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亢传

    邵亢,字兴宗,丹阳人。从小聪敏勤奋过人,十岁时就每天读书五千字。诗作风格豪放,乡村先生们见了都很惊奇他的不凡。两次在开封应试,应当算第一名,由于所写的赋没有押准韵,没有录取。范仲淹很推崇他的出众才华。当时没有功名而被宣召的有十四人,在崇政殿考试,只有邵亢达到了要求,被任命为建康军节度推官。有人说邵亢的答卷字数太少,不合规范,只因宰相张士逊与他有姻亲关系,他才参加了预选,于是取消了资格。然而张士逊的媳妇仅与邵亢同姓而已,并非一家。士逊不肯出面说话,邵亢也不自辩。

    西夏反叛,邵亢说:“打仗要选好将领。现在太平日久,不懂战争,当官的多是文弱书生,未必能应付变局。武人能独挡一面的,又年事已高,谁还能身先士卒?偶尔起用了一些老臣后代,他们怎懂攻守战略战术?况且将领与士卒平时没有建立什么关系,又没有武器上的优势。这说明,不必等到两军对阵,谁胜谁负,已很明了了。”因而献上《兵说》十篇。

    皇上在秘阁测试他后,授职颍州团练推官。晏殊为知州,具体事务都交付邵亢办。民间赋税原先要运往陈、蔡,转运使想让老百姓折成钱后再交,而且想多征一些。邵亢说“:老百姓要将粮米送到异地交纳,所消耗的人力财力太多了。目前每年水灾旱灾,还要加征,这怎么可以呢?”转运使才放弃了企图。入朝任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张贵妃死,皇上命令修园陵,禁止京城一个月的娱乐活动,邵亢屡次上书反对,才停罢。升为集贤校理。仁宗未立太子,邵亢说“:国家的外患在边疆地区,但驾驭的方式很简单,不过是牵制而不绝交而已。内患则不然,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不可不早定。”被任命为提点开封县镇公事。当时法律,如有失火,一旦抓不到纵火犯则处罚主管官吏,有些老百姓往往自焚其家以陷害跟他有仇的官吏。邵亢请求修改法律,要求只要火灾没有祸及邻居的,即使没查出纵火犯,也可不追究主管官吏。又调任府推官,再改任度支判官。

    辽国派使者来祝贺乾元节,还未到,仁宗死。大臣们有些认为应通知使者返回,有些认为应等使者到京城后再告诉使者,请他回去。邵亢请求让使者将贺书送到仁宗的棺材前,使使者拜见新君主。大家听从了邵亢的建议。邵亢被选为颍王府翊善,加直史馆。在群玉殿与皇上答对时,英宗考他世事,并称赞说:“你真是国家的优异人才啊!”升任同修起居注。向英宗建议说:“您刚即位,想治好国家必先处理好家政,颍王可以结婚了,希望能采用古代婚礼成婚。公主下嫁,不应当比她的公公婆婆还尊贵。”英宗深以为是。有一天,英宗对颍王说:“你府上的翊善,端直朴厚,不久就要任谏官。”颍王转告了邵亢。于是邵亢任知制诰、知谏院。颍王的太子地位确定后,又担任右庶子。

    神宗(即原先的颍王)即位后,改任龙图阁直学士。有人攻击他说“:英宗病重时,邵亢曾建议英宗死后由皇后垂帘听政。”御史吴申以此为据议论邵亢。神宗知道这是诬蔑,不予理睬。邵亢自己申辩说“:先帝重病时,群臣都无法进宫,我也没法当面向先帝建议什么。若有建议,只能是书面的。请在宫中找一下,如果找到了我的这种奏章,我愿被处死;不然,那诬谄我的人岂能逍遥法外?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皇上不愿扩大事态。当时待制以上是帅、守,每当调任他官,也能保留他的官、俸。邵亢请求对于任帅、守等官未满两年的不得推恩于子弟。王陶弹劾韩琦,吴奎为韩琦辩护。邵亢指斥吴奎言语颠三倒四,有失大臣风度。大概邵亢想把韩琦一并扳倒。韩琦、吴奎竟然同一天被调离。

    升为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邵亢处事作风严谨,吏员送来的案牍,都反复研究,别人认为罗嗦,他说“:须臾之间就要判断出诉讼各方的是非曲直,理应认真。刚开始是很烦,如判断不错,以后就省事了。”登录乡里间的不良青少年和开除的官吏,一旦他们有什么不良举动,就驱逐出去,京城脚下的争斗为之消失。拜为枢密副使。

    西夏诱杀知保定军杨定,朝廷策划讨伐西夏。邵亢说:“国库空虚,民力凋敝,不能用兵,只应责以大义,等他们不听责劝后再出兵,就师出有名了。”因而逐条陈述理由。皇上批示说“:国家的财力是大事。兵马一动,就有可能失败,人心一动摇,就会威胁国家的安全。现在我们先动手,就首先破坏了和约,辽国听说后,就会自然地与西夏一起合击我们,这是我最担忧的。应当采纳你的意见。”不久,西夏君主谅祚死,西夏人抓了杀杨定的凶手前来求和。有人建议趁机攻占西夏的塞门,邵亢认为趁人之危不义,于是没有进攻西夏。

    邵亢在枢密干了一年多,对朝政没有提出什么好的建议,皇帝有些讨厌他,曾对谏官孙觉说,想用陈升之替代邵亢,派邵亢充任长安守。孙觉立即弹劾邵亢,推荐陈升之。皇上恼怒孙觉曲意逢迎,罢免了他。邵亢也借口生病辞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任越州知州。历任郑、郓、亳三州知州。死时六十一岁。追封为吏部尚书,在其家乡赐给他房宅。谥号“安简”。

    钱惟演传

    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钱亻叔的儿子。小的时候充任牙门将,随钱亻叔归顺宋朝,任右屯卫将军。曾任右神武军将军。博学多才,善写文章,应试学士院时,在手板笏上写文章挥笔而成,真宗认为他很不错。改任太仆少卿,献上《咸平圣政录》一书。被任命为直秘阁,参与修撰《册府元龟》,同杨亿一起分别写序。任尚书司封郎中、知制诰,又迁任给事中、知审官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任翰林学士,因犯营私罪而被撤职。不久又转任尚书工部侍郎,再为学士、会灵观副使。又因贡举失实,降职为给事中。恢复其工部侍郎之职,升任枢密副使、会灵观使兼太子宾客,又管领祥源观。经多次升任至工部尚书。

    仁宗即位后,钱惟演进入兵部。王曾任宰相,因为钱惟演的官位曾经高于他,于是任钱惟演为枢密使。在过去,任枢密使必加封检校官,钱惟演只以尚书身份任枢密使,这是有关人员的疏忽所致。当初,钱惟演看到丁谓权势大,就投靠他,结为姻亲。丁谓排挤走寇准,钱惟演是出了力的。等到排列历任枢密时,单单不列寇准,称寇准为“逆准”,削去不予记录。丁谓罪行暴露后,钱惟演害怕被牵连,于是排挤丁谓以求解脱。

    宰相冯拯讨厌他的人品,因而向皇上建议说:“惟演将妹妹嫁给了刘美,那么他就是太后的亲家,因此不能够参与朝政机要,请调走他。”于是调任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即日又改任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过了一年,请求回京,被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许州通判。他没有立即赴任,希望再次被起用,侍御史鞠咏弹劾他,他才急急忙忙去赴任。天圣七年(1029),改任武胜军节度使。次年前来朝觐时,上书说,皇室先人坟墓在洛阳,希望能去守护。于是任为河南府通判,又改任泰宁军节度使。

    钱惟演很想当大官,但一直郁郁不得志。后来皇上举行籍田礼,求一名侍祠,因而留用他为景灵宫使。刘太后死,诏令他回河南。钱惟演自己觉得不安,请求以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并配真宗庙室,以讨好仁宗。钱惟演曾同刘美结亲,又为他的儿子钱暧娶了郭皇后的妹妹,到这时,又想与庄懿太后的族人通婚。御史中丞范讽弹劾他擅自议论宗庙配享制度,而且又同皇后家通婚姻。被撤平章事,任为崇信军节度使,返回河南。不久,死,特追赠为侍中。太常张瑰根据《谥法》“敏而好学称为文,贪而被撤职称为墨”这一条,请求赠给钱惟演谥号“文墨”。钱氏家属上诉,诏令章得象等人重新议定,因为钱惟演没有贪污等劣迹,而且晚年忠于职守,有悔过自新、谨慎从事之意,根据《谥法》“追悔前过曰思”这一条,改谥思。庆历年间,刘、李两太后才一起配享真宗,钱惟演之子钱暧提出这是他父亲先前提的建议,于是改谥号曰“文僖”。

    钱惟演出身贵族,文笔清新优美,才名与杨亿、刘筠在伯仲之间。于书无所不读,家中藏书与国家图书馆相等,特别喜欢鼓励、提拔后进。开始,真宗的谥号是“文”,惟演说,真宗亲自带兵到澶渊抵抗契丹,迫使辽军求和,应该兼谥“武”。仁宗令大臣们讨论,于是加谥“武定”。著有《典懿集》三十卷,及《金坡遗事》、《飞白书叙录》、《逢辰录》、《奉藩书事》。钱惟演曾对人说:“我平生的遗憾,就是未曾在黄纸案卷上划押。”就是说没能当过中书。

    钱易传

    钱易,字希白。从前,其父钱亻宗即位为吴越王,被大将胡进思废,而改立钱亻宗的弟弟钱亻叔。钱亻叔归降宋朝,其属下都在宋朝做了官,只有钱易与其兄钱昆没有被录用,于是他们即发奋读书。钱昆字裕之,考中进士。为政宽松简便,很照顾民众的利益,诗写得非常漂亮,又擅长于草书、隶书,最后官至右谏议大夫,以秘书监身份退休回家。

    钱易十七岁时考中进士。参加崇文殿的考试时,三篇文章不到中午他就完成了。言官觉得他很轻率,不稳重,故意不录取他,然而从此以后他的才学就出了名。宋太宗曾同苏易简一起讨论唐代文人,太宗遗憾当世没有产生像李白这样的才子,苏易简说:“当今进士钱易,创作的歌、诗大概不在李白之下。”太宗惊喜地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把他从平民直接提升为翰林。”正碰上剑南盗贼兴起,这事就被搁下了。宋真宗当太子时,画山水扇,碰上钱易作歌,览后对他非常欣赏。

    钱易再次考进士,终于考取了,录为开封府第二名。他自认为应当是第一,只因被主考官压制了才落得第二,于是上了一篇《朽索之驭六马赋》议论考试,含有讥讽味道。真宗很讨厌他的这种品行,降他为第三名。一年后,以第二名中第,任为濠州团练推官。被召到中书测试,改任光禄寺丞、蕲州通判。钱易上书说“:尧流放四大罪人而不处死,岂不是尧的仁厚达到了顶点吗?古代的肉刑有劓、蒼、黥、刖,都不是死刑,但古人还认为太残酷。近代以来,砍断手脚,钩背烙筋,使犯人体无完肤,露出白骨,还不断气,四肢离开了身躯才断气。采用这样的酷刑,不是太平盛世之举。目前,地方长官一个比一个残暴,婺州官府,先砍断犯人手脚,然后斩首示众。寿州巡检使将犯人碎尸于牢房中,旁边还住着盗贼。假使严刑可以警示民众,那么秦朝就不会有造反的老百姓了。我认为不合法的刑罚,不能帮助统治,望陛下废除。”皇上高兴地采纳了他的建议。

    景德年间,参与贤良方正科考试合格,任秘书丞、信州通判。皇上东封泰山时,他献上《殊祥录》,又改任太常博士、直集贤院。皇上祭祀汾阴,视察亳州,命他编撰《车驾所过图经》,献上《宋雅》一篇,升任尚书祠部员外郎。因他主考国子监诸科误取不该录用的人,降职监颍州税,几个月后召回京城。许久之后,任判三司磨勘司。他上书说“:官府的财政收入都登记在册,三司进行核对,有些数目太细太小,几年后还无法核实完上报,白白增加地方政府的烦恼。从今以后,官府收支一百文钱、一斗谷、二尺帛以下的,只要不是假的就不必一一登录了。”真宗喜欢诗人,身边掌管文秘机要的,他都要亲自选拔。提升钱易为知制诰,判登闻鼓院,纠察在京刑狱。官至左司郎中,为翰林学士。因连续几天值班,未满期就累死了。仁宗怜惜他,召他妻子盛氏到宫中,赐给凤冠霞披。

    钱易聪明过人,几千字的文章提笔就成,又擅长于写几尺大的行草书,爱读佛家著作,曾校勘过《道藏经》,著有《杀生戒》,有《金闺》、《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云总录》、《青云新录》、《南部新书》、《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其子彦远、明逸,都相继应试贤良方正科合格而任官。自宋朝开国以来,父子兄弟都科举登第的,就只有钱氏一家了。

    张方平传

    张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年时聪敏绝顶,家庭贫寒,买不起书,他就向别人借三史读,十来天就归还,说“:我已经读完了。”他读书只看一遍,不读第二遍,宋绶、蔡齐认为他是天下奇才。考取茂才异等,任校书郎、知昆山县。又考中贤良方正科,被选拔升任为著作郎,通判睦州。

    西夏赵元昊准备叛乱,写来了一封傲慢的信,想促使宋与他绝交,以便趁机激怒西夏人以拥戴他。张方平建议“:暂时忍让,使元昊没有理由公开叛乱,等待一年多时间,抓紧精选将士,秣马厉兵,修筑城池,形成不可战胜之势。虽然元昊最终必然反叛,但师出无名,官吏将士没有同仇敌忾之心,这样就难以同我们决战。小国家用兵三年还分不出胜负,国内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再乘机攻击,这是必胜之道。”当时朝廷处于全盛之时,大家都认为张方平的建议太软弱,是姑息养奸。于是朝廷决定出兵讨伐。张方平又献上《平戎十策》,认为:“西夏想来侵犯,必然从延、渭来,巢穴一定空虚。我方应该屯兵河东,轻装直进,这就是攻其所必救,使敌处于被动的打法。”宰相吕夷简赞同这一策略而没有实际采用。皇上召试馆职时,对他说:“你不是考中两次科举的人吗?何必再考?”命他任直集贤院,不久知谏院。

    西夏侵犯边境,张方平第一个请求将枢密院的事务合并到中书省,以便共同策划。皇上认为很对,于是让宰相兼任枢密使。当时政府征调各地的弓箭手,选其健勇者组成宣毅、保捷两军。张方平屡次上书反对,没被采纳。结果两军骄傲自大不堪,二十多万人的部队都像老百姓一样不能打仗,正像张方平推测的那样。

    夏竦统率陕西并监领各路将领。四路将领因为往来请示汇报贻误了战机,加之皇上令他们进兵,他们却逗留不前,以致丰州失陷,刘平等兵败。各路主帅都遭谴责,夏竦像没事人一般。张方平立即弹劾他,免了他的职,给四路将帅自主权。西北诸军长久不得休整,西夏军也疲惫不堪,张方平说:“皇上是天下人的父母,岂能同禽兽计较得失?希望皇上能趁着举行郊祀之机,大赦天下罪人,自我检讨过失,取信于民,也给西夏人一条悔过自新之路。”皇上高兴地说“:这正是我希望的。”这一年,修改了庆历年间赦免边寇的条件,让边境将士将皇上的好意转告对方,西夏王元昊终于降服了。

