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之法——蒙古帝国压力之下的南宋政坛内斗

鄂州战役对南宋政权的新贵贾似道而言是一次难得的人生历程。尽管从公元1246年开始他便以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的身份在南宋各大军区出任军政一把手的职务。不过他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军民开荒、屯田、修筑城防，以及利用自己在临安的人脉以及与宋理宗赵昀的特殊关系申请经费解决驻地军队的粮饷和修筑城防的费用问题。因此当在鄂州城下直面蒙古强盛一时的兵锋之时，他内心的紧张和不安是可以想象的。不过此时南宋政府已经从各大战区调集了所有的精兵强将——吕文德、高达、曹世雄、向士璧等人悉数出现在了鄂州战场之上，因此忽必烈所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事实上并不确切。

不过在那些沙场宿将的眼中贾似道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威望。曾在襄樊战场上击败过蒙古亲王塔察儿的襄阳知府高达便曾令贾似道一度下不了台，贾似道前往高达所负责的汉阳战区督战，高达当面嘲笑他：“你一个戴高帽子（巍巾）的能干什么？！”而在口头嘲讽之余，每一次与蒙古军队交锋高达都派人前去邀请贾似道出场，如果贾似道拒绝就让部下到他的指挥部门口起哄。对于这场闹剧，曹世雄、向士璧等其他将领也不仅始终保持着“强势围观”的态度。更连日常的军务也不向贾似道汇报。最终还是在江淮战区曾和贾似道搭档过的吕文德出面帮贾似道解了围。派出部队到贾似道指挥部门口戒严，呵斥高达的部下：“宣抚在此，何敢尔耶！”这一举动令贾似道颇为感动，同时也对鄂州战场上的其他将领怀恨在心。

而身为左丞相的吴潜的一纸命令更险些将在鄂州指挥的贾似道送入绝境。当时吴潜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要求贾似道将指挥部转移到长江以南的黄州。而为了这一次行动的安全，鄂州方面还特意派出了由孙虎臣指挥的700名精锐骑兵护送。但是队伍开进到草坪一线却意外遭遇到了蒙古军的外围游击部队。贾似道立即向卫队指挥官孙虎臣询问该怎么办。却发现对方早就已经人影全无。以为在劫难逃的贾似道只能硬着头皮迎战，结果发现这不过是一支打着蒙古军旗号的土匪而已，领头的是骑着牛的江西降将储再兴。在了解了对手的实力之后，孙虎臣又不知道从哪里杀了出来，一举拿下了储再兴。这位来无影去无踪的孙虎臣未来的官运倒颇为亨通。而在贾似道后来向南宋政府申请表彰的此次遭遇战的将帅名单中除了孙虎臣之外还有两位未来同样赫赫有名的人物——范文虎、张世杰。

由于贾似道南下黄州，急于撤军的忽必烈派出的使节赵璧在鄂州城内没有见到贾似道本人。因此蒙宋“鄂州之盟”的很多具体条款事实上并未来得及具体敲定，便在“俟它日复议之”的论调之下匆匆结束了。而贾似道向宋理宗赵昀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所谓“和谈”的事宜，只是简单地宣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将外交成果粉饰成了军事胜利。此时已经被丁大全愚弄到习惯了的宋理宗赵昀自然也没有深究战场上的具体情况，在一番封赏之后，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而事实上，在忽必烈的蒙古东线兵团北撤之后，蒙宋战争还没有最终结束。由云南北上穿越贵州、湖南一线的蒙古南线军团此刻正在兀良合台的指挥之下依旧在猛攻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在忽必烈所派出南下部队的接应下，蒙古南线军团穿越整个战线北上，沿途蒙宋双方自然又不免发生冲突。而其中已经被提升为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张世杰再次脱颖而出。这个来自前金帝国的河北汉子，从家族渊源上看应该更倾向于蒙古方面，因为他的叔伯之中便有一位蒙古帝国的封疆大吏——张柔。不过张世杰却选择了效忠南宋政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料理完鄂州战役的一些后续事务之后，贾似道首先要面对的是南宋政府的储君之争。宋理宗赵昀是个风流天子，除了后宫粉黛之外，还时常让内侍董宋臣在宫外寻觅一些歌妓舞女之流召进宫中，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临安名妓唐安安。皇帝与名妓的不伦之恋说起来也是赵宋的保留节目，不过当年的宋徽宗赵佶和李师师之间也不过是通过地道偷偷往来，远没有宋理宗赵昀这般“光明正大”。不过多情归多情，宋理宗赵昀最终却并没有子嗣。因此随着宋理宗赵昀的年纪越来越大，朝野上下对皇位继承人的问题颇多猜测。

