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天朝遗民

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在德川幕府时代则更为复杂，德川幕府在东亚大陆明清交替之际，曾长期支持以福建郑氏集团为首的南明势力。在公元1660年，甚至有“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的军事动作，但是德川一系的武士向来不擅长航海之道，在遭遇了日本列岛夏季常见的台风之后，还未与八旗子弟相见于战场，便白白在海难中损失了几千精锐。

这一股不为人所知的“神风”同样改变了东亚的历史，不仅自诩将统帅“不期而会者海外一十四国”北伐的郑成功，最终由于兵力不足而兵败南京。德川幕府从此视干预中国内政为危途。此后，郑氏及南明其他势力多次派代表到日本“乞师”皆以“其前出兵损失，坚意不允”。但这种视满清为“夷狄”的态度，最终还是在德川幕府直至郑氏所盘踞的台湾岛被满清帝国攻占之前，与南明始终保持着外交往来。

当然不与满清帝国正式建交，不代表德川幕府不重视中日贸易。在公元1610年前后，江户方面曾利用中国商船抵达长崎港的机会，致信福建总督以期“继前世之绝，兴当年之废，修遣使之交，求勘合之符”。不过此举很快便不了了之。因为公元1609年，萨摩藩以三千精锐发动对琉球的“闪电战”之后，日本列岛便开始利用琉球王国与明、清帝国的朝贡关系，开始了以之为“代理服务器”的中日“密贸易”。

在琉球王国处于“中日双属”的时期，通过“两年一贡”的“朝贡贸易”，中日之间依旧保持着经济和文化上的互动。而为了保持这种来之不易的苟且关系，日本人也算是煞费了苦心，不仅顺从满清帝国剃发、易服的要求，更制定了一整套应对之词。但这些小伎俩还是无法瞒过擅长欺上瞒下的满清官僚，康乾时代中国官员便发现其中的蹊跷。但是沉浸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的满清君皇并不在意。以为通过政治册封和朝贡贸易中的“厚往薄来”便足以保护琉球的独立。

正是满清帝国的这种不作为，最终导致以萨摩藩为代表的日本势力逐步蚕食了琉球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昔日对琉球政治和文化拥有举足重轻作用的闽南36姓逐渐式微。而琉球国主尚氏家族也日益对日本的控制逆来顺受，频繁地前往江户，参拜幕府将军，俨然已经把自己当作日本列岛的大名之一。

清政府统一中国后，为防止台湾郑成功与大陆人民发生联系，对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控制极严。严禁东南沿海一带商民出海贸易，对西方商船也出于同样目的，不准进出东南沿海各港口，只以远离东南沿海的澳门一处港口，作为对外贸易口岸。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平定台湾抗清斗争后，东南沿海各省官吏吁请清政府开放海禁，准许商民出海贸易。清帝康熙认为开放海禁以后，所得税收“既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份转输之劳”，又对“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因而准其所请。自是，东南沿海商民可以自行造船出海，海外贸易开始有所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四处设榷关，开始同外国互市。清政府为鼓励外国商船进港，甚至给予减免商税的待遇。当时苏州船厂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每年建造出海大船常达千余艘。

这样，中断很长时期的中日间的通商贸易逐渐恢复，而且有所发展。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商船驶进日本长崎港的达73艘。在这以后20年间，赴日的清商船大体上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根据清日间商业贸易状况，特开辟宁波、南京为对日通商的主要港口。

当时日本金银的比价低于清朝，铜的价格也较低，因而清商进行金、银、铜的贸易者不少。某些商人接受清政府的委托，承办军需业务，由官库支银赴日本买钢，回国后按清朝官价卖给政府。由于这项贸易利润极厚，某些商人甘愿成为官商，归内务府管辖，专门贩铜。康熙年代清朝铜产量不多，至雍正时期，云南铜山的铜产量约年产三百数十万斤，不敷所用，所以铸铜钱及军用铜皆需进口，特别是进口日本铜。铜商从南京、宁波、厦门、漳、泉、广东等地出海，驶往日本购买黄金、白银及铜。

