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于西安称帝，建国“大顺”，之后向北京进兵。三月十五日，李自成率大顺军进逼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与此同时，刘芳亮率领南路军，东出固关，真定太守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开正阳门，迎刘宗敏部进京，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而在这之前，崇祯帝已由太监王承恩相伴，在景山自缢。史称“甲申之变”。

明思宗崇祯帝

京师失陷，天子殉国，朱明宗室及遗臣纷纷辗转向南。此时，曾经赫赫一时的大明帝国，如今已是破碎不堪，仅剩下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当时，清军据有山海关以外的辽东，李自成的“大顺”则据有淮河以北的大明帝国故地。此后，山海关大战，清军在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进入山海关内，李自成放弃北京，而向陕西撤去。

这种情况下，南京的六部官员及武将谋臣们决计拥立一位朱家藩王为帝，以复兴大明，收拾破碎河山，继而挥师北上，平灭流寇，驱逐满清，收复京师。据“皇明祖训”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原则，人选自然是从崇祯帝以上追寻，崇祯皇帝虽然有七个孩子，但太子朱慈烺在农民军进北京后被俘，虽然被李自成封为宋王，但此后就不知所终；朱慈炯、朱慈照、朱慈焕也在甲申之变中下落不明；此外还有怀隐王朱慈烜、悼怀王朱慈灿、悼良王皆早殇。熹宗皇帝又无后，而光宗除了熹宗、思宗外，还有简怀王朱由、齐思王朱由楫、怀惠王朱由模、湘怀王朱由栩、惠昭王朱由橏，皆夭折。于是作为神宗长子的光宗，其一脉已无人继大位，神宗的次子朱常溆甫生即死，第三子福恭王朱常洵虽已在农民军攻洛阳时被杀，但庶长子朱由崧却还在，此外神宗还有第五子瑞王朱常浩、第六子朱惠王常润、第七子桂王朱常瀛，但众王之中以朱常洵居长，于是按照继位原则，福王为第一顺位。

这位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乙巳生于福王京邸的藩王，于万历四十二年随福王朱常洵就藩于洛阳，此后又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甲辰封德昌王，后进封福王世子。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其父福王朱常洵缒城而出，藏匿于迎恩寺，后被搜出，于是被杀。而朱由崧缒城后，却得以逃脱，前往怀庆避难，崇祯十六年五月袭封福王。崇祯帝手择宫中玉带，遣内使赐之。崇祯十七年正月，农民军东征，怀庆闻警，于是继承福王之位没多久的朱由崧便是匆匆逃亡卫辉，投奔潞王朱常淓。三月初四卫辉闻警，朱由崧随潞王逃往淮安，与南逃的周王、崇王等一同寓居于湖嘴舟中。三月十一日周王朱恭枵薨于舟上，三月十八日福王上岸，住在杜光绍园中。三月二十九日，京师沦陷消息传至淮安。南京诸臣皆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君，议立新帝，朱由崧显然是最合适的选择。

当钱谦益等东林党人由于之前的“国本之争”而心存芥蒂，唯恐朱由崧即位后追究昔日东林党人攻讦郑贵妃（朱由崧祖母）之事，故而以立贤为名，拥立穆宗朱载垕第四子朱翊镠之子潞王朱常淓。朱翊镠与神宗同母，都是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隆庆四年，仅两岁的朱翊镠受封潞王。此后，其居京师20年，受尽恩宠。史载，神宗皇帝对自己的这个弟弟颇为宠信，曾赐其田地万顷。万历十七年，已经22岁的朱翊镠就藩卫辉府。在藩二十六年。万历四十二年孝定太后薨，丧报传到卫辉，朱翊镠悲痛不已，不久亦死，年47，谥号“简”。其死后，崇祯十七年二月二日，闯军刘芳亮攻占怀庆府，随即卫辉，潞王府危在旦夕时，二月十九日。朱常淓与福王朱由崧一同逃往淮安。此外，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则主张既要立贤也要立亲，于是拥立神宗七子桂王朱常瀛。这位王爷最初封衡州，于天启七年九月二十六就藩。崇祯十六年，张献忠率部攻陷衡阳后，他便携子朱由楥、朱由榔逃往广西梧州。就这样，虽然南京诸臣皆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必须要抓紧时间议立新帝，但却是对于帝位属谁而始终论战不决。

尽管福王是为第一顺位，但史可法谓其“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而东林党首钱谦益等，称其“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之“七不可”。事实上，按照《明季南略》记载，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三，从“怀庆府夜变，帝（朱由崧）同母出走东门，弃母兵间”来看，其的确不是太适合为皇帝。

然而，福王却在宦官卢九德的帮助下，得到了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和刘泽清，以及中都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支持。于是四月二十六日，张慎言、高弘图、姜曰广、李沾、郭维经、诚意伯刘孔昭、司礼太监韩赞周等在朝中会议，李沾、刘孔昭、韩赞周议立福王，议遂定以福王继统，告庙并修武英殿。此后凤阳总督马士英与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人前往淮安迎接朱由崧。四月二十七日甲申，南京礼部率百司迎福王于仪征。

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乙酉，朱由崧至浦口，魏国公徐弘基等渡江迎接。翌日舟泊观音门燕子矶。四月三十日丁亥，南京百官迎见朱由崧于龙江关舟中，请其为监国。朱由崧身穿角巾葛衣，坐于卧榻之上，推说自己未携宫眷一人，准备避难浙东。众臣力劝，朱由崧乃同意暂留南京。

五月初一戊子，朱由崧骑马自三山门环城而东，拜谒孝陵和懿文太子陵，随后经朝阳门入东华门，谒奉先殿，出西华门，以南京内守备府为行宫。五月初二，群臣至行宫劝进，朱由崧以太子及定王、永王不知下落，且瑞王、惠王、桂王均为叔父行，应择贤迎立。诸臣再三劝进，乃依明代宗故事监国。五月初三庚寅，自大明门入大内，至武英殿行监国礼，监国于南京，是日，吴三桂引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入北京。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壬寅，朱由崧即皇帝位于武英殿，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其国号依旧为“大明”，史称“南明”。

