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安史之乱

如果皇帝勤政、宰相用事、朝政清明，倒也能够压制边军可能的叛乱，可偏偏天宝年间，李隆基怠政，李杨用事，更是直接使得本就存在的隐患发酵了。开元末年时，天下承平日久，在盛世之下，大唐国家富庶，地方无事，边地捷报频传，于是李隆基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生活奢华，减少过问政事，而官场则是愈加腐败，朝廷内外一片靡靡之风，而宫内斗争又是一片血腥。

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李隆基因听信所宠武惠妃谗言，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旋又将之赐死，同时改立忠王李玙（肃宗李亨）为太子，而颇为有趣的是，作为这场皇室悲剧始作俑者的武惠妃，却在构陷太子、鄂王、光王，并导致三人被赐死后，因“数次见到其鬼魂作祟”故而惊吓成疾，于同年死去。

武惠妃生前颇为玄宗皇帝所宠爱，以至于其死后，后宫虽多美人，竟是没有一人能使郁郁寡欢的李隆基开颜，这个时候，有人进颜，称皇帝第十四子寿王妃杨氏“姿质天挺，宜充掖廷”，李隆基见后，果然以为美貌不凡，堪称绝世无双。

杨氏出自为弘农杨氏，其本是前隋上柱国、吏部尚书杨汪之后，她的父亲杨玄琰，曾担任过蜀州司户，后因丧父，故为曾任河南府士曹参军的叔父杨玄璬收养长大，杨氏自幼天生丽质，而且性格婉顺，精通音律，擅歌舞。开元二十三年（735）七月，李隆基第二十一女咸宜公主下嫁卫尉卿杨洄，杨氏受邀参加婚礼，与公主同为武惠妃所生的寿王李瑁对其一见钟情，于是当年十二月，受封为寿王妃。

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写的那样：“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李隆基在一眼看中杨氏之后，便将之召入后宫，但人言可畏，于是李隆基做出了一个过渡之法，也就是《新唐书》记载的那样，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以为李隆基母亲窦太后祈福的名义，敕书杨氏出家为女道士，道号“太真”。

天宝四年（745），寿王娶韦昭训之女武氏为妃后，杨太真还俗受册封为贵妃，时杨氏二十六岁，而李隆基已是六十岁了。自杨氏入宫以来，备受宠幸。史载，岭南经略史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二人，因献给贵妃的贡品精美，竟得以仕途更进一步，于是，京内境外大小官吏竞相仿效，史载“妃欲得生荔支（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诗人杜牧在他的《过华清宫绝句》曾对此有过描写：“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正如民间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那样，因为贵妃的受宠，杨氏一门也因此获得“恩露”，其父杨玄琰累次追赠为太尉、齐国公，母亲受封凉国夫人。抚养她长大的叔父杨玄珪更是被提拔为光禄卿，其堂兄杨钊，原为市井无赖，因善计筹，居然因贵妃而飞黄腾达，李隆基赐名国忠，甚至一度位居宰相兼文部尚书之位，并身兼四十余职。而杨国忠之子杨昢、杨暄，贵妃弟弟杨鉴，皆娶公主、郡主为妻，史载“杨氏一门尚两公主、两郡主”，此外，贵妃父祖立私庙，李隆基更是御制家庙碑文并书。杨玉环的三个姐姐也均赐府邸于京师，宠贵赫然，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三姐则封为虢国夫人，八姐册封为秦国夫人，三夫人都生得貌美色绝，尤其是虢国夫人，以天生丽质自美，不假脂粉。杜甫《虢国夫人》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思，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宛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乃为事实之写照。于是“上呼之为姨，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

史载，三夫人凡是有所要求，各级官吏立刻承办所谓“奉请托，奔走期会过诏敕。四方献饷结纳，门若市然”，某年，李隆基游幸华清池，以杨氏五家为扈从，每家一队，穿一色衣，五家合队，五彩缤纷。沿途掉落首饰遍地，闪闪生光，其奢侈无以复加。