并称宋末三杰的文天祥、张世杰和陆秀夫

宋理宗赵昀本人倾向于自己的过房侄子——忠王赵禥。偏偏这个时候内阁首相吴潜向宋理宗赵昀递交了一份关于立储问题的秘密报告。其中一句“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可以说是深深地刺痛了宋理宗赵昀的神经。因为这两句话的背后牵扯到了南宋历史上有名的宫闱争斗——“霅川之变”。宋理宗赵昀的前任宋宁宗赵扩也没有子嗣，因此同时收养了同宗的几个侄子，其中最受宠爱的便是宁武军节度使、祁国公——赵竑。不过赵竑对当时把持朝政的史弥远颇有看法。甚至经常指着地图上的海南岛说：“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还帮史弥远起了个外号叫“新恩”，意思是说将来史弥远流放的地方不是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就是恩州（今广东省阳江市）。如此赤裸裸的威胁，老而弥辣的史弥远自然不会视而不见。他利用自己和后宫领袖杨皇后的关系，在宋宁宗赵扩死后修改遗嘱，册立当时不过是邵州防御使的赵昀为帝国元首。

与帝位擦肩而过的赵竑在宋理宗赵昀的登基仪式上便不肯执臣子之礼。而在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之后，当地的太学生潘壬、潘丙兄弟便密谋联络山东、江淮一线当时兵力强盛的李全，拥立赵竑为帝。尽管由于李全的作壁上观以及赵竑本人犹豫动摇，这次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却给了宋理宗赵昀和史弥远一个不得不翦除这个政敌的理由。在史弥远的操作之下，赵竑被迫自杀。但是其在朝野上下却不乏同情者。因为湖州别称霅川，因此这场“霅川之变”在宋理宗赵昀的执政时期几乎成为了热门名词，一旦出现灾象及战事，就会有人会将其与“霅川之变”的赵竑冤狱联系在一起。此时吴潜的旧事重提自然令宋理宗赵昀颇为不满。而贾似道本人也因为鄂州战役中吴潜让自己转移到黄州一事心存不满，于是抓住这一难得机会，指使侍御史沈炎弹劾吴潜，指控对方阴谋册立赵竑之后。这一击正中宋理宗赵昀的下怀。吴潜当即被罢免，贾似道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南宋内阁领导者的位置。而忠王赵禥也被顺理成章地立为太子。

不过贾似道刚刚从鄂州前线返回首都临安，新的麻烦便又接踵而止。首先在江淮方向上蒙古方面新近任命的江淮大都督李璮进攻淮安。对于这个昔日忠义军领袖李全的养子，贾似道并不陌生。自己在江淮一线经营多年的前线据点——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便是被其攻陷的。不过淮安毕竟是江淮军区的中心城市，而在这一方向上更有贾似道颇为欣赏的南宋新一代名将李庭芝统一指挥着江淮军区。

李庭芝的家族世代生活于汴梁地区。在金帝国灭亡的过程中才迁徙到南宋境内。首先发掘这一人才的是可以称得上是南宋末期“名将之父”的孟珙。孟珙不仅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给予了李庭芝一展拳脚的舞台，更在自己死后将他推荐给了继任者贾似道。李璮南下之时，李庭芝正因为因母亲去世而离职丁忧去了。不过在贾似道的力挺之下，他还是以代司令的名义返回江淮战场。不过作为忠义军的余脉，李璮虽然依附于蒙古，但却始终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务。蒙古方面多次征调他前往其他战区，他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了，这次南下同样也是避重就轻，在遭遇了李庭芝的反击之后，李璮便撤回山东去了。

