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之围——蒙宋战略相持和最终决战

公元1267年农历八月，蒙古征南都元帅阿术再次举兵南下，这一次他的目标不再是两淮，而是南宋荆湖军区前线的襄阳和樊城。在大肆劫掠之后，阿术在牛心岭会战中大败南宋荆湖军区的野战部队。面对困守襄阳的吕文焕，阿术立马于虎头山上，鞭指汉东白河口说：“若筑垒于此，襄阳粮道可断也。”而此时在蒙古帝国的中枢，新任南京宣慰使的刘整向正在向忽必烈推销自己的襄阳战略。刘整曾在南宋荆湖军区名将孟珙的麾下工作过，对于襄阳的地形及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都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忽必烈最终采纳了他“先攻襄阳，撤其捍蔽，然后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的建议，让刘整协助阿术对襄阳展开全面的围攻。而作为曾经转战过大理、安南的名将，阿术深知自己麾下蒙古骑兵的优点和短板，于是向忽必烈提出：“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请求增调史枢统帅汉族步兵进入战区。

而就在蒙古大军不断地在襄阳外围构筑据点，准备长期围困之时。襄阳前线也传来了胞弟吕文焕的告急蜡书。不过对于战局，吕文德却显得信心十足，因为在他看来，襄阳、樊城两大要塞经过南宋政府的多年经营，武器和粮食储备都足以支撑十年。而等到汉江水位上涨，南宋占据优势的水军便可以轻松地纵横往来。但是认识到南宋水上优势的并非只有吕文德。抵达襄阳前线的刘整首先便向阿术建议：“我军的优势是骑兵突击，但是在水上作战却往往不敌对手。要想征服南宋就一定要遏止他们的长处——打造舰队、训练水兵。”当然建立一支能战的水上劲旅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阿术和刘整首先在白河口及鹿门山一线建立夹江防线，随后又在汉江中打造水上要塞。初步遏制了南宋军队一直都仰仗的内河舰队。

面对蒙古军队的围困，南宋军队虽然不断地在内线发动反击，希望能拔除对方步步进逼的堡垒。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此时南宋朝野之上开始将打破僵局的希望寄托于更换前线指挥官之上，而最近在襄阳一线击退蒙古入侵的只有在“打算法”中已经因为挪用公款而被罢免的高达了。御史李旺将向贾似道提出由高达统领各路援襄军队的建议。贾似道的回答倒也坦诚：“我任用高达，那么吕家兄弟怎么办？”可见虽然吕文德在谢方叔案件上虽然对贾似道不够迎合，但是依旧是贾似道在军队中的主要政治盟友。对此李旺也只能感慨：“吕氏安，则赵氏危矣。”而吕文焕在襄阳一线也不断地制造胜利的假象，以阻止临安方面易将的企图。而事实上随着蒙古方面水上力量的日益强大，南宋方面由夏贵和范文虎指挥的内河舰队多次增援襄阳的努力也惨遭失败。

“刘整如果真的敢胡来，我一定亲自前往襄阳。不过估计到时候他早就跑了。”曾经放出豪言的吕文德最终没有机会兑现他的承诺。1269年农历十二月，这位转战半生的悍将因为背疽发作而去世。据说吕文德死前曾一直以准许蒙古设立“通商口岸”（榷场）最终陷入对方的堡垒围困为憾事。在“误国家者我也”的感叹中饮恨而去。事实上即便没有前期的“榷场之谋”，凭借着野战中压倒性的骑兵优势，蒙古帝国在襄阳外围强行构筑野战工事尽管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南宋方面最终恐怕仍无力阻止襄阳的被围。吕文德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贾似道推行“打算法”的过程中没有保护任何人，从而直接导致了南宋政府的大批宿将含冤离去。