而李隆基本人显然很享受这种奢靡的生活，史载李隆基好诗歌，精音律，多御制曲，又有“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之说，而关于这一点，在《新唐书•礼乐志》更有明确记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也因此后世遂将戏曲界习称为梨园界或梨园行，而戏曲演员则称为梨园弟子。

生活的奢靡，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腐败。天宝初年，李林甫为相，此人为人阴险，有“口蜜腹剑”之称，凭着李隆基的信任，竟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以致言路壅蔽、谄媚当道、忠贞去国、贪饕升天、社鼠残害、民不堪命。譬如为了掌握大权，他曾训斥诸谏官道：“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何须多言！”史载，有补阙杜琎上书言事，次日即被降为下邽令，于是自此以后，没有人敢再有谏争之言了。

此外，他对才能功业在他之上而受到李隆基宠信、威胁到他相位的官员，一定要想方设法除去，尤其忌恨以文才仕进的。如李隆基曾于勤政楼垂帘观看乐舞，兵部侍郎卢绚以为李隆基已经离去，便扬鞭策马从楼下缓缓而过，因其风度翩翩，李隆基赞美不已，于是李林甫担心此人会被李隆基重用，于是将卢绚调任为华州刺史，不久他又奏陈李隆基，称其患病不能理事，将他贬为太子员外詹事。李隆基又欲重用绛州刺史严挺之，李林甫竟欺骗李隆基说严挺之年老多病，宜授其散职，便于他养病。于是，严挺之又被送到洛阳养病去了。

此外，李隆基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只要精通一艺，便可到长安备选。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竟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 他建议让郡县长官先对士子加以甄选，将其中优秀者送到京师，在御史中丞的监督下，由尚书省复试，将名实相符者推荐给皇帝。最终，送到京师的士子被考以诗、赋、论，于是“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

当初唐太宗、高宗、武后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北部一带，河北北部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帝国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天宝十年（751），李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单于副大都护，鉴于开元年间张嘉贞、王晙、张说等文臣以边将入相的先例，故而欲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以巩固自己的相权，李林甫便请辞兼任的朔方节度使之职，继而举荐安思顺继任，并奏道：“文臣为将，怯于战阵，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骁勇善战，而寒族在朝中没有党援。”李隆基采纳了他的建议。很显然，他出于一己之私，为了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皇帝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的做法为帝国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所谓“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天下倾覆”。

不过李林甫虽然专权乱政，但在位期间，政局尚稳。可当他于天宝十一年（752）死后，情况便不同了，李隆基一方面以擅权弄法的杨国忠出任右相，另一方面则使用胡人为边将，以图左右平衡。可杨国忠本是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得以仕途高进的，此人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而皇帝重用蕃将，虽然使得高仙芝、哥舒翰等蕃将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但也使得安禄山等心怀叵测之徒得以长期控制河北，为日后帝国的大乱埋下了隐患。

由于杨国忠的专权乱政比李林甫更甚，此人只重用亲信，大肆排斥异己，天宝十二年（753）时，关中大饥，因京兆尹李岘不甚顺从，杨国忠竟然以灾气归罪于李岘，贬李岘为长沙太守。后来霖雨成灾，李隆基过问灾情时，杨国忠又掩盖灾情真相，并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玄宗竟然信以为真，以后，扶风太守房琯奏报当地出现水灾，杨国忠便以御史前去审之，从此再没有人敢汇报实情。以至于到了后来，面对大权在握的杨国忠，甚至就连李隆基信赖的高力士也不敢声言。

最为可怕的是，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为了和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争宠，竟互相诋毁。李隆基对此摇摆不定，认为主要政事交付宰相，边防事务交付诸将，无可忧虑，只是他想不到的正是自己的摇摆不定，导致了安禄山的最终反叛。

安禄山，本姓康，名轧荦山，营州柳城人，母阿史德氏，父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母为突厥巫师，信仰祆教。史载安禄山少孤，因母改嫁突厥番官安延偃，遂改姓安姓，改名禄山。此人通晓六国语言，初为互市马牙郎，后被节帅张守珪养为假子，后渐升至千卢将军。开元二十八年（740）禄山为平卢兵马使，以贿赂交结唐廷派往河北的御史，博得李隆基的称许与宠信。开元二十九年，官至营州都督，至天宝元年（742）时，又升为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又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天宝十载，又兼河东节度使，此后又受封为东平郡王。