最初的时候，弘光朝试图以“联虏平寇”为策略，谋求与清军连合，一起消灭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军，是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上“陈恢复大计”疏，称“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于是次日，弘光帝即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5万两、漕米10万石，差官赍送。而加封赏赍吴三桂、黎玉田的敕谕由大学士王铎起草。此外，史可法也在六月间上疏道：“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又有左都御史刘宗周上疏建议“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由此可见，在当时南明所持有的政策便是“联虏平寇”，也就是同吴三桂合谋，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

但当南明朝廷忙着作此打算的时候，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却是上疏，指出了此举不可为，他在奏疏中称“今日江左形势视之晋、宋更为艰难，肩背腹心，三面受敌”。故而要求朝廷既需“念先帝、先后殉社稷之烈”，又应“念三百年生养黔黎尽为被发左衽”，“断宜以进取为第一义。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如今形势是“近传闯渠授首，未可轻信。贼计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尽锐而出，与献贼合，睥睨长江。又闻虏踞宫阙，动摇山东。而当国大臣仓皇罔措，但绍述陋说，损威屈体，隳天下忠臣义士之气，臣窃羞之，臣切痛之”“并说失今不治，转弭秋高，虏必控弦南指，饮马长、淮；而贼又驰突荆襄，顺流东下。瓦解已成，噬脐何及？”

此外，还有给事中马嘉植上言：“今日可忧者，乞师突厥，召兵契丹，自昔为患。及今不备，万一饮马长、淮，侈功邀赏，将来亦何辞于虏？”又有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在弘光帝召集群臣讨论派遣使臣同清方联络事宜的集议后，感到当国者“求好太急”，乃以“通敌实出权宜，自强乃为本计，恳乞严谕使臣无伤国体，更祈大诫疆臣急修武备事”上疏言事，陈子龙说：“如宋人借金以灭辽，借元以灭金，则益其疾耳。”并建议：“密敕诸将奋同仇之气，大整师徒。俟冬春之间，敌骑牵制于三晋，我则移淮泗之师以向俟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关，令川汉之将联络庄浪甘宁之义旅，或攻其胁，或拊其背，使敌当其一面，而我当其三面，不特逆贼可以一举荡灭，而大功不全出于敌，则中国之威灵震而和好可久矣。”

然而，无论是章正宸，还是陈子龙，又或者马嘉植，他们的建议并没有人听，弘光帝登上帝位，本身所依靠的就是联络四镇，而四镇既以“定策”封爵，故而已无进取之心，此时只求“借虏平寇”。当这种于一味株守江南的心态在南明小朝廷内蔓延时，大清却是廷以代明“复仇”为名，开始实施灭明之策，南明小朝廷有心于偏安江左，但清兵却是显然不给他们以机会。

而在此时，张献忠在川中登基称帝。自从十二年，再举义旗后，张献忠便是迅速席卷大明半壁江山，其先与罗汝才合兵，在房县西之罗猴山设伏，大败明总兵左良玉，致熊文灿被革职处死。十四年初，采取以走致敌之策，于开县黄侯城大败明总兵猛如虎，挥师出川。此后利用截获的明军文书、军符，奇袭重镇襄阳，执杀襄王朱翊铭。

张献忠与罗汝才分裂后，同明军战于河南信阳受挫，转入英山、霍山，与农民军首领革里眼、左金王合兵。十五年，借明降将孔廷训之力，轻取舒城，设立政权机构，任命乡绅为官。随后，遣游民、士卒乔装商贾、学士潜入庐州城。亲率轻骑半夜临城，点火为号，内外夹攻，一举破城，俘杀知府郑履祥，全歼守城明军。乘势克巢县（今巢湖市）、庐江、无为诸地。在巢湖大治舟舰，招募水手，训练水师，提高将士在南方作战能力。后与农民军首领老回回合兵，以56营之众，水、陆两路汇集皖口，佯称渡江攻南京，致江南大震，趁机北走袭破六安，继于夹山败明总兵黄得功、刘良佐。

移师潜山休整，遭明军偷袭，连夜入湖广。十六年，克蕲州、黄州，称西王。沿江而上，破汉阳。遣师绕道鸭蛋洲渡江，于五月二十九攻占武昌，执杀楚王朱华奎。此后，改武昌为京城，称大西王，建署命官，开科取士，免征赈民，得民众拥护。岁尾，与脱离李自成的老回回合兵荆州，兵势日众。

崇祯十七年正月，张献忠率步骑水军40万溯长江而上，横陈数十里，再次入川。攻克佛图关，进围重庆，凿城墙，置火药，爆破进城。旋多路进兵，直逼成都，遣使招降未果，遂发炮轰城，挖墙纵火，于八月初九攻破成都。十一月十六，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改成都为西京。建立中央机构、地方政权、军事组织，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

相较于建都于成都的大西，此时李自成的大顺正为入关之后的清军所追击。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追尊七代考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使牛金星代行郊天礼。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撤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而此时多尔衮命吴三桂不得入京城，直接追击李自成军，在保定以南的望都一战，蕲侯谷英兵败阵亡，随后五月初二，在定州清水河，李自成再次大败，果毅将军谷可成战死，副统帅左光先重伤。

这个左光先在《明史》中只有寥寥三十几个字的小传，在《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中，左光先传略附在唐通传之后，是这样记述的：“光先，枭将也，与贼角陕西，功最多。自辽左遣还，废不用。后闻广恩从贼，亦诣贼降。”这里面的“贼”指的是李自成，“广恩”指的是先为明将、后叛变归顺李自成的白广恩。崇祯七年时，高迎祥、李自成入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数十州县，并败贺人龙、张天礼军，杀固原道陆梦龙。围陇州40余日，洪承畴檄传总兵左光先与贺人龙合击，大破之。会朝廷亦命豫、楚、晋、蜀兵四道入陕，迎祥、自成遂窜入终南山。崇祯九年，左光先再次击败李自成农民军，《明史》记载说：“诸将左光先、曹变蛟破之，自成走环县。”但在李自成大破孙传庭，进逼西安之后，左光先选择了归降自己的老对手，史载“冬十月，自成陷潼关……诸将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先行后皆降”。

