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防线——蒙古政权动荡时期的南宋国防态势

从公元1241年到公元1246年，蒙古帝国始终处于汗位虚悬的状态。在等待窝阔台的长子贵由从西征俄罗斯前线归来的过程中，蒙宋战场上基本上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蒙古军队在东、西两线都发动了一些小规模的进攻。但是却始终无力给予对手致命的打击。而南宋方面则利用这一难得的战略调整期，按照宋理宗赵昀“正好乘暇作工夫”的指示，构筑了一条从长江上游的夔州、重庆经中游的襄阳、樊城一直延伸到上游的江淮一线的要塞群。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自然莫过于由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主导，由播州绥阳（今贵州省绥阳县）冉琎、冉璞兄弟所规划建设的合州防御体系。

余玠以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的身份抵达四川前线之时正是两川民不聊生，监司、戎将各专号令，局面日益恶化的时期。余玠赴任后，革除弊政，实行轻徭薄赋、整顿军纪、除暴奖贤、广纳贤良、聚小屯为大屯等一系列政策令几乎糜烂的四川局势出现重新振作的迹象。而他在自己帅府附近修建的招贤馆更吸引了遍游巴蜀名胜和关隘重镇的冉氏兄弟前来报效。不过冉氏兄弟虽然被余玠奉为上宾，但却一连几个月没有任何的建设性意见。余玠没有将他们扫地出门，而是派人暗中观察。结果发现两兄弟每天都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用白土在地上画出战区内山川城郭的形状，互相攻守，按照时下的说法就是“兵棋推演”。这样的情况又持续了这几天，冉氏兄弟私下向余玠建议：“为今保卫四川的办法，只有将防线向西北推移到合州一线。合州有嘉陵江和钓鱼山天险，只要任用得人，再加上足够的粮食储备，远胜十万大军。”对于冉氏兄弟的建议，余玠显得异常兴奋甚至跳了起来。

事实上南宋朝野内持有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冉氏兄弟，在此之前，时任仓部郎官的赵希塈和宋理宗赵昀讨论四川局势时便提出：“当择威望素著之人当夔、峡要害，建一大阃。”因为重庆城防即使再坚固，如果没有外线的要塞呼应和屏障，一旦被蒙军围困，蒙军主力再顺江而下，四川战区作为拱卫南宋长江上游的功能就会丧失。

但是余玠的幕僚们却不这么看，毕竟此时重庆以西南宋军队几乎没有一条连贯的防线。在余玠上任之前，作为南宋四川军区的负责人，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也曾锐意进取，一度收复了成都、汉州等地，并在旧城的基础上，重新修葺城池，加强守备。但结果仍被汪世显指挥的蒙古大军轻易的攻破，声称要以百万大军讨伐蒙古的陈隆之在“城破被执”之后也被蒙古军队杀死。战火一直烧到嘉定、泸州、叙州等地，史称“西州之祸”。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大家出于自己的生命安全考虑，自然反对余玠敌前筑城的做法。这些反对的意见最终引起了余玠的愤怒。他大声呵斥道：“筑城计划如果成功，那么整个四川战区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如果不成功，我一个人去守备好了，你们大家只要负责围观就好了。”在余玠的坚持之下，南宋军民在合州地区修筑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几十座军事据点，形成了棋布星分的整体防御体系。为此余玠还特意找人画了一幅《经理四蜀图》进献给宋理宗赵昀，表达自己愿意用十年的时间，收复整个四川地区，然后归老山林的意愿。

在蒙古帝国处于乃马真皇后摄政的五年之中，南宋政府内部也进行新一轮的大洗牌。依仗着部下孟珙的英勇善战，战争期间总领江淮、荆湖、四川三大军区的史嵩之自然而然的出将拜相，从乔行简、李宗勉、史嵩之“三驾马车”的时代进一步升为右丞相兼枢密，其职权相当于总揽军国重事的内阁副总理加国防部部长，完成了史氏家族“一门三相”的政坛帽子戏法。对此史嵩之本人颇为得意，很少写诗的他在《宴琼林苑》中大发感慨：“鸣跸高登秋暮天，西郊辇路直如弦。梨园花覆千官醉，愈觉君恩湛湛然。”