因之，日本金、银、铜的外流量很大。据日本宝永六年（1709）长崎奉行的报告，从正宝五年（1648）至宝永五年（1708）的60年间，外流黄金约240万两，白银约37万余贯；从宽文二年（1662）至宝永五年（1708）的46年间，铜外流量约11.45万斤。日本为限制金、银、铜的外流，对仅有的清、荷两国外商贸易额定出限额：清商为六千贯，荷兰商为三千贯。可是对进港的船只没有规定数量，所以，进港的船只数量日益增多。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商进港船只数指至137艘。进港船只增多，贸易额势必超出规定的限额。虽然明文规定超过限额的商品必须运回，不得在日本出售，但实际上非法贸易大为增加。

为取缔走私贸易，日本幕府在元禄元年（1688）对清商船进港船数作了限制，每年只准70只清商船入港。后来，幕府曾一度计划将限制数减至10只，贸易额为三千贯，但受到大部分官吏的反对。因为中国商品在日本市场占有传统的优势，日本各个阶层全都喜爱使用。而且清商船贩运至日本的商品种类，几乎囊括中国十几个省份的大部分畅销品。西川如见在其著作《华夷通商考》中曾列举中国15个省份进入日本市场畅销商品的名称，其中南京一地的商品有80余种，浙江有40余种，福建、广东有60余种。商品的种类大体上为丝及其纺织品、书籍、文房具、瓷器、药材、砂糖、香料、工艺品、漆等等。

幕府中的部分官员认为，如果限制过严，清商得不到足够的利润，将不再赴日贸易。这样一来，日本市场上的中国商品将因无货源补充而匮乏，这会产生极大的不便。因此，幕府作了让步，在正德四年（1714）公布的《正裕商法》中，将10只增加至30只，每只商船发给一面写有日本年号的信牌，无信牌者不准入港。但是，实行信牌的第一年，只有9只清商船入港。因为清政府干预了这件事，将信牌没收，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方始准许持信牌赴日贸易。幕府见清商船骤减，又自动放宽限制，再增加10只，总数为40只，贸易额增至八千贯。不过，清乾隆时期海禁转厉，加之日本的铜产“量渐减，所以清商船赴日贸易船数，再没有增加，大体上保持在每年10只左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

清朝建立起全国政权的时间约晚于德川幕府半个世纪，因此，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开始于德川幕府第4代将军家纲执政时期。在这以前，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是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的。他认为程朱理学所鼓吹的君臣、父子统治秩序和忠君、孝悌的封建思想，可以改变武士自日本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下克上”现象，促进武士遵守忠于君主和奉公守法的规范行动。所以，在入幕主政之初就开始提倡儒学。

他仿效明政府推行程朱理学的办法，罗致日本国内林罗山等一批朱子学派名儒，大力宣传朱子学。当时，日本名儒多为僧人，尤其是五山僧人。德川家康为控制儒学。特请朱子学名儒林罗山落发为僧，改名道春主持僧务，以左右僧界。德川家康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带头学习《论语》《中庸》等书，且经常请些名儒学者为他讲读。在政务之余，他还过问刊刻儒学书籍等出版事业。在他带动下，历任将军都推崇朱子学派，遂使该学派逐渐形成幕府的官学。

第5代将军纲吉时期，正值清康熙帝临御秉政。康熙帝恰巧也出于巩固政权的原因，鼎力提倡程朱理学，且亲自编写《性理精义》和刊刻明成祖的《性理大全》等书。因之，朱子学派在清初也成为中国的统治学派。康熙一代，清朝进入盛世，经济和文化都有迅速发展。清日双方虽未建立国家间的关系，但清朝的文化、思想对日本影响极大。日本朝野崇敬清朝，尊称为“上国”。纲吉将军为进一步推行儒学，在幕府中特设儒宫，并在日本元禄四年（1691）建立孔庙（即汤岛圣堂），亲自在圣堂讲解《论语》，亲笔书写“大成殿”匾额悬挂殿内。又命林道春之孙风冈由榴还俗，蓄发穿儒服任“大学头”职，竭力推广朱子学。

