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兵漠北——漠北决战和匈奴帝国的重创

通过两次河西之战，大汉帝国不仅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解除了匈奴对陇西边郡的威胁，最重要的是帝国通过在河西设置郡县，移民实边，修筑城塞，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进一步孤立了匈奴。而伊稚斜单于显然对河西匈奴的两度惨败十分恼怒，当年秋天，他欲召浑邪王、休屠王至单于庭，以诛之，结果二王恐惧，浑邪王遂与休屠王密谋降汉。武帝闻报则喜，但又恐有诈，故而以霍去病率军前往受降。

然而在汉军西出之后，休屠王却又后悔了，于是忽然变势；结果被浑邪王所杀，部众也被吞并。就在匈奴两王内部纷争初定之时，霍去病所率之大军已经渡过黄河而来，并与浑邪王所部迢迢相望，然而此时“浑邪稗王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一时间局面失控，在浑邪王不能控制部下之时，霍去病眼看匈奴混乱，立刻率领精锐发起冲击。

霍去病率汉骑在突入匈奴军中后，迅速将浑邪王置于监护之下，同时纵兵杀戮。在斩杀了八千多力战欲逃之人后，汉军控制并稳定了局势。然后，霍去病立即派人护送浑邪王前往长安，而自己则率大军监护号称十万实有四万多人的匈奴降众东渡黄河。听闻霍去病迎浑邪王降汉而来，汉武帝大喜，下诏各郡县出动大车三万相迎，将匈奴各部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黄河以南的战国秦长城之外，“因其故俗，为届国”。同时，“赏赐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自此，河西走廊之匈奴基本肃清。汉廷遂减北地以西戍卒之半。

对于浑邪王、休屠王二部的覆灭，伊稚斜单于显然恼火不已，自他继位以来，匈奴已经今非昔比，而中原的汉朝也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面对大汉帝国转守为攻之势，伊稚斜单于显然有些不知该如何应对。

伊稚斜单于是匈奴首领军臣单于的弟弟。汉武帝元朔三年，军臣单于死，当时为左谷蠡王的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并率部，攻破军臣单于的儿子于单，从而夺取了王位。所谓“左谷蠡王”是匈奴贵族的封号。按照匈奴贵族等级的划分，左右谷蠡王各为二十四长之二，次于左右贤王，有自置的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以匈奴制，左右谷蠡王分居于匈东西部，与左右贤王合称“四角”，地位要大大高于其余王侯。也正是如此，伊稚斜才有能力率军打败太子于单。由于于单耻屈其下，故而逃奔于汉，并被汉封之为涉安侯。伊稚斜单于因怨汉收纳于单，遂屡遣兵至代郡、雁门、定襄、上郡等地寇掠。特别是当年匈奴两路大军，各数万骑，分入右北平及定襄，杀掠吏民千余人而去的行动，更是直接引发了此后汉武大帝连续以卫青、霍去病率军出塞，对匈奴展开攻势。关于那位匈奴太子于单，史载“亡降于汉，汉封於单为涉安侯，数月而死”。也就是说，在降汉不久，于单就病死于长安。

不过在这时，由于频频对匈奴用兵，大汉帝国的内部也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便是财政困难。频频的对外征伐，使得国家财政从此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这样的丰盈，一下子转变成了入不敷出的困局，史载当时的情况甚至是“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也就是说富商大贾几乎是富可敌国，而国家则是财政窘困不堪，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情况下，汉廷只能采取一些手段进行改革，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财政收入外，还实行整理币制、专卖盐铁、加重商税等措施，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其中，将盐铁转为官营的措施，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所谓“盐铁官营”，也叫“盐铁专卖”，其实早在春秋时，齐国管仲就曾提出了“官山海”之策，也就是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而后秦国在商君卫鞅主持变法时，也曾经控制山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由于当时的山海之产主要是盐、铁，而官府垄断经营，寓税于价，自然也就使平民避免不了征税，又感觉不到征税，从而达到了悄无声息之中完成征税的目的。