但是南宋政府内部对于史嵩之的反对声浪却始终不绝于耳。这一点除了出于对这个官N代的不忿之外，更重要的是大权在握的史嵩之和他的叔叔史弥远一样行事专横。曾在安丰和庐州战场上多次击退蒙古大军的淮西制置使杜杲只是因为史嵩之的和谈政策，便被夺去兵权，终老田园。最终对史嵩之的不满在1244年的秋天集中爆发了，而整个事件的导火索竟然是史嵩之父亲史弥忠的去世。按照南宋政府的惯例，为官之人一旦碰到至亲有丧必须要脱离本职岗位回家守孝，时间为三年。 而贪恋权位史嵩之企图援引战时特例，继续赖在高位上不下去。此举最终引来了南宋各大高等学府——太学、武学、宗学、京学学生及部分官员的大串联，他们纷纷上书指责史嵩之不孝，并控告他主和乱军、专权固位、结党营私，他们并在太学张贴榜文宣称：“丞相朝入，诸生夕出”，以罢课来抗争。无奈之下史嵩之只能上书请允许回籍守丧。

南宋最后的名将——孟珙晚年画像

史嵩之回家郁闷去了，南宋政府再度进入了军政分离的时期。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是史嵩之过去的助手范钟和政敌杜范。而军事方面则由国防部副部长——同知枢密院事赵葵领导。赵葵走马上任之初虽然发表了一通“任用人才，应该长时间考察其成效”之类的豪言壮语。但是在各大军区领导人的问题还是不免有所偏颇。在赵葵一手提拔的吕文德和其在江淮军区的老战友——余玠都得到重用的情况之下。在史嵩之时代担任荆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统一指挥长江中下游各地驻军的孟珙，此时却被一再削弱兵权，并加上了江陵知府的头衔，再无驰骋疆场的机会。

事实上孟珙的年纪虽然比赵葵要小9岁，但是早在赵葵的父亲赵方的时代，孟珙便已经活跃于战场之上了。因此两人不仅是平辈更曾是同一条壕沟里的战友。而在升迁的道路之上，赵葵由于“端平入洛”失败的影响而一度落于孟珙之后。今天我们无从得知赵葵对孟珙的真实看法。但是从一系列的军事调动上，两人的心态的转变却似乎已经跃然纸面。余玠前往重庆赴任之时，孟珙不仅主动资助其军粮十万石，更将自己麾下的晋德和六千精锐部队也交给了对方。

或许在孟珙看来余玠的到来对他而言是一件好事，毕竟长期以来同时指挥荆湖和四川两大军区的孟珙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阻击蒙古军队在四川一线的进攻之上，而其自己经营襄阳的计划却始终得不到实施。但是随后而来的江陵知府的任命却令孟珙空前失望。他甚至公开对部下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朝廷的决策太过于简单了。一旦蒙古方面派兵牵制我，长江上下游发生险情我是救还是不救？去救的话，对手必然乘虚而入，直捣江陵，而我不去救援的话，谁又能挡住那些蒙古铁骑呢？”显然对于孟珙这样擅长机动防御的将领而言，将其框死在江陵的做法不仅愚蠢更是一种残忍。