在江淮方面的战事宣告结束之时，忽必烈的特使郝经也抵达了宿州。此前一直鼓吹自己在鄂州战役中赫赫武功的贾似道自然不敢让郝经进入临安向宋理宗赵昀提交国书，于是利用李璮在江淮一线挑起的战事，将郝经一行使团拘押在真州忠勇军营之中。贾似道当然有他的理由。在他向宋理宗赵昀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指出：“蒙宋两国目前处于战争状态，蒙古方面的使节穿越战区不太合适。必须从邻国入境。”不过此刻从江淮一直延伸四川、云贵高原乃至今天的中越边境都是蒙宋拉锯的战线。因此和窝阔台时代被扣押的月里麻思一样，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等待郝经等人的也几乎是同样将牢底坐穿的命运。忽必烈得到这个消息，虽然异常愤怒，但他很清楚此时要全力对付的是阿里不哥方面来自漠北和西域的威胁，因此虽然李璮一再请求南下攻宋，他都予以了拒绝。只是派人前往南宋探访和安抚被囚禁的郝经等人。

在击退了李璮，囚禁了郝经之后，贾似道开始整治那些在鄂州战役中对自己颇为“不友好”的军中悍将。不过比起那些动辄只会扣上“心怀不臣”的言官系统来，贾似道所采用的手法更为专业和现代，他首先在各大军区推行名为“打算法”的全面财务审计。南宋向来以繁荣的经济而著称于世，但是自“开禧北伐”以来，连年不断地与金、蒙两大强敌交手，军费开支无限制的膨胀却令南宋的国库几近被掏空。而在抵抗蒙哥和忽必烈两路大军的战斗之中，各地军事统帅在中央拨款没有及时到位的情况下，越权挪用地方财政收入自然也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其中有些开支固然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诸多招募乡勇、庆功宴请之类的费用却早已成了一笔糊涂账。于是在全面细致的“打算法”面前，那些屡立战功的悍将自然成为了贪渎枉法、中饱私囊的典型。

首先倒霉的是一向轻视贾似道的高达和曹世雄。而在这场南宋军队内部逐渐“大清洗”之中，吕文德不仅没有保护自己昔日的战友，还成为了贾似道的爪牙和帮凶。借助吕文德所收集的证据，高达被解除职位、开除公职，而曹世雄更被逼死狱中。这一事件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固然有派系和人品之别，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个人的经济状态。经过一轮“打算”，如果将领可以自己贴钱填补财务缺口，自然可以按照“主动退还非法所得”的名义减轻处罚。而在这一问题上，担任襄阳知府的高达显然比始终在前线领军作战的曹世雄有优势。

不过在出钱和坐牢之外，显然还有第三条贾似道没有想到的出路。时任泸州知府兼潼川安抚副使的刘整便大胆地走上这一条不归路。公元1261年农历六月，刘整突然向蒙古方面的成都经略使、外号“刘黑马”的刘嶷传达了投诚的意愿。应该说蒙古方面收降的南宋将帅不在少数，此刻成都外围的各大据点几乎清一色都是南宋降将在镇守。但是这些人毕竟还是迫于蒙古大军的兵势，像刘整这样素有威名，此刻又独镇一方的封疆大吏主动前来接洽的却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此刘嶷的很多部下都表示：“（刘）整无故而降，不可信也。”不过“刘黑马”的儿子刘元振倒是对刘整此刻的尴尬洞若观火，他向自己的父亲指出：“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何况刘整本身也不是南宋公民，此刻把守泸南重地，事势和当年的李全有什么不一样！因此我认为刘整此刻做出这样的举动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刘元振的分析固然精辟，但事实是刘整所处的环境更为恶劣。除了远在临安的贾似道正在对各军区推行“打算法”之外，作为四川军区的高层他更要面对素来不和的新领导——四川制置使俞兴。刘整和俞兴是老相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刘整还是俞兴的救命恩人。在此前的蒙宋战争中，守御嘉定地区的俞兴被蒙古大军包围，刘整领军驰援，在战场上双方配合还算默契。但是等蒙古军队撤走之后，俞兴却摆起了架子，既不出城迎接，也不设宴招待，只是让自己部下的小吏送去一些瘦羊劣酒。或许在俞兴看来，增援嘉定本是公事，自己没有必要太过客套，何况手中的经费也不富裕。但是这种不近人情的做法却引来刘整更为粗暴的回答，刘整毫无理由地把前来劳军的小吏暴打了一顿。从此两个人的战友情谊算是彻底破裂了。

