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断绝——朱厚熜执政初期的明帝国政治生态与明日贸易的中止

“宁波之变”表面上看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但联系当时的日本政局却不难发现“争贡”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因素。由于室町幕府第8代将军足利义尚病死于讨伐六角氏的“钓之阵所”，时年仅24岁，并未留下子嗣。因此在“应仁之乱”一度败于自己侄子足利义尚的足利义视，趁势将自己的儿子足利义稙推到了前台。客观地说，足利义视此举虽然出于私心，但无论从血统还是政治角度看，足利义稙继承将军之位都符合室町幕府的利益。但偏偏此时曾经支持足利义视的细川氏却看重年纪更小、更便于控制的足利义教之孙足利义澄。一场围绕着幕府将军宝座之争的内战再度呼之欲出。

公元1493年，身为室町幕府管领的细川政元联合足利义尚的生母日野富子，利用足利义稙继承足利义尚的“遗志”出兵讨伐六角氏、又卷入畠山氏内战的机会，于京都发动“明应之变”。正式废黜足利义视之子足利义稙，改立足利义澄为幕府将军。细川政元的废立行为不但师出无名，更在足利义稙兵败之后，并未对这位“前任将军”痛下杀手，最终导致足利义稙仅被幽居了两个月后便成功逃亡，于越中国的放生津“另立中央”，史称“放生津幕府”。一场类似于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内战从此展开。

足利义稙在近畿地区的活动虽然得到了不满细川大权独揽的各方势力的支持，但就在足利义稙动员包括延历寺、根来寺和高野山等寺院僧兵在内的大军杀奔京都之际，盘踞近江国的六角氏再度扮演了“将军杀手”的角色。在琵琶湖畔，足利义稙麾下大军面对六角氏的攻势迅速暴露了乌合之众的本质。无奈之下足利义稙只能辗转前往本州岛西部，依附于曾经在“应仁之乱”中反对过自己父亲的大内氏。

命运多舛的足利义稙（木像）

时任大内氏首领的大内义兴虽然接纳了足利义稙，但并不急于火中取栗替其夺回幕府将军的宝座。而是扛着足利义稙的大旗扩大自己北九州地区的势力。直到公元1507年，号称“半将军”的细川政元因自己3个养子之间的纠纷而遭到暗杀，细川氏陷入名为“永正错乱”的内战时，老谋深算的大内义兴才全力资助足利义稙东进复辟。足利义稙夺回京都，再度登上了幕府将军的宝座。但足利义澄却并不甘心失败，细川氏虽然在内乱中严重失血，但也仍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两位“征夷大将军”围绕京都的控制权又拉锯了4年，直到公元1511年八月足利义澄病死，支持足利义稙的大内义兴于京都附近的船冈山击败细川澄元所部，足利义稙的统治地位才得以稳固。

足利义稙的成功复辟，对大内氏和大内义兴本人来说，可谓事业上的巅峰。公元1512年，大内义兴获得“从三位”的官爵，从此晋身公卿行列，同时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足利义稙的养子足利义维，正式加入室町幕府的近臣行列。但长期“只知细川管领、不知足利将军”的细川氏却依旧呈现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状态，一方面投靠足利义稙的细川高国野心勃勃地想要恢复自己养父细川政元乾纲独断的权威，另一方面船冈山之战中败北的细川澄元也仍不断试图展开反攻。

大内义兴

公元1518年，跟随大内义兴出征京都的出云国领主尼子经久，因不满大内义兴微薄的赏赐，率先发动了反对大内氏的叛乱。应该说对于大内义兴不满的本州西部土豪大有人在，尼子经久的叛旗一起，立刻从者如潮。眼见自己后院起火的大内义兴不得不离开京都，投入与尼子氏的拉锯战之中。大内义兴一走，足利义稙便不得不将对抗细川澄元的军事任务交给自己并不信任的细川高国。这一时期，同为细川氏的两股人马围绕着京都展开拉锯，足利义稙本人亦首鼠两端。史称“两细川之乱”。