牢骚归牢骚，对于赵葵抽调其麾下五千精锐前往江淮战区，支援安丰、寿春战场的决定。孟珙还是支持的，但是随后赵葵又要求他分兵三千前往齐安。这一次孟珙终于发火了。当然在拒绝的同时，孟珙也阐述了自己的理由：“我的防区黄州距离预定目的地只有一江之隔，如有战事可以随时支援，何必预先调动。何况部队调防劳师动众。可以说是无益有损。万一上游有警、我军已疲，这似乎不是好主意！”不过随之而来的便是南宋政府要求孟珙回镇江陵的行政命令。在江陵城上孟珙悠然长叹，他不是为自己的仕途担忧，而是焦虑江陵的防御。江陵外围虽然水网交织，既可灌溉农田，又可作为阻挡蒙古骑兵的障碍。但是依旧存在着可以通行的低洼地带。一旦蒙古大军南下可以轻易的直达江陵城外，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孟珙选择险要地段，修筑要塞11 处，另筑大型外围防御工事10 处。加上开挖连通的外围河道，江陵终于可以称得上是金城汤池。

不过孟珙在江陵的建设却并不能换来赵葵和南宋政府对他的信任。 心灰意冷的孟珙只能主动提出：自己的哥哥孟璟在武昌，自宋帝国建立以来没有“兄弟同处一路”的道理，请求解甲归田。但却没有得到批准。而新一轮分兵令再度降临在孟珙的身上。跟随孟珙多年的部下张汉英率军五千人被调往了江淮战场。如果说这还属于正常的话，那么南宋政府以防御大理可能的入侵而要孟珙从荆湖军区再抽调五千人前往广西，这可以说是在赤裸裸的“削藩”了。

要知道孟珙的父亲孟宗政经营一生，才打造出了一支两万人的“忠顺军”。此后孟珙虽然不断吸收中原地区的流亡难民，但其中真正拥有实战经验的壮丁并不多。孟珙事业巅峰时期所统帅的镇北军也不过一万五千多人。而不断奔波于四川和荆湖两地，加上战场的损耗。孟珙手中的精兵可以说越打越少，以至于连回鹘人爱里八都鲁带令壮丁一百多人加上一百多老头和小孩，已经两百六十匹战马都令孟珙极其重视，特意为他们创立了“飞鹘军”的番号。而从两淮招募到了359人也被编组成“宁武军”交给自己的弟弟孟璋指挥。而南宋政府却一再狮子大开口，这边要几千、那边要几千，对于孟珙而言都是切肌之痛啊！

孟珙再一次据理力争，提出：“从大理到广西，数千里部落隔绝，应该任用官吏分布各郡县，教化当地的少数民族。并在险要的地形处设立军事据点，储备粮草。这样一来声势既张，国威自振。现在这样的闻风调遣，只能是空费钱粮，无补于事。”但是这样的声音最终石沉大海。而随后甚至连孟珙所递交的蒙古即将发起进攻的军事情报都被直接无视了。蒙古军队在察罕和曾在蔡州城下被孟珙救出的汉军将领张柔的统率下轻松的在淮西突破了吕文德的防线，一路扫荡劫掠甚至威胁到江淮重镇——扬州。此时的孟珙或许也只有“哀莫大于心死”的感怀了。

最终给予孟珙致命一击还是南宋政府对于他准备接纳蒙古边将范用吉投诚问题上的冷漠。范用吉本名为孛术鲁•久住，是女真族孛术鲁氏部落的族人。在金帝国灭亡前期，孛术鲁•久住审时度势的投靠了当时的两淮制置使赵范。赵范起初对他还是比较欣赏的。但是当对方改用了汉族名字范用吉之后，两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赵范觉得对方触犯了自己的名讳，时常找些小事就呵斥他。不过范用吉倒是应对如故。

时间一长，赵范也只能觉得自己挺无聊的。于是就让对方改个姓氏，以花用吉的身份继续充当自己的亲信。结果1233年农历三月，已经身为均州(原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军事主官的花用吉却杀了当地的长吏，席卷了全城的钱粮投奔南下的蒙古人去了。范用吉是否是真心想要回头，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值得信任吗？这些对于孟珙而言已经都不重要了，他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政府，而不是一群只会钩心斗角的官僚。在南宋中枢阻止他与范用吉继续接触之后，这位转战多年的名将发出了“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的感叹，而他的病假申请再度没有被批准。1246年农历九月初一，这位名将终于在江陵病逝于自己的岗位之上。接替他的是风头正劲的“国舅”——贾似道。