此时，李自成撤出北京时，以两员大将殿后，一个是谷可成，还有一个则是左光先，此时两员大将一阵亡、一重伤，可见大顺军的情况有多不妙了。此后，吴三桂部与阿济格率领的清军从保德州渡河，突破农民军的北部防线，经绥德、延安，直逼西安。七月，李自成军渡黄河败归西安，并于潼关设重兵防守，以阻止清军西进，确保西安。

然而就在途中，丞相牛金星却谗杀大将李岩，致使大顺军军心涣散。史载，牛金星幼有教养，20余岁中秀才，天启七年（1627）中举人，为人质朴，性喜读书，通晓天官、凤角及孙、吴兵法。陂北里有田，平日设馆授徒，过着仅足衣食的生活。崇祯十三年冬，经过李岩引荐入李自成幕下，因其建议“少刑杀，赈饥民，收人心”，于是颇为李自成倚重，李自成建大顺政权时，以其为天祐殿大学士，此后其又荐举军师宋献策，然而牛金星心胸狭窄，大军破北京后，牛金星与李岩矛盾激化。

李岩，原名李信，其乃是阉党尚书李精白的养子，天启丁卯年举人。崇祯九年饥荒久旱，李信为饥民进言县令，要求停征税粮、可惜不被采纳，李信只好自己捐出200多石的米粮赈灾。反被指私散家财，买众心以谋不轨，被诬下狱。饥民因而集众杀县令劫狱。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轻骑走河南，李信在堂弟李牟的介绍下归降李自成，李自成赐名为岩。自入闯军后，李岩就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行均田免赋，编童谣处传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此时河南饥民如大旱之望云霓，“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一时士气大振，所向披靡。后李自成进京后，军纪大坏，不用李岩建言以安抚前明官绅，招致根基难固。定州清水河之后，谣传说河南全境皆降于明军。李自成大惊失色，同部下商议对策。李岩主动请缨，愿意亲率两万精兵，赶到中州，附近的郡县一定不敢再轻举妄动，就是有敢暴乱者，也能及早平定。结果牛金星却向闯王进言“李岩此去必不返，叛形早已露，不如诛之”，于是自成信其言，令金星设酒诱而杀之，其弟弟李年同时被擒杀。军师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刘宗敏怒曰“彼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由是大顺军将相离心。

就在李自成败退西安的同时，崇祯十七年六月，热衷于“联虏平寇”的南明决议和大清和谈。六月初三，前都督同知总兵官陈洪范自告奋勇，奏请北使，命来京陛见。十三日，陈洪范入朝。十九日，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以母死北京，愿同陈洪范北使。许之”。七月初五，“进左懋第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进太仆寺少卿；都督同知陈洪范进太子太傅”， 组成了北使团北上和满清和谈。

从规模上来说，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了左懋第为正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为副使外，还有其他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以及3000卫军，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这次出使所打着的旗号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但实际上却是南明谋求与吴三桂结盟，并期望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十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

但这次和谈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当年十月，使团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此后，被安排入住外国使臣进贡大清时所住宿的会同四夷馆。而当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抗议之后，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臣则避而不见。

之所以清廷会如此次态度专横，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在左懋第等人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时，多尔衮决策讨伐南明、剿灭“流寇”，一统天下。

这份计划是原明朝御史柳寅东所提出的，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于是清军分兵两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进攻陕北，得手后向南推进，夺取西安，而另一路则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弘光朝廷。就当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并采取行动了。

就在清军开始南下时，左懋第面见了内院刚陵，并要求允许师团为崇祯帝举行葬礼，但南明的要求为刚陵断然地拒绝，清人明确表示，大清已得天命，故而是不会接受赎金退回辽东的。随即多尔衮招降左懋第等，不过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的左懋第，却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大概是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使团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于是左懋第得以离开北京南下。可结果陈洪范不愿南归，其得知谈判失败后，居然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称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于是多尔衮立即派出轻骑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将之截住。虽然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再被勒令投清后，左懋第再次拒绝，随后被处死，而马绍愉则降清，至于陈洪范，其“获释南归”，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之后，成为了清人在南京的密探。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清朝以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南下，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自山东首先发起攻势，以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此后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海州，并进逼宿迁，包围邳州，但为刘肇基所率南明军击败，而与此同时，多铎亲自率领的主力则在离开郑州后，向开封西面的黄河渡口孟津挺进，并以图赖率精锐骑兵沿黄河南岸横扫河南北部。

不过就当清廷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吴三桂、尚可喜等降清汉将，率3万兵马由北路入陕，途中又尽调宣府、大同两镇降兵，兵力达8万大军，准备先进攻陕北，然后南下西安，灭大顺，后又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同降将孔有德、耿仲明等率兵2万南下，收取江南，李自成并没有坐以待毙，在清廷调兵遣将之时，大顺军2万兵马于十月十二日由山西垣曲东下河南怀庆，连续攻克济源、孟县，进攻怀庆府城沁阳。摄政王多尔衮闻报，立即改变进军南京的计划，命多铎部先救怀庆，然后攻取潼关，同阿济格夹攻西安。多铎所部清军进抵怀庆后，大顺军不敌，主动撤退。十二月，多铎部由孟津渡过黄河，连破洛阳、灵宝等地，二十二日进抵潼关20里外立营，以等候红衣炮。

崇祯十七年十二月，面对清军兵临潼关的状况，李自成军列阵迎战，而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十二月二十九日，大顺军于关前据山列阵，清军前锋统领努山、鄂硕等于侧后包抄，护军统领图赖率骑兵百余人由正面进攻，大顺军虽顽强拼战，但仍失利。

次年正月初四，大顺军将领刘芳亮领兵千余，偷袭清营，被清军击败。李自成亲率马步兵拒战，又被清军击败。初五、初六两日夜间，大顺军连袭清营，俱败。初九，清军的红衣大炮运至，进逼潼关口。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堵截清军。十一日，清军先用红衣炮轰击，接着大举进攻，相继攻入大顺军阵。大顺军仍顽强奋战，以骑兵300反击，又分兵迂回到清军阵后攻击，俱败。这时，北路清军由阿济格率领，已由山西保德州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围榆林，占米脂，主力向西安推进。李自成面临清军两路夹攻，被迫率主力撤回西安。十二日，清护军统领尼堪等领兵占潼关，大顺潼关守将马世尧率所部7000众降。与此同时，阿济格部清军进入陕北后，以一部分兵力围攻据守榆林、延安的李过、高一功部大顺军，自己领兵南下西安。自此，李过、高一功部被切断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弃陕北，取道汉中，由四川入鄂。而李自成面对清军两路重兵合击的情况，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采取避战的方式流窜，经邓州、襄阳入湖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但在四月间，李自成入武昌后，再为清军所击败，大将刘宗敏率部在武昌之战突围中被清军俘获。因拒不投降，被清军用弓弦勒死。