汉初时，对于盐铁开放民营，使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汉武帝迫于财政压力和对商人“不住公家之急”的反感，故而决心“笼盐铁”，也就是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并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分设盐官和铁官进行管理。盐专卖采取在官府的监督下由盐民生产，官府定价收购，并由官府运输和销售。而铁专卖，则采取官府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环节。这也就是史载的“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笼盐铁”的政策是由桑弘羊所提出的，此人先后事汉武帝、汉昭帝两朝，历任侍中、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因功赐爵左庶长，此人出生于洛阳的一户富商之中，由于洛阳前身是西周都城“洛邑”，居民主要是商朝的旧贵族，他们有着经营工商业的传统，至西汉年间，洛阳号称“天下冲扼，汉国之大都”，人口超过三十万，自周以来就是“富冠海内”，是当时一个以商业著称的大都会。悠久的商业传统对洛阳的民俗产生了巨大影响，洛阳人多以善于经商而著称，如战国时期的白圭、汉初的师史。

洛阳人文荟萃，许多先贤的传奇事迹深深打动了幼年时期的桑弘羊。苏秦刺股、佩六国相印的传说给桑弘羊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出相入将、封土拜爵的出仕立功思想一直牢牢占据桑弘羊的头脑，并对“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的看法也深有感触。贾谊的“非和亲主义；积贮之重要；非放铸论（统一币制）”的政治主张也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桑弘羊。

家乡独特的社会环境对桑弘羊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家庭的蒙学教育与父辈的熏陶下，桑弘羊自幼对数学及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少年时期的桑弘羊就深谙算术和经商之道，并能帮助家里打理生意。汉景帝末年，年仅十三岁的桑弘羊以“精于心算”名闻洛阳，于是汉廷诏书，提拔桑弘羊入宫（一说捐官入宫），任为侍中，侍奉汉武帝兼陪读。

桑弘羊入宫不久，武帝开始逐渐 “独尊儒术”，在这样的环境下，桑弘羊也开始研读《五经》，此外，他还广泛涉猎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尤其精通法家和管商之学。当初凭借高帝、吕后、文景两帝以来七十多年的积蓄，大汉帝国的国家财政本来非常富裕，但由于武帝的“有为”，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耗费巨大，兼之大兴功业，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武帝继位仅仅二十年后，国家财政就开始频频出现亏空。在财政困难面前，虽然武帝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元朔年间，为增加收入，专门设置“武功爵”，共值三十余万，还专门树立了一个献财典型，即卜式，号召百姓向国家捐献钱财。这些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是杯水车薪，而且还造成了吏治败坏等弊端。这种情况下，在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为了应对因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问题，武帝采纳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原属少府管辖的盐铁划归大农令，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并任命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专门负责此事。桑弘羊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参与盐铁官营规划，负责“计算”和“言利”之事。

与此同时，在武帝大力支持下，桑弘羊还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经济政策，同时组织六十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大幅度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而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币制改革，大汉帝国开始逐步稳定了困窘不堪的国家财政。

币制改革与“盐铁官营”在当时是最有意义的，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打击大商人，是当时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武帝即位之后，就一直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而通过这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一方面稳定了朝廷经济，另一方面则将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帝国中央。而在六次改革之后，又有“三官五铢”的发行，这才一举解决了困扰大汉帝国多年以来的私铸、盗铸钱币问题，汉武帝的币制改革至此才算是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帝国初立时，汉承秦制，法定货币也是黄金和铜钱，而汉初铜钱也仍继续名为“半两”。由于当时经济凋敝，故而汉廷对铸钱所采取的是“放任自流”的政策。虽然此举对恢复和发展国力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导致了诸如“货币轻重不一”“币值混乱”等一系列的问题。而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时，朝廷更是干脆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这不仅使得当时盗铸钱的风气盛行，甚至影响了经济的正常流通，而且还使得诸如吴王刘濞等王、侯势力得以借此机会来极力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作为与中央相抗衡的资本。