在孟珙生前的最后两年里，史嵩之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而令他难堪的不是政敌的痛打落水狗，而是他的政敌一个个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内阁午餐会上的饭桌上。首先暴病而死的是向来与史嵩之不和的新任右丞相杜范，如果这位前后在岗位上干了还不到四个月的丞相还算是自然死亡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用离奇恐怖来形容。杜范的心腹、新任工部侍郎徐元杰在拜会左丞相范钟之后，在内阁吃了一顿工作餐，结果当天晚上便手指甲爆裂，在惨叫声中死去。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猜测徐元杰的死因之时，杜范派系的另一员干将户部侍郎刘汉弼也在内阁午餐会之后死于家中。于是所有的猜测很快便汇聚到了内阁的饭桌之上，因为担心中毒，一段时间之内政府内部人心惶惶，竟然到了中午在内阁食堂没人敢动筷子的地步。

此时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也暴病而亡，因为史璟卿不久前曾写信劝谏史嵩之辞去相位。所有的线索一时间都指向了已经赋闲在家的史嵩之，虽然所有的指控都没有真凭实据，但是史嵩之复出的大门却也在朝野上下对他的猜忌和恐惧之中永远的关上了。在此后漫长的十三年里，史嵩之也曾多次请求复出，但是最终只是在垂老之际获得了一个观文殿大学士的顾问头衔。

被并称为“淳祐三贤”的杜范、徐元杰和刘汉弼接连死亡，背后自然是疑点重重。但是被指控为凶手的史嵩之虽然有动机但却没有丝毫的得利。而就在“内阁午餐投毒案”的疑云逐渐淡去的同时，一度退休的郑清之再度出山，南宋政府内部一度出现了郑清之主政、赵葵掌军、陈韡理财的局面。而此时蒙古方面窝阔台的长子贵由也从西征前线返回，继承汗位。但是蒙宋双方长达六年的战略休整期并没有由此而宣告结束。因为贵由首先要面对是自己的堂兄、西征大军的统帅拔都的挑战，与此同时蒙古借口高丽停止进贡，再度向朝鲜半岛出兵。中原大地之上虽然小规模的战事不断，但是蒙古方面依旧无力大举南下。

公元1251年农历十一月，南宋太傅、左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以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恐误国事为理由连续递交了十份辞呈之后终于获得了宋理宗赵昀的恩准，第三次光荣退休了。不过他再也没有机会像4年前那样放浪湖山，寓身僧刹。因为已经年逾古稀的他早已被繁琐的政务熬到灯尽油枯了。就在他离开内阁后的第六天，郑清之病死于家中。他的离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从史弥远主政时期便一直饱受战争侵袭的南宋政府虽然一直以来都有惊无险，但是在即将席卷而来的蒙古铁骑面前，这个繁盛一时的帝国终于开始摇摇欲坠起来。

郑清之死后，宋理宗赵昀曾一度想要重新起用史嵩之，据说甚至连诏书都写好了。但是却半夜惊醒，改变了主意。选择任用了监察御史出身的谢方叔为左丞相，而曾经上书反对郑清之“端平入洛”决策的吴潜则接替被士大夫们长期认为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因此没有资格担任丞相的赵葵。对于自己所任命的新一届内阁班子，宋理宗赵昀并不是完全满意，因此在谢方叔等人入宫谢恩时特别关照：“朝廷内部长期党争不断、猜忌成风，希望你们可以勿牵人情，勿徇私意。”但是嘱咐归嘱咐，事实上谢方叔或许是一个合格的监督者却未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蒙宋决战中，谢方叔对军事的无知和门阀乡党理念很快便将南宋拖入了深渊。

