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政治——足利尊氏的野心和日本南北朝对峙的开始

公元1333年农历六月，后醍醐天皇回到京都，逐步开启了以天皇政治为中心的“建武中兴”时代。不过所谓的“中兴”其实只是对后醍醐天皇一系的皇室成员及支持其的公卿、寺院而言的，被查没的北条氏资产大多优先转到了这些人的名下。当然对于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士和“恶党”头目，后醍醐天皇自然也要论功行赏一番。

足利高氏虽然是长期保持观望态度的后进分子，但毕竟是源氏一脉的御家人代表，因此在被赐名“尊氏”的同时，还得以身兼武藏、上总两国守护。加上对足利尊氏之弟足利直义等亲贵、部下的封赏，表面上来看足利氏似乎应该心满意足、山呼万岁了。但放眼全局，却不得不说后醍醐天皇对足利氏的戒备多于恩赏。在足利氏的根据地—关东地区，后醍醐天皇任命16岁的少年—北畠显家为陆奥国的守护。陆奥国不仅幅员辽阔（相当于今天日本的福岛、宫城、岩手、青森5县及秋田县的东北地区），更兼与虾夷族盘踞的北海道比邻，因此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盛产强兵、良马的战略要地。

而在京都的政治中枢之内，后醍醐天皇正式赐予楠木正成、名和长年等“恶党”以武士的身份，更吸收其进入审议政务的“记录所”和负责封赏的“恩赏方”。而与足利尊氏同宗的新田义贞则掌管了负责军事和内卫工作的“武士所”。与之相比足利尊氏虽然顶着“正三位参议”的虚衔，却没有实际负责的工作，只有亲信高师直、上杉宪房在负责接待“上访”的“杂诉决断所”上班，后醍醐天皇排斥和分化足利氏势力的用心可谓昭然若揭。起兵倒幕时“取北条氏而代之”的勃勃野心，与现实中不得不“坐冷板凳”的尴尬无奈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令足利尊氏对“建武中兴”深恶痛绝。而后醍醐天皇亲政之后对各地武士封赏的随意和偏颇，以及为营造宫廷而开设苛捐杂税以及不合时宜的纸币改革，更令日本列岛民怨沸腾。

“建武中兴”时代的后醍醐天皇

面对有意推动和凝聚各地不满情绪的足利尊氏，后醍醐天皇一系人马自然有先发制人的心思。而其中最为激进的莫过于出任“征夷大将军”的“三阿哥”护良亲王。用他自己的话说：“（足利尊氏）仅凭一战之资，却妄图凌驾于万人之上，视天下为己物。现在其势力尚微弱，如果不趁时讨伐他，总有一天养成比逆恶无道的北条高时更盛的威势。”后醍醐天皇是一个颇为多产的“光荣爸爸”，护良虽然在倒幕战争中曾“昼终日卧深山幽谷，石岩敷苔；夜通宵出荒村野里，跣足蹈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却并不受宠。特别是在后醍醐天皇册立“五阿哥”恒良亲王为太子之后，护良的“积极性”反被视为对皇室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护良试图暗杀足利尊氏的闹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效忠于后醍醐天皇的新田义贞

公元1334年9月下旬，足利尊氏突然加强了自己居所周边的警戒级别，而每次随驾巡幸，也必以“保护天皇”为由出动大批卫队。10月，护良亲王的“亲密战友”楠木正成奉命讨伐纪伊国饭盛山一带的北条残党而离开京都。而恰在此时，护良亲王被后醍醐天皇以“谋反”的罪名逮捕。护良究竟有没有暗杀足利尊氏的计划，似乎并无直接的证据。而即便护良真打算铤而走险，刺杀同僚顶多是“谋杀”，谈不上“谋反”。其实，护良亲王最终倒台的背后，是足利尊氏通过后醍醐天皇的宠妃阿野廉子，向后醍醐天皇展示了护良暗中发往各国的召兵令旨。