此人之所以能够得势，除了熟悉河北军情，能够对不时进扰河北的奚族和契丹进行镇压，以至于被李隆基倚为“安边长城”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谄媚逢迎，因而能够得到李隆基、杨贵妃等人的宠信和支持。据载，安禄山十分肥胖，重三百多斤，某次，皇帝问他为何体肥，其答曰：“唯赤心耳！”还曾经在玄宗面前做胡旋舞，竟然能“疾如风焉”，于是皇帝十分宠信他。

因天宝年间，李隆基对边军管制逐渐松动，而安禄山在各边军中势力最强大，他身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大军，自然遂有轻朝廷之心了。

安禄山平生很是惧怕李林甫，根据记载，安禄山初见李林甫时，仗着皇帝宠信，神色倨傲，李林甫遂当着他的面以事召王。王与安禄山俱为御史大夫，可他虽然权势仅次于李林甫，但却在这位“口蜜腹剑”的李相公面前卑辞趋拜，态度恭谨。从此之后，安禄山便被李林甫的威严所慑服，态度也逐渐恭谨。李林甫每次与安禄山交谈，都能猜透他的心思并抢先说出，这让安禄山惊惧不已，于是平时飞扬跋扈、对朝中公卿多有侮慢的安禄山却唯独忌惮李林甫，以至于“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安禄山返回范阳后，每次刘骆谷从长安回来后，他必会问：“醴陵分说了些什么？” 得美言则喜，但如果但李林甫说“告诉安大夫，让他须好检校”，则安禄山便会拍着床榻，忧愁惧怕地道：“噫嘻，我死定了！”

尽管安禄山对大权在握的李林甫很是惧怕，而对同样被李隆基所信赖的杨国忠则根本瞧不起，李林甫死后，安禄山也就在朝中失去了忌惮的对象，不过此人感念李隆基恩德，本想等衰老的李隆基归天之后再行叛乱，然而杨国忠为相后，因不能制服安禄山，便常向李隆基说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想借李隆基之手除掉安禄山。可李隆基认为这是将相不和，不予理睬。于是杨国忠又奏请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以便牵制安禄山。天宝十三载（754）春，李隆基召安禄山入朝，试其有无谋反之心。可安禄山因为由于事先得到杨贵妃的通风报信，故而向李隆基诉说自己的一片“赤心”，从而赢得了李隆基的信任，最初李隆基是打算让安禄山加同平章事，以为相，并令太常卿张垍草拟诏敕，可杨国忠知此事后，却又立即劝阻道：“安禄山虽有军功，但他目不识丁，怎能当宰相。如果发下制书，恐怕四夷皆轻视朝廷。”李隆基只好作罢，任安禄山为左仆射。

至此杨、安两人关系交恶，加上安禄山考虑到自己之前又得罪太子李亨，于是精选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八千为义子，称“曳落河”，皆骁勇善战；又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胡商至各处经商致财。天宝十四年，又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从而完成了叛乱的准备。

李林甫在位时尚可稳住朝政，杨国忠不但没有李林甫的才干，反而纵容贪污腐败，局面遂不可收拾，当时官吏贪渎，政治腐败，民怨沸腾，这种情况下，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联以罗、奚、契丹、室韦、突厥各族，以约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在蓟城南郊誓师，借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名，于范阳起兵，其后与平卢节度使史思明，挟三镇兵力，直指东都洛阳。

叛乱之初，太原驿站得报，疾驰赶到骊山，当时在骊山华清池的李隆基还不相信安禄山会叛变，此后尽管叛变的消息不断传来，李隆基仍半信半疑，直到平原郡太守颜真卿派人传来消息，李隆基才如梦初醒。在犹豫之后，下诏以入京朝见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赴洛阳募兵迎战，同时又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命皇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飞骑、骑及朔方、河西、陇右等兵，又出禁中钱招募了关辅新兵，计五万人，率军东征。十二月一日，高仙芝从长安出发，李隆基亲自在勤政楼为荣王、高仙芝举行宴会，又到望春亭为他们送行，并命边令诚为监军，进屯陕郡。

