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得失

俞本《纪事录》是研究明朝开国史罕见的一手文献，这是由撰者身份与著述立场决定的。 1357年，俞本进入军伍，成为朱元璋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冯国用手下之“帐前黄旗先锋”。冯国用卒后，当改隶冯胜，经历战陈友谅、张士诚，与朱元璋称吴国公等大事。晚年凭借记忆撰成《纪事录》，虽有年月错讹，但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为独一无二之著述。明末钱谦益（1582—1664）著《国初群雄事略》，尚参考了大量《纪事录》的内容，但该书后来亡佚，多种丛书皆仅著录其名。

根据俞本的说法：“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冯胜惧回鹘之兵，将甘州所葺城池、营房、仓库、转运米麦料豆二十余万石及军需尽焚之，弃城归，并宁夏、西凉、庄浪三城之地亦弃，仅以牛羊马驼令军人赶归。途中倒死者，军虽饥不敢食，仍负荷归，军人饿死载道，一无所问。上知之，追夺冯胜券诰爵禄，宥其罪，贬为庶人，录其家财，以牛羊骆驼马匹，令民牧养，愚民无知，驼死者并弃骨。胜后复职，憾之曰：‘驼虽死，骨安在’，令有司官拷掠征骨，致贫民卖子买驼骨偿之”。

冯胜弃地甘肃的原因是什么呢？《纪事录》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惧回鹘之兵”。“回鹘”，原称“回纥”，是隋唐时期活跃于西域的一支游牧民族。唐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可汗被杀，回鹘也分成四支外迁。 1283年，随着高昌城毁于战火，高昌回鹘政权的灭亡，“回鹘”作为一个民族、政权，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但“回鹘”一词并未随之从历史中消失，不仅“回鹘文”仍在西域地区流行，而且惯常用典的元代汉族文人也仍然经常用“回鹘”指代畏兀儿与西域，以及用此称元朝境内的西域人。俞本这里的“回鹘”所指代的是哪个政权或民族呢？

元朝末年，当蒙古统治者面临长城以内汉族的叛乱时，察合台汗国黄金家族的统治也大为削弱，非黄金家族的“异密”们掌握了实权，察合台汗国从而被分裂为西部的帖木儿帝国与东部的东察合台汗国。东部朵豁剌惕异密播鲁拥立秃黑鲁帖木儿（1330—1363年，1347—1363年在位）继承汗位，从而建立东察合台汗国（又称叶尔羌汗国，蒙兀儿斯坦，明人以其国都所在地称别失八里、亦力把里）。

秃黑鲁帖木儿很有作为，宣布信仰伊斯兰教，从而稳固了社会基础，同时，逐渐削弱异密们的权力。在建立了强大的汗权之后，秃黑鲁帖木儿向西进攻河中地区，发动了统一察合台汗国的战争。虽然占领了大片地区，但并未在当地建立长期而稳固的统治。秃黑鲁帖木儿也向东扩张势力，其势力威慑到了哈密，与元朝声气相接。洪武初年，明朝尚未与帖木儿帝国及更西势力形成直接接触，明朝对西域的了解，恐怕更多的是对邻国东察合台汗国的认知。故而，冯胜所惧“回鹘”势力，便应是东察合台汗国。

明朝建立的1368年，当东方汉地正处于元、明易代的大规模战争中时，察合台汗国境内也正展开着一场长达22年的内部战争。 1365年，权力遭到削夺的朵豁剌惕部异密哈马鲁丁趁也里亚思火者汗去世的机会，大肆诛杀秃黑鲁帖木儿诸子，自立为汗，引起东察合台汗国部分势力的反对，一代枭雄“瘸子”帖木儿趁机在1368年，对东察合台汗国发动进攻。

而当明朝发动岭北之役的1375年，哈马鲁丁却向帖木儿帝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并占领了帖木儿帝国的大片领土，势头甚猛。冯胜所面对的东察合台汗国，正处于此时势力大炽的时期。冯胜在岭北之役惨败的惊惧之下，对东察合台汗国东进甘肃心存畏惧，于是选择焚弃城池的弃地措施，以免贻粮于地的政策，也符合情理。傅友德占领瓜、沙二州后，之所以未进一步西进，也应在于避免与东察合台汗国发生战争。故而《纪事录》所载的“惧回鹘之兵”，便应是惧怕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