护良从被捕到最终幽禁于镰仓的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史料显示后醍醐亲王为挽救因自己儿子而人头落地的公卿们做过努力。尽管有史学家认为后醍醐天皇是预见到护良无力与足利尊氏抗衡，而不得不做出弃卒保车的决定。但决绝如此，也实在令人寒心，以至于有野史说护良亲王与自己父亲的宠妃阿野廉子有染，用“不伦之恋”和“由爱生恨”来解释护良最终由“皇室股肱”沦为“阶下楚囚”的离奇经历，而站在足利氏一方立场上记述这段历史的《梅松论》，更借护良之口表达了他的冤狱是“恨君上更甚于武家”。

护良亲王倒台之后，他原先所担任的“征夷大将军”一职自然空缺了出来。比起志在必得的足利尊氏来，后醍醐天皇更中意于自己未满10岁的儿子——成良亲王。而恰在此时，北条氏的残党在公卿西园寺公宗、日野资名的庇护和资助下公然发动叛乱。叛军以自称镰仓幕府末代执政—北条高时遗子的相模二郎时行为旗号，由于相模二郎时行尊称北条氏的统治时期为先代，公然要“中兴北条先代之荣”，这次叛乱又被称为“中先代之乱”。“中先代之乱”虽然得到了关东相模等地北条亲旧的鼎力支持，但是足利直义顺手干掉了囚禁中的护良，带着成良亲王逃回京都之后，足利尊氏随即率大军收复了镰仓。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自然留给了世人诸多的想象空间，而后醍醐天皇本人也对足利尊氏的“功勋”表示怀疑，他依旧驳回了手握重兵的足利尊氏申请“征夷大将军”的讨要，固执地将这一桂冠加在了逃回京都的成良亲王头上。

事至于此，足利尊氏终于忍无可忍了。屯兵镰仓的足利尊氏拒绝了后醍醐天皇所谓“已拟纶旨，速回京都受赏”的召唤，公然发布全国武士总动员的命令，矛头直指在京都主持日常军事事务的新田义贞。应该说新田义贞和足利尊氏不仅是同宗血亲，更是当年一起“倒幕”的战友，关系一度还算融洽。但是权力从来不能分享，面对“武家领袖”这一巅峰，两人最终从合作走向了决裂。在先后收到足利尊氏和新田义贞讨伐对方的奏请之后，后醍醐天皇最终也选择站在了足利氏的对立面，授意新田义贞向镰仓进军。

后醍醐天皇的“建武中兴”尽管走得磕磕绊绊，但曾经推翻过不可一世的北条氏，以及镇压各地北条残党的成功经验，还是让后醍醐天皇依旧坚信，自己军旗所指之处，任何反对势力终将灰飞烟灭。也正是基于这份自信，后醍醐天皇在授权新田义贞从东山道进击的同时，派出“四阿哥”尊良亲王领军从东海道逼近镰仓。足利尊氏和新田义贞均为关东武家势力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正面交锋之中，各地豪族难免有首鼠两端的想法。在足利军初战不利的情况，不少骑墙派顿时纷纷倒戈，新田义贞的大军随即兵临号称“天下险”的箱根峠。一旦新田义贞突破此地，那么地处关东平原的镰仓将无险可守，足利尊氏必将重蹈相模二郎时行的覆辙。但也就在此时，新田义贞突然停下了进攻的步伐。

新田义贞此举当然不是有意放足利尊氏一马，而是此时尊良亲王跑到了自己的军中。尽管尊良亲王出征镰仓之时已经是一个年逾24岁的“有为青年”了。但是在“倒幕”的过程中，他除了跟着老爹出逃、被俘、流放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成绩。面对这位缺乏军事经验，却顶着全军主帅头衔的“贵二代”，新田义贞也只能派出自己的弟弟脇屋义助为贴身护卫，分兵由其进取位于箱根山西麓的“竹之下”（今静冈县小山町）。

