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暗流涌动

后世普遍将怛罗斯之战看得意义不同，因为在所有人看来，这是大唐帝国与大食帝国这两个东西方霸主第一次直面的冲突，但其实这场冲突对于双方的意义都不算很大，西域的政治格局甚至并没有因为此战而发生大的改变。

大食没有能够继续东进,也没有中断一直以来对唐的通使，永徽二年 （651）时，大食开始遣使唐朝,与大唐开始了正式官方交往，此后直基本上保持往来，怛罗斯之战后仍然如此。而西域诸国也没有能够摆脱自身的宿命，他们仍然处在唐朝与大食两大势力之间,这些河中诸国在遭到大食的蹂躏时,仍然寻求帝国的庇护，从“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东曹国王设阿及安国副王野解及诸胡九国王,并遣上表,请同心击黑衣,辞甚切至”。此外，大唐帝国的势力也没有退出，西域唐朝仍然册封诸国，如“天宝十二载十月,封石国王男邦车俱鼻施为怀化王”。甚至帝国对西域诸国的政策也是依然，那就是并没有因此战而刻意将大食作为一个对手，对于诸国的请求,帝国仍然是“帝方务以怀柔,皆劳赐,慰喻遣之,以安西域”的态度，很显然，大唐还是将吐蕃作为自己最大的威胁。

天宝十二年（753），安西节度使封常清率军进讨大勃律国，因为大勃律国依附吐蕃。此战，安西军所向披靡，大军一路至菩萨劳城，因为屡次获胜，上至节度使封常清、下至唐军兵士几乎人人以为贼番不堪一击，此时一扫两年前怛罗斯兵变阴影的唐军试图一举讨平大勃律，可正在封常清欲挥军一战而击灭大勃律时，斥候府果毅段秀实却进谏，认为：“贼兵羸，饵我也，请备左右，搜其山林。”封常清从之，派兵搜索，果然发现大勃律的伏兵，于是唐军“大破之，受降而还”。

应该说，在历唐太宗“贞观之治”、高宗“永徽之治”、武后“贞观遗风”及玄宗“开元之治”之后，大唐帝国不仅国势大增，而且文治武功也在此时达到鼎盛状态，此时的大唐正处于巅峰时期，以至于后人也常常感叹这是史无前例的盛世。

可也就在这一盛世之下，帝国却是隐患重重。武德皇帝立国以来，大唐采取的是外重内轻的军事部署，以及府兵制，全国六百三十四个军府，有二百六十一个在京畿及关中，这种布局使得帝国中枢能够牢牢控制全国，而府兵制则是根本，其实府兵制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在这种制度下，府兵的户籍由军府所掌握。平时府兵耕地种田及日常操练，此外每年冬季十一月，由军府统一召集“教其军阵战斗之法”，战时则由皇帝下诏、兵部调遣。战后，府兵仍归其本来所在的军府。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客观上来说，府兵制算是一种兵役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自东汉末年以来，经三国、历南北朝，将领兵权在握，从而使得军队成为其私人“部曲”的局面，由于“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优点，故而有利于中央掌握军权，可以防范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此外还结合了屯田制，有利于展开农业生产，从而极大地减轻国家军费开支，甚至部分解决了一些行军打仗时的后勤供给问题，同时能够保障兵源的稳定。

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可是武周之后，均田制被破坏，而且边患日深，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日益严重，边将侵吞兵士财物，强迫兵士为自己服苦役，也因此一时无人愿当府兵，加上人口流动等因素，就使得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破坏。至天宝年间，府兵制已无法维持，加上兵士多逃匿，管理府兵的折冲府根本无兵可交，于是天宝八年五月十日，随着宰相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折冲府至此名存实亡。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唐初曾在局部边地少量募兵，然而自府兵制被废之后，募兵制也就成了兵员来源的唯一选择，以至于后来京师宿卫、边镇戍兵和地方州兵基本上俱为募兵充任。镇守京师称长从宿卫，后改名骑，戍边称健儿，又称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则称团结兵，兵士由朝廷招募而来，长期服役，军器衣粮均由朝廷供给，由专门将领统御，改变了府兵制下将不专兵、兵不识将的现象，与之所共同产生的，还有节度使制。

最初之时，节度使仅负军事之责，而且人选都颇为慎重，并有不久任、不遥任、不兼任之原则。但帝国自唐太宗、唐高宗年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突厥、百济、高句丽等番，朝廷为了能够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于是在开元十年（722）的时候，在边地设十个军镇，分别是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这十个军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所管理，于是也就有了所谓的“天宝十节度使”：