    随即张方平以修起居的身份出使契丹。契丹王对左右说:“有这么好的大臣,多好!”陪他骑马打..喝酒,并将坐骑送给了张方平。回来后,任知制诰,代理开封知府。府中琐事繁杂,前任一律用书板记录,张方平却靠默记,没有一点差错。升为翰林学士。元昊降服后,因为曾同契丹不和,前来请宋同契丹断交,大臣们以为不行。张方平说“:为了刚降附的小小羌人,丢了和平相处已久的强敌,划不来。应该告诉元昊,让他慎重从事,假若清晨同契丹消除对立,我国的册封书晚上就到。这样,西部、北部两方面都有利。”当时人同意这一观点。又升为御史中丞,改任三司使。

    当初,王拱辰提议河北的盐由政府专营,张方平知道后就说:“河北的盐业为什么要统一管理呢?”皇上说“:刚刚立法决定的。”张方平说“:过去北周世宗将盐税均入其他税收之中,现在的两税法中盐钱项就是。这岂不是重复征税吗?”皇帝惊醒过来,张方平请皇帝亲笔发文,停止收此税。河朔父老乡亲在澶州拜迎他,并举行了七天佛老会,以报谢皇恩,这件事详见《食货志》。升任端明殿学士、判太常寺。

    宫中卫士夜晚兵变失败,皇帝次日晨令二府奖励张贵妃保护皇上的功劳,夏竦就建议“:应该研究怎样特别奖赏。”张方平听说后就对陈执中说“:汉代妃子冯絰亻予亲身抵挡猛兽,没听说有什么特殊奖励。而且既有皇后又尊崇贵妃,古来没有这个道理。真要对贵妃实行了特殊的奖励,那天下人的指责都会集中到你身上。”陈执中害怕,即作罢了。

    皇帝征求臣下的增收节支方案,方平同大伙一起提了意见后又单独写了几千字,大意说:“祥符年以来,法制松弛,渐渐背离了祖先的传统。科举、任子、考核转正、升迁补叙等法则都被破坏了,任命将领、操练战士,都不是原先的规则。中央财政开支处境窘迫,必定导致政出多门;大商人、大贵族钻空子获取暴利,专营茶盐香..的法律也被破坏。这是治乱兴亡的关键所在,不可不认真对待。”皇上看了他的意见书非常高兴,正要重用他,碰上判官杨仪犯罪,方平因为同他有交往,贬职出任滁州知州。不久知江宁府,又判流内铨。

    又以侍讲学士身份知滑州,徙任益州。还未赴任,有人造谣说,侬智高在南诏,将侵犯益州。益州代理知州急忙调兵筑城,日夜不停,民间大受惊扰。朝廷听说这一传闻,也从陕西调集步骑部队,络绎不绝地开往蜀地。命令张方平尽快赴任,允许他相机行事。张方平说:“这必然是谣言。”路上遇到前往益州的兵士,他都遣返,其他劳役也都停止。正逢上元节灯会,城门三晚上不关,抓获邛部川翻译官造侬智高犯兵谣言的人,斩首于边境,放逐余党,蜀民才安定下来。

    又召回任三司使。西部边境打仗,两蜀是大后方。张方平上奏请免两蜀横赋四十万,减铸铁钱十余万缗,又建议:“国家以陈留一带为中心,处于四通八达的枢纽地位,不像雍、洛等地有山川险要地形可以依靠,而仅能依靠强大的武力。士兵要吃饭,粮食依赖漕运,漕运以汴河为主,汴河连接淮河、长江,直达南海。天圣年以前,每年调集百姓疏浚,因而水流通畅。其后,浅薄者争着请求裁减役费以哗众取宠,汴河日益堵塞。现在河在天上,必须仰望。这是得到了尺寸之利而丧失了丘山之利。”于是献上十四项谋略。富弼读他的奏章时,计时的更漏都过了十刻,也不知疲倦,皇帝亦称好。富弼说“: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见,不是普通奏章啊。”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

    升任尚书左丞、知南京。不久,以工部尚书身份统率秦州。谍报人员报告西夏将来侵扰,张方平精选兵马,声称要出关讨西夏。最后夏人没有来侵犯,有人认为他轻举妄动,曾公亮说:“我方的军队又没有越过边界,怎能说轻举妄动?强寇不来,是因为知我方已有提防。倘若处罚张方平,以后守边大臣都不敢在敌人入侵之前早做准备了。”张方平自己觉得处境不好,请求调任为南京知府。

    英宗即位,张方平升任礼部尚书,经请求改任郓州知州。回京后,任学士承旨。皇上生病,在福宁殿召见他。英宗伏在桌上谈话,声音模糊不清。张方平递过笔,皇帝写道:“明天正式下令册封太子。”方平大声疾呼“:必须立颍王为太子。他既是嫡长子,又贤明,请您写下他的名字。”英宗费力地写下了,方平于是告退回去草拟诏书。

    神宗即位后召见张方平,请他估算英宗的安葬费用。神宗说“:孝敬父母可以节约吗?”方平回答说“:英宗既然有安排,满足他务行节俭的最后愿望,也是孝顺。”又请求按比例减省各种赏赐,实行乾兴年间的标准,费用节约了十分之七八。张方平上奏章,神宗亲自批复说:“你文章典雅,有三代圣贤的风范,又善于综合概括,言简意赅,即使是《尚书》中的《训》、《诰》,也不过如此了。”皇上就是这般推崇他的。

    升任参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马光认为他不该受如此重用,皇上不听。司马光离中丞职,曾公亮建议起用王安石,张方平认为不行。几天后,赴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以观文殿学士身份留守西京。入朝觐见时,留京任判尚书都省,他极力请求下任陈州知州。

    王安石推行新法,张方平朝见皇上,极力证明新法的害处,说:“老百姓好比水,可以使船浮起,也可以把船淹没。战争好比火,不停战必然自焚。假若推行新法,必然会导致沉船、自焚。”皇帝很不高兴。

    韩绛主持西部边防,庆州发生兵变,京西转运使命令各路兵马会集庆州平叛,居民大受骚扰。张方平拿着京西转运使的文书向皇上申明其非,皇帝说:“守臣处置问题不该这样啊!”命令停止征调诸郡兵。召张方平任宣徽北院使,留京师。王安石很讨厌他,派他知青州。临行前,神宗向他请教祖宗对付外寇的办法,回答说:“太祖不贪图远征,比如灵夏、河西一带,都任命当地的首领统治,允许世袭。环州董遵海、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都享受高俸和赏赐,给予其宽松的环境。诸将军需充足,威望就高,间谍精明强干,官吏士兵服从号令,故能以十五万人当一百万人用。后来太宗策划攻燕蓟,内迁李彝兴、冯晖,于是朝廷开始穷于应付边境冲突了。真宗澶渊之战胜利后,与契丹人讲和,至今边境太平。三代的情形就是这样。近年来守边将士,想将天下的命运拿来孤注一掷,成功了则他们获利,失败了则给别人留下祸患,不能听他们的话呀!”神宗说“:仁宗庆历以来的事你知道吗?西夏元昊刚降服,是怎样对待他的?”张方平回答说“:我当时任学士,誓诏封册,都出自我的手笔。”神宗说“:您当时就已经是学士,可算得上德高望重了。”

    契丹派使者萧禧来讨论边界问题,应该告辞回国了,却睡在馆驿中不走。张方平对枢密使吴充说“:只给主管官员送食物,不问其他的,再让边境地方官通知他本国。”吴充请示皇帝后采纳了这一建议,萧禧于是立即回去了。任命张方平为中太一宫使。

    王安石放松了对铜的专营管理,奸商即常常销毁铜钱做器具卖,各关所征收不到钱,钱渐渐毁损。张方平极力论证这一现象的危害性,请皇帝质问王安石“:将历代的典章制度,一天之内全部废除,居心何在?”皇帝采纳了一些。张方平请求辞职,进使南院,任应天府通判。皇帝说:“想让你同韩绛共事,而你的政见不同;想让你去枢密院,而你的军事策略也不同于他人。你受先帝的器重,我却怎样让你帮我呢?”还是让他离开了京师。

    高丽使者路过应天府,地方官应送往迎来。张方平对皇上说“:我的级别相当于宰相,不能比属国的使者还低。”皇帝下令允许只派少尹接待使者。王师征伐安南,方平说:“把西北的精兵猛将良马,抛弃到炎热的蛮荒之地,祸患不胜枚举。假若最后部队只是疲惫不堪、耗费些钱财,然后无功而还,就算是国家的大幸了。”后来形势的发展证实了他的话。

    王安石等推行新法,卖渡口码头为市场,土地庙及其他宗庙,甚至宋地先贤阏伯、微子庙都成了商贾活动之区。张方平说“:宋地是宋朝王业的发祥地,商朝时阏伯受封于商丘,主持祭祀大火星;微子是宋地的第一个国君。这两座庙,难道也不能幸免吗?”皇帝大怒,在奏章后面批示说“:侮慢神明,污辱国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祠庙都得以保存。几次请求退休,后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职。官制改革,废宣徽使,只允许他仍领此衔。哲宗即位,加封为太子太保。元..六年(1091)死,享年八十五岁。追赠司空。遗言不要谥号,尚书右丞苏辙替他请谥号,于是谥为“文定”。

    张方平为人直率豪爽有骨气,退休后评论时事仍很尖锐,尤其是对于用兵、判案等项,反复辩论。还说:“我快去向先帝报到了,得有话说呀。”平时从不随波逐流、不负责任。任蜀太守时,见到眉山苏洵及其二子苏轼、苏辙,非常器重。曾推荐苏轼为谏官。苏轼受处分,又毅然上奏为他辩护,因而苏轼终身都敬重他,为他的文章做序,以为他与孔融、诸葛亮相比肩。晚年受知于神宗。王安石正得势,他岿然不屈服,因此威望高重一时。管理宋都时,富弼从亳到汝路过宋都,拜见他,说:“人心难测啊。”张方平说“:说的是王安石吗?岂难知!方平我从前主持皇..年间的贡举时,有人称赞王安石的文章才华,向我推荐应考。入院后,举凡院中之事,都想变更。我讨厌这个人,下令驱逐了他,从此后就没与他说过话。”富弼面有愧色,因为富弼一向同王安石关系很好。

    王拱辰传

    王拱辰,字君贶,开封咸平人。原名拱寿,十九岁时考取进士第一名,仁宗赐名“拱辰”。任怀州通判,直集贤院,历任盐铁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庆历元年(1041)为翰林学士。

    契丹使者刘六符曾对贾昌朝说“:一条界河有什么险要可言?乘一叶小舟就可以渡过来,将士们投下马鞭就可以填平。或者,挖掉河堤,做十万个装满沙土的袋子放在上游,随时都可以打通道路。”仁宗将这一问题同拱辰讨论,拱辰说“:打仗总是要搞阴谋的。对方果然能这么办,不应该告诉我们,这必然是在说大话。设置险阻保卫国家,先王就是这样干的,祖宗也是利用险要地形抵御敌人的。”不久,契丹又派刘六符来,要求宋割让关南十县,并指责当年太宗伐燕是无理取闹,师出无名。全朝廷上下都不知该怎样对答才好。拱辰说“:当年王师征河东,契丹既已同我们互通往来,却又袭击石岭关以支援河东反贼。太宗生气,于是回师伐契丹,怎能说没有道理?”于是写回书说:“先有石岭关的交锋,后来才有蓟门之役。”契丹得到答复后,恢复了和好。仁宗高兴地对大臣们说“:若不是拱辰熟悉历史,还真难答复啊。”

    拱辰又代理开封知府,任御史中丞。夏竦当上了枢密使,拱辰说:“夏竦主持西部边务时,没有什么建树,无功而还。现在让他主持国家的两大最高军、政机构之一,怎样表率天下?”因而同皇帝当面争执,言辞激烈。皇帝没有想通,陡然起身,拱辰上前牵住他的衣角。皇上最后听了他的话,夏竦离职。又说:“滕宗谅在庆州所作所为违背了法度,而仅仅降级调任虢守,恐怕以后边臣都会像他一样了。应该施以重罚。”皇上没有听从,他就请假回家,请求降职降级。于是皇上将滕宗谅调到岳州,命令拱辰继续负责原先的工作。拱辰拜见皇帝时,皇帝说“:你们这些参谋官,各陈己见就可以了,不要以为朝廷没有采纳你们的某一建议就是压制你们,而轻易地离职,沽名钓誉。从今以后你们觉得应该说的,就尽量说出来,不要有所回避。”

    僧绍宗以铸佛像为名欺骗老百姓,京城居民争相将金子投入炼炉中,后宫也出钱帮助他。拱辰说“:西部连年派兵驻守,我们却将财费用于不该用的地方,这会导致军心动摇,引起民怨。”皇上就下令禁止了僧绍宗的这一活动。苏舜钦在进奏院时宴请宾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劝苏的下属鱼周询、刘元瑜举报这件事。结果苏、王被贬谪到远方,一起宴会的人都被驱逐到地方上去了。当时执政大臣是杜衍、范仲淹,他们对传统规章制度多有改革,拱辰的朋友感到不安。舜钦、益柔都是范仲淹推荐提拔上来的,舜钦又是杜衍的女婿,因此,拱辰借这个机会搞翻了这批人,当时舆论很是瞧不起拱辰的为人。

    后又以翰林学士身份代理三司使。因为推举富民郑旭不当,出任郑州知州,又先后迁任澶、瀛、并三州。几年后归来,任学士承旨兼侍读。皇上在迩英阁存放《太玄经》和占卦用的蓍草,对拱辰说“:我常研读这些。你也了解这些吗?”拱辰作了回答,并说:“希望陛下注意儒家的经典《六经》,再以记录历代兴衰盛亡的史书为辅助就够了,这些杂书不足以为学。”

    至和三年(1056),重新任三司使。出使契丹,与契丹主在混同江会面,一块儿饮宴钓鱼。契丹主每次钓到鱼,必定替拱辰斟酒,亲自弹奏琵琶助酒兴。又对其丞相说:“这位是南朝的少年状元,考取翰林十五年了,因此我要特别厚待他。”回来后,御史赵扌卞认为他的行为不合礼制“:他日契丹使者如果以此为例来要求我们,我们又怎样拒绝呢?”湖南转运判官李章、潭州知州任颛贱价强买死商人的珠宝,罪行败露后被抓,拱辰将全部珠宝都贿赂给了后宫,赵扌卞也一并弹劾这件事。改任宣徽北院使,赵扌卞说:“宣徽之职位,本来是给有功勋的人的,只有前任执政大臣和节度使才能获得此职位,拱辰怎么能污辱这一职务呢?”于是让他以端明殿学士身份知永兴军,先后主管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累官至吏部尚书。

    神宗即位后,照资格拱辰应转任仆射,欧阳修以为仆射是宰相级别,不应按资排辈,只任命他为太子少保。熙宁元年(1068),又召他回来任北院使。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讨厌他老同自己作对,趁两位宰相有事之机,赶他去管应天府。八年(1075),入朝见皇帝,任中太一宫使。

    元丰初年(1078),转任南院使,赐给他金方团带。再次判大名,改任武安军节度使。三路长官编制老百姓的户籍建立保甲制度,天天招集百姓训导,禁令苛刻急躁,老百姓往往被逼去做盗匪。郡县官隐瞒这些情况,不敢上报。拱辰毅然上书指责其弊端“:不仅仅老百姓的物质利益大受损害,而且耽误他们的务农时间,这是在用法律来迫使他们犯罪。他们逐渐演化为大盗的征兆已经可以看出来了。纵然不能全部废除这些办法,也应该让那些最穷苦、承受能力最差的百姓免于受害,缓和一下形势。”当权者指责拱辰抗拒新法,拱辰回答说:“这是老臣在尽忠报国啊。”接连上奏不停。皇帝醒悟了,于是第五等户得以免受其害。

    哲宗即位,迁任彰德节度,加封检校太师。这年死去,终年七十四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懿恪”。