新田义贞此举固然有迂回箱根峠侧翼的意图，但更多的是出于给后醍醐天皇一个面子及“眼不见为净”的考量。但足利尊氏恰恰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战绩，亲率主力直扑尊良亲王的这支偏师。养尊处优的尊良亲王何曾见过足利尊氏这样不要命的打法，顿时要求脇屋义助保护自己先行撤退。可怜脇屋义助跑到一半才发现自己的儿子脇屋义治还在敌军的重围之中苦战，只能又返回战场。

脇屋义助虽然救出了自己的儿子，却无力挽回战局，而随着竹之下战败的消息传来，正在进军箱根的新田义贞军中豪族再度倒戈，无奈之下新田义贞只能选择回师京都。自感已经扭转乾坤的足利尊氏随即集结了关东八国的诸路军马向京都挺进。在轻松成功突破微不足道的阻击之后，足利尊氏对京都的围攻也进行得相当顺利。公元1335年正月，号称10万的足利军开始叩击京都西侧的宇治一线，而阻挡足利尊氏迈向胜利的正是昔日的“倒幕英雄”——楠木正成。面对楠木正成的阻击，足利尊氏展开了军事、政治的双重攻势，据说足利尊氏曾以畿内、南海11国试图诱降对手，但楠木正成铁了心跟天皇走，并不为所动。

反复无常的军阀赤松则村

楠木正成坚贞不渝，并不代表日本列岛之上的其他野心家们不趁势而动。同样曾以“恶党”身份为后醍醐天皇奔走卖命的赤松则村此时便从播摩起兵抄袭“皇军”的侧翼。赤松则村在成功“倒幕”之后，尽管一度“论功行赏”被封为播摩国的守护。但由于赤松则村长期与护良亲王关系密切，在足利尊氏起兵之时，赤松家已经被后醍醐天皇打回了佐用庄地头的原形。强烈的落差和不满，令赤松则村自然渴望新一轮的权力重组。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的行动并没有给足利尊氏打开通往权力巅峰的大门，倒是却留下了一条逃出生天的活路。

公元1335年正月十日，赤松则村伙同足利尊氏派往四国、本州岛西部招募武士的细川定禅突袭“皇军”山崎一侧的防线，脇屋义助带着“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的无奈再度败走。面对全线崩溃的防线，还是新田义贞头脑冷静，第一时间跑回京都，保护着后醍醐天皇本人及皇室主要成员逃入比叡山中。

顺利地控制了京都之后，足利尊氏首先要做的自然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积极准备向皇军退守的比叡山麓的“东坂本”进军。但恰在此时，一股强大的变量出现在了京都的战场之上，正月十五日，细川定禅突然向足利尊氏报告雾气氤氲的琵琶湖中出现大批身份不明的战舰，军旗上书写着中国兵家孙子的名言—“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

足利尊氏当然不会误认为200年之后的武田信玄穿越而来。在日本历史上真正拥有这“风林火山”军旗专利的是后醍醐天皇布局于陆奥的美少年—北畠显家。北畠显家的陆奥军此时的出现，顿时打乱了足利尊氏的全盘部署。真正令足利尊氏感到担忧的并非是北畠显家此时的到来以及其麾下的关东雄兵，而是北畠显家既然尾随自己抵达了京都，那就意味着自己在关东的根据地—镰仓已经易手。

被美化为翩翩公子的北畠显家

一日之内横渡琵琶湖的陆奥大军，不待休整便全力投入对足利军前沿据点—日本圆珍和尚仰慕浙江天台山三井潭而更名为三井寺的“圆城寺”。有趣的是在这场战斗之中，双方军中均有大批僧兵参战，三井寺的僧众站在足利氏一侧拼死抵抗，乱军中杀死了“皇军”悍将千叶高胤。而比叡山方面延历寺僧兵则冲入三井寺中到处放火。如此疯狂的举动源于三井寺“天台寺门宗”派与比叡山的“天台宗”长期对立所积淀的刻骨仇恨。由此可见，在中世纪日本残酷的竞争中连佛门圣地也难免于刀兵。

