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战闽浙——明帝国抗倭战争的高潮和得失

在明日进贡贸易的百余年间，倭寇不论在人数还是在武装集团的规模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早在宣德年间，日本的倭寇以各地武士为核心，形成了许多较大的武装集团。例如，大内氏统辖志贺、灶户社岛等倭寇，宗像氏统辖内外大岛的倭寇，大友氏统辖丰后沿海的倭寇，志佐、佐志、田平、呼子等松浦诸氏统辖隐歧、平户各地的倭寇，等等。

其中以大内氏所辖的倭寇集团最多，人数最众，势力也最大。在他支配下的小股倭寇不算，光是打着八幡大菩萨旗帜的大股倭寇就有：濑户内海院岛的村上源氏一族、来岛兴岛河野氏一族、艺州能见岛的乃美式部大辅、备前儿岛的四宫隐歧、赞州盐饱岛的宫本佐渡和吉田妹尾、直岛的高原左卫门、周防大岛的源艺秀、备后的藤原忠义、伊予镰田的源贞义、丰前农岛的野井邦吉等十大集团。这些大小股倭寇的活动都受大内氏的约束。

尽管倭寇武装大股集团较以前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将军以及各大武士、大名守护为保证对明贸易渠道的畅通，对倭寇的劫掠行动有所约束。甚至是大内氏等，都对明朝有过约束倭寇劫掠的表示和行动。因此，在明日贸易的百余年内，倭寇虽有发展但劫掠的次数并不很多，为祸不烈。在嘉靖中起明日进贡贸易中断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参与日本内战的大名、守护都极其需要铜钱，而日本国内长期使用流通货币是中国造铜钱，日本国内，并无造币的能力。日本国内一度也曾有过自造铜钱，但质量极差，后来不得不以重量为基准进行流通。

被视为“日本造币局”的大明帝国，突然关上了大门拒绝贸易，这等于是切断了为他们输送铜钱的渠道。他们为了战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仅不再约束倭寇的劫掠活动，而且还自行组织亦寇亦商的商船队，加入日本商人的走私贸易船队中。这些“载其方物，出没海道，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明沿海防倭哨船，很难区分哪些是倭寇船，哪些是私商船，因而遇船既行追捕。浙、直追捕教紧，他们则奔福建，福建捕急则奔广东。这种商船交易方式简陋，搭棚于地，铺板其上，陈货而售，违禁品如刀剑之类则藏于船内。

濑户内海中的日本海盗基地

这种亦商亦盗的模式和倭寇劫掠虽然结合起来，但其劫掠动火还只在沿岸还没有深入内地。当明朝沿海海盗和私商与倭寇勾结起来后，遂使倭寇的劫掠发生巨大的变化。明沿海海盗和私商利用明将吏惧怕倭寇的心理，投靠倭寇以遂其劫掠和走私之奸；而倭寇也利用海盗、私商熟悉地理和内情得以放手劫掠。这样，倭寇的劫掠活动不仅达于极点，而且范围也从沿海深入内地。他们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劫掠焚烧，杀戮奸淫，生灵涂炭，村舍荡然。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六省，而以江、浙、福、广沿海最为严重。

有明一代倭寇为患从未停止过，洪武时期曾出现过一次小高潮，由于朱元璋全力防倭，并未酿成大患。至嘉靖时期倭寇窜扰骤增，形成大害，延续数十年。究其原因，虽有日本进入战乱不定的战国时代，各大名支持怂恿倭寇四出劫掠的外部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明政府内部因素起了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养痈成患。

首先是海防军备松懈。明初由于朱元璋的重视，沿海卫所制度井然，兵员充足，战船齐备，训练有素，战斗力强。至嘉靖时期，承平日久，武备日弛，病员锐减，战船敝败，十存一二。洪武时期，每卫兵额五千，至嘉靖时期，有数字可查者，除福建永宁一卫兵员足额外，其余各卫所无一足额者。北自辽东、南至广东，水陆各卫所兵员在籍数，为原额的百分之二十二至五十七不等。兵员在籍数字如此不足，士兵战斗力下降尤为严重。