蒙古方面自元定宗贵由死后，继承汗位的蒙哥任用自己的弟弟忽必烈在金莲川开设幕府，总领中原的军务。忽必烈除了在自己的治理范围内广泛采用汉族士大夫推行儒学的行政模式外，更在军事上一改以往蒙古军队只重劫掠，不擅经营的弊端。在汴梁设立经略司，在河南中部的唐州、邓州一线效仿自己的对手实施屯田制，并同时在蒙宋边境一线修筑工事。面对忽必烈的变招，宋理宗赵昀显得格外敏感，他亲自拟订了两条对应措施：一是在两淮、沿江各建立一支机动性较高的战略预备队以策应各战区；二是在边境地区大挖沟渠，在方便百姓灌溉的同时，削弱蒙古骑兵的突击能力。但是谢方叔所领导的内阁班底却并不太积极，只是敷衍地回复说：“容讲行之。”

不过忽必烈在经营中原的同时，并没有急于南下。此时蒙宋正面战场之上双方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中，南宋军队依旧捷报连连。但一场空前的战略大迂回却已经悄然展开。对于灭宋的战略，忽必烈起初和自己父辈们的观点一致，认为由长江上游的四川入手，顺江而下是最佳选择。而对于南宋在合州、重庆一线修筑的要塞群，忽必烈认为强行攻坚必然伤亡巨大，不过堡垒毕竟是固定的，再绵长的马齐诺防线也会有尽头。于是忽必烈向蒙哥提出了“绕道西南，攻其腹背”的战略。在得到了蒙哥的批准之后，忽必烈于1252年屯兵于当年自己的祖父铁木真指挥灭亡西夏的六盘山中。而为了配合忽必烈的行动，蒙哥同时授意继承已故父亲汪世显势力范围的巩州、昌州地区民兵司令汪德臣出兵四川，牵制南宋四川军区司令余玠所部。

汪德臣和余玠也算是战场上的老朋友了。在余玠抓住蒙古军队在四川地区主力北撤修筑合州要塞的过程中，汪德臣便主动来找麻烦。他率领部队直扑余玠尚未修缮完成的运山城，准备一举拔除这颗还没扎稳的钉子。但是南宋军队的要塞修筑在“形如屏立，横亘半空”的运山之上，汪德臣虽然拼死猛攻，在战马被飞石砸死的情况下，依旧步行指挥，甚至连自己的汪直臣都搭进去了，最终还是铩羽而旧。公元1250年余玠调集全川精锐，号称十万大举北伐。双方在汉中地区再度交手，这一次蒙古方面调集了包括汪德臣在内的多路大军，屯兵于汉中城下的余玠只能知难而退。而这一次可以说是两人时隔两年之后的第三次对决。

余玠在四川一线多次击退了蒙古军队的骚扰。但是战线反复拉锯，却始终未能恢复到蒙宋战争前的水平。而蒙古方面，在蒙哥、忽必烈兄弟上台以来也改变了在四川战区的原有战略，在沿边一带筑城积谷，置军屯守，作为攻宋前沿基地。在进攻命令下达之时，汪德臣刚刚完成了对川北重要战略据点沔州的恢复。因此大军从沔州出击，轻松地杀到成都城下，第三次攻陷了这座巴蜀重镇。余玠虽然随后在嘉定（今四川省乐山市）城下击退了汪德臣的进攻，并在左绵、云顶、隆庆、剑门等地不断地伏击对手，令汪德臣的回家之路走得格外艰难。但是成都失守的责难却依旧令余玠在南宋朝野被贴上了无能的标签。

而此时远在临安的谢方叔也在谋划着给予余玠致命一击。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四川前线的利戎军司令姚世安正在不断地向他输送着攻击余玠的炮弹。蒙宋战争爆发之前，南宋四川军区有四大主力——分别是沔戎、兴元、金州和利州。而随着战区面积的不断缩小，原先的沔戎、兴元、金州都已经成为了“沦陷区”。利州军便成为了四川军区野战部队的一枝独苗。作为四川地区的军政一把手，余玠对于这支百战之余的野战部队当然是倚重的，但是这支部队有着它自身的势力范围。其领导者更频频拥兵自重，丝毫不把余玠放在眼中。