在三井寺僧侣“便到此为之罢”的哀嚎声中，足利军在对手优势兵力的不断冲击下不得不选择放弃京都。在自己曾经宣布起兵倒幕的“投机圣地”—丹波筱村，足利尊氏面临着自己人生的又一次艰难抉择。“生存还是毁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其关键便在于怎样才能活下去，对于失去了关东根据地的足利尊氏而言，命运看似已经将他逼到了绝路。

2月3日，在听取了细川定禅的意见后，足利尊氏决定继续向西，退守背靠濑户内海的摄津国兵库郡一线。之所以选择摄津，是因为此地恰好位于海陆交通的枢纽位置。如果战局继续恶化，从陆路足利尊氏可以撤入赤松则村所控制的播摩，从海路则可利用平清盛当年修筑的大型港口—大轮田泊，退守此前基本驱逐了天皇势力的四国岛。尽管并非走投无路，但无论是去播摩还是四国都并非足利尊氏想要的选择。播摩与京都接壤，所谓“我可往、寇亦可往”，足利尊氏依旧无法摆脱“皇军”的追讨，而四国地贫民乏也绝非东山再起的最好选择。而就在足利尊氏依旧苦苦寻觅出路之际，一封来自九州的书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写信前来向足利尊氏输诚的是九州岛的“实力派”—少贰贞经。长期以九州霸主自居的少贰氏，尽管在“倒幕”中搭上“末班车”。但在后醍醐天皇的“建武新政”中并未捞到太多的实惠。因此足利尊氏在镰仓起兵之后，一心想要独霸九州的少贰贞经自然站在了武家势力这一边。 联系当时落后的通信条件和京都攻防战瞬息万变的局势，少贰贞经的这封信实际的起草日期应该是足利尊氏攻占京都前后的鼎盛时期，因此少贰氏原本的意图只是想再锦上添花，并无雪中送炭的意思，但这封信为足利尊氏开拓了思路。在军事上不断失利的情况下，足利尊氏开始了为自己绝地反攻的布局。

在赤松则村的建议下，足利尊氏首先与“下岗天皇”——光严上皇量仁取得了联系。量仁对于赶自己下台的后醍醐天皇早已不爽，随手便写了一张“讨伐伪帝后醍醐”的院宣交给足利尊氏。至此足利尊氏与后醍醐天皇的对抗算是名正言顺。当然没有实力的支撑，所谓的“大义名分”根本分文不值。足利尊氏下一步要准备动身前往九州，建立“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

僧兵长期都是日本封建时代的重要武装力量

很多文学作品都将足利尊氏前往九州的旅途描写成“惶惶如丧家之犬”，但平心而论足利尊氏虽然“丧家”但并非“惶惶”。途中他还在赤松则村的地盘上召开了为期两天的“高层峰会”，交代了自己走后四国、本州西部的相关部署。除了赤松则村在播摩阻击“皇军”的进攻，细川定禅继续经营四国之外，足利尊氏还安排了自己的亲信驻守周防、长门两地，算是为自己一旦无法在九州立足安排了退路。当然完成如上布兵之后，足利尊氏手中可用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了。但在足利尊氏看来自己前往九州，无非是会合少贰、大友、岛津等九州豪强而已，完全没必要多带人马。

公元1336年2月25日，抵达长门国赤间关的足利尊氏迎来了少贰氏嫡子少贰赖尚。尽管少贰赖尚带来的礼物和兵力均不多，但此时的足利尊氏也没有权力要求太多，盘桓了4天之后，足利尊氏匆匆渡海前往九州。公元1336年农历二月三十日，足利尊氏一行人抵达了北九州的筑前国芦屋津。而就在当天的黄昏，一个骇人的消息从少贰氏的主城—内山城传来：少贰氏遭遇以菊池家为首的九州“皇军”突袭，内山城陷落，少贰贞经已然率众自焚了。菊池氏是少贰氏在九州的死对头，少贰贞经在此前的“倒幕”中更首鼠两端的害死了菊池氏当家菊池武时。应该说无论是少贰赖尚还是足利尊氏都清楚菊池氏将会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但谁也不曾预料到长期雄踞北九州的少贰氏会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