公元1520年，在得到六角氏等近畿势力的支持之下，细川高国击败细川澄元，随即便将足利义稙赶下台，扶植足利义澄之子足利义晴为幕府将军。但好景不长，公元1526年，由于细川高国听信谗言杀害重臣香西元盛，随即激反了香西元盛的兄弟波多野稙通、柳本贤治等人。细川澄元之子细川晴元趁细川高国政权内讧的机会，于公元1527年，从濑户内海的阿波国出兵登陆本州，拥立足利义晴之弟足利义维为将军，设立界町公方府。两个将军并立的局面再度出现。

面对细川晴元咄咄逼人的攻势，细川高国兵败自戕。但正所谓“六亲同运”，掌控了京都之后的细川晴元也对自己麾下的重臣三好元长猜忌有加。公元1532年六月，细川晴元与日本当时新兴的宗教武装一向一揆联手逼死三好元长，随即又抛弃了自己所拥立的足利义维，迎回了流浪于近江、投靠六角氏的足利义晴。足利义晴虽然回到了京都，但此时将军权威荡然无存，成为傀儡。而一直试图恢复将军权力，设立由自己亲信组成的内谈众为政治中枢，试图亲政的足利义晴与细川晴元很快再度决裂。细川晴元虽然成功地再度将足利义晴赶出京都，但与三好氏的龌龊，却最终无可避免地敲响了细川氏政权的丧钟。

细川澄元

大明帝国之所以采取如此荒谬的应对举措，不得不说与最高统治者明世宗朱厚熜个人性格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明武宗朱厚照死时无子，皇太后张氏（明孝宗朱祐樘的皇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与内阁大臣商议后，以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亲弟兴献王朱祐杬长子朱厚熜继位。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在奉天殿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为明世宗，诏改翌年为嘉靖元年（1522）。朱厚熜以藩王入继大统，史称其“多谋”而“刚愎”。确实，年仅15岁的朱厚熜绝非是不谙世事、任人摆布的少年天子，从踏入京城之日起，他便显示出君临天下的威势。

四月二十二日，当朱厚熜来到京城外的行殿时，在即位礼仪上便与内廷和内阁发生了争执。礼部官员具议请世宗依皇太子即位礼，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朱厚熜则认为自己是来继承皇位的，应从大明门入宫在奉天殿即位，拒绝行皇太子即位礼。内阁首辅杨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状，帝不许”。最后，内廷与内阁只得让步。第一次较量，朱厚熜便以皇帝的权威压倒了内廷与内阁。

内阁首辅杨廷和在明武宗朱厚照去世至明世宗朱厚熜即位的37天内总揽了朝政。在这段时间内，杨廷和做了几件为世人所称道的事：首先他以武宗遗诏的名义，罢威武营团练诸军，革皇店，遣还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等，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等；其次则是收捕江彬。明武宗朱厚照死后，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他自知“天下恶之”，在反与不反之间正自犹豫。杨廷和适时提醒皇太后发布懿旨，谋划捕捉江彬，为天下除去一大祸患。最后杨廷和还草拟朱厚熜的登基诏书。

明世宗朱厚熜

杨廷和所草拟的诏书长达八千多言，对时事多有兴革，如诏复武宗朝因忠直敢谏而去任降调的官员，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14万多人，减漕粮153万余石，斥去恩幸得官者，查禁各地镇守官科敛财物等。登基诏书的颁布，使“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无疑，杨廷和所做的这几件事都是顺应民心、有利于巩固明皇朝统治的，因此，杨廷和在朝廷内外获得了极大的声望。声望加上权位资历，使杨廷和在朝中的势力陡增，亦使他能借此与羽翼未丰的少年天子朱厚熜相抗衡。

朱厚熜自知在行政事务上不可能与老官僚杨廷和相抗衡，只能在礼仪问题上寻找机会敲打对手。朱厚熜即位5天后，令礼官集议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主祀称号。礼部尚书毛澄请示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60余名官员上疏：以朱厚熜为入继之君，应效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也就是说朱厚熜要尊自己的伯父明孝宗朱祐樘为父亲，自己的亲生父母则降格为“叔父母”。

