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盛极而衰

客观上说，开元时期是帝国的极盛时期，但就在这“开元盛世”中，危机也埋伏了下来，譬如李隆基采纳张说的提议，实行募兵制，以取代日渐废弛的府兵制。由于唐朝初期沿前隋制度，实行府兵制，但到李隆基登基后，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唐初规定府兵三年一代，府兵大都是从均田户中选拔充任的……“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勇武有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须自己置办各种用具和武器。……固然兵役负担很重，但由于他们尚能分配到足够的永业、口分田（均田制下分配的两类土地），府兵本人也能够免除租庸调，因此他们的经济比较优裕……但随着李治、武后年间边患增加，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日益严重，边将侵吞兵士财物，强迫兵士为自己服苦役，而且均田制逐渐破坏，府兵受田很难足额，这样一来也就渐渐没人愿当府兵了，甚至府兵乃纷纷“亡匿”、“耗散”，以致折冲府无兵上番。

这种情况下，帝国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其实唐初曾在局部边地实施了少量募兵，在武后时期，也出现了团结兵制度，至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和州兵基本上俱为募兵充任。而且在开元十年，皇帝更是亲自挑选府兵及壮丁，作为京师的宿卫。南衙禁军，原由诸州府兵轮番上值，分属十二卫，可由于府兵制被破坏，诸军府番上的卫士（府兵）常不足额，到李隆基初年，十二卫已是力量严重不足了，于是张说建议，请招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免除各种徭役），优为之制，逋逃者争出应募。根据这个建议，帝国开始在两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府兵及白丁中简募强壮者，免除其征镇赋役，作为南衙禁军，称为长从宿卫。十三年，改名“骑”，共十二万人，分隶十二卫，替代番上府兵，专任京师卫戍，间或用以出征（开元末，吐蕃入攻剑南，唐曾经派遣关中骑远征）。十六年，一部分骑编入左右羽林军，又成为北衙禁军的组成部分。骑之制，实际上仅存在于开元中至天宝末，为时甚短，但其意义在于标志着府兵制瓦解，募兵制代替征兵制，甚至可以说是有唐一代，乃至中国历史兵制演变史上的一件大事。

开元二十五年（737）李林甫为相后，更是接连推动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首先就是“长征健儿”制度的确定，“长征健儿”又称长行健儿﹑兵防健儿，本系由临时招募的自愿留镇者，给以赏赐。开元二十五年，下诏“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招募丁壮，长充边军”。于是天下诸军镇所需兵额，一律从即将复员的各种征行人及客户中招募。由于“长征健儿”允许携带家口，到军后，给以田地房屋，以便久住。长征健儿终身免除课役，装备﹑给养全由国家供应，因此，又叫官健。

长征健儿的出现使得府兵制事实上彻底瓦解，原本更替戍边的制度从此不复存在，征募到长征健儿，不再是耕战结合，而是变成为终身职业。此外过去的府兵，因为“取之土著，恐累亲族”，所以不敢“外叛内侮及杀师自擅”，但长征健儿既然是以此职业，“于是师不土著，无家族之顾”，最为让人感到担忧的是这些虎狼之兵则完全掌握在藩镇将帅的手中。所谓藩镇，即李隆基在天宝元年（742）于边地设置的 “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十大兵镇，因以节度使节制，故而统称“藩镇”，此举本是作为威慑异族与边疆防御的措施，但却影响极为深远。

《资治通鉴》记载：“唐睿宗景云元年（710），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也就是说景云二年（711），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称“节度使”。根据《新唐书•百官志四》记载：“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持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则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印迎于道左。”由此可见，节度使其实威仪极盛。

虽然景云二年（711），开始设节度大使，但李隆基设立十大兵镇，却显然是等于扩大了节度大使职权。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这种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已远远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从此之后，帝国“内重外轻”的布局态势也被破坏，当初折冲府主要分布于关内、河东、河南及邻近诸道，旨在“居重驭轻”而“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但现在，却是“外重内轻”，军力皆集于边地，而非内地。

不过最可怕的还不仅如此，府兵制的“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最大的特点就是兵不识将、将难专兵，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将帅拥兵作乱的发生，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正如《新唐书•兵志》所称的：府兵之道，居无事则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萌也。

而且伏折冲府直隶于所属上级卫府，府兵的调遣、征发权在皇帝手中，重要军机大事由政事堂举行的宰相会议辅佐皇帝商决，尚书省的兵部，主要负责武官的考核、任免，军队的编制、简点和轮番，以及图籍、厩牧、甲仗的管理等。一旦有战事，则由皇帝下敕书，通过兵部传达执行。如有战事，朝廷临时点将，率领从各地征发的府兵出征。可节度使制，却改变了这一根本。

李隆基虽然没有发动过像太宗、高宗朝时那样的大规模的开边军事行动，但他在位期间周边地区与邻近少数族吐蕃、契丹、南诏等的战事连绵不断。

开元十年，吐蕃入侵其西部的小勃律国，其王没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于是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救之。昼夜倍道，与谨忙合击吐蕃，大破之，斩获数万，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当年，安南贼帅梅叔焉自称黑帝，与林邑、真腊国通谋，陷安南府，并围攻州县。李隆基遣骠骑将军兼内侍（宦官）杨思勖讨之，思勖募群“蛮”子弟，得兵十余万，袭击，大破之。斩叔焉，积尸为京观而还。

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在青海湖西被王君击败。九月，吐蕃攻陷瓜州，河西节度使萧嵩用反间计，使赞普杀死了悉诺逻恭禄。次年，吐蕃大将悉末朗寇瓜州，被瓜州都督张守圭在城下大破之，随后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于渴波谷（今青海湖南），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门城（今青海省龙羊峡），擒获甚众。紧接着，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同年，吐蕃复入寇，萧嵩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战自辰至暮，吐蕃大溃，获其大将一人，斩副将一，上级五千首。吐蕃败兵散乱逃入山中，哭声四合。

开元十七年（729），瓜州都督张守珪、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同年，信安王李祎率唐军攻占石堡城，分兵据守要害，令敌不得前进。自是唐朝河、陇诸军得以游弈自如，拓地千余里，李隆基闻之大悦，更名石堡城曰“振武军”。

在接连的军事胜利的刺激下，李隆基日益滋长了他好大喜功的思想，宠爱有战功的边将，边将也因此不停对外族开战，以邀功请赏。朔方行军大总管牛仙客入朝为工部尚书，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侍中，兼兵部尚书之后，更开放了蕃将以边功为手段，窥伺入朝的机会。于是战事遂起，边地开始战火纷飞。

开元二十四年（736），吐蕃人又进攻小勃律，李隆基命吐蕃罢兵，吐蕃不奉诏，遂破勃，次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发兵大破吐蕃于青海之上，杀获甚众，吐蕃将领乞力徐只身而逃……

次年，吐蕃进攻河西，鄯州刺史杜希望率众攻占吐蕃新城，以其城为威武军，发兵一千以镇之。其后，杜希望又从鄯州发兵夺吐蕃河桥，于河左筑盐泉城，吐蕃发兵三万反攻。左威卫郎将王忠嗣率所部攻击敌军，所向披靡，敌军遂乱，而杜希望也纵兵乘之，于是吐蕃军大败。

开元二十八年（740），金城公主去世，次年，吐蕃再次攻陷石堡城。这种情况下，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挥兵讨伐，先是击破吐蕃大岭军，又破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余众，斩获五千余首级，而河西节度使王倕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王难德更是阵斩吐蕃赞普之子琅支都。