    胡宿传

    胡宿,字武平,常州晋陵人。中举后任扬子县尉。县境水灾,老百姓死了不少,县令不能拯救,胡宿率领公私船只救活了数千人,被推荐任馆阁校勘,升任集贤校理。任宣州通判。囚犯中有个杀人犯,应该抵命,胡宿怀疑判决有失误,重新审讯。囚犯害怕受刑,不敢翻供。胡宿命令下属追问,很久以后囚犯才说:“我早晨想下地种田去,县吏把我绑来,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胡宿取来有关记录,仔细研究,才知道是一个妇女与别人通奸,共同杀死其丈夫,诬陷这个农民。

    任湖州知州。前任长官滕宗谅大办学校,耗费八十万钱。宗谅离任后,其下属官员怀疑宗谅有独自贪污受贿之事,却不肯如实给他指出。胡宿对他们说:“你们辅佐宗谅很久了,如果他有过失,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向他指出呢?现在却背后指责他,等他走了就想看他的笑话,这符合下级替上级分担罪责的传统道德吗?”这些人很感惭愧。后来,湖州的学术冠于东南,胡宿出力最多。修筑石塘百里,防止水患,老百姓称之为“胡公塘”,文人们为他修建了生祠。

    后来任两浙转运使。又被召回任修起居注、知制诰。入内都知杨怀敏因为受卫士兵变牵连,被贬斥任和州都监,不久,又召回官复原职。胡宿封还任命状,并说“:怀敏得以不被继续追究、诛杀,已是万幸了,岂能再在京城任职?”这道任命才未下。

    庆历六年(1046),京东、两河发生地震,登、莱二州灾情尤其重大。胡宿对阴阳五行灾异之学颇有研究,于是上书说:“明年是丁亥年,一年的刑、德,都在北宫位。阴气生于午,而终于是亥。但阴在亥时仍然强大,不会立即衰弱。阳气还小,暂时还不能胜阴,所以就发生了地震。这就是龙战之会,位置在乾位。假若西、北边疆没有动静,就恐怕有内贼兴起于河朔地区了。又登莱二州相对京城而言,处于东北少阳之位,现在这二州大挖金坑,大肆招集百姓开山,阳气泄尽,故而阴气趁虚而动。应该下令禁止,以便安宁地脉。”当时人认为这番议论是迂腐之见。次年,王则果然在贝州发动叛乱。

    皇..五年(1053)正月,会灵宫失火。这年冬至,郊祀天地,以三帝配享天地神。第二年大旱,胡宿说:“五行之中,火是礼。去年火灾今年旱灾,原因在于失礼。大概是郊祀时不该配享三帝吧。”并申说三帝一起配享不合传统,应该像当初一样轮流配享。当时舆论认为,士大夫们七十以上应该退休,不主动辞职的,应命令有关部门查实。胡宿认为这一办法不是优待老人之义,应当稍微缓和一下期限限制;武官就看他能否完成任务,不要以年龄为断限;文官应该他们自己看着办,以保全他们的晚节。后来都采用了。

    唐介被贬逐到岭南,皇帝派中使护送他去。胡宿说:“事情有不可预料之处,唐介如果不幸死在路上,陛下就要蒙受杀死耿直大臣的罪名。”皇帝醒悟,追回使者。迁任翰林学士,知审官、刑院。李仲昌开发六塔河,老百姓受害,皇帝命令刑狱官治他的罪。胡宿请求处死他,以谢河北,仲昌于是放逐到南边。兖国公主下嫁,将举行册封礼。胡宿劝阻说:“陛下曾经封两位长公主,不曾册命,现在对爱女册命,这就不是汉明帝所谓的‘我的儿子岂能有同先帝的儿子同等看待’的意思了。”

    泾州士兵由于发饷不及时,有怨言,还想图谋叛乱。对谋反的人绳之以法后,又下令弹劾管理财政的三司吏。三司使包拯保护三司吏。胡宿说“:泾州守卒固然大逆不道,但他们应该得到的物品,超过八十五天还不给,管理人员怎么能无罪呢?包拯不知自我反省,公然拒绝命令,法制的威严何在?”包拯害怕了,立即交出了三司吏。韩琦驻守并州,请求恢复并州的节镇地位。胡宿说:“参、商是两颗互相敌对的星。宋朝在商丘获得天命,而参星是晋地的分野。现在尊崇晋地,对国家不利。宋朝兴起后铲除割据政权,并州最后归顺,因此太宗不让它列于方镇之林已八十年了,还是照这样下去吧。”于是作罢。后来韩琦执掌朝政,还是恢复了。

    胡宿又担任枢密副使。曾公亮掌管雄州,赵滋专门治理宋辽界河之事。胡宿对英宗说:“忧患将来临时,多潜藏于隐晦之处,发生于人们疏忽的地方。从赵滋驻守边防后,北人捕鱼、砍苇草都被禁止,因而常闹纠纷。南北通好六十年了,内外都安宁。近几年边界上的纠纷,不过是侵占尺寸土地,这都是城寨上的官吏们相互写信就可以辨别是非曲直的,何至于大动干戈呢?现在士大夫中有些人,耻于燕蓟被辽人占据,但机会没来,万难实现的收复之事岂可勉强去求。希望能坚守两朝的法度,以使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就幸运了。”胡宿因为年纪老,几次想退休。治平三年(1066),退为观文殿学士、杭州知府。次年,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没来得及向皇上谢恩就死了,年七十二岁。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恭”。

    胡宿为人清高、谨慎、忠厚、淳朴。性格刚强、固执,表面慈祥,与世无争。与众人群处时不放声喧哗、不大笑,同人谈话必然想好了才讲。因此处事着重于“慎”,不轻易做,一做就不半途而废。为母亲服丧三年,没有回过自己的小房间。担当重任时,尤其顾全大局。在审官、刑院时,选拔详议官,有一个候选人曾监专营物质,因为水灾而欠了一些,同事们认为这点小过失不值一提,胡宿竟然也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但又推荐说这人的才干可用,仁宗听了他的话。同僚们退朝后讥笑他说:“你本来是要推荐他的,如果因为说了他的问题而皇上不用他,怎么办?”胡宿说“:皇上所要选拔的不过是一个详议官。胡宿平生以诚心对待君主,现在头发都白了,还忍心欺骗皇上一丝一毫吗?正该开诚布公地全面陈述,然后听任明君自己主张。”小时同一和尚关系亲密,和尚有秘术,能把瓦石化为黄金。快死时,想把这一法术传给胡宿,使胡宿负责安葬他。胡宿说“:你的后事我自当尽力操办,其他的不是我企望的。”和尚叹道:“你的志气,不可限量啊。”他诚笃以行,严于律己,当大官后还和平民时一样。

    欧阳修传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幼年时,欧阳修就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等到成年时,更是超群出众,卓有声誉。

    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而文章体裁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行文措辞刻意雕琢,追求对偶,以至于文风污浊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旧,所作文章见识浅薄,格调不高。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倡,以改变当时的文风,但因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随州时,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读后十分仰慕。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以至于废寝忘食,决心要追赶他,和他并驾齐驱。

    仁宗天圣八年(1030)正月,晏殊主持礼部考试,欧阳修列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试中甲科第十四名,荣选为甲科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任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我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兼掌谏院。

    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

    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金钱财物,当他们的利害关系相同时,就暂时互相援引,结为私党,这是伪朋党;当他们见到利益时,就会争先抢夺,或者利益抢完后就互相伤害,即使是血肉兄弟,亲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君子则不然,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所奉得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节操。将这些道德用于修身则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将这些道德品质用于效力国家,则会大家携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之多,却也有亿万颗心,真可谓无朋党了,但商纣王却因此而灭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却是一条心,真可谓一个大朋党,而周武王得以借此兴旺起来。这就是君子之朋党不厌多的缘故啊。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后,进任知制诰。按惯例,对这个官职必须先考试而后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欧阳修,诏令特意授予他。

    他奉命出使河东。从对西部用兵以来,主谋划的人打算放弃麟州,以减少运送军粮。欧阳修说“:麟州是个天然险要之地,不可以放弃,如果放弃它,那就使黄河以东的郡县受到震动,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从那里分出一部分兵力,驻扎黄河附近的各堡寨中,这样,遇到情势急迫就能接受援助,而在平时可以节省物资的运输,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来。欧阳修又进言道“:忻县、代县、岢岚县禁地很多,田野荒芜,希望让农民去耕种这些田地,不然,将被敌人侵占。”朝廷将这个意见发交给有关的官员讨论,过了很久才同意实行,每年收获粟谷数百万斛。凡是河东地区,赋税征派过重百姓负担不了的,他奏请朝廷作了减免,这样的事情有十几件。

    出使河东回京以后,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叛乱被平定以后,大将李昭亮和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欧阳修因此将冯博文逮捕下狱,李昭亮于是恐惧起来,立刻放回所纳妇女。兵变发生的当初,对搞叛乱的人以不杀头来招抚,但他们归顺后又都被杀了,对被迫参加的二千人,分别交给各郡去管。这时富弼做宣抚使,他恐怕这些人以后另生变故,准备下令在同一天杀死他们,他与欧阳修在内黄会见,夜半时,屏退左右的人,告诉了他这个打算。欧阳修听后说“:祸莫大于杀死已经投降的人,何况他们是胁从者,能够再杀吗?你的主意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个郡不愿服从,又造成事件,那问题就不小了。”富弼听后豁然醒悟,立即停止了错误的决定。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而没有听过他们有什么应当被罢免的罪行。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良的贤臣,其借口并不深奥。要大批地陷害贤良的人,只不过指责为朋党就够了;要想动摇大臣,必须诬蔑他们专权。这是什么原因呢?排挤掉一位贤人,而大多数贤人还在朝中,这还没有达到小人排斥异己的目的;如果要把他们都除掉,而贤人又少有过失,难以一一去搜求他们的瑕疵,唯有指责他们为朋党,则可以一下子把他们都赶下台。至于朝中重臣,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宠信,则难以用其他的事由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最忌讳的,必须用这种说法,才可以打倒他。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因其母亲去世归还家中。为母亲服丧期满,奉召担任流内铨,当时在外地长达十一年。皇上见他头发都白了,对他非常关心,抚慰有加。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出欧阳修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奉命出使契丹,契丹王命四个显贵臣子主持宴会,说:“这样做不是常例,是因为你特别有名气才如此的。”

    主持嘉..二年(1057)礼部进士的考试。当时士子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号称“太学体”,欧阳修对那些险怪奇涩的文字,坚决加以排斥,凡是像这样的都不予录取。录取之事完结后,过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欢自我标榜的人等欧阳修一出现,就聚在他的马前起哄,巡街的士兵都无法制止;但是考场的文风,也从此大为改变了。

    加领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接续包拯的严厉治政之后,欧阳修采取简易实际、顺应常理的做法,不求赫赫的声威,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过了十个月,改任群牧使。《新唐书》撰修完成后,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知无不言。黄河冲破商胡地区的堤岸造成了危害,北京留守贾昌朝打算开掘旧日的横垄河道,使河水回头向东流去。而李仲昌又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将河水导引入六塔河。主持计划的人不知按哪个意见为妥,无所适从。对此欧阳修认为:“黄河的水严重浑浊,泥沙淤积是自然的事,下游既然淤积而造成阻滞,上游必然发生堤岸溃决。以近年来事实的检验,黄河决口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堵塞的,故道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复通的,只是这种局面不能保持长久罢了。开通横垄故道的工程相当浩大而难以完成,即使完成了还会再一次决口。六塔河河床狭小,而以全部黄河灌注,那滨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据此,不如按河水流向,增设坚固的堤岸加以严防,疏通它的下游,直使河水流进海里,这样做,就会带来数十年的好处了。”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倾向李仲昌的意见,以致黄河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终于使河北造成了水灾。

    御史台和谏院上奏弹劾陈执中过于凶狠刚愎,而陈执中仍然拖延不下台。欧阳修上疏,以为“陛下拒纳忠善之言,庇护愚蠢丞相,这样有损于皇上的圣德”。不久,陈执中被罢免了。狄青担任枢密使,很有威名,值皇上有病,有关狄青的谣言纷纷四起;欧阳修请求将自己调到地方上去任职,以保终身,于是被罢为陈州知州。欧阳修曾借发生水灾的事上疏说“:陛下治国已三十四年,而还没有立太子。过去汉文帝刚即位,就根据群臣的意见选立了太子,而在帝位很久,被称为汉太宗。唐明宗不喜别人谈立太子的事,又不肯早一点定夺,以致发生秦王之乱,国家被倾覆。陛下有什么感到疑虑而久久不做出决定呢?”后来封立英宗,就是源于此时。

    嘉..五年(1060),拜为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在枢密院,与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国的军队数量以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驻守军队的多少、地理方位的远近,重新绘制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凡是边境长久缺少军队的,必须要检查补齐。他在中书省,与韩琦一起同心辅理朝政。凡是有关军队、百姓、官吏以及国家财政利益这类关键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的,他都汇集起来,列出总的条目,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询问有关的官员。当时皇太子还没有确定,他与韩琦等人协商立太子的事,有关的话都记录在《韩琦传》之中。宋英宗由于疾病的缘故没有亲自上朝处理政事,由皇太后临朝听政,因此,左右亲近的人搬弄是非,几乎使英宗和皇太后之间因嫌疑而产生仇怨。韩琦入朝奏事,太后哭着对他讲了其中的缘故。韩琦以英宗生病为理由,进行调解,太后的成见仍然丢不开,欧阳修进言说:“太后事奉仁宗几十年,仁德之名闻于天下。昔日太后在处理得宠的温成皇后的事情上都能应付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倒反而不能相容了吗?”太后的意思稍稍缓和,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很久,仁德光辉照耀天下。所以驾崩之后,天下人都拥戴即位的皇上,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是一个妇人,我们则只不过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遗愿办,天下谁肯听从呢?”太后沉默了,很久才打消了原来的意思。

    欧阳修平生与别人谈论事情,从来都是尽其所言,没有什么隐瞒。待到他治理政事时士大夫有什么请求,则当面说明行还是不行,即使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论事,他也必定问明是非,由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于是诏令有关官员讨论该当如何,都说应当称濮王为皇伯,并改封大国的爵位。欧阳修援引《丧服记》的有关规定认为“:‘过继给人当嗣子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减三年的丧服为一年的丧服,而不要更改亲生父母的名份,因为服丧期限可以减少而亲生父母的名份却不能更改。如果将亲生父亲改称皇伯,这样做,考查以前历朝各代,都是无典可依的。进封大国爵位,则又于礼不合。所以中书的意见与大家不一样。”太后发出手谕,允许英宗称亲,尊称濮王为皇,三个夫人为后。皇帝下诏谦让。于是御史吕诲等人就此事诋毁欧阳修,争论不已,都被贬逐。只有蒋之奇的意见符合欧阳修的意思,欧阳修举荐他为御史,而大家都视他为奸邪之徒。蒋之奇为此事很担忧,于是寻思怎样使自己解脱。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因事衔恨欧阳修,因此制造男女关系方面的谣言侮辱他,以达到打倒他的目的。谣言展转到了中丞彭思永那里,彭思永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即上章弹劾欧阳修。宋神宗刚即位,想治欧阳修以重罪。于是就此事询问曾任宫臣的孙思恭,孙思恭为欧阳修作了辩解开脱,欧阳修闭门不出,请皇上查究此事。宋神宗派人去诘问彭思永、蒋之奇此事的来龙去脉,结果他们理屈辞穷,无言以对,都被贬斥。欧阳修也极力请求斥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亳州知州。次年,迁为兵部尚书、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推辞而不接受,徙任蔡州。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严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蔑,六十岁时,就接连上书请求告老退休,皇上则下诏书对他尊宠有加,不让他退休。及任职青州时,又因为请求停止发青苗钱,而遭到王安石的诋毁,所以乞求退休更加迫切。熙宁五年(1072),去世,追封为太子太师。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别号醉翁,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他性格刚强,见义勇为,虽有弓弩陷坑在前,将一触即发,而他也会奋不顾身。因而前后几次被放逐流离,但志气还是如常不衰。在贬职夷陵县时,没有什么排遣,就取出旧日已办的案卷反复阅览,结果发现案中是非颠倒、违法曲断的错误比比皆是,于是他仰天长叹说:“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县,尚且如此,全国就可想而知了。”从此以后,他遇事不敢疏忽不慎。