从刘整对俞兴此前的态度大致可以推断出，这位“赛存孝”是个很看重“官场潜规则”的人。因此俞兴一出任四川制置使，刘整便主动做出了一系列表示，又是送出了雕功精美的黄金花瓶，又是托人到江陵，请俞兴的母亲写信劝慰对方以修补彼此的关系。甚至还派人前往临安“走走门路”。可惜的是俞兴不知道是真的铁面无私还是睚眦必报，而临安方面此刻刘整的老领导李曾伯远在广西。总之前来执行财务审核的官吏还是出现在了刘整所据守的泸州城中。此时已经听闻了老战友——高达和曹世雄遭遇的刘整只能盼望着成都方面的蒙古军队能比前来逮捕他的南宋官吏更早一步抵达。而刘元振显然没有令他失望。

刘整以泸州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出降，对蒙古而言自然是空前的收获。因此忽必烈大笔一挥，刘整便被任命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而此时远在临安的贾似道似乎还没有觉得自己所推行的“打算法”有什么不妥之处，命令吕文德支援俞兴，全力收复泸州。蒙宋两军在这一地区反复拉锯近一年的时间，尽管最终收复了泸州城，但是刘整也将当地的百姓迁徙到了成都、潼川，而刘整以及前一批叛降的南宋将帅对蒙宋战局的影响将在未来几年里逐渐展现出来。

在刘整叛降的同时，贾似道的“打算法”大清洗正式进入了高潮阶段。赵葵、史岩之、杜庶等人无一幸免。而其中被指控挪用公款最多的是当年死守潭州的向士璧。这一点不难理解。毕竟在潭州攻防战中向士璧又是创立“飞虎军”又是招募民兵组织斗弩社，还每天上城慰劳兵卒，这几项的花销恐怕远远超出了南宋政府所给予的军费预算。其实向士璧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当年曾主动捐献家财百万以供军费。但是过去的主动捐赠不能抵扣今天的客观挪用，最终不仅向士璧死在监狱之中，连妻妾也被抓去顶账，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谢枋得

而比向士璧更为冤枉的是沿海制置使赵葵，作为一个13世纪的海上贸易强国，南宋当然也有一些海洋争端。由此而设立的沿海制置使尽管为了对抗来自朝鲜半岛、日本乃至菲律宾的海盗也会产生一些军费开支。但是赵葵接手之时，他的前任吴潜已经订立了商队、渔民互相援助的海上民兵组织办法——“义船法”。并设立永平寨以及“海上十二铺”等专业军港，可以说在赵葵任内，贾似道所推行的“打算法”似乎找不到什么把柄。但事在人为，在与赵葵向来不和的马光祖的竭力收罗之下还是发现了赵葵在任期间搞春节军民联欢活动中“恶意挪用”地方财政收入三万缗的证据。这种“欲加之罪”的做法连赵葵的政敌——汪立信都看不下去了。贾似道或许也觉得对赵葵的指控过于站不住脚，于是也就放了对方一马。

被“打算”的还有教育部官员谢枋得。谢枋得是宝祐四年（1256）进士出身，在他那一批的考生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状元文天祥。不过宝祐四年的殿试对策充满了戏剧成分。据说文天祥当天的状态不好，最终在成绩考订上只位列第七，只是得到了宋理宗赵昀的欣赏才得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而谢枋得由于对策时攻击了当朝的丞相与重臣，被朝廷贬为第二甲进士。因此两人的施政水平和文学造诣孰高孰低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不过文天祥早期的政治成就远不如谢枋得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文天祥秉承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处世哲学，出任建昌军（今江西省南城县）仙都观的主管这个闲职的时候，谢枋得已经以礼兵部架阁的身份到处招募民兵了。

谢枋得对于贾似道所推行的“打算法”格外的反感。在国家军费连年赤字的情况下，他本人散尽家财也只募集了一万多人。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挪用地方财政收入的确不合国法。因此他的态度是首先自己出钱贴补了一万缗。在实在拿不出钱的情况下，他向贾似道上书：“当年商鞅为了推行变法，曾经为了移动一根木头而开出了千金的赏格。可见对于国家而言信用比金钱更为重要。今天为了两颗鸡蛋就不惜自毁长城，不知道我们的邻国听到了会做何感想？”于是他的案件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