是年五月，李自成在江西再败，后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被通山县六都源口寨乡勇头目程九伯所杀，尸首不知何处。其后大顺军余部称李自成为先帝，其妻高氏为太后，李锦推举李自成三弟李自敬为首领。

关于李自成的死亡，历史上有很多记载，有自缢说，《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二年闰六月阿济格奏：“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公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

又有战死之说，《通山县志》中的记载为：“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而《明史纪事本末》则记载：“李自成南奔辰州，将合张献忠。献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阳。部贼亡大半，然尚拥众十余万。乏食，遣贼将四出抄掠，黔阳四境鸡犬皆尽。川湖何腾蛟进攻之。自成营于罗公山，倚险筑堑为久屯计。势弥蹙，食尽，逃者益众。自成自将轻骑抄掠，何腾蛟伏兵邀之，大败，杀伤几尽。自成以数十骑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筑堡自守，合围伐鼓共击之。自成麾左右格斗，皆陷于淖。众击之，人马俱毙，村民不知为自成也。截其首献腾蛟，验之左胪伤镞，始知为自成。李过闻自成死，勒兵随赴，仅夺其尸，灭一村而还，结草为首，以衮冕葬之罗公山下。”

此外，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中说：李自成率二十骑到九宫山，他让将士留在山下，自己上山拜谒元帝庙。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在李自成跪拜元帝像时，被村民在身后用荷锸击伤头部，李自成当即昏倒“不能起”。这时村民一拥而上，“碎其首”而亡。村民搜其钱物时，发现“金印”，方知道杀错了人，“大骇，从山后逃去”。

又有《烈皇小识》卷八附湖广等地总督何腾蛟隆武元年的奏疏中说：“天意亡闯，以28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张鼐），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下马，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仁（纯）、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臣（成）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张参将久住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嗣后大行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

此外，康熙年间费密撰写的《荒书》中则说：“李自成率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时，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李自成一人和山民程九伯赤手搏斗，程九伯不是对手，被李自成摔倒在地，并骑在程九伯身上，“抽刀欲杀之”。但刀被血渍又渗入泥浆；一时没拔出。正在这时，程九伯外甥金某，从背后以铲猛击李自成头部，即刻而亡。

但不管怎么样，李自成的确是死了，他的大顺政权也在西安陷落后瓦解，而此时，自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三月，清军已经开始南下全面进讨南明，就在多尔衮命多铎移师南征之时，弘光政权内部正进行着激烈的党争。

弘光帝即位后，于六月戊午追封祖母郑贵妃为孝宁太皇太后，父福恭王朱常洵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毅恭皇帝（后改谥孝皇帝），立庙于南京，墓园称熙陵。上嫡母邹氏尊号为恪贞仁寿皇太后，生母姚氏为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符天笃圣皇太后。追封洛阳城陷时遇害的胞弟颍上王朱由榘为颍王，谥曰冲。六月辛酉，上崇祯帝庙号为思宗，谥号烈皇帝。七月己丑，追复懿文太子帝号，追崇建文帝、景泰帝庙号谥号。崇祯十七年九月初三，弘光帝又下令为北京殉难诸臣上谥号，计文臣21人、勋臣2人、戚臣1人。随后又给郢国公冯国用、宋国公冯胜、济国公丁德兴、德庆侯廖永忠、长兴侯耿炳文等开国功臣追上谥号；给方孝孺、齐泰、黄子澄、陈迪、景清、卓敬、练子宁等建文朝死难诸臣，蒋钦、陆震等正德朝死谏诸臣，左光斗、周朝瑞、周宗建、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等天启朝死难诸臣上谥号。

但史载朱由崧生性暗弱，耽溺于酒色声妓，其登基之后，下令选淑女入宫，派宦官于南京城中四出搜巷，凡是有女之家，必以黄纸贴额，持之而去，南京城中骚动。朱由崧又下令修西宫西一路为慈禧殿，以安置继母邹太后。当年八月邹太后自河南至南京，八月十四日谕户、兵、工三部“太后光临，限三日内搜括万金，以备赏赐”。八月十六日，御用监又令造龙凤床座、床顶架、宫殿陈设金玉等项，越数十万两。此后又为造皇后冠，而命内臣采购猫儿眼、祖母绿及大珠重一钱以上者百余颗。崇祯十七年除夕，弘光帝独坐兴宁宫中，愀然不乐。太监韩赞周问道：“宫殿新落成，皇上应当欢喜，而闷闷不乐，是思念皇兄吗？”弘光帝不应，继而回答说：“梨园殊少佳者。”弘光元年（1645）正月，弘光帝又下令修南京奉先殿、午门及左右掖门，并派太监田成至杭州、嘉兴二府选淑女。

忙于享乐的弘光帝自然不会处理什么朝政了，于是政事悉委于马士英、阮大铖。

马士英，本姓李，五岁时，为贩槟榔客马姓者螟蛉（收养）。万历四十七年，马士英中试己未科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年间，迁郎中，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崇祯三年，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后升宣府巡抚，不久因贿赂权贵被太监王坤举发削职，寓居南京。马士英闲居南京时与阮大铖交厚，更因阮之力复出担任凤阳总督一职，结下了与阉党的深厚关系。

由于拥立弘光帝有功，马士英被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加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其余高杰、黄得功等人亦因为实际拥有兵权而加官晋爵，统领江北地区的军备防务。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与复社人士也因此失势，史可法乃自请督师，前往扬州统筹守务，然而高、黄、刘等武将却各自只为巩固自身势力，与史可法未能配合。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蟋蟀相公》条称：“马士英在弘光朝，为人极似贾积壑，其声色货利无一不同。羽书仓皇，犹以斗蟋蟀为戏，一时目为‘蟋蟀相公’。”

