳后,向朝廷大肆索要物品,羡之等人总是裁减一部分而不给足,因而义真深深怨恨朝廷,上表请求回京城。

    因少帝无德政,羡之等人密谋废掉少帝立新皇帝,按照等级次序该立义真,但他们认为义真轻浮,不能担当主持社稷的重任,并借他与少帝不和,上书奏请少帝废除义真。

    少帝将义真废为庶人,流放到新安郡。

    前吉阳令堂邑张约之上书劝谏,皇帝看了以后,让约之任梁州府参军,不久又杀了他。

    景平二年(424)六月癸未,羡之等派人到流放地杀死义真,义真时年十八岁。

    元嘉元年(424)八月,文帝下诏追复义真原有王的封号,并迎其灵柩回京。

    元嘉三年(426)正月,文帝诛杀徐羡之、傅亮等人,文帝下诏追赠义真为侍中、大将军,封王如故。

    义真没有儿子,太祖以第五个儿子绍,字休胤,做他的后嗣。

    元嘉九年,袭封庐陵王。

    江夏文献王刘义恭传文献王刘义恭,年幼时就聪明颖慧,姿容美丽,高祖特别喜欢义恭,其他儿子都比不上他。

    吃饭睡觉常不离高祖左右。

    高祖性情节俭,儿子们吃饭不超过五盘菜,但因特别宠爱义恭,凡他要的果品食物则不加限制,义恭自己也没有吃都给了别人。

    庐陵诸王从不敢要,要也得不到。

    景平二年(424),监察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代庐陵王义真镇守历阳,当时他十二岁。

    元嘉元年(424)被封为江夏王,食邑五千户。

    加使持节,将军不变。

    进监任都督,但未到任。

    太祖征讨谢晦,义恭回镇京口。

    元嘉六年(429),改授义恭散骑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持节、将军不变。

    义恭对文学有所涉猎,但骄纵奢侈而没有节制,出朝镇守地方后,太祖写信给他予以告诫。

    元嘉十六年(439),义恭进位司空。

    次年大将军彭城王义康有罪出藩,朝廷征召义恭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领太子太傅,持节不变。

    义恭本来就小心谨慎,加以有义康的过错为戒,虽然任总录,但不过是发送文书罢了,所以太祖对他没有戒心。

    相府每年给他二千万钱,其他物品是钱数的两倍,而义恭性格豪奢,常常不够花销。

    太祖又另外每年给他千万钱。

    元嘉二十六年(449),义恭领国子祭酒。

    当时有人献给太祖一匹五百里骏马,太祖将马赐给了义恭。

    元嘉二十七年(450)春,索虏侵略豫州,太祖想乘此夺取河、洛地区。

    当年秋天,让义恭总统各路将帅,出朝镇守彭城。

    后解除国子祭酒的职务。

    敌兵深入南方,一直到了瓜步,义恭和世祖关闭彭城固守。

    元嘉二十八年(451)春,敌兵经过彭城向北退走,义恭害怕而不敢追击。

    那日有老百姓说:“敌人驱赶广陵百姓一万多人,晚上会驻扎在安王陂,那里距离城区几十里,现在追击,可以全部救回百姓。”诸位将领都一起请求,义恭又禁止不允许。

    一夜后,太祖派的使者来令其全力急追。

    义恭于是派镇军司马檀和之去萧城。

    敌人已听到消息,就将驱赶的广陵百姓全部杀死,轻骑远去。

    当初敌兵深入江南地区时,皇上担心义恭不能守住彭城,极力提醒警戒他,义恭答道:“臣不能到瀚海,渡居延,但可免除刘仲奔逃的耻辱。”到敌兵来到时,义恭果然想逃跑,幸而因众人的议论才未执行,这事见《张畅传》。

    朝廷降了义恭的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其他官职不变。

    鲁郡孔子故居院子中有二十四株柏树,经历了汉、晋数代,树粗连抱。

    其中两株折断了倒伏在地,人们非常崇敬,没有谁敢动这两株树,义恭派人将两株断树砍去,父老长者没有不叹息的。

    义恭又以本来的官职领南兖州刺史,增督南兖、豫、徐、兖、青、冀、司、雍、秦、幽、并十一州诸军事、加上前面的十三州,镇守盱眙。

    他在那里模仿东城的式样,修造宫殿。

    元嘉二十九年(452)冬,回到京城,皇上亲自乘船去迎接他。

    适逢太妃的丧礼,改授他为大将军,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持节、侍中、录尚书、太子太傅不变。

    回到东府,义恭辞去侍中之职。

    又遇上元凶叛逆,劭召见义恭。

    这之前,劭曾召见太子及诸王,他们都各自带了手下人,担心有诈而遭不测。

    这时义恭请一个常常派遣的下人传达诏令,劭先派了传诏的人然后才进屋。

    义恭将府内的全部兵器都送交出去了,义恭进位太保,进督会州诸军事,服侍中服,又领大宗师。

    世祖入城讨伐劭,劭疑心义恭对他有贰心,就让他住进尚书下省,并将他的儿子分住在神虎门外的侍中下省。

    劭听到世祖已驻军附近,想全力与其在半道中决战。

    义恭担心世祖乘的船破小,劭的巨船在江中横冲直撞,肯定会造成大祸害。

    于是向劭进言:“舍弃南岸,在石头城外筑起栅栏,这是前朝的老办法,以逸待劳,不担心不能打败世祖。”劭听从了。

    世祖的先头部队到了新亭,劭挟持义恭出城战斗,其间总是使他跟在身后,所以义恭无法脱身。

    劭战败后,让义恭在东堂选将。

    义恭先派人在东冶渚准备了船只,自己匹马出逃。

    逃出后,要渡淮河时,追兵已到了北岸,他非常危险地逃了出来。

    劭十分恼怒,派始兴王浚到西省将义恭的十二子杀了。

    世祖当时在新林浦,义恭来了后,上表劝世祖即皇帝位。

    世祖登基后,授义恭使侍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军事、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徐二州刺史,给他一班鼓吹乐手,二十人的班剑,又给了黄钺。

    事件平息后,进位太傅,领大司马,增加班剑为三十人。

    世祖将在藩镇佩戴的玉环大授带赐给义恭,并增封二千户。

    世祖立太子,东宫的文案,都要先经过义恭的手。

    孝建元年(454),南郡王义宣、臧质、鲁爽等人谋反。

    事件平定后,以臧质的七百里马赐给义恭。

    又增封二千户。

    世祖认为义宣叛乱是因为力量强大,这时就想削弱王侯的力量。

    义恭了解其旨意,就上表请求除去录尚书。

    世祖听从了这些个建议。

    这年十一月,义恭回镇京口。

    孝建二年(455)春,进督东兖、南兖两州,这年冬天,又被任命为扬州刺史,他职不变。

    外加入朝不急走,赞许不称名,带剑穿鞋上殿的特权,他坚决辞谢了这特殊的礼节,又解除了持节、都督和侍中之职。

    义恭著有《要记》五卷,始于西汉,终于晋太元年间,附表呈给皇帝,皇帝下诏交付秘阁收藏。

    当时西阳王子尚深得皇帝恩宠,义恭辞去扬州刺史来躲避子尚,于是进位太宰,领司徒。

    义恭常常担忧被世祖猜疑,到海陵王休茂在襄阳叛乱,他就上书世祖为之谋划。

    当时世祖严厉残暴,义恭害怕不被世祖容纳,就态度谦恭曲意逢迎尽礼侍奉世祖,言语巧妙善于发挥附会,俯仰承接,都十分恰当。

    每有吉祥征兆就献上赋颂,陈咏皇上的美德。

    大明元年(457),有一种三脊茅草长在石头城西岸,义恭屡次上表劝世祖封禅,世祖十分高兴。

    大明三年(459),加领中书监,以崇艺、昭赋、永化三营一共四百三十七户的赋税供给义恭的府第,又增加了佣人一千七百人,总数达二千九百人。

    此外朝廷每年供应他三千匹布。

    大明七年(463),跟随皇帝出巡,兼任尚书令,解除中书监。

    大明八年(464)闰月,世祖死去,留下遗诏:“解除义恭的尚书令,加中书监,柳元景领尚书令,住进城内。

    国事无论大小都归二公处理。

    大事与沈庆之商议决断,如果要打仗,他可做统帅。

    尚书的事交给颜师伯。

    统领外监的事交给王玄谟。”前废帝即皇帝位,下诏加封他录尚书、中书监、太宰,王等封号不变。

    又增义恭的班剑到四十人,又重新给予他特殊礼节,义恭坚决谢绝了特殊的礼节。

    义恭性格嗜好不能持久,随时会改变。

    从生到死屡次搬迁住宅。

    和人交游,感情好恶也多不能持久。

    生性又奢侈无度,不吝惜财物,对左右宠幸的人,一天赏赐有时达一、二百万,但稍不合他的意就又追夺回来。

    大明年间,朝廷对他的供给非常丰厚,但他常常不够日用,到市集上向老百姓赊借物品,却没钱可还,有老百姓写信来索要钱的,义恭就在信末写个“原”字。

    擅长骑马,懂音乐,外出游玩有时达三、五百里之外,世祖也任其所为。

    义恭东到吴郡,登虎丘山,又登上无锡县乌山眺望太湖。

    大明中修撰国史时,世祖亲自为义恭写传。

    到永光年间,虽然任宰辅之职,但常常比不上废帝的宠臣戴法兴等人。

    前废帝狂悖无道,义恭、元景等人商量想废除废帝立新皇帝。

    永光元年(465)八月,废帝率领羽林军到义恭府第将其杀害,还一起杀了他的四个儿子,义恭时年五十三岁。

    废帝肢解义恭,剖开肠胃,挖出眼珠,以蜜浸泡用之来做鬼目粽。

    太宗平定逆乱,追封义恭使侍节、侍中、都督内外诸军事、丞相、领太尉、中书监、录尚书,王不变。

    泰始三年(467),又下诏将义恭、柳元景等人按照国典,陪祭宗庙。

    羊欣传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

    父亲羊不疑是桂阳太守。

    羊欣幼时温和沉静,从不与人争斗。

    言谈优雅,衣着整齐,举止优美。

    遍览经籍群书,特别擅长隶书。

    羊不疑开始任乌程县令时,羊欣十二岁。

    当时王献之任吴兴太守,非常赏识喜爱羊欣。

    有一个夏日他到乌程来,羊欣白天穿着一件新的绢裙在睡觉,王献之在羊欣几幅裙摆上写满了字就走了。

    羊欣本来书法就好,从此后字写得更好了。

    羊欣开始任辅国参军,州府解体后就回到家乡。

    隆安时期东晋渐渐混乱,羊欣游历于私人府第之间,不再出来做官。

    会稽王后代元显每次让羊欣写字,羊欣总是拒绝。

    元显很恼火,就要羊欣做他后军府的舍人。

    这个职务本由出身寒门的人担任,羊欣却神色自若,没有表现出一点点自卑。

    当时品评人物的人都为此称道他。

    羊欣曾去拜访领军将军谢混,谢整理座席,换上新衣服之后才见羊欣。

    当时谢的侄子谢灵运也在场,退出来后将这事告诉叔伯哥哥谢瞻说:“望蔡见羊欣要换衣裳换座席。”羊欣从此更加有名。

    桓玄辅政任平西将军,让羊欣任平西参军,又转任主簿,让他参与机要事情。

    羊欣想要疏远桓玄,常将一些机密泄露出去。

    桓玄察觉了他的用意,反而更重视他,任命他为楚台殿中郎。

    并对他说:“尚书是政事的根本,朝廷中礼乐都由尚书制定。

    你过去任机密要职,而现在就要轻松了。”羊欣就职没几日就称病辞去官职,隐居民间,十多年没有出来做官。

    义熙年间,羊欣弟弟羊徽被高祖任用,高祖对咨议参军郑鲜之说:“羊徽是一时期的杰出之士,而世人对他的评论还排在他哥哥之后,真遗憾不能与羊欣相见。”于是高祖就下诏让羊欣补列右将军刘藩的司马,转任长史,中军将军道怜的咨议参军。