尽管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时，汉武帝为了整顿财政，曾下令铸造了三种货币：皮币、白金（银、锡作的合金币）、三铢钱，但其实这次铸钱的效果并不好，直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时，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由政府指定上林三官（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并且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新铸的五铢钱（三官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 这次币制改革后，汉廷基本解决了私铸铜钱、币制混乱的问题，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稳定了市场和流通，同时，这次币制改革还是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的一次创举，并最终将大汉帝国的币制稳定下来。

从元狩四年的这次币制整理来看，其根本是与专卖盐铁、加重商税等措施结合起来的，是为了解决长期对匈奴用兵，财政发生困难的问题，所做的政策调整，为的就是厉兵秣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也正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积极准备后，这一年，汉武帝决心以十万铁骑北上，具体是以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这次汉军出塞，与前数次情形不同，除卫青、霍去病各领兵十万外，尚有材官（步兵）数十万，随后继进，此外，为了确保作战胜利，汉廷还征集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负责转运辎重，保障粮草供应，因为为这次大战准备的物资、粮草不计其数，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和马匹实施护送、运输。很显然，这是一场“倾国远征，志在平虏”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汉武帝原计划大军皆由霍去病统帅，出定襄，直攻伊稚斜单于。但由于从捕获的匈奴人口中得知伊稚斜单于已东去，考虑到单于所部位于代郡以东，汉武帝乃改变计划，遣大将军卫青率军出定襄，而以令霍去病独出代郡，自当一面，于是霍去病乃与卫青分军，率校尉李敢等，麾兵自去。自此，汉军的部署便是成为了“兵分两路北进，分进合击匈奴”的态势。不过从卫青率军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的部署来看，汉武大帝其实更希望霍去病能够大破匈奴单于所部，生擒伊稚斜单于。

自定襄而出的大军虽然浩浩荡荡，并以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敖为中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诸将皆由卫青统辖，但人多将杂，调度倒也不便，而自代郡而出的霍去病，其属下虽未配备裨将，但却为汉军精锐，所统兵卒多是经过挑选的敢力战深入之士 ，而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匈奴降将，如归义侯复陆支（因淳王）、伊即靬（楼王）。

但其实匈奴并未东去，汉军出动之后，早有匈奴侦骑，飞报伊稚斜单于，得知汉军来攻，匈奴单于大惊，匆忙准备迎敌，投降匈奴的赵信为伊稚斜单于出谋，称“汉兵既度幕，人马疲，匈奴可坐收虏耳 ”，于是在他的建议下，在经历多次失败后的伊稚斜单于将部众人畜辎重转移到更远的漠北而去，以精兵待于北方，专候汉军的到来。而伊稚斜单于之所以会采纳赵信的建议，辎重远徙漠北，大军撤至戈壁沙漠北部，严兵戒备，除了试图以大漠作为天然屏障，阻挡汉军的攻势之外，还试图以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坐待疲劳远征而来的汉军而来，继而一举将汉军击破，再大举反攻，逆转对于匈奴不利的局面。

事实上，当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敖、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等出塞后，连日进兵，行数百里，并不见有大敌，乃接连派探马，四出侦伺。很快便是从捕获的俘虏处，得知伊稚斜单于并未东去，而是移居漠北，便欲驱军深入，直捣虏巢。思虑一番之后，卫青遂自领精兵疾进，直攻匈奴大军，同时令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两部合并，从东路迂回策应，出击匈奴军侧背。

之所以这样部署，是因为此番出兵之前，郎中令李广几次请求能够到军中效力，但汉武帝嫌他年老，不愿派他出征。后来经李广一再固请，汉武帝方使他为前将军，令与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尽归大将军卫青节制。而当大军出发前，卫青入朝辞行时，武帝甚至对其面嘱道：“李广年老数奇，毋使独当单于。”也就是说“认为李广年老，命运不好，不让他与单于对阵”。也正是这个原因，卫青暗思武帝密嘱，不宜令李广当锋，乃命李广与赵食其合兵东行，限期相会。

然而东路迂回绕远，而且缺乏水草，势必不能并队行进，故而李广不欲前往，入帐自请道：“广受命为前将军，理应为国前驱，今大将军令出东道，殊失广意，广情愿当先杀敌，虽死不恨！”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职务是前将军，大将军却命令我从东路出兵，况且我从少年时就与匈奴作战，至今才得到与匈奴对阵的一次机会，我愿做前锋，先与单于决战。”

