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堤鼠穴

就在脱脱辞去右丞相之职的一个月之后，元帝国迎来了自其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烘涝灾害。 1344年农历五六月间，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暴雨侵袭之后，黄河先后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和金堤，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曹州（今山东菏泽）、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等所属沿河州县变成了一片泽国。而除了天然灾害巨大的破坏力之外，元帝国政府此时低劣的应变能力使得洪水不仅长期间得不到控制，不仅糜烂的黄泛区更有阻断京杭运河的趋势，各地得不到妥善安置的难民也开始揭竿而起。监察御史张祯为此惊呼：“灾异迭见，盗贼蜂起……若不振举，恐有唐末藩镇噬脐之祸”。

可以想见在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的元帝国政府，事实上在蜂起的民众面前则是不作为。依旧是两淮运使宋文瓒在黄河水灾之后，向元帝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新的报告，其中指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集庆花山劫贼才三十六人，官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最终竟然要借助当地的黑社会组织——盐帮。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南五省租税之地，恐非国家有矣。”

在追捕集庆花山劫贼的行动中，未来驰骋江南的张士诚兄弟是否也在“假手盐徒”的行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元末群雄中的方国珍在这一时期却已悄然崛起。出生于台州黄岩的方国珍，本身是浙江沿海贩盐的商贩，因为有一个沦落为海盗的同乡——蔡乱头而被仇家指认为海盗同党，不得不从一个合法商人转型为海上强梁。不过事实证明方国珍在这方面的确颇有潜质，仅几个月的工夫便成为了浙江、福建沿海一带的海盗首领，连元帝国浙江行省前去围剿的三万大军都被其打败，连主帅参政朵儿只班都成为了阶下囚。但是，方国珍不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在俘虏了朵儿只班之后，他竟然强迫对方“招降”自己。

方国珍雕像

对于要求招安的方国珍，曾因为“范孟端事件”而得到升迁的枢密参议归旸认为：“这次围剿失败固然是将帅无能的结果。但是参战的部队大多是北方的骑兵和步兵，让他们在海上作战无疑是赶入了死地。方国珍击败政府军，又非法拘押地方官员。显然只是迫于形势才要求‘招安’，万万不能答应。应该继续进攻招募沿海的民众组成民兵继续追剿。”可惜的是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元帝国政府高层的认可，果断授予了方国珍定国尉的军衔。不过方国珍并没有因此而俯首帖耳，反而继续在海上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种农民起义军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要求“招安”，休养生息之后继续造反，逐渐成为了元末的一种常态。

黄河的水患以及东南地区的民众起义，最终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不得不再度起用自己一度颇为忌惮的脱脱。而脱脱重新出任中书省右丞相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别儿怯不花、左丞相太平、御史大夫韩嘉纳等人展开报复行动，而对于经常在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殿中侍御史哈麻等人，脱脱则投桃报李任命其为同知枢密院事。

至正交钞

第二次当政的脱脱首先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货币改革和治理黄河之上。货币改革是元帝国最擅长的金融项目，而且每每都可以取得扭转乾坤的功效。但是脱脱所推行的这一次货币改革之时，元帝国本身缺乏强大的物质基础。其结果是出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

自元武宗海山执政以来，元帝国便出现纸币发行猛增，不断贬值的情况，以后历代大量印钞，给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再加上伪钞横行，钞法已经败坏不堪。1350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建议变钞，吏部尚书偰哲笃支持变钞，并提出了以纸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的方案。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反对最坚决，但遭到了压制，脱脱终于下决心实行变钞。

妥懽帖睦尔批准了中书省的变钞方案，具体办法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二贯，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了一倍，两钞则并行通用。同时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使钱钞通行，并以钱来实钞法。但至正十一年（1351）新钞与通宝同时发行，结果很快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涌，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贯），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