天宝二年（743）皇甫惟明引军出西平，击吐蕃，行千余里，攻破洪济城，但没有能够攻占石堡城。天宝五年（746），王忠嗣率军与吐蕃多次战于青海、积石，皆获大胜。又伐吐蕃属国吐谷浑于墨离，平其国，虏其全部而归，然而在次年攻打石堡城时，却未能得逞。此战皇帝本是令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的，但王忠嗣奏称，石堡形势险固，不宜轻举妄动，“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上言切谏。李隆基不听，王忠嗣只得出兵，结果大败而回。败报传来，李林甫又以济阳别驾魏林诬陷王忠嗣“欲奉太子”，李隆基大怒，召见王忠嗣入朝，命令三司详细审讯，几乎被陷害致死。适逢哥舒翰代替忠嗣为陇右节度，舒翰极言王忠嗣无罪并请求以自己的官职来赎王忠嗣的罪，李隆基不听，走入内宫，哥舒翰一路追随，“言词慷慨，声泪俱下”，李隆基深受感动，遂贬忠嗣为汉阳太守。

王忠嗣被贬以后，无人再敢忤逆李隆基开疆拓土的心愿，哥舒翰被委以重任后，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石堡城的问题。他是王忠嗣一手提拔起来的，也是战功赫赫之将，史载其初为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幕府将，天宝六年（747），王忠嗣提拔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迁左卫郎将，苦拔海之战中，哥舒翰率军连破三路吐蕃军，所向披靡，而积石军之战，更是全歼五千吐蕃骑兵。

可石堡城并不是那么好啃的，石堡城在日月山以东，背靠华石山，面临药水河，位于三百米之高的绝壁方台上，虽然地处“南丝绸之路”，但却是唐蕃古道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城建于隋代，约为大业五年，炀帝亲自统兵西征吐谷浑时构筑，因为三面险绝，唯一条石径盘曲可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故而吐蕃人称此城为“铁刃城”，王忠嗣奏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不是没有道理的。

天宝八载（749）六月，李隆基诏命以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石堡城。显然，为了夺回石堡城这个战略要地，就算血流成河，李隆基也在所不惜。吐蕃数百人凭险据守，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却不能拔其城，哥舒翰大怒，召裨将高秀岩、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可克，结果如期拔之，然而仅获吐蕃铁悉诺罗等四百人……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但代价却是极为惨烈的，史载“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之言”。而从高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一诗中的“喷泉诸戎血，风驱死羌魂。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之句可以看出这场战斗之残酷、大唐士卒牺牲之惨烈。

此战使得大唐在青海势力达到顶峰，《册府元龟》卷三百九十八记载：“哥舒翰……筑神威城于青海上，旋为吐蕃所破。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上……名为应龙城。吐蕃自此遁逃，不复近青海……”不过在青海方面失败之后，吐蕃一面北面与突骑施联合，东南与云南的南诏联合，合兵对唐造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又将目光转向了西域。

吐蕃起初是和后东突厥汗国及突骑施等联盟，同大唐多次较量，争夺的重点在安西四镇及北庭一带。这个时候，由于“开元盛世”所积攒下的资本，帝国的国力空前强盛，而国力的增强，自然使唐朝的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进而使得大唐在与吐蕃的战争中逐渐占有优势。当吐蕃开始与帝国争夺西域的时候，帝国在西域的战略主要是依托安西、北庭所辖各军镇，并号令各藩国，虽然吐蕃和后东突厥汗国及突骑施等联盟，但实际上并不能够占据优势。

后来东突厥及突骑施衰落后，于是唐蕃争夺的重点逐渐转移到葱岭以南地区。在当时，葱岭之上有两个小国，即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都城孽多城，今吉尔吉特）和大勃律（今克什米尔中部一带，都城巴勒提斯坦）。其实两国本是一国，称为“勃律”，自东晋始，史籍中便对此国有所记载，譬如东晋智猛的《游行外国传》﹑北魏宋云的《宋云行记》和惠生的《行记》，史籍之中又有波伦、钵卢勒、钵露勒、钵露罗、钵罗等不同译名。在吐蕃兴起之前，勃律居于巴尔蒂斯坦，该地连接吐蕃﹑天竺和葱岭，正是如此，吐蕃兴起之后，勃律也就自然成为了首先被侵扰的对象。因不堪所扰，于是勃律王被迫迁往西北方的娑夷水（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河）流域，国遂分为大﹑小勃律，留居原地巴尔蒂斯坦者称大勃律，或曰布露，而向西北迁移至罕札河谷即今吉尔吉特地方的称为小勃律，大勃律位于小勃律的东南，相距三百里。

按照史书记载，则天顺圣皇后垂拱二年（686），大勃律被吐蕃所征服，然而根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的记载，也就在这一年，勃律国首次遣使至长安朝贡，不过按照《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的记载，武后万岁通天二年（697），大勃律首次朝唐，所以由此可见，勃律之分为大、小只能是垂拱二年（686）至通天二年（697）这十年之间的事。事实上，自武后万岁通天二年（697）至李隆基开元年间，大勃律曾经三次遣使入唐，而帝国也先后册立其君主。至于小勃律，其国位于吐蕃与西域之间，吐蕃从此西进，可与大唐争夺乌浒河（今阿姆河）流域的昭武九姓诸国，东进可控制安西四镇，所以这里也就成了唐与吐蕃必争的战略要地。

事实上，小勃律的位置的确很重要，其位于吐蕃从西道进入葱岭以东的道路上，即从大勃律（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巴勒提斯坦）经小勃律、播密川（帕米尔），再向东经喝盘陀（塔什库尔干）就可以到达疏勒镇。如果说吐蕃此前尚可以经由其他道路到达葱岭以东，但是大唐收复安西四镇以后派遣汉兵前往镇守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按照史书的记载，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今策勒县东北），东六百里有兰城镇（今民丰县东安迪尔/安得悦），南六百里有胡弩镇（地在今赛图拉），西二百里有固城镇（今皮山县桑株镇），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镇（今皮山县西南克里央），而按照大唐的兵制，镇下还有城、戍、守捉等驻防单位。在唐朝如此严密的重兵防守之下，吐蕃很难再从此道直接向北进入西域，于是，向西绕道葱岭便成为唯一的选择，这里也就成了帝国和吐蕃的争夺要点。

而当大唐以重兵防守北道以后，大食势力在河中地区的扩张，又进一步使得吐蕃非从小勃律借道不可了，因此吐蕃力图控制小勃律。

开元初年，小勃律国王没谨忙入唐朝贡，李隆基以子相待，并以其地为绥远军，使其防御吐蕃。吐蕃为求向外扩张，向小勃律发动过多次进攻，但均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况下，吐蕃赞普曾派人对没谨忙说：“我非利若国，我假道攻四镇尔。”可对大唐忠心耿耿的没谨忙并没有中计，仍勒兵守境，不肯借道。在这种情况下，开元十年（722）吐蕃再次发起进攻，夺其九城，没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孝嵩，张孝嵩认为“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于是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锐兵四千倍道往，没谨忙见唐军来援，趁机发起反攻，此战“大破吐蕃，杀其众数万，复九城”。战后，帝国“诏册为小勃律王”。从此战之后“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的情况来看，小勃律对于吐蕃进攻安西四镇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小勃律对大唐帝国的重要性，而张孝嵩出兵援救小勃律，实质上也是为了对付吐蕃，保护帝国在西域的统治。

开元二十八年，吐蕃再次出兵小勃律，此时没谨忙已死，其子苏失利之继位小勃律王，此次大唐出兵不及，小勃律为吐蕃所击败，于是“苏失利之叛唐而附吐蕃”，同时吐蕃赞普还把公主嫁给小勃律王苏失利之为妻，从而彻底控制了这个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交通要道。小勃律国归附吐蕃的影响是恶劣的，这件事的后果是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献贡不通”，也就是说吐蕃通过控制小勃律，进而控制了西北各国，使得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从而中断了对大唐的朝贡，这种情况下，帝国自然不能容忍了，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察等安西节度使数次派兵讨伐，但都因地势险要，加之吐蕃援救，皆无功而返。

天宝六年（747）三月，李隆基再次下诏以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充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内侍边令诚为监军，率军万人，第四次征讨小勃律。

