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刺在背——东汉外戚和宦官集团的撕咬

其实东汉帝国，自光武、明帝、章帝之后，便开始衰落。光武中兴之后，明、章两帝承继了光武之施政方针，励精图治，使得东汉帝国迅速进入繁荣之世，不过虽然和“文景之治”一样，“明章之治”均属王朝初后不久出现的“治世”，但文景之治之后却有“汉武盛世”“昭宣之治”的接踵而来，而“明章之治”虽然前承“光武之治”，使得东汉进入鼎盛时期，然而其后再无盛世之再现，政治即趋向紊乱。虽然究其因是与西汉时社会之弊病并未得到解决有关，而在土地兼并、吏治败坏颇为严重的情况下，太后称制、外戚干政、宦官擅权等等弊病接连出现，以至于幼年继位的幼君多需借助宦官才能亲政，于是在所谓的“戚宦之争”下，朝政日益腐败，帝国的黄金时代稍纵即逝，为时极短即转入中衰。

其实穷究“戚宦之争”的起因，应该是汉章帝时对外戚的大肆任用。所谓“外戚”又称“外家”“戚畹”，即帝王的母族、妻族。其实自汉以来，帝王年幼时，外戚往往干政擅权，甚至有改朝篡位者，如西汉末的王莽。汉孝武、汉孝宣皇帝都曾对外戚势力实施遏止，但最终西汉王朝还是亡于外戚。

至于宦官，其本是宫廷内侍，先秦和西汉时，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虽然西周时开始有使用阉人的记载，如《周礼》内有“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而在当时的阉人主被用来作“寺人”“内竖”“阍人”等职，人数不多且地位低下，只是负责杂役、传令等，此后至秦时，因受宫刑的人大量增加，于是宦官多由这些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统管，西汉初年，高祖皇帝刘邦鉴于赵高乱秦的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直到元帝以后，宦官势力才开始复萌，自东汉开始，规定宦官全部要用阉人，故而从那时起，宦官又多被称为寺人、奄（阉）人、俺人、奄官……

其实所谓“宦”者，本是星座之名，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故而用以为帝王近幸者的名称。按照典制，本是负责宫廷杂事的宦官，是不得参与国家政务，但宦官却因与皇室朝夕相处，故而也就能博取信赖或有可乘之机，加之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所谓中常侍，本是西汉时皇帝近臣﹐给事左右﹐职掌顾问应对。中常侍是仅有虚衔的加官。西汉前期只有常侍之名﹐或称常侍郎﹐为郎官之一﹐获此号者多为皇帝爱幸之臣﹐武帝时东方朔曾为常侍郎。中常侍之名出现于西汉晚期﹐元帝时有中常侍许嘉，成帝时有中常侍班伯（东汉史学家班彪的大伯、班固的伯祖）、班稚（班彪的父亲、班固的祖父）。光武中兴后，中常侍已非加官﹐而成为有具体执掌的官职。其秩为千石﹐后又增为比二千石﹐本无员数﹐明帝时定为四人。东汉初改变西汉制度﹐多以宦者担任此职﹐如章帝﹑和帝时﹐郑众﹑蔡伦都从小黄门迁为中常侍。安帝时﹐和熹邓皇后临朝﹐中常侍都任用宦官﹐并授以重任。从此以后﹐居此位的宦官竟可权倾人主﹐员数也从四人增加到十人，东汉末增加到十二人，于是宦官势力也就逐渐形成。

皇帝幼长深宫，势单力薄，关系最密切者，莫过于宦官，正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所说：“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而在外戚势大、太后称制的情况下，皇帝也就不得不常常利用宦官来牵制外戚。由于在政治博弈中，一些宦官拥立皇帝有功，或者是诛杀外戚得力，而“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一旦权力和地位得到提升，也就往往有了宦官专政的出现，于是东汉中后期，宦官们不仅传达诏令，掌理文书，而且左右皇帝视听，利用自己乃是天子身边亲近之人的优势，掌握国家政务大权，