其一，安西节度使，又称安西四镇节度使、四镇节度使，本是为防御天山南路安西四镇设置的节度使，开元元年（712）以安西都护领四镇经略大使，治所在安西都护府（龟兹）。后以副都护领碛西节度使，驻西州。开元十五年，改为伊西节度使，开元十九年（731）与北庭节度使合并为安西四镇北庭节度使。开元二十九年（741）再分为北庭节度使和安西四镇节度使。安西四镇节度使抚宁西域，下辖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四镇和安西都护府，领两万四千。

其二，北庭节度使，为西防御天山北路部所设置，治庭州，开元元年（712）九月以北庭都护领节度，开元十五年（727）分为伊西北庭节度使，开元十九年（731）合并为安西四镇北庭节度使，开元二十九年（741）分为北庭节度使和安西四镇节度使。北庭节度使防御突骑施、坚昆，下辖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西州和伊州，领两万。

其三，河西节度使，睿宗景云二年（711）四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以断隔吐蕃、突厥，治凉州，统辖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伊州、西州等州。

其四，朔方节度使，又称灵武节度使，本为防御后突厥汗国而设，治灵州，开元二十二年（734），朔方节度兼关内道采访处置使。

其五，河东节度使，开元十八年（730），更太原府以北诸军州节度为河东节度。自后节度使领大同军使，副使以代州刺史领之，复领仪、石二州。治太原府，管兵五万五千人，马万四千匹，衣赐岁百二十六万疋段，军粮五十万石。与朔方节度使互为掎角，以防突厥。辖天兵军、大同军、岢岚军、横野军、云中守捉、忻州、代州、岚州。

其六，范阳节度使，又称幽蓟节度使、燕蓟节度使、幽州节度使、卢龙节度使，开元元年（713）所设，初名幽州节度使，以防奚族、契丹，治幽州，统辖幽州、蓟州、妫州、檀州、易州、定州、恒州、莫州、沧州等九州，天宝元年（742），改为范阳节度使。

其七，平卢，开元七年（719）以平卢军使升平卢军节度，治所营州，以防室韦与靺鞨，开元二十八年前后，朝廷敕令平卢军节度使乌知义“渤海黑水近复归国，亦委卿节度”，自此，平卢兵士担负了经略河北之任。

其八，陇右节度使，乃是为了防御吐蕃所置的，开元二年（714）初设，五年后正式设立，驻鄯州，领并七万五千，辖临洮、河源、积石、莫门、白水、安人、振武、威武、宁塞、镇西、宁边、威胜（宛秀）、金天、曜武、武宁、天成、振威等军及绥和、平夷、合川守捉。

其九，剑南节度使，开元七年（719）升剑南度支营田处置兵马经略使为剑南节度使，治所在益州（辖益州、彭州、蜀州、汉州、眉州、绵州、彭州、蜀州、汉州、眉州、绵州、梓州、遂州、邛州、剑州、荣州、陵州、嘉州、普州、资州、巂州、黎州、戎州、维州、茂州、简州、龙州、雅州、泸州、合州二十五州和昆明军），相当于今四川省中部，后增加翼州、当州、柘州、松州、恭州、姚州、悉州、奉州、霸州、保宁都护府，统辖天宝军、平戎军、昆明军、宁远军、江南军、澄川军。

其十，岭南节度使，设置最晚，开元二十一年（733）设岭南五府经略讨击使后，以其治夷。

唐胡人彩绘俑

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但管理军事，而且还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节度使等职而兼管豁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很显然，开元十年所设之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以至于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而军事与行政的统合更是使得节度使得以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渐渐也就成为唐室隐忧。

在外的将帅与兵士的关系较密切，是节度使坐大的直接原因，因为府兵制崩坏，故而大唐军制不得不由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其实这个时候，此后的军事力量地方化的态势已经形成，因为虽然以节度使统兵虽然使得巩固边地、讨伐番国很是便利，但却也使兵士只知将帅，而不知朝廷，这样一来，招募而来的兵士们逐渐成为了将领的私军。此外，募兵的军器衣粮由朝廷统一供给，这也就极大程度上增加了朝廷的军费支出和财政负担，而节度使则通过掌握驻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来扩充自己的势力，从而逐渐脱离朝廷控制，继而能够成长为地方的割据势力。最初的时候，李隆基并不是没有担心这一点，所以也就有了宦官监军。