高仙芝，史载其姿容俊美，善于骑射，骁勇果敢，本是高句丽人，高句丽灭亡后，其父名高舍鸡内迁至中原，在河西军从军，因功累任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高仙芝少年时即随父亲高舍鸡到安西，二十岁时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与父亲班秩相同，不过他的军旅生涯并不顺利，其先后在田仁琬、盖嘉运等安西四镇节度使手下任职，未受到重用，直至夫蒙灵察担任节度使时，才开始重用他，并很快将他提拔为官至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此番出征，高仙芝预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率部从安西出发，一路西行，经十五日至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又经十余日至握瑟德（今新疆巴楚），再经十余日至疏勒（今新疆喀什），随后挥军南下，踏上葱岭，开始了异常艰苦的行军，在翻越了帕米尔高原之后，经过二十余日的艰苦行军，唐军到达了葱岭守捉（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然后再次向西，沿兴都库什山北麓西行，又经二十余日到达播密水（今阿富汗瓦汉附近）。唐军继续前行，再经二十余日到达特勒满川（今瓦罕河）。至此，唐军经过百余日的跋山涉水，已经彻底将葱岭抛于身后。

随后，高仙芝兵分三路，一路由疏勒守捉使赵崇玼统三千骑兵出北谷，一路由拨换守捉使贾崇瓘统领，自赤佛堂路南下，主力则由高仙芝与中使边令诚亲率从护密国南下。三路兵马约定于七月十三日辰时在吐蕃连云堡（今阿富汗东北部喷赤河南源兰加尔）下会合，进袭此地。

连云堡所在的巴罗吉勒山口是通往坦驹岭的必经之路，此堡南面依山，北临婆勒川，关于守军，《旧唐书》中所记载 “（吐蕃军）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新唐书》则记载“城南因山为栅，兵九千守之”。《旧唐书•李嗣业传》中记载：“于时吐蕃聚一万众于娑勒城，据山因水，堑断崖谷，编木为城。”所以综合这些史料来看，吐蕃大军应该有万余人。

当唐军进至婆勒川时，河水暴涨，无法渡河，高仙芝却认为，当前的形势是大军必须要尽快渡过婆勒川，否则吐蕃守军一旦发现唐军，势必做好准备，那样一来将大大增加攻占连云堡的困难，于是他“以三牲祭河”，继而将士备足三日干粮，于次日清晨渡河。谁知次日清晨，婆勒川居然河水低缓，于是唐军迅速渡过了婆勒川，以致“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已济而成列矣”。高仙芝显然自己也不相信渡河会如此顺利，以至于在渡河后，他对边令诚那个太监欣喜地说：“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

兵贵神速，高仙芝甚至来不及等待疏勒守捉使赵崇玼、拨换守捉使贾崇瓘统领的另外两路大军，遂以李嗣业和田珍为左右陌刀将，率士卒猛攻连云堡。关于此战，《旧唐书•高仙芝传》中的记叙为“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馀并走散。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也就是唐军登山攻击连云堡，从辰时直到巳时，大破连云堡中的吐蕃守军。到了夜晚，吐蕃军奔逃被追逐，杀其五千人，生擒千人，剩下的都逃散了，获得敌军战马千余匹，军资器械难以计算。

而《新唐书•高仙芝传》中则如此描写连云堡之战：“遂登山挑战，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斩五千级，生禽千人，马千余匹，衣资器甲数万计。”即：派李嗣业等率军登山挑战，还没有到中午，就攻破了连云堡。拔除其城堡，斩首五千，生擒千余人，获马千余匹，衣服物资数以万计。

两书记载的共同点就是此战从早上辰时（七点）开始，至于巳时（十一点）便结束了，战斗的具体情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有所记载：“自安西行百余日，乃至特勒满川，分军为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会吐蕃连云堡下。有兵近万人，不意唐兵猝至，大惊，依山拒战，炮櫑如雨。仙芝以郎将高陵李嗣业为陌刀将，令之曰：‘不及日中，决须破虏！’嗣业执一旗，引陌刀缘险先登力战，自辰至巳，大破之，斩首五千级，捕虏千余人，余皆逃溃。”

此战唐军的死伤人数不详，但根据《新唐书•西域志》中“天宝六载，王跌失伽延从讨勃律战死，擢其子都督、左武卫将军，给禄居籓。知”这段记载，可以得知随同唐军作战的识匿国国王五跌失迦延死于此战，由此可见唐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夺取连云堡之后，高仙芝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准备继续前行，但边令诚就胆怯了，史载“玄宗使术士韩履冰往视日，惧不欲行，边令诚亦惧”，又有“仙芝欲遂深入，令诚惧，不肯行”之句，于是仙芝留令诚等以羸病尪弱三千余人守其城，遂引师行。疾行三日，大军到达坦驹岭。坦驹岭是今天的克什米尔北部德尔果德山口，在今克什米尔西北境巴勒提特之北、兴都库什山米尔峰东，长约四十里，山口海拔4688米，是兴都库什山著名的险峻山口之一，史载“至坦驹岭，直下峭峻四十余里”、“三日，过坦驹岭，岭峻绝，下四十里”，由此可见其之难行，虽然坦驹岭下就是阿弩越城，但登临山口，必须沿冰川而上，别无其他蹊径。这里有两条冰川，东面的一条叫雪瓦苏尔冰川，西面的一条叫达科特冰川，冰川的源头就是坦驹岭山口。这两条冰川长度都在二十里以上，而且冰川上冰丘起伏，冰塔林立，冰崖似墙，裂缝如网，稍不注意，就会滑坠深渊，或者掉进冰川裂缝里丧生。这种情况下，高仙芝自然“恐兵士不下”，于是乃先令二十余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既至坦驹岭，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将我欲何处去？”言未毕，其先行潜遣的二十骑来迎，并声称：“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桥已斫讫。” 娑夷水（即今克什米尔西北吉尔吉特之北的印度河北岸支流）即古弱水，大河之上有一藤桥，乃是小勃律通往吐蕃的唯一之路，断桥则吐蕃不能入援。高仙芝奉迎之语后，假装闻讯欢喜，兵士听后，畏惧心理顿消，唐军于是以迅速下岭，向阿弩越城进发。

大军下岭三日之后，阿弩越城守军果然派人前来请降，次日，唐军顺利进入城中。入城以后，高仙芝先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率兵先修桥梁、道路。为了避免强攻造成大的伤亡，高仙芝决定用“假途灭虢”之计智取孽多城。次日，高仙芝令席元庆率一千骑行至府孽多城下，对小勃律王说：“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城中有五六个大酋长，皆赤心为吐蕃，于是仙芝先约元庆：“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敕命赐彩物等，首领至，齐缚之以待我。”元庆既至，一如高仙芝之所教，缚诸首领。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慌忙逃入石窟躲避，使唐军一时无法找到他们的踪迹。高仙芝率唐军主力到达后，首先处死了那五六个首领，然后急令席元庆率军砍断通往吐蕃的藤桥。藤桥离孽多城有六十里，席元庆在日落时终于赶到，并将藤桥砍断。这边藤桥刚砍断，那边吐蕃兵马已至婆夷水东岸，但由于桥已砍断，而且史载：“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于是吐蕃兵马只得隔水观望，束手无策。在断绝吐蕃援救之路后，高仙芝又派人招谕小勃律王，劝其投降，而小勃律王得知吐蕃兵众被隔在水东，援军路绝，生路无望，只得携公主出降，于是其国遂平……

不过就在高仙芝从长安回到安西之后，战事随之又起，这一次是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上表，说“邻胡羯师谋引吐蕃攻吐火罗”，于是请求安西兵助讨，而唐军之所以出兵，也是因为事关唐朝在西域的统治。