面对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所发起的行夺取皇位之实的兵变，承平日久的帝国竟然无法应对，以至于“民不知战，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太守、县令或逃或降之后，河北诸地很快便沦陷，此后，安禄山大军进逼洛阳。

当初李隆基以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虽得兵六万人，但多富家子弟，更由于承平日久，民不知战，而六军宿卫多市井劣徒，不能受甲，十二月，安禄山率众从灵昌渡过黄河，史载“禄山精兵，天下莫及”，故而虽然封常清善于用兵，但依然三战皆败，十二月十二，安禄山攻入洛邑。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降，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封常清率残部退守陕郡时，陕郡太守窦廷芝已逃往河东，城中吏民皆已逃散，可谓局势已然不堪。

李隆基听说封常清兵败后大怒，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高仙芝命封常清巡监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由于和叛军交过手，故而封常清向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况且潼关无兵，如果叛军攻破潼关，那么长安就危险了，关陕之地就无法防守，不如引兵前往潼关与叛军对抗。”

高仙芝听了封常清的建议之后，率军退往潼关，同时打开太原仓，把库中的缯布全部分赐给将士，并放火焚烧了仓库，率兵向潼关方面撤退，中途唐军被叛军追及，官军一触即溃，“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不过虽然如此，唐军还是得以成功退守潼关。此后，高仙芝马上整顿部伍，以据险抗击，安禄山麾下之崔乾祐面对潼关天险，一时不能攻下，只好退居陕郡。

崔乾佑率兵屯于陕郡之后，临汝、弘农、济阴、濮阳、云中等郡都降于安禄山，而皇帝下诏所征的朔方、河西、陇右诸道兵，尚未抵达长安，一时间，关中震动。幸好安禄山滞留洛阳准备称帝，没有全力进攻，加之高仙芝、封常清及时退守潼关，做好拒守准备，遏制了叛军攻势，关中军民慌恐之情才得以稍安。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却在此时降临了，当初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诚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高仙芝不从，使边令诚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后，边令诚入朝奏事，向李隆基反映了高仙芝、封常清败退之事，并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李隆基听信了边令诚的一面之辞后，大怒不已，于十二月十八日遣边令诚赴军中，逮捕高仙芝与封常清。边令诚到了潼关，先把封常清叫来，向他宣示了敕书。

史载：封常清临刑前说：“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然后便把自己草写的遗表交给边令诚，请他呈送李隆基，表曰：“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遂从容就死。封常清被斩后尸体陈放在一张草席之上，此后高仙芝回帐之后，边令诚又以陌刀百人自从，对高仙芝说：“大夫亦有恩命。”高仙芝听后立刻下厅，边令诚遂宣示敕书。高仙芝说：“我退，罪也，死不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等，则诬我也。”对边令诚说：“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又对麾下大声说：“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兵士皆呼：“枉。”声音震天，但边令诚不听。于是高仙芝又回头看封常清尸体，叹息道：“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言毕被杀。

当李隆基听信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后不久，起用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镇守潼关，十余日之后，天宝十五载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统军防御此处以来，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载正月，刚刚称帝的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率兵攻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叛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而将精锐主力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

五月，李隆基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消息后，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上书称“安禄山久习用兵，今起兵叛乱，不会不做准备，一定是用羸师弱卒来引诱我们，如若进兵，正好中计。况且叛军远来，利在速战；官军凭借潼关天险，利在坚守。故主张在潼关据险固守，以打破叛军的速决企图，待其兵力削弱，内部发生变乱时，再大举反攻”。对于哥舒翰的这个建议，郭子仪、李光弼也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图利用险要地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同时引朔方军北取范阳，覆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