当然了，之所以东汉中后期，会出现“戚宦之争”，还与光武帝时的整治措施有关，其实一直以来，贯穿于中国官僚制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就是要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问题。东汉建立后，刘秀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皇权，其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干政、外戚篡国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而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此外，光武帝虽然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并未如汉高祖那样诛杀功臣，但却采取了“退功臣、进文吏”的方式来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这几个人也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皇帝下诏省大司马，又置太尉，以太仆赵熹为之，而与司徒、司空为三公。也就是皇帝仍然设置名为宰相的“三公”，但此时，三公虽然享有崇高尊荣的地位和名誉，秩禄高达万石，可三公不能管理具体的事务，仅仅是“坐而论道”而已。权力实际上被皇帝交给了号称“台阁”的尚书台。

虽然东汉对尚书台“官小权大”的这种安排，目的就是更便利于皇帝的控制，也是为了加强皇权，甚至在东汉初年也的确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尚书台职微权重，既拥有实际权力，又便于皇帝控制。而尚书台既然便利于皇帝自己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外戚的控制，同样也就便利于宦官的控制。于是不论外戚，还是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一旦控制了尚书台，就等于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所以说，中央职能部门职微权重的这种安排，才是外戚与宦官专权提供便利的根本，而为了夺取控制权，外戚与宦官往往围绕皇帝而斗争不休，甚至不惜大开杀戒，乃至于废立皇帝。

虽然光武帝在行政制度上通过削弱三公来控制外戚，而且对宗室诸王控制更严，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时，皇帝更是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此后还曾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而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可至章帝继位，情况却是发生了改变，章帝时，窦皇后受宠，于是窦氏荣耀一时，正如史料中所称的那样“孝章皇帝宏裕有余，明断不足，闺房谗惑，外戚擅宠。惜乎！若明、章二主，损有余而补不足，则古之贤君矣”。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三十日，汉章帝驾崩后，年仅十岁的皇太子刘肇继位，即为汉和帝，尊嫡母窦皇后为皇太后，因刘肇年幼，由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太后将其兄窦宪由虎贲中郎将提升为侍中，掌管朝廷机密，负责发布诰命；让弟弟窦笃任虎贲中郎将，统领皇帝的侍卫；弟弟窦景、窦环均任中常将，负责传达诏令和统理文书。这样，窦氏兄弟便都在皇帝周围的显要地位，从而掌握了国家政治的中枢，一时之间，窦氏权倾朝野，由此开始了东汉历史上的第一个外戚专权时代。

汉和帝

永元四年（公元92年），和帝得知窦宪阴谋，与郑众合谋杀窦宪。窦宪自杀后，东汉历史上的第一个外戚专权时代至此结束，而宦官郑众因首功，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其升任大长秋，封剿乡侯，把持朝政，尽管郑众“一心王室，不事豪党”，颇得和帝信任，但也是他开启了宦官专权，“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同时郑众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收养儿子的宦官。

很显然，章帝、和帝父子为后来的“戚宦之争”埋下了祸种，但章帝、和帝都乃勤政之君，史载，在一举扫平了外戚窦氏集团的势力之后，汉和帝开始亲理政事，其每日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而从他亲政后的政绩来看，和帝不失为一代贤君英主。和帝当政时期，曾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并多次下诏纳贤，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此外，这个皇帝还体恤民众疾苦所谓“恤鳏寡，矜孤弱，薄赋敛”，并多次诏令理冤狱。汉和帝在位时，有蔡伦造纸、班固修成《汉书》、班超平定西域、甘英出使大秦，加之之前窦宪击破北匈奴等，倒也文治武功赫赫。

然而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十二月廿二日，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皇帝却崩于京都洛阳的章德前殿，而其死后，东汉帝国开始迅速衰落，这个王朝也由此开始频频出现太后称制、外戚干政、宦官擅权的情况。