    当文人求见欧阳修时,他跟他们谈话,从不涉及文章的事,只谈论官吏治事的问题。他认为好的文章只在滋益自身的思想,而政事的好坏则关系到群众的利益。凡他任职的几个郡,不显露治理事迹,不追求名声荣誉,为政宽松简易而不烦扰,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有人问他:“为政宽简,而事情并不松弛失误,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把放纵无度作为宽,把省略必要的东西作为简,那就使政事败坏,而且百姓也会受害。我所谓宽者,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简者,是不做繁碎扰人的事罢了。”欧阳修幼年时失去父亲,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常常在夜间点着蜡烛办理官府公文,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什么事情,他便说:‘是死刑案子,我想寻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却没有找到。’我说‘:生路可以寻求吗?’他说‘:去寻求生路而得不到,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恨了。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仍然还有失误造成不该死的人被处死的,然而世间的官吏却常为犯人寻找处死的理由呀。’他平日教导别人的子弟,经常用这些话,我都听熟了呀。”欧阳修听了这段话,终生照做不忘。

    欧阳修的文章,才华横溢,朴实流畅,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处。在议论上,简单而明了,实际而通情,善于联系事物分析不同问题,阐明深刻的道理,驳斥其错误,给人以很强的说服力。他的超然洒脱,文情奔放的风格,别人是无法赶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携后进者,唯恐不及,得到他赏识、举荐的人,大多成为天下的名士。曾巩、王安石、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原来都寂然无声,不为人所知晓,欧阳修就广为揄扬他们的声名,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名闻于世。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欧阳修喜爱古代文化并酷爱学习,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章残篇,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在记载下来的金石文字后面,写上自己的跋语,一一加以确凿的考证,取名为《集古录》。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书》的纪、志、表,又独立写成了《五代史记》,笔法严谨而文字简练,大多继承了《春秋》笔法。苏轼为欧阳修文集作序说:“论说道理与韩愈相似,议论政事与陆贽相似,记叙事情与司马迁相似,诗词歌赋与李白相似。”有见识的人认为这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刘分攵传

    刘分攵字贡父,与刘敞同登进士科,之后在下面州县里为官二十年,才得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赵概推荐他为试馆职,御史中丞王陶因与他有旧隙,故率侍御史苏肕共同排挤他。后刘分攵官至员外郎了,才得以做馆阁校勘。熙宁年间,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

    诏令封太祖各子孙中之亲近、尊崇者为王,刘分攵说“:按礼而言,诸侯不得祖祀天子,而应当奉祀他自己侯国的祖先。最好是推重德昭、德芳的后人,世世代代不要降其爵位,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也将他们一并祭祀,这样褒扬艺祖之意也表达出来了。”后来对于二王后代的赐封都是按照刘分攵所说的意思进行的。

    正当更改学校贡举法的时候,刘分攵说“:本朝选拔人才的制度,已实行了上百年,各代贤臣名将都是通过这种制度选拔出来的,而如果还认为这样不能选才取士,这不是诬蔑吗!希望能够沿袭旧制,不要轻信别人的议论而更改此法。士人修学于家中,就足以立德成才,又何必硬是要让学官在学校监督他们修学以成才呢。”

    王安石在讲经席上,请求让讲解的人坐下。刘分攵说:“侍臣在讲经的时候,是不能坐的,而应当避席站立讲解,这是古今之常礼。皇上让他坐下,则是皇上尊德乐道的表示;若皇上没有让他坐下而要请求坐下,这就不合常礼了。”礼官们都同意这种说法,故讲经之人至今仍站立讲解。主持开封举人的考试,与同院王介发生争吵詈骂,被监察御史弹劾罢免。礼院廷试时,最初考官吕惠卿将阿谀奉迎者录取在高等,耿直者反而录取在低等。刘分攵复查时,则反其道而行之。刘分攵曾经写信给王安石,论述新法之弊端。王安石大怒,指责他以前的过失,并将他贬为泰州通判,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曹州为盗贼横行之地,严刑峻法也不能够制止。刘分攵说:“老百姓既然不怕死,为何还要以死来威胁他们呢?”他到曹州上任后,则采取宽松平和的统治,盗贼也就逐渐地消失了。为开封府判官,重新出任京东转运使。对于部属中软弱无能者,他又都重作了安置。迁任知兖、亳二州。吴居厚代任转运使,很能奉行法令,聚敛财赋,于是追究刘分攵任转运使时治理废弛之罪,被贬监衡州盐仓。

    哲宗初年,起用刘分攵,知襄州。奉召入朝为秘书少监,因病请求辞官归去,加为直龙图阁、知蔡州。在此时给事中孙觉、胡宗愈,中书舍人苏轼、范百禄上书说“:刘分攵博闻强记,善作文章,治理政事能因循古例,一身兼有许多长处,坚守道礼而不苟且,应当特予优待,让他留在京师。”刘分攵到蔡州才几个月,就被召回朝廷拜为中书舍人。刘分攵上书请求恢复旧制,建紫微阁于西省。最后因病而逝,时年六十七岁。

    刘分攵一生著述上百卷,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作《东汉刊误》一书,为世人所称道。参与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专门负责汉代部分。为人随和大度,不修边幅,生性诙谐活泼,尽管为此多次招来嫌怨,然终不能改。

    刘奉世传

    刘奉世字仲冯,天性沉稳,行为处事极有法度。中进士。熙宁三年,开始设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刘奉世以太子中允身份参与其事。

    以前,进奏院每五天一次将文件整理上报枢密院,然后再散发各处。而专司其事的邸吏则需事先呈报,或者以家书的形式邮寄。刘奉世上书请求革除定本,除去实封的公文封装形式,只以通函的形式呈报,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宋神宗称赞刘奉世尽忠守职,不因循苟且,加封他为集贤校理、检校中书户房公事,后又改为刑房公事,升迁直史馆、国史院编修官。大理寺在处理相州悬而未决的疑案时,详断官窦革将案情呈报给刘奉世,请他处理。刘奉世说:“你自己依法办理就行了,没有必要来告诉我。”后来蔡确即以此事罗织刘奉世之罪状,刘奉世被贬至蔡州粮料院。他在蔡州粮料院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又加封为吏部员外郎。

    元..初年,历任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户部吏部侍郎、权户部尚书等官。元..七年,拜为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宋哲宗亲理政事,用二个内侍为押班,中书舍人吕希纯驳回了诏书。宋哲宗说这在以前是有例可循的,刘奉世则回答说:“虽然以前有这样的事例,无奈不能够让大家都知道从最先开始以前的做法都是错的。”哲宗没有听他们的,仍照原意行事。不久章..主理政事,刘奉世又请求取缔了内侍为押班之事。

    绍圣元年,以端明殿学士知成德军,又改为定州。年余之后又改知成都府。路过京师时,欲入朝见驾,向皇上陈述朋党互相攻讦倾轧的情况。哲宗准备让他来,听听他的意见,曾布则说“:元..时期要变前朝之法,当时没有一个人阻拦,而只有刘奉世极力反对,皇上还是不见他为好。”于是皇上就没有允许刘奉世入朝。次年,任为光禄少卿,分管南京,居于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弹劾刘奉世与刘挚一起倾害朝中大臣,依附吕大防、苏辙,才得以官居高位,于是再次被贬为隰州团练副使。

    宋徽宗即位,完全恢复了他的官职,知定州、大名府、郓州。崇宁初年,再次被夺去职务,责成他居于沂、兖二州,后因赦免才得以归京。政和三年,恢复其端明殿学士之职。同年逝世,时年七十三岁。

    刘奉世善长于官场的治理、整顿,崇尚安详恬静,文词雅致隽永,尤精于《汉书》之学。他常说:“我家世代只知道事君尽忠,在这方面自己觉得还没有什么可以感到愧疚的,这完全可以让大家来评说。人生有得有失,这是常理,犹如寒暑同时加身,即使是善于养生之道者也不能不生病一样,对此应泰然处之。”

    曾巩传

    曾巩,字子固,建昌郡南丰县人。他幼小时就机智敏锐,如几百字的文章,一读过就能背诵下来。在十二岁时,试做《六论》,提笔就写出来了,而且文辞十分壮美。到二十岁时,已经名闻四方。欧阳修看到他的文章后大为赞赏,对他的才能表示十分惊异。

    嘉..二年他考中了进士。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奉召编校史馆书籍,升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做实录检讨官。接着出任越州通判,这个州里原来拿酒场的钱预支招募牙人,钱不够,就从乡民中征收,以七年为期不再征收;可是期限到了,搞招募的人谋求多得,仍然照旧征收。曾巩查明情况,立刻禁止了这种做法。这一年发生了饥荒,计算常平仓的粮食不够用来供给,而且种地的农民,不能都到城里来。于是他指示所属各县,劝告本地富人拿出自己储存的谷物来,共有十五万石,将这些谷物比照常平的价格稍微提高后卖给百姓。这样,百姓能够就便得到谷物,又不出家乡,粮食又有余。同时贷给农民种子,让随秋季缴税时偿还,使农事没有耽误。

    担任齐州知州,他管理这个地方,把根治邪恶,急惩盗贼作为根本。曲堤有个姓周的人家,拥有大量钱财,称霸乡里,他的儿子名高,杀害良民,污辱妇女,衣服器物超越本分,其能量又可以动用权豪,因此州县官吏都不敢去追究。曾巩捕获这个人,处以刑法。章丘人在村里纠众结伙,号称“霸王社”,进行大肆抢掠,劫车夺囚,无所忌惮。曾巩流放了三十一人,又令乡民组成保伍,联合巡查盗贼行踪,有盗贼则击鼓传递消息,相互援助,这样每次都能将盗贼擒获。有一个名叫葛友的人,名字列于被追捕者之中,一天,他到官府自首了。曾巩用衣裳、饮食款待他,并配给随从人员,用车载着所购买的金银布帛,四处夸耀。盗贼听说了这件事,大多出来自首了。曾巩之所以这样将事情到处张扬,实际上是想分化那些盗匪窃贼,使他们不能纠合在一起。自此以后,乡里十分平安,人们外出甚至可以连家门都不关闭了。

    河北路发派百姓疏通黄河,从其他路也征调民力,齐州应当出民夫二万人。各县起初按户籍分派,三个男丁出一夫役,曾巩清理了隐瞒和遗漏的人数,使之达到九人取一,从而节省了好几倍的费用。他又免除了无名渡钱,建造了桥梁,利于往来行人。对原来的传舍作了迁移,将驿路改为从长清到达博州,再通至魏州,共省去六个驿站,人们都觉得十分便利了。

    调任襄州、洪州知州。适逢江西这年瘟疫大流行,曾巩命令各县镇亭传都储存药物,作好准备,解决需求。军民因生活困难自己不能调养的,便招来住在官舍,供给他们饮食、衣被等用品;分配医生给他们诊治,把他们医治的效果记载下来,作为成绩考核的依据。朝廷军队远征安南,所经过的州要预备一万人之所需。其他地方的官吏借此强行索求,过重的征收,使百姓难以忍受。曾巩则事先分别处理了大军突然聚集的问题,这样,军队过去后,街市里还不知道。接着加直龙图阁、任福州知州。

    南剑将乐的盗匪廖恩在被赦免出来向官府投降以后,他的那些余下的部属溃散之后又纠合在一起,暗地里结成团伙,遍及数州之地。一个尤其凶残暴虐的盗匪根本不听招降,当地百姓非常恐惧。曾巩设计罗致了他,接着相继出来自首的有二百多人。福州佛寺很多,僧侣贪求富饶的财物,争着想做主守,就行贿请求官府作决定。曾巩教僧徒们共同推选主守,将推选的人记录在册,按次序相补。然后在府廷授予他们文告,退回私下赠谢,以杜绝身边人向外求取的弊端。福州没有职田,每年用卖园圃的蔬菜来增加薪俸,常年收入达三四十万。曾巩说:“太守与民争利,合适吗?”就停止了这种做法。后来的官员也不再用这个办法获取收入。

    再调为明州、亳州、沧州知州。曾巩久负才华的盛名,长期在地方调来调去,世人都认为他性情孤傲不善于同别人相处。这一时期,优秀的青年们大量涌现,曾巩对他们的态度是淡薄的。一次,经过朝廷,神宗召见了他,对他慰劳问候,十分宠爱,于是留判三班院。他上疏提出解决经费问题的意见,皇帝说:“曾巩把节用作为理财的关键,当世论理财的人,还没有谈过这样好的见解。”神宗因见《三朝国史》、《两朝国史》都是各自成书的,想将这两本书合而为一,于是加授曾巩史馆修撰之职,专门来做这件事,不用大臣监督,不久书就修撰成了。刚好遇上实行新的官制,拜曾巩为中书舍人。当时自三省百官开始,都作了新的调整选拔,任命的诏书每天多达十数道,诏书对每个人的职事权限等的阐述规定都非常简明扼要。随即掌管延安郡王上呈皇上的表奏。过去这类事情都属于翰林学士管辖,这时则特别转交他来掌管。几个月以后,他因母丧离去。又过了几个月,曾巩也去世了,终年六十五岁。

    曾巩品性孝顺友爱,父亲逝世后,侍奉继母更加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而薄弱无靠的情况下,抚育了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读书、出仕和婚嫁,都是他一手出力操办。他的文章上下广泛涉猎,写到后来更加精妙,本原于《六经》,参考了司马迁和韩愈的文法,当时擅长文词的人,很少有超过他的。他年青时与王安石交游,这时王安石的声誉还不大,曾巩就把他引见给欧阳修,到王安石得志,就对他有不同看法。神宗曾经问他“:王安石这个人你看怎么样?”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学和行义,不次于扬雄,因为他吝啬所以又不及扬雄。”神宗说“:王安石对富贵是看得很轻的,怎么说他吝啬呢?”曾巩说:“我所说他吝啬的,指他敢作敢为,而难于改正错误而已。”神宗听后觉得这话是对的。吕公著曾经告诉神宗,以为曾巩的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因此不必大用。他的弟弟曾布,另外有传。小弟曾肇。

    曾肇传

    曾肇,字子开,考取进士后,调任黄岩县主簿,被推荐任郑州教授,升任崇文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同知太常礼院。太常礼院从秦朝以来,有关文献残缺不全,先辈儒生各人都凭想象,无法核实。曾肇在职期间,纠正了前辈的不少错误。亲自祭祀土地神于北郊,大概是从曾肇开始的,其他不同看法都不能改变曾肇对礼的解说。

    其兄长曾布因为议论商业制度被责罚,曾肇所任的主判官也被撤销。呆在馆中的诸人中,不少人专门揣摩皇上的心思,阴谋踩着别人来爬上去,大家都感到处境危险,曾肇却安然地面对这一切。

    曾公亮死,曾肇为他写行状,神宗读后很欣赏。迁他任国史编修官,升吏部郎中,迁右司,担任《神宗实录》一书的检讨。元..初年(1086),升任起居舍人。不久,担任中书舍人。

    曾肇认为叶康直任秦州知州时处事不当并批评他,执政官惊奇曾肇居然不先上告,御史趁机攻击他。曾肇提出辞职,范纯仁对大臣们说:“如果好人得不到宽容的环境,像我们这类人就不能在这儿呆了。”极力替曾肇辩护,曾肇才没有受到处罚。