    后出京任新安太守,在任一共四年,以简朴仁惠著称。

    又被任命为临川王刘义庆的辅国长史,庐陵王刘义真的车骑咨议参军,但都未到任。

    太祖十分看重他让他做新安太守,前后一共十三年。

    在任上,他尽情游玩山水,这很投合他的性情。

    后转到义兴任职,与他心意不合。

    不久又以病重为由辞官回乡。

    被任命为中散大夫。

    羊欣一向喜欢黄老之学,常常亲手抄写这类书籍上的章节。

    他有病不吃药,只喝符水而已。

    他又精通医术,著有《药方》一书共十卷。

    羊欣以不能忍受跪拜为由,拒不朝见皇帝,高祖和太祖都因不认识他而非常遗憾。

    他如果不是看望最近的亲属从不轻易外出。

    而且他走路只走城外,从未走进宫殿之地。

    元嘉十九年(442)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王微传王微字景玄,琅王牙临沂人,太保王弘的侄子。

    父亲王孺是光禄大夫。

    王微小时候喜爱学习,博览群书,文章写得好,会书法、绘画,还懂音乐、医方、阴阳术数。

    十六岁时州里举荐他为秀才、衡阳王刘义季的右军参军,他都未去就任。

    始任司徒祭酒,转任主簿,始兴王刘浚后军功曹记室参军,太子中舍人,他是始兴王的朋友。

    王微因服父亲的丧辞去官职。

    服丧期满后,任南平王刘铄的右军谘议参军,王微一向没有仕宦的欲望,称病不去就职。

    朝廷仍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又准备任命他为南琅王牙太守和义兴太守,他都坚决辞谢了。

    王微做了始兴王刘浚的府吏后,刘浚屡次关怀慰问他,王微写信答谢他,总用华丽的词采。

    王微写文章很有古风,抑扬起伏。

    袁淑看了认为王的文章是诉屈,王微因此又给叔伯弟弟僧绰写了信。

    当时有人说王微被举荐,庐江何偃也参加了议论,何偃担心被王责备,写信给他表白自己。

    王微因此写了一封回信。

    王微常住在只有一个单间的房子,看看书玩赏古器物,像这样过了十几年。

    太祖因为他善于卜筮,赐给他有名的蓍草。

    王微的弟弟僧谦也有才名,任太子舍人,患了病,王微亲自为他诊治,可是僧谦不幸服药过量而亡。

    王微因之非常内疚痛苦,发誓不再自己治疗,哀痛弟弟不止,并写信告慰于僧谦的灵前:“弟弟十五岁开始在外居宿,不追求名誉,只是一个人沉湎在书籍中,听到琴乐就能过耳不忘。

    钻研文献典籍,推究历史传记,没有多久就有非常可观的成就。

    我长期生病,有时有空闲,你就称引历史事件,与我过去学的完全一样。

    从那时起你日积月累,闻名四方。

    正要实现你一向怀有的志向,继美前贤,怎想到突然长逝。

    我悲痛欲绝,心如火烧刀搅。

    “想起你一生,仅在十年之中如果不是公事,我们总是在一起,哪怕只有一个字的书也一起咏读,哪怕只有一句话的文章也总是一起研读赏析。

    一杯浊酒让我们忘记忧愁,共同读书相互慰勉。

    我之所以困厄而不忧愁,实在只是有赖于这样的生活啊!怎奈苍天无情,让我形单影只茕然独坐。

    回想起过去外出散心,极目远望泪流满面,我珍惜日夜的时光,又总是为我的羸弱疾病担忧,哪里想到你竟匆匆先归冥冥之天!我辗转反覆万般思念但再也无法再见你一面,你的音容笑貌依然在眼前,往事也历历在目,而今你在哪里啊,令我悲伤无穷。

    我们正要一起隐居山水以度过余年,你有什么罪过遭此夭折,死在我的手里,想起来我心中痛恨不已。

    我一向喜欢医术,不能使弟弟保全,又思虑不精,导致这样的过错,想起这就非常悲痛。

    痛苦又有何用?责怪自己又有什么用啊!“弟弟为人侍奉父母忠孝,对待兄长和顺,即使对仆人也从无呵斥,可称得上君子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

    性情冲淡平和沉静通达,心中的爱憎好恶,行为举止的尺度,常常令我感叹不已。

    你常说:‘兄长的文章风格,可以推为英丽,应感到自豪;兄长的为人比较偏激,应该中庸平和一些。

    ’这话仍在我耳边回响,但我们万世也不能再见面了,怎么办啊!只有你的十几张手迹,封装整齐,而思念却不可得了。

    当初你听说我病了,肝肠寸断。

    我总以为会让我一幅丝巾就足够的薄葬拖累你,怎么竟反过来殡送你呢?..“我是一个困顿有疾病的人,平生的志向你很了解,终日端坐窗前,其宽慰与适意都正依赖有你在罢了。

    以前过了中午你还不来,我就急切地盼望;如今我自省自己的糊涂罪孽,再无活着的道理。

    如果我烦闷疲惫,不能作碑文,若你在天之灵看不到我的文章,岂不让我憾恨!现在我写了这些也不知说了些什么,没有文理,心中的悲痛之情也没有表达出万分之一。

    阿谦啊,哪里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谁来看我,谁来为我忧伤。

    过去我珍惜时光,割舍嗜好以求长生,如今我只求能迅速归化啊。

    你身怀和氏璧一般的才华,还未在文章中展现,我想将你的文章编成一集,不知匆匆能否来得及做到?现在已成服,我在你的灵前用你我共饮的酒杯,喝着自酿的酒,像我们当初的情形吗?悲痛啊!悲痛啊!”元嘉三十年(453年)王微去世,时年三十九岁。

    僧谦死后四十天王微就死了。

    他临终前要家人将他薄葬,不设丧车、灵旗、鼓乐挽灵之类的东西。

    放一张五尺床作为灵台,两天就撤去。

    将曾经弹过的琴放在灵台上,何长史来的话,将琴赠给他,何长史就是何偃。

    王微没有儿子。

    家人听从了他的话。

    王微有文集流传于世。

    世祖即位以后,下诏说:“王微志向忠贞深厚,文章..厚和美,生自华宗,身安隐居,足以滋润丘园,使浅薄的风俗变得..厚。

    不幸早逝,朕非常悼念他。

    可以追赠他为秘书监。”王华传王华字子陵,琅王牙临沂人,太保王弘叔祖的弟弟。

    祖父王荟,卫将军、会稽内史。

    父亲王貵,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

    家住吴中,晋隆安初年,王恭起兵讨伐王国宝,当时王貵正服母丧在家,王恭下檄文命令他也起兵,他聚集民众响应,让自己的女儿任贞烈将军。

    国宝死后,王恭让王貵罢兵。

    貵起兵时杀了很多人,到此时已不能停下来,于是就以讨伐王恭的名义再次举兵。

    王恭派遣刘牢之攻打王貵,貵兵败逃亡,不知所终。

    长子王泰被杀死。

    王华当时十三岁,在军中与父亲走失,跟着和尚释昙永逃命。

    当时刘牢之搜索王华非常急迫,昙永让王华提着衣服跟在他后面,追查的士兵对他有些怀疑。

    王华走得慢,昙永责骂他:“奴才懒惰,还跟不上我!”用手杖打了王华几十下,众士兵不再怀疑,王华因此免除杀身之祸。

    遇大赦王华回到吴中。

    王华年少时就有志向,因为父亲生死不明,王华过着普通的平民生活,布衣疏食,不与外人交往,这样过了十几年,被当时人所赞美。

    高祖想要启用他,给王貵举行葬礼,让王华戴孝服丧。

    丧礼完毕后,高祖北伐长安,领镇西将军北徐州刺史,他征召王华为州主簿、又转为镇西主簿,治中从事史,各职任上都有好的名声。

    太祖镇守江陵,任王华为西中郎主簿,调任咨议参军,领禄事。

    太祖进号镇西将军,王华也随之调去。

    太祖没有亲自处理政事,所有行政事务都委派给司马张邵处理。

    王华性情尚物,不愿意别人比自己强,张邵性情豪纵,每次出行总用许多车辆,王华出行则用一辆牵车,随从不过两三人。

    两人曾在城中相遇,王华假装不知是张邵,对身边人说:“这声势非常浩大,肯定是皇帝出行。”他下了车,站立路旁,张邵过来非常震惊。

    张邵穿白衣服登城,被王华纠问,因此掉职,王华代任司马、南郡太守,管理府州的事务。

    太祖入朝继任帝位,因为少帝被害,疑虑而不敢下决断。

    王华建议说:“羡之等人被寄以重任,不容许他们轻易地叛逆。

    废主活着,他们就担心将来遭到灾祸,这样才导致少帝被害。

    人大多贪恋生命,怎敢一下子就抱有叛逆的念头。

    况且他们三个势力相当,互不相让,不过是想掌握大权巩固自己的地位,以此让少主重用依靠他们罢了。

    现在下诏行事,根本不用担心。”太祖听从了他的话,留王华全权处理宫内事务。

    太祖登基,任王华为侍中、领骁骑将军,没有接受,转任右卫将军,侍中之职不变。

    先前,会稽孔甯子任太祖的镇西咨议参军,因文章好被赏识。

    这时任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

    甯子和王华都有富贵的愿望,自从羡之等人掌权后,羡之日夜在太祖面前陷害诽谤他们二人。

    甯子曾回到东部地区,到了金昌亭,手下人想在那里靠船,他命令离开并说:“这是杀君的亭子,不能停靠。”王华每次闲居在家,总是朗诵王粲《登楼赋》中“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他外出碰到羡之等人,每次总是咬牙切齿,怒目相向,叹息着说:“应该能见到太平之时吗?”元嘉二年(425),甯子病逝。

    元嘉三年(426),诛杀羡之等人,王华升任护军,侍中不变。

    南朝宋只有王华和南阳刘湛不矫饰谦让,得到官职就接受,觉得是平常之事。

    王华的性情和行事与别人不同,从不参加宴饮聚会,终身不喝酒,有宴会都不去。

    到了王弘辅佐朝政,王弘的弟弟昙首被太祖任用,和王华职位相当。

    王华曾说自己力量使不完,常叹息说:“宰相一下子有好几个,天下怎能治理好。”元嘉四年(427),王华逝世,时年四十三岁。

    朝廷追赠他为散骑常侍、卫将军。

    元嘉九年(432),皇帝考虑王华诛灭羡之的功劳,追封他为新建县侯,食邑一千户,谥号为宣侯。

    世祖即位,将王华的灵位移入太祖的宗庙。

    殷景仁传殷景仁陈郡长平人。

    曾祖父殷融,晋朝太常。

    祖父殷茂,散骑常侍、特进、左光禄大夫。

    父亲殷道裕早亡。

    殷景仁小时候就有成就大业的胸怀,司徒王谧见到他就将女儿许配给他。

    他始任刘毅的后军参军、高祖的太尉行参军。

    他建议朝廷命令百官举荐人才,以其推荐的人是否贤能作为他们升降的依据。

    任宗台秘书郎、世子中军参军,转任主簿,又任骠骑将军道怜的主簿。

    出朝补任衡阳太守,入朝任宋世子洗马,又转任中书侍郎。

    景仁为学但不著文章,敏捷有思致,口不谈义理,深识大体,对国家典章朝廷礼仪旧的规章制度,无不抄录撰写,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有志在当世的抱负,高祖非常了解他,提升他为太子中庶子。