汉和帝驾崩之后，按制，本应是其长子刘胜继位，但因其年少时就有痼疾，多年不愈，汉和帝皇后邓绥认为他不适合做皇帝。于是立和帝少子刘隆为皇帝，是为汉殇帝，改年号为“延平”，刘胜封平原王。而这个时候的刘隆方才出生百日。史载，汉殇帝刘隆生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是汉和帝的小儿子，因和帝在位时，所生皇子大都夭折。汉和帝以为宦官、外戚在谋害他的儿子，便将剩余的皇子留在民间抚养。然而就在登基为帝之后，这个自幼养于民间，登基时离出生刚满百天的皇帝却仅仅在位八个月便夭折，因其夭折而亡，故上谥号为“孝殇皇帝”，死后葬于康陵。汉殇帝是自秦汉以来，至大清灭亡，历朝历代中帝王中即位年龄最小、寿命最短的皇帝，故而也史家称为“八月皇帝”或“百日皇帝”。

延平元年八月，汉殇帝夭折之后，清河王刘庆之子安帝刘祜被太后邓绥征立为嗣皇帝，于是刘安遂即入京即位，时年十三岁，是为汉安帝。安帝登基之后，邓太后总揽政权，其兄邓骘为车骑将军，一时间，汉家大权为邓氏戚族掌控。虽然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如反对淫祀，同时以“柔道”制天下，并在宫中宫女众多，以至于“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的情况下，一次诏免后庭宫人及羸弱老病即达五六百人，以节省汉宫的财政开支，此外，邓太后还对自己家族的势力有所限制。但与此同时，她却也对宦官势力纵容，而之所以纵容宦官，是因为邓氏吸取了窦氏灭亡的教训，认为联合宦官，才能够使得族人平安。

然而君权与外戚之间自然是有矛盾的，永宁二年（公元121年）二月，邓太后卒，安帝始得以亲政，而其年已二十八岁。安帝既掌权，其乳母王圣、亲信宦官李闰，遂与邓氏争权，乃诬告邓后兄大将军邓骘、宦官蔡伦等图谋废立，安帝遂下诏查办，邓氏悉灭，蔡伦自杀。此后，邓氏既败，宦官李闰、江京及安帝乳母王圣等，遂即参与朝政，皇后阎氏之兄弟亦封侯拜将，参与朝政。宦官、外戚共掌朝政，自安帝始。史载，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公元125年4月30日），汉安帝在南巡的途中崩于南阳，年不过三十二岁。

从二十八岁亲政，到三十二岁驾崩，安帝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夷灭邓氏一族，而安帝虽灭邓氏，但是尚未制止妇寺干政的局面。再加上安帝年年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当时宦官、外戚遂相互勾结，玩弄权柄，胡作非为，司徒杨震数次上书力谏，请安帝理政，而安帝不为所动。一时间，朝政腐败，社会黑暗，奸佞当道，而有内忧自然也有外患。安帝亲政不过数年，西羌数次进攻金城、武威，鲜卑进攻居庸关，北匈奴和车师进攻河西。大敌当前，而安帝仍不理朝政，将朝中军政交于宦官樊丰。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时，帝国的宫廷内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因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并为她修建豪宅宫殿。司徒杨震上书劝谏，希望安帝罢黜宦官，反而被安帝罢官，杨震不堪屈辱，愤然自杀。其二，因安帝曾在掖庭挑选了一位美人，封为贵人，非常宠爱，未满一年，便立即封她为皇后，即为阎氏，而后安帝本来立后宫庶妃李氏所生子刘保为太子，可皇后阎氏因其未生子，故而惧怕李氏依仗太子夺其地位，遂将李氏毒死，后与王圣与樊丰、江京诬告太子保谋反，于是安帝废黜太子保，贬为济阴王。

次年，安帝在南巡途中，突发疾病于宛城，未几，崩于宛城，而因太子被废，故而阎后遂立章帝之孙、济北王刘寿之子北乡侯刘懿为帝，史称汉少帝，而汉少帝在位仅仅半年便病卒。少帝死后，阎氏秘不发丧，密谋再立新皇，于是屯兵宫中自守。而宦官孙程等则联合宫中几大掌权宦官，秘密迎立废太子济阴王刘保为帝，是为顺帝，而阎后则被囚于离宫，不久死去。此后阎氏一族尽皆被诛杀。史称此事为“夺宫之变”。