但是，宰相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意在谋己，便对李隆基说，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李隆基轻信谗言，便连续派遣中使催哥舒翰出战。这种情况下，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乾佑部相遇。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七十里长的狭窄山道。崔乾佑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于初八领兵与唐军决战。唐军以王思礼等率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等率十万大军继后，另派三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

两军相交，唐军见叛军阵势不整，偃旗欲逃，便长驱直进，结果被诱进隘路。叛军伏兵突起，从山上投下滚木檑石，唐军士卒拥挤于隘道，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毡车在前面冲击，企图打开了一条进路，但被叛军用纵火焚烧的草车堵塞不得前进。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

这时，崔乾佑命同罗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官军背后杀出，唐军前后受击，乱作一团，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绝望的号叫声惊天骇地，一片惨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狼狈逃回潼关。唐军将近二十万大军，逃回潼关的只有八千余人。初九，崔乾佑攻占潼关，哥舒翰被部将挟持至洛阳，不得不降于安禄山。

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占领长安，而在这之前，李隆基已与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御驾行至马嵬坡，途中军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率兵诛杀了杨国忠，并请皇帝诛杀贵妃，以防止日后报复。李隆基言国忠乱朝当诛，然贵妃无罪，本欲赦免，无奈禁军士兵皆认为贵妃乃祸国红颜，安史之乱乃因贵妃而起，不诛难慰军心、难振士气，迫于情势危急，李隆基接受高力士的劝言，为求自保的李隆基不得已之下，以高力士将杨贵妃缢死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方才稳住军心，杨氏死时，年三十八岁，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写的那样，“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最初安禄山叛乱时，李隆基本想禅让太子李亨，但此次兵变，太子李亨被认为是主谋，使李隆基大受打击。于是李隆基与李亨于马嵬驿分道，李隆基向南入蜀，而李亨向北收拾残兵败将。此后不久，李亨就在灵武自行登基即帝位，是为唐肃宗，改元至德，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封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此后，郭子仪与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继而会师恒州，击败史思明，收复河北。

至德二载（757）正月，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以归、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人南下，尹子奇为安庆绪手下之名将，率领大军扫荡河南，此时河南城镇纷纷陷落，唯有重镇睢阳未陷。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河南节度副使张巡认为因宁陵城小，难以抵强敌，故率兵三千自宁陵入睢阳，与许远合兵共六千八百余。

此后，虽然尹子奇率军全力攻城，但在张巡率领下，守城将士坚守孤城，昼夜苦战，有时竟一日之内击退叛军二十余次进攻，就这样连续抗击十六昼夜，杀敌两万余，俘获叛军将领六十余人，就连主将尹子奇也被射瞎一目。这接连的大捷也使得朝廷开始重视起睢阳孤城，李亨下诏张巡为御史中丞、许远为侍御史、姚訚为吏部郎中，并要求他们继续坚守此处。然而，李亨仅仅只是要求坚守，却并没有给睢阳派来援军，至十月间，睢阳守军已是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临淮守将贺兰进明、濠州刺史闾丘晓近在尺咫，却不愿出兵相救，于是在内外交困之下，睢阳陷落，守将张巡、许远、南霁云、雷万春等尽皆被杀。

睢阳孤城坚守十月之久，前后大小四百余战，张巡以不足万人之众，屡败贼兵，无一败仗，杀伤贼兵十几万人，最后因为守军病饿力竭，寡不敌众，方才城破，此战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孤城苦撑，却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十个月之久，保江淮免于战乱十个月，在当时，大唐之所以还没有覆灭也就因为江淮赋税的支撑。睢阳乃江淮重镇，一旦失守，则南北运河阻塞，后果不堪，正是因为睢阳守军的坚守，才使得大唐能够不断地得到江淮财赋的接济，继而完成了恢复、准备到反攻的过程，就在睢阳陷落前的一个月，唐军已经收复京师长安，而在睢阳陷落后十天之后，官军又收复了东都洛阳，可以说，帝国江山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全，全仗睢阳坚守十月之久。

