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氏崛起

白村江口之战不仅彻底令日本放弃了在朝鲜半岛努力维持的“立锥之地”（此处绝非比喻），更令日本从与隋帝国外交往来中“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狂妄中彻底醒来。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距，令日本在积极派出“遣唐使”团，引进东亚大陆先进政治、文化和经济模式的同时，将扩张的矛头转向本州东北部和九州南部的原住民。

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船

倭国政权毕竟接受华夏文明几个世纪的抚育，收拾起九州岛南部还处于原始状态的“隼人诸部”来自然得心应手。但与被称为北方“虾夷人”的战争却旷日持久。经过近200年的努力，直到公元811年大和政府方始将“虾夷人”赶出本州岛，宣告“内地平静”。倭国政权在本州东北的扩张之所以举步维艰，并非是因为“虾夷人”为人勇悍、擅长射箭，且箭头涂有毒剂。大和政府真正的敌人是本州岛东部的蛮荒状态，在日本方面的有关史料中，最多见的名词便是“筑栅”、“移民”、“造城”、“置国”。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股新的力量逐渐崛起，并成为了此后日本列岛一千年的主宰。它们便是以“幕府将军”为首的武士阶层。

“幕府”本身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汉语词汇，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李牧列传》，北魏名臣崔浩的注解中还特别提到了“幕府（莫府）”一词的来历，即“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帘为府署，故曰‘莫府’”。由此可见，“幕府”在先秦时代便已存在，但并非常设机构，一般“军还则罢”。“幕府”真正进化为军政合一的常设机构，大体是由汉代开始。在“鹰派领导人”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为了应对日益频繁的对外战事，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人均“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此前战时才招募组建的“幕府”，至此成为了聚集诸多名士“与参政事”的独立军政机关。

尽管在中国历代封建五朝之中，名将权臣的幕府几乎贯彻始终，在盛唐时期甚至出现了“公主开府”的特例，但是随着君权的日益强化，得到皇帝特批“开府”，也逐渐由大权独揽转化为一种荣誉和虚衔。而在日本，“幕府”这一词汇作为“舶来品”真正流行，始于“平安时代”。公元784年，桓武天皇山部由于自己出身卑微（其母是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王室后裔），做出了迁都的决定。经过10年的营造，“山寨”自长安的“平安京”最终于琵琶湖畔落成。

此时在盛唐文化的辐射之下，日本列岛已逐步完成了所谓“律令改革”。所谓“律”也就是刑法。对日本后世影响极大的“大宝律令”基本照抄了“唐律”。而“令”则是国家组织形式和官吏权职的设置，在这一点上日本虽然竭力仿效大唐，但却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浓郁的“日本特色”—层叠和世袭。

在仅相当于今天日本领土二分之一的区域内，设置了60多个“国”级行政区，而每一个“国”级行政区之下，则设置数目不等的“郡”，“郡”内居民每50户编为“里”。如此叠床架屋的行政区划设置，原因无他，就是为了“摆平”各地亘古相传的豪族势力。中央政府通过任期四年的“国守”和“国司”行使权力，而各地豪族则长期把持“郡司”之职。而横行一方的大户，则以“里长”的身份鱼肉一方，担负征税、警备和编造户籍等工作。

公元８世纪的日本列岛势力分布图

在盛唐所有的政治体制中，唯一被日本长期拒之门外的便是科举制度。因此在日本大多数官吏都成为世袭罔替的“贵族”，而比起繁复的位阶和官位之外，代代相传的田地和封户更令各地豪族心满意足。庞大的官僚系统所产生的巨大开支，必然通过沉重的税赋和徭役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在此基础之上，日本民众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还要面对每三年或四年一次的兵役。相对野战军60天的服役期而言，被派往九州充当“防人”（边防军）则要苦熬3年。也难怪当时日本民间流传着“一人当兵，全家灭亡”的说法。

平安京复原图

由于除了可以主动免除其他徭役之外别无福利，因此民众对从军长期缺乏热情。而在征讨“虾夷人”的战争之中，逃兵现象更出现了井喷。为了缓和严峻的社会矛盾，桓武天皇废除了大而无当的义务军制，代之以出身公卿、郡司、里长家庭“精于弓马者”的“健儿”。作为准职业军人的“健儿”，战斗力自然要比“自带干粮”从军的民兵高出一大截。而为了统一指挥这支开疆扩土的生力军，大和政府还特意设立了位高权重的“征夷大将军”一职。不过此时的“征夷大将军”名副其实，虽然亦有权“开府”，但只负责“（东）征（虾）夷”，一旦军事行动宣告结束，便随即卸任。