因孙程等十九位宦官因拥立有功，故而尽皆被封为侯，而顺帝虽然性情温和，可却也很是软弱，于是大权一时为宦官所有，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贵人梁妠立为皇后，从此梁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并与宦官勾结，由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梁氏专权。由于宦官、外戚互相勾结，弄权专横，故而大汉帝国政治更加腐败，矛盾日益尖锐，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梁妠之兄梁冀更是大权在握，建康元年八月初六日（公元144年9月20日），汉顺帝刘保在玉堂前殿驾崩，时年三十岁。顺帝既死，其子刘炳继位，是为汉冲帝，梁冀乃与太尉李固等录尚书事。

然而数月之后，冲帝驾崩，年仅三岁。正月廿五日，梁冀拥立勃海孝王刘鸿之子刘缵即位，是为质帝。刘缵是汉章帝刘炟的玄孙。刘缵曾祖刘伉虽然为汉章帝长子，因其生母地位卑贱，故而并没有皇位继承权，建初四年（公元79年）被封为千乘王（封国在今山东省高青县附近）。史载汉冲帝继位不久便患病，故而大将军梁冀征召刘缵至洛阳都亭，只待汉冲帝驾崩后，立其为皇帝。永憙元年（公元145年）正月初六日，汉冲帝驾崩，梁冀乃与梁太后定策宫中。正月十八日，太后遣梁冀持符节，以王青盖车迎刘缵入南宫。正月十九日，封刘缵为建平侯，当日即皇帝位，是为汉质帝。

质帝承汉顺帝嗣时，不过仅有八岁，因其年幼，梁太后依然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而朝政尽皆为梁冀所掌。史载，梁氏专权，朝政腐败，吏治不修。《后汉书》称梁冀当时权势极盛，威势横行朝廷和宫外，大臣们害怕梁冀的威势，不敢抗命。所谓“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 帝虽年幼，但却聪颖伶俐，因不堪梁冀的专横跋扈，故曾在朝见大臣时，称梁冀：“此跋扈将军也！”梁冀衔恨在心，觉得质帝虽小，但为人聪慧早熟，又是一朝之主，担心质帝年长后难以掌控，便命人暗中将毒药搀在质帝食用的煮饼之中，质帝吃过毒饼，顿觉气闷肚痛，未几中毒身亡，死于洛阳宫中，年仅九岁。

因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时，梁太后征召汉章帝曾孙、河间孝王刘开之孙、蠡吾侯刘翼之子蠡吾侯刘志到洛阳城夏门亭，试图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志，故而在同年闰六月，大将军梁冀毒死汉质帝后，梁太后遂与梁冀决策宫中，以刘志承汉顺帝嗣，为皇帝，是为汉桓帝，因桓帝年不过十五，故而梁太后继续临朝听政，桓帝即位之初，梁氏势力几无边界，其陷害太尉李固、杜乔等，一时间海内个个嗟叹，人人自危。

而由于梁冀专擅朝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大肆将官爵给予亲族，故而梁氏一门权倾朝野，然而柦帝从幼就对梁氏不满，故而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借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之力诛灭梁氏，然而就如同安帝那样，外戚被灭之后，宦官却是由此得以当权。史载，夷灭梁氏后，宦官单超、左倌、徐璜、具瑗、唐衡五人因谋诛梁冀有功，被同日封侯，世称“五侯”，他们倚奉桓帝，滥行淫威，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朝政由此为宦官专断。