    少帝即帝位,景仁入朝补侍中,屡次上表辞谢。

    皇帝下诏称:“景仁退让礼揖的主意不会改变,可让他改任黄门侍郎,以满足正人君子的心愿。”不久他领射声,很快又转任左卫将军。

    太祖即帝位后对他非常器重,不久调任侍中,左卫将军不变。

    当时他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骁骑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同为侍中,都在宰相府,他们几个皆以非凡的气度和杰出的才干而冠绝一时,共同升迁的荣耀近代以来无人能赶得上他们。

    元嘉三年(426)皇帝亲征谢晦,司徒王弘入朝掌管中书下省,景仁因年长正直和王弘一道执掌留守京城的重任。

    平定谢晦后,景仁代替到彦之任中领军,侍中不变。

    景仁服母丧,母亲刚下葬完毕,朝廷就起用他为领军将军,他则坚决辞绝。

    皇帝派中书舍人周赳用车子接他回府。

    元嘉九年(432)服丧完后,调任尚书仆射。

    太子詹事刘湛代任领军,他和景仁一向关系密切,都被高祖重用,被委以宰相之职。

    刘湛在朝外任职,恰值此时王弘、王华、昙首相继故去,景仁就让刘湛回到朝中,共同参予朝政。

    刘湛回来后,认为景仁的地位待遇本不该超过他,现在一下子位列于自己前面,心里非常气愤。

    他知道太祖信任依靠景仁,不能动摇他的地位,于是就暗中勾结司徒彭城王刘义康,想借宰相的权位推倒景仁。

    元嘉十二年(435)景仁又升任中书令、护军,仆射不变。

    不久,又以仆射之职领吏部,护军不变。

    刘湛更加怨恨景仁。

    义康采纳了刘湛的主意,在太祖面前诋毁景仁,太祖却更器重他。

    景仁曾叹息着对亲戚朋友说:“我将刘湛引荐入朝,他一来就咬人。”于是他就称病辞职,屡次上表皇上但总不能被允许。

    皇上让他在家中养病,并派黄门侍郎看望他。

    刘湛商议派人装作窃贼在外面将景仁杀死,认为即使太祖知道,想必不会对他们怎么样,因为皇帝终究不会伤了骨肉亲情。

    皇帝稍微觉察到了他们的阴谋,将景仁迁到西掖门外晋鄱阳王的宅第,并将那里作为护军府,严加防备,所以刘湛等的阴谋未得逞。

    景仁卧病五年,虽然见不到皇帝,但却与皇帝秘密地书信往来,每天达十多封,大小朝政一定要向他询问。

    但他们往来极其秘密周详,没有人窥破这个秘密。

    皇上逮捕刘湛的那天,景仁让人给他整理衣裳,他卧病很长时间,左右手下都不知道他的用意。

    当日晚上,皇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见景仁,景仁仍然脚不好使,皇上让他坐在小床上,将对刘湛的审判全部交给他。

    景仁代替刘义康任扬州刺史,仆射领吏部不变。

    皇上派使者授给他印和绶带,主簿代他向皇上拜谢,拜完后就发现景仁性情变得乖错。

    他本来性情非常宽厚,现在突然严厉暴躁,他问左右手下人说:“今年男子结婚的多,还是女子出嫁的多?”这年冬天下雪,景仁坐车出厅外眺望,忽然震惊地说:“正门外怎么有棵大树?”接着又说:“我搞错了吗?”病情变得非常严重。

    太祖认为景仁在州里任职对他不利,就让他回到仆射下省。

    景仁任州刺史一个多月就死了。

    有人说他见到了刘湛的鬼魂。

    景仁时年五十一岁。

    皇帝追赠他为侍中、司空,其他的官职不变。

    谥号文成公。

    太祖在写给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的信中写道:“殷仆射生病不久,病重不治。

    他的识见远大,竭诚报国,我和他感情日深,如今心里非常痛苦。

    人民渴望国家出现栋梁之才,而得到是非常艰难的。

    我对他怀有深深的哀婉之情,不能自已。

    你也一样吗?一切都过去了,奈何?”世祖大明五年(461),世祖出行经过景仁的墓地,下诏说:“司空文成公殷景仁品德严正,识见明哲,功绩卓著,忠诚宏谟,为政泽民,佳誉流传。

    近来瞻仰其墓地,有感到他的过去,可派使者来祭悼他。”殷景仁的儿子道矜小时候就不太聪明,官至太中大夫。

    道矜的儿子殷恒,太宗的时候任侍中、度支尚书,因父亲的疾病长时不愈而被官府弹劾,降为散骑常侍。

    裴松之传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

    父亲裴王圭,做过正员外郎。

    松之八岁时就通晓了《论语》、《毛诗》。

    他博览古书,立身处世简朴。

    二十岁时做了殿中将军,此官是直接保护皇帝安全的。

    晋孝武帝在太元年间挑选名人作参谋顾问,开始选用的琅王牙人王茂之和会稽人谢车酋都是南方和北方的望族。

    松之的舅舅庾楷在江陵,打算带着松之西行,作新野太守,因为事情难办而中止。

    义熙初年(405),松之作了吴兴故鄣县令,因为政绩显著,于是又被调入京城作尚书祠部郎。

    宋高祖北伐,兼任司州刺史,让松之作了州主簿,后又调松之为治中从事史。

    攻克洛阳后,高祖说:“裴松之是朝廷人才,不应该长久主持边务,现召他为世子洗马,与殷景仁相同,可派人去告诉他。”在商议建立五庙的时候,松之认为妃子臧氏的庙乐也应该与其他四庙相同。

    松之被任命为零陵内史,召为国子博士。

    宋太祖元嘉三年(426),司徒徐羡之等人被诛杀,太祖派遣大使,巡行天下。

    通直散骑常侍袁渝、司徒左西掾孔邈出使扬州,尚书三公郎陆子真和起部甄法崇出使荆州,松之出使湘州。

    松之后又任中书侍郎和司、冀两州的大中正。

    皇上叫他注解陈寿的《三国志》,松之把传记聚集一起,增加了许多新奇的内容,完成后奉给皇上。

    皇上很高兴,说:“这是不朽之作啊。”松之出京任永嘉太守,他关心爱护百姓,官民相处得十分融洽。

    后又入补通直散骑常侍,仍兼任司、冀两州的大中正。

    不久又出任南琅王牙太守。

    元嘉十四年(427),松之辞去琅王牙太守一职,被任为中散大夫,不久任国子博士,又提升为太中大夫,国子博士如旧。

    接替何承天撰写国史,还没有来得及写,在元嘉二十八年,就去世了,享年八十岁。

    何承天传何承天,东海郯城人,叔伯祖父何伦,是西晋时右尉将军,何承天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徐氏,是徐广的姐姐,生性聪慧学识广博,所以何承天小时候便开始接受教义,经史百家,没有不详尽通习的。

    其叔父何月兮是益阳县令,他跟随何月兮一起去任所。

    晋隆安四年(400),南蛮校尉桓伟任命何承天为参军,当时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继举兵反抗朝廷,何承天惧怕祸乱不息,遂弃职还于益阳。

    起义之初,长沙公陶延寿任命何承天为他的辅国府参军,派人通报以尊奉宋高祖,于是任命何承天为浏阳县令,不久他便离职还于京都,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城,授官何承天为兼代参军。

    刘毅曾经外出行走,鄢陵信史陈满用弓箭射鸟,箭误中了值勤的将领,虽然没有射死人,但是处以弃市之刑。

    何承天提议说:“官司应重视实情断决,有疑问则从轻处理,先前使汉文帝刘恒所乘之马受惊的人,张释之以犯跸之罪名弹劾,而处罚也只到罚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白他无意惊动帝王之马,所以不以惊驾的重罚施加于他,而是施加以不同的条例,现在陈满的本意在于射鸟,不是有意射人,按照法律,因过失误伤人命的,判三年刑,何况还没有伤人呢?只轻微处罚一下就行了。”何承天被补任为宛陵县令,赵忄炎为宁蛮校尉、寻阳太守,拜请何承天为司马。

    不久何承天离职。

    宋高祖刘裕以何承天为太尉行参军。

    高祖讨伐刘毅,留下诸葛长民为监军,诸葛长民私自怀有异心,刘穆之偷偷问何承天说:“宋公此次出行能否成功呢?”何承天回答说:“不担心无法判决,我还有另外一丝担忧,宋公以前从左里城回到石头城,多高兴啊,这次回来,只不过是再重复一次罢了。”刘穆之说:“不是你说我还听不到这话,近来,渴望像丹徒刘郎(布衣)那样,恐怕也不能够了。”随后,何承天被任命为太学博士,义熙十一年(415),何承天为世子征虏参军,随后迁职为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塘县令。

    宋高祖刘裕在寿阳,宋台建立,召何承天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一起共同撰修朝仪。

    永初末年委任何承天为南台治书侍御史。

    谢晦镇守江陵,拜请何承天为南蛮长史,当时有一个叫尹嘉的人,家境贫寒,其母亲熊氏以自己为典质替尹嘉偿还债务。

    尹嘉因不孝获罪当处死刑,何承天提议说:“根据官府宣布的法令,全面考查尹嘉大辟罪之事,符合法吏葛滕的规范。

    母亲控告儿子不肖,并要求杀掉他是允许的,法令说,违反触犯教义法令,在尊重恭顺方面有不足,父母要求杀掉他,都是允许的,对被控告人的处罚只有依据控告人的要求来做。

    慎重探求这件事的原委,尹嘉的母亲陈述说自己愿意做典质换钱,为儿子还债,尹嘉虽然因为恭顺不至而触犯教义,但是其母却没有请求杀掉尹嘉,熊氏用还债使他生存下来,而现在却要杀掉他,这就没有顺从所求人的要求。

    此事开始以不孝为理由而控告,终止于由出卖而判罪,从这事两方面看,母亲和儿子都受了罚,葛滕所依据的法律,没有这条款,尹嘉生存下来意义很大,依理却难以申辩。

    明白教义然后阐发,怜悯他因愚昧而受蒙蔽。

    明晓德义慎重处罚,文王以此体恤下民;商议牢狱赦免死刑,中孚(卦名)于是流传苍生。

    说到实情那么母亲为儿子痛苦,说到恭敬那么是没达到礼仪的,现在放弃乞求宽恕的要求,依照被杀头的条例,用尊敬恭顺的法度,施加于有饥寒之患的贫民,确实不是惩罚重罪而宽容轻微的,甚至可以抛开有罪之名,我认为免除尹嘉的死刑,似以春天的恩泽普照万物的恩情。

    赦免熊氏的过失,用以表明为儿子受苦是合宜的,那么,蒲亭虽然简陋,却可以同圣明比德,豚鱼虽是微物,却流传到今日。”尹嘉之事没有判决,恰逢大赦,得以释免。

    谢晦荐举何承天为卫将军,后迁职咨议参军,兼做记室。

    宋元嘉三年(426),谢晦将被讨伐,他的弟弟黄门郎谢嚼用密信通报于他,谢晦问何承天说:“如果真是这样,你叫我如何呢?”何承天说:“以君王的尊贵,举天下之兵攻打一州,大小既不相同,方向也不一样,逃到境外以求自保,这是上计。