    门下侍郎韩维弹劾范百禄,太皇太后认为韩在诬陷范,让韩出任邓州知州。曾肇说“:韩维替朝廷辨别好人、坏人,评价人与事的是非得失,不能凭主观想象认为他错了就赶走他。”拒绝替皇帝起草命令。谏议大夫王卖见因为批评了胡宗愈,皇上想调他去润州,曾肇说“:皇上把大臣当做心腹,把台谏官当做耳目,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个。目前王卖见批评执政官就被放逐,这就是怜爱心腹而堵塞耳目了。”哲宗醒悟过来,就加任王卖见为直龙图阁。

    太皇受册命,诏令按照仁宗时章献皇后的样子,让太皇在文德殿办公。曾肇说“:天圣初年(1023),机要大臣们决定让皇太后去崇政殿受册封,仁宗特地改为让太后在文德殿受册封,这是临时措施,不足为训。目前皇上您要照仁宗的样子做,以充分表达您尽力尽孝的诚意,可说已无以复加了。我私下以为,太皇应该在此时特地下诏向天下人宣传皇上您的孝心,然后表达他的谦逊美德,按照仁宗天圣时期大臣们的意见,只在崇政殿受册封。那样,您的孝心更明白,太皇的德行更高贵了。”坤成节时祝太皇寿,皇上想让百官列队于崇政殿。曾肇又说“:仁宗天圣三年(1025),近臣们列队于殿廷,百官则只在东门拜献贺表。天圣九年,才到会庆殿。现在承蒙太皇的圣德,不肯与章献皇后一样,就应该采用天圣之年的办法。”都被采纳了。

    四年(1089),发生春旱,官府仍讲究春天饮宴。曾肇同彭汝砺一起上书说:“目前正闹天灾,正是君臣们敬畏天命谨慎从事之时,他们却一块儿大吃大喝,歌舞升平,恐怕无力补救天灾了。”第二天,皇上就下令停止宴请。蔡确被贬斥到新州,曾肇事先同汝砺约好,一起为蔡辩护。恰好碰上曾肇改任给事中,汝砺只好独自上书,一些人认为曾肇出卖了朋友汝砺,曾肇也懒得辩解。以宝文阁待制的身份任颍州知州,又改任知邓、齐、陈州和应天府。

    七年(1092),回京任吏部侍郎。曾肇在礼院任职时,开创了皇上亲自祭祀北郊的先例。这年又该郊祀了,曾肇坚决捍卫以前的观点。结果还是合祭天地,乃自我弹劾,改任刑部侍郎。仍要求降职,于是下放知徐州,又调任江宁府。哲宗亲自当权后,改用元老旧臣,旧臣们多次称赞曾肇熟悉礼制,于是召他回京。曾肇说“:人君虽然天生的优良品质,也必须依赖于前后左右的大臣们得力,把他们当作立政之根本。应该在此时精心选拔忠诚、端正、善良之士,放在身边,以便咨询、讨论、顾问。这比深处禁宫、亲近宦官女人,所得的好处要强万万倍。”皇上身边的近侍贵宠们讨厌他的这番话,调他任瀛州知州。同其兄曾布调换了一个地方。当时又追究《实录》中的诽谤讥讽问题,曾肇被降到滁州。不久恢复集贤殿修撰之官衔。历任知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后,又被召回京师任中书舍人。

    四月初发生日食,皇帝应当下诏广泛征求意见。曾肇将皇帝的旨意全面地写入了他起草的诏令中,诏令下达后,意见书络绎不绝。章..很反感,想找点理由除掉曾肇,徽宗不听。元..年间遭迫害的大臣,都蒙恩请回来录用了,曾肇经请求后将死者的名单都造好,写了悼词,哀悼这些冤魂。人们读了他写的悼文后都感动得哭了。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谏官陈馞、给事中龚原因为说错了话而犯罪,没有人敢为他们说话,曾肇却挺身而出,极力为之辩解。当时不少人认为元..、绍圣时的执政者都有失误。其兄曾布传达皇帝的命令,令曾肇替皇上起草诏书,将这一意见晓谕天下。曾肇拜见皇上说:“陛下想建立公正的制度,消除朋党门户之争,必须预先分清楚君子、小人,赏善罚恶,不能有所偏废。”全面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意见。不久诏令就从这一主张中产生了。曾布升任宰相时,恰好碰上该曾肇起草委任状。宋朝的学士中弟弟替哥哥起草委任状的,只有韩维、曾肇两人,士子们都引以为荣。

    建中靖国元年(1101),太史上奏书,说四月又有日食。曾肇奏说“:接连几年正阳位置发生日食,灾异很显然。陛下简朴、清净无为的程度是否比前低?声色犬马等奢侈的爱好,是否有时在心中蠢动?忠臣奸臣、贤人不肖之徒的分别是否还不彻底?奖惩是否还有不当之处?左右小臣,阿谀奉承,阻碍别人的意见,假借您的名义提拔人,老百姓有冤屈无处申诉。这些都应该反省检查,自责自勉,以免再发生天变。”说完泪如雨下,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其兄曾布任宰相,曾肇因此按照亲属间相互回避的有关规定,不能任谏官,改任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不久,出任陈州知州,历知太原、应天府和扬定二州。崇宁初(1102),被削职,贬任和州知州,又徙岳州,接着贬为濮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汀州。四年(1105),回到润州而死,死时六十一岁。

    从熙宁以来四十年间,大臣轮流执政,邪正互相倾轧,朋党之争屡次发生,曾肇处在夹缝中,却与他们都合不来。其兄曾布同韩忠彦一起任宰相,天天图谋排挤走韩忠彦。曾肇已任地方官,写信对曾布说:“兄长正得到君主的信任,应当引荐好人,走正道,以杜绝章..、蔡卞这种坏人重出害人。然而几个月以来,世人称道的正人君子,相继离开了朝廷,被进升为辅佐、侍从、台谏等高官要职的,往往都是从前追随章..、蔡卞的。一旦你的权势完了,这些人就会只顾保全自己的位置。想来都令人寒心。从前的章..、蔡卞虽然没来,但一个蔡京,坏的程度就够这两人之和了。不可不深思啊。”曾布不听从他。不久,蔡京升到宰相地位,曾布、曾肇都不免遭殃。

    曾肇天性仁厚,容貌端庄严肃。从小就认真学习,博览经书史传,写的文章温和、圆润而有章法。历任十一州,大多有善政。绍兴初得谥号文昭。

    蔡襄传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考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范仲淹因言事去职,余靖争论救助,尹洙请求与范仲淹一起贬退,欧阳修上书责斥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个人都被谴斥。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京城人士争相传送抄写,卖书的人买了这首诗,也获取了厚利。契丹使者刚好到宋朝,买了此诗返归,张贴在幽州旅馆。

    庆历三年(1043),仁宗更换宰相,亲自提拔余靖、欧阳修及王素任谏官,蔡襄又写诗祝贺,三个人一同推荐蔡襄,仁宗即任命蔡襄知谏院。蔡襄为进谏之路开放而欢喜,同时也担心正人君子难以长久立于朝廷,于是上书说:“朝廷增加任用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一天之间一同任命,朝廷内外互相庆贺。然而担任谏官不难,听取进谏却是难事;听取进谏不难,采纳谏言、按谏言办事却是难事。他们三人忠诚刚正,一定能尽其所言。我恐怕邪佞之人不利于他们,而制造一些中伤他们的谣言。这不外乎有三条,我来替陛下一一分辨。一是说他们好名。忠臣引导君主合乎正道,论事唯恐不周全,如果回避好名的嫌疑而没有什么陈述,那么像土木一样的人,都可以做忠臣了。二是说他们好进升。前代谏官的灾难,被忠心愤恨所激励,遭逢世道昏乱,死犹不辞,何好进升之有?近代奖掖提拔太快,但是很长时间不升迁,即使是死在这个官位上,也不后悔。三是说他们彰扬君主的过失。直言规过的臣子,大概是因掌管过失而被荐举而已,人主听从而实行,足以导致从谏的声誉,有什么过失能被彰扬?至于花言巧语的人也是这样,事情难说就哑口不言,选择其中没有什么忤逆的,偶尔一发,如果没有实行,就退而说我曾经谈论某事,这叫好名。默不作声随众附和,无所惭愧羞耻,追随资历积累等级,以达到显赫官位,这叫好进升。君主有过失,不在未发生之前去救助,流传天下后代,事情愈加不能遮掩,这叫彰扬君主的过失。希望陛下省察,不要造成只有好谏的名声而无其实。”

    当时有旱灾、蝗灾、日食、地震的灾变,蔡襄认为:“灾害的到来,都是由于人事。几年以来,上天的告诫接连来到。推究之所以导致天诫的原因,是由于君臣上下都有过失。不擅专断,不独揽威严和权势,使号令不被人所信服,恩泽不能及于百姓,这是陛下的过失。操持天下的权柄,掌管百姓的命运,没有好的独特的谋划来纠正时弊,不能尽忠竭节来符合职责使命,这是大臣的过失。朝廷有败坏的政治而不能纠正,百姓有疾苦而不能消除,陛下宽大仁义不擅专断而不能规劝,大臣默守陈规回避大事而不能责斥,这是我们的罪责。陛下既有自己承担过失之言,就通达于天地神灵了。希望陛下能认真应付它。”奏疏出来,听说的人都感到紧张。

    升任直史馆,兼修起居注,蔡襄更加履行职责议论朝事,无所回避。开宝佛塔发生火灾,塔下有过去埋下的佛舍利,诏令取佛舍利入禁宫,很多宫人灼臂剃发为僧。正议论重新营造佛塔,蔡襄进谏说“:不符合道理的福运,不可以侥幸希求。现在百姓困苦,外族骄横傲慢,陛下应修明人事,为什么专门信奉佛法?有人认为舍利子有光亮,推为神异,他们所居住的佛塔尚且没有能力保护,哪有什么威严灵异。上天降下灾祸,以示惩戒,反而大兴工役,这是想要用人力来排斥天意呀!”

    吕夷简为平章国事,宰相以下的官员到他的住处讨论政事,蔡襄奏请废除。元昊投诚,开始自称“兀卒”,既而又译为“吾祖”。蔡襄说:“‘吾祖’犹‘我翁’,轻慢侮辱之意很重。假使朝廷赐予诏书,而且也叫‘吾祖’,这是什么话呢?”

    夏竦被罢免枢密使职务,韩琦、范仲淹在位,蔡襄说:“陛下罢免夏竦而任用韩琦、范仲淹,士大夫在朝廷,百姓也高兴,以至于饮酒高歌相庆。贬退一邪,进用一贤,难道就能关系到天下的轻重吗?大凡一邪被贬退其同类也被贬退,一贤被进用其同类也被进用。众邪一同被贬退,众贤一同被进用,全国有不平安的吗?虽然这样,我很忧虑。天下的大势,譬如病人,陛下既已得到良医了,对之信任不疑,不但使病愈,而且又使百姓长寿。医生虽有高明的医术,如果不能尽用,那么病会更加加重,即使扁鹊在世,也难以见效了。”

    保州士兵作乱,推懦弱的十多名兵士为首要分子,杀掉他们以求取招抚。蔡襄说“:天下军队百万,如果没有诛杀决行的法令,必定开骄横傲慢暴乱的源头。现在州兵杀官吏、关闭城门,没有讨伐就同意招抚他们,岂不被天下笑话。请允许我带兵入城,将他们全部诛杀。”诏令同意蔡襄的建议。

    因母亲年老,蔡襄请求任福州知州,改任福建路转运使,开拓古五塘灌溉民田,奏请减省五代时丁口税的一半。恢复修起居注官职。唐介攻击宰相,皇上大怒,蔡襄急速进言说:“唐介实在是狂妄愚蠢,但念他出于进忠,希望保全宽恕。”不久贬唐介于春州,蔡襄又上疏认为这是必死的谪所,又得以改贬英州。温成皇后追认册封,蔡襄请求不要立忌讳,而罢监护园陵官。

    进升知制诰,三个御史因论梁适被解除职务,蔡襄不起草诏书。以后每次授官不适宜的,蔡襄往往封还。皇帝对待他更加优厚,赐给他母亲帽子披肩以示宠爱,又亲自书写“君谟”两字,派使者送给他。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蔡襄精通吏事,谈笑剖析判决,侦破奸恶揭发隐秘,胥吏不敢欺骗他。

    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又任福州知州。福州士人周希孟、陈烈、陈襄、郑穆以操行有德义闻名,蔡襄备礼招纳延请,让他们用经学教诲学生。福州习俗重视丧葬礼仪,父母死亡有的秘不发丧,而大肆铺张地请和尚做法事,甚至有因此而破产的,蔡襄下令予以禁止。移任泉州知州。万安渡距离泉州城二十里,隔海而渡,人们往来畏其险恶。蔡襄立石为桥梁,梁长三百六十丈,在基底种植牡蛎来稳固桥梁,至今仍依赖于此。又种植松树七百里以荫庇道路,闽人刻碑纪念他的功德。

    入京任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蔡襄比较天下的盈虚出入,量力以制用。剔除腐败,簿书法度大小都可以效法。

    英宗身体有病,皇太后听政,用辅佐大臣的身份说:“先帝既已立皇子,我更加迷惑,而且知名的亲信大臣也是这样,差点坏了大事,最近已经焚毁这个奏章了。”不久外面的人就说蔡襄有议论,皇帝听说后怀疑他。恰逢蔡襄几次请求辞官,因而命令选择人代替蔡襄。蔡襄请求任松州知州,拜授端明殿学士前去上任。治平三年(1066),其母亲去世。第二年蔡襄去世,终年五十六岁。赠吏部侍郎。

    蔡襄工于书法,为当时第一,仁宗尤其喜爱他,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蔡襄书写。等到令他书写《温成后父碑》,蔡襄就说“:这是待诏的职责而已。”没有奉行诏令。他对朋友崇尚信义,听说朋友去世,就不吃酒肉,设置灵位哭泣。曾经在会灵东园饮酒,客人射箭误伤他人,就指陈是蔡襄射的。后来皇帝问此事,蔡襄再拜愧谢,最终没有自我争辩。

    蔡京与蔡襄同郡但年轻一些,他想要依附名门,于是自称是蔡襄的族弟。政和初年,蔡襄的孙子蔡佃廷试宣布名次,居于考试首位,蔡京在殿上侍候皇帝,以族孙避嫌,降蔡佃为第二名,蔡佃终身都怨恨他。乾道年中,赐蔡襄谥号叫“忠惠”。

    余靖传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年时非常活泼,放荡不羁,因其富有文才而在乡里很有名气。中进士而身登官场,任为赣县尉。应试书判拔萃科,因成绩突出而改任将作监丞、知新建县,迁为秘书丞。多次上书论事,认为班固的《汉书》有很多谬误,皇上令他与王洙一起校勘司马迁的《史记》和范晔的《后汉书》二部史书。校勘完毕后,被提升为集贤校理。

    范仲淹被贬饶州,谏官御史们都不敢出来说话。余靖说“:范仲淹因讥讽大臣而遭到了重责,倘若他的话不中陛下之意,陛下则可听可不听,怎么好因此治他的罪呢?西汉的汲黯在朝廷时,认为平津非常狡诈;东吴时张昭评论朝臣,则认为鲁肃太过粗俗。汉皇、吴主常常听到对他们的毁谤非议,却仍用之不疑,怎么就没有损害他们的德行呢。陛下自从亲临朝政以来,屡屡驱逐上书言事的人,长此以往,恐怕就没有人敢言事了,乞请陛下不要再如此而行了。”皇上看了他的上疏,即将他降职监筠州酒税。尹洙、欧阳修也因范仲淹的缘故,被相继贬逐,余靖由此而声名大振。迁任监秦州税,知英州,又为太常博士,再任为校理、同知礼院。