唐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收复失地，其原因众多，但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叛军自身内讧。史载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安禄山于天宝十五年（至德元年）正月初一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多是通过严庄转达。而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笞。又有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此外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此子很受禄山宠爱，禄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由于时常担心被废，安庆绪便起了杀父之心，而严庄则担心宫中事变于己不利，于是便干脆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一气，决心谋害安禄山。

至德二年（757）正月五日夜，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串通，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寝宫。虽有侍卫在场，但因见是严庄和安庆绪，故而也就没有人过问。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而李猪儿手持利直入帐内，一刀砍向安禄山的腹部。虽然安禄山平日间总是把佩刀放在床边以防不备，可此次谋反本就是自己身边之人所发起，故而事前李猪儿已是偷偷拿走了佩刀，已挨了一刀的安禄山虽知大事不好，可却无法持刀相抗，气急败坏地的他只能摇着帐竿大声呼喊：“贼由严庄。”就在这凄惨而愤怒的喊叫声中，安禄山肠流体外，很快死于非命，时年五十五岁。在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之后，安庆绪草草在床下挖坑数尺，又以毡子裹尸，连夜埋于坑中，随后并诫令宫中，不得外泄。次日，严庄对众人称：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分。随即安禄山继承帝位，年号载初，并尊禄山为太上皇，继而发丧。

在杀父自立为帝后，安庆绪命史思明回守范阳，而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而此时，唐军的反击也开始，叛军内乱之际，急于收复两京的肃宗没有采纳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之建策，先捣范阳叛军老巢、断其归路，而是诏令司空、关内河东副元帅郭子仪进攻长安，五月，唐军在长安西之清渠受挫，退保武功，郭子仪自请处分，被降职为尚书左仆射。九月，皇帝又以广平王李俶为兵马元帅，郭子仪为中军副将，率兵十五万，并借回纥骑兵四千，再攻长安，二十八日，唐军与叛军安守忠、张通儒等部十万人战于长安以南的香积寺、沣水东，两军激战之时，回纥兵从叛军背后出击，前后夹攻，叛军全线溃败，叛将张通儒弃城逃往陕州，唐军一战收复长安。

虽然此战之后，唐军乘胜收复长安，但由于李俶未及时遣军追击，故而使叛军得以整队撤退。慌乱之中，安庆绪令其御史大夫严庄率洛阳兵马与退保陕郡的张通儒部会合，共步骑十五万，欲阻止唐军东进。当年十月十五日，郭子仪率军与叛军战于陕郡西之新店，叛军依山而阵，占据有利地形，先以轻骑出战。郭子仪遣军迎击，叛军不战而走，于是唐军趁势追击，此时叛军下山猛攻，并欲包围唐军，于是唐军稍退。就在唐军初战不利之时，回纥骑兵突然从新店之南袭击叛军侧后，叛军惊呼回纥兵至而溃散。唐军与回纥军前后夹击，大败叛军，严庄、张通儒弃陕城东逃。当日，李俶、郭子仪等入陕郡，并以仆固怀恩等率军分路追击。次日，在洛阳的安庆绪杀前所获唐将哥舒翰等三十余人，仅率千余人连夜北逃。十八日，李俶等领军入东都洛阳，但未遣军追击，这也就使安庆绪等得以逃往邺城据守，其部将李归仁等也得以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李光弼

在收复洛阳城之后，唐军分兵攻占河内等地，迫降严庄，随后陈留军民又杀尹子奇归唐，加上河南节度使、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银青光禄大夫、南阳郡公张镐率鲁炅、来瑱、李祗、李嗣业、李奂五位节度使，陆续收复河南、河东各郡县，情势可谓一片大好。

但此时李亨却忙于迎太上皇还都，而没有及时遣军追击安军残部。安庆绪至邺后重整旗鼓，旬日之间，其将蔡希德自上党、田承嗣自颍川、武令珣自南阳，各率所部至邺城会合，连同安庆绪在河北诸郡新募之兵，已有约六万之众。由于因契丹、同罗等族精兵大部归史思明，于是安庆绪忌史思明势盛，加上对他收其溃散的残部不满，于是安庆绪开始琢磨除去史思明，十二月遣阿史那承庆、安守忠、李立节三人，带骑兵五千至范阳，以征兵为名，实则欲察看情况，准备偷袭，结果事泄，三人尽皆被擒。此时的史思明开始有了想法，自围攻太原被李光弼击退后，回到范阳后，他先是被安庆绪封为妫川王，兼范阳节度使。可范阳本是叛军老巢，当初安禄山从东都洛阳和京师长安所掠的珍宝，多半都被运往这里存放，这种情况下，史思明自然恃富而骄，欲将范阳占为己有，从而不再为安庆绪所节制。

