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逐西域——汉匈帝国眼中的“次要战场”

在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省敦煌市西）以西，今新疆天山南北，巴尔喀什和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青藏高原以北的地区，而门关、阳关以西，即今新疆以及更远的地方，则也统称为西域，这便是广义的西域，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罗马帝国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一带。

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由于大漠、雪山环绕，故而人口大都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汉初，此处有“三十六国”，西域诸国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塔里木盆地南缘有菇羌、且末、精绝、扞弥、于阗、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而盆地北缘有姑师、尉犁、焉耆、龟兹、温宿、姑墨、疏勒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在盆地西南、葱岭一带有蒲犁、无雷等国，而在盆地的东端有楼兰。

这些小国面积不大，由于所处之地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故而多以城郭为中心。由于各国语言不一，习俗各异，互不统属，人口少则几百，多则数万，一般为几千人到两三万人，龟兹人口最多，也不过才八万人，因此多以农牧业为生，少数小国逐水草而居，其实就是游牧民族，只能以畜产品等与邻国交换粮食等农产品。不过也有些国家生产力水平有相当发展，甚至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例如楼兰人就懂得制铁。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其实楼兰很早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廓之国”。其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当时的楼兰有时成为匈奴的耳目，有时归附于汉，玩弄着两面派墙头草的政策，介于汉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

而与楼兰一样，与大汉之间有着关联的还有婼羌国，《汉书•西域传》记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西与且末接”，“西北至鄯善”。而《十三州志》则云：“婼羌国带南山区脉，西有葱岭，或虏或羌。”虽然婼羌国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只有五十户一千七百多人，其民不种田，随畜逐水草，依赖鄯善、且末两国的谷物生活。出产铁，会铸造刀、剑、甲、矛、弓等兵器，是个人口不多的小国。但其历史却颇为悠久，婼羌人来源于婼人、羌人，与春秋时入居中原的陆浑戎、阴戎、小戎等同族同允姓。

允姓，在文献中被分别记载为炎帝、黄帝、少昊之后。根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昔金天氏有裔子曰味，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验。”又有《元和姓纂》中记载：“允姓，允格之后，允格，金天氏之裔。”金天氏指的是东夷氏族部落长少昊，约与黄帝同时期，正是其率众与黄帝、炎帝裔族结合，共同组成了华夏族。而《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后的杜预注为：“四岳之后皆姜姓，又别为允姓。”四岳系姜姓炎帝后裔，帝誉高辛及尧帝时为大部落酋长，均为华夏族。

允姓的一支居于若水而名若。《山海经》云：“南海之内，黑水之间，有木名若木，若水出焉。”《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记载：黄帝第二个儿子“昌意，降居若水”。《索隐》中又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 而《世本》则云：“若水，允姓国。” 也就是说，鲧部落的一支曾支居于若水，与允姓人杂处。根据《太平寰宇记》引《世本》云：“婼，姬姓之国，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为诸侯，此其后也。”所以事实上，婼人在迁徙过程中与羌人的一部分相结合，称婼羌。《汉书•赵充国传》则省略为“婼”。其部落后融合了许多羌氏族，习俗也羌化了，所以《说文解字》里有解释：“羌，西婼羌，西戎牧羊人也。”这也就是说实际上，在战国末形成的婼羌国是华夏人与羌人融合后的民族。大概是在东周初，婼部族受到秦国的压迫，其中有一支便沿着河西走廊向西北迁移，渐渐地，也就迁入到了西域。

其实一直以来，部族的迁徙在西域很为常见，譬如处于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准噶尔盆地，由于是游牧区域，所以和塔里木盆地周围小国林立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里在短短数十年间先后生活有多支游牧民族。在准噶尔盆地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来居住有塞族人。文帝时，原来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被匈奴逼迫，西迁至此，驱走塞族人。其后，原居住于河西一带的乌孙，为了摆脱匈奴的羁绊，也向西迁徙到此，又把月氏人赶走，占据了此处。大部分月氏人被迫再往西迁到妫水（今阿姆河）以北之地，称大月氏，少部分留下来，称小月氏。赶走月氏人的乌孙占据了伊犁河流域后，迅速发展强大起来，甚至一度有六十余万人（包括留居此地的塞种人和月氏人），这些乌孙人与匈奴同俗，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由于准噶尔盆地以南的天山缺口，由姑师控制，故而天山南北两麓的西域诸国，相互交往其实并不便，但在当时，天山南北两麓的诸国却都有道路通往东方的中原帝国。其实从玉门关到西域，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条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楼兰，继而折向西南，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此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可至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而另一条道路则是所谓的北道，这条道路经车师国，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北道西逾葱岭，可至大宛、康居、奄焉等国。南北两条道路连接的是大汉与西域诸国。不过在汉初，中原人对于西域并不熟悉，事实上，在大汉立国后的七十余年间，西域也和大汉一直没有什么联系，反而与匈奴关系密切。