但冯胜撤兵之后，东察合台汗国并未东进，原因何在呢？这在于其与帖木儿帝国的长期内战使其无暇东进。东察合台汗国首要的战略目标是向西进攻帖木儿帝国，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东察合台汗国与西部帖木儿帝国，本来同属一个国家——察合台汗国，哈马鲁丁以非黄金家族的身份篡夺汗位，不仅遭到了国内诸多政治势力的反对，而且帖木儿帝国标榜黄金家族的正统地位，也对哈马鲁丁的正统性构成了威胁，无论从统一察合台汗国的角度，还是从维护汗位的合法性角度，哈马鲁丁皆将西进河中，统一察合台汗国，剪除异己势力作为东察台汗国首要的战略目标。

同时东察合台汗国以牧立国，自然条件较差，河中地区农耕条件十分优越，有以牧立国的东察合台汗国所不具备的丰富资源，占领河中地区对于东察合台汗国壮大经济实力，也很有帮助。故而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东察合台汗国首要的经略目标是河中地区，甘肃只是其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秃黑鲁帖木儿汗在位时，东察合台汗国势力才延展到嘉峪关以西的沙州、哈密地区。但也仅仅是渗透进来，主宰这一地区的仍是出伯系察合台后王集团。至于甘肃，更从未与察合台汗国产生过瓜葛。对于东察合台汗国来讲，这是一片陌生的东方地域。相应地，哈马鲁丁只有在统一察合台汗国，消除后顾之忧后，才有可能考虑东进甘肃的问题。

岭北之役后，北元军队趁势南下，但对甘肃的进攻只局限在兰州、河州、会宁等甘肃东部靠近陕西的地方，对甘肃广大地域并未见有收复举措。这同样在于北元以岭北行省东部与辽阳行省作为其统治的“心脏地带”，甘肃只是其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源于蒙元汗位之争引发的中央与西道诸王的重重矛盾。察合台后王虽一直未争夺汗位，但却多次卷入蒙古帝国汗位之争，且因疆域屡次扩张的关系，侵夺了元朝的利益，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北元政权甚至在臣僚屡屡提出西进建议的情况下，迟迟徘徊于上都、应昌两地，而不愿西进至和林，这也是和林距辽东远，而距西北诸王近的缘故。

相应地，北元汗廷以岭北行省东部与辽阳行省作为统治的心脏地带，对于异己力量控制的西北地区，包括甘肃地区，被视为边缘地带，无法顾及了。明军之所以能够迅速占领甘肃地区，恐怕与北元汗廷将军队集中于中、东二路，放弃西路有一定的关系。同样，明朝能在撤退甘肃之后，仍然可以从容不迫地再次收复甘肃，也得益于蒙古势力内部的纷争。正是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的势力均衡，以及北元、东察合台汗国皆以甘肃作为边缘地带的战略观念，也即洪武初年三方在甘肃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为明朝占领甘肃，确立西北疆界提供了条件。

洪武初年，西北地区的边缘地位尤其明显。中唐以来，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占领了原属汉族王朝统治的边疆地带，历经吐蕃、辽、金、西夏、蒙元政权的长期统治，长城沿线边疆地区的社会进程已被纳入北族政权的脉络，在语言、宗教、文化、服饰等方面都呈现了“北方民族化”的特点。作为起源于东南中国的明政权，对新占领的西北地区存在疏远与隔膜，是十分正常的。冯胜在弃地甘肃之前，已经弃地河州（今甘肃临夏）了。据《纪事录》记载，我们能发现洪武初年政权内部对西北地区存在一定的疏远与隔膜态度。

岭北之役中，冯胜西路军虽获得了胜利，但由于冯胜彻底放弃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的广大地域，使西路军的战略成果化为乌有，因此与其他二路将领一起，并未受到封赏。冯胜弃地甘肃的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在岭北之役失利消息的震恐下，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无论北元，还是东察合台汗国皆未趁机进取甘肃，在于这两个政权皆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由于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皆无力进取甘肃。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最终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在于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政权，同样将处于西北边疆的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对进一步边疆开拓缺乏兴趣。冯胜放弃甘肃还有其主观原因，即其面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显得有些隔膜，以其为化外之地，遂加放弃。总之，明朝西北疆域的形成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