此后，马士英又推荐了在“魏忠贤逆案”中被定罪的阮大铖任官，由此使得复社人士相当不满，借此攻击马士英为奸佞，两方争执不下，党争由此而起。阮大铖乃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年间官给事中，因与左光斗同乡，起初偏向东林党，《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水浒传中的“没遮拦”穆弘。后因东林党赵南星等人阻碍他升官，遂转而依附魏忠贤，造《百官图》攻击东林党人。崇祯二年，以阿附魏忠贤列于逆案，废居回乡。崇祯十一年，阮大铖在金陵倡立群社以图拉拢名流，此番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官至兵部尚书，自然使得复社众人不满了。

此后，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人的辞官，更是使得东林党人、复社众人与马士英、阮大铖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就在这个时候，南明继续发生了三起大案。其一为“大悲案”。

所谓“大悲案”的引发者是僧人大悲，其俗家姓朱，徽州人，跟潞王朱常淓相识。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大悲来到南京水西门外，自称是明朝亲王，崇祯时封为齐王，又改封定王，并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帝原本对潞王有所猜忌，于是下诏，将大悲下狱又传谕戍政赵之龙、锦衣掌堂冯可宗与蔡忠“三堂会审”，严加刑讯，大悲在供词中提到东林领袖钱谦益。

崇祯十七年初，钱谦益被崇祯帝总督浙江和南直隶并控扼海道，从而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凤阳总督马士英形成鼎足而立之势，但因“甲申之变”而不果。此后钱谦益谋划推举潞王继位为帝，但最终不成，福王朱由崧继位，马士英出任内阁首辅后，钱谦益惧祸，遂阿附马士英，并推荐蔡奕琛、祁逢吉、唐世济、邹之麟、陶崇道、郭昭封等人。于是马士英遂任命钱谦益任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并担任经筵讲官。

这番牵连到钱谦益，于是阮大铖试图将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刘宗周、祁彪佳等东林党和复社的成员牵连其中，但大悲抵死不从，而马士英亦不愿牵涉过广，遂将大悲绑赴西市问斩，此事不了了之。

此后，又有太子案发生，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萁秘奏：太子朱慈烺出现在浙江。三月初一，弘光帝令太监李继周往浙江一探究竟，并将他带回安置在太平门内的兴善寺。此后弘光帝又派两名太监前去辨识，两宦官见到太子，抱头恸哭，解下衣衫为储君御寒，随即如实飞报弘光帝。弘光帝大怒：“真假未辩，何得便尔。”遂杀两太监，继而又杀李继周。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也来探视，觉得太子是假，前太子讲官王铎则一口咬定太子是假。此时文武百官纷纷赶赴兴善寺，“踊跃趋谒”，朱由崧只得将太子交付锦衣卫冯可宗处看管。太子遭禁，掀起了轩然大波。此后，弘光帝命百官审北来太子于午门外，终裁断为伪太子王之明，于是“南京士民”皆“哗然不平”。江防督抚袁继咸、广昌伯刘良佐等大臣上疏抗争。而宁南泊左良玉甚至起兵东下，声称“清君侧”。

当时马士英、阮大铖二人每日以卖官鬻爵、报撼私仇为事，加上朝内党争，于是南明政事萎靡，故而爆发太子案时，驻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当即乃举兵于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而下，马士英认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 竟命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载，“四月初一，左良玉至九江，已是久病之躯。初四，邀江督袁继咸到舟中相见，袁责以大义，良玉疾甚，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负袁公！’呕血数升而死。其子左梦庚拘禁袁继咸，引兵东下，直通鸠州太平府，弘光元年五月十三日，左梦庚率部投降清军阿济格部。袁继咸为清兵所执，不屈，被斩杀。”

就在太子案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又有一位童氏女子逃至南京，自称为福王朱由崧之元配正妃，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来南京。结果弘光皇帝立即否认，宣布童氏为假冒。三月初一，童氏送抵南京，皇帝拒不召见，交付锦衣卫监候，令都督冯可宗审讯。童氏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朱由崧则怒斥曰：“朕元妃黄氏，先帝时册封，不幸早逝；继妃李氏，又死于难。朕即位之初，即追封后号，诏示海内，卿为大臣，岂不知之？童氏冒诈朕妃，朕初为郡王，何东西二宫之有？且称是邵陵王宫人，尚未悉真伪？”冯可宗因此被撤，改由屈尚忠审理，对童氏严刑拷打，不久死于狱中，此案哗然一时。

其实无论是童妃案，还是大悲案、太子案，其背后皆是马士英与复社之间的权力斗争，正如清人戴名世所写的那样“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

就当左良玉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而下，马士英以黄得功、阮大铖率兵御之，南明发生内讧之时，清军却在豫王多铎率领下大举南下，攻陷归德、颍州、太和、泗州等地。此后，马士英被迫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而史可法时在扬州虽有督师之名，却实无法调动四镇之兵。一月之中，清军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一时间，苟延残喘于江南的南明江山陷入危机之中。

自从弘光帝登基之后，史可法便是自请督师江北，外出镇守淮、阳两地，于是皇帝加封其为太子太保，改任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此后，他前往扬州统筹江北四镇军务机宜。督师江北的史可法设淮安、扬州、泗州、庐州四镇，也就是：东平伯刘泽清管辖淮、海等地，驻军泗水，经理开、归一路；总兵官刘良佐统辖凤、寿等地，驻扎在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靖南伯黄得功统辖滁、和等地，驻军庐州，经理光州、固始一路；同时以扬州为一路，但此举显然是个败笔，正如张岱所说的那样：“以史阁部之设四镇，不设于山东、河南，乃设于南畿数百里之内，此则阁部之第一失著。”

早在崇祯十七年八月间，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左懋第就曾经上奏：“山东人心亟可收拾。命下廷议。时吏民人自为守，抚、镇不至，无所禀承。清人传檄责郡县献籍，渐奉遵依。识者惜之。”但史可法却言：“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从之。”很显然，史可法这是借口镇兵缺饷，请求弘光帝发诏求贤，让河北、山东的官绅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弃山东、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