朱厚熜阅疏，恼火地说：“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毛澄等仍坚持前议，杨廷和也亲自上言要皇帝服从礼部之议。朱厚熜坚决不从。此时，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提出与杨廷和不同的“继统不继嗣”的论说，朱厚熜得到支持很高兴，即将杨廷和招来，宣布要“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也不肯让步，“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即奸谀当诛”。到了十月间，杨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敕下礼部，称奉慈圣皇太后懿旨，“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朱厚熜暂时接受了这个妥协的结果。

“宁波之变”发生之时，恰逢皇帝朱厚熜与以杨廷和为首的官僚集团处于紧张对立之际。赖恩等太监作为皇帝的近臣此时便成为了朱厚熜最为信任的人。赖恩收受宋素卿贿赂为其开脱，宁波府官吏大多走太监赖恩的门路，与其统一口径，上报政府。这样，在宁波府关于“争贡事件”的上报中，宋素卿便成为日本进员贸易的正使，因揭发不是正使的宗设谦道玩弄奸诈时而遭追杀。因此宋素卿无罪，应追究宗设谦道，以杜绝今后之祸。

然而明政府官吏中并非全都昏庸无知，尚有刚正不阿之人。御史熊兰等弹劾宋素卿行贿、太监赖恩受贿，事件发生后又不加以制止，分守参政、副使等拱手观望，听凭夷人纵横，皆应治罪。经过近半年的争论，事件起因逐渐清楚，始定宋素卿罪并死于狱中。但是太监赖恩及其党羽，不仅没有治罪，反而各有升迁。嘉靖四年（1525），琉球入贡使郑绳回国，朱厚熜令琉球国王转交日本将军一信。信中要求逮捕造事元凶宗设归案，送还掳去指挥袁班及一应民众，不然将闭绝贡路。

朱厚熜的信，琉球国王于日本大永七年（1527）转至幕府。同年8月幕府又托琉球将回信转交明帝国。足利义睛在信中极力恭维朱厚熜，以求保证贡道畅通，而在所附别幅中，则按细川派的观点对争贡事件作了辩解。说明正德勘合末达京都，使用弘治勘合的原委。同时，表明袁班及一应群众，于前年已治船相送，因风尚阻留于九州，不日当归国。最后声称所赐金印因兵巍丧失，所以信无印章而用花押，希望再赐金印和勘合以利进员。并要求放回所押宋素卿。明政府礼部接信后见无金印章，以夷情狡诈不可送信为由，再令琉球转告将军，必须擒宗设送回袁班，方可重新颁给勘合与金印。

大内氏同样不愿使进贡贸易渠道受阻，因而在宗设谦道回国不久，也于大永五年（1525）即派家臣赴朝鲜，告知争贡原委，求代向明政府斡旋。大内氏家臣亦带将军义晴的信件。其中说，弘治勘合为奸徒所窃，宗设谦道在明发现，追杀至余姚县，为武官袁班掩护逃走，故擒袁班回日。来年将送袁班回国，先求朝鲜国王转达。大内氏与细川氏各持将军义晴的信，而观点恰恰相反，明帝国由此可知，室町幕府已成为国内大武士进行斗争的手中工具了。不过明朝官员并不知道大内氏在内战中夺得明帝赐给将军的金印。所以大内氏所呈将军国书盖有印章，而细川氏所呈将军国书只能用花押。因此采信了大内氏的说法。在大内氏正与朝鲜王交涉之时，得知界町商人通过琉球已与明政府发生联系，颇为吃惊。于大永七年（1527）派使赴觅球参加其琉球国王尚清的即位典礼，并质问其王为何不将明国书交于大内氏。不过此时的琉球国王尚清正在积极谋划统一琉球诸岛的军事行动，无心参与明日之间的外交纠葛。公元1537年，尚清率军北伐，攻取奄美群岛。琉球王国终于将势力扩张到整个琉球列岛，确定了北起喜界岛、奄美大岛，南至宫古、八重山群岛的疆界，即琉球史书中所称“三省并三十六岛”。琉球王国的崛起自然也影响到了细川氏的南线贸易航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内氏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于天文八年（l539）四月，欲自己组成第10次对明贸易团。湖心硕鼎任正使，率三船由肥前五岛出发驶向宁波。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船至宁波，上报明政府，令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严加译审，果系效顺，如例起送，并只准50人进京。船中所有剃刀、小刀类凡属铁器，皆拟兵器例缴藏东库。嘉靖十九年（1540）三月，正使硕鼎等至京，要求将没收宗设和宋素卿的货物拨还，发给新勘合。