各卫所在籍兵员多为老弱无能之辈，带兵官员亦皆武艺平庸，多不习战阵之人。将领不通战术，常被倭寇以少胜多，出兵剿倭，屡中埋伏，往往全军覆没。柴家鹿一战，倭寇以42人伪装成逃难者，乘其不意杀散官兵千余人，死一协总、一指挥、二千户、三百户及士兵六十余人。浙江兵备副使刘熹督兵五千，进攻陶宅倭寇据点，倭寇仅以二百人迎战。明军望倭寇而四散奔逃，未及一弓一矢居然就只剩刘熹与家丁扈从二十余人，刘熹引弓射之，倭寇不敢进逼，仅以身免。明军如此无能，倭寇自然无惧，所以敢于飘忽往来，窜扰各地，劫掠烧杀，惨绝人寰。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倭寇六七十人，流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流窜数千里，杀伤四、五千人，死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历时八十余日，始被击溃。当倭寇自芜湖直逼南京安德门下时，明著名学者后来历任政府要职的归有光正在南京城内科考。据其目睹情况：南京举城鼎沸，军民皆惊。问之，倭寇不过五十余人。而当时南京守城明军约12万，其他明军尚不计算在内。留都兵部尚书张时彻、侍郎陈洙等闭门不敢出兵。相反，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市民被迫“典煮供备、常从后罚、冤号之声，缢于衡路”。当时还是一个考生的归有光愤而问道：“平昔养军果为何？”拥有12万大军的明留都兵部尚书，不敢与只有五十余人的倭寇作战，可见并非是倭寇之如何厉害，实在是明庭大吏过于腐朽，明军将士过于无能而已。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进攻福建兴化，屠戮村镇几尽。独庐浦一村，村民组织起来，自力抵御。村去兴化城仅5里，而兴化都司白震，参将侯熙登上北城楼，坐视该村被屠，竟不援救。尤其可恨的是，官军怯于倭寇而掠于民，往往倭寇劫掠于前，官军以追剿为民而掠杀之于后，杀良冒功，反而得赏。民苦于兵，而甚于倭寇。

胡宗宪派总兵张四维御守福建浙江边境，张四维纵兵劫掠福宁南镇，惨毒之状尤甚于倭寇。领导剿倭的上层官吏，从世宗到督抚，从未有亲自临阵都督作战者，大多遥居指挥，敌情不明。在作战中互相观望，互不策应，有功则争为己有，有过则委诸他人。上下蒙蔽，互相猜忌，是非不清，赏罚不明。纵令有一些有胆有识的将官和抚臣，如张经、俞大猷等，受制于贪官污吏，非但难以在剿灭倭寇中做出贡献，反而为其所陷害，非死即调。边防军备尚如此，倭寇为患，焉得不一日甚一日。

其次是政治腐败。嘉靖时期朝政不纲，贿赂公行。刚正不阿之吏，搀谤交至；朋比宵小之人，递相升迁。而对日益严重的倭寇，世宗不是设法动用军队剿灭，却听从严嵩党徒工部侍郎赵文华的建议，祭祀东海海神以镇倭寇。赵文华以建议有功，不仅受委托去松江祭海，而且加官升职去督察浙江防务。让着重趋炎附势之徒去督察军务，只不过是给他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机会。总督浙直的干吏张经，不阿附严、赵，尽管在王江泾一战，斩倭首一千九百余级，是剿倭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赵文华却以“糜饷殃民，畏贼失机”的罪名谗于世宗。世宗不听张经的辨别，竟斩之西市，形成“天下冤之”的大冤狱。从此，“将吏人人解体，征兵半天下，贼寇愈炽”。相反，搜刮民膏的赵文华却在倭寇日益猖獗的形势下，以“水陆功成”、“江南太平”的功绩上报，明世宗朱厚熜居然相信这样的谎言，准其回朝交差。

胡宗宪以阿附赵文华，由浙江巡抚按升为总督。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患高潮时期，胡宗宪统辖各地主客兵20万，以如此庞大的军力和众多的将吏，却不主张武力剿倭，极力主张诱降。因为胡宗宪害怕与倭寇战争失利获罪，失掉搜刮民财的权利，同时，诱降巨魁又可掩饰赵文华欺骗世宗的罪过。胡宗宪借御倭之名，多方搜刮，聚敛财富，题增款派，漫无稽考，人民称之为“总督银山”。他用搜刮来的财富，贿赂权臣严嵩父子，以保其职位。