“幕府将军”的开创者——坂上田村麻吕

最初三代的“幕府将军”对日本皇室忠心耿耿，特别是被日本人追认为“武尊”（战神）的第二代“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更曾以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在卸任之后还协助嵯峨天皇神野扑灭了自己嫂子—藤原药子所发动的政变，堪称功高至伟。有趣的是，坂上田村麻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他的先祖是汉献帝的玄孙刘阿知。在三代“征夷大将军”将“虾夷人”赶到了苦寒的北海道之后，如何开垦增了一倍的新疆土，便成为了大和政权新的难题。最初这些土地被大量划归皇室，被称为“敕旨田”。“敕旨田”由皇室动用民众的徭役进行耕种，既然是皇室的财产，自然不需要向政府缴纳地租、税赋。不过令日本天皇没有想到的是，此例一开随即上行下效，各地豪族、寺院纷纷效法。

历任天皇虽对这等“僭越”行径颇有不满，但却也无可奈何。毕竟这些土地本来就是豪族子弟打下来的，开垦和经营更少不了各地新任郡司和豪族的协助。于是乎，大和政府长期奉行的土地国有的“班田制”轰然解体，由豪族主导的庄园经济如火如荼地在日本列岛遍地开花。面对蔓延全国的土地兼并浪潮，大和政府竟然无力阻挡，便只能因势利导。从公元10世纪开始，大和政府逐步改变过去按户籍征税的模式，代之以全国范围的土地实名制登记工作。凡是榜上有“名”者，都是征税对象，这一过程催生出了私有化的土地—“名田”，以及一大批私营业主—“名主”，而根据所占有的土地多寡，“名主”们又分为“大名”和“小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后在战国时代大行其道的“某某大名”之类的称呼，略相当于我们今天所常用的“某董”或“某总”。

随着大批郡司、豪族成为了“大名”，原有的“国守”和“国司”们的地位不免就尴尬了起来。名义上他们还是掌握一方的封疆大吏，但事实上四年轮换的任职模式却令他们在地方缺乏根基，难免遭遇地方豪族的架空和排挤。以公元987年尾张国郡司和名主们对“国守”藤原元命长达三年的围攻和弹劾为标志，来自中央的公卿势力与地方豪族长期保持的暧昧关系荡然无存。

面对旷日持久、上达天听的诉讼和辩论，利益诉求的纠葛使“国守”和“郡司”们几乎同时选择了自我武装。各自“大名”在庄园内组建了以治下自耕农为主体的“郎党”。而为了保证自己征税的权力，原先只负责行政事务的“国衙”也随即进化出了军事职能。日后对日本列岛影响深远的平、源二氏便是“国守”出身，平氏先祖平高望是“上总国介”，介是国司的副职，而上总国则位于今天日本东部的千叶县，因此平氏一族最终成为了关东武士阶层的代表。而源氏先祖源仲满则是“摄津国守”。摄津国是大和政府中央直属的“五畿”之一。因此在日后的发展中源氏一度成为了近畿武士的代言人。

日本画家笔下的虾夷人

日本地理上的所谓“关东”和“关西”的划分，大体以本州岛东西部之间对来往行人进行检查的三处关卡为准。但这一称谓并非亘古相传，其真正盛行始于公元12世纪末期，源氏一族击败平氏，主导大和政权之后。而在此之前，日本国内通行的叫法，是以平安京周围的关西地区为“近畿”，而三关之外的“关东”地区则长期被视为荒蛮之地的“关外”。而自以源、平二氏为代表的武士阶层的崛起，日本的历史便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关东”对“近畿”的侵攻。

关东地区对今天的日本而言是首都东京的所在地，堪称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公元12世纪之前，这里却是从“虾夷人”手中夺来的不毛之地。面对着群山环抱之下的有限耕地，以及不适宜水稻种植的水温条件，关东地区的“名主”抱着何等“羡慕妒忌恨”的心态注视着“近畿”的公卿和豪族自然可想而知。