    其次派遣亲信带领兵士驻扎义阳,将军你率领部队在夏口交锋,如果战败了,就奔向义阳然后往北部边境出逃,这是次计。”谢晦沉吟良久说:“荆楚是适于征战的城郭,兵师财力充足,应该决战,逃走也还不晚。”命令何承天拟造征讨檄文,谢晦认为湘州刺史张邵与自己不是同道之人,准备派遣一千人马去偷袭他。

    何承天认为不知道张邵的意图趋向,不宜随便征讨。

    当时张邵的哥张茂度为益州县令,与谢晦一向友好,所以谢晦受何承天的劝阻中止了派兵。

    是时益州前任刺史萧摹之,巴西前任太守刘道产离官还于江陵,谢晦想杀掉他们,何承天竭力营救,所有的人得以幸免。

    谢晦被攻克,何承天留在城府中不随行,等到到彦之到马头时,何承天戴罪晋见,到彦之因为他有诚意,宽恕了他,命他兼作南蛮府事。

    元嘉七年(430),到彦之出师北伐,拜请何承天为右军录事,等到到彦之战败溃退,何承天因才能不适于军旅,得以免除刑罚,而任命为尚书殿中郎,并兼左丞。

    吴兴余杭人薄道举有补兵之祸,依照法律须是同籍的其月亲(其月亲,服丧一年的亲属)补充军队,薄道举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都是大功亲(大功,丧服五服之一,服期为九月),不应在补充的条例之内,法律以薄代公的母亲活着为期亲,那么儿子应跟随母亲补充军队。

    何承天提议说:“探究补兵这一制度,同籍期亲补充军队,大功亲不在此条例之内,妇女从者有三,出嫁了顺从丈夫,丈夫死了,顺从儿子。

    现在薄道举为补兵所患,如果他的叔父还活着,按法制应补充前往,妻子儿子居军营,本来是极合适的事。

    但他为补兵所患之时其叔父已经不在了,薄代公、薄道生又是堂弟,属于大功亲,不应该补充前往,现在如果以叔母为期亲,命令薄代公随母亲补充军队,既违背了大功亲不应补充前往的制度,又背离了妇女三从的道义。”由于主管此事的官员死守期亲的文告,不分辨男女之间的区别,嫌远了同时又害怕负担,才生出了这个疑窦,又害怕这不是朝廷慎用刑法的原旨,最后,何承天将薄代公母子一起宽恕了。

    已故司徒孔邈有奏说没被进用,孙邈已下葬。

    议论的人说不应该仍用孔邈的名字,而应用现任官的名义去启奏,何承天又提议说:“已经死了的人的名字不适合启奏,没有其他含义,只是嫌他对现在不吉祥罢了。

    启奏之事一经拖延,动辄要经过几年几月,盛明的世道,凡事应该从简,细微的避嫌和忌讳,都应该消除。”何承天本性刚直,不能曲意逢迎上司,常以自己所长轻慢同行,为仆射殷景仁所不满,出任为衡阳内史,以前在西部与官员大多不融洽,在郡里又不太公正清廉,被州司举发,拘禁于牢狱,遇到大赦得免。

    元嘉十六年(439),任命为著作佐郎,编撰国史,何承天年事已高,而其他佐郎都出自名门且年轻有为,颍川荀伯子讥讽何承天,常把他称作乳母,何承天说:“你应当说凤凰生了九个儿子,乳母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久迁职,为太子率更令,著作佐郎不变。

    当时丹阳丁况等人死了很久却还没安葬,何承天提议说:“按礼制,所谓还葬即速葬,应该说荒年歉收只是一时,所以准许他量财行事而不求完善。

    丁况等三家,数十年里,只要安葬就没有棺材,确实是由于恩情浅薄,与禽兽无异。

    我私自认为丁况等人同住在一起多年,却没有用道义进行规劝,以法律进行责罚。

    元嘉十六年冬,没有新颁法令,又没有申明旧的制度,有什么严格的,突然互相揭发,有的由邻人辩解,正与此案相同。

    如果是在东部许多地方听到这种事情很多,长江以西淮河之北也不少,如果只惩罚这三人,就大概起不到整肃之效。

    如果只开一个头,那么就可能一齐行动,里伍县司、竞相为私利而循情。

    财物贿赂一旦盛行,官司案情必然混乱,恐怕损害了圣主的治国之道了。

    我认为丁况等三家,暂且可不再过问,依据这事附带规定制理的方案,如果人们安葬不符合法律,同住的人应当立即揭发,三年除服之后,则不加追究,这样较为适宜。”元嘉十九年(442),设立了国子学,何承天以本职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授《孝经》,何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一起为他手执书经,从师授业。

    不久,迁为御史中丞,当时北魏侵扰边境,宋太祖向群臣征求威慑戎敌抵御入侵的策略,何承天上书说:“我就北边藩镇侵扰之事上书朝廷,强虏侵犯青州、兖州,皇上仁慈,怜悯百姓,广泛征集众人的智慧,治理国家军政,我以我愚昧浅陋,事先得到皇上的咨询,我私下考查过猃狁犯难起自上古,有周之时欣欣向荣,南仲却出师迎敌;汉室之初,兴隆盛世,卫、霍用力,虽然饮马于瀚海,树旗于祁连,战事艰难繁杂,普天之下极不安定,运输量太大,财物装满车船,无奈狂虏凶狠狡黠冥顽不化,势力没有削弱,成败结果,总的说来是没有益处的。

    汉宣帝(刘询)趁着他们背离混乱,推翻旧的使其灭亡,巩固新的使其存在,才使得他们臣服。

    自从晋朝丧失中原以来,戎敌侵略骚扰,一百多年里,却没有空闲以北虏为忧患。

    大宋之初,日月圣灵普照武帝,因而胡虏感念大宋之德害怕大宋之威,所以大宋之用度自然是进贡。

    自从陛下执政以来,这种与他族的联系遵循教养,十几年里,贡物仍然不断,去年三王外出镇守,考虑振兴王室志谋远大,然而禽兽之心易起,于是产生猜测恐惧,背弃信约,深深结合之后因怨争而背离,贪恋祸乱恣肆毒害,没有理由地内讧,恐怕战火的征兆,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一向平庸懦弱,无才整治武备,直言我狭小之见,只是撰写了《安边论》,意见浅薄,恐怕无可取之处,如果能得以在朝廷商讨,辨别检验其对错。

    希望或许能够开拓群臣的思虑,仔细研究众人的谋略,优劣已展示,是否可以指出来呢,其论如是说:“汉代所说的防备匈奴的策略,只不过两种:武将竭尽征讨的谋略,文臣力求和睦相亲的礼约。

    考查这两者,各有其长远意图。

    侵犯塞漠之外,胡敌留难牵制,必然不能破敌,筹划自己的扩张,应当像以前冀地人民,归化者众多。

    二州之兵压境,三王出征藩镇,筹划将被张扬伟念将要实现,民众引颈盼望,华、夷仰慕正义。

    如果贪溺于小利,且自己傲慢放纵,那么向外展示富足的财力,在内却依靠不忠信的军队,现在如果一定遵守教义,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虽然不一定可以使他们归顺朝廷,但一定可以使边关和平宁静。

    然而和睦相亲事关重大,应根据朝廷制定的克敌谋略。

    这确实不是微臣的浅薄所能言尽的,如果追溯卫、霍战于瀚海的志向,时事不同,导致功绩也不一样。

    敌人虽然演习战事日久,又占据燕赵之地,连结秦魏之表,地形险峻,亘古如此。

    自己应该大肆畋猎,练兵于淮水、泗水,在内充实青州、徐州,使人民有充足的储备,四野有堆积的粮食,然后分别派遣方、召,统率雄师,精兵十万,使这一举动扫尽平坦,那么就用不着使国家军队辛苦,人民劳累了。

    为何这样说呢?现在北方百姓大都适应了动乱,有意于苟且偷安,不再以外族统治为耻辱,极度渴求仕宦,只是残害生灵掠夺侮辱把人看得毫无依靠,所以背着襁褓归附国家的人,先后络绎不绝,胡虏既不能进行战事较量又不能遵循事理,攻打城池掠夺地盘。

    并且精锐之师偷袭,慌乱之中驱除了羸弱,这是他遭受抱怨招致祸乱的原因,也是它灭亡的时候。

    现在如果派遣军队追杀,报复其侵略的暴行,大肆翦杀幽州冀州之民,攻城破县,然后圣明的朝廷怜惜抚育百姓,救助他们以道义。

    如果只是安抚使其归附,讨伐有罪之人,怜悯人民,那么就像良马四奔,不为征用,只是白耗巨资,对敌方却没有丝毫损害,另外出奇兵深入腹地掩杀击破敌军,如果碰上困难而没有达到,就要像被囚困的野兽仍想搏斗一样,那么报复之战,将会无休无止。

    那秦汉之争的最后教训,是在于轮台的遗憾。

    “安定固守边关,应从长计议。

    我以为安边的策略,史书上阐述得已很完备了。

    李牧开了头,严尤申明其要点,重要的策略已经提出来了。

    曹操、孙权争霸,在才能智慧上势均力敌,长江淮水之间,没人居住地各有几百里。

    而魏国舍弃了合肥,退却保守新城,吴筑城于江陵,将民众迁移到靠南的水边,濡须之战,人民停息在羡溪,说到驻扎襄阳,民众分散杂乱,晋宣王认为应该迁徙到沔南,以充实淮水以北的地区,曹爽不赞同此意,果然被消灭在籸中。

    这些都是前代遗留下的鲜明的教训。

    为何呢?放哨的远郊,是不适畜牧牛羊的地方;辗转作战的地方,是不适大兴农事的地方,所以巩固军备清除旷野,等待侵兵前来,整饬兵器、等待其疲敝,虽然时间有古今之分,势力有强弱之别,但是保护人民和国家完整,超不出这种途径。

    其要纲归纳有四点:一为移远就近;二为修复城防;三为聚集战车和耕牛;四为统计人数考查兵器优良的守卫者界定其国土,骁勇的将领振兴其风采。

    然后通过打猎宣扬其号令,通过祭祀教诫其廉耻,悬赏官爵以吸引他,设制禁令以威慑他,徭役赋税应该有规范,宽松和严格相互结合,等到十年,人民都明晓行事所应遵循的法律制度,然后简略发出命令出师远征,在云朔高扬战旗,如狂风席卷黄河冀州,如闪电扫过嵩山恒山,在燕地满挽雕弓,于代地快马加鞭,在秦地首先砍断他的右臂,在吴地用马蹄踢断他的左肩,铭刻功勋在燕然山山陵之上,犒赏士卒在金微之乐曲里。

    “敌寇虽然显示出离乱流亡易于征伐,愚昧孱弱容易攻取,如果天时人事还没有完全符合,则应隐藏锋芒等待时机,慎重考查其策略。

    如果边关防守没有加强,兵卒散乱如星布于四野,勤劳懒惰持有不同政教,贫穷富裕拥有不同财物,边境人民,怀有不同心思,因俘获而取留,不留意本来职业,驱动率领不易,扫除涤荡不难。