其三是经济政策不当。明代中期，国内商业资本发展迅速，私商海外贸易发展尤为迅速。在海外私商贸易中，江、浙、广等地私商，占有优势。在他们活跃的地区，常常形成不为明政府承认的对外贸易港。例如，漳州龙溪县的月港，当时是“北连日本，西接暹罗、琉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的大商港。这种私商贸易在海禁政策之下，只能以走私形式进行。

明政府对于这种迅速发展的海外贸易，不是鼓励而是禁止，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不是支持，而是捕杀籍没。明政府根本看不到也不认识海外贸易对本国生产所起的促进作用，相反，把海外贸易当作一种要挟手段，用海禁政策迫使外国屈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做，当然不可能使外国屈服，相反，却扼杀了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内外贸易。因为嘉靖时期的海禁政策执行得严，涉及面又宽，政府不准下海的禁令，把过省船运也禁掉了。福建、浙江沿海地区的交通，主要依靠的就是海运，内陆山区道路崎岖不便，禁海之后，使得在正常情况下的国内商业贸易，都被迫中断。造成了上述地区民生困苦，因此，东南沿海的渔民以及一般小商小贩，为了寻找生计，下海走私，铤而走险。

纵观嘉靖时期的剿倭战争，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虽然有剿倭的军事行动，但是以抚为主，以剿为辅助手段。后一阶段从严嵩及其党羽失势起，特别是从戚继光训练新军起，剿倭战争上升为主要手段。戚继光原为山东防倭都指挥参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由山东调至浙江，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以及所属各县。在胡宗宪以抚为主的方针下，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与倭寇作战并不顺利。

戚继光所发明的鸳鸯阵

但是，在同倭寇接触过程中，戚继光总结剿倭的经验教训，认为军事剿倭不力的原因在于“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战无号令，守无营壁”。这样的士兵不可能战胜倭寇，保卫边防。而怯台州知府潭沦曾训练新军一千，在剿倭战争中表现英勇顽强，取得不少胜利。因此，戚继光上书胡宗宪要求准许他训练新军加强剿倭力量。恰值此时，严嵩父子失势，胡宗宪主抚已无内援，而倭寇并未因为汪直等之死而稍有收敛，被迫转向武力剿倭，遂批准戚继光训练新军。

戚继光深知原来的官军怯战，不足以为持，便接受了义乌县令赵大河的建议，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九月，亲自去义乌县招募农民出身的“矿夫”和义乌乡团四千人，带至绍兴训练。戚继光在训练新军中注意两点：其一，重视思想教育指出“民养军、军卫民”的军民关系。同时教育新军严守纪律，不扰民，才可以取得民众的拥护。而且指出新军都是耕田出身的农民，因而要在倭寇扰民时英勇杀敌保卫农民。其二，戚继光总结与倭寇的作战经验，并根据南方地形多沼泽的特点，创造出有别于北方“方列并驱”的战斗阵法——鸳鸯阵。这是一个拥有盾牌、火器（鸟铳）、弓箭、长矛、短刀，长短武器相配合的12人战斗小组。必要时，这个小组还可以一分为二，使战斗更加灵活和适应任何地形和敌情。因此，戚继光的新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在训练新军的同时，戚继光着手整顿卫所，制造战舰，加强卫戍和海上战斗力量。

戚继光的新军，只训练了两个月，便开赴前线。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约万余人驾船数百只，大举入侵台、温地区。戚继光率领新军，在龙山一战，首获战功，击溃倭寇主力，余倭狼狈逃走。戚继光率领新军于花街口堵剿，倭寇溃败，追至瓜陵江悉歼来寇。这一仗救出被俘男女五千余人，是剿倭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同年五月，再次全歼入侵台州的倭寇二千余人，解救被俘虏男女民众一千余人。戚军凯旋之日，台州人民欢迎的行列，长达二十余里，欢声雷动。台州大捷，显示出了新军的优点，因而其他各处的剿倭将领都开始整顿部队，从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至嘉靖四十一年初（1562），浙江之倭寇已基本上被肃清，残余倭寇逃往福建等地。