自平定了小勃律国之后，唐军声威大震，而帝国重新控制小勃律，显然在西域引起了巨大影响，史载“于是拂、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为了确保此地长为唐所有，唐又“诏改其国号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这些史实皆说明了小勃律在唐朝西域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控制小勃律对大唐的重要性，可根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外臣部》载：“勃律地狭人稠，无多田种，镇军在彼，粮食不充，于个失密市易盐米，然得支济，商旅来往，皆着羯师国过，其王遂受吐蕃货求，于国内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唐镇军在勃律地狭无田，只能靠与个失密交易获取盐米。而羯师受吐蕃的唆使，在勃律市易要道上设城堡,阻断唐镇军的后勤供给。唐朝为了保证小勃律镇军的粮食供应，不得不扫清羯师这个障碍。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高仙芝奉命出兵，虽然从安西到竭师国（今巴基斯坦奇特拉尔）的距离还要远于小勃律，但由于有了远征小勃律的经验，高仙芝显然并不在意距离，就这样，唐军的行军虽然艰苦，但却很顺利。天宝九年（750）二月，高仙芝击败了羯师军，俘虏了羯师王勃特没。三月十二日，唐廷册立勃特没的哥哥素迦为羯师王，彻底平定此处。

经过高仙芝的这两次征战，大唐在西域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唐朝也发展到了顶峰，同时高仙芝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今青藏高原）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不过高仙芝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犯了很大的错误。由于李隆基好大喜功，使得当时的边帅节度使们也纷纷不顾大局，肆意开战，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帝国和周边藩国的关系，从而导致边疆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高仙芝刚刚升任安西都护，他很清楚自己该怎么样才能够继续往上升迁，于是在平定了羯师国之后，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地处中亚的石国（都城拓折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石国，西域古国，昭武九姓之一，最早《魏书•西域传》称为者石。《隋书•西域传》称为石国：“石国居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其王姓石名涅……有粟麦，多良马。其俗善战……南去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杜佑《通典》：“石国隋时通焉。居于药杀水，都柘枝城，方十余里，本汉大宛北鄙之地。东与北至西突厥，西至波腊界，西南至康居界……有粟、麦，多良马。隋大业五年，唐贞观八年，并遣使朝贡。”石国是唐代高僧往印度取经时必经之地，玄奘在去往印度取经，曾路过赭时国，即石国；《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役属突厥”。石国人善舞，有柘枝舞流行唐代长安，此舞到宋代仍流行。

由于石国地处丝绸之路，农业发达，居民善于经商，可谓富甲西方，所以自然引来了各方势力的垂涎了。其实一直以来，对比西域各国，石国国王对唐朝的态度可以说是比较恭顺和真诚的。显庆三年（658），唐以石国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为都督，自此石国成为唐朝的属国。从那之后，石国一直与唐保持良好的关系。开元初，唐封其君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开元二十八年，石国助唐讨突骑施苏禄可汗有功，大唐又册其王为顺义王。天宝初，唐还封其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并赐铁券。一直以来，石国都很谦恭于帝国，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记载，自天宝以来，石国对唐朝一直朝贡不断：天宝二年（743），遣女婿康国大首领泰染缅献方物；天宝五年（746）。遣使献骏马十五匹，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也遣使献方物；天宝六年，遣使献马，天宝八年（749），还派王子远恩入关朝觐。但天宝九载，已是安西节度使的高仙芝却以石国无蕃臣礼，率兵讨之。

高仙芝为何要讨伐石国，按照汉文史料中的记载，认为石国王于藩臣之礼有亏，故而高仙芝奏请讨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于藩臣之礼有亏”的石国国王到底是谁，现有史籍中，仅有《新唐书•高仙芝传》提到这位石国王的名字是车鼻施，所以自然而然地认为高仙芝所讨伐之石国王就是这位车鼻施，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认为，那就是被擒的石国王是为《册府元龟》所记之石国王特勒（勤）。

据阿拉伯史料记载，高仙芝是在天宝九年，破羯师国回军途中，应拔汗那王之请而击石国的。在石国被大唐平定之后，紧接其后自二月开始，拔汗那就频频派遣使团远赴长安。 从阿拉伯史料的记载来看，拔汗那遣使应该是有酬谢唐廷为己出兵平怨之意。而还有学者认为，讨伐石国的原因是石国与黄姓突骑施相互勾结，触动了大唐在碎叶川一带的利益，因而引起大唐帝国对石国的不满。

综合起来看，似乎是因为石国和拔汗那结怨，或者是其他原因，石国开始对大唐不守藩臣之礼，而且又触动了大唐的利益，所以高仙芝出兵了。不过这次出兵的影响是巨大的，那就是当唐军到来后，石国国王主动请和投降，可高仙芝却是“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也就是说，高仙芝假装和石国和谈，却趁其不备，出兵掩袭，俘虏石国部众。随后高仙芝纵兵杀掠，甚至连老弱病残都不肯放过。更恶劣的是，高仙芝性贪，“他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接着高仙芝从石国回军的途中，又称突骑施反叛，攻打了突骑施，俘虏了移拨可汗。

其实讨伐石国的同时，攻打突骑施只是高仙芝此次出兵的一系列举动中的一部分，史载：“（高仙芝）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从中可以看出，这说明高仙芝出兵讨伐平石国、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三件事，这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举动，进讨突骑施不过是这次出兵的组成部分而已。至于所谓的九国胡，此处的九国胡就是九姓胡，即吐火罗——粟特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石国不仅与反唐的黄姓突骑施纠结在一起，而且还得到九姓粟特胡支持，严重威胁了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因此，高仙芝借讨伐石国，对九国胡及突骑施一并实施了打击。

天宝十年（751）正月二十四日，高仙芝入朝，献其所俘获的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朅师王。《册府元龟》卷一百三十一对这次入朝记载很详细：“安西四镇节度、特进兼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摄御史中丞高仙芝，生擒突骑施可汗、吐蕃大首领及石国王并可敦及杰帅来献。”虽然这些异邦酋首虽然并不是同时被擒获，但从这里可以见到高仙芝是将他们一并来献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石国国王等行至长安的西北的开远门时，却被李隆基所杀，而突骑施移拨可汗也被处斩，这引来了西域诸国的一片哗然。

从这里可以看出，高仙芝讨伐石国的举动使唐朝在西域的威望大大下降，“由是西域不服”。石国王子逃到诸胡部落，将高仙芝欺诱贪暴之事遍告诸胡昭武。诸胡部落大怒，就暗中联合大食国欲共攻安西四镇，而大食也趁机以此为借口，实施其扩张计划。

大食是唐人根据波斯语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当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麦加创立伊斯兰教，阿拉伯人遂在伊斯兰教义的指引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穆罕默德逝世时，他们已经实现了阿拉伯半岛政治上的统一。此后，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四大哈里发（即纯洁的哈里发或正统哈里发）开始全面向外扩张。

后一位“纯洁的哈里发”阿里在661年被刺杀后，阿拉伯帝国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压服反对者，成为哈里发。679年，穆阿维叶一世宣布其子叶齐德一世为哈里发继承人，将哈里发的选举制破坏，从此阿拉伯帝国成为一个由世袭王朝统治的军事帝国。在汉文史料中，这个帝国被称之为“白衣大食”，而由于这个庞大的哈里发国是由倭马亚家族所统治，故而也被称作“倭马亚王朝”。

倭马亚家族是麦加贵族古来氏族中十二个支系中最强盛的一支，为古来氏族部落首领库赛伊的长子阿卜杜勒•马纳夫的后代。至于“倭马亚”一名，则得自于阿卜杜勒•马纳夫的后代倭马亚•伊本•阿卜杜勒•沙姆斯的名字。早在先知穆罕默德传教时期，身为麦加贵族的倭马亚家族发生了分裂，家族首领阿布•苏富扬以坚决反对穆罕默德闻名，曾迫使穆罕默德迁居麦地那（希吉来），而家族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奥斯曼•伊本•阿凡却是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和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由于穆罕默德生前并未指示其继承人的产生方式，故而他死后，他亲手缔造的帝国在哈里发的人选问题上发生分裂。奥斯曼•伊本•阿凡于644年成为哈里发，不过这位哈里发却因为大力提拔本家族成员在帝国境内担任要职，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十二年后，奥斯曼•伊本•阿凡遇刺，他的侄子——阿布•苏富扬的儿子穆阿维叶却在此时攫取了权力，并在此后建立了“倭马亚王朝”。