    又根据狡猾的敌人的生活习惯,吃兽肉穿兽皮,以驰骋为容止仪表,把放牧当成农事,没有车舆的安逸、城郭的保护,顶风冒雨,却不认为辛劳,在草丛中露宿,这是其生活习性。

    如果他们胜利了,则竞相争利,如果失败了,也不以逃跑为耻辱。

    他们开发得急促,然而到此地却已疲惫了,况且今年春天越过济水,且已得到了好处。

    顺着胜利的习惯,没料到却该受天诛灭,等到秋天之末,那更是送死。

    敌寇到来之时,捷劲的骑兵如蝼蚁一样聚拢,精锐的兵士像鸟一样汇集,践踏禾粟庄稼,焚烧村落,虽然驻守边关的将帅足智多谋,不知道将用什么办法抵御敌人?如果广大的军队聚集在一起驻防,则必然破坏农事;驿车四处奔走混乱不堪,则打仗时行动必定迟缓;用散乱的金银进行赏赐,其耗费必然庞大;用客籍代替土籍驻守,日子久了,必然嗟怨四起。

    如果谁在农民的居住地,农事战事一起治理,没有兴师动众的辛劳,却得到了防卫保护的结果,这是好是坏,优缺点显而易见。

    “一为移远就近,以充实内地。

    现在青州兖州旧民,冀州新归附之人,在边关的有二万家。

    这就是敌寇的财资,现在他们全部可以向内地迁徙,青州之地的人民迁移到东莱、平昌、北海等县,兖州冀州之地的人民移迁到泰山之南,南移自下邳,左移至沭水,右移至沂水。

    所至之地田野肥沃,向西阻隔兰陵,向北扼制大岘,四境之内,确实称作险峻坚固。

    人民本性难于迁徙,明白这点才能开始筹划,在没有敌寇之时,喜欢产生嗟叹埋怨。

    现在刚被劫掠余下的惊惧还没有平息,如果能让其明白现在所处之安危,且将居住乐土,那么他们应当欢呼雀跃,歌颂在路旁,把迁徙看成回家。

    “二为重新修复城防,以增强阻挡防御的能力。

    秋冬时节收割完毕,人民进入城堡,用以防备盗贼,使防御有素。

    古代的城池,随处可见,现在虽然颓败废弃了,但还是可以修缮,先粗略统计户数,估计其所容纳的人,新迁移来的人家,也住在城里,给予他常有的待遇,使其成为乡人,收获庄稼修筑禾场,女人孩子守护家里,县官治理军队,平民男女春种夏猎,秋冬入城,敌寇到来之时,一城有一千户,能够征战的人不会少于二千,剩下的羸弱之人,还能够登上城墙呐喊助威,充分准备围困侵略之敌。

    兵家的观点说,像这样的兵士二千人,完全可以抵御三万侵敌。

    “三为聚集战车和耕牛,用以治理武备。

    聚集千家的资产,不会少于五百对耕牛,做成战车五百辆,每三辆车用带钩连接,以保护众人。

    假设城池已不能坚守,不论经受平安还是危险,贼兵都不能干预,并且聚集居住,也便于查验整治,号令严明,人民也知道训诫。

    如果有紧急征战发生,连续两夜可以聚集。

    “四为统计人数考核兵器,不能有遗漏。

    人丁有千家的城邑,有战士二千,根据他们的特长,各有自己的兵器,平时多加操练,并刻上自己的姓名,还给长官存放到军库,外出征战则请求用以战斗。

    优良的弓箭,锐利的兵器,若人民没有配备的,则官府逐渐予以补充,这样一来,几年之内,军事装备已大致完善了。

    “我听说国家和军队分明法度,实行于京都一带以内;军事和农事一起治理,在疆场之外进攻防守等战事,都靠其平时操练,任凭其勇敢怯懦,山地丘陵河流陆地等地形,冷热温凉等气候,都是遵循其自身的规律。

    若想改变则弊端遂起,正因为这样,所以驻防申地作难,埋怨源自任期已满。

    现在如果以吴荆精锐的队伍远驻在清水济水,耗资巨大,抱怨也深重。

    以我估计,不如就利用那地方的人民便利。

    管仲治理齐国,寄予厚望在于民众;商君辅助秦国,治理农事和战事,最后申明其威严,成就其霸业,实现其志向,不是任务沉重,而是心中有数。

    梁国任用差役,其国家就消亡了;齐国运用武力治理,人民就离散了。

    自从汉朝魏朝以来,这种制度就灭亡了,畋猎没有恢复先王的法度,治理军队只是按照亲信之人的意图,一旦有战事告急之日,人民不熟悉战争,以至于广泛招集招募悬赏,并给以优厚的俸禄,一旦事发则四处奔逃求救,天下混乱。

    刺史方伯等大小官员,垂手坐听,没有丝毫谋略,只希望朝廷派兵援救,这都是疏略战备的危害,没有教导的过失。

    现在将民众内移以充实内御,重新治理城防,聚居一起,考核战术,长官简单考核,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渐渐变得优秀,明晓其才能,向州郡陈述,象这样则聚集有恒定的地方,不改变其志向,在内保护衰老弱小,在外与仕宦联系,朋友同行都一向安定,同忧共喜,感情由于亲友而巩固,六艺因为战事而确立。

    像这样白天打仗可见相貌就能够辨认,夜里打仗只听见声音就能互相援救,这就是治理战事的一个例子,先辈遗留下来的道理。

    对这种治理战事的策略提出异议的人大都是因为古城已荒废颓败,很难修复,现在不是说要整顿完善,扩大规模,整饬得如同往昔,只是要求先让人民安顿下来,聚居于乡道,城墙沟壑还存在的,就将就一下,如果有倒塌断缺的,根据时机连接或者断开。

    这样就足以抵御其精锐之师,防备阻截飙骑,如果这一切实施,其任务就完成了。

    关于战车耕牛的建议,考查兵器的事宜,这是国家进攻防守的依靠,国家军队的关键,现在为了人民利益,引导率领他们。

    耕田农桑的设备,是国家之宝,耕田养蚕的农夫,同时起守卫城池的作用,千家联合起来,有数倍的兵员,万家聚合一起,有全部军队的士兵,军事强大而不害怕敌寇,国家殷富而人民却不劳累,比起重新扩编队伍、坐食国禄有好处,不可以同日而语矣。

    “现在安定已久,边关条例疏漏,弓箭利铁都没有禁绝,往年废弃的兵甲,将近二十年,考查其所住,按常理说应该销毁损坏了。

    现在说应该重新申明旧的制度,严格禁止出入边关,像商人贸易往来,在举旗先导的队伍中藏匿的人,都以军法加以处置。

    在边界上严格设立关卡,堵绝废止小道。

    城堡之内,每个地方都应检查兵器,并加以雕刻姓名,另外制定法规。

    如果有遗弃的箭镞和丢失的兵刀,和私自偷盗的人,都可以立即检验,对事情有好处。

    另外钜野之地湖泊宽阔,向南沟通洙水泗水,向北连接青州、齐地,并有旧的城郭处在湖内,应该立即修复旧的城墙,比用坝堵水有利,并供给轻快的战船百艘,敌寇如果侵入境内,则引船出战,左右随时接应,占据入侵之师的码头,破坏其运粮的船只。

    这样有利于制造战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这也是防御敌寇的要领呀。”何承天向来喜欢下棋,对正事常有损害,宋太祖以弈具赏赐给他,何承天上表陈述谢意说:“赏赐弈具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像张武那样赏金呢?”何承天还善于弹筝,皇上又赏赐他用银装饰的筝一面,何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一向关系不好,二人互相窥伺对方辖台的过失,几次互相上书弹劾。

    太尉江夏王义恭一年给何承天资产:钱币三千万,布帛五万匹,粮米七万斛。

    义恭一向铺张,用度经常不够。

    元嘉二十一年(444)转向尚书要求索取第二年资费。

    旧制度规定支出钱币二十万,布帛五百匹以上,应向朝廷启奏。

    谢元则提出以钱币二百万给太尉,事情败露后,谢元于是命令杀了仆射孟靑。

    后谢元新任太尉咨议参军,还没正式授命,被何承天揭发了,皇上大怒,贬谪谢元归乡,且禁锢终身,谢元这时又揭发何承天卖绫茭四百七十束给官属,索取高价。

    何承天被贬为布衣。

    谢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谢灵运族祖的弟弟,以学识才智闻名,死于禁锢。

    元嘉二十四年(447),何承天迁职为廷尉,还没有授命,皇上准备任他为吏部,已下达了密令,何承天泄密,因此被免官,死在家中,享年七十八岁。

    原来的《礼论》有八百卷,何承天删减合并,以门类相从,共有三百卷。

    此外还有《前传》、《杂语》、《纂文》、《论》等流传于世。

    另外,还改修订了《元嘉历》,这在《律历》中有记载。

    吉翰传吉翰字休文,冯翊池阳人。

    始任龙骧将军道怜的参军,随即转任征虏左军参军、员外散骑侍郎。

    随道怜北征广固,赐封爵为建成县五等男。

    转任道怜骠骑中兵参军、从事中郎。

    吉翰任将佐十几年,清廉严谨,刚正不阿,很为高祖知遇赏识。

    永初三年(422),转任道怜太尉司马。

    太祖元嘉元年(424)出朝督梁、南秦两州的军事,任龙骧将军、西戎校尉、梁和南秦两州的刺史。

    元嘉三年(426),仇池氐族杨兴平派使者来表达归顺之意,并且愿意让儿子、弟弟作人质。

    吉翰派始平太守庞咨据守武兴。

    仇池的大帅杨玄派遣他的弟弟杨难当率军抵抗庞咨,又派将领强鹿皮去白水。

    庞打败了难当,难当退走了。

    这年吉翰被调到益、宁两州。

    他在益州留下了美好的政绩,十分称职,时论都为此称赞他。

    元嘉六年(429)吉翰因年老多病被召回内地,任彭诚王刘义康的司徒司马,加辅国将军。

    当时太祖经略河南,让吉翰任持节、监察司、雍、并三州的军事,司州刺史、将军不变。

    恰逢前锋诸军到彦之等失败退却,次年吉翰又任司徒司马,将军不变。

    这一年又假节、监察徐兖两州及豫州的梁郡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不变。

    当时有一犯死罪的囚犯,典签想救他一命,去八关斋向吉翰求情。

    吉翰看完呈文后,告诉典签说:“今天暂且回去,明天可再来报告此事。”第二天典签不敢再进去,吉翰喊了几次才进去。

    吉翰取过头一天的呈文看毕,对典签说:“你的意思该是要宽宥这个死囚,昨天我看到关于这事的呈文,心里也想救他不死。

    但他罪情严重,不能全赦免。

    既然你要施恩于他,你可以替他伏罪!”就命令左右拿下典签投进监狱杀了,也原宥了那个囚犯的死罪。

    吉翰的刑法治理就是这样,所以手下的人全都十分害怕、信服他,不敢犯禁令。

    次年吉翰死于任上,时年六十岁。

    朝廷追赠他为征虏将军,持节、监、刺史不变。

    杜骥传杜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

    高祖杜预,晋征南将军。

    曾祖杜耽,因避难到河西,任职于张氏。

    苻坚攻占凉州时,他的祖父、父亲才从河西回到关中。

    骥的哥哥杜坦对史传很有研究。

    高祖征战长安时,杜坦率领手下人全部到了南方。

    太祖元嘉年间,皇帝对坦非常器重,历任后军将军,龙骧将军,青冀两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的右将军司马。