在文帝初时，匈奴人的势力扩展到西域，根据史料的记载，冒顿单于晚年派遣右贤王征服呼揭、乌孙、楼兰等二十六国，虽然史料中具体的记载不详，但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所云：康居“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匈奴人已经控制了西域诸国，因为虽然《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为除大宛、乌孙之外天山南北城邦诸国三十六国，但《史记》记载除乌孙、康居以外，大宛以东国家仅有：扜罙、于阗、楼兰、姑师、苏薤五国，丝路北道疏勒、龟兹、捷枝、渠犁、焉耆，丝路南道莎车、蒲犁、无雷、依耐、难兜等国均未提及，可见西域在冒顿单于时，还没有发展为三十六国。

而这“二十六藩属国”在当时都是为匈奴所控制，甚至匈奴人还设置了“僮仆都尉”一职，以对西域诸国进行管理。所谓“僮仆都尉”为匈奴官名，僮仆即奴隶之义，以“僮仆”为官名，盖视西域各国为匈奴之僮仆。《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上》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也就是说，匈奴右日逐王通过置“僮仆都尉”，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以领西域各国，向其征收赋税。

汉武帝在谋划对匈奴反击时，曾于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派张骞赴西域联络大月氏，试图欲利用月氏与匈奴的矛盾，与月氏共同夹击匈奴。后张骞一行被匈奴扣留和软禁起来。

关于张骞被软禁后的情况，《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很简单，“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也就是匈奴单于从张骞这里得到大汉帝国的相关消息，并试图迫使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对张骞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虽然在匈奴娶妻生子，但张骞“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为汉朝通使月氏的使命，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由于张骞已经在匈奴生活了十余年，故而匈奴人对他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张骞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于是也就有了《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的“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在匈奴的十年留居期间，张骞多少也会了解到西域的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当时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流域，征服大夏，也正是如此，张骞一行才直奔大宛而去。

大宛位于今日的费尔干纳盆地，张骞自匈奴得脱后，究竟取何道抵达大宛，因史料中并无明文记载，故而历来众说纷纭，但主要的说法其实就是四种。其一是张骞乃经由“西域北道”，也就是沿天山南麓西行抵达疏勒后，越过葱岭抵达大宛的。第二种说法则是张骞乃经由“西域南道”，也就是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抵大宛的。至于第三种说法则是张骞乃经由天山北路，也就是自漠北取道准噶尔盆地、伊塞克湖南岸、纳伦河谷到达大宛的。最后一种说法则是张骞西抵大宛最可能的途径便应该是取道巴尔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尔吉斯山脉，复顺纳伦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从张骞出陇西后被匈奴拘捕，地点虽然不明，但被捕后“传诣单于”，则很可能是被押送到单于庭来看，张骞“西走”大宛可能是从这一路径。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自己此后如能返回中原，一定奏明大汉天子，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中原帝国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而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之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而康居王又遣人将张骞等人送至大月氏。这一段经历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被记载为“（大宛）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

然而当张骞等人终于抵达大月氏时，才发现情况有所变化了。《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也就是在匈奴支持下，乌孙远征大月氏、战而胜之。大月氏被迫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再次西迁，经费尔干纳，来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主要位于河南的大夏国。张骞到达时，大月氏设王庭于河北，控制着跨有阿姆河两岸的原大夏国领土，在当地立国。立国后，因著贸易中转而变得繁荣。故而当张骞向大月氏人提出与大汉联合攻打匈奴的建议时，大月氏人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不过《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的这段文字却是颇为耐人寻味。张骞是在逃离匈奴前，还是之后获悉大月氏再次西迁的消息的，就不得而知了，但根据他的行程来看，他不去伊犁河流域，而径自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费尔干纳，康居属土，也就是位于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之间，确切地说，其国在锡尔河北岸，张骞自大宛往赴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并无必要绕道锡尔河北岸，而索格底亚那则是必由之途。而所谓张骞“自月氏至大夏”，应指从大月氏王庭至原大夏国都城（南岸的蓝市城），也就是张骞曾抵达大夏的蓝氏城。