正如翰林院官杨士聪所说的那样：“其下东省，止一人一马，责取遵依，无不应者，积威之所劫也。及济宁不应，亦遂惨淡而去；继至者乃有十三人。使南中有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二东（山东、登莱二抚辖地）岂遂为虏有乎？”

其实南明不去收复失地也就算了，四镇官兵反而频频骚扰山东、河南。譬如东平侯刘泽清原是山东总兵，家在山东曹县，尽管当时清方驻山东兵力极少，清廷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启本中自称“手无一兵”，刘泽清并没有趁势收取桑梓之地，反而在八月底，派部将刘可成、阮应兆等率领1000多兵马前往临清祭祖，并在曹县“杀死乡官十七家、百姓无算”。九月初三，方才搬取家眷，招兵数百名撤回淮安。不过客观上讲，在当时史可法根本无力管束四镇，黄宗羲曾经说过：“马士英既借四镇以迎立，四镇遂为士英所结。史可法亦恐四镇之不悦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无能为矣。”

弘光元年初，史可法倒是亲自安排高杰率军北上河南，意图协助清军讨伐李自成。高杰为南明江北四镇中兵力最强者，故而最受史可法器重。但高杰性气乖张，难以节制，抢掠焚杀，素为江南士绅不喜，甚至指责高杰所部“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但其实此人却颇是忠心于史可法，而且面对肃亲王豪格“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也是断然拒绝。于是才被史可法安排驻兵泗州，此番北上，其负责开封、归德一路招讨，冒大雪，沿黄河筑墙，并约睢州总兵许定国，互相联络。但许定国早已暗降清廷，并送二子许尔安、许尔吉渡河为人质。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兵部尚书袁可立府第大摆筵席，为高杰、越其杰、陈潜夫、参政袁枢等接风洗尘。越其杰疑有诈，高杰却不以为意。正月十二日，高杰率300名亲兵至营中，十三日夜，许定国设宴召妓，把高杰灌醉，一刀砍下头颅，持首级北渡黄河，向豪格报功。

高杰死后，其部大乱，而黄得功又想借机吞并高部。于是闻讯大哭。“中原不可复为矣”的史可法决定亲自前往善后，其立高杰之子高元照为兴平世子，并任命高杰的外甥总兵李本身为提督，统领高杰所部，同时任命胡茂顺为中军提督，李成栋为徐州总兵。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高杰遗孀邢氏以子年幼，想让史可法收高元照为义子，史可法以其为流贼出身而拒之，然而却命高元照拜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弘光元年四月，左良玉率数10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时，史可法一度移军驻泗州，保护明祖陵，但马士英竟使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可法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此后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不久呕血身亡，全军降清。于是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已然降清，泗州亦是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

弘光元年四月，清军在豫亲王多铎的指挥下，开始进击扬州，由于当时有谣传称许定国军要来歼灭高氏部属，于是扬州城中士民全都砸坏城门外出逃命，乃至于大小船只为之一空。此后，督师江北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一边组织率城中百姓抵御清军，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结果刘泽清北遁淮安，仅刘肇基等少数兵至，防守见绌。十八日，清军兵临城下。当清军初至时，刘肇基建议趁清军立足未稳，率众出击，但为史可法所拒。十九日，史可法于扬州西门楼作书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侧。”并有遗书给弘光帝，称：“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乙酉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

二十一日，总兵官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投降清军，史可法也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这使得城中力量更加单薄。此后，面对多尔衮劝降，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副将史德威随可法有年，可法纳德威为义子，托以后事。二十四日，清军以红夷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被俘。

此后，多铎劝降他：“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但史可法表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而后被杀，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炮队专家陈于阶等皆死于此战。

不过关于扬州之战，《明季南略》却有不同记载，称 “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又有“然豫王入南京，五月二十二日（癸卯）即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是王之重史公，必在正言不屈；而‘缒城潜去’之说非也。更闻江北有史公墓；康熙初年予在淮扬，见公生祠谥为‘清惠’，父老犹思慕焉。忆顺治六年仲冬，予入城应试。有浙之嘉兴人同舟，自言久居于扬；问以大清兵破城事，彼云：‘我在城逃出，稔知颠末。’初，扬人畏高杰淫掠，乡民避入城；后水土不服，欲出城，江都令不许，遂居于城”。又，“大清或令一、二火卒侦伺，守兵获之，则皆欢呼请赏，可法赐以银牌；殊不知大清兵甚众。可法日夜待黄得功至；围至六日，乃二十五日（丁丑）也，忽报曰：‘黄爷兵到’。望城外旗帜，信然；可法开门迎入。及进城，猝起杀人，知为大清人所绐，大惊；悉弃甲溃走。百姓居新城者，一时哗叫，不知所为；皆走出城，可法不知所终”这样的说法。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清军攻破扬州之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据《扬州十日记》所载，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大肆屠杀，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五天后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

而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在其所著《鞑靼战纪》一书中，也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他们的攻势如闪电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史可法）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就在扬州陷落的同时，弘光帝却在南京贡院选淑女，70人中选中一人，即阮大铖的侄女。此后，杭州送来淑女50人，弘光帝选中周姓一人，王姓一人。但仅仅数日之后，传来了清军攻破扬州的消息，于是弘光帝召对大臣们寻求解决之道。马士英主张迁都贵阳，但钱谦益等力言不可，乃罢。史载，清军渡江之前，弘光帝召对讲官，有人称“胡马畏暑，必不渡江”，可结果却是弘光元年五月初八己丑，清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巡抚杨文骢逃奔苏州，靖虏伯郑鸿逵逃入东海，总兵蒋云台投降。

朝鲜画家绘的《落衣易皮》图

听闻清军渡江之后，南京闭城门。五月初十辛卯，弘光帝传旨放归所选淑女，当天午夜尤召梨园入宫演剧。翌日凌晨二漏时，弘光帝率内官四五十人骑马出通济门，莫知所踪。天亮后百官入朝，见宫女、内臣、优伶杂沓逃奔西华门外，方知弘光帝已出逃。于是南京城内大哗，马士英携邹太后出奔，百姓救北来太子出狱，扶其入宫，在武英殿即位。五月十二日癸巳，弘光帝至太平府，以按察院为行宫，寻即移驾芜湖，投奔靖国公黄得功营中。