西方人笔下的阿拉伯武士

在倭马亚王朝时代，阿拉伯帝国的对外征服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他们的疆域最广阔之时，东至中亚和印度、西至伊比利亚半岛。而当大食东向扩张的，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昔日的宗主国萨珊波斯王朝。此时波斯由于连年政争,已走向衰落。大唐贞观十二年，大食攻占波斯首都泰西封，此后又在尼哈温之战中歼灭了波斯的大部分军队。永徽二年（651），波斯王伊嗣俟三世投奔吐火罗，但半道在木鹿被大食兵击杀，萨珊波斯王朝从此灭亡。

史载，波斯曾向大唐求援，其中《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载：“伊嗣侯（俟）之子卑路期（斯）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之所以不能救，其实不是因为“路远”，而是因为大唐全力平息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根本无力支援波斯。波斯王子卑路斯只好以近邻吐火罗国为避难之所，日后又在吐火罗的支持下复国。

此后，波斯又遭到大食的入侵，并再次请求帝国的支援。根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波斯传》载:“龙朔初，又诉为大食所侵。”由于当时帝国已平灭阿史那贺鲁的庞乱，并控制了西突厥汗国旧地，因而开始介入波斯事务。史载：“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大唐在波斯置都督府，将波斯纳入帝国的版图，置波斯于唐朝的保护之下。龙朔二年（662）正月，帝国又正式宣布“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开始支持波斯复国。

唐朝对波斯的态度，可以说是对大食入侵的一种对抗，当时大食疯狂向东方扩张，而且征服的对象主要都是西域诸国，此外大食也有染指中国的企图，根据史料记载，雅古比《历史》记载过这样一个说法：总督哈贾吉•本•优素福曾经对他麾下的两名骁将穆罕默德•本•卡西姆和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说：谁先踏上中国的领土，谁就出任统治中国的总督。这个许诺虽然诱人，但实际上，大食的铁骑并没有真正到达现在大唐的本土。不过大唐显然对于大食人的野心做出了回应，只是大唐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龙朔三年（663）大食又“击波斯、拂，破之，吞灭诸胡，胜兵四十万”，于是“波斯俄为大食所灭”。波斯再度失国之后，这一次波斯王卑路斯以帝国避难之所，咸亨元年（670）卑路斯携其子泥涅师辗转来到长安，被帝国授为右武卫将军，但大唐却依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直到调露元年（679），为打击龙朔二年（662）率五咄陆叛唐的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两者于龙朔二年率五咄陆叛唐），大唐才以裴行俭为册立波斯王兼安抚大食使，率兵以护送卑路斯之子泥涅师（卑路斯已死）还国为名，出兵西域。当此次出兵，只是平灭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而没有并没有到达波斯。裴行俭至碎叶擒二蕃而归后，唐军送泥涅师到吐火罗，也再无标识，于是泥涅师客居吐火罗二十年。后大食占据了其波斯都督府所在疾陵城，并入侵吐火罗，臣服康、石诸国，大唐并非不知，但由于此时帝国正全力与吐蕃人在争夺西域，并不想和大食人有所冲突。

直到咸亨元年（670），大食人所到的最东之处还在吐火罗西部和塞斯坦，之所以没有继续东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食人在西域的征服结果多半是“讲和”，尽管总是在退走之前进行大量的勒索，直到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出任呼罗珊总督后，大食人开始强硬推行征服政策，这使得大食帝国在东面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他们一度控制了河中地区、吐火罗，进而北上将乌浒河流域纳入其势力范围。甚至在开元三年（715），进入了真珠河流域，继而又远达白水城，乃至深入拔汗那地，此外哈贾吉•本•优素福的侄子，也是他麾下的勇将穆罕默德•本•卡西姆，南下攻入印度，迅速征服了如今的信德和旁遮普地区。

可以说，这个时候，大食已经对大唐构成了威胁，河中地区对于大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些地区可以很容易地进入葱岭以东的四镇，而四镇大军也可以通过这里南下、西进，很显然，在帝国看来大食人在河中地区的行动，就是在帝国的眼皮子底下实施的挑衅，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大唐在这里的权威。

其实这个时候，无论是大唐，还是大食，都很小心翼翼，不想直接发生冲突，按照阿拉伯方面的史料记载，713年（开元元年），呼罗珊总督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的一位特使来到中国，他向中国皇帝傲慢地宣布，如果中国皇帝不向他进贡，他的铁骑绝不会离开中国，而中国皇帝则回应“你已看到我伟大的帝国，回去告诉你们的指挥官，最好在我对自己的军队下令打败你们之前撤退”，虽然大食使臣傲慢无礼，但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战争，也就是说，其实两国都在有意地避免战争。

事实上，大食人也很清楚，此时尽管他们是迅速扩张，但以他们的实力并没有达到可以触怒大唐这个庞大帝国的地步，更别说是征服这个拥有广漠国土的帝国了。此后，雄心勃勃的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在大食的内乱中被部下所杀，很显然，他的死无疑使大唐与大食这两大东西方帝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推迟了。

而对于大唐来说，在此时，还犯不着和大食兵戎相见，因为尽管西面有大食的挑战，但西域的这几股势力中，吐蕃才是最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说吐蕃是唐朝统治西域的最大威胁。事实上，吐蕃一直认为西域关系到其国的安全，正如万岁通天二年（697）吐蕃大论钦陵对唐使郭元振所说的那样：“西十姓突厥，四镇诸国，或时附蕃，或时归汉，斯皆类多翻覆，而十姓中，五咄六诸部落僻近安西，是与吐蕃颇为辽远。俟斤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碛，骑士腾突，旬月即可以蹂践蕃庭，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也因此，吐蕃一直试图控制西域，甚至倾全力与唐朝争夺西域。

一直以来，吐蕃都是采取联合西突厥以共同对付唐朝的手段，来拓展自己在西域的势力，而安西四镇自然也是他们进攻的首要对象，所以对大唐来说，吐蕃与西突厥的南北夹击，才是帝国维持其在西域统治的最大威胁,因此，防范吐蕃进入西域与西突厥联合，继而确保葱岭以东即安西四镇及周边藩国的安全，才是唐朝对西域政策的重中之重。当大食崛起之后，黑衣铁骑逐渐进入葱岭以西时，大唐的确有所顾虑，特别是大食灭亡波斯，占领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之间地区之后。但也正是大食人的势力渗入才使得西域的情况由唐与吐蕃的对峙，变成了唐、吐蕃、大食三国之间的争夺，由于三国势力和利益在这里纠葛，加之彼此之间各有忌惮，所以西域局势变得错综复杂。由于吐蕃兵力较强且最有侵略性，所以大唐主要防范的是吐蕃，而不是大食。

大唐对西域诸多国请兵讨伐大食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允”与“不允”，而这种“允”与“不允”，并不取决于这些西域诸国上表时的态度诚恳与否，甚至不取决于其与帝国或大食的关系近密与否,而取决于该国在西域的地理位置，甚至可以说是取决于该国的得失对葱岭以东的安西四镇的关系。如果该国地理位置重要，失去其对于安西四镇威胁很大，那么大唐为了保证自身在西域的统治，就算是其国没有主动上表求援，大唐也会出兵实施干预，譬如平定小勃律，譬如讨伐石国。