早在姚世安之前，指挥利州军的都统王夔便是一个抗敌无能、扰民有术的军阀，人送外号“王夜叉”。余玠前往他的防区视察，王夔派出由两百名老弱病残组成的仪仗队表示“欢迎”。余玠此时也只能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一直听说王都统麾下兵强马壮，想不到疲敝若此，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 王夔此时不免得意地说道：“不是我的部队不行，只是怕吓着您老人家！”于是一个呼哨，四周顿时鼓声如雷，伏兵四起。余玠的随从都吓得面无人色，他本人倒是谈笑自若，让部下赏赐前来“迎接”的利州军将士。这倒令王夔有些下不了台，只能私下里对部下表示：“原来士大夫中也有这样的人！”面对这样的军阀，余玠毫不客气地以开会的名义诱捕、除斩了王夔，让自己的亲信杨成接管了利州军。但是杨成终究在利州军内没有根基，很快余玠只能将他调走，去作文州刺史了。

姚世安是利州军内肆混多年的老兵油子，他的前任退休之前自说自话地便将利州军司令的位置传给了姚世安。这种私相授受的行为当然不能得到余玠的默许，他亲自派出三千骑兵前往利州军司令部所在的云顶山下，准备以武力护送自己所指定的都统金某上山接管指挥权。但姚世安可不是王夔那样的“大炮筒子”，他不仅能做出“闭关不纳”的抗命行为，更有着制衡余玠的本钱——他上面有人。谢方叔是威州（今四川省理县东北）人，他的亲属在战乱中全部沦为了难民，姚世安抓住这一点，对谢方叔家族颇为照顾。此刻他更利用这条人脉，向临安方面求援。

谢方叔是监察御史出身，弹劾大臣的工作本来就驾轻就熟，于是很快在政府中枢掀起了一派攻击余玠的浪潮，成都失守、失尽军心、老师糜饷这些对余玠指控宋理宗赵昀都能宽容。他甚至亲自为余玠辩护：“余玠上任之初的局面大家都清楚，他经营八年，一再击退蒙古军队的入侵。四川内地也连年丰收，这些成绩还是要肯定的！”但是当谢方叔和他的党朋祭起“大权独揽、不知事君之礼”时，宋理宗赵昀终于坐不住了。毕竟有宋一代最忌讳的便是军人跋扈、拥兵自重。岳飞死在这个罪名上，孟珙可以说也是死在这个罪名上，余玠当然也无法幸免。宋理宗赵昀听取了徐清叟的意见“出其不意”地向余玠召回的指令。这种召回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余玠奉诏返回，那么等待他的将是谢方叔所领导的文官系统的弹劾和炮制。而如果他拒绝，那么自然是抗旨不遵，大可以就地免职。不过余玠最终选择了另一种激烈而又直接的方式——“一夕暴卒”来回应了所有的怀疑和指责。

余玠出生于江西蕲州，自幼家贫的他，虽然就读过沧浪书院和白鹿书院，但最终还是没有经济实力完成学业，只能投奔淮东制置使赵葵麾下作一个幕僚。早年的流离和终年的征战令他几乎没有什么诗词流传于世。但从他仅存不多的作品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投兵从戎的书生风骨。《瑞鹤仙•怪新来瘦损》：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貂裘渐冷。 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塞鸿音信。争忍。勾引愁绪， 半掩金铺， 雨欺灯晕。 家僮困卧，呼不应，自高枕。 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 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饮。