五月十四日，尚书钱谦益令人传语，“宜速往浙中择主拥戴，以图兴复”，又写了密信给时在杭州的潞王朱常淓，“意在拥戴”。但五月十五日，钱谦益与大学士王铎、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文爵、保国公朱国弼、灵璧侯汤国祚、定远侯邓文郁、都御史唐世济等人在滂沱大雨中开城向清豫亲王多铎迎降，于是清军进入南京。

据载，当时降清诸臣向多铎献礼，甚至有人一下子拿出数万两白银的现金，但钱谦益“独致礼甚薄”，于是多铎命令钱谦益带两名清朝官员和500名骑兵清理明宫，在皇城正门的洪武门前，钱谦益忽然跪下四拜，余人都很惊讶，钱谦益解释说：“太祖高皇帝三百年王业，一旦废坠，能无痛心？”

但也就是这个钱谦益在清军兵临城下，弘光帝出狩时，面对爱妾柳如是提出的“投水殉国”建议时，却以手探水说：“水太冷了，怎么办？”于是柳如是奋身想跳入水中，却给钱谦益拉住，此后钱谦益又告诉众人说：“事至此，唯有作小朝廷求活耳！”同时还是这个钱谦益，在降清之后，为清人作檄文传谕四方招降，还对多铎建言说：“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

在暂居南京之后，多铎命降将刘良佐带清兵追击弘光帝。五月二十二日癸卯，总兵田雄、马得功、丘钺、张杰、黄名、陈献策冲上御舟，劫持弘光帝，将其献给清军。于是豫王多铎命去锁链，以红绳捆绑。史载，五月二十五日丙午，朱由崧乘无幔小轿入南京聚宝门，头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扇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多铎在灵璧侯府设宴，命其居于北来太子之下。宴罢，拘弘光帝于江宁县署。

南京失陷，弘光帝被俘的消息传到杭州后，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袁宏勋、张秉贞、何纶等商量请时在杭州的朱常淓监国。六月初七，邹太后（弘光帝朱由崧嫡母）命朱常淓监国，懿旨曰：“尔亲为叔父，贤冠诸藩。昔宣庙东征，襄、郑监国，祖宪俱在，今可遵行。”于是六月初八，朱常淓监称监国于杭州。次日，黄道周建议朱常淓在十日内即位称帝，但朱常淓却听从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与清军和谈。

钱谦益

弘光元年六月十一日，清军逼近杭州，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等均各自逃命，而陈洪范回到杭州与张秉贞等劝潞王勿战，郊迎清兵，开城投降。楚王朱华堞闻讯劝说潞王：“国祚悯凶，至于此极。抚膺北睇，何以为生？以殿下之贤，远近所闻，天下绝智殊力，方将凭附以起。周之孙子，能无眷然，宋人半壁，亦尝有年。况闽、粤、滇、蜀，延袤万里，犹吾故物。失今不为，时事一去，万事不复。他日求尺寸地为死所，岂可得哉？”朱常淓对曰：“公休矣！吾非其才。此百姓之心已不可挽任，吾谁与为之？”朱华堞作色曰：“殿下何悖！朱家子孙谢勿力，彼何望而不跂向他氏？果提三尺剑，誓与国共存亡，则孱弱可起，况乎皆衣食吾祖者耶！”朱常淓又推脱说“营兵恐不任用，钱谷必不给。吾为此，不失为知几”。朱华堞泣而告曰：“今国安并数万屯西郊，方请命，而鸿达溃卒尚可集，发布政司存金，益以盐运司所贮，无烦征比。此五营额兵，出东义皆健，又招募良人，当一日至，线索在手控纵间耳。”朱常淓终不听，朱华堞拂袖而起，裂冠带掷地而去。弘光元年六月十三日，朱常淓开城降清。

而就在朱常淓监国于杭州的同时，又有应天的威宗太子王之明、抚州的益王朱慈炲、绍兴的鲁王朱以海、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等监国政权先后建立，其中唐王朱聿键受郑芝龙等人在福州拥立，登极称帝，改元隆武，是为明绍宗。

朱聿键为明太祖第23子唐定王朱桱的后裔，系太祖九世孙。万历三十四年四月丙申生于南阳唐王府，母妃毛氏。其祖父唐端王朱硕熿惑于嬖妾，不喜爱朱聿键的父亲世子朱器墭，把朱器墭父子一起囚禁在承奉司内，欲立爱子。后朱器墭于崇祯二年被毒死，朱硕熿讳言其事，但经守道陈奇瑜奏请，朱聿键被明廷立为唐世孙，不再被囚禁，同年朱硕熿也死。崇祯五年（1632）朱聿键继为唐王，封地南阳。崇祯帝赐其《皇明祖训》《大明会典》《四书》《五经》《二十一史》《资治通鉴纲目》《孝经》《忠经》等书。朱聿键遂在王府内起高明楼，延请四方名士。

隆武帝

崇祯九年七月初一，朱聿键杖杀其两位叔父福山王朱器塽、安阳王朱器埈，为其父当年被毒死一事报仇。当年八月，清兵入塞，克宝坻，直逼北京，京师戒严。朱聿键上疏请勤王，不许。乃自率护军千人北上勤王。行至裕州，巡抚杨绳武上奏，崇祯帝勒令其返回，后朱聿键因与农民军相遇交锋，两名太监被杀，乃班师回南阳。冬十一月下部议，废为庶人，幽禁在凤阳高墙。崇祯帝改封其弟朱聿鏼为唐王。

朱聿键在高墙内被圈禁期间，凤阳守陵太监石应诏索贿不得，用墩锁之法折磨之，朱聿键病苦几殆。后凤阳巡抚路振飞入高墙见之，向崇祯帝上疏陈高墙监吏凌虐宗室之状，请加恩于宗室，于是崇祯帝乃下旨杀欺凌唐王之太监石应诏。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陷南阳，杀朱聿鏼。

此后，崇祯帝自缢于景山，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年号弘光，实行大赦。在广昌伯刘良佐奏请下，囚于凤阳的朱聿键也被释，并封为南阳王。南京礼部请恢复唐王故爵，弘光帝不允，并令朱聿键迁至广西平乐，但朱聿键贫病不能行。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朱聿键赴平乐途中，在苏州闻清军已破南京，遂至嘉兴避难。六月辛酉，朱聿键至杭州，遇潞王朱常淓，奏请其监国，不听；请朝陈方略，亦不允。当时镇江总兵官郑鸿逵、户部郎中苏观生至杭州，与朱聿键谈及国难，泣下沾襟。此后，朱聿键由郑鸿逵护送，前往福建。途中在浙江衢州闻得潞王朱常淓已在杭州降清，于是南安伯郑芝龙、巡抚都御史张肯堂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商议奉朱聿键为监国。六月二十八日，朱聿键在福建建宁称监国。闰六月初七，朱聿键至福州，以南安伯府为行宫。随后，朱聿键即位于福州，宣布从七月初一起改弘光年号为隆武元年。改福建布政司称福京，改行在福州府为天兴府，改布政司为行殿，建行在太庙、社稷及唐国宗庙。升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封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以何吾驺为首辅，以黄道周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蒋德璟为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朱继祚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曾樱为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黄鸣俊、李光春、苏观生等人为礼、兵各部左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上高曾祖父四代帝号，高祖唐敬王朱宇温为惠皇帝，曾祖唐顺王朱宙栐为顺皇帝，祖父唐端王朱硕熿为端皇帝，父唐裕王（追封）朱器墭为宣皇帝。四代祖妣皆追封皇后。封弟朱聿为唐王，封国南宁；升叔德安王朱器为邓王；追封弟朱聿鏋为陈王，子朱琳渼为陈王世子。遥上弘光帝尊号“圣安皇帝”。隆武元年七月，下令将嘉靖年间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三殿之名恢复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各衙门前加“行在”二字。

当时，在绍兴还有鲁王朱以海建立的小朝廷，亦自称“监国”。清军攻绍兴，朱以海派使者前来福州向朱聿键求援兵。信上称朱聿键为“皇伯叔”，而未称“陛下”，于是朱聿键怒，令杀鲁王信使。

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将博雒贝勒率兵征浙、闽。七月，清兵陷金华。八月，陷建宁、过仙霞关，一路势如破竹，武毅伯施天福、武功伯陈秀、靖安伯郭熺尽皆降清，郑芝龙亦向清军投降，南明巡抚杨廷清、李暄等皆死，就在郑芝龙降清之后，隆武帝率宫嫔自延平出狩，欲逃往江西避难。八月庚申至汀州，以府署为行宫。八月二十一日，有清军83骑伪装成明军叩城，守城兵士遂开汀州丽春门。骑兵突袭行宫，杀福清伯周之藩、总兵王凉武等人。史载，“当时隆武帝正腹饥，命内官市二汤圆以进，方举箸，清兵发矢，隆武帝后背中箭，崩，年四十五。后为百姓殓葬于罗汉岭。”不过另有说法称隆武帝被俘后不食而死，或称崩于福京天兴府，或称崩于建宁。此后南明总兵姜正希乘夜袭击汀州，被清军击败，死万余人。固山额真韩岱于分水关击败南明总兵师福，入崇安县，抚定兴化、漳州、泉州三府。至十一月，福建悉平。

正当南明政权一个接一个地覆亡之际，大顺农民军余部开始于南明联合抗清。自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后，大顺军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

而这时，清军开始将主力用于平定陕川，以图消灭张献忠的大西政权。

当初张献忠攻破成都，巡抚龙文光、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皆死。其后，张献忠在成都登基成为大西皇帝，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并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以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同时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此外，张献忠开科取士，选拔30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又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120营，有“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12，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19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16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15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20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

然而，此时四川各地的明军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军，并杀大西官员，于是张献忠命孙可望往取汉中，结果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道经梓潼七曲山，“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此后其部将刘进忠入据保宁府，部将马元利克顺庆并守之。

此后，张献忠对其部下说：“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于是平东、虎威二将军，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又命都督张广才早灭曾英，以便打开东下的道路。十六日，农民军其名、张广才两军齐发，然而此时他却不知李自成以贺珍代马爌。结果大西军的3万兵马被贺珍部击败。

顺治二年夏，清军渡江占南京，南明弘光朝廷权灭亡。十一月，清廷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其归顺大清，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此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由于被陕西的义军所牵制，所以一直没有入川。而此时，大西军主要是和明军在川中作战，南明以原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驻扎遵义，主持对张献忠作战。是年三月，四川巡抚马干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后阁部王应熊会兵遵义，副将杨展、屠龙、莫宗文、贾登联等请复川南。史载，“起甘良臣为总督，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于三月攻陷叙州，大西农民军损失千余人。时副将曹英、参政刘鳞长及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都受樊一蘅节制，有兵十余万。

与此同时，顺治三年（1646）初，清廷以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领衍禧郡王罗洛浑、贝勒尼堪等人开始征剿陕川。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所部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东下。而北面的清军则在平定陕西之后，经汉中，命鳌拜急行军，偷袭贺珍，于是孙守法、王光恩、武大定、贺珍等溃败。当年七月，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并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于是分其兵为四，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史载，在张献忠屠四川时，其部将刘进忠谏曰：“生灵不可妄杀也”。结果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向北走投清军。当年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顺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与刘进忠向川北进攻，鳌拜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二十七日晨，与张献忠隔太阳溪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农民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史载此战，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清将急发暗箭射之，张献忠中箭而亡。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此后，豪格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克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夔州及贵州之遵义诸县。顺治五年二月，四川略定，豪格乃班师。

当初，福京天兴府陷落，阳曲王朱敏渡、松滋王朱演汉、翼城王朱弘橺、奉新王朱常涟尽皆遇害时，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和隆武朝的官员逃到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而其他南明势力则在肇庆府推举明神宗之孙、明思宗堂弟桂王朱由榔为监国。同年十月十六日，江西赣州失守后，朱由榔政权大惊，于十月二十一日仓皇从肇庆逃往广西梧州。于是，侍郎苏观生联同大学士何吾驺、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拥立朱聿为监国，以都司署为行宫。隆武二年十一月五日，41岁的朱聿，按兄终弟及的皇明祖训，继位称帝，以明年为绍武元年，是为明文宗。苏观生因拥戴有功，被任命为首辅，封