    庆历年间,仁宗决定根除天下之弊端,增加谏官,让他们陈论国家政事之得失,任命余靖为右正言。当时各地盗贼蜂起,州郡政府无力制止。余靖说:“朝廷治理天下重在赏罚分明,现在官吏不能尽职尽责,群盗蜂拥而起,大臣只能因循苟且,对此如果不制定严格的律令加以管制,那真要为国家感到忧虑了。请对捕贼之官员要赏罚严明,并订立对那些被贼劫持、丧失器甲的人要除名罢官的法令。”

    司天官员说太白星侵犯岁星,又侵犯执法星。余靖上疏请皇上下罪己诏,修德行,行仁政,以向天谢罪。皇上派余靖出使契丹,在辞别的那一天,余靖将所要上奏的事书写在记事的笏板上,每件事各举出一个字为纲目,总计有数十件。皇上见到笏板之后,命他将各事逐条详细地奏报上来,直至夕阳西斜才停止。进升余靖修起居注。

    开宝寺灵感塔发生火灾,余靖又上疏说“:五行占卜的结果表明,这是要发生灾变,朝廷应当谨慎戒备,以顺应天意。听说皇上曾经下诏取塔中过去的舍利到宫中观看,民间传说,舍利在宫中发生奇怪的光,我担心有奸佞之人造谣将此说成是反常的变异,用来混淆视听,图谋不轨。我听说帝王之道,在于勤俭治国,广施德政,以感动人心,这样即使有什么危难,人们都会拥戴他以克服危难。而今自从西部边境战争开启以来,国库空虚,民无积蓄,搞得十室九空。陛下如果能勤劳治政,向天下人下诏谢罪,以百姓之忧为己忧,那么天下之黎民就可以安居乐业,全国上下就托您的福了。如果陛下不体恤百姓疾苦,而仍然大肆铺张,奉佛求福,劳民伤财,则不是天下之黎民百姓所愿看到的。如果因为舍利能经火烧而不损坏,就认为它非常神异,这是不对的,因为它本来就埋在土中,火不能够烧着。如果说舍利能放出奇怪的光,必定有神灵依附在上面,这也是虚妄之言。舍利连一座塔都不能卫护好,而终被火焚,那又怎能凭借它来庇护天下百姓呢?”

    余靖在职时多次上书言事,其中曾上书指斥夏竦为奸邪之辈,不能让他做枢密使;王举正太无能,不能在朝任职;狄青只是一个武将,让他独自镇守渭州,恐怕会败坏边防;张尧佐因其侄女为宫中修媛的缘故,除任提点府界公事,并非他有政绩所致,况且郭皇后被废之祸起因于杨、尚二妃之得宠,因此对他不可不特别注意。太常博士王翼从西京治理完狱案后返回京师,皇上赐他五品官服饰。余靖说“:因治理狱案而赐给官服,外人不知道详情,必定认为王翼实行严刑峻法,能揣摩陛下的心思,投陛下之所好,以此来取宠于陛下,这样所带来的坏的影响就不小了。工部郎中吕觉曾经因治理狱案而受到皇上召见。在召见时,他要求陛下给他以奖励,升迁他的官职,陛下晓谕他说‘:我不想因什么人审判了狱案囚犯就给他以恩赐。’吕觉退朝后将此事告诉了我,我也曾将此事记入了起居注。陛下前次晓谕吕觉是对的,而现在陛下因同样的事情给王翼以恩赐则有点不对了。奖惩赏罚,贵在前后一致。有些奸诈小人常常是寻找机会,借机求宠,所幸的是陛下每每在关键时都把握得很好,没有给他们机会。”他的意见大多被皇上采纳了。

    刚好西部边境停罢战争,元昊求和,要求赐给他们更多的财物。余靖说“:景德年间,契丹举国兴兵,一直打到澶渊。先帝北上御驾亲征,渡过黄河,定下澶渊之盟,也只捐给他们金帛三十万。现在元昊尽管每战必胜,这都是由于领兵将帅大意轻敌的缘故。多年来选将练兵,到现在才知道战守之所需,而今天停战讲和,却要给他们金帛二十六万,这实在不值。再说战事也还有转机,国力却有限,如果照他们的条件停战讲和,以后后悔只怕也来不及了。就拿景德年间之讲和来说,那还近在封域之内,每年给他们的财物只有那么多;现在的危机远在西部边境之外,每年却要赐给他们这么多。如果答应元昊他们的条件而停战讲和,那么契丹知道这件事后,难道不会生异心?这样贪婪的要求从此就会越来越多,国无宁日了。倘若以西部之兵力移至北部边境防守,祸患就大了。既然讲和与不讲和都有后患,则没有必要曲意求和了,以免国家蒙受耻辱。”升迁余靖知制诰。

    元昊既已归顺,朝廷就想册封他,而契丹则将军队带到西部边境,并派遣使者到朝廷说:“我们来为中国讨伐贼子,请不要与他讲和。”朝廷对此感到非常为难。刚好余靖多次说契丹非常狡诈,认为这是威胁、要挟,不能轻易答应,于是派遣余靖前往斡旋,同时对夏国的册封诏令也暂时留而不发。余靖到契丹,终于使他们罢兵而还。朝廷于是发出了对夏国的册封令,元昊对宋朝称臣。这样西部边境战火停息,北边也相安无事。余靖三次出使契丹,也学会了外国语言,曾经用蕃语作诗,对此,御史王平等人弹劾余靖,说他有失使者身份。余靖被贬出知吉州。

    余靖为谏官的时候,曾经弹劾太常博士茹孝标不守孝道,隐匿其母亲丧事,不回家奔丧守孝,茹孝标因此被罢免。余靖既然已失势,茹孝标这时也到朝廷说余靖少年时游于广州,曾经犯过法,受到过责罚。余靖闻知此事后,心里感到很不自在,于是以侍奉双亲为由,上书朝廷请求归家。改任将作少监,分管南京,居住于曲江。不久授任左神武军大将军、雅州刺史、寿州兵马钤辖,他推辞不去上任。又改任卫尉卿、知虔州。其父死,归家。

    侬智高在邕州起兵叛乱,乘胜掠占九个郡,并派兵包围了广州。朝廷为了平息这场叛乱,即起用余靖为秘书监、知潭州,又改知桂州,诏令广南西路受余靖节制。侬智高向西逃往邕州,余靖估计到他必定与交趾结盟,并胁迫当地诸峒人以为援助,于是与李德政相约,集合兵力在邕州围剿叛贼,并储备了上万人所需的粮食在邕州等待侬智高。朝廷亦下诏给李德政缗钱二万以帮助他起兵,并约定,平息叛乱后再赏赐他缗钱二万。又招募侬、黄各姓的酋长,给他们封官,使他们不与侬智高勾结。接着朝廷派狄青、孙沔率兵讨贼。狄青击退交趾,使侬智高失去援兵,最后平息了叛贼。就地升迁余靖为给事中。御史梁..认为余靖讨叛贼,立功很大,而赏赐太轻了,于是又升他为尚书工部侍郎。

    当时,狄青的部队还没到达时,戒令各部将不得出战。余靖强迫钤辖陈曙出战,失败了。狄青到达后,按军法处斩了陈曙及袁用等人,余靖为此也诚惶诚恐。等各将领班师回朝后,只将余靖留在广西。余靖派人到特磨道擒获了侬智高的母亲、儿子、弟弟三人,将他们押送到朝廷。加封余靖为集贤院学士,徙知潭州,又迁任知青州。交趾蛮申绍泰攻打邕州,杀了五个巡检官。朝廷又委任余靖为广西安抚使。他到任后即召来交趾用事臣费嘉..,质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费嘉..即报告说是边境当地的各种族部落相互侵犯,误伤了官军,他们愿意归还所掠夺的财物并押交肇事的罪人,以此赎罪。余靖相信了他的话,重重地感谢他,并放他走了,而费嘉..回去后则再没有回来了。知广州,官至工部尚书,代归,卒。三司使蔡襄上书为余靖申言,朝廷特赠他为刑部尚书,谥号曰襄。余靖曾经梦见有神人告诉他死的时候的官职以及死的地方在秦亭,所以余靖常常害怕向西去。等到他死了,才知是江宁府秦淮亭。

    郑獬传

    郑獬,字毅夫,安州安陆人。小时就以才学闻名,诗词文章风格豪放、工整,同辈中没人能同他相比。考中进士第一名。任陈州通判,入京任直集贤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

    英宗即位后,修治其父仁宗的坟墓永昭陵,一概采用仁宗之父真宗的级别。郑獬说“:目前国库空虚,财政吃紧,不久前赏赐军队,已不得不横征暴敛,富民都开始怨恨朝廷了,怨言都传到京城来了。先帝一生节俭爱民,这是他的天性使然,凡是日常生活用品,都极其朴拙简陋,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他的坟墓,却要效仿真宗死时的国家强盛时代,难道不伤害仁宗一生勤俭的美德吗?希望您能严令有关人员,降低规模等级。”又说:“天子刚刚即位,各级地方政府纷纷送来了贺表,照例应升他们的官,这个传统产生于五代时期,到现在都因循未改。但目前冗官庸官太多,充斥于各级各类机构。况且不久前群臣升官时,就等于已赐给了恩情,没有必要再以官职施恩了,以免误用侥幸之徒。”皇上没有听从。

    郑獬又上书说:“陛下刚刚即位,对人对事谦恭有加,不轻易表态,主持大政的就只七八个人而已,焉能充分利用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希望您广招中外人士,允许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可以参考的,就召来共同研究。至于臣下朝见时,向他们询问朝政的得失,虚心请教,必然对治国之道有所裨益。”皇帝高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不时命令各地长官诚恳地推举一些被埋没了的优秀人才,一到京城就在秘阁考试,任命他们官职。但有些推举是十分不恰当的,舆论哗然,不久就停止了这件事。郑獬说:“古人推荐人才,认为选拔十个中哪怕有五个真才,所得也总有一半,还是合算。况且今天荐举错了的不到一半,然而却因为不负责任的风言风语而突然停止,可以吗?希望恢复此举,让人才没有被埋没的遗憾。”没来得及执行,出任荆南知府。

    治平年间(1064~1067),发生重大水灾,皇上征求臣民的意见,郑獬上书说“:陛下忧国忧民,研究灾源,想法扑灭它,不知您征求忠言,是想采用呢,还是走形式呢?前代君主因为天灾而寻求不同意见的多得很,但实际看来,能够采纳合理建议而真正付诸实施的,却很少很少。现在下令号召天下的忠义之士,让他们尽量说出他们的全部想法,以推荐给朝廷,皇上日理万机,客观上必然不可能有时间听完这些意见,只不过像平时一样下达给中书省、枢密院,例行公事,最后什么也没做就算了。如果这样,则同前朝空说求贤的相同了。我认为应该选拔官吏,设置专门机构,掌管天下人送来的奏章,同中书、枢密院两府近臣认真仔细研究,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有疑问则广泛咨询共同解决。群臣有所得而各件事都得以办好,这才是顺应天道。天下人想发表意见是很困难的,而皇上听他们的话却漫不经心。希望陛下采纳群臣的意见,宽容地听取,以后史书上就记录,某年发大水,皇上下令征求合理化建议,采用了某人的建议而办成了某事,以便超越前代之空谈者,不要让好建议成为挂在墙上的空文。”调回京城,任三班院通判。

    神宗初年,晚上在内东门召见郑獬,命令他起草吴奎知青州和张方平、赵扌卞任参知政事的三份文件,赐给他一对蜡烛,送他回舍人院,其他人都不知道。于是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朝廷想接受横山的投降,郑獬说:“兵祸必然从这里开始。”不久种谔攻取绥州,郑獬说:“我看过皇上亲手写的诏令,深切地告诫边疆官员不要无事生非。现在又特别重用讲求诈谋权变的人,专门偷袭邻国,像战国时暴君们追求的那样。这岂是帝王的战略?种谔擅自挑起战争,该死!”西夏君主谅祚死,又建议派使者去立谅祚之子,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个主张对。

    郑獬被临时调任开封府知府。平民喻兴与妻子一起谋杀一名妇女,郑獬不肯按照王安石的新方法办案,王很反感他,把他调任侍读学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吕诲请王安石把他调回来,王安石不听。不久,又调任青州。当时正发放青苗钱,郑獬说:“我只看到了青苗钱的害处,不忍心看到老百姓无罪而被关进监狱。”借口生病,请求退职,被任命提举鸿庆宫,死时五十一岁。家庭贫穷,子女幼小,棺材放在庙中十多年,无钱安葬,滕甫任安州知州时,才得以下葬。

    吕诲传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祖父吕端,曾任太宗、真宗朝的宰相。吕诲性格纯朴敦厚,在家时就勤奋好学,不随便同人交往。考中进士后,由屯田员外郎升为殿中侍御史。当时普通大臣大多上书互相攻击、揭发,吕诲说“:台省谏官有权上告各种事情,这是因为朝廷要广泛采纳不同意见,以弥补政事的缺失。如果没有担任这种职务而干这种事,就是越权。目前一些人攻击他人不遗余力,人身攻击,揭露隐私,刻薄的风气已快形成气候了,请皇上下令惩办革除这种风气。”枢密副使程戡勾结皇亲国戚和后宫近侍,爬上了高官宝座,吕诲指责他的过失,结果皇上令程戡以宣徽使身份任延州通判。吕诲又对皇上说“:程戡因为才疏学浅而被免职,不应该又派往边疆要塞之地;宣徽使地位尊崇,级别高,不是程戡应当拥有的。”兖国公主瞧不起她的丈夫,夜晚叫开禁宫的门向皇帝陈诉。吕诲请求弹劾守门官吏,并追究公主府中宦官的责任,全部驱逐。御药供奉官四人遥兼外地的团练使,御前忠佐应该淘汰的却留任了,吕诲一并指出。吕诲又弹劾枢密使宋庠私自结党寻求外援,徇私枉法,皇上下令撤宋庠之职而用陈升之为枢密副使。吕诲又批评陈升之。升之离任后,吕诲也出任江州知州,时为仁宗嘉..六年(1061)。

    吕诲又上书请求早日确定皇太子,说“:我听朝野官员议论,因为太子还未选定,屡次有人秘密上书推荐宗族之人。希望陛下能采纳忠言,拿出决心来,以防止内乱。又听太史说,彗星经过心宿的区域,请您防备西夏。根据《天文志》,心星代表天子,它前方的星表示太子,方位直则意味着太子大势不好,明亮则说明吉祥。目前星座既直又暗,而象征妖邪的彗星又趁虚侵入,我恐怕不仅说明西北有战祸。从夏到秋,雨水过量,地震频仍,各方面阴气旺盛的灾祸征兆,这说明情况是互相吻合的。近来宗族之中,一些谣言被揭露的事流传四方,人们又怕又迷惑。对于密谋夺取皇太子位的,岂能不防止吗?希望为了国家,为了政权,谨慎地选择一位亲族中的贤人,顺应天意,立为太子,并使天下人都知道。万一有奸臣在其中捣鬼,表面上忠厚老实,借故推迟您的决断,为害就大了,您不可不多加警惕啊。”仁宗将吕诲的奏章交给中书韩琦,决定了这件事。