宦官监军其实早在东汉之时就已经有过先例，东汉恒帝延熹五年，武陵郡（今湖南常德西）蛮起兵叛汉，进攻江陵（今属湖北），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望风而走，武陵蛮占据荆州大部，汉廷派车骑将军冯绲率兵十余万进讨，冯绲上书请设监军。史载：“时天下饥馑，弩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俸禄，假王侯租赋。前后所遣将帅，宦官辄陷以折耗军资，往往抵罪。绲性烈直，不行贿赂，惧为所中，乃上疏曰：夫势得容奸，伯夷可疑，不得容奸，盗跖可信，乐羊伐中山，反而语功，文侯示以谤书一箧，愿请中常侍一人监军财费。”此后，冯绲大破武陵蛮，斩首四千余级，武陵蛮降者十余万人，荆州平定。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冯绲此举不过是为防止遭受猜忌陷害的权宜之计。

其实所谓监军都是朝廷临时所遣，以代朝廷协理军务，督察将帅，汉武大帝时曾置监军使者，两汉、魏晋、隋代皆有，省称监军，也称监军事，又有军师、军司，亦为监军之职。唐初，袭前隋制，以御史监军。《通典》载:“至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大唐亦然。时有其职，非常官也。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也就是说初期的监军其实只有御史充任，而且不过是执行“监视刑赏, 奏察违谬”之职而已，既不是常设之职，也不参与军事。

然而李隆基宠用宦官高力士，以至于“每四方进奏文章，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甚至高力士还参与机要，又称“尚父”。而按照武德年间定下的朝章，宦官的职责不过是守御宫门、洒扫内廷、经管内库和皇帝的饮食起居，兼有出入宫掖传宣之事，是无权干预政治的。而大唐初立之时，还明确规定内侍省官不得超过三品，其长官内侍的阶品通常仅是四品。虽然此后不断增加宦官员额，不过这些阉人一直没有能够获得什么权力，自李世民至武周以来“权未假于内官，但在阁门守御，黄衣（流外官服）廪食而已”。然而神龙年间，宫内宦官人数却开始显著增加，时有宦官三千余人，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但这个时候“然衣朱（四品）紫（三品）者尚寡”，可到李隆基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诸宫品官黄衣（是时为六品官服色）以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而宫内宦官员额的迅速增加，也使得宦官的地位得到了相应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宦官监军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开元二十年后，开始出现以宦官监军。譬如天宝六年,高仙芝军出讨小勃律时, 就由宦官边令诚以监军身份随高仙芝远征。

不过虽然当时宦官监军已经开始出现，但还属于临时制度而已，所谓“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其郡县丰赡,中官一至军,则所冀千万计”便是这个意思。但天宝十一年，李隆基曾下诏曰:“诸军节度使等委任尤重,虽奉谋受律,去侧捷归,而甄赏叙勋,率多非实。自今以后，朝要并监军中使子弟,一切不得将行。先在军者,亦即勒还。”从这道诏令中可以发现,由宦官出任监军在这个时候已渐渐普及,并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了，最重要的是，宦官在军中的权力也开始愈来愈多、越来越重。

然而，宦官监军在根本上却改变不了问题。唐初，举国共有府兵六十八万，关中便有二十六万，而至天宝元年（742），全国有兵五十七万之众，边地竟有四十九万，正如《资治通鉴》记载：“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这倒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时，帝国的确存在“外重内轻”之一巨大隐患。相较于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这十大边镇，处于在朝廷直接掌握下的军队实在少得可怜，而且军士素质也极为糟糕。

不过，作为天子亲军的“北衙四军”其战斗力却很是令人担忧，从北门屯营始置，至左右羽林军建立，很长一段时间内，飞骑曾经是守卫宫禁的主要力量，而且所有飞骑也都是由元从禁军的子弟和卫士（府兵）中选充。李隆基登基之后，亦有规定，所有飞骑一律从卫士中简补。次年，又从出征吐蕃的兵募中选拔壮勇之士为飞骑。可是随着府兵制的败坏，由于卫士不再上番宿卫，于是飞骑全部出于招募。本来飞骑的任务是宿卫宫禁，但也需要在必要的时候，奉命出征，这也就要求飞骑的身高、体力、弓马技艺都必须要通过严格标准的考核，并且合格的才能选充。可实际上，自从招募之后，开元、天宝间的禁军飞骑多半是出自长安坊市间的商富之家以及无赖游手，他们投充飞骑主要是为了逃避徭役和获得庇护，再加上平时很少训练，更少实战经验，因此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花架子”。

多是招募市井无赖为兵的镇守京师的骑已然不堪，而“北衙四军”则又军中腐败丛生、战斗力低下，地方团结兵则更为不堪，大唐唯有边镇军力强大，这种情况下，帝国军事布局“外重内轻”的隐患已经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了，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本是守卫边地的军镇，此时竟成了帝国安全的巨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