虽然在“重葱岭以东”西域政策下，大唐对西域诸多国请兵讨伐大食持有“允”与“不允”的态度，却不等于大唐会完全放弃葱岭以西，去放任大食的势力东侵去染指河中，也不是置西域诸国于不顾，而是采取了册封、嘉奖诸国，并利用突骑施等势力对抗大食的方式。根据《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四《外臣部》的记载:“遣使册立乌长国王、骨咄国王、俱位国王,并降册文，皆赐彩二百段。三国在安西之西，与大食邻境。大食煽诱为虐，俱守节不从，潜布款诚于朝廷。帝深嘉之。”而《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更是说得很明确，“大食欲诱之叛唐，三国不从”。也就是说，开元八年（720）四月，大唐册封乌长国、骨咄国王、俱位国王，从而表明了帝国对于这三国阻挡大食势力东侵的支持，当然了，除了这之外，就是充分利用突骑施来对抗大食在中亚的扩张。

在开元三年和开元五年，大食对大唐的战争均遭到失败之后，大食东侵虽然迟缓了，但他们仍旧执着地向河中进行扩张。不过由于地理上的巨大优势，更因为大唐这个时期在青海和吐蕃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故而无暇顾及西域，阿拉伯的影响力慢慢地体现出来，军事加上宗教的影响使得唐朝原本在西域的属国栗特诸国纷纷倒向了大食一边，此时仅仅依靠册封、赏赐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为了对抗大食在西域扩张，帝国开始利用突骑施。

对于突骑施人来说，他们也不是无所获得，积极抗击大食，他们首先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因为大食的东侵直接威胁到了突骑施，此外，大食侵占的地方原属于西突厥领地，突骑施想通过抗击大食来趁机收复失地。譬如苏禄可汗在击败侵入骨咄的大食人之后就曾说：“骨咄属于我，它是吾祖及吾父之土地。”从这话里就可以看出突骑施人的想法。说到底，突骑施人也是为了自己和更多的利益而战。选择大唐作为依靠，不仅能够避免两面作战，而且能够利用帝国在西突厥本土和西域各国的威望和影响，高举着“天子诏令”的大义名分来增强自身的号召力，从而在联合诸国共同抵御大食的同时，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很显然，大唐对突骑施的羁縻政策和突骑施人出于自身利益的想法，确实使得突骑施开始全力向西发展，并遏止了大食在河中的扩张。开元六年（718）大食将加拉赫统兵北征，先于河中北部得胜，并已准备侵入大唐领土，但被突骑施人包围，经过偿付赎金，才好不容易得以脱身。开元八年，苏禄可汗率大军参与粟特反抗大食的叛乱，击败呼罗珊总督，随后，大食兴兵攻东拔汗那，突骑施奉诏出征，大破之。开元十二年，大食再攻拔汗那，围其都渴塞城，从而爆发了渴水日之战，大食军大败，后卫主将战死，导致原已叛附大食的康、石诸国复归于唐。这一挫折使大食向东的扩张不得不暂时中止。此后在开元十四年，苏禄可汗之子西进，然而被大食所击败，开元十七年，“游行之战”爆发，处于大食统治下的粟特发生叛乱，苏禄派军支援粟特，与大食人在阿木勒河对峙三个月，而这期间安国、石国、拔汗那尽皆参战，康国王子、波斯王子更是在突骑施军中，与苏禄可汗一起围攻大食军，此战迫使大食人败退康国，结果康国国王乌拉克亦叛，开元十九年的“隘路之战”更是让大食人尝到了苦头，事实上，“隘路之战”也是倭马亚王朝时期相关史书中，对战斗情况、伤亡人数记载最为详细的战役。

通过这接连的征讨，突骑施不仅深深地渗入粟特，远至康国，而且还一跃成为西域第一强大势力，虽然这一段时间，突骑施在西域是作为唐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但这个时候，苏禄可汗却与大唐开始发生矛盾了。史载，开元十四年 ，苏禄可汗之妻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与都护杜暹发生矛盾，市易未成，马冻死。开元十五年，苏禄怒攻四镇，于是大唐皇帝下诏调杜暹入朝为相，苏禄乃止。

但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开元十二年（724），安西都护张孝嵩调任太原尹，安西都护之职出缺。朝廷中便有人推荐杜暹，认为他曾出使安西，深得蕃人思慕。杜暹当时正为继母守孝，被李隆基夺情起复，擢拜为黄门侍郎，并充任安西都护府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交河公主派使者到安西互市时，曾向杜暹宣读公主教令，杜暹怒道：“阿史那的女儿怎敢向我宣读教令。”他鞭笞使者，将其扣留。于是苏禄可汗大怒，举兵侵入安西四镇，并围困安西。由于此时李隆基召拜杜暹入朝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以安西都护此时是为赵颐贞暂代，面对来势汹汹的突骑施人，赵颐贞只能据城自守，于是“四镇人畜储积，皆为苏禄可汗所掠，仅安西全”。既而苏禄可汗听闻杜暹已入相，才撤军而回，之后又派使者入朝，献方物。

开元十五年（727）闰九月，苏禄可汗联合吐蕃赞普共围安西城，结果此时已经是安西副大都护的赵颐贞为一雪前耻，率军将之击破之。次年正月，赵颐贞再败吐蕃于曲子城，让苏禄尝到了苦头。

开元二十一年，突骑施再次起兵，这一次的原因是阙俟斤驱羊马至北庭互市时，与下属何羯达发生矛盾。何羯达向北庭都护告发阙俟斤密谋叛唐作乱，都护刘涣轻信谗言，误杀阙俟斤。苏禄因此反，朝廷以擅杀罪杀刘涣全家，才得以平息此事。但苏禄仍不肯罢休，联合吐蕃攻安西四镇、北庭，又抢劫商贾，甚至进军护密、识匿，阻碍唐与葱岭以南及各国的交通。这种情况下，大唐不得不与突骑施开战。

由于对大食的作战节节胜利，而这些胜利又助长了苏禄的骄气，所以大唐不得不调集河西军，甚至是发动内地兵力以支援西域，同时向大食、后突厥借兵。最初的时候，大唐是向后突厥发出了征召，甚至李隆基还致信给其可汗，不计较其击奚、契丹的行为，声称只要“儿若总兵西行，朕即出师相应”，并许诺事成之后，“羊马土地，总以与儿。子女玉帛，别有优赏”。但突厥人却没有发兵，于是大唐又“使人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 使张舒耀与大食呼罗珊总督阿萨德议定，大食从吐火罗北上，唐军从勃达岭北上，双方共捣突骑施汗庭碎叶。大食随后出兵攻克吐火罗，并将总督府从木鹿迁到缚喝，为北上做好了准备。

开元二十三年，十月廿六，突骑施攻打北庭和安西拨换城，次年被北庭都护盖嘉运打败。八月初七，在大唐与大食的压力下，苏禄可汗不得不遣使请降。但李隆基以其无真心，不许。不久，突骑施发生内乱。苏禄可汗开始的时候，很节俭，掠夺的财物都分给各部落，但在他娶了唐朝、突厥、吐蕃三国公主之后，开始奢侈起来，晚年更是尽失人心。原可汗娑葛的部落为黄姓，不服苏禄的黑姓。

开元二十六年夏，苏禄可汗被部将莫贺达干、都摩度所杀。其后，二者所辖部落互攻，都摩度拥立苏禄可汗的儿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占据碎叶和怛罗斯城。开元二十七年（739）莫贺达干联络唐安西都护府破碎叶和怛罗斯城，生擒吐火仙可汗，这才平定了苏禄的残余势力。

应该说，大唐打击突骑施苏禄的势力，对于抵制大食东侵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西方有学者就认为“强横一时的突骑施在中国人的外交阴谋下失败，但也使中国人失去了一个抵抗大食人的坚固壁垒以致自己直面大食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突骑施人并不总是对唐臣服，他们一再侵扰四镇的行为，使得大唐认为其已经成为了帝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四镇歼灭突骑施便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和大食合兵平灭突骑施虽然使得帝国需要直面大食，但对于帝国稳定葱岭以东的统治来说，却又是必要的。大唐西域政策就是这样，在确保葱岭以东之时，方能力争葱岭以西以南地区，在葱岭以东基本安全的情况下，帝国能够利用突骑施抵制大食军队的东侵，而当突骑施背叛帝国、侵扰四镇及周围地区时，帝国就必须消灭突骑施这个打手。