    又被召回任侍御史,改任同知谏院。英宗重病垂危,吕诲请皇太后每天命令大臣一名,同淮阳王一起亲自监督送药品、食物。都知任守忠掌权已久,英宗当皇帝不是他的本意,几次离间皇帝、太后的关系,造谣生事,闹得人心惶惶。吕诲上书两宫,申明大义,措词深切,多半都是别人不好说的。皇帝病情好转,几次请求亲自执政。太后还权于他后,吕诲上书皇帝说:“太后辅佐先帝多少年了,经历的天下事多着呢。凡遇到大事,还是应当向太后请示求教后才做,以表示不敢专断。”于是指斥守忠的平生罪恶,把守忠及其同党史昭锡一并放逐到了南方。宦官王昭明等任陕西四路兵马钤辖,专门管理对外战事。吕诲说:“从唐朝以来,打败仗的从来都是任用宦官监军的。这班奴才平时官品极低,地方上已经不堪其害,现在让他们任钤辖,怎么得了?”终于将宦官撤回了。

    治平二年(1065),升任兵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上书说“:谏议官是君主的耳目,希望他们能发展皇帝的聪明,以防止皇上被蒙骗。从前三院御史经常有二十名,后来被逐渐减少,这是由于执政大臣不想让君主对天下政事的缺失知道得太多。今台阙中丞、御史五个名额,只有三个在编,上奏章十次,大概皇上能见到的有八九封。谏官本来有二名,一名调往别处,一名出使外国。上下阻隔,君主对下情的模糊,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我私下里为陛下感到羞愧。”皇上看到奏章,就命令邵必知谏院。

    当时关于皇帝生父濮王的赠号问题,大臣们有不同看法。侍从请求追封濮王为皇伯,中书不同意,吕诲引经据典,据理力争。适逢秋天水灾,吕诲说:“只有陛下的错误行为才会导致水灾的降临。目前只有濮王一事处置不当,所以天降下了对简慢宗庙行为的处罚。”郊庙祭祀之后,他又重申先前的主张,连续七次,皇上不采纳。乞求辞去谏官职务,也不被批准。于是弹劾宰相韩琦不忠之罪五条“:仁宗坟上的土还没干,就想让濮王与仁宗并列,使陛下重视生育之恩而对不住养育之恩,尊崇了小宗而贬低了大宗嫡系。言官们研究了几个月,韩琦仍然我行我素,不为改正,朝野上下积愤难平,众口一词地指责他。我希望能够下调地方,以缓解民愤。”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一起共同弹劾欧阳修“首开异端邪说,蛊惑君主,为了急功近利而背负先帝,使陛下采取了一些过分的举动”。这些弹劾奏章都没有得到上报。不久下诏称濮王为亲,吕诲等人知道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即封还敕令,在家等待处理,并且说他们要与皇上的左右辅臣势不两立。皇上问执政这是怎么回事,欧阳修回答说:“御史他们以为与我们这些人势难两立,难以共事。如果我们有罪,就请皇上将御史他们留下吧。”皇上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将御史他们贬出,接着又说:“责罚不能太重了。”于是降吕诲的职为工部员外郎、知蕲州。

    神宗即位,将吕诲调往晋州,又加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奉召为盐铁副使,提升为天章阁待制,又重新执掌谏院,拜为御史中丞。当初,宫中下令京东买金数万两,又令广东买珍珠,民间传闻这是为宫中十..准备的用度。吕诲说“:目前国家繁荣昌盛,陛下所有聪明才智都用在治理整个天下上面了,而对于这些小问题一定没有留神注意,就请皇上停罢了吧。”

    王安石当权执政,当时人们都认为国家得到了一个好人才。吕诲则说王安石不懂世事,不能重用,如果重用他,则是不应当的。著作佐郎章辟光上书说,岐王颢应当迁到外邸。皇太后听说后愤怒不已,皇上即下令追究章辟光挑拨离间的罪行。王安石认为章辟光没有罪。吕诲要求降章辟光的职,王安石不同意,于是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大奸之人总要装作是忠臣,大佞之人总要把自己扮成信人,王安石外表在人们看来很朴实,实际上内心十分狡诈,陛下却只看到了他有辩才即委之重任,这有欠妥当。王安石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雄才大略,只会抛开传统,标新立异,欺上瞒下,文过饰非。将来贻误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如果让他长久掌管国家大政,那将会国无宁日了。章辟光之所以敢于那样做,完全是王安石和吕惠卿在背后主使的。章辟光扬言说‘:如果朝廷要重罚我,我就不会放过这二个人。’因为是这样,所以王安石他们才极力为章辟光开脱罪责以救他。希望陛下仔细考察一下那些隐匿的奸人,然后再问一问朝中大臣,就会知道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对的。”在当时,皇上正倚重王安石,所以就没有理睬吕诲所说的话。吕诲请求辞职,皇上对曾公亮说:“如果将吕诲贬出,我恐怕王安石会感到很不安的。”王安石说“:我是全心为国家,陛下如果觉得这样处理是正确的,我怎么能够太过于注重自己的形象呢?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于是皇上将吕诲贬出知邓州。当时是由苏颂掌管起草制敕诏令,曾公亮对他说:“章辟光治平四年上书的时候,王安石还在金陵,吕惠卿也在杭州监酒税,他们怎么能够教唆、主使章辟光呢?”故所下的制敕说吕诲“:完全是以一些小人诋毁之言作依据,散布一些欺君瞒上毫无来由的谣言。”皇上看了诏令后,问苏颂为什么这样写,苏颂即把曾公亮所谈的情况告诉皇上,皇上才知道章辟光在治平时所说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像吕诲说的那样。

    吕诲又想上书言事,司马光劝阻了他。吕诲说:“王安石虽然很有名,但他太固执己见,又轻信奸人的话,喜好别人逢迎他。听他所说的,觉得还可以,一旦付诸实行就不行了。这样的人让他居于宰相之高位,国家必定要遭殃。再说皇上刚即位,对国家治政情况还不是很熟悉;早晚与他谈论议事的,也就只有那么二、三个执政,如果他们都是一些不当的人,那国家就要被败坏了。这是心腹之大患,要解救都唯恐不及,怎么还能够慢慢来呢?”到此时吕诲被逐出朝廷,王安石更加肆无忌惮了。看到这些,司马光才佩服吕诲有先见之明,自认为不如他。

    次年,改任知河南,诏令还没下达吕诲就生病卧床不起了。接着提举崇福宫。吕诲因病要求退休,他上表说:“我本没有什么大病,只因医生诊断失误,用错了药,以致现在病蔓延到四肢。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倒没有什么,无奈的是还有一大家族要依赖我。”此后即在家养病,同时在病中他也仍然时刻关心朝政。

    吕诲三次居于言官之位,都是因弹劾大臣而被贬出,故此人们都很推崇他,称赞他很耿直。虽然居家养病,他仍然早晚叹息,为国家之事担忧。革职以后,司马光前去探望他,到的时候吕诲已经瞑目了。当听到司马光的哭声后,吕诲突然坐起,睁开眼睛紧盯着司马光说:“国家的事还是有希望的,你好自为之吧。”司马光问道:“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吕诲说:“没有了。”于是就死了,终年五十八岁。闻知他的死讯后,全国上下都悲痛不已。

    元..初年,吕大防、范纯仁、刘挚上表称吕诲是个忠臣,于是诏令赠他为通议大夫,任命他的儿子由庚为太常寺太祝。自从吕诲被贬出后,御史刘述、刘琦、钱..都因为弹劾王安石而被罢免。

    郑侠传

    郑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年间,其父在江宁做官,他随父前往,闭门苦读。王安石听说了他,邀他相见,攀谈之后对他甚为欣赏。中进士,并名列前茅,调任光州司法参军。王安石执政,凡所施行的新政,民间都认为不好。光州有悬而未决的狱案,郑侠将自己的处理意见传奏上去,都得到了王安石的同意。因此郑侠心里很感动,将王安石作为知己,打定主意要对王安石尽忠。

    任期满,直入京城。当时刚开始施行考试新法以选拔人才的政策,考中的人可以做京官。王安石想让郑侠通过考试而得到提拔,郑侠认为自己没有学习过这些新法,所以推辞了。王安石曾三次前往郑侠处见他,问他都知道些什么。郑侠回答说:“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这几桩事,与边境用兵之事,在郑侠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些保留意见的。”王安石没有回答。郑侠告退,再也不见王安石了,但却多次写信给王安石谈论施行新法给百姓带来的害处。很久以后,任职监安上门。王安石虽然不高兴,但还是让儿子蚞去告诉他所要考试的新法。当时刚设置修经局,王安石又想提拔郑侠为检讨,又派幕僚黎东美去讲明自己的意思。郑侠说“:我没有读多少书,不足以任检讨之职。我之所以来投靠,只不过是想求教于相君门下罢了。而相君动不动就以官爵相诱,这样是不是把士人看得太浅薄了。如果确实诚心帮助我取得成就,那么就请做几件利国利民的事,让我投在相君的门下也不会感到愧疚,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个时候,免役法施行,民间商人苦不堪言,即使是卖茶水、卖粥、理发的这类人,不交免役钱都不能进行买卖。税务官征收市利钱,有时候比应当交的税钱还要重,商人对此以死抗争,不愿交纳,像这一类的事件很多。郑侠在黎东美面前将这些都一一列举。不久,诏令只对小商小贩免征市利钱,商人受到很大损失,其他的都没有施行。

    自熙宁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一直都没有下过雨,旱灾严重,人们都无法生存了。每当风沙蔽天时,东北的流民都纷纷逃难,以致堵塞了道路。他们生活十分艰苦,瘦弱不堪,甚至连一件完好的遮体的衣服都没有。城里的贫民也一样,只能买到烂麦粗糠,和米一起煮成稀粥食用,有的只能吃草木的根茎果实以度日,而有的人却还要身披枷锁,撤屋卖瓦,用来偿付官府的债务,诸如此类的事数不胜数。郑侠知道这些事给王安石说是没有用的,即将他所看到的百姓穷困潦倒的情景全部绘成图画,连带奏疏一起交给..门,然而没有被接受。于是他又假称为机密奏章,通过特殊传递渠道将奏疏直接递交银台司。奏疏大意说:“去年发生严重蝗灾,秋冬之际又发生大旱,以致麦苗枯死,五谷不收,群情惧死;至今年春季又对百姓大加搜括,涸泽而渔,即使草木鱼鳖都无法生存了。然而自发生灾患以来,政府都没有采取过什么救治措施。希望陛下开仓放粮,赈济贫苦百姓,而将大肆聚敛之暴政全部停罢。也希望陛下下施仁政,上应天意,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现在台谏官员很多,却大多是势利小人,使得有识之士都有话也不想对他们讲。陛下以高官厚币驾驭天下,但却使用那样的人,这对国家是很不利的。我听说南征北伐的将领都是将军事重地的山川形势绘成图拿来给皇上看,料想还没有一个人将天下百姓典妻卖子、斩桑坏舍、流离失所、惶惶不可终日的困苦情状向皇上汇报的。这里我仅就自己逐日所看到的上述情形绘成一幅画,呈给皇上。这些情形只要一看,就会哀痛不已。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些百姓更困苦的吗?如果陛下采纳我的意见,而十天之内还不下雨,就请将我推出宣德门外斩首,以治我欺君之罪。”

    神宗翻来覆去地看了郑侠的奏疏后,长吁短叹,感慨不已,最后将图装在袖子里带回宫中。当晚,神宗整夜未眠。第二天,命开封府酌情削减免役钱,让三司考察市易的情况,司农负责开仓放粮,三卫将熙河的用兵情况,各路将百姓逃亡流散的情况等都一一向上汇报。青苗钱、免役钱暂停征收,方田、保甲之法尽都停罢,这样所施行的新法废除了十之八九。百姓在停止新法后都高兴万分。接着皇上又下诏罪己,并让大家直言政事之得失。过了三天,下起了大雨,远近各地都有了足够的雨水。雨水解除了旱情,大臣纷纷入朝祝贺。这时,皇上拿出了郑侠所绘的图,并告诉大家前后的经过,又责备众人一番,最后众人拜谢而归。

    王安石上书请求离职,外面的人才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一些奸人对郑侠切齿痛恨,于是将他交给御史,追究他擅自发马递的罪行。吕惠卿、邓绾对皇上说“:皇上多年以来,废寝忘食,成功地施行了新法,国家因此受到很大利益;如果采纳郑侠这个狂夫的意见,一下子将新法罢免殆尽,岂不是太可惜了吗?”他们哭诉于皇帝前,于是又恢复了新法。

    王安石离去,吕惠卿执政,郑侠又上疏指责他。郑侠取材于唐代魏征、姚崇、宋王景、李林甫、卢杞的传,画了两轴画,题名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将在位的朝臣分成两类,即分别比附成李林甫一类的和姚崇、宋王景一类的,和奏疏一起呈给皇上,而且还说宫中有披甲、登殿等事发生,即有人试图图谋不轨。吕惠卿上奏说他是诽谤,故郑侠被贬编管汀州。御史台官员杨忠信拜见他时说:“御史沉默不言,而你却上书不已,这实际上是说责任在监门,指责御史台无人哪。”杨忠信从怀中取出《名臣谏疏》给郑侠,并说:“把这拿去,以对正直之士有所帮助。”惠卿揭发了这件事,而且指使御史张琥弹劾他们与冯京相互勾结为朋党。郑侠在赴汀州途中行至太康时,被追回京城对质,审问他们是否有相互勾结为朋党之罪行,罪名被罗织而成,惠卿认为应致他于死地。皇上说“:郑侠所说的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朝廷着想,这份忠诚之心可嘉,怎么能治他以重罪呢?”最后只将他贬至英州。到英州后,他找了一间快要倒塌的寺庙居住下来,英州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很敬仰他,争相让子女跟着他读书学习,并为他建造了一座新房子。

    哲宗即位,郑侠才得以回京城。苏轼、孙觉在哲宗面前为他说好话,故任他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又被放逐到英州。徽宗即位,赦免郑侠,仍归还给他原来的官职,不久又被蔡京夺官,从此他就再没有出来任职了。被夺官后,郑侠布衣粗食,闲居田野,但一言一行都没有忘记君主。

    宣和元年死,时年七十九岁。邻里之人将他住过的房子改建成郑公坊,州县的学校都祭祀他。绍熙初年,诏令赠郑侠为朝奉郎。又提拔郑侠之孙嘉正为山阴尉。

    李允则传

    李允则,字垂范,济州团练使李谦溥的儿子。小的时候因其才华出众而闻名,后来以祖荫补为衙内指挥使,改左班殿直。

    太平兴国七年(982),幽蓟撤兵,才开始在静戎军设置榷场,任李允则掌管榷场之事。回京后,又出使河东路,审判刑狱案件,这些都是原来未能解决的案件。又出使荆湖路,考察官吏之政绩,与转运使一同检查钱帛、器甲、刑狱之事,之后被提升为..门祗候。负责治理、疏通京师附近各河道,首创了水门和郑州水磨。西川盗贼刘旰被平定后,上官正上书要求在西川修筑城墙,皇上一时决定不下来,即派李允则与王承絗、阎承翰一起前往察勘。他们回京后,向皇上汇报说西川没有城的话,确实难以防守,最好还是按照上官正的意见修筑城墙。李允则等又上书说,如果部队分散了则势力被削弱,战事发生时无法调度应急,请将军队集结起来,驻扎在关键、险要之地,这也便于军事物质的供给。高溪州蛮田彦伊入侵,皇上派李允则到辰州,与转运使张素、荆南刘昌言一起讨论拒敌的方略。李允则认为蛮族边界不足以用兵,就把他们都招降了。