就在余玠的生命结束之时，在六盘山养精蓄锐一年之久的蒙古大军在忽必烈的统率之下兵分三路开始了针对云南大理政权的全面进攻。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忽必烈的才能远不如自己的祖、父辈，南下的大军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除了西路军取道四川阿坝草原，一路较为顺利之外。由忽必烈亲自指挥的中路军沿着大渡河河谷前进，沿途山路崎岖，悬崖绝壁林立，马不能行，军队不得不“舍骑徒步”，忽必烈也经常是被汉将郑鼎背着前进。汉将董文炳率一部为中路军殿后，到达吐蕃境内时，所率46骑中“只两人能从”。而东路军则几乎是沿着南宋四川军区的边境侧敌行进，如果不是余玠的继任者前鄂州知府余晦无能，这支军队能否抵达大渡河或许都要打个问号。即便如此，在波斯史家拉施特口中，忽必烈南征大理之役“由于路途漫长，行军艰难，气候恶劣，他们（蒙古军队）每天都要打两次仗，以解救自己”。拉施特所谓的打两次仗，相信指的是与沿途的恶劣的气候和地形做斗争。因为在抵达大理边境之前，各地的土司军队对蒙古大军大多采取恭迎的态度。

而就在蒙古三路大军艰难跋涉远征大理城下的同时，为了消除侧翼南宋四川军区的威胁。蒙哥再度授意汪德臣进一步将战线从沔州推进到利州一线。曾经突袭过余玠运山城的汪德臣深知敌前筑城的痛苦，他一边请求蒙古政府任命他的哥哥汪忠臣代理自己原先的岗位，一边派出自己的弟弟汪良臣领兵驻守于利州嘉陵江南策应自己的行动。而此时南宋四川军区正处于余玠病故的真空期，虽然南宋军队也展开了一些反击，但最终仍无法阻止汪德臣在利州城东的宝峰山上将要塞直接修在了南宋军队的家门口。对于这件事情，宋理宗赵昀的反应远比邻国大理首都的沦陷更激烈，公元1254年农历正月他亲自指示谢方叔：“北兵攻利州，筑城已就，不可坐视。”而谢方叔倒是比较淡定，轻描淡写地回复说：“当令余晦御之。”

事实上，公元1254年的春天正是汪德臣在利州最为艰难的时期，要塞虽然修缮完工。但是由于四川天气干旱，嘉陵江水位下降，依赖水运的蒙古军队的后勤补给几乎全部中断。部队士气低落，将帅们更纷纷建议汪德臣弃城北撤。如果此时南宋四川军区的新任领导余晦可以主动出击的话，那么蒙古军队在利州一线将很难继续坚持下去，但余晦却似乎丝毫没有理会南宋中央的焦急心态。非但没有采取攻势，反倒令将自己战马杀掉、分饷士兵的汪德臣奇袭嘉川得手，缴获了两千石的军粮，解了燃眉之急。随后汪德臣更进一步东进，连续攻占了阴平、彰明。

此时作为野战军的利州军才从云顶山派出由吕达率领五千人马前去拦截，结果不仅被汪德臣军队击溃，更白白贡献了五千石的军粮。原本只是打算出城打打草谷的汪德臣此刻显然已经走出了此前屡败于余玠的阴影，更进一步地坚定了“以战养战”的决心。

在野战失利的情况下，南宋四川军区负责人余晦决定遵循前任余玠的策略，在前沿依托地理修筑防御据点。因此派部下统制甘润领兵数万在盐亭紫金山筑城，但是敌前筑城这一招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用的。汪德臣抓住对方缺乏经验、防备不严的空隙。1254年5月率领精锐部队发动夜袭。不仅彻底击溃了这支规模不小的工兵部队，还将几近完工的要塞也收入囊中。在毫不费力的连续获得辉煌胜利的同时，汪德臣自然不忘发动政治攻势，不仅南宋方面被俘的营级军官崔忠等人得到了优待，连普通士兵和平民愿意回家者皆发给路费。事实证明这一轮政治攻势的确有效，驻守剑阁苦竹隘的南永忠等川北一线孤立据点的将领纷纷投降，剑阁苦竹隘是余玠所修筑的全川防御体系之中担负枢纽地位的“巴蜀八柱”之一。它的失守不仅令蒙古大军没有了侧后的牵制，更令其周边的利州、阆州等地的其他城寨失去了支撑。