客观地说，少贰氏与其说是败给了菊池，不如说是败给了自己家族内部的动摇和分裂。镰仓幕府倒台之后，后醍醐天皇尽管在封赏功臣中有诸多偏颇和不公，但是对长期在九州默默无闻的菊池家还是颇为慷慨。在楠木正成等人的坚持下，不仅“倒幕身死”的菊池武时被赞誉为“第一忠臣”，菊池家还获得了对马、肥前两国守护的后赏。怀着感恩之心，菊池家第13代家督菊池武重前往京都，在新田义贞的军中奋勇拼杀。其弟菊池武敏则长期监视着宿敌少贰氏的一举一动。在得知少贰赖尚前往长门迎接足利尊氏后，菊池武敏随即率军对少贰氏展开了突袭。

此时的少贰氏内部已经由于足利尊氏的兵败而产生了动摇和分裂。面对“引火烧身”的风险，正是少壮派的代表少贰赖尚坚持认为足利尊氏有“赖朝之再世”的气度，才最终换来了父亲少贰贞经对足利家的支持。面对菊池家突如其来的进攻，少贰氏不仅猝不及防，更有不少家臣怀着观望的心态拒不出力，最终在关键的水木渡之战中，在北九州经营多年的少贰氏竟然只有150人出战。而在随后的内山城攻防战中，更有人“窝里反”占据了核心阵地—本丸。遭遇内外夹击的少贰贞经最终才无奈地选择自行了断。

面对自己主要政治盟友——少贰氏的突变，足利尊氏的九州之行可谓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就在足利尊氏在是退回长门还是继续进军之间犹豫不决之际，菊池武敏的大军已经紧逼到了他的面前。命运看似又一次将足利尊氏逼到绝境，其弟足利直义虽然以“中国的汉高祖刘邦从荥阳突围。其身边只有28骑，源赖朝在土肥的杉山兵败，随从也只剩7人”相勉励，但这样的豪言壮语却无法改变双方兵力对比悬殊的现实。公元1336年3月2日上午，北九州的多多良海滨终于迎来了足利尊氏一生最为凶险的决战。

日本画家笔下的多多良之战

关于多多良之战双方参战的兵力，足利尊氏方面比较清晰，足利尊氏本人带来的300多人加上少贰赖尚手下的500余人，全军总计不过1000人。但是以菊池武敏为首的九州皇军的兵力却众说纷纭，最为夸张的记录是“全军6万”，相对保守的估计则认为菊池武敏手中不会少于5000人。但考虑到菊池武敏攻占内山城时的总兵力是3000，在几乎马不停蹄地前来迎战足利尊氏的情况下，其兵力不可能陡然增加太多。但即便如此，足利尊氏方面兵力还是处于1：3的不利境地。但足利尊氏有着自己的优势，作为沙场宿将，在布阵方面他老道地选择了战场。背水列阵不仅可以激发部下困兽之斗的志气，更杜绝了对手包抄自己的可能。另一方面足利尊氏带来九州的人马虽然有限，但基本都是百战之余的老兵，少贰赖尚的部下则与菊池家有着血仇深仇，更是人人奋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战幕一启，局面便呈现了一边倒的趋势。

在足利直义的带领下，足利军在对手的军中反复冲杀，轻松地将菊池军先锋部队击退，而菊池军300人的别动部队也在试图渡河攻击足利尊氏侧后的运动中被击败。恰在此时，海盗出身的松浦党于菊池军中倒戈，遭遇前后夹击的菊池武敏最终只能逃入肥后的深山之中，随着足利尊氏抵达少贰贞经自焚之所进行拜祭，足利氏最大的危机已经过去，展现在其面前的是整个北九州纷纷前来投效的土豪。足利尊氏平定九州仅用了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尽管南部的群山之中忠于菊池家的武士还在打游击，但是接到赤松则村自播摩白旗城发来求援书信之后，足利尊氏已经无心再去收拾他们。4月3日，带着以少贰赖尚为首的九州武士团，足利尊氏海陆并进再度向京都发动了进攻。