在突骑施瓦解之后，大食并没有能够继续向东扩张，虽然安国、火寻、戊地、石国、吐火罗等国一度屈服于他们，但大食人让这些河中诸国按时缴纳沉重的赋税的做法却也引来了这些国家的不满，这使得唐与大食在争夺西域的统治地位时能够处于被西域诸国的拥护中，此外大唐在西域实施的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也能够有效地遏止大食向东继续扩张的势头。就在大食人试图再次东侵的时候，大食内部发生了动乱……

天宝五年（746），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卜的后裔阿布•阿拔斯利用波斯籍释奴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木鹿城的力量，联合什叶派穆斯林，发起了起义。此后，阿布•阿拔斯的大军一路所向披靡，天宝九年，阿布•阿拔斯在大杰河（底格里斯河支流）一役中击溃倭马亚王朝的大军，从而推翻了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由倭马亚家族主导的伊斯兰哈里发，建立了以阿拔斯家族为主导的阿拔斯王朝。由于阿拔斯王朝旗帜多为黑色，故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大肆捕杀倭马亚余党，几乎全部杀害了倭马亚家族（只剩下最后一个男丁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他逃亡到伊比利亚半岛，建立后倭马亚埃米尔），而倭马亚王朝势力退缩到伊比利亚半岛，中国称之为白衣大食。

阿布•阿拔斯在军事方面完全仰仗阿布•穆斯林，他是阿布•阿拔斯最杰出的将领，正是阿布•穆斯林天宝五年（746）在莫夫绿洲发动的叛乱揭开了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大幕，阿布•阿拔斯成为哈里发后，首先便是任命阿布•穆斯林为呼罗珊总督，很显然，此举意味着新兴的阿拔斯王朝将开始全力争夺东方。应该说，这个时期大食势力在西域开始膨胀起来，大唐的影响正在衰退，西域诸国夹在大唐和大食两大帝国之间，首先就需要去站队，而大唐势力正处于下降趋势，大食则处于上升趋势的背景下，本身就存在西域诸国倒向大食的可能性，而作为宗主国的大唐要求诸国守“蕃臣之礼”，却不能尽保护蕃臣之责，更使得那些西域小国偏向于大食了。一直以来，大唐认为吐蕃的威胁远胜于大食，因而帝国长期以来将驱逐吐蕃人牢牢控制葱岭边缘之地以保四镇，才是帝国在西域的主要，所以，才有了大食介入西域以来所发生的河中诸国上书天可汗请击大食而唐一直未予答应的一幕，但对于受到吐蕃人攻击的小国的呼救，唐一次次的不惜动用军力。

应该说高仙芝以石国无藩臣礼对石国行诛伐之事，彻底使得大唐与大食两大势力在西域角逐激烈化了，也使得那些西域小国纷纷倒向大食一方，而这种倒向也就使得大食和安西四镇接壤，这就使得战争无法避免了。

按照阿拉伯方面的史料记载，天宝九年，河中地区布哈拉（即安国）发生一次小规模的什叶派起义，这次起义是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在西域的第一次起义。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派齐亚德•伊本•萨里率军一万前去镇压，而阿布•穆斯林本人则紧随其后，齐亚德•伊本•萨里渡过阿姆河来到布哈拉城下，双方激战数十日，最终齐亚德•伊本•萨里攻入城内，城内守军大部分丧命，被俘虏的人都被吊在城门之上，随后，齐亚德•伊本•萨里又转战撒马尔罕（即康国）进一步剿灭了当地的残余势力，这种血腥的镇压使得河中诸国胆寒不已，但也彻底为大食的兵锋所慑服。

也正是如此，当石国王子逃到中亚诸国，告高仙芝欺诱贪暴之状后，诸国皆怒，但却又知道自身不是大唐的对手，于是乃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而高仙芝获知此事后，当即决定先发制人。按照《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大食攻高仙芝于怛罗斯城，而《资治通鉴》认为是高仙芝在该城与大食遇，那么也就有一个问题，怛罗斯处于谁的控制下。《新唐书•石国传》记载“怛罗斯城，石国常分兵以镇之”，显然这是高仙芝与大食在此相遇的重要原因，从这里来看，似乎是考虑到一旦大食来攻四镇，很可能会像此前的突骑施一样攻陷安西，故而为了阻止大食的东进，以攻为守，远征大食，成了对深谙兵法的高仙芝的选择，而且之前有过远征小勃律、羯师的经验，远征也似乎成为最佳手段。

按照史料记载：高仙芝亲率蕃、汉兵三万攻打大食。唐军深入大食国境七百余里，到怛罗斯城（即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南部江布尔城），与大食军遭遇。双方激战五日，未见胜负。在双方相持的重要时刻，唐军中的葛罗禄部众突然叛变，与大食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乘夜间逃跑。由于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又在前面挡住去路，人马壅塞道路，幸亏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奋起大棒，为他杀开一条血路，才得以逃脱。这次战役，“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千余人”。

史料很简单，但其实此战背后却有很多地方值得讨论，关于高仙芝大军集结前往怛罗斯的时间、地点等细节问题，正史并无太多记载，不过，从高仙芝僚属岑参的几首诗来看，高仙芝可能是在献俘后的天宝十年四月辞长安，五月整师西征，不过直到五月时唐朝大军还在集结当中，尚未开赴战场，而大军至少计划六月过西州所属之赤亭镇。

关于高仙芝大军的兵力一直以来是史学界争议的话题，杜佑所著的《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序》记载：“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从这里来看，似乎是七万人。

至于阿拉伯方面的史料，记载为：“阿布•阿拔斯掌权三年后（751），布哈拉爆发起义，为首的是舒莱克，他率三万名阿拉伯人和其他人对阿布•穆斯林展开报复行动，反抗他的血腥手段和滥杀无辜的行为。阿布•穆斯林前去镇压，派齐亚德•伊本•萨里和阿布•达乌德•哈立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为先锋。双方交锋，舒莱克被杀。他再次征服布哈拉和粟特，并下令构筑撒马尔罕墙，以期在敌人进攻时成为一道防御。他派遣齐亚德•伊本•萨里继续挺进，后者征服了河外地区的城镇乡村，一直抵达怛逻斯和伊特莱赫。于是中国人出动了，发兵十万余人。塞义德•本•侯梅德在怛逻斯城加强城防，阿布•穆斯林则在撒马尔罕的军营中镇守，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聚集在塞义德那里。他们分几次将他们（中国人）各个击败，共杀死四万五千人，俘获两万五千人，其余纷纷败逃。穆斯林们占领了他们的军事要地，进军布哈拉，降服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掳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他们不止一次将俘虏（当地土著）五万人五万人地渡过河去。阿布•穆斯林决意进攻中国，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改变了这一计划，齐亚德•伊本•萨里向他展示了一封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的、来自阿布•阿拔斯的信，信上说委任他为呼罗珊的总督，阿布•穆斯林开始施展计谋，最终将齐亚德•伊本•萨里杀死，并派人把他的首级送到阿布•阿拔斯那里。”从这里来看，似乎是唐军损失十万：死四万五千、被俘两万五千，共七万，还有三万人则逃跑了。

画家笔下的怛罗斯之战

另外一部史料则记载：“这一年，拔汗那的伊赫希德与石国国王反目为仇，伊赫希德向中国国王求救。中国国王派出十万大军驰援，将石国王包围。石国国王归顺中国国王，他和手下没有受到他（中国国王）的迫害。消息传到阿布•穆斯林那里，他派齐亚德•伊本•萨里（Ziyad ibn Salih）前去交战。两军大战于怛罗斯河，穆斯林们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五万人，俘获约两万人，残部逃回中国。此役发生在天宝十年（751）十二月。”这里说唐军是十万，死五万，被俘两万，三万人撤出。

