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峰徽王——明日贸易的断绝与中国海盗集团对日本的渗透

大明帝国对朝贡贸易虽然不再积极，但日本方面如果能够严格按照此前的贸易协定，表达足够的诚意，仍有希望令大明帝国重新打开国门。但偏偏此时日本方面国内群雄割据，战争，即所谓战国时代已然开始。各地守护等忙于国内战争，无暇顾及对明贸易，就在细川氏族日益没落的同时，大内氏在本州岛西部的日子也不好过。尼子经久拉拢毛利氏当主毛利幸松丸的监护人、其叔父毛利元就，两家更合兵攻击大内氏在安艺西条的桥头堡镜山城，毛利元就运用离间计内通城主藏田房信叔父藏田直信，得其协助破城，藏田房信自尽。大内氏同时在各地战线也被尼子氏压倒。

日本人眼中的葡萄牙货船

大内义兴虽然于公元1524年部署反击，以嫡子大内义隆为帅出兵安艺，攻击尼子氏盟友安艺武田氏，包围其居城佐东银山城。在尼子氏大举增援的情况下，大内氏的军队不得不主动撤退。这一阶段大内氏唯一的战果，是已继任毛利氏家督的毛利元就怨愤尼子经久暗中支持其弟相合元纲叛乱，宣布重新归顺大内氏。公元1529年，大内义兴于山口馆病逝。而他的继承者大内义隆所要面对的则是一条犬牙交错、无比复杂的战线。

大内义隆就任家督之初，颇有几分励精图治的气象。他率军进攻北九州，与大友氏、少贰氏激战连场，一度支配了海盗世家松浦氏，灭亡少贰家，完成北九州的经略。公元1537年，受将军足利义晴邀请，大内义隆试图再度进军京都。但在途经尼子氏领地之时，却连连失利。特别是公元1542年，在攻击尼子氏主城月山富田城的战斗中，大内氏军队一败涂地，被大内义隆寄予厚望的养子大内晴持也战死沙场。

此战之后大内义隆失去对政治的兴趣，沉迷于玩乐与文化事业，因重用文治派的相良武任而导致军队的反叛。公元1551年，大内氏军队领袖陶晴贤，发动“下克上”叛乱，大内义隆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略作抵抗后于八月底逃到大宁寺。9月1日，大内义隆于长门的大宁寺自裁，享年45岁。史称“大宁寺之变”。

大内义隆自戕之时，恰逢大内氏所主导的第11次对明贸易船回国后不久，国内动乱，已无人再行组织对明贸易。加之，明沿海倭寇、海盗出没无常，正式贸易船极易遭受攻击，大内氏的第11次对明贸易船的第3号船，在返国途中，曾遭受28只海盗船的围攻，死伤许多船员。但日本政府不再组织官方朝贡贸易团，并不代表日本国内便从此断绝了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恰恰是在日本国内陷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同时，日本对外交往呈现了井喷的姿态。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火药武器的传入。

近代日本史学家对火药武器的传入，大多采信“南蛮铁炮说”，即公元1543年8月28日，一艘原定行往中国的葡萄牙商船应避风而误入了九州岛南部的种子岛赤尾木港。当地领主种子岛惠时、时尧父子见葡萄牙商人携带有欧式火枪，随即以重金购置了两支，随即命巧匠八板清定予以仿制，山寨出了名为“种子岛铳”的火绳枪，按照日本人向来喜欢夸大其词的性格，这种火绳枪日后被统一称为“铁炮”。

为了标榜此举意义之重大，日本人不仅在种子岛建碑立馆，更编造了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八板清定虽然成功地仿制了欧式火枪，但始终未能尽善尽美。为了实现家主的要求，八板清定只能答应葡萄牙商贾的要求，将女儿若狭姬许配了给对方。好在一年之后葡萄牙商贾再度抵达了种子岛，八板清定随即利用女儿回家省亲的机会，对自己的女婿谎称若狭姬暴病而卒。算是为这个有些虐心大剧补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结局。

西式火绳枪传入之前的日本火器

从国人的角度来看，八板清定“以女换枪”的故事充斥着无聊、低俗、讹诈和欺骗。但是在日本却脍炙人口，从真实历史的投影来看，八板清定的个人际遇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妇女大量走出国门，用青春和肉体换取日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宝贵外汇如出一辙。

有趣的是，日本列岛的内战中使用火器的记录早于“种子岛铁炮传入”之前便已经屡见不鲜了。不仅“应仁之乱”中的交战双方有大量使用“飞炮”、“火箭”的记录，即便是地处相对偏僻的甲斐国（今日本山梨县）的守护大名武田信虎，也有于种子岛铁炮传入的近二十年之前就有抓农夫“试枪”的恶行，由此可见日本列岛将火药用于军事领域并非受葡萄牙人的影响。