明帝国礼部则出面驳回，提出：“宗设干犯国法，没收货物系有罪之赃，岂可拨还？宋素卿货物已烧杀殆尽，无凭拨还。今宗设、袁指挥未见下落，推许入贡已是天恩，还想其他，敬顺之意何在？”硕鼎虽然争辩说：“宗设已在受刑，袁指挥在嘉靖十年（1531）送还途中遇风漂没。愿以使臣自身留明朝代受国刑赎罪，务乞拨还宗设、宋素卿货物。”由于礼部坚持原议，硕鼎无所获遂于五月辞京，八月自宁波返回。

碰了一鼻子灰的大内氏并不甘心失败，天明十六年（1547）春，大内氏组成第11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明贸易团。由策彦周良率领，船4只、637人，于五月至定海。因距十年一贡期限尚有一年，定海所坚决阻回，不得已于七月驶离定海，在附近回航以待贡期。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策彦所率大内氏对明贸易船，再次要求驶进宁波港，但距贡期仍有数月。巡抚朱纨奏请允其提前进贡贸易，并增加进京人数为百人。策彦要求新颁勘合，因弘治、正德旧勘合仍未缴回，故命下次贡期缴回之后再行颁发。八月初策彦率船回国。至此，近百年的明日朝贡贸易结束了。

明日朝贡贸易的终结虽然由“宁波之变”引发，但背后却有着双方经济上的考量。明帝国方面随着土地兼并、政治腐败等原因，财政收支日益吃紧，勋戚豪族的大肆兼并田地，势必导致国家所掌握的额田大量减少和赋税的相应减少。嘉靖时，天下额田已减少一大半，国家的税收财政已无以为继。面对这样的局面，朱厚熜虽于嘉靖八年（1529），敕谕户部清查庄田，对强占民田者，俱还原主，但收效甚微。

另一方面朱厚熜本人沉迷于道教文化，其入宫后不久，便与道教结缘。嘉靖二年（1523），太监崔文等在钦安殿修设醮供，请朱厚熜拜奏青词。接着，召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专事祷祀，封为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并给邵元节的最高礼节是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另一个真人陶仲文则加少师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

因朱厚熜崇信道教，嘉靖朝有相当一批官员投其所好，并借此晋升。做醮事要撰青词。所谓青词，没有实在的内容，要求形式的工整和文字的华丽、吉祥。如宫中有一只猫最得世宗喜爱，死后葬于万岁山畔，碑名虬龙冢，大臣的悼词中称作“化狮作龙”。朱厚熜所任用的官僚之中袁炜、郭朴等人便因投皇帝所好，被讥为“青词宰相”。另外，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阁的严嵩，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的徐阶，虽然有更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但他们也都善撰青词，这对他们在权力斗争中取得朱厚熜的信任，巩固他们的权势地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随着道教在明帝国政治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加大，政府在这个领域开支也随之水涨船高。例如，斋坛匾额要用赤金书写：“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其操笔中书官，预备大管，泚笔令满。故为不堪波画状，则袖之，又出一管。凡讫一对，或易数十管，则袖中金亦不下数十铢矣”。有的中书官因善书写而升卿贰，有一中书官因善揩油而致富，有一中书官既升了官又发了财。

此消彼长之下到了朱厚熜执政中期明帝国财政已经到了“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的崩溃边缘。这样的情况之下，明帝国自然无心再继续需要财政投入大量开支的明日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