当时，日本朗野对清朝康、乾两帝极其崇敬，对康熙尤甚，尊之为上国圣人。康熙五十八年（1719），顺治时颁布的《六渝》，从琉球传入日本。第八代将军吉宗见了极其重视，命获生祖来附以训点、室坞巢译成日文，以《六渝衍义》书名刊刻发行，很快流行全国，甚至在明治维新前夕还再版发行。康熙的训渝《十六条》，以《圣渝广训》书名刊行，天明八年（1788）并附以雍正对“十六条训渝”的敷衍释文于书后，再次出版。称该训渝“实为万世不易的金言”，对雍正亦称为“稀世仁君”。

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在幕府的大力提倡下，得到迅速发展，在武士阶级中尤其普遍，出现各级武士“家读户诵”前所来见的情景。自是，儒学者与僧分离，名僧即名儒的状况不见了。各学派的名儒大多为武士出身，武士几乎垄断了知识界，这是德川幕府时期的特殊现象。与此同时，儒学的忠君思想深入武士头脑，战国时期“下克上”式的叛乱几乎消除了。

朱子学成为幕府的官学，是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门径，不学习朱子学就难以做官。尽管如此，非朱子学派仍然不断产生。王阳明和陆象山的著作传入日本后，在被称作“近江圣人”中江藤树及其弟子的倡导下，形成阳明学派。该学派的处境和中国一样，也被正统的朱于学派视为异瑞邪说，加以排斥。为谋求存在与发展，该学派不得不常与朱子学派发生激烈争论。由于处境和地位不同，双方争论的论点往往超出学术范围，而涉及政治方面。阳明学的著名学者熊泽藩山攻击日本朱于学派过分崇拜中国，把日本看作是太伯之后，是个耻辱。与阳明学派持有同样观点的山鹿素行批评说，林道春等看不到日本国柞与天地无穷，而强吴却被越所灭这个事实，附会日本为吴太伯之后， 是“食其国而忘其邦”，犹“生乎父母而忘其父母”之人。

另一非正统学派因其倡导者为土佐的南村梅轩，故被称作南派朱子学。这一派的名儒与京都朝廷有联系，他们利用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观念，与正统官学作斗争。山崎围斋和浅见纲斋等批评正统官学的所谓正统，不过是承认统治者的既成事实，非是日本国体万世一系的根本原则。篡臣掌政一统天下，不能算作正统。唐高祖是隋臣，宋太祖是后周之臣，他们是乱臣篡权夺取天下，不是正统。伯夷、叔齐值得赞美，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是使后人知大义名分不可侵犯的典范。楠木正成维护南朝大义凛然，足利尊氏建立幕府是篡权分裂行为。他们的批评涉及幕府，因此，不断受到流放、蛰居等迫害。

水户学派是非正统朱子学派中的又一主要学派，因其组织者是德川家康的儿子、御三家之一水户藩主德川光园，故称水户学派。他认为官学派林春斋等主持编纂的《本朝通鉴》一书，把天皇的始祖定为吴太伯后裔，非常不妥。他决心本孔子春秋之义，仿朱熹的《通鉴纲目》，编纂《大日本史》，以明皇统的正闰（以南朝为正统），定君臣大义名分（明确幕府与天皇的关系），期人心知其所向。日本明历三年（1651），他在水户设修史机构“彰考馆”，聘请名儒参加编写工作，从而形成水户学派。奠定水户学派基础的名儒有安积瞻泊、栗山潜锋、三宅观澜等人。

水户藩主德川光园亦喜读朱子学，且颇受明末入日的朱舜水影响。朱舜水以扶明为志，其言行重视封建的君臣、节义，与德川光园的思想合拍。德川光园极为器重，曾师事之，汇聚于水户的儒者亦颇受其影响。水户学派编纂的《大日本文》，就其特笔而论，无非是列神功皇后于纪、大友皇子于本纪、定南朝为正统并用其正朔，以体现其大义名分思想。德川光园还以自身行动体现他所主张的名义思想。他因“以弟越兄”继承藩嗣，在立嗣问题上，他不立子而立兄子为嗣，以体现长幼名义。安东守约以德川光园比作管仲。管仲相齐桓尊王而霸，德川光园的尊王目的也在此。对于这点藤田幽谷税得更明确：“幕府尊皇室，则诸侯祟幕府；诸侯崇幕府，则卿大夫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这点也正是德川光园修《大日本史》的本意。由此可知：德川光园的尊王与幕府尊王攘夷时的尊王，其意义颇有不同。