于是史思明向李亨奉上归降书，愿以所领十三郡及兵八万降唐，李亨大喜，当即封他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但史思明“外示顺命，内实通贼”，不断招兵买马，引起肃宗警觉。乾元元年（758）五月，皇帝以乌承恩为河北节度副大使，至史思明军中，以图思明，然而不久事情便泄露，于是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乾元元年九月，李亨以郭子仪、鲁炅、李奂、许叔冀、李嗣业、季广琛、崔光远等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共领步骑约二十万，进攻安庆绪，又命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率所部助攻，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十月，唐军等部先后北渡黄河，并李嗣业部会攻卫州，以弓弩手伏击而逐，大败安庆绪亲领七万援军，克卫州；旋又趁势追击，在邺城西南愁思冈击败庞军，先后共斩其三万余人。安庆绪退回邺城，被唐军包围，急派人向史思明求援，许以让位。于是史思明率兵十三万自范阳南下救邺城，先遣步骑万余进驻滏阳，遥为声援。十二月，史思明击败崔光远夺占魏州后，按兵观望。

乾元二年正月，李光弼建议分兵逼魏州，各个击破叛军，鱼朝恩不纳。二月，唐军围邺城四月不下，师老势屈，史思明率部向唐军逼近，并截断唐军粮运。三月初六，号称六十万之唐军，布阵于安阳河之北、县南。史思明亲领精兵五万至，双方激战，伤亡甚重，作为后军的郭子仪刚刚率军赶来，未及列阵，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两军皆大惊而退，唐军因无统一号令，众节度各自兵退本镇，于是邺城得以解围。此战之后，虽然郭子仪被李亨任命为东都留守，东畿、山南东道、河南等道行营元帅，但由于鱼朝恩一直妒忌郭子仪，趁机把相州之败的责任推到郭子仪身上，并在李亨面前进谗言。不久，李亨将郭子仪召还京师，解除其职务，而是任命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帅，以统辖诸军。

此战之败，归根结底是李亨之责，李亨待安庆绪逃至邺城一年后才下令攻讨，已然是错，虽然诏命九位节度使、合力发兵数十万，但竟不设元帅，只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以至于数十万大军没有统一节度，此后，唐军久围城不下，后方粮秣供应不继，以致军心不稳，终于酿成这次大溃败。

此战之中，安西名将李嗣业也战死了，李嗣业，京兆高陵人，天宝初，随募至安西，频经战斗，他善用陌刀，每为队头，所向必陷，于是初任昭武校尉，后历任中郎将、右金吾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北庭行军兵马使、卫尉卿、怀州刺史、北庭行营节度使等，封虢国公。天宝六年（747）时，曾随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击讨小勃律，连云堡一战中，“嗣业执一旗，引陌刀缘险先登力战，自辰至巳，大破之，斩首五千级”，又有“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上，山头抛櫑蔽空而下，嗣业独引一旗于绝险处先登，诸将因之齐上。贼不虞汉军暴至，遂大溃，填溪谷，投水溺死，仅十八九”。天宝十年，李嗣业再随高仙芝讨平石国、突骑施，并以跳荡先锋加特进，面对这位勇将，胡人惊恐，称之为“神通大将”。恒罗斯之战，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高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已是右威卫将军李嗣业见情况不对，于是劝高仙芝消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于是他“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天宝十二载，加骠骑大将军，入朝，李隆基赐酒，其醉而起舞，于是“帝宠之，赐彩百、金皿五十物、钱十万，曰：为解酲具”。