至正钞法败坏的两个原因：一是所用料纸极差，“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二是多印滥支，钞值大贬。由于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事频繁，军费激增，而大片地区沦为争战之地或落入农民军之手，使政府税赋收入锐减，惟赖多印钞币以给之，又需要广籴粮米诸物供给京师，还有奢侈的宫廷消费，赏赐诸王贵族和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等，各项经费均极浩大，动辄十、百万锭，虚钞泛滥，钞值随贬，所规定的一贯钞权铜钱一千文，一开始就是不能兑现的空文，到至正十二年，一些地方一贯只值钱14文。

时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历述钞法崩坏过程云：“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糜不烂之说。观言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糜不烂，如碎絮筋渣也。丙申（十六年）绝不用，交易惟用钱耳”。可见，至正钞法甫行两三年即涩滞不通，才七年竟化为无用之废纸。

《元史•食货志》对至正钞法有一段很精当的概括：“行之未久，物价腾涌，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胜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实行了近百年的元朝钞法，就这样先于元朝的灭亡而灭亡了。

而在治理黄河的问题上，脱脱很清楚这一工程的难度。即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六月，又北决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曹州（今山东菏泽）、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等所属沿河州县均遭水患。元廷对之束手无策，以致水势不断北浸，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先是淹没济宁路诸地；继而“北侵安山，沦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隳两漕司盐场，实妨国计”，大有掐断元王朝经济命脉之势。运河中断将危及大都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浸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盐场，将会使元廷财政收入急遽减少。本来已经空虚的国库面临着新的危机。

自从河患发生以来，河泛区的饥民和流民纷纷起来反抗，有的劫夺商旅，有的打击官府，所在有司无可奈何。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起义；至正四年七月，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活动于鲁、晋、豫一带；六年六月，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爆发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七年十月，全国发生起义达二百余起；次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鲁欢分别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九年，冀宁（今山西太原）平遥等县有曹七七起义；十年，江西铅山、真州（今江苏仪征）、泰州（今属江苏）均有农民起义。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脱脱才治理黄河。而事实上早在1346年农历二月时，元帝国于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命贾鲁为行都水监使，专治河患。贾鲁是河东高平（今属山西）人，1314—1323年间曾两次中举。泰定初年（1324），任东平路儒学教授，后任潞城县尹，又升为户部主事，未及上任，服父丧回籍。后被起用为太医院都事。时诏修宋、辽、金三史，又调任宋史局官。书成后，迁燕南山东道奉使宣抚幕官。官员考绩中名列第一，又调任中书省检校官。上书指出当时富户兼并贫民及流亡人口，致使国家租赋收入流失之弊。不久任监察御史，提出御史奏事应直接呈给皇帝，而不应经过其他官员。后升任都事。调任山北道廉坊副使。又被召回任工部郎中，提出关于工程建设的19项建议，针对其所提出改革时政的、长达数万言的主张。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任命贾鲁为行都水监。

贾鲁经过实地考察、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提出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直到脱脱复相后，专门召开治河讨论会，贾鲁以都漕运使身份再次提出自己的治河主张，并进一步强调“必疏南河，塞北河，修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脱脱当机立断，取其后策。并不顾工部尚书成遵等抗争，坚定地说：“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脱脱明知“此疾难治”，也明知要冒巨大风险，还是坚决地“欲去其疾”；他深知越是不治，越是难治，越难治，饥民、流民问题越严重。可见脱脱是把治河当作制止“盗贼滋蔓”的重要手段来加以认识的。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懽帖睦尔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13路民15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18翼2万人供役。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190天。贾鲁按照他的疏塞并举、先疏后塞的方案，成功地完成了治河工程。

应该说脱脱治理黄河的工程是相对成功的，但是在元帝国国力衰退，民变四起的情况之下强行上马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其结果却无疑是灾难性的，早在治理黄河的工程开始之前就有人提出“山东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众于其地，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而治河工程仍在进行，在“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的讥讽声中，来自河北栾城的北方白莲教教主韩山童，在颍州颍上县（今安徽阜阳）与刘福通等人聚众宣布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