    当时迁居南方时间较晚的北方人,总遭到朝廷的歧视,被看作不体面、寒伧;即使其中有的人才能杰出,也总不能担任要职,杜坦对此非常愤慨。

    他曾经和太祖谈到历史,太祖说:“金日石单忠孝真淳,汉代没有谁赶得上他,真遗憾如今没有像他那样的人。”杜坦说:“金日石单的美德确实如皇上所说。

    但假若他生在今世,定然忙于养马,哪有机会被您赏识。”高祖一下子变了脸色,说:“你对朝廷为何如此刻薄?”杜坦说:“请听臣解释,我本是朝廷尊贵之族,曾祖在晋朝混乱时远迁凉州,世代相承都没有忘记我们的根本,就因为我们回到南方较晚而被轻视。

    金日石单是胡人,本不过是养马放牧之人,就能跃居朝中,位列名贤。

    圣明的宋朝即使要再选拔人才,臣认为恐怕未必能做到。”高祖听后默不作声。

    北方有一习惯,要派儿子去问候病人。

    杜骥十三岁时,父亲让他去问候同郡人韦华,韦华的儿子韦玄当时有很高的名望,一见到杜骥非常惊奇,将女儿许配给他。

    杜阳公刘义真镇守长安,征召杜骥为州主簿。

    后任义真的军骑行参军、员外散骑侍郎,江夏王刘义恭抚军刑狱参军、尚书都郎官,长沙王刘义欣的后军录事参军。

    元嘉七年(430),他跟随到彦之到河南,加封建武将军。

    索虏撤去在河南的防卫部队回到河北,到彦之派杜骥守洛阳。

    洛阳已长时间处于混乱凋敝状态,又无粮食,到了彦之败退时杜骥想弃城逃跑,但害怕太祖因此杀了他而未果。

    当初,高祖平定关洛时,得到一批钟鼎古物并带回南方,其中有一口大钟坠入洛水。

    到这当儿,太祖派将军姚耸夫带着一千五百士兵来到洛阳取这口大钟。

    当时耸夫正率领人马在洛水拖钟,杜骥就欺骗他说:“敌虏南渡以后洛阳城形势危弱,如今城池已修好,坚固异常,另外军粮充足,而所缺的正是人。

    你把士兵带进城来,我们共守洛阳,建立大功后去取钟不晚。”耸夫信了他的话,率众人去杜骥那里。

    一进城,却发现城不可守,更无粮食,耸夫就率众人走了。

    杜骥随即弃城往南逃回,并对太祖说:“我本欲以一死坚守洛阳,姚耸夫一进城就撤走,城内的人心情沮丧,士气低落,都要走禁也禁不住。”皇上大怒,派建威将军郑顺元在寿阳杀了耸夫。

    耸夫,吴兴武康人,勇猛果断,有气力,宋代的那些小将领无人能赶得上他,当初随到彦之北伐时与敌虏相遇,耸夫亲自斩了拓跋焘的叔父英文特勒,拓跋焘用百匹马赎回叔父头颅。

    杜骥接着担任通直郎、射击校尉、世祖征虏谘议参军。

    元嘉十七年(440),他出朝督察青、冀两州,徐州的东莞、东安二郡的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

    他在任八年,有好的政绩留在齐地。

    从义熙年间到宋末年,刺史中只有羊穆之和杜骥被老百姓所称道。

    元嘉二十四年(447),他任左军参军,哥哥杜坦任刺史,北方人都以此为荣。

    杜坦的长子杜琬任员外散骑侍郎,太祖曾有信函给杜坦,杜琬拆开看了。

    信还未送走,太祖又追回,发现信已打开,就要严加追查。

    丞都回报说:“是杜家的子弟拆开的。”太祖派主书诘问此事,杜骥禀告说:“拆信的是我的四儿子季文,恳请皇上按刑法处置。”太祖破例原宥不问。

    元嘉二十七年,杜骥去世,时年六十四岁。

    王敬弘传王敬弘,琅王牙临沂人。

    因为他和高祖的名相同,所以以字称呼。

    曾祖王訥,晋骠骑将军。

    祖父王胡之,司州刺史。

    父亲王茂之,晋陵太守。

    敬弘年轻时就有清淳的美誉,始任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

    性情恬淡宁静,喜欢游览山水。

    任天门太守。

    王敬弘的妻子是桓玄的姐姐。

    敬弘到郡县去时,其时桓玄镇荆州,桓玄送信给敬弘请他到府上拜访。

    王敬弘到了巴陵,对人说:“桓玄邀请我,只是要和他姐姐相聚罢了,我不做桓家的入赘女婿。”于是他派另一条船将妻子送到江陵。

    妻子住在娘家,王敬弘几年也没有去接她。

    郡里无事,便尽情游山玩水,往往一连数日不归,心情非常高兴。

    转任桓伟的安西长史、南平太守。

    后辞去官职,住在作唐县境内。

    桓玄辅佐国政及后来篡位屡次征召他,他都不答应。

    高祖任命他为车骑从事中郎、徐州治中从事史、征西将军道规的咨议参军。

    当时主簿宗协有高远的志趣,道规常常一并邀请宗协、王敬弘二人。

    有一次他们饮酒大醉,敬弘醉后失礼,道规就又让他回来重新开宴。

    敬弘被召为中书侍郎,才携带家眷从作唐回到京城。

    一段时间后,转任黄门侍郎,没有接受,仍被任命为太尉从事中郎,出朝任吴兴太守,过去他住在余杭县时就想着这一职务。

    不久他又被征召为侍中。

    高祖西讨司马休之,敬弘任使节慰问军队,通事令史潘尚在半道上生了病,敬弘用一条船送他回京城,生死不明,有关当局奏请朝廷免去敬弘的官职,被批准。

    他还没有脱去朝服,恰逢大赦而复职。

    宋初建时他任度支尚书,调任太常。

    高祖登基,敬弘补任宣训卫尉,加散骑常侍。

    永初二年(421)转任吏部尚书,常侍之职不变。

    敬弘每次被征召,即使是祗奉一类的官职,上任后如又要退任,他立即解去官职,高祖赞赏他的志趣。

    又被任命为庐陵王的老师,加散骑常侍,他自称无德才不配做王侯的老师,坚决辞谢不接受,又被任命为秘书监、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本州中正,又未接受。

    太祖即位,又让他任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江夏王师。

    元嘉三年(426)任尚书仆射。

    刚开始不懂关署文案。

    有次参加判案,皇上问他一件疑案,敬弘回答不出来。

    皇上变了脸色,问有关人员:“为什么不将案卷交给仆射?”敬弘说:“臣已拿到案卷读了,却弄不明白。”皇上非常不高兴。

    元嘉六年(429)调任尚书令,敬弘坚决辞谢,上表皇上请求回到东部,皇上难以定夺。

    改而任命他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分给他随从二十人。

    敬弘辞去侍中、特进,并请求减去一半随从,未被允许。

    等到敬弘回东部时,皇上亲自到冶亭为他饯行。

    元嘉十二年(435)他被任命为太子少傅。

    敬弘到京城上表谢绝,皇上不允许。

    他一次又一次上书,最后终究没有接受。

    他回东部后,皇上经常不预先通知,就亲自去看望他。

    元嘉十六年(439)朝廷又让他任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不变。

    他又到京城上表谢绝,重新回到东部。

    元嘉二十三年(446),朝廷又再次任命他前次的官职,他又上表辞谢。

    次年,敬弘死于余杭舍亭山,时年八十八岁。

    朝廷追赠他原先的官职。

    谥号为文贞公。

    王敬弘身材矮小,但姿态方正端庄,桓玄称之为“弹棋八势”。

    他所住的舍亭山,溪流环绕,极具登山临水的美景,当时人都称他王东山。

    太祖曾向他请教朝廷政事得失成败的关键,敬弘答道:“天下有道,普通老百姓不会议论政事。”太祖极其推崇他的话。

    敬弘身边总是使唤两个老婢女,头梳五条辫子,身穿青纹裤袄,脸涂朱粉。

    他的女儿嫁给尚书仆射何尚之的弟弟何述之,敬弘曾到何家去看望女儿,恰好何尚之不在家,就寄宿在尚之的房中。

    不久尚之回来了,敬弘让两个婢女守在门外不让尚之进来,说:“天正热,不能相见,你可以暂且走开。”尚之就到其他房间去住。

    敬弘儿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替他请求任朝请,并写信给恢之说:“秘书郎名额有限因而有竞争,朝请则没有名额限制,所以没有竞争。

    我想让你处在没有争斗的地方。”太祖为此而赞许他。

    敬弘一年见儿孙不超过一两次,见一次也总是一天时间。

    恢之曾经请假回来看望他,敬弘限定一天见他,而恢之到那天假期快满了,恢之请求回朝廷,敬弘喊他,恢之已到了门口,敬弘又不见他了。

    恢之在门口跪拜辞别,流泪而去。

    谢灵运传谢灵运,陈郡阳夏人。

    祖父谢玄,是晋代的车骑将军。

    父亲谢王奂,从小便不聪明,当过秘书郎,很早就死了。

    谢灵运很小的时候就聪慧过人,谢玄十分看重他,跟亲近的人说:“我生了谢王奂,谢王奂怎么能生灵运呢!”谢灵运从小便爱读书,博览经史,他写的文章非常漂亮,江南几乎没人赶得上,堂叔谢混尤其喜欢他。

    谢灵运继承祖父的爵位,被封为康乐公,享受两千户的税收待遇。

    援引先例,谢灵运被朝廷授予员外散骑侍郎的职务,谢灵运没有到任,但他却接受了琅王牙王的大司马行参军的官职。

    谢灵运性情奢侈喜爱豪华,他车子的装璜鲜艳而美丽,他的衣着玩的用的东西,无不改变以往的旧样式,世人都学他的样子跟着变,人们都叫他谢康乐。

    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用他当记室参军。

    刘毅镇守江陵,又让他当卫军从事中郎。

    刘毅被杀后,高祖刘裕用他当太尉参军。

    回到京城后做秘书郎,又因事而被罢免。

    武帝刘裕因事征讨后秦姚氏,骠骑将军刘道怜留守都城,谢灵运被用为谘议参军。

    再转调当中书侍郎,又当世子中军谘议、黄门侍郎。

    谢灵运奉命出使彭城,慰劳世祖刘骏,写了《撰征赋》。

    回来仍然被任命为宋国黄门侍郎,再升任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帅,因为擅自处死门生,被免除官职。

    宋武帝刘裕做皇帝,谢灵运的公爵被降为侯爵,享受五百户的税收待遇,又出任散骑常侍,转任太子左卫帅。

    谢灵运天性偏激,常常有触犯礼法律令的行为。

    朝廷只把他看成有些文才的人,而不是有学识才干的政治家。

    而他自己却认为有水平参与国家大政,现在既然不被赏识,经常愤愤不平。

    庐陵王刘义真幼时便喜好文学,和谢灵运有很好的关系。

    少帝当皇帝时,权力掌握在大臣的手上,谢灵运在中间挑拨离间,诽谤当权的人。

    司徒徐羡之等人很怕他,让他出外当永嘉太守。

    永嘉郡有很多名山秀水,他一贯喜欢游山玩水,因为他是被排挤出来的,于是便任情地遨游,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一个县,每次出游,动不动便上十天,老百姓的诉讼,他一概不管。