赤松则村死守白旗城，长期被日本小说家描述成了足利尊氏扭转乾坤的关键，而好事者杜撰出“新田义贞迷恋京都女官们的风情，迟迟没有进军才错失了战机”的野史。事实上重新攻占京都之后，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新田义贞、楠木正成等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将足利尊氏赶出京都的皇军主力无疑是北畠显家的“陆奥方面军”，但无论是北畠显家还是陆奥军却无法在京都长期逗留，就在足利尊氏在九州苦战之际，后醍醐天皇连京都都来不及回，便急忙在自己的“行在”比叡山为“七阿哥”义良亲王完成了“元服”的成人礼，授予其“陆奥太守”之职。显然陆奥军充沛的兵员和强大的战斗力不仅震慑了足利尊氏，也吓坏了后醍醐天皇，他急于分化北畠显家的权力，避免在关东地区再出现一个尾大不掉的军阀。

而以“陆奥大介”的名义护送义良亲王返回陆奥的北畠显家，所要面对的也是一副烂摊子。在关东不仅有长期负隅顽抗的足利尊氏的同宗兄弟斯波高经，更有二阶堂、佐竹等一干旧幕府官僚趁势兴风作浪。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作为“皇军”骨干的“陆奥方面军”都被死死地钉在了关东，无力支援其他地区，京都方面的“皇军”兵力更显得捉襟见肘。尽管如此，新田义贞在收复京都之后，还是随即展开了对播摩的进攻。

但此时老练圆滑的赤松则村派出了自己的亲信小寺藤兵卫来到了新田的军前。在摆了一通当年“倒幕首义”的老资格之后，赤松则村提出自己是因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才投奔足利氏的，只要恢复他播摩守护的官爵，他愿意“弃暗投明”。新田义贞毕竟不是“大老板”，只能请示后醍醐天皇定夺。而就在“皇军”公文往来的过程中，赤松则村趁势加固了要塞—白旗城的防御，在拿到天皇签署的委任状后，赤松则村才亮出自己的底牌——足利尊氏许给爷的好处比你多得多。

日本画家笔下的集结于严岛的足利氏大军

新田义贞对白旗城的围攻其实也并非向赤松则村在信中向足利尊氏吹嘘的那么坚决。在初次攻坚失利之后，新田义贞便接受了脇屋义助的意见，分兵备中、备前，环濑户内海构筑防线，全力准备迎战足利尊氏。但时隔两个月之后，足利尊氏已非败走京都时的穷酸样子，在濑户内海的严岛会合了从四国归来的细川定禅后，足利军中已经聚集了160家以上的“外样大名”，尽管总兵力20万里面注水不少，但也形成了对京都“皇军”的压倒性优势。5月15日夜，足利氏的陆军抵达备前、备中一线，首当其冲的脇屋义助再度兵败，“皇军”的濑户内海防御体系随即面临崩溃。有趣的是在天皇、公卿们打了鸡血似的高呼“决战到底”之时，倒是楠木正成这个前“恶党”对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在足利尊氏撤出京都之时，楠木正成便提出政治解决双方分歧，毕竟“灭亡镰仓幕府是尊氏之功”，“天下武士不属义贞，而皆属尊氏”。但楠木正成的意见并未得到后醍醐天皇的重视。面对足利尊氏兵临城下的大军，楠木正成向后醍醐天皇呈上了著名的《楠木奏折》。其中提出与足利尊氏议和，拖延时间以待战机是为上策，而让出京都“以畿内之兵封锁淀川河口，使其军粮枯竭”则为中策，贸然与足利尊氏决战城下则是“有败无胜”的下下之选。