安禄山起兵，两京陷落，李亨继位于灵武，诏嗣业赴行在。于是李嗣业自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至凤翔谒见，肃宗大喜曰：“今日得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遂以其为先锋将，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统军平叛，史载“嗣业每持大棒冲击，贼众披靡，所向无敌”。

收复长安的战事中，李嗣业脱衣肉袒，执长刀大呼出阵前，杀数十人，阵复整，史载“立于阵前，大呼奋击，当其刀者，人马俱碎，杀数十人，阵乃稍定”，随后其又率前军步卒二千持陌刀如墙而进，此战中，他身先士卒，所向摧靡，一战而斩首六万级，贼填涧壑死几半，余者东走，遂平长安。

进击邺城，“贼每出战，嗣业被坚冲突”，然而由于履锋冒刃，终为流矢所中，就他休养数日，伤势即将痊愈时，忽闻金鼓之声，其知这是在和庞均交战，因而大叫“杀敌”，以致伤口破裂，血出数升注地而卒。李亨得知后，甚是震惊惋惜，下诏赐谥号为忠勇，追封武威郡王。

邺城之战，由于李亨的孱弱和猜忌，使得诸军不设统帅，以致战事久拖不下，后安庆绪得史思明之助，大唐九节度使之六十万大军无功而返，此战之后，叛军再起内讧，史思明收集部众驻邺城南，诱杀安庆绪及高尚、崔乾祐等，入城兼并其军，遂留其子史朝义守邺城，自还范阳。上元二年（761）三月，内讧再起，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但此时，大唐内部也祸起萧墙。

李亨信用宦官，如李辅国、程元振等于是得以操纵军政大权，一时间，阉人势力日益嚣张，在宦官们的谗言下，李亨对领军大将颇为猜忌，譬如上元元年时，史思明再陷洛阳，而西戎也趁机入侵之时，李亨虽然任命郭子仪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仍将其留在京师，后在百官的要求下，方命郭子仪出镇。如此信用阉人，而不顾大局，自然使得平叛难以迅速成功了。同时，李亨又宠信张皇后，纵容其干预政事，宝应元年（762）李亨患病，接连几个月不能上朝视事。四月，太上皇（李隆基）归天，李亨更是悲恸不止，以至于病情加剧。李隆基在时，甚是厌恶张皇后与李辅国，常劝李亨不要宠幸此二人，然而李辅国却构谄李隆基，称太上皇预谋复辟，故一直以来，李隆基被软禁于西宫甘露殿，并流高力士于巫州，晚年的李隆基一直忧郁寡欢。

李亨病重之时，张皇后欲谋杀太子李豫而立越王李系为嗣君，于是发宦官数百人，控制宫闱。李辅国获知此事，以宦官程元振将太子劫持进飞龙殿，随后鼓动禁军攻入宫内，捕杀张皇后、越王，张皇后闻变，慌忙逃入肃宗寝宫躲避。李辅国竟带兵追入寝宫，逼张皇后出宫。张皇后不从，哀求李亨救命。李亨由于受到惊吓，一时说不出话来，李辅国则趁机将张皇后拖出宫去，随后杀死张皇后、李系等人，李亨因受惊而病情陡然转重，加之无人过问，当天就死于长生殿，时年五十一岁。此后，李辅国立太子李豫为帝，是为唐代宗。

宝应元年（762）十月，李豫继位后，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次年春，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慌乱之中，史朝义仅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可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又献范阳投降，走投无路的史朝义最终于广阳城外的树林中自缢而死，就这样，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由于李豫基于迅速结束战争的考量，为了能够早日结束战事，甚至不惜招抚叛军，大肆分封为节度使、观察使，同时还允许其保留所据之地与手中兵马，譬如皇帝任命叛军余部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薛嵩为昭义节度使，于是一时间藩镇（方镇）数量激增，各地均置节度使。这些节度使、观察使割据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务，所谓“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由于这些方镇表面上臣服于帝国，但事实上却割据一方，从而使得大唐从此之后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至后来这些方镇甚至使得帝国完全分裂，因其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者不入贡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更让帝国从此陷入频频内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