    谢灵运无论到哪个地方,都吟诗作赋,表达他的感受和心意。

    在郡上任职只一年,便称有病离职。

    他的堂弟谢晦、谢曜、谢弘微等都写信劝阻他。

    谢灵运根本不听。

    谢灵运祖父和父亲都安葬在伯宁县,那里有他家的老屋和别墅。

    于是他自动改成会稽郡籍贯,在那里修建房屋和庄园,他的居处前瞰环环的秀水,后背巍巍的大山,极尽幽深静谧的风致。

    他和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逍遥放纵,以此为乐,常有在这里安度余年的打算。

    他每一首诗被传到京城,无论贵贱竞相抄写,一夜之间,官吏百姓便知晓熟悉了。

    远近四方的人非常仰慕他,他的名声震动京城。

    文帝当皇帝,徐羡之等被杀,谢灵运被调为秘书监,两次被召见,谢灵运都没理睬。

    文帝派光禄大夫范泰写信给谢灵运称赏他,他才应召就任。

    文帝叫他整理秘书省的图书,补增遗漏的地方,又因为有晋一代没有一本完整的历史书,所以叫谢灵运写一本《晋书》,他写出粗略提纲,但这书终究没有写成。

    不久又升任侍中,每天早晚被召见,很得文帝的宠爱。

    谢灵运的文章书法都独步当时,他每次作文,都亲笔抄录,文帝称他的文章和墨迹为二宝。

    既然自己是名人,谢灵运觉得自己应该参与朝政,开始被召见时,便这样自许,但召见之后,文帝只把他当成一个文人而已。

    他每次和文帝在一起喝酒时,文帝不过让他谈论诗文而已。

    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人,名声爵位一直在他之下,却同时被宠待,谢灵运心中不满,往往推说自己有病而不上朝,只管修筑池塘、种植花树、移栽修竹、摆弄香草而已,他驱使为国家服劳役的人,简直无休无止。

    出城游玩,有时一天走一百六七十里,往往上十天不回来,既不上书请示,也不请假。

    文帝不想伤害大臣,暗示他主动辞官。

    谢灵运于是上表陈述自己有病,文帝让他休假回到东方。

    他临行之前,又上了一道奏疏劝文帝北伐。

    文章说:从中原沦陷以来,一百多年,百姓沦落敌人之手,已被异族统治,先帝聪明神圣,怜悯中原人民苦难,希望荡平河北,统一中国,让中原拨乱反正,遗民重归中华。

    但时运有变,大业未成,理想还未实现,先帝便抱恨而逝。

    况且先帝下葬不久,敌人便来侵略,有志忠义之人,谁不想激奋而起,为国报仇?但少帝时的执政大臣,才能平庸,只在朝廷制造混乱,哪里顾得上先帝的嘱托。

    于是边城陷入敌手,无人愿意赴援,忠贞为国之士被敌俘虏,黄河流域的大好河山,终于落入敌手,这些沦陷的疆土,都是先帝时开辟的,沦陷敌人之后,国家的这个耻辱应该被洗刷,现在应该准备做这个工作。

    况且敌占区的人民,穷困悲苦,敌人赋敛无度,没有止境,人民如果不按时交税,便被屠杀。

    要是他一身不能保命,则全家被株连,满门遭殃,乡亲也会不幸。

    这些确实是叫善良的人们痛心不已愤慨之极的。

    人们都说西边敌人舍本逐末,出兵陇外,东边的敌人北进,我军可以趁机掩袭,待西边的敌人返回后,我军得以据有关中,包围咸阳,敌人回来的路便已截断,纵然想派兵支援,只能远袭大城附近的我军,以便内外相应。

    但是此时我军有深山险关作为护卫,根本已固,即使敌人想增援,只不过丢下他的老巢,但并不能拯救他们自己。

    外面的敌人疲惫不堪,内面则空虚不守,关键的时机,没有比这时更恰当的,炫耀兵力显示武力,正在当时,如果和敌人相持不已,也许会生出意外事变,再遇到新的敌人,则和开始时机不同,如果不抓住这个好机会,就很难建立大功,即使兵力众多,粮食充足,但是得胜的可能性不一定有了。

    纵观古代历史,都是以吞并弱小为契机进行统一的,古今的所有英雄没有例外的,难道那时不是天时人事机会难得,兴亡可以判明,正在当时。

    所以古人说:“既看见敌人有天灾降临,又看到他的矛盾重重,才可以打他的主意。”当年魏国的强大,平定荆州和冀州,不过是利用了刘表和袁绍的衰弱机会;晋国的强盛,消灭吴国和蜀国,也是利用诸葛亮陆逊们不在的时机,这都是以前固有的例子,在史书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从后秦姚氏被平定以后,天下人都认为胡人会消灭。

    我们应该直指滑台,席卷敌人各个城市,让敌人胆破心裂,然后指日平定北方。

    但是长安失守,潼关沦陷,敌人得以保命,延长他们生存的时间,从那时到现在,已十有二年,达到一纪的时期,所以我有前面的这些看法。

    况且五胡互相替代很快,他们的最后时期,正在明年。

    他们相互攻击,我们应该加以利用,卞庄子刺虎的态势,就好比今天的形势。

    北方的人民仰望皇上的恩德,好像饥渴的人想饮水吃饭一样,南望我朝,已很长很长时间了。

    人民重见天日的希望,确实在陛下的身上,这个机会不利用,以后便没有了。

    尽管今日国家的储蓄,确实不多,然而办大事需要国家富强,不寻找机会,那是很容易做的,但是抓住机会更难得。

    现在的武器战具多了,兵力扩充了,远远超过从前。

    至于出兵获胜的成果,其中可以得到冀州的一百多万户口,以及充足的田地租税。

    冀州的富饶,在《禹贡》里便说得很清楚,先贤们创立的基业,巍巍尚在。

    那里水源充足,平原上满布桑黍麦粟,那里富足的物力人力,再清楚不过了。

    仔细为国家打算,这个收获远远大于出兵北方的费用!有人因为关中的失落,以为河北纵然得到也不能保卫。

    但是东方和西方的形势,从里到外都不相同。

    关西是多族杂居的地方,民族种类繁多,当年西汉时,国家便屯兵霸上,在甘泉宫建峰火台,况且现在远方戍守的军队,还会遇到新旧交替的问题呢?河北全部是汉族百姓,没有异族混杂,层层山岭可以作为屏障,三道关卡作为大门,如果我军骑兵北进,那么沙漠上的异族便会遁逃,如果我们严兵守卫,则冀州像大山一样坚固。

    当年陇西被匈奴袭击,晁错提出防守御敌的方略,匈奴侵扰汉朝,贾谊慷慨陈词。

    这都是遥远的先例了。

    晋武帝不过是中等才能的国君,遇到孙皓虐待人民的好时机,也算是老天爷降福于他,更加因羊祜杜预等人出谋献计,荀岂页贾充等人的谋被抛弃而得以建立大功,因而统一天下的。

    况且皇上聪明圣智,天下百姓感恩戴德,文治武功赫然在目,威略德望远远流播,加上宰相们贤明,亲王们高才,藩镇勤劳王室,满朝众多虎将,更主要是远方的人民敬慕皇上的恩德,有哪个敌人不被消灭,更何况是凶恶的鲜卑魏寇,现在他们正苟延残喘的时候呢?臣下我希望皇上仔细考虑此事,快快定下决策。

    我不过是一个卑贱愚昧,像老鼠一样逃窜于岩穴之中的人,只不过希望看见太平时世、泰山封禅的盛况重现而已。

    虽然我没有司马相如那样的生花妙笔,但可以免除司马谈活着不能见封禅的遗憾,如果皇上采纳我的建议,即使现在让我马上辞官回家,我也半点怨言也没有。

    好久以来我便向皇上陈述这个看法,但害怕触犯皇上,承蒙皇上恩赐让我休假,暂时得以离开朝廷。

    我的消渴病已得十年,常常担心突然去世,一直抱有这个愿望,这里才冒死启明皇上。

    谢灵运因病回到东方,但游玩喝酒集会赋诗照旧,日以继夜,他再次被御史中丞傅隆所弹劾,因此被免除所有官职,这年正是元嘉五年(428)。

    谢灵运回到东方,和同族兄弟谢惠连、东海人何长瑜、颍川人荀雍、泰山人羊..之,因为相互欣赏对方的文章而结好。

    他们同游山水,当时的人们称他们为“四友”。

    谢惠连小时候便聪明有才气,但性格轻浮,他父亲谢方明一贯轻视他,谢灵运离开永嘉回到始宁,当时谢方明正当会稽太守,谢灵运从始宁到会稽拜访谢方明,顺便看望谢惠连,二人相见时都非常欣赏对方。

    当时何长瑜正教谢惠连读书,也在这里,谢灵运认为何长瑜文才举世无双,他对谢方明说:“谢惠连这么聪明高才,而尊敬的叔叔却把他当成小孩子看。

    何长瑜是当今的王粲,却把他看成下等客人,尊敬的叔叔既然不能敬待客人,应该让何长瑜跟我走。”于是谢灵运和何长瑜同坐车马而去。

    荀雍字道雍,官至员外散骑郎。

    羊..之字曜..,官至临川内史,很得司空竟陵王刘诞赏识,刘诞造反失败后被杀。

    何长瑜文章的水平仅次于谢惠连,荀雍、羊..之则不及他们。

    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人,何长瑜因此从王国侍郎升到平西记室参军。

    何长瑜曾在江陵写信给本家朋友何勖。

    用韵诗谈论刘义庆州府的属下官吏之一陆展说:“陆展染鬓发,欲以婿侧室。

    青青(黑发)不解久,星星(白发)行复出。”这样写的有五六首。

    于是轻薄少年们把这扩展开来。

    凡是当时的士大夫都被描写,而且要加上戏谑的丑话,因此这种诗文大为流行。

    刘义庆看了大怒,叫文帝任命何长瑜当广州下属的增城县令。

    到刘义庆死时,朝廷人士到他家吊唁,何勖对袁淑说:“何长瑜现在可以调回来。”袁淑说:“国家刚刚死了宗室贤人,你不应该想到流放的人。”庐陵王刘邵镇守寻阳,让何长瑜当南中郎行参军,掌管秘书工作。

    何长瑜经过板桥时,遇到大风卷入水中淹死了。

    谢灵运凭借祖父和父亲的资本,家产丰足仆从众多,先人的门生故吏加上有几百。

    他开山挖湖,没完没了;翻山越岭,总是到那些最幽深最险峻的地方去,哪怕千岩万险,没有一个地方不游到的。

    他每次登山都穿上木鞋,上山时便去掉前面的鞋齿,下山时则去掉后面的鞋齿。

    一次曾从始宁南面山峰砍树开路,一直通到临海郡,跟从他的有几百人。

    临海太守王..大为恐惧,以为来了造反的山民,不久知道是谢灵运才放心。

    谢灵运邀请王..一同游玩,王..没答应。

    谢灵运赠给王..的诗说:“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在会稽也有很多跟从,他总是惊动郡县长官。

    会稽太守孟凯信仰佛教,诚恳认真,谢灵运很瞧不起他,且对他说:“成仙得道应该是有灵气的文人,你升天一定在我谢灵运之前,成佛一定在我谢灵运之后。”孟凯非常憎恨谢灵运的这些话。