虽然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其实张骞此行终“不能得月氏要领”，但究其根本，大月氏此时远在阿姆河流域，与汉夹击匈奴，事实上已无可能，而且月氏人也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故而不能得要领，也就不奇怪了。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张骞等人动身返国。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控制区，改变了行军路线。计划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匈奴人的阻留，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鄯善，进入羌人地区。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所俘，同前次一样，被“传诣单于”，并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初，军臣单于死，匈奴为争夺王位发生内乱，被扣留了一年多的张骞趁乱带着胡妻、儿子，和堂邑父一起逃脱归汉。

从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归汉，张骞出使西域共历十三年。出发时，使团有百余人，但回到长安时，却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虽然这次出使，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也就是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企图。但其实这次出使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却是巨大的。正如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那样，意义是巨大的。虽然当初秦始皇北却戎狄，筑长城以护中原，但大秦帝国之西界不过临洮，玉门之外的广阔的西域，尚未为中原势力所及。张骞的这次通使西域，使得中原的影响直达葱岭以西，从而使得西域诸国对大汉有所了解，此外张謇在西行途中，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资料，使大汉帝国对西域的情况得到了初步的掌握，从而对广漠的西域不再陌生。

史载，在回到长安之后，张骞向武帝详述西域的情况，所谓“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而这些信息很显然使得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彰其功绩。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二月和四月，大将军卫青两次出兵匈奴，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出征。汉军进于千里塞外，在茫茫黄沙和无际草原中，给养相当困难，但张骞在匈奴十余年，故而熟悉情况，其为汉军做向导时，“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大军凯旋时，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认为，“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这是汉武帝对张骞博闻多见、才广识远的恰当肯定。

漠北之战之后，匈奴单于退往漠北，此时河西走廊也为大汉所控制，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打开。匈奴人由于远离水草茂盛的阴山地区，畜牧业生产发展从此受到严重限制。而汉王朝利用夺得的“匈奴左地”，令原为其附属的乌桓族徒居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为汉侦匈奴动静，但是匈奴在西域仍保存着相当的势力，严重威胁着汉与西域的交通。此外，匈奴还依靠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与大汉对抗。这种情况下，张骞认为可以联合乌孙国，从而切断匈奴右臂，他向汉武帝建议拉拢乌孙国，“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于是汉武帝以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多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巨万，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二是宣扬国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使之成为汉帝国之外臣。

由于当初在占领河南后，又发动河西之战，故而至此时，已经是“而金城（兰州）、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也因此，此番出使，并不需要担心匈奴的威胁。

虽然军臣单于死后，乌孙国便“不肯复事匈奴”，但是乌孙国很长时间内一直羁属匈奴，而且乌孙国尽管是西域最强大的国家，但当时乌孙国国家分裂。太子蚤已逝，乌孙昆莫猎骄靡以太子蚤之子岑陬（封号，名叫军须靡）为太子的请求，引起军须靡之叔父大禄的不满。所谓大禄，乌孙官名，《汉书•西域传》列举乌孙官名，首为相，次即大禄。大禄握有兵权，计划起兵谋害军须靡。猎骄靡为了能够保护军须靡，便给他万余骑兵到别处自立。而猎骄靡自己另掌万余骑兵自保，这种情况下，猎骄靡自然无法直接控制全国。故而当张骞将汉朝赐给猎骄靡的礼物送交后，对猎骄靡说：“乌孙如能东归故地，汉朝就遣送公主作为昆莫的夫人，两国结为兄弟之国，一同抗拒匈奴，匈奴一定能打败。”但是考虑到乌孙远离汉朝，而且猎骄靡也不知汉朝情况，乌孙自己靠近匈奴，服从匈奴已日久，大臣们都不愿东迁。故而猎骄靡认为“年老国分，不能专制”，而且大臣不了解汉的国势，又畏惧匈奴，乌孙不可能迁回故地，他也没有答应张骞的与汉结盟的请求。