可是卫青因为皇帝的告诫，但这话又不能够对李广明说，于是，只是摇首不答。李广愤怒至极，遂不向卫青告辞，便是回到军中，率部怏怏起程。赵食其则是不加可否，领兵与李广合兵后，从东路展开迂回。

事实上，自漠南之战后，李广的时运的确不好。虽然匈奴人对其敬畏，称之为“飞将军”，而且自文帝以来历任七郡太守，与匈奴作战四十多年，亲历大小战役七十余次，而且在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中，更是勇冠三军，甚至在昌邑城夺取叛军大旗，可却一直是“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虽然李广曾任卫尉与郎中令，郎中令位列九卿，但一直以来，他都未能封侯，倒是留下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历史典故。

据说一次，李广曾经与善于面相的东方朔私下闲谈，其说：“自从汉朝北击匈奴以来，我未尝不在其中，然而其他将领都封侯位列三公，然而我却没有封侯，难道我命中注定不封侯？”东方朔却说：“将军自己想一想，有没有对不起良心的遗恨事呢？”李广回答道：“我任陇西太守时，羌人反叛，于是我诱骗降羌八百余人，结果把他们全部杀了，至今还觉得对不起良心，引为莫大的恨事。”东方朔感慨道：“祸莫大乎杀已降，将军种了杀降的恶因，所以不能封侯。”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典故，也正是一个“李广难封”，才使得漠北之战前，李广才多次主动请战于武帝，尽管武帝以为他命运不好没有同意，但是他还是再三请求，使得武帝才勉强同意。可由于武帝认为李广“数奇”，并且嘱咐不能用李广为先锋，加上为了给新失侯的好友中将军公孙敖一个立功机会，卫青拒绝了李广担任前锋的要求，而是令其侧路袭击。但是李广的坏运气再次发生作用，他居然迷路了。

当时卫青已经挥兵直入，行军数百里，涉过大漠，与伊稚斜单于所部相遇，卫青见匈奴军早有准备，便下令扎住营盘，用武刚车环绕为营，据古籍所云：“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也就是四周及车顶以厚革皮覆盖，通常武刚车长二丈，阔一丈四，车外侧绑长矛，内侧置大盾，可用于防护，故而也可作营壁，系行军利器。营既立定，卫青便遣精骑五千，向匈奴发起冲击，伊稚斜单于也令万骑出动应战。时已天暮，大风忽起，走石飞沙，两军虽然对阵，不能相见。卫青乘势急令大军分作两翼，左右并进，包围匈奴军阵，匈奴伊稚斜单于，见势不妙，自料汉兵势众，难以取胜，一时情虚思避，即潜率劲骑数百，突出帐后，径向西北遁去。

此时天色已黑，汉、匈两军仍在混战，力战之下，彼此俱有死伤，这时，汉军左校捕得单于亲卒数人，问明单于所在，才知伊稚斜单于在黄昏时分即已逃脱，当即禀知卫青。卫青立即遣轻骑连夜追击，自己率大军随后继进。得知单于已逃，于是匈奴军溃散。至天明，汉军急驰二百余里，才接前骑归报，单于已经远去，无从擒获。虽然未能追上伊稚斜单于，但汉军却是沿途破敌万余，进至寘颜山（今蒙古纳柱特山）赵信城（为赵信所建，故名），匈奴屯有大量粮贮谷，尚未运去，于是卫青乃率军径至赵信城中，果有积谷贮藏，正好接济兵马，此后，汉军休整一日，尽焚其城及剩余军资而还。此战，汉军斩首万九千余，大军南行，渡过大漠，从东路出击、因迷路而未能如期抵达漠北与大军汇合的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所率大军方才与卫青相遇。