史载，桓帝一生崇尚佛、道，沉湎女色。信任宦官，察举非人，时人讥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东汉帝国自此江河日下，濒于灭亡，时有一些正直的官吏和一些太学生及郡国士人，以所谓“清议”的形式议论政治，品评人物，由此而引来宦官不满，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因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因张成为宦官党羽，于是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于是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陈实等两百多人，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这场浩劫持续了数月之久，直至次年，在太傅陈蕃、将军窦武的表请下，桓帝方才下诏将“党人”尽皆赦归田里，但却是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便是史书中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汉桓帝即在德阳前殿驾崩，时年三十六岁，由于桓帝没有留下子嗣，故而皇后窦妙临朝问政，窦皇后与其父窦武等商议，最终选择了解渎亭侯刘宏继承大统。刘宏乃是汉章帝刘炟的玄孙，曾祖父是河间孝王刘开，灵帝世袭早逝的父亲刘苌解渎亭侯的爵位。于是窦皇后侍御史刘儵守光禄大夫、奉车都尉曹节等人前往河间国迎刘宏登基。史载，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正月，刘宏随迎驾队伍抵达雒阳城外夏门万寿亭，由窦武率文武百官迎接。次日，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以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司徒胡广三人共参录尚书事，并追尊父亲刘苌为“孝仁皇”，陵墓为“慎陵”，母亲董氏封为“慎园贵人”。

由于大将军窦武因定策刘宏继位有功，故而其族人加官晋爵，从此窦氏外戚权倾一时，窦武依赖太傅陈蕃主持朝政，而陈蕃大量启用在第一次党锢时受处罚的士人，二人在不久后即达成一致意见，密谋铲除宦官。八月，窦武指使尚书令尹勋等弹劾并逮捕黄门令魏彪，为进一步弹劾宦官罗列罪名，由此就引发以窦太后、窦武为首的外戚势力和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势力的激烈权力斗争。永康元年九月初七，宦官先行下手，发动政变，窦武、陈蕃等人均被灭族，未被处死的族人则流放到交州。窦太后也被迁徙到南宫云台居住。

次年，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山阳郡督邮张俭弹劾中常侍侯览回乡为母亲扫墓时铺张扰民，并拆毁了侯览的房屋甚至祖坟。因而惹怒侯览，指使同乡人朱并上书弹劾张俭等二十四位山阳名士结党，图谋不轨。灵帝见到奏章后，问计于曹节，曹节借题发挥，解释说党人危害社稷，要求扩大到全国范围清剿党人，灵帝准奏。最终这场政治灾难造成大量士人逃亡，被迫害致死的达六七百人，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朝廷予以平反。灵帝大怒，将曹鸾在狱中拷打致死，并更大规模的禁锢党人及其亲友。由此之后，党人与宦官之间，相互不融，而外戚与宦官之间权力斗争也越发尖锐。而皇帝又以宦官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为中常侍，史称“十常侍”，灵帝对其等颇为信赖，甚至将朝政委于其等，于是一时之间宦官权力滔天，而大汉帝国也由此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

自安帝起，数十年间，外戚、宦官、党人之间的政争以及频发的天灾使得大汉帝国早已经不堪，而皇帝的昏庸又动摇了汉朝的民生。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帝国内部爆发由太平道教主张角引发的黄巾之乱，史载黄巾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号召民众参与，于是天下八州太平道教徒揭竿而起。州郡失守，朝廷震动，灵帝在北地郡太守皇甫嵩及中常侍吕强的建议下，宣布解除党锢，并组织官军平定叛乱。至年底，由皇甫嵩、朱儁等人率领的汉军剿灭各地黄巾军，灵帝为表天下安宁，于是改元中平。但同时，凉州的北宫伯玉、李文侯、韩遂、边章等人又起兵叛乱，次年，皇帝以皇甫嵩、张温前往凉州平定叛乱，结果汉军不但没有平定，反而让凉州叛军越发壮大，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凉州陷落，凉州刺史耿鄙、汉阳太守傅燮先后战死。同年，渔阳郡人张纯、张举联合乌桓在幽州发动叛乱，斩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这汉家天下此起彼伏的叛乱使得大汉帝国由此崩溃，而为了能够尽快平叛，又将军政权力下放给各州的州牧。各地豪强从此开始慢慢拥兵自重，加以其原已具有强大经济实力，最终演变成东汉末年众豪强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而也就在中平四年（公元187年）这一年，南匈奴发生内讧，国人杀死单于羌渠，子左贤王於夫罗即位，因参与者恐被报复不认可新单于，另立一位单于，於夫罗只得前往洛阳，向汉廷申诉求助，可汉家忙于镇压动乱，自顾不暇，於夫罗的求助自然是无所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