不过唐朝在安西的驻军数量，据《资治通鉴》引柳芳的《唐历》记载，唐朝在天宝元年时，十节度使军镇的总兵力是四十八多万；其中安西节度使镇兵两万四千，排名第八；而北庭节度使镇兵两万，排名第九，两个节度使镇兵数量为四万四千，根本不会有十万人，虽然发拔汗那、葛罗禄，但也不会有十万之众。所以史学界普遍认为，高仙芝的四镇蕃汉兵也就两三万人。

此外，1973年所出土的吐鲁番文书提到高仙芝战前曾经分兵征碎叶之事。所谓天威军，也就是哥舒翰于石堡城所置神武军，后更名天威军。天威军征碎叶的时间是在怛罗斯之战前，高仙芝入朝献俘突骑施可汗、石国王之后，碎叶周边的局势并未因此稳定下来，反而可能因为高仙芝此举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因此高仙芝在得知阿拔斯欲攻四镇时，欲却敌于外，但发兵前往怛罗斯，本身就是悬师远征，自然在军事补给方面有所不便，如果突骑施于后叛乱，那么情况自然不堪设想了，于是天威军赴碎叶就是为了避免碎叶一带的突骑施配合大食及诸胡行动，从而使得高仙芝在发汉兵及葛逻禄、拔汗那的蕃兵前往怛罗斯的同时，后方能够安定。不过根据记载，天威军赴碎叶是在七月之前，最迟到八月中完成使命，随后就从碎叶战场返回了。

至于大食人的兵力，史料中同样记载不详，不过通常认为，刚刚在安国平叛完毕的大食军应该不超过五万人，加之阿布•穆斯林的呼罗珊其他兵力，总共应该在十万人左右，但是由于诸胡皆从之，也就是西域诸国纷纷与大食为盟，那这个数字也就不好说了，可以肯定的是，大食及昭武九姓联军的人数远胜于唐军。

如此悬殊的兵力，唐军又如何能够坚持五天？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唐军无论装备、素质、士气，还是将帅能力上，都很强。唐代“重”骑兵，马槊和横刀的使用使得唐军骑兵的冲击力很强，太宗皇帝李世民领军之时，喜选择敌阵薄弱部位，亲率骑兵冲锋，于是“敌无不溃败”。

此外，唐军还多用弓弩，按照记载，唐军一般使用四种弩：射程三百步（450米）的伏远弩，射程二百三十步（345米）的擘张弩，射程二百步（300米）的角弓弩，以及射程百六十步（240米）的单弓弩，在那个时期内，这些弓弩所带来的威胁几乎是可怕的。此外唐军还有车弩，史载车弩是“十二石”强弩，以轴转车（即绞车）张弦开弓，弩臂上有七条矢道，居中的矢道搁一支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以铁叶为翎，左右各放三支略小的箭矢，诸箭一发齐起，“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这些致命的强弩硬弓加上可怕的陌刀，应该能够让人想象到当时面对唐军时的场景。

陌刀开始流行于李治调露前后至开元十年之间，开始时使用陌刀是为了对抗突厥骑兵，后来在诸军流行则是为了对付以骑兵称雄的唐之“四夷”，于是陌刀也因此成为唐军材官（步兵）的主战兵器之一。陌刀威力极大，列阵而出则“如墙而进”，肉搏时候威力不减，史载李嗣业用陌刀肉搏“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

至于作战方式，依据唐《李卫公兵法》所记录，唐军作战时，诸军按其职能分为弓手、弩手、驻队、战锋队、马军、跳荡、奇兵……展开阵形之后，贼在一百五十步时候，弩兵以强弩射之；贼入六十步时，弓箭手以硬弓相迎……疾风暴雨的箭矢洗礼之后，则弓弩手发箭后执刀棒与战锋队齐入奋击……短兵相接开始后，奇兵、马军、跳荡军皆不准轻举妄动，如果前方的战况不顺利，跳荡、奇兵、马军方可迎前敌出击， 以掩护前军后退整顿后准备再援， 如果跳荡、奇兵、马军进攻不利，所有的步军必须配合马军同时作战。贼军退却，马军不得轻易追击，必须确认贼军真正溃败后，才能相继掩杀。

也就是说，唐军是步马结合，攻守有职，配以弓、弩、陌刀的步军为正面先锋，也是最主要的正面迎敌力量，而骑兵则为侧辅，通常用于迂回包抄贼军或者迅速冲击立足未稳的贼军阵脚之用。

我们能够想象一下，天宝十年（751）四月，高仙芝率安西四镇汉番大军从安西出发，在翻过葱岭、越过草原，并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于七月到达了怛罗斯城下，城中是石国大军驻守，于是唐军开始围攻怛罗斯城。据阿拉伯史书《创世与历史》记载，大食在接到唐军远征的消息之后，阿布•穆斯林立即率军赶来增援，双方在怛罗斯城下相遇，唐军虽然人数较少，但步军的强弓硬弩和如墙推进的陌刀阵打得有声有色，然而大食及胡人联军人数众多，战局僵持，到了第五天，情势突变，葛逻禄人忽然叛变发难，趁着唐军因为葛逻禄突然的叛变而暂时混乱的时机，大食军迅速展开进攻，于是唐军全面溃败，高仙芝在李嗣业、段秀实等诸将的护卫下，匆匆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造成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此前曾劝高仙芝弃兵逃跑，被段秀实斥责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的李嗣业恐大食追兵将及，不惜对番兵大打出手，他挥舞大棒毙杀百余名拔汗那人，才杀开一条血路，残余唐军得以通过。在收拢残兵之后，高仙芝并不甘心，依然想进行一次反击，在李嗣业等人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最后高仙芝只得引残兵逃回安西，此战数万安西精兵只剩下数千人逃出生天。

此战之中，葛逻禄人是极其关键的角色，他们的叛变成为了怛罗斯之战的转折点，关于葛逻禄部反叛的原因，可能是和大食人交易的后果，葛逻禄人帮助大食人打败唐军，而大食则默许葛逻禄人在两河流域附近的扩张。怛罗斯之战后，墓逻禄强盛起来，逐渐取代突骑施，占有楚河流域西突厥故地，其中包括碎叶城、怛罗斯城。

怛罗斯之战中，安西都护府的精锐虽然损失殆尽，但在节度使制下很快便恢复了，仅仅过了两年，升任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于天宝十二年（753）进攻受吐蕃控制的大勃律，“大破之，受降而还”，说明安西都护府的实力已经大体恢复。高仙芝败退后，仍被李隆基委以重用。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叛反于范阳，天下大乱。高仙芝奉命征讨叛军，在防务空虚、兵不习战的情况下扼守潼关，这位高句丽族名将显示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一度保卫了长安的门户。遗憾的是，不久李隆基听信谗言，错斩了高仙芝，此后唐朝逐步陷入藩镇割据状态，再也未能重现昔日辉煌，在西域的霸权也随着盛唐的崩溃而随风消逝。

至于大食一方，怛罗斯之役后不久，阿布•穆斯林因功高震主而被谋杀，手下大将齐雅德•伊本•萨里也被处死，由此引来呼罗珊的内乱，大食忙于平乱，没有能力再去东进，只能巩固他们在河中取代唐朝建立的霸权。这也就使得大唐和大食失去了再次交手的机会，正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他《草原帝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唐帝国内部的那场内乱，也许，不过几年，他们就会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他们的霸权，但是，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却使唐军永远地失去了这个机会，也正是这场来自帝国内部的持续八年的内战，几乎耗尽了这个强盛帝国的所有财富，衰落从那个时候才骤然开始，从废墟中重建的那个帝国已不再是曾经的天可汗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