不过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猎骄靡派数十名使节随张骞回长安，同时献马数十匹作为报谢。这些使节们到了长安之后，见识到大汉帝国的繁华与强盛，认为大汉国势强大，而且大汉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不是匈奴可比的，因此使者们归国后，积极促使乌孙国与汉结盟。见乌孙与汉朝建立了联系，匈奴便是企图攻打乌孙国。而猎骄靡了解西汉当时正积极与西域各国建立联系，汉朝使者经乌孙之南到大宛、月氏者，不绝于路，于是非常惶恐，便请与汉朝联姻，以使得两国结为兄弟。汉武帝廷议询问群臣的意见，结果朝议同意。于是天子决定必须先纳聘礼，然后遣送公主。乌孙以一千匹马作为聘礼。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以刘细君作为和亲公主嫁与猎骄靡。

刘细君的曾祖父是汉景帝刘启，祖父是汉武帝刘彻之兄江都易王刘非，其父是江都王刘建，故而史称其为“江都公主”。刘建是个荒淫无道的诸侯王，在继承了父亲爵位，成为第二任江都王后，刘建不但与父亲的姬妾通奸，还奸污了自己的妹妹刘征臣。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刘建企图谋反，事情暴露后，皇帝令宗正、廷尉前去审问，刘建畏罪自杀，其封国被废除，封地归入汉，成为广陵郡，其妻成光也以谋反罪名被赐死，并且被“夷三族”，而当时，刘细君因年幼而免罪。

刘细君出嫁时，汉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侍御数百人，赠送其盛”。也就是武帝赐给她车马和皇室用的器物，还为她配备官吏、宦官、宫女、役者数百人，赠送礼品极为丰盛。猎骄靡迎娶了刘细君后，以她为右夫人。史载，刘细君到乌孙后，以财物、丝绸等赏给猎骄靡左右的贵人，故而备受人爱戴。但猎骄靡年老，语言不通，刘细君很是悲伤，她曾经作《悲秋歌》一首“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王延。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从歌中可以看出这位公主的悲愁和思乡之情，《汉书•西域传下》 记载：“乌孙国多雨，寒。”歌中的“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可以看出刘细君远嫁异域，不仅举目无亲，孤苦无依，而且生活环境也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没有巍峨壮丽的宫阙，也没有和暖的春风，没有美味佳肴、玉液琼浆，而是以穹庐为室，毛毡作墙，饮以辛酪、食以膻肉。这与中原迥异的生活习俗，对从小过惯汉宫安逸生活的刘细君来说，无疑难以适应。远离故国亲人，生活又难如愿，思乡怀归之情自然难免了，但她也知道自己远嫁之意义，在回归之无望时，也就有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句。

据称汉武帝听说后，很怜悯刘细君，每隔一年就派使者送去帷帐、锦绣等物，以示关爱。此外，武帝钦命刘细君和亲乌孙时，还令人命懂得音乐的工匠参考琴、筝、筑、卧箜篌等创制了一种能在马上弹奏的乐器，以解遥途思念之情，此乐器便是“阮”，亦称 “秦琵琶”。

猎骄靡当时已经年老，想使孙子军须靡娶刘细君，但刘细君不同意，上书给汉武帝，但武帝以“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嘱之，公主乃再嫁。此后猎骄靡死，军须靡代立为王。史载，刘细君与军须靡生有一女，名叫少夫。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只在乌孙生活五年的刘细君去世。她的付出换来了大汉帝国与乌孙的联盟。

不过在匈奴得知乌孙与大汉联姻后，也遣派一名本族女子与猎骄靡成婚，猎骄靡立她为左夫人。猎骄靡同时与汉及匈奴联姻，代表他只是跟汉建立外交关系，尚未决定与匈奴决裂。也因此，刘细君死后，汉武帝又以刘解忧为公主嫁于军须靡，维持姻亲关系。

刘解忧是楚王刘戊的孙女，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刘戊参与同姓诸王的“七国之乱”，兵败身亡，而当罪臣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因“和亲”远嫁乌孙国王而郁郁以终之后，武帝为巩固与乌孙的联盟，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将年仅二十的刘解忧，嫁给军须靡。