接替吕文德指挥南宋荆湖军区的是贾似道一直颇为欣赏的儒将李庭芝。但是他对李庭芝的信任终究比不上不通文墨却老于官场的吕文德。而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更对李庭芝颇为轻视。他利用自己和贾似道的关系大吹法螺，表示：“我率兵数万进入襄阳，一战就可以扫平敌军，没有必要由李庭芝来指挥，这样所有的功劳才能归到您的名下。”对于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说法，贾似道竟信以为真。而依仗着自己岳父的权势。身为福州观察使的范文虎拥兵自重，每每携带美姬娇妾，在军中跑马击毽，恣情玩乐，视李庭芝的军令为儿戏。而除了范文虎之外，襄阳前线的另一位统军大员——湖北安抚使兼鄂州知府高达对李庭芝的命令也采取无视的态度。不过高达的矛头针对的不是李庭芝，而是迫于朝野舆论才不得不起用的贾似道。

襄阳前线将帅失和，举步维艰。而在临安城中，贾似道却采取严格的舆论管制、封锁消息。先是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王应麟因为提出：“国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议不容缓。但是政府却依旧保持原有的工作效率。事几一失，岂能自安？”对于“为什么不转入战时体制”的质疑，贾似道的回答是：“你家里喊你回去丁忧！”王应麟回家之后虽然没有再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是由他编撰而成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却流传后世，成为此后中国儒家早期教育的重要必修科目。

文天祥

另一个在这一段时间被贾似道罢免的官员是未来的南宋政治明星——文天祥。1270年文天祥因为在瑞州地区的政绩而被提升为军器监和崇政殿说书。文天祥的升迁虽然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己的努力。但是在贾似道看来却是自己的恩赐，因此当贾似道再度以辞职相要挟，文天祥在为宋度宗赵禥起草挽留诏书时不仅没有按照惯例大肆吹捧贾似道的功绩，反而指责自己的行为是“惜其身”、“违朕心”时，显得格外的恼火。于是这位当时仅三十七岁的文天祥被停职留薪，同样赶回家去了。

而随着襄阳前线的局势日益吃紧，贾似道不得不将手从朝堂伸向了宋度宗赵禥的后宫。因为有一天宋度宗赵禥竟然问贾似道：“襄阳是不是已经被围三年了？”尽管贾似道早已练就了处变不惊的本领，从容回答道：“蒙古军队早已撤走，陛下从哪里听到这个小道消息？”在得到了宋度宗赵禥是从宫女口中得知的回答之后。贾似道立即发动自己的情报网络，找到这个宫女，随便编了个理由处死，以儆效尤。不过不得不说贾似道也不容易，毕竟宋度宗赵禥以好色闻名，根据宫中旧例，如果宫妃在夜里奉召侍奉皇帝，次日早晨要到合门感谢皇帝的宠幸之恩，而宋度宗赵禥所保持的夜御三十人的记录，估计是有宋一朝空前绝后的。要在宋度宗赵禥所接触过的宫女中找出那个“真凶”，想来贾似道也的确是花了一番工夫的。

到了1272年，已经改称为元的蒙古帝国在两淮和四川地区连续发动进攻以牵制南宋兵力的同时，对襄阳和樊城的围困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了。在过去的五年之中，元帝国的前线指挥官们不断完善着对这两座要塞的封锁。而由吕文焕指挥的城内守军虽然粮食储备还有富余，但食盐、燃料以及布帛却已经严重不足。而此时连樊城守将张汉英派出潜伏于水草中随波逐流的“游泳健将”也被巡逻的元帝国士兵擒获，两座要塞的陷落似乎已经不可逆转了。

在张汉英所写的求援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元帝国封锁圈的弱点——“鹿门山虽然在敌人的控制，但是仍能通过荆州、郢州进入战区。”而发现这一点的并非只有张汉英一个人。指挥整个荆湖战区的李庭芝此时已经将自己的指挥部前移到了郢州。而在南宋帝国的各路正规军都畏缩不前的情况之下，他所能派出的只有张顺、张贵所指挥的三千民兵。抱着必死的决心，这三千人乘坐着几乎没有防御设置的轻舟从汉江上游，发源于均山、房山的清泥河顺流而下，转战一百二十多华里，一路突破元帝国的水陆封锁线直达襄阳城下。尽管这次突袭成功令襄阳守军士气高涨，但是在行动中担任断后任务的张顺也身中四枪六箭，英勇殉国。

我们不知道这位宋朝末年的张顺和《水浒传》中同名的梁山好汉有什么渊源。但是这位张顺显然没有“浪里白条”那么牛气的外号，他被人称为“竹园张”。想来也许是家中以竹园为产业或者只是替人看守竹园而已的普通人。但是他却用自己的行为印证一个中华民族在危难面前永远口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侥幸抵达襄阳的张贵却在两个月后的突围行动，由于南宋将领范文虎的约期不至和情报泄露，惨死在阿术和刘整的屠刀之下。

在自己苦心招募和训练的民兵部队全军覆没之后，李庭芝向南宋政府提出以卢龙军节度使和燕郡王的头衔招揽叛降蒙古的刘整。这样的虚衔显然是不足以说服此刻大权在握的刘整，如果李庭芝不是智商突然下降，那么这样的行动就只有一个解释：反间计。可惜的是尽管携带着告身、金印、牙符及李庭芝书信的僧人永宁成功在蒙古境内被擒获。忽必烈也派出大臣张易、姚枢调查此事。但是最终从襄阳前线赶回元帝国大都的刘整还是成功地洗清了自己，而当刘整返回襄阳前线之时，他带回的除了忽必烈的信任之外还有一件足以改变战局的新型武器——回回炮。

回回炮以其发明者——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都是来自西域的穆斯林而得名。这种武器原理上虽然依旧是采用杠杆原理抛射巨石。但是其射程和所发射的石弹的重量在当时却是空前的。当然诚如革命导师教育我们的那样“决定战争胜负的永远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事实上，在回回炮进入襄阳战场的前后，元帝国一线指挥官随世昌、张弘范的奋战已经打开了樊城的大门。而回回炮那击碎襄阳城头谯楼的炮击，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1273年农历二月，南宋荆西安抚副使吕文焕打开了襄阳的城内，长达近六年的襄阳、樊城战役最终以元帝国的胜利而告终。

而对于南宋长江中游防线的崩溃，执掌大权的贾似道却显得异常的无辜。他向宋度宗赵禥表示，这完全是由于对方一直不让他离开临安前往前线的缘故。如果自己可以亲自出马，局势应该“当不至此”。在襄阳陷落前期，贾似道的确一再上书表示愿意前往前线。但是同时他也利用自己的党羽在朝野放出贾似道离开临安“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的议论。而随着襄阳的易手，贾似道再度表示要前往第一线以便“上下驱驰，联络气势”。不过宋度宗赵禥似乎也习惯了对方的这种左右互搏之术，直接发嗲说：“师相岂可一日离左右！” 于是贾似道顺理成章地在中书省设立南宋版的“军机处”——机速房，继续在临安遥控指挥全局战事。

尽管在后世的文人笔记中留下了许多关于贾似道暴虐的传闻，如元代刘一清的《钱塘遗事》便描述了一则贾似道出游西湖因为自己的侍女偷瞄美少年而大吃飞醋，将其斩首的故事。而《宋史》中更有贾似道将误闯自己府第的小妾之兄捆绑后投入火中的记录。不过公正地说贾似道有些时候还是宽容的，特别是对于自己政治上的盟友。襄阳失守之后，不仅一直以来在援襄作战中出工不出力的范文虎只是被降职而已，而吕文焕的哥哥吕文福，吕文德之子吕师夔更是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不过作为南宋荆湖军区的主要领导李庭芝的处境却比较微妙了，他先是被贬至广南，随后又罢官于京口。接替李庭芝的是气壮斗牛的权兵部尚书汪立信。

在襄阳被围时期，汪立信便向贾似道提出过著名的《紫原三策》。虽然说名义上是“三策”，但是汪立信实际上只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立即抽调南宋全国的野战部队前往长江以北建立新的防线。二是迅速释放被拘押的元帝国郝经使团，以交纳岁币的方式换取两到三年的缓冲期，所谓的最后一策则是告诉贾似道如果前两点都办不到的话，那么南宋政府干脆投降算了。《紫原三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颇有气势，但实际却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毕竟南宋政府当时的国力根本不可能调集汪立信所谓“算兵帐见兵可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兵五十余万人”的大军。而胜券在握的元帝国此刻正一心想要“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也根本不可能给你和谈的机会。倒是第三策似乎还有点施展空间。对此贾似道的回答是：“死瞎子，你还真敢吐槽啊！”

晚年的“蟋蟀宰相”贾似道

尽管汪立信向来被认为是南宋治军理民的一把好手。而其此前在潭州地方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但是在前沿要塞——樊城和襄阳相继失守的情况下，南宋一向重点经营的荆湖军区虽然不至于说是被打成了空壳，但至少也是门户大开。面对随时可能顺江而下的元帝国重兵集群。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后方的南宋沿江军区此刻也变成了前线。和贾似道私交不错的赵溍、陈奕分别以沿江制置使的身份兼任建康和黄州留守。而在两淮安抚制置使兼扬州知府印应雷暴病而亡的情况之下，在援襄战役中承担领导责任的李庭芝被重新起用。

应该说李庭芝在两淮军区特别是扬州地区有着极高的个人威望。在他经营两淮的过程中不仅兴办盐业、疏通河道。更大量地招募中原的难民充实军旅，最终组织一支两万人规模的“武锐军”驻守于扬州城外的平山堂要塞之中。而这一次回归扬州李庭芝更竭力网罗淮南的能人志士，时有“得士最多者，淮南第一，号称小朝廷”的议论。而未来将最后背负南宋希望的陆秀夫正是以李庭芝机要秘书（机宜文字）的身份崭露头角的。但是对于两淮军区在未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李庭芝却有着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随着元帝国大军的顺江而下，两淮军区事实上同时承担两个方向的作战任务——坚守淮东的扬州以及与长江南线的部队协防、扼守庐州—芜湖一线。因此李庭芝特意向南宋政府提出分割两淮军区，自己主抓淮东——扬州一线的防御工作，而由夏贵统领淮西的部队在庐州一线待命。

击溃心理防线的襄阳回回炮

在日益感觉末日临头的危机意识之下，执掌南宋政府的贾似道也不得不起用大批曾经与自己不和但确有才能的官吏。公元1273年农历十二月，在家赋闲三年之久的文天祥被重新起用为湖南提刑，其后不久又以赣州知州的身份返回自己的故乡，招募民兵准备加入最后的决战。在赴任的途中，文天祥特意去拜见了自己的再传恩师——江万里。面对不容乐观的局势，早已老迈的江万里不由感慨道：“我已经老了，想来不久之后便要变天了。曾经阅人无数，但也只有你可以肩负拯救世道的重任，好好干吧！”师徒二人流着泪至此永别。

1274年农历七月，就在忽必烈下达对南宋的总攻命令后的一个月。年仅33岁的宋度宗赵禥由于长期纵欲终于死了。不过宋度宗赵禥声色犬马的生活还是有成果的，至少在后嗣方面他要比自己的两位膝下无子的前任——宋理宗赵昀和宋宁宗赵扩要强得多。这一优势带来了两大影响，首先由于宋度宗赵禥有几个儿子，所以其他宗室基本无力窥探大宝，其次由于宋度宗赵禥死的时候本身就很年轻，因此他的继任者也就只能从那些几乎还不泯世事的孩童中选拔。贾似道主张由宋度宗赵禥的次子——年仅4岁的嘉国公赵显出来接任帝位，为此与朝野中力挺宋度宗赵禥长子——建国公赵昰的势力不免有些摩擦，不过客观地说贾似道这么做没什么错，因为按照中国皇家的继承法，从来都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何况建国公赵昰当时也不过6岁而已，同样对政局没什么帮助。而此时的贾似道虽然已经大权独揽，却已经没有理由再拒绝已经贵为太皇太后的谢道清出来垂帘听政了。

而此时已经65岁的谢道清显然要比宋度宗赵禥老辣得多，她出面代理宋恭帝赵显主持朝政所主持的第一件事务便是督促贾似道亲自统军迎战步步进逼的元帝国南征军团。而无奈之下不得不出马的贾似道利用自己的权力做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以自己的亲信——朱禩孙出任荆湖、四川两大军区司令兼任江陵知府，由当年在鄂州战役中保护自己脱险的“福将”孙虎臣统一指挥各路人马。在筹集了大量军费的情况下，召集全国各地的野战部队前往临安勤王。

事实上元帝国的南征军团在夺取了樊城和襄阳之后，进展也不顺利。他们首先在汉水之南遭遇了由张世杰负责的南宋郢州要塞的顽强抵抗。郢州要塞扼守着汉江进入长江的水道，在南宋国防的战略地位上看不弱于樊城和襄阳。在屡攻不克、劝降无果的情况下，如果不是身为元帝国南征军团总司令的伯颜果断采用阿术和吕文焕的战略，从汉江下流游黄家湾堡拖船入藤湖，再由藤湖进入汉水的迂回战略的话，而按照其他元帝国的将帅要求拔除郢州要塞，以巩固后勤补给线的设想，那么郢州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吞噬元帝国无数人力、物力以及时间的襄樊。亲自与阿术率领百余精锐骑兵断后的伯颜提醒了自古以来所有大兵团指挥官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大军之出，岂为一城哉？”

在击溃了张世杰派出的两千骑兵之后，蒙古大军顺流而下，先后攻克了南宋荆湖军区纵深的防御据点——沙洋、新城（均在今湖北省钟祥市以南）、复州（近湖北省仙桃市），兵锋直抵长江。此时身为前线指挥官的阿术再三派人向伯颜询问渡江计划。但伯颜的态度却始终是淡定的“不答”。直到阿术亲自登问，伯颜才对他上了一堂保密课程：“渡江计划是大事，只能你我二人知道。又怎么可以传到第三人的耳朵里呢？”而按照伯颜的计划，蒙古大军由蔡店（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以西）进逼汉阳。

此时南宋政府同样清楚长江已是足以抵御元帝国铁骑的最后屏障。因此在长江中游一线猬集了庞大的兵力。除了由权知汉阳军的王仪、权知鄂州张晏然以及都统王达分别守备汉阳、鄂州以及阳逻堡之外，更由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统帅内河舰队主力在长江上往来游弋，荆湖军区司令朱禩孙率游击军在长江南岸巡逻策应。可以说是构成了一条相对完整的江防体系。元帝国军队在鄂州、汉阳周围的柳子、鲁伏、新滩、沌口等地发动试探性的进攻，均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拥有战场主动权的伯颜最终采取避实击虚的方式，在大举佯攻汉阳吸引南宋内河舰队主力回援的同时，乘隙夺取长江以北的沙芜口。沙芜口是发源于湖北大洪山麓的沦河（今湖北省境内的府河）入江口，随着元帝国的工兵凿开汉水堤坝，集结于汉水之上的元帝国舰队顺利地通过沦河进入长江。元宋双方内河舰队之间的决战由此正式展开。

在刘整等人多年苦心经营和训练之下，元帝国已经拥有了一支颇为精锐的内河舰队。为了制南宋的水上优势，刘整也算是煞费苦心，即便是在雨季无法在江面训练，他也要求部下们在营垒之中画地为甲板，演练攻防战术。而经过汉江流域的多年实战磨炼，此刻元帝国的内河舰队已经可以在长江这样开阔的水域与对手一决高下了。在第一轮的水上交锋中，夏贵的南宋水师不仅没有讨到便宜，还损失了包括夏贵之子夏松在内的大量有生力量。南宋在长江南岸的重要据点——阳逻堡直接暴露在元帝国的密布江面的元帝国舰队面前。

守备阳逻堡的南宋都统王达很清楚自己的责任和此战对于自己国家的意义。他对伯颜派来劝降的使节发出了“今日我宋天下，犹赌博孤注，输赢在此一掷尔”的怒吼。而在奋涌着乘坐着名为“白鹞子”的轻型舰艇强渡长江的敌人，王达更死守江岸三天之久。最终逼迫伯颜再度派阿术逆流而上，在距离阳逻堡四十华里的青山矶乘雪夜偷渡，以期迂回阳逻堡的侧翼。但是在青山矶的江岸之上，阿术的突击队再度遭到了南宋荆鄂都统程鹏飞的水陆夹击。在一场恶战之中，不仅参战的史天泽之子——史格多处负伤，连阿术本人也在登陆过程中一度陷入混战之中而失去了指挥权。但随着桥头堡逐渐巩固，后续的蒙古骑兵进入战场，最终南宋军队的反击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青山矶，阿术迅速建立了一座浮桥，接应元帝国的大军陆续渡江。听到敌军成功渡江的消息，夏贵顿时失去了再战的勇气，他率领着自己嫡系的三百艘战船脱离战场，南宋方面云集内河舰队也随即崩溃。地面战场之上死守阳逻堡的王达和麾下的八千将士以身殉国。朱禩孙统率的游击军也随即撤回江陵。失去了野战部队支援的汉阳和鄂州随即开城投降。面对溃逃的夏贵，伯颜并没有急于追击，他轻松地表示：“我本来还想派人向南宋方面报告我军在阳逻堡的胜利，现在夏贵回去应该可以替我转达了吧！”而对于最终选择了投降的王仪、张晏然以及在鄂州放下武器的程鹏飞或许我们也没什么可以指责的，毕竟诚如吕文焕在鄂州城下所说的那样“汝国所恃，江、淮而已。今大军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辈不降何待！”随着江防的崩溃，南宋的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继续抵抗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增加不必要的伤亡而已。

而一心想要效仿北宋平定江南名将曹彬的伯颜也一再严肃部队纪律。而对于程鹏飞这样的南宋将领他也予以了重用，任命其为荆湖宣抚使。当然程鹏飞也必须承担其他一些义务，如北上黄州劝降自己的领导——沿江制置使陈奕。与程鹏飞这样曾在战场上拼杀过、负伤过最终迫于形势而放下武器的将领相比，陈奕的表现就多少有些无耻了，他在派人过江请降的同时还为自己要求官爵。对此伯颜一笑置之，说：“你只要率众来归，还担心没有名爵吗？！”随即开出了沿江大都督的价码。而在陈奕的“榜样”之下，南宋沿江州郡无不望风而降。而其中吕文德之子——吕师夔不仅拱手献上了江州城，更在款待伯颜的酒宴之上引出两个盛装的妙龄女子。据说这两个还不是寻常的烟花女子，算起来也是南宋皇家的宗室，不过吕师夔的“美意”却引来了伯颜的呵斥：“吾奉天子命，兴仁义师，问罪于宋，岂以女色移吾志乎！”

不过吕师夔毕竟是新近投降的南宋名人，又是吕文焕的侄子。因此呵斥归呵斥，在随后的生涯中，吕师夔不仅继续充当着平定江南的急先锋，在和平年代更过着钟鸣鼎食的逍遥日子。据说在死后留下了总计十四份，每份“金二万两、银十万两、玉带十八条、玉器一百多件、布二十万匹”的丰厚遗产，以至于当时有人感慨：“以此观之，石崇又何足数也。”我们不去追究吕师夔这笔丰厚财产的来源，但无可否认的是吕氏家族从当年淮西安丰的一个普通樵夫能发展至此，可谓是“人生的赢家”。

而与吕文焕和吕师夔相比，另一位南宋降将刘整的日子却过得比较凄凉。在元帝国大举南下之前，刘整本来接受的任务是与吕文焕一起担任大军前锋，但是随即却被派往了次要战场——淮南，这个时候刘整虽然已经有些郁闷，但是依旧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向伯颜建议利用南宋军队的主力集中于长江中游一线的有利时机，由自己统率一路偏师从长江上游渡江直插临安。对于这一颇具风险的计划，伯颜不仅没有批准，更表示：“我受命南下只不过是阻击南宋对襄阳、樊城的反扑而已，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要渡江的授权。”根据此前伯颜和阿术之间关于渡江时间上所采取的保密措施，伯颜这或许不是有意欺骗，但至少也体现了伯颜对刘整的疏远。最终刘整只能指挥一支骑兵部队前往攻掠淮南，最终屯兵于长江北岸的无为军地区。当得到吕文焕在汉阳和鄂州一线取得的辉煌战果之时，刘整心中的不平衡无疑达到了顶峰。在“办实事永远没有好下场”的抱怨声中这位曾以“赛存孝”之名纵横战场多年的悍将最终病死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