李广、赵食其谒见大将军时，卫青“责两人逾限迟至，应该论罪，赵食其却未敢抗议。而李广本不欲东行，此时又迂回失道，有罪无功，干脆不发一语”。此后，卫青派长史急令李广幕府前去受审对质，以问其失道曲折欲上报天子。结果李广愤然，对长史道：“诸校尉无罪，校尉们无罪，是我迷失道路，我现亲自到大将军幕府去受审对质！”于是趋至大将军幕府，其流涕对将士道：“广自结发从戎，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有进无退，今从大将军出征匈奴，大将军乃令广东行，迂回失道，岂非天命！广今已六十多岁，死不为夭，怎能再对刀笔吏，乞怜求生？广今日与诸君长别了！”言罢，拔刀自刎。史载，李广自杀后，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关于李广之死，显然是个悲剧，李广是三朝元老，文帝说他是“生不逢时，若赶上高祖打天下时，能封万户侯”。但在景帝平“七国之乱”时，李广虽立下大功，却因接受梁王授予的将军印，未能得到封赏。这其实是其一生生涯的开始。虽然李广有“以箭射石、猎猛虎”之勇，其带兵有方，爱兵如子，史载，李广平生所得赏赐几乎大多分给部下，但纵观他的一生，所谓“李广难封”其实与其性格、能力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虽然他“自结发从戎，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可却军功不足，据《史记》、《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因军功封侯的共有二十六人，在当时，只有捕斩王、相、将军、阏氏等，或者斩首千余以上，又或者是为了战事的胜利而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才能够以军功封侯，可李广在武帝朝中参与的五次出征，三次未遇敌、两次覆没，而文、景两朝中，亦无显赫战功，故而虽经七十余战却从未达到封侯的标准。

李广固然善射，可他自负其能，故而常常给自己惹来麻烦。当初李广被俘逃脱后，赎为庶人，于是其退居林下，住在蓝田南山中，常以射猎消遣，打发时光。某夜，李广带着骑从外出，与人在乡下饮酒，回来时，已到了宵禁时分，路过霸陵驿亭的时候，为霸陵尉所阻。霸陵尉何许人也，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史书之中皆不得而知。只知他是霸陵县（今陕西长安县东）的县尉，因汉文帝之陵为霸陵，故而在其地设立了霸陵县，霸陵附近设有亭驿，亭长由此县尉兼任，专司守陵墓之职，所以人称“霸陵尉”。这天晚上，霸陵尉喝醉了，于是见有人犯禁，便大声怒喝，“呵止广”，禁止李广通行。李广的随从忙上前，称“故李将军”。霸陵尉言道：“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意思是说，就是现任的将军也不准犯夜行路，何况你是前任的将军呢？于是毫不客气地“止广宿亭下”，扣留下李广，只让他停宿在驿亭中。

不久之后，匈奴犯边，杀死辽西太守，大败韩安国，于是汉武帝将韩安国迁调右北平，并召见李广，诏拜其为右北平太守。可“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也就是李广请求那个呵止过他的霸陵尉与他同行，一起赴任，结果到了军中，李广就把那个县尉斩首了。这便是所谓的“杀霸陵尉事”。从此事中不难看出李广对前事早就耿耿于怀，这种挟嫌报复以泄私的做法显然是他性格缺陷、心胸气量褊狭所导致的。

出征漠北，其以前将军身份随卫青击匈奴。李广因为卫青让他与右将军赵食其从东路夹击而愤愤不平，不向大将军告辞就恼怒地回到自己军中，这种情况下，与右将军出东路，自然是不能与大将军很好的配合出师了，而右将军赵食其与之相处也必然尴尬异常。这些因素，加上大漠环境的恶劣，最终导致大军迷路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此外，治军方面主张人人自便，幕府文书极尽简便，史载，李广和程不识，都曾任边郡太守，进讨匈奴时，李广行军无严格队列、阵势，靠近水草丰盛的地方驻扎军队，停宿的地方人人都感到便利，晚上也不打更自卫，幕府简化各种文书簿册，李广却能够通过向远处派出哨兵等方式来实施警戒，所以不曾遭到过危险。而程不识则对队伍编制、行军队列驻营阵势要求很严格，不仅夜里打更，而且文书军吏处理考绩等公文簿册毫不含糊，甚至通宵达旦，部下得不到休息，但显然，这种谨慎使得程不识也不曾遇到危险。对此，程不识曾经说过：“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也就是说“李广治军简便易行，然而敌人如果突然进犯，他就无法阻挡了。而他的士卒倒也安逸快乐，都甘心为他拼命。我的部下虽军务繁忙，但敌人也不敢侵犯我”。那时，李广、程不识都是汉朝边郡名将，但匈奴害怕李广的谋略，士兵也大多愿跟随李广，而以跟随程不识为苦。很显然，程不识的严谨治军使得他至死都没有大的败绩，而李广的带兵方式往往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