公元939年，平氏一族的平将门率先动员关东八国发动叛乱，“平将门之乱”虽然仅仅持续了3个月便被扑灭，但却揭开了关东武士以武力实现利益诉求的序幕。“平将门之乱”后源氏一族的势力重心转向关东地区，而以伊贺、伊势为中心的平氏则逐渐成为了“近畿”势力的代表。此后尽管平氏曾一度打垮了所有政敌，掌握大和政府的实权，令天皇彻底沦为“橡皮图章”。但是关东武士的不满情绪却始终无法消弭，被流放后世以温泉和歌女闻名的伊豆半岛之上的13岁少年源赖朝随即便成为了他们的旗帜。

由平清盛当权的伊势平氏得以在朝廷内获得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的原因之一，是12世纪以来日趋繁盛的日宋贸易。平清盛当权时的日本，正处于由贵族向武家转变的时刻，使得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而这同中国的局势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平安中前期，大陆还处于盛唐的稳定统治之中，但公元875年黄巢起义之后，东亚大陆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公元894年，日本方面废止了遣唐使。13年后，唐帝国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

同时，朝鲜的新罗王朝分裂，高句丽系的高丽王朝代替了它。而在中国的北方，与日本有着友好关系的渤海国则被东北地区新兴的游牧帝国—辽所灭亡。公元960年，五代最后一个朝代后周帝国的将领赵匡胤通过兵变建立宋帝国并统一了全国，新建立的宋朝的农业、手工业都极为发达，商业活动和国际贸易也开展得十分频繁。

日本国内庄园的市场化也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宋朝商人在开展对日贸易前多先与各大寺社、贵族们交好，而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也是这些人所期待的。于是在筥崎宫、香椎宫的神域、仁和寺下辖庄园怡土庄的今津港、肥前的平户、法皇院领之一的神崎荘，以及九州各地沿海庄园都开始了与宋商的贸易，这些庄园中贸易发展迅速者，还成为了聚集着东亚各国商人的贸易大都会，繁荣之景非笔墨可形容。

在此前的11世纪时，藤原明衡曾在其所著的《新猿乐记》中按“本朝”与“唐货”两大类别介绍了当时平安京出售的商品。其中“唐货”有麝香、丁子等香料；白坛、紫坛等建材；苏芳、丹等染料；虎、豹皮、犀牛角、玛瑙等奢侈品及绫罗绸缎等高级织物，而江南的瓷器更是备受尊崇。《中日交通史》中所载：“宋商来日，仍依前代成例，安置于鸿胪馆，供给衣粮。然来者太多，则费用浩繁，不胜应付；故一条天皇时，限定年岁，给以定期来日之护照。”宋商来日之频繁竟致日方 “不胜应付”，可见宋商们对日贸易的重视。而高丽也因将辽国掳去的日人送归日本而加深了双方的友好关系，贸易也得以进一步展开。

但此时战乱却又一次降临在大陆之上：公元1115年，臣服于辽国的女真族向辽国宣战，大败辽军后建立了金国。为了彻底消灭辽国，金国与宋建立了盟约，共同消灭了辽国。但在辽国灭亡后，金国又开始打起了宋的主意，于公元1127年攻破宋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宋朝灭亡。但宋帝国残余的皇族成员逃至南方，再次建国，史称南宋。

伴随着宋日贸易而崛起的平清盛

大陆形势的这种变化，直接造成了日宋贸易的兴起。由于南宋不堪金国的进攻，每年都要支付大笔战争赔款，宋朝所需要的正是日本丰富的黄金、珍珠等贵重物品，而南宋又是日本为数不多的中立贸易国之一。并且由于日本上层贵族长期受到盛唐时期奢华风气的影响，对“唐货”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双方贸易的兴起可以说是必然的。

在日宋贸易兴起的浪潮下，一个新势力正在一步步攀上政权的顶峰，它就是桓武平氏的支系——伊势平氏。而伊势平氏的兴起，是自平正盛时开始的。平正盛所处的时期，正是源氏赖义、义家父子经前9年、后3年之役后的得势之时。深感势微的平正盛便投身于源义家处，并娶了源义家的孙女。源义家虽为俊杰，但其子源义亲却是骄奢嗜杀之徒，在封地对马无故杀害领民，百姓怨声载道。源义亲的暴行为朝廷所知，被流放至隐岐。但在源义家故去后逃至出云，并杀死了当地目代，朝廷大惊之下视源义亲为朝敌，并派身为出云邻国因幡国守的平正盛前往讨伐。