江户幕府进入中期以后，正值清朝的雍、乾、嘉3代。清朝在这3代文字狱盛行，迫使中国学者脱离顾炎武、黄宗羲等倡导的“经世致用”，注意现实，要求社会改革的研究作风， 转向“避世”，走上“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大部分学者埋头书本寻章摘句，勘校考据注释，学术研究完全脱离现实，目光短浅，思想呆滞，尽管他们在整理古籍方面作出一定贡献，但在政治上毫无作为。

可是，清朝的考证学风传入日本后，却意想不到地动摇了日本官学。日本反对官学的一些学者如伊藤仁斋、获生祖来等利用考证批评并反对官学朱子学派，倡导“六经即先王之道”，企图回到儒学古典中去，从而开始了日本儒学中的复古运动。随后，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等也热衷于考证。清代名儒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著作经他们的介绍，在日本广泛流行。至太田锦城时期，日本的考证学派基本形成。太田锦城受顾炎武的《日知录》、朱彝尊的《经义考》、毛奇龄的《西河集》、赵翼的《廿二史别记》等书的影响最深。他曾说： “得明人之书百卷，不如清人之书一卷。”可见其推崇之情。

日本考证学派的形成，首先对早已产生的国学发生影响。国学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著作，主要是天皇、不得意的公卿及其家臣以及与京都朝廷有联系的知识界的某些学者。最初，德川幕府并不重视国学，可是随着封建制度危机的深化，特别是受到考证学派的影响以后，反幕府的人开始视国学为“尊王”的思想武器。由于朱子学被幕府定为官学，国学者力图通过反对中国儒学，达到反幕府的目的。贺茂真渊在18世纪中叶著《古器考》《冠辞考》《国意考》等许多著作，力图从日本古籍中抹掉中国儒学的影响。他在《国意考》中说，神道是自然的道；圣人之道是人为的道，是规矩各种犯恶之道。中国的圣人皆为不仁不义者，禹名为受禅，实夺位于舜的子孙，舜也夺位于尧的子孙。武王伐纣，是以臣伐君。日本则不然，君脉世世相继。而且，在唐文化未输入日本以前，日本仁义满天下，输入之后，恶人产生。因此，日本人应忠于君道，即日本固 有之神道，不应崇拜儒学。另一国学者竹内式部把这种思想与现实中的天皇联系起来，强调事君乃日本人之大义，慨叹“今世不尊天子，人只知将军之贵”，并逐渐演变成“尊王贱霸”思想。从反对官学批评儒学，而演进为尊王贱霸，引起幕府的注意，对国学的著名人物开始进行迫害。

与国学同时存在的另一个反对儒学的学派是神道学派。神道被视为日本固有之道。可是，该派也受儒学影响而不断变化。德川幕府初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学派，以朱子学解释神道，认为儒学的王道即是神道。中期以后，官学受到各学派的挑战，神道的解释亦发生变化。浅见纲斋以三种神器解释神道，使神道脱离王道，演变为皇道。不过，这时的皇道只是象征性地拥护天皇，承认德川幕府握有朝政是得到天照大神的允许，要求幕府应尊敬朝廷与天皇。幕府末期平田驾胤出，神道即皇道的宣传带有尊皇倒幕的色彩。他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指定的日本君主，日本人必须效忠于天皇。他倡导一种新的学说，以驳斥提倡朱子学重视中国文化的将军。他认为：由神创造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日本一国。所以，世界事物皆源出于日本。盘古、三皇、太吴、神农、黄帝等都是日本的神，创造《易》也是日本的神，连中国的医学也是日本的大已贵神、少彦名神所创造，传入中国再反传入日本的。由此逐渐演变为尊日本贱中国的《皇国尊严论》。幕府对持这一学说的学者，照例进行迫害。

如上所述，江户时代日本思想界的斗争，不论正统的官学派和反官学派的各学派，都受到中国封建儒学思想的影响。但是， 由于幕府支持官学派，所以，凡是反对官学派的各派，不管其自身受儒学的影响有多大，为了反对幕府都把矛头指向了官学。尽管清代的儒学、文学、绘画、书籍、医药等各方面都对日本产生过深刻影响，但是，由于反官学派的批判，影响日本千余年的中国封建儒学思想基础，已呈现出瓦解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