    累迁供备库副使、知潭州。准备赴任时,真宗对李允则说:“我在南京时,毕士安曾对我说起你的家世,所以现在把湖南交给你去掌管。”当初,马氏横征暴敛,要潭州人纳绢,叫作地税。潘美统治湖南时,要百姓按房屋纳绢,叫作屋税。营田户养牛要交纳牛钱,每年交纳米四斛,牛死以后还要照交不误,叫作枯骨税。百姓交纳茶叶,开始以九斤为一大斤,后来增加到三十五斤为一大斤。李允则上书请求废除这三种税,茶叶规定以十三斤半为定制,这样百姓负担减轻多了。湖南大多是山田,可以种植粟,但这里的人都很懒惰,不愿耕种。于是李允则下令农户每月要交纳马草,且只准交马草,不准用其他的代替,这样山田都得到了开垦。湖南发生饥荒,李允则想先将官仓的粮食发放赈济饥民后再向朝廷奏报,转运使坚决不同意。李允则说:“如果先奏报,等朝廷批准后再发放粮食,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样饥民都要被饿死了。”第二年又要开仓放粮赈济饥民,转运使又不同意,李允则就要求以他家里的财产作抵押,这样才得到转运使批准开仓贱价卖粮赈济饥民。招募饥民中能够服役的人去服兵役,共计得一万人。转运使要求将招募的这些兵员派去防御邵州蛮,李允则说:“现在蛮族并没有发兵捣乱,而要兴无名之师,则只会增加边境祸患。再说这些兵士都是新招募来的,他们遭受饥饿,身体羸弱不堪,故不便让他们去戍守。”于是上奏要求停罢此事。陈尧叟任湖南安抚使,百姓将李允则的政绩一一列举上报,要求他留下来,陈尧叟将此事上奏朝廷。皇上将李允则召回京师,与他接连讨论了三天,最后说“:毕士安真没有看错人哪。”

    迁任洛苑副使、知沧州。李允则在州内到处巡视,又整治、疏通浮阳湖,修葺营垒,开挖水井。不久,契丹兴兵来犯,老少之人都入住营垒而用水却不缺乏,又凿冰代炮,攻击敌人,契丹只好撤退了。真宗又召李允则回京,对他说:“以前有人说你凿井修屋是劳民伤财,等到现在契丹来侵犯时,才知道你这乃是防患于未然哪。”转任西上..门副使和镇、定、高阳三路行营兵马都监,镇守东部边境。请求面见皇上时,他说领兵打仗非其所长,无法担任边防之重任。真宗说“:你只要为我策划谋略就行了,不必亲自带兵上阵。”赐给他白金二千两,以及帏幄、什器等等,并规定凡是下达到各路的宣敕诏令,一定要经过李允则审定同意后才能执行。王超大败,人心震动,李允则即劝王超着丧服向死去的士兵哀悼,以消除众怒。真宗了解到李允则开始时屡次要王超出兵,尽管打败了,但仍然亲自草书诏令褒扬勉励他。

    与契丹停罢战争,两相修好,李允则即调任知瀛州,他上书说:“朝廷已同意与契丹议和,即要选择好镇守边关的将领,谨守盟约,对于那些认为不应当与契丹议和的人,请都罢去。”真宗说:“这也是我的意思。”迁任西上..门副使。何承矩任河北缘边安抚、提点榷场,在他病时,皇上令他自己择人代理公务,他上书请让李允则知雄州。开初,政府禁止榷场买卖珍奇物品,而边境的人可以交易王民玉带。李允则说:“这是用我们没用的东西交换别人有用的东西,可以不要管。”迁任东上..门使、奖州刺史。河北已经停止战争,李允则仍然不断地修筑城堡,契丹首领说:“宋朝还在修城池,加强战备,他们不会违背和约吗?”契丹宰相张俭说:“李雄州任安抚使,他是个忠厚长者,不必怀疑他。”不久皇上下诏询问这件事,李允则上奏说:“当初双方签订停战盟约时,城堡营垒还只修了一半,工事没有完成,我担心就此放弃不修,这些都会完全荒废;再说边境战事变化很大,是无法预测的。”皇上同意他的意见。

    城北面有用作防御的旧的瓮城,李允则想将它改建,与大城合为一体。于是他就首先建造了东岳祠,拿出百两黄金做成供奉的器物,并到处宣扬,当地的居民也争相献出金银器物。过了一段时间,李允则秘密地将这些器物撤走了,对外却声称从北面来了盗匪,于是多次下令在城北抓捕盗匪,并修筑城墙,扬言说是要保护东岳祠。最后关闭城门,开挖壕沟,修建月堤,终于把瓮城里的人全都纳入了城中。雄州的百姓原来大多用草盖屋,李允则派人从西山采来木材,大量修建仓库营房。他还教给当地人烧陶制砖瓦,修里门干,建廊市、邸舍、水磨。城上都用砖垒砌,下面则开挖壕沟,种麻植柳。扩大阎承翰所修的屯田,架设石桥,构筑亭榭,建堤修路,以整治与安肃、广信、顺安军之间的交通。

    为了举办祭祀活动,李允则召集界河的战船进行竞渡比赛活动,让当地人游览观看,同时将有关水战的事暗寓其中以教导人们。雄州北面过去因为打仗挖了很多陷马坑,城上则修楼,用以观察敌情,可以看到十里以内的情况;自从战争停止后,人们都不敢登城楼。李允则说“:既然与契丹讲和了,还要这些干什么?”因此派人撤掉了城楼,填平了陷马坑,让各部队在上面种植蔬菜,挖井开沟,拓垦田土,种植树木荆棘,这样这些地方就自然设置了障碍。他又命令整治街巷,修建佛塔,人们可以登高望远,三十里以内一目了然。又下令给安抚司,规定在所辖的境内凡有空隙的地方,都种上榆树。一段时期后,榆树布满了塞下。这时李允则对左右官员说“:现在到处布满了树林荆棘,是步兵作战的好地方,而不利于骑兵作战,这些树难道只能用来建造房屋吗?”

    雄州一带过去在上元节时都不燃灯赏玩,李允则在山上张灯结彩,派伶官表演歌舞,让人们彻夜游玩。第二天,探子报告说契丹一首领想偷偷入城观看。李允则与同僚一起躲在郊外观察,果然有穿紫色衣服的人入城了。李允则等人即与来人一起到了一家旅舍,都没有说一句话。李允则派女奴去服侍那紫衣人,让他喝得酩酊大醉,又把他所骑的骡子放在廊屋下,让他走了。这个紫衣人是契丹在幽州的统军。几天后,这个统军被契丹诛杀了。

    有一次李允则设宴于军中,这时部队军械库着了火。李允则仍然不停地喝酒作乐,副使请求去救火,他不回答。不久火熄了,下令将所焚烧的东西都埋掉,又暗地里派人拿着檄文到瀛州,用装茶叶的笼子运来武器甲胄。不到十天,兵械都已如数运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枢密院要求弹劾李允则不救火的罪状,真宗说“:允则对这件事一定有什么话要说,让我们先问一问他。”李允则对皇上说“:兵械库一向戒备森严,为什么刚好在宴会时烧起来了呢?这一定是奸人有意干的。这时如果我离开宴席去救火,说不定会发生不测之事。”

    捕获了敌人的一个间谍,李允则令放开他,并给予很好的招待。间谍说他是燕京大王派来的,还拿出了他刺探的宋朝沿边钱粮、兵马的数量。李允则说:“你所得到的这些情报都是错的。”他叫主管官员将钱粮、兵马的实际数字抄给了那个间谍。间谍要求在情报的封口处加了钤印,李允则给了他很多金银,然后把他放了。不久,那个间谍又来了,归还了原来给他的情报,情报原封未动,而且他反而还供出了他们军队的数量、钱粮情况、军队分布情况等。

    一天,有人诉告说被契丹人打伤了,要求官府追究。李允则没有予以追查,只是给了被打伤的人二千钱,众人都认为他害怕了。一个多月后,幽州方面派人来质询这件事,李允则回答说没有发生这件事。这都是他们的间谍想以打人这件事为据作文章,等到了解这件事是妄报的以后,他们就把间谍杀了。云翼的戍守士兵逃到契丹,李允则去文要契丹方面督促逃兵回来,契丹说不知道逃兵在什么地方。李允则说:“在某个地方。”契丹人很惊讶,不敢再隐瞒,只好遣返了逃兵,李允则即将逃兵斩首了。历任四方馆引进使、高州团练使。天禧二年(1018),以客省使身份知镇州,又迁任知潞州。仁宗即位,领康州防御使。天圣六年(1028)去世。

    李允则没有什么官架子,间或出外走一走,遇到可以交谈的人就坐下来聊天,用这种方法了解民情。有诉讼的案子,无论大小他都亲自审讯,当场断决。他很善于安抚士兵,使他们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旦有盗匪,他马上就能够抓获,人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厉害。他衣着朴素,饮食简便,从不蓄积财产。在河北做官二十多年,政绩非常突出,他的施政方略设施虽然都隐寓于游乐、亭榭之间,后人却都不敢毁坏、更改。至于国家间使者来往的费用、仪式等,他大多裁定了。晚年定居京师,有从契丹逃回的人,都让他们住在允则家里。李允则死后,才让他们住到枢密院大程官营里。

    王安石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王益,任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少年时喜好读书,一经过目终身不忘。他写文章落笔如飞,初看好像漫不经心,完成后,见到的人都佩服他的文章精彩奇妙。朋友曾巩把他的文章带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他播扬美誉。王安石考中进士,名列上等,任签书淮南判官。以前的制度规定,任职期满,准许呈献文章要求考试馆阁职务,唯独王安石没有这样做。再调任鄞县知县,他在鄞县修筑堤堰,浚治陂塘,使水陆交通得到方便,把官谷借贷给百姓,秋后百姓加些利息偿还,使官仓中的陈谷能够换新粮,鄞县的百姓也感到方便。再任舒州通判。文彦博做宰相,向皇帝推荐王安石,说他淡于名利,请求越级提拔,想以此来遏止为名利而奔走竞争的风气。不久,朝廷召他考试馆职,他不肯参加。欧阳修推荐他任谏官,他以祖母年事已高辞谢。欧阳修对朝廷说王安石须用俸禄养家,因此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他请求担任常州知州。调任提点江东刑狱,入京任度支判官,当时是仁宗嘉..三年。

    王安石的议论高深新奇,善于用辩论驳难和旁征博引来维护自己的学说,敢于按照自己的意见办事,满怀激情地立下矫正世事、改变传统风俗的志向。于是他向仁宗上万言书,认为:“如今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难穷乏,风俗一天比一天衰落败坏,症结在于不知道规律,不效法先王政令的缘故。效法先王政令,在于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只要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我们所实行的更改变革,既不至于惊扰天下人的视听,也不至于引起天下人的喧哗,也就必然合乎先王的政令了。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来生产天下的财富,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代以来的太平治世,不曾因为财富不足而造成国家的忧患,忧患在于治理财政没有符合它的规律。居官任职的人才既然不足,城乡又缺少可供使用的人才,国家的重托,疆域的保持,陛下能够以长久依靠天幸为常法,而没有一旦发生忧患的考虑吗?我希望陛下能明察朝中苟且因循的弊病,明文诏令大臣,逐渐革除这些弊病,以期符合当前世事的变化。我所说的,流于颓废风俗的人是不讲的,而议论国家大事的人又认为这是不近事理的陈词滥调。”后来王安石执政时,他所施行的政策措施,大多是根据这份万言书而来的。

    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在此之前,朝廷多次下达委任他担任馆阁职务的命令,他都辞谢了;士大夫们认为他是无意显赫于世以求仕途畅达,都恨自己不能结识他,朝廷多次打算委派他担任名利优厚的美官,只是怕他不就任。第二年,任命他同修起居注,他推辞了好多天。..门吏拿着委任敕命到他府上交给他,他拒不接受;..门吏随即下拜,他却躲避到厕所里去;..门吏把委任敕命放在桌上离去,王安石又追上去把委任敕命交还给..门吏;他上章辞谢了八九次,才接受了同修起居注的任命。于是任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从此他不再辞官了。

    有位少年得到一只善斗的鹌鹑,朋友向他讨取,他不给,朋友仗着与少年平时关系亲昵就拿走了鹌鹑,少年追上去把朋友杀了。开封府判决这位少年当处死刑,王安石反驳说:“按照法律,公开的夺取、偷窃都是盗窃行为。少年不肯把鹌鹑送给他,而他拿了就走,这是盗窃的行为。少年追上去把他杀死,是追捕盗贼,虽然杀了人,也不应当加以追究。”于是弹劾开封府审判机构将不该判刑的反而判了重刑,犯了错误。开封府的官吏不服,皇帝把这件事交给审刑院、大理寺再审,审刑院、大理寺一致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是正确的。皇帝下诏免于追究王安石这次弹劾错误,他应当到..门前谢罪。王安石说“:我没有罪。”不肯谢罪。御史全都上奏皇帝,皇帝置之不问。

    当时有诏令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皇帝诏书文字,王安石争辩说:“确实如诏令所说,那么舍人就再不能履行他们的职责,而听任大臣为所欲为,这虽不是大臣为了私利而侵夺舍人职权,不过立法也不应该如此。今天大臣中软弱的人不敢为陛下执法守纪,而刚强的人则假借陛下的旨意来制造命令,谏官、御史都不敢违背他的旨意,我实在感到害怕。”王安石的这些话侵犯了执政大臣,从此更加与执政大臣相抵触。王安石因母亲去世离任,一直到英宗朝结束,朝廷多次召他,他都不肯起复任职。

    王安石本是楚人,在朝中并不知名,因为韩、吕二族是世家大族,想借助韩、吕来取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于是就和韩绛、韩绛弟韩维以及吕公著深交,这三人更加对人称道赞扬王安石,王安石的声望才开始显著。神宗在颍王府时,韩维任记室,每当他的谈话得到神宗称赞时,就说:“这不是我的说法,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当他升任太子庶子时,又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任记室之职。神宗因此很想见到王安石,刚一即位当皇帝,就委任他为江宁府知府。几个月后,召入朝廷任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才到朝廷。他进宫答对神宗询问时,神宗问治理国家应当首先做什么事?他回答说“:首先要选择推行政策的方法。”神宗问道“:唐太宗怎么样?”他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要效法唐太宗呢?尧、舜之道,极其简明而不烦杂,扼要而不迂阔,容易而不繁难。但是后世学者不能晓,才以为高不可及。”神宗说:“你这可说是以难为之事要求我了,我自顾微末之身,恐怕无法与你的这番好意相称。你可以尽心尽意地辅助我,希望共同成就这一目标。”

    一天讲学,大臣们都退朝了,皇上让王安石留坐,说:“我有一些事情想和你慢慢讨论。”因此说“:唐太宗必须得到魏征,刘备必须得到诸葛亮,然后可以有所作为,这二人确实不是代代都有的杰出人物。”王安石回答说:“陛下果真能为尧、舜,那必然会有皋陶、后夔、后稷、..;果真能为高宗,那必然会有傅说。魏征、诸葛亮两人都是有识之士所不耻的,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以天下之大,人民之多,百年治平相承,学者不能说不多。然而经常忧虑无人可以帮助陛下治理国家,这是因为陛下选择人才的方法不明确,诚意待人做得不到家,虽然有皋陶、后夔、后稷、..、傅说那样的贤人,也会被小人遮蔽,藏身退隐而去的。”神宗说:“哪个朝代没有小人?即使是尧、舜时代,也免不了有四凶。”王安石回答说:“只有能够辨别四凶而惩处他们,这才所以成为尧、舜。假使让四凶任意谗害忠良,妄为邪恶,那么皋陶、后夔、后稷、..难道也肯得过且过地拿着俸禄而虚度一生吗?”

    登州有名妇女厌恶自己丈夫相貌丑陋,夜里用刀砍杀丈夫,伤重没有死。这件案子上报朝廷后,朝中讨论一致认为这名妇女应判死刑,独有王安石引用法律辩驳证明,适合从谋杀伤律条,减死刑二等论处。神宗同意王安石的意见,并且把它定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