    会稽东城有个回踵湖,谢灵运请求决干湖水做成稻田。

    文帝叫本地长官执行这个命令,湖泊离城很近,里面出产很多水产品,孟凯不同意这样作。

    谢灵运既然不能得到回踵湖,又要始宁县山丕山皇湖做水田,孟凯又不同意。

    谢灵运认为孟凯不想做有利人民的事,而只考虑掘开湖泊会损害动物,言论中谢灵运伤害了孟凯,于是和孟凯结下了深深的仇恨。

    孟凯利用谢灵运放荡不羁、侵扰百姓的事,上了一道奏疏说谢灵运想谋反,他本人则动用本郡军人防守自卫。

    谢灵运听说此事,马上骑马到京城上书说:臣下我自从带病回家,到今天已经三年,居住的地方不在城市,和世人相隔很远,呆在僻偏的穷山岩洞之间,几乎中断了和外界的联系。

    我安静地保养性命,想过完剩下的年岁,突然于上月二十八日得知会稽太守孟凯二十七日的话:近来舆论纷纷,我这里倒没什么,只是老百姓不安心,现在我作一些防备。

    看了这道疏我非常惊异,不知是怎样造成的,便急忙回到京城投奔皇上,当我经过山阴城时,孟凯防卫得非常严密,整排整排的骑兵和步兵,手握长枪大刀,截断大街小巷,东西侦察,纷纷嚷嚷。

    不知小臣我因什么而犯了大罪使他这样防范,我整天只有忧虑和恐惧。

    臣下当年侥幸做过皇上的侍臣,曾蒙受皇上的天恩,如果我罪过明显或者文章中有叛逆证据的话,我愿意被有关部门判处死刑,以便规正国家的法典。

    使普天之下,也不许有我立脚的地方。

    现在只以谣言作为我的罪证,这是多么残酷啊!自古以来,圣贤们也免不了被诽谤,但是招致诽谤,还是有原因的。

    或者不怕死亡重视义气,或者结党聚众,或者称雄乡里,或者当剑客侠士,纵横无忌。

    还从未听说循规蹈矩的人,想去造反谋逆的,隐居的人,打算谋害皇上的。

    现有人捕风捉影,凭空造谣,从古以来的陷害,没有比这更残酷的。

    我并不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只是受不了其中的冤枉。

    我扪心自问并无什么对不起皇上的事,但是抱着一肚子的冤屈无处申诉。

    所以带病投奔皇上,让您裁判。

    我希望皇上鉴定是非曲直,那么即使我死了,也如同活着一样。

    我整天担心害怕,以致老病发作,神情恍恍惚惚,不知怎样陈说。”文帝知道他被冤枉了,所以没有判他有罪,只是不想让他回到东方,而让他做临川内史,且增加俸禄到两千石。

    谢灵运赴任后仍然如故,和在永嘉太守任上时没有两样,所以再次被有关人员弹劾。

    司徒派临川王的从事郑望生逮捕谢灵运,谢灵运反而抓住郑望生,起兵叛逃,于是才坚决反叛。

    他写诗说:“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最后他仍被追上和逮捕,被送到廷尉那里定罪。

    廷尉上奏说谢灵运率领部众造反,应处以死刑,文帝仍然爱惜他的才能,只想免去他的官职而已。

    彭城王刘义康坚持说不应该饶恕他,于是文帝下了一道诏书说:“谢灵运罪过深重,确实应该判处死刑。

    但念他祖父谢玄有功江南,应该原谅他的子孙,可以免去谢灵运的死刑,充军广州。”之后,秦郡府将宗齐受走到涂口,途径桃墟村,看见有六七个人在下面路上胡乱说话,怀疑不是好人。

    回来告诉郡县长官,长官派兵随同宗齐受掩袭讨捕,于是和那些人格斗,把他们全部捉住,投入监狱,其中一人姓赵名钦,山阴县人,说:“本村人薛道双先和谢灵运同过事,在去年九月初,薛道双通过本村人成国告诉我说:‘先前做临川内史,现在犯法冲军广州的谢某,给我们钱财,叫我们买弓箭刀枪盾牌等武器,让薛道双结交乡里的健儿勇士,在三江口劫夺谢某,如果得逞的话,大家功劳都一样。

    ’于是集合众人篡取谢某,但没成功。

    大家回来时很饿,只好沿路打劫。”有关部门又上奏按法逮捕谢灵运,文帝下诏书命令在广州判他死刑,就地正法。

    谢灵运临死时写诗说:“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

    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

    凄凄凌霜叶,惘惘冲风菌。

    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悯。

    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

    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他诗中称述的龚胜、李业,好比前诗中说的子房、鲁连。

    当时正是元嘉十年(433),享年四十九。

    他写的文章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他的儿子谢凤死得很早。

    彭城王刘义康传彭城王刘义康,十二岁时宋朝任命他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豫州刺史。

    当时高祖从寿阳被召回京城辅佐皇帝,留下义康替自己镇守寿阳。

    又任司州刺史,进督徐州的钟离、荆州的义阳诸军事。

    永初元年(420),被封为彭城王,食邑三千户,进号右将军。

    永初二年(421)调监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将军不变。

    太祖即皇帝位,给他增加食邑二千户,进号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给一部鼓吹乐班。

    不久加开府仪同三司。

    元嘉三年(426),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给他班剑三十人,持节。

    常侍、将军不变。

    义康小时就聪慧明察,等到担任官职时,政务处理得很好。

    元嘉六年(429)司徒王弘上表认为义康应该入京辅佐皇帝,所以朝廷征召他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领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持节不变。

    义康和王弘两府皆设置佐领兵,二人共同辅佐朝政。

    王弘多病,并且凡事谦让皆推给义康,从此内外众务,全归义康一人处理。

    太子詹事刘湛任长史,当时他们关系密切,这时义康尤其重视刘湛,凡人物雅俗,举动事宜都向刘湛征求意见。

    所以义康在职前后,都有好的政绩,为远近百姓所称道。

    元嘉九年(432),王弘去世,义康又接任扬州刺史。

    这年太妃死,他解除侍中之职,辞去班剑。

    元嘉十二年(435),又领太子太傅,加侍中、班剑。

    义康生性喜欢做官,专心于公文案例,评判是非,无不精确详尽。

    义康总揽朝中大权后,事情由自己决断,生杀大事,由钅录命决断,他的所有奏折,皇帝都不予否决,方伯以下,全都让义康授用,从此朝野都以义康为中心,其权势威慑天下。

    义康也自强不息,从不懈怠疲倦。

    府第门前每天早上常有几百辆车子,即使是地位卑下或官职较小的人,也能被他接见。

    义康聪明过人,凡事一听就能记住,常有些偶尔碰到的事,能终生不忘,大庭广众之下,他常说起往事来表明他的聪明,人们更以此推崇佩服他。

    他对官职爵位特别吝惜,从未将官职私下赏赐于人。

    所有朝士中有才能的,他都召入自己府中,也不考虑会不会违背皇帝旨意,就让他们担任官职。

    因而手下非常乐意为他效力,不敢瞒骗他。

    太祖有虚损的疾病,成年卧床,每当心中想事情时就觉得心中痛裂,像被绳子勒紧一样。

    义康入宫侍奉太祖医药,尽心尽力,凡是汤药和饮食,不是亲口尝过不给太祖吃,有时甚至接连几个晚上不睡,数天不脱衣裳,朝廷内外一切事务,皆由他全权处理。

    元嘉十六年(439),进位大将军,领司徒,辟召掾属。

    义康一向不重学问,不顾客套礼节,兄弟至亲之间,没有一点君臣的样子,随心适意,毫无猜疑防备。

    私下设置僮仆六千多人。

    四方进贡物品,都将最好的送给义康,而以次等的进贡给皇上。

    曾有一年冬天,皇上吃柑桔,感叹桔子的形状味道不好,义康正在场说:“今年的柑桔特别好啊。”他派人到东府取来柑桔,竟比皇帝的大三寸。

    尚书仆射殷景仁为太祖宠爱,他和太子詹事刘湛关系一向很好,但后来却闹僵了。

    刘湛常常想借宰相的权力来整垮殷景仁,景仁被太祖保护,义康屡次进言皆不被皇上采纳,刘湛更加愤怒。

    南阳人刘斌,是刘湛的宗族,有才干,受到义康赏识,从司徒右长史被提拔为左长史。

    从事中郎琅王牙王履、主簿沛郡人刘敬文、祭酒鲁郡人孔胤秀,都在宫内,看到太祖病重,都认为该立长子为太子。

    皇上曾病危,让义康起草顾命诏书。

    义康回到府第,流着泪将这事告诉刘湛以及殷景仁,刘湛说:“天下艰难,哪里是幼主能控制得了的?”义康和景仁都未回答。

    而胤秀等则向尚书仪曹索取晋代咸康没有立康帝为太子的旧事,义康却不知道这事。

    等到太祖病好了后略微知道了一些情况。

    刘斌等人因被义康宠幸,再加朝中大权尽在宰相手里,就常想控制朝政,使皇帝继位问题按他们的意志去解决。

    因此,他们在朝中结为朋党,伺察省禁,如有尽忠报国而与他们不一条心的人,必定构造事端,加以治罪罢黜。

    他们还常常搜集殷景仁的把柄,有时甚至无中生有地向刘湛密告殷景仁。

    从此主相之间势不两立,朝廷内外的祸患就来临了。

    义康想让刘斌做丹阳尹,告诉太祖刘斌家里贫苦。

    皇上看出了他的用意,义康话还没说完,皇上就说:“让他做吴郡尹。”后来会稽太守羊玄保请求从任上回京城,义康又想让刘斌接替他。

    禀告太祖说:“羊玄保想回来,不知应让谁做会稽尹?”皇上这时还未拟定出合适人选,义康匆忙说:“我已用了王鸿。”从元嘉十六年(439)秋起皇上不再到东府去。

    皇上觉得朝中冲突肯定将导致大祸患,元嘉十七年(440)十月,逮捕了刘湛交给狱官,刘湛被杀。

    又杀了刘斌以及大将军、录事参军刘敬文,曹参军孔邵秀,中兵参军邢怀明,主簿孔胤秀、丹阳丞孔文秀,司空从事中郎司马亮、乌程县令盛昙泰等人。

    将尚书库部郎何默子,余姚令韩景之,永兴令颜遥之,刘湛弟弟黄门侍郎刘素、刘斌弟弟给事中刘温流放到广州,将在家里的王履废除官籍。

    胤秀一开始任书记,后逐渐参预密谋,文秀、邵秀都是他的哥哥,司马亮及孔氏兄弟都是由胤秀推荐的。

    怀明、昙泰被义康重用。

    默子、景之、遥之,都是刘湛的同党。

    那天,皇上令义康入宫,留住在中书省,晚上分别抓获刘湛等人,晋州刺史杜骥带领军队驻扎宫内,以应付不测。

    皇上派人宣读圣旨,将刘湛等人获罪之事告诉义康,义康上表请求退位。

    皇帝改任他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持节、侍中、将军不变,因此出朝镇守豫章。

    离开京城前十余天,桂阳侯义融、新喻侯义宗、秘书监徐湛之皆来安慰探望义康。

    义康到皇帝那儿辞别后就上了船。

    皇帝看着他只是大声哭泣,没有说一句话,又派和尚慧琳看望义康。

    义康问慧琳:“弟子能不能回来?”慧琳说:“我为你不读几百卷书感到遗憾失望。”征虏司马萧斌,过去被义康宠幸、刘斌等人不满他受宠,就说他们坏话,义康就让萧斌任咨议参军,领豫章太守,无论大小事件,都交给他办理。

    司徒主簿谢综,一向被义康宠幸,义康让他任记室参军,谢所喜欢的人,都任由他们一起到豫章。

    义康辞去州刺史,被朝廷批准,皇帝又增加他督广、交二州的始兴的诸军事。

    给他的待遇非常优厚,对他十分信任,赏赐不断。

    朝中的大事,都通报给他。

    义康没出事的时候,东府大厅前的一口井的水突然涌出,野鸡江鸥都飞到所住的房子前面。

    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到京城上书给太祖,要求召回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