福建宁德近海的横屿原是倭寇的老巢，日本国内新来的倭寇又占据福清的牛田，互相支援之下，劫掠活动极其猖獗。福建军队作战不力，向明政府告急。明政府令胡宗宪调戚军进剿，嘉靖四十一年（1562）七月，戚军六千人进入福建剿倭，八月攻取横屿倭寇老巢，斩首二千六百余级，乘胜围攻牛田，肃清该处倭寇。残匪四千余人逃至兴化林墩，结垒为营，四出劫掠。戚军于夜间围攻，连克营垒六十余座，斩首千余，救出被俘群众二千余人。天明时，兴化群众方才知道倭寇已经全部被歼，当地群众扶老携幼彩帐郊迎于10里之外，载酒杀牛犒劳戚军。福建倭寇三大巢穴横屿、牛田、林墩全部被戚军荡平，获胜利班师回浙江原防地。这时胡宗宪亦因依附严嵩罪下狱，江南剿倭战争形势大为改观。

嘉靖四十一年（1562）冬，倭寇再次侵掠福建兴化，并攻陷兴化府城。在此以前倭寇只攻陷过县城，尚无攻陷过府城者，猖獗达到了极点。明帝国升任被胡宗宪陷害入狱的俞大猷为浙江总兵，戚继光副之，率军剿倭。戚继光又至义乌县招募民兵万余人，在进军途中训练。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巡抚潭沦调各路军队围剿兴化府平海卫倭巢。俞大猷居右翼，刘显居左翼，戚继光居中军，同时攻入平海卫，接着收复兴化府城。斩首三千余级，解救被俘那女内三千余人。戚军紧追残寇，至马鼻、硝石岭一带，一战而歼之。嘉靖四十二年（1563）冬，海外新来之倭会合残倭万余人，再次攻掠兴化府附近的仙游，戚军进剿，歼寇二千余人，活捉翻译一名。接着于蔡家岭击溃这股倭寇，其中数百名“惯战黑吉倭”即日本武士全部被歼，对福建之倭打击最重。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残倭夺船入海，福建倭患基本肃清。

明帝国的海军基地

倭寇在江南无立足之地，遂奔广东。明政府再调俞大猷任广东总兵，而吴桂芳提督两广兼巡抚，二人合作默契，并以戚军为例，在广州训练新军，在福建造战船八十余艘，招募福建水兵乘船在海上剿倭。俞大猷准备就绪，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率军进攻倭寇巢穴绉塘，斩首数千。六月潮、惠一带倭寇悉平。嘉靖四十四年（1565）春，戚军与俞军联合进剿福、广交界处倭寇，连战皆捷，倭寇悉数就歼。嘉靖四十五年（1566），余倭在沿海岛屿站不住脚率众逃往安南，俞大猷率舰队追及全歼。至是，广东倭寇也已基本肃清。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中国沿海倭寇老巢已经被全部荡平，大股倭寇基本肃清。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激荡的战国时代已真正开始了。因此，日本大小大名武士都被这场全国性的战争所吸引着，竭力在战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已经无暇再把眼光放到这场战争之外的地方了。倭寇中的日本武士浪人失去了自己的补充来源，而中国沿海岛屿又被戚继光等新军所控制，中国海盗也所剩无几，且丧失了立足点。这样，肆意掠夺中国沿海达数十年的倭寇丧失了自己存在的条件，除零星小股继续活动到万历中期外，大规模的劫掠活动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但抗倭战争也使明王朝消耗很大。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犯台州等地起，“七八岁间，所破城十余，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数十万”。为了御倭，明朝几乎帑藏空虚，不得不在江南实行加派，全国各地精兵良将也被调往东南沿海，因此有人指出“由于倭寇的侵扰，明朝东南沿海富庶之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农工商业生产，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通过这场战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放海禁的重要性。明朝廷也鉴于嘉靖时“倭乱”的教训，到隆庆时开始部分开放海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