军须靡在位时间并不长，便是死去，其临终时，其与匈奴夫人所生长子泥靡尚幼，于是立大禄之子翁归靡为王，与其约定将来还国与泥靡，乌孙于是重归统一。翁归靡继位后，号称肥王。刘解忧亦嫁于他为妻，二人生有三子二女：长子元贵靡、次子万年为莎车国王、三子大乐为乌孙左大将、长女弟史是龟兹国王绛宾之妻、小女儿素光是乌孙若呼翕侯之妻。翁归靡在位期间，对解忧关怀备至，言听计从，这使得大汉与乌孙国的关系颇为密切。此外，刘解忧有侍女名冯嫽，其跟随刘解忧同去乌孙国。史载冯嫽生性聪慧，知书达理，善写隶书，与刘解忧相互慰勉，立志安居乌孙，不负使命。冯嫽常驰马牧场，出入毡帐，只用几年时间，便已通晓西域的语言文字及风俗习惯，其还遵朝廷之命，代表汉廷，锦车持节，宣抚西域各国，一时间各国君臣见汉朝以女子为使，加之她大方谦恭，善于辞令，故而称她为冯夫人。乌孙国右大将（名不详，右大将为其官职，地位仅次于相和大禄）见冯嫽多才多艺，其聪慧漂亮，便求娶为妻，冯嫽欣然同意，自此，汉朝与乌孙友情日增。正是解忧与冯嫽在王庭内外连成掎角之势，对乌孙国的政治等事，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影响下，翁归靡一改以往“持两端”的态度，即在匈奴、大汉之间摇摆不定的方针，归服汉朝，翁归靡的这一决策，立即引起匈奴的军事报复。匈奴为维持其对西域的统治，出兵进攻乌孙，以控制天山北地，隔断乌孙与大汉的联系。翁归靡和解忧公主共同上书天子，请合兵攻匈奴，于是朝廷“发大兵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这一仗，汉乌大破匈奴，使匈奴在西域的元气大伤。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刘解忧的大儿子元贵靡、小儿子鸱靡先后病死。元贵靡之子星靡即位。而此时，刘解忧已是年近七十岁，这位老年的和亲公主心思故土，于是给汉宣帝上书，希望能在生前回国，归葬在故土。宣帝怜其半生身居异域，为国操劳，有功于汉室，就派使节把刘解忧和冯嫽一起接回长安，并以公主之礼照顾刘解忧的饮食起居。对冯嫽也以厚禄优礼相待。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刘解忧病逝，以公主之仪安葬。其死后，因星靡生性懦弱，继位后治国无方，致使乌孙局势再起动荡。身居长安的冯嫽心系乌孙，于是上书请为汉使，出使乌孙，以镇抚星靡。天子应允，派兵护送冯嫽出使乌孙。凭借着自己的威望与才干，冯嫽很快便是镇抚了星靡，使得乌孙情况得以安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出使西域，欲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与西汉共同对付匈奴，仍未达到目的。但张骞分遣的各位副使却分别抵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等国。张骞前后两次去西域，扩大了汉朝的影响。西域诸国早就知道中原非常富饶，于是尽皆想与大汉建立关系，苦于匈奴的阻挠，“欲通不得”，而当匈奴已遭受汉朝的打击，自然更乐意与汉接近了。这些国家纷纷派出使者入汉答谢，使大汉与西域诸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从此，大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汉王朝频频派人到西域，每年中出使者，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每批数百人到百余人不等，甚至是“使者相望于道”。

这些使者的派出使得大汉对西域的了解更为深入，也扩大了汉朝在西域各地的影响。从而为汉朝击败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奠定了基础。因为尽管此时大汉势力是最初进入西域，帝国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掌控西域，但帝国有着较为成熟的统治理念。在统治方式上，注重政权机构的建设，将内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等，变通地实施于边疆地区，打破了西域地区“无所统一”政治格局，从而把西域诸国有机地纳入汉王朝的政治统治体系之内。同时，汉朝发达的经济，也对西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内地与西域经济的互补与交流，最终导致西域的经济与内地的经济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因此，汉朝在西域的统治一旦确立，就相对比匈奴在西域的统治更为稳固。

但这时匈奴在西域的统治还没有根本动摇，一些国家慑于匈奴的压力，故意刁难汉使，“禁其食物”。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几个位于交通孔道口的国家，还常常“攻劫汉使”，以兵阻道。在这种情况下，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发兵击姑师、降楼兰，从而彻底拉开了大汉帝国全面经略西域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