自蒙宋战争爆发以来，南宋四川战区虽然一再遭遇重创。但是像公元1254年的春季这样被蒙古方面的汪德臣一支偏师彻底搅乱的局面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第一个被拎出来充当替罪羊的是阆州知府兼利州安抚使王惟忠，罪名是“通敌”。在元代临安人刘一清所撰写的南宋政坛八卦文选《钱塘遗事》之中曾记录了一段“（余）晦诬（王）惟忠”的故事。大体的意思是说余晦接到了前线关于南永忠叛降蒙古的报告之后，没有通知就在身边的王惟忠，而是故意先假意王惟忠咨询这个人的情况，王惟忠不知道是出于真心还是对同僚的爱护，于是对南永忠大加赞许了一番，称其“勇而义”，看到对方上套之后，余晦又接着问道：“有人说这个人靠不住，你觉得呢？”王惟忠当即表示：可以立下军令状，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余晦随即拿出南永忠叛降的报告，王惟忠当即愕然。

事实上作为驻守川北要冲的战将，南永忠或许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这一点在他此后在蒙宋战场上的表现可以证明。而在他投降蒙古之后不久，在进攻一座南宋军队的堡垒中，身为一军统帅的他竟被城上的昔日战友王佐骂到痛哭流涕，可见也算是良心未泯。而余晦之所以和王惟忠开这样一个可大可小的玩笑，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同乡，所以关系比较密切。相反正是因为王惟忠和余晦是老乡，因此对这个靠着父亲余天锡的荫庇而官运亨通的上司格外的鄙视，在余晦出任四川制置使之后，王惟忠经常用嘲笑的口吻叫着对方小时候的外号：“余再五来也。”

而在监察御史出身的谢方叔主持南宋朝政之后，自宋帝国创立以来一直活跃的言官系统却逐渐走向瘫痪。出任右司谏的丁大全、右正言陈大方、侍御史胡大昌都是靠着宋理宗赵昀宠信的妃子或宦官才爬上高位的，阿谀奉承、攻击异己的本事远比直言进谏强得多。因此被当时的南宋士民讽刺“三不吠之犬”。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关于余晦诬告王惟忠的案子自然没人提出异议，甚至由弹劾人陈大方出任法官。最终被问斩于街市的王惟忠或许也只能大喊：“吾将诉于天，以明此冤也。”同时倒霉的还有已故余玠的家属，南宋政府以余玠治理四川期间“聚敛罔利”的名义不仅抄没了余玠的家产，还要其子余如孙拿出家产贴补军费。而真正应该对四川惨败负责的余晦却只是受到了解除一切职务的行政处罚，三年之后又风风光光地总领淮西财赋去了。

与汪德臣在四川战区的无心插柳相比，忽必烈对大理的远征却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尽管在公元1254年的春天，蒙古军队便已经顺利地攻占了大理国的首都，但是大理国王段兴智却成功地逃往了附都善阐（今云南省昆明市）。而忽必烈显然也对在雨林中的围剿和追击失去了兴趣。他留下蒙古开国元勋速不台的长子、蒙哥的近卫军司令——兀良合台继续讨伐残敌，自己则班师回朝去了。而对于大理战场，南宋政府倒是颇为关心。宋理宗赵昀特意召开内阁首脑会议，提出：“听闻大理方面仍在努力抵抗蒙古的入侵，大家认为他们可以坚持下去吗？”可惜谢方叔等人跟皇帝打起来太极拳，含糊地回答道：“广西方面传来的消息全都未经证实，我们应该严加戒备。”这一套官场通用语可以说毫无漏洞，毕竟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全都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所谓的严加戒备，也就是听任大理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