李广

漠北之战前，李广曾主动请战于武帝，武帝以为他命运不好没有同意，虽然最终在李广的再三请求下武帝才勉强同意。而武帝之所以认为李广“数奇”，也是由于李广战绩之不堪所导致的。从詹国枢来看，李广虽然名气很大，但是实际上胜仗不多。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靠个人的勇武获得了一些超出常人的战绩。相较于卫青、霍去病等名将，李广不仅缺乏运气、战略眼光，更缺乏的是严谨的治军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也正是他的性格缺陷使得他在漠北之战后，见自己已经六十多岁了，再加上皇帝的态度，此战很可能是自己人生的最终一战了，此战不仅没立功封侯，然而要面对刀笔吏们的羞辱。绝望加羞耻，致使他在羞愤之下，怒而引刀自刭，一代悲情名将就此陨落。

相较于卫青大军的行动，自代郡出兵的霍去病更为凌厉，这位年轻的将军率校尉李敢、归义侯复陆支等出塞后，同右北平郡太守路博德部会师，而后深入漠北，寻找匈奴王庭。史载，此战霍去病携带少量的辎重粮草，驱使所俘获的匈奴人为前锋，以为汉兵开路。大军跨过大漠，先是活捉单于大臣章渠，诛杀北车耆王，又转攻左大将双，缴获匈奴的军旗战鼓。又越过难侯山，渡过弓卢水，与匈奴左贤王遭遇，霍去病斩首七万，擒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继而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并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后又在姑衍山举行了祭地禅礼，兵锋一直逼至瀚海。

此次远征，霍去病突入匈奴腹地两千余里，以万骑的损失数量，前后一共斩获胡虏七万多人，至此，匈奴左、右贤王两只臂膀被彻底斩断，只剩下匈奴单于悬孤漠北。而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更是意义重大，因此举是表示此地纳为汉家疆土，故而所谓“封狼居胥”也由此成为了汉家儿郎至高无上的旌表。

汉武帝显然对漠北之战的胜利极为满意，大军凯旋后，他加封卫青、霍去病为大司马，从此两人各号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很显然，天子对霍去病的功绩尤其赞赏，不仅令骠骑将军的官阶和秩禄与大将军等，而且再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其部下将官也多人封侯受赏，而卫青则因战功没能超过战损，而未得益封，其部下军吏卒皆无封侯者 。

漠北之战的意义是重大的，经此一战，匈奴被汉军在漠南荡涤，匈奴单于逃到漠北，所谓“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事实上，此战的意义不仅如此，此战之后，在汉破匈奴左贤王地之前，左贤王所部经常侵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等地，而此战后，左贤王损失很大，故而失去了对乌桓的控制，大汉帝国得以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从而为汉侦察匈奴动静。此外，匈奴遭受到的打击还不仅如此，由于匈奴人在战争和瘟疫中损失了大量人力，与此同时，家畜的大量损失造成了食物的短缺，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由于失去了南部的大量肥沃草原，匈奴部落被迫北迁至贫瘠而寒冷的戈壁沙漠以北地带，面对更大的生存压力。

不过由于漠北大战是西汉年间对匈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仗，双方都竭尽了全力。大汉为这次战事的胜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而士卒则死伤数万，在战后，汉廷为了弥补战争损失而增税，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迫于重税和徭役，很多人选择了逃亡，转而成为流民，这使官府直接掌握的编户齐民大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