平正盛出色地完成了讨伐令，很快便将源义亲的首级送到了京都，从此平正盛博得了白河上皇的器重，很快擢升备前守、赞岐守。平正盛在本州岛西部地区期间，一方面通过取悦皇室提高平家的声望，另一方面还构建了与当地武士的主从关系。尤其是通过追剿海贼使其臣服于平氏，为其后平氏的兴隆铺下了奠基石。

平正盛之后，嫡子平忠盛在其基础上开始扩大对海权的控制力度。公元1129年，时任备前守的平忠盛被任命为山阳、南海两道“海贼追捕使”，在征剿海贼的过程中，平忠盛对濑户内海的控制也逐渐加强，随着“海贼集团”对平忠盛的臣服，整个濑户内海，包括九州及本领伊势湾的制海权全部落入平家的掌握之中，说此时的平家为日本的 “海上领主”，亦不为过。

平忠盛在征剿海贼后成为了鸟羽上皇的近臣，受封为院司，负责法皇在九州的直辖庄园神崎庄的管理。神崎庄临近博多，时常有宋船来往交易，当时博多一带的贸易商品均由太宰府长官负责统一管理，初设此制度时长官还可忠于职守，而在平忠盛前来时，太宰府的长官们已将管理各地的贸易货物的权力当作了获利的大好时机。据《长秋记》记载，忠盛为了不让太宰府的官员们在贸易中分羹，便假传上皇“宋船至院领的贸易与太宰府无关”的旨意将来查看交易货物的太宰府官员赶了回去。当时平忠盛尚在京都，仍如此关心九州的宋船，其对贸易的热忱可见一斑。而对贸易货物的独占也使法皇获利不小，加上忠盛又为上皇修建了得长寿寺，于是上皇破例给予武士出身的平忠盛“殿上人”身份，平氏一族踏上政治舞台的历程从此开始。

公元1153年，平忠盛去世，嫡子平清盛继承其官位，也继承了自平正盛开始的对本州西部的经营。在通过保元、平治两次动乱后，平清盛将源氏族人大多排挤出朝廷，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并与法皇建立了姻亲关系。在与朝廷建立良好关系后，平清盛便可以放手开展对宋贸易了。平清盛为了尽可能大地扩大贸易交往，废除了此前日方规定的禁止日商出海至外国贸易的规定，且对出海贸易的日商给予奖励，这样的做法激起了日商的积极性，贸易度更为扩大，此时已作为国际通货标准的宋钱也大量流入日本，每次往返的宋船均能带回数百万枚宋钱。出海的日商大多前往明、泉二州进行交易，亦极受欢迎。日商所携交易之物，据《宝庆四明志》所载有以下数种—细色：金子、沙金、珠子、药珠、水银、鹿茸、茯苓；粗色：硫磺、螺头、合蕈（即香菇）、杉板、罗板。其中光黄金每年最多输出量便有四五千两。

虽然日宋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平清盛远不满足于此。为了使宋商深入自己的根据地濑户内海进行交易，平清盛在公元1167年出家并辞去太政大臣之职，前往福原建立别庄，并修筑了适合宋朝大型船只停泊的大轮田泊，如此一来宋商便可经博多入濑户内海再直抵福原进行贸易。这对于平氏来说是极大的财富来源，在其建立的很短时间内平家就积累了大量财富。平清盛不光是要通过福原来增加平氏一族的财力，他还要将福原变成世界级的贸易大港，进而将整个日本变为以海为中心、通过海洋与世界交流的贸易帝国。为了保护过往船只安全和平家的万事荣华，清盛还组织修建了严岛神社（供奉平家氏神的神社）与经岛（福原的防护堤）。

为了实现其梦想，平清盛还将首都迁至福原，强行将安德天皇及皇族公卿们带至新都。但在守旧派的极力反对下，不到半年又重新将都城迁回平安京。而平氏一族对财富的过量敛取也使贵族和地方武士们感到不满，平氏政权的根基开始有了不稳定因素的存在。随后由于关东源赖朝的起兵和平清盛本人的死去，平氏一族迅速失势，源氏再度返回政治舞台，并建立了镰仓幕府。但幕府对于对外贸易的态度同平清盛相似，使得日宋贸易得以进一步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