应该说比起留恋京都繁华的公卿来，楠木正成的确有着超越其时代的战略眼光。但楠木正成随后奉命赶赴前线，却未必如小说家们渲染的那么悲壮，毕竟此时新田义贞虽然兵败，但兵力依旧雄厚。如果能够扼守住兵库一线，那么将海、陆两线进击的足利军各个击破也并非全无可能。真正将楠木正成推向死亡的恰恰是手握重兵的新田义贞，面对泛海而来的足利氏舰队，新田义贞委任自己屡战屡败的弟弟脇屋义助等人率八千精锐守备海滨一线。而楠木正成仅率领自己的部属700人在凑川以西的西野宿布阵，独立面对足利氏方面庞大的地面部队。

如此众寡悬殊的布阵是否缘于“皇军”兵力的确有限，只能兼顾一方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坐镇和田岬的新田义贞手中还握有2500人的预备队。新田义贞的战略从善意的方面解读，可能是误判了对手的进攻轴线。但联系到新田、楠木两人长期以来恶劣的关系，依旧令人心生新田义贞“借刀杀人”的疑窦。应该说在被称为“凑川之役”的决战中，“皇军”初期还是颇具优势的。在地面战中，向来长于山地防御的楠木正成一度阻挡住了以少贰赖尚为先锋的足利氏大军。而在反登陆方面，脇屋义助也击溃细川定禅的四国敢死队。双方一度呈现战线交织缠斗的局面。但恰如孙子兵法所说“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面对“皇军”严密的正面防线。细川定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田义贞在绀部海滨（今神户市中央区）的防御漏洞，将登陆点转移到了对手的东侧。

新田义贞在这一关键性时刻再度应对失误，他草率地放弃了位于战场中央的和田岬，与脇屋义助合兵一处向绀部移动。但新田义贞的行动恰恰中了细川定禅的调虎离山之计，足利尊氏的大军随即在和田岬登陆，轻松合围了仍在苦战的楠木正成所部。

公元1336年5月25日下午，在明确知道自己已被友军抛弃、深陷重围之中的楠木正成放弃了被动的防御，频繁发动突袭。日本史料中对其的勇猛极尽褒美之词，但从人类的本能来考量，楠木正成的进攻与其说是怀着必死的决心，不如说是为了求生而作的突围。最终在6个小时中连续突击17次的楠木军终于冲出了重围，但此时其部下已“十存其一”，仅剩73人。深陷绝望之中的楠木正成对自己的弟弟楠木正季发愿“七生报国”后互刺而亡。

凑川之战

楠木正成死后，新田义贞率军在生田森（今神户市中央区生田神社）与足利大军展开最后决战。但此时足利氏海、陆两军已然顺利会师，在绝对兵力的优势之下，足利大军势如破竹。当天夜间，新田义贞带着残部数千人撤往京都。出于对楠木正成的尊敬，也为了收买人心，足利尊氏在战后将其首级送回了河内的楠木一族的手中，这位被后世尊为军神的“恶党”最终被安葬在见证了他学习和成长的观心寺中。

正如其他冠以“悲剧英雄”之名的历史人物一样，在楠木正成死后其形象不断被美化的光环之下，他们逐渐忽视了其悲剧命运背后的推手。客观地说，无论是后醍醐天皇还是新田义贞都很清楚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凑川决战极难取胜，但为了赢得调整部署的时间，更为了向足利尊氏彰显其血战到底的决心，楠木正成都是最佳的棋子。从这一点上来说，楠木正成与6个世纪之后唱着以其事迹改编的《七身报国歌》向美英盟军发动自杀式袭击、以期“打疼”对手，谋求“一击媾和”的“神风敢死队”，在本质上的确并无异质。

公元1336年5月27日，后醍醐天皇在新田义贞的保护下再度撤离京都。不过这一次他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在此后的一系列政治博弈中，后醍醐天皇尽管利用和谈赢得了陆奥的北畠显家率军驰援的时间，在大和国的吉野郡“另立中央”。足利尊氏则于京都拥立了光严天皇的弟弟丰仁亲王为光明天皇。日本列岛“南北朝”对峙的局面从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