事实上蒙元帝国很早便将火药武器带入了沦为其属国的朝鲜半岛。高丽政府更频繁于以“防倭”为名向元、明两大宗主国进口火器和火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式火器必然通过各种形式渗透到了与朝鲜一衣带水的日本列岛。而无孔不入的中国商人更可能通过军火走私从日本谋求暴利。这一点从种子岛惠时父子购买葡萄牙火枪时便可窥见一斑，起初双方语言迥异，根本无法沟通，此时一个关键性人物出现了，一个“大明儒生五峰者”主动出面担任的翻译。而“五峰”正是此时横行于中日海疆的海盗头子汪直的旗号。汪直出生于大明徽州府，在这个以商贾文化而闻名的地区，汪直自然也不例外。他利用大明嘉靖年间海禁松弛之际，通过向日本、暹罗等地走私火药和丝绸迅速捞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即又与同乡许栋所领导的海盗团伙合流。

值得注意的是，许栋所盘踞的宁波外海双屿岛恰是葡萄牙对华贸易中在窃取澳门之前的主要据点，《明史》载：“佛郎机诸国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其质契。”而根据葡萄牙人品托的《远游记》中的描述，双屿岛上一度侨居的外国人多达上千人，除了葡萄牙商贾外还有大量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和传教士。由此可见，无论担任种子岛惠时和葡萄牙人之间的翻译是否就是汪直本人，中国走私贩子在西洋火枪传入日本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掮客角色。

另一个令“种子岛铁炮传入”难以自圆其说的，是这种新型武器在日本列岛普及的速度。除了种子岛家族侍奉的萨摩岛津氏之外，远离九州的本州近畿地区也几乎同时出现了仿制的欧式火枪。与岛津氏这样的守护大名不同，在近畿掌握“铁炮”锻造和使用技术的是两股民间势力——根来寺和“杂贺众”。

根来寺无疑是日本本土生生不息的寺院势力之一，但是其信奉的是盛唐时代由和尚空海从中国引入的藏传密宗。密宗佛教虽然在平安时代盛行一时，但是由于本身的分化和唐宋之交禅宗佛教的传入而日益式微。在凡事皆讲究实力的日本列岛，密宗开始效仿日本禅宗之中分化出的天台宗延历寺组建自己的僧兵集团。而本身就是密宗内斗而自立门户的根来寺，更以“行人方”（担负杂役的下级僧侣）为主体组建了上万人的“根来众”的武装。而“杂贺众”和根来寺同处纪伊国（今日本和歌山县）北部，是以杂贺乡（今日本和歌山市）为中心的一个民间自治组织。

关于“铁炮”在近畿地区的迅速扩散，日本史学家给出的答案是根来寺的“监物”津田算长在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络获得铁炮传入的消息之后，便动身前往种子岛，从惠时父子手中重金购买到了葡萄牙人两支原版欧式火枪中的一支，在带回纪伊国之后迅速展开了仿制的工作。而几乎同时，来自“堺町”（今属日本大阪市）商人橘屋又三郎也从种子岛习得了“铁炮”的制造工艺，并转而专营军火买卖。理论上日本政府官方生产的铁炮则要等到公元1544年二月，岛津义久通过管领细川晴元进献给将军足利义晴之后才最终面世。

日本史学家所铺就的这条“铁炮传播之路”虽然得到了古籍《铁炮记》的佐证，但不得不说还是漏洞颇多。首先重金买下葡萄牙火绳枪的种子岛惠时本应奇货可居，却为何轻易地就将原版和相关技术交付给了毫无渊源的津田算长（《铁炮记》作杉坊算明，究竟是另有其人还是津田化名不得而知）和橘屋又三郎呢？而要解开这个问题，或许还是要从明日贸易在16世纪中期的异化入手。

“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威权不在，长期由大内和细川两家把持的对明勘合贸易更是陷入了“竞争上岗”的激烈对抗之中。而除了在室町幕府内部争夺明帝国发放的“勘合符”之外，支持大内氏的北九州“博多商团”和以细川氏为代表的“堺町商团”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通过中国东南沿海的不法商贩展开了走私贸易。而借“大航海时代”的东风进入印度洋的葡萄牙人更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一度垄断了明帝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以至正德年间，广东口岸“朝贡日稀，番商日少，岁入锐减”。

葡萄牙人参照其征服印度的步骤，于公元1509年窃占了珠江口外的屯门岛，修筑工事之余，大肆收买当地官员，大有化屯门为东亚果阿之势。但是明帝国立国百年，虽然不免有些腐败堕落，但其军力仍非南亚次大陆的一干苏丹国可以比拟的。对于自称“满剌加国”（即马六甲的音译）王子的“求援国书”，明世宗朱厚熜可以不理，但是在接到了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大造火铳，劫掠村镇”的报告之后，明帝国却不能再无动于衷了。于是1521年八月，中国与西方之间的首次海上交锋——“屯门海战”随即拉开了序幕。

在“屯门海战”之中，葡萄牙海军所装备的大型帆船虽然犀利，但却最终难敌明军“火船冲击”和“水鬼凿底”的上下夹击，最终在明帝国大军“遇佛郎机船可立毁之，遇佛郎机人可立杀之”的严厉整肃之下，葡萄牙海军一年之后又败于广东新会。自此不敢再轻易尝试其屡试不爽的武力入侵了。而明帝国也在两次大胜之余，大量吸收和仿制战场上缴获的“佛郎机铳”，日本人奉为至宝的“铁炮”在明帝国军队之中实际并不稀奇。

宁波外海的双屿岛，充当起了中日走私贸易的“大买家”和“保护伞”。在这样的情况下，欧式步枪流入日本市场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巧合的是“铁炮”传入日本本土之时，除了正值汪直的走私团伙频繁往来于葡萄牙和日本之外，也正值明帝国准备对双屿岛实施武力清剿的前期。葡萄牙人和汪直是否有化日本为其后方军工厂，进而与明帝国长期对抗的计划，世人不得而知。公元1548年四月，明帝国闽浙总督朱纨率军扫荡双屿岛，不仅将岛上的葡萄牙人杀戮殆尽，更“聚木石、筑塞港口”，彻底中止了葡萄牙人在浙江外海的活动。

屯门海战复原图

一年之后，朱纨又在福建漳州府走马溪，突袭了正在与当地商旅交易的葡萄牙商船。尽管朱纨本人因在走马溪之役中擅杀了“通番”的96名当地商贾而遭遇弹劾，最终含恨自尽。但深刻感受到一个东方帝国的愤怒之后，葡萄牙人不得不改变了策略，在将贸易重心转为广东的同时，积极配合明帝国当地政府清剿海盗，疏通关系，最终得以于1553年获准入住当时被称为“濠镜”的澳门。

失去了葡萄牙人的支持，许栋和李光头等海盗集团相继被朱纨剿灭之后，汪直遂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造巨舰，联舫120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汪直成为当时东亚一个大型武装海商集团的首领，并接受日本战国大名松浦隆信的邀约，以九州外海属于肥前国的平户岛（属今长崎县）并以日本萨摩国的松浦津为基地，从事海上贸易。汪直号称“五峰船主”。而田汝成所著的《汪直传》则更进一步宣称：“（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36岛之夷皆其指使。”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吞并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汪直将大本营移到日本的松浦津，自称徽王，并不时派部下引导倭寇袭击中国内地。当时“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存”。海禁严厉的明朝兼有海盗（倭寇）的活动，有大量是中国沿海居民，由商、民转为寇、盗。开始时，汪直仍对朝廷抱有极大的期望，在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动配合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并试图在舟山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然而明廷背信弃义，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一个深夜，总兵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围歼汪直。汪直遣徐海、陈东、萧显、叶麻等勾结倭寇，后败走日本。双屿港与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官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为招降汪直，胡宗宪先将汪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后遗使蒋州和陈可愿至日本与汪直养子王滶（毛海峰）交涉，遂见汪直，晓以理，动以情。当得知亲人无恙，他不禁喜极而泣，并向来使诉苦：“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而对于通商互市的承诺，他更加无法抗拒。汪直表示愿意听从命令。汪直将蒋州留在日本，为表示诚意，他命毛海峰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和通商互市事宜。胡宗宪厚抚毛海峰，使汪直消除了疑虑。

一生毁誉参半的胡宗宪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二月五日，汪直被杭州谒巡按王本固诱捕，据《倭变事略》载：三司集议时曰：“汪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明世宗实录》卷478载：胡宗宪谓：“（汪）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东南绎骚，海宇震动。臣等用间遣谍，始能诱获。乞将直明正典刑，以惩于后。宗满、汝贤虽罪在不赦，然往复归顺，曾立战功，姑贷一死，以开来者自新之路。”明世宗朱厚熜由此下诏表示：“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宗满、汝贤既称归顺报功，姑待以不死，发边卫永远充军。”

不过汪直至死也不肯承认勾结倭寇入侵之罪，早先面对胡宗宪的指责，他便反驳道：“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下狱时亦连声追问：“吾何罪？吾何罪？”还写下了《自明疏》，理直气壮地申辩：“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历数自己剿贼的功劳后，他仍祈求皇上开放海禁，并承诺“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汪直被斩首于浙江省杭州府宫港口，临刑前见儿子最后一面，子抱持而泣，汪直拿一根髻金簪授其子叹曰：“不意典刑兹土！”伸颈受刃，至死不挠。其妻子被赏给功臣之家为奴。毛海峰得知汪直下狱后，诛杀肢解人质夏正，噩耗传来，胡宗宪“亲临海边望祭之，恸哭不已，军将皆堕泪不能仰视”。

汪直被处死后，由于群龙无首，倭寇之患又严重起来。据《国榷》卷62载：谈迁云：“胡宗宪许汪直以不死，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汪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汪直死前所说的“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语成谶，很快“新倭复大至”。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