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贡之刃——“宁波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

明日两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变迁并未影响到两国之间贸易的发展。景泰四年（1455），室町幕府以东洋允澎为主使组织了第3次赴明贸易使团，这个贸易代表团是明日建交以来最大的一次。乘船10只，到明港口的总人数为1200人，所带货物约为以前的10倍以上。如按以往惯例给价，将得铜钱21.77万余贯。但日本使团抵达明帝国之后，却沿途肆虐扰民，殴打官吏，捶楚馆夫，引起明礼部的极端不满。一面奏请减半付值，一面重颁勘合敦促严格履行宣德条约规定，同时请锦衣卫至倭馆处催促迅速离京回国。

此时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政，正忙着大兴土木，起造银阁，修筑幽美庭园，极需铜钱。除向各大武士征派外，还向五山僧人借款。他极其重视对明贸易。当他听到明政府对日本使团的行为不满时，甚为不安，惟恐由于日本使团的放肆行为，影响今后的明日贸易。他遣派卢圆、柴江为使，于长禄二年（1458）赴朝鲜，请朝鲜王代为致意，表明幕府已对使团中不轨之人加以囚禁并暗示将派使赴明谢罪并进行贸易。此时的朝鲜国王李瑈刚刚篡夺了自己哥哥李珦的王位，急于谋求明帝国的支持，因此很热心地将足利义政的意思转告明朝政府，明帝国廷议之后令朝鲜转告足利义政，再进贡时须选择老成识大体之人充使，不得如前肆扰。在得到明政府仍准贸易的消息后，足利义政随即大张旗鼓地准备第4次遣明贸易。

第4次遣明贸易使团挑选了老成持重的日本京都建仁寺住持天与清启为正使，规模上也严格按照规定，只出动了船3只、人300。这支贸易使团于明成化四年（1468）五月至宁波，十一月至京向明宪宗朱见深呈递国书与贡物。同时，明政府重新颁给成化勘合，命下次将剩余旧勘合缴回。但是，在天与清启回国时，日本国内已爆发“应仁之乱”，并扩大到西部。

随着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恶化，倭寇死灰复燃

拥护山名管领的大内氏，雄踞西部周防、长门、丰前、筑前、安艺、石见等州，势力雄厚。应仁元年（1467）六月，大内氏率军攻占与山名管领为敌的细川管领的兵库。从此，大内政弘控制了由翰户内海至长门、博多、平户的赴明海路，即所谓的中国路。以界町为根据地的细川商船，赴明贸易只能走九州南部海路即所谓的南海路。大内氏是海盗的组织者，细川氏的商船在赴明往返途中经常为大内氏海盗船所劫掠。天与清启所带的成化勘合，在回国途中被大内氏的海盗船抢去。由于大内氏和细川氏的对立，在对明贸易上形成东西两派客商和从商的对立。在对明贸易中一向居于优势的博多、门司等地商人，受到以界町为首的细川派商人的挑战。不仅如此，甚至在组成遣明贸易船队时所雇佣的船和船夫，也受到职市势力的竞争。在“应仁之乱”后，对明贸易船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幕府及武士大名、寺院等从直接参加贸易逐渐演变成从贸易中提取“抽分钱”的经营主，而客商和从商人逐渐走上前台变成遣明船贸易的承包者。

“应仁之乱”的战争耗费了交战各方大量经费，因而都企图从对明贸易中获取巨利，应付战争开支。然而幕府和细川派一方只有旧勘合而无成化新勘合，大内氏一方虽有新的成化勘合，却无金印因而提不出国书。双方都曾转托朝鲜致意明政府，是否按现状赴明贸易，但此时的朝鲜国王已经从老谋深算的李瑈换成了年轻气盛的李晄，年仅20岁的李晄对这种外交事务并不感冒，因此表示拒绝斡旋。无奈之下室町幕府与细川氏便只能拿着旧的勘合符，以界町商人为主组织第5次遣明船。

第5次遣明贸易代表团由竺方妙茂为正使，仍是船3只，人300，携景泰旧勘合和国书，于日本文明八年（1476）四月从界町出发，走南海路从琉球航路赴明。成化十三年（1477）九月至北京。在国书中申明，“敝邑多虞，鼓角末息”，成化勘合为盗所夺，请以景泰勘合验收。特别提出请求，因战乱，国库索然，要求按永乐年间例赈施铜钱。明礼部虽以无先例可援，但经竺方妙茂辞笃情切的恳求，终于破例赐铜钱5万文以及回赐和赠将军的礼品。竺方妙茂于成化十四年十月回国。

日本文明十五年（1483）底，室町幕府组织第6次遣明贸易使团，由于璞周玮任正使，船3只，全由界町商人承包。回国后，界町商人海船拿出四千贯铜钱，其余归己。此后这种承包制便成为遣明船贸易的主要形式了。该代表团于成化二十年（1484）十一月至北京朝见明宪宗朱见深，在国书中再次重申“抑敝邑久承焚荡之余，铜钱扫地以尽，宫库空虚，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历求在此耳”，“愿得壹拾万贯，如满所求，则所赐无大于此”。但是，这时明政府的经济状况也在恶化，因而对日本贪得无厌的索求表示反感。明宪宗朱见深召见使者特别指出，以前赴明使者闹事须引起重视，今后使者必须选择识礼守法之人，勿再生事。以后贡物和册搭货物不准过多，应按宣德例。物薄情厚，以小事大之诚，不在良物也。

日本明应四年（1495），室町幕府组织第7次遣明贸易团。大内氏由于无国书虽有成化勘合而不能实现对明贸易，在幕府的斡旋下，大内氏和细川氏共同组成第7次贸易代表团。幕府与细川氏带景泰勘合，大内氏带成化勘合。由尧夫寿奖任正使，一行6船（幕府一只、细川3只、大内氏2只），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初至京，五月回国。因贸易团成分复杂，在返国途经济宁时，日本使团成员强行购买货物，引起口角，持刀杀人。所司上奏，明孝宗朱祐樘随即命今以后只许日使50人进京，其余留在船上，严加提防。

明代飞鱼服

明孝宗朱祐樘显然预感到了危机，但让日本使团待在船上并不能保证不出问题。中日之间发生了著名的贸易纠纷——“宁波之乱”。公元1511年，大内氏和细川氏架空了室町幕府，假借“日本国王源义澄”（足利义澄）而包揽了第8次“勘合贸易”。此例一开双方都自然可以撇开对方，独占利润。不过细川氏还未从1507年爆发的内斗“永正错乱”中恢复过来，大内氏却在室町幕府频繁的内乱中如日中天，因此在公元1511年的朝贡过程中，大内氏不但占据了正使的位置，还顺利地获得了明帝国的“勘合银符”，这意味着公元1523年的第9次勘合贸易自然将被大内氏强行“连庄”了。

对于大内氏公然破坏江湖规律的“黑吃黑”，细川氏倒也并非无计可施。因为在细川家商团之中有一位名叫“宋素卿”的外籍雇员。“宋素卿”本名朱缟，祖籍浙江鄞县。朱缟家世代经商，本应属小康之家。但他的叔叔朱澄却在对日贸易中偷奸耍滑，最终在无法按时交货的情况下不得不将朱缟抵债给了日本商人汤四五郎。作为一个被贩卖的儿童，朱缟在日本的境遇已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朱缟最终步上了叔父和养父的后尘，进入了中日贸易领域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兼备中日两国的背景，最终令改名为“宋素卿”的朱缟自诩左右逢源。其长期在中日贸易中，利用金钱和谎言建立了非凡的人脉。

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宋素卿自称是日本国王的女婿，而在公元1511年跟随朝贡商团从中国返回之后，宋素卿又穿着明帝国官服“飞鱼服”，更引来日本朝野一片艳羡的目光。应该说明武宗朱厚照执政期间对封赏向来随意，“飞鱼服”武弁自参将、游击以下都可以穿。宋素卿以千两黄金行贿于正德皇帝身边的贪财弄权的太监刘瑾，从非正常途径得到了这样一件衣服倒也不是什么难事。而宋素卿从中更看到了明帝国内部的腐败，尽管细川氏手中只有明孝宗朱佑樘执政时期（1488年至1505年）发出的弘治年间“勘合符”，宋素卿依然认为可以瞒天过海。

公元1523年四月间，大内氏和细川氏的朝贡船先后抵达了宁波港。应该说此时两家实际上都没有明世宗朱厚熜政府所发放的“嘉靖勘合符”，但是大内氏所持有的“正德勘合符”毕竟距离较近，因此大内使团上下都认为胜券在握，所以并不在意。而细川使团则做贼心虚，通过宋素卿上下打点，最终成功贿赂了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在“潜规则”的作用之下，细川氏的朝贡船得以优先入港查验。而在5月1日的招待宴会上，细川氏使团又被赖恩安排在相对尊贵的右手一侧。

客观地说事情发展到这里，深谙官场游戏规则的太监赖恩并没有关上大内氏朝贡的大门，以明帝国历年以来对日本朝贡船只来者不拒的惯例，大内氏也绝不至于血本无归。但赖恩和宋素卿显然都错误地低估了日本人执拗的个性，在宴会之上大内氏正使宗设谦道当然发作。在与细川氏的鸳冈瑞佐争执一番之后，宗设谦道随即动员大内氏的商贾和水手冲入明朝海关，打开东库，抢出按规定收缴保存的武器，攻入嘉宾堂。细川派的正使鸳冈瑞佐因无武器，立被斗杀，宋素卿逃出，在府卫军卒的保护下避于十里外的青田湖。宗设谦道率众纵火焚毁嘉宾堂、然后率队伍沿灵桥门外北行经东渡门至和义门外，烧毁泊于该处的宋素卿船。其后，追寻宋素卿至余姚江岸，又迫近绍兴城下。在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一路上掳走指挥袁班、百户刘思，杀死百户胡源。至宁波后，大掠市区，夺船逃向大洋，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捏率军追赶，不幸战死。宗设谦道一伙在逃回本国途中，一船因遇风漂至朝鲜海面，朝鲜守卫军诛杀30，生擒20，缚献明朝。

“宁波之变”的发生，固然暴露了明帝国江浙一带承平日久、海防松弛的弊端，但更为严重的是明帝国在处理这一外交事务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追究太监赖恩渎职、受贿的罪名，更草率地采取了断绝“勘合贸易”，废除福建、浙江两地市舶司的“鸵鸟政策”。中日贸易不仅对日本大有助益，同时也滋养着福建、浙江两地的大批商贾。中日贸易的断绝随即导致了走私泛滥，民变四起。这为葡萄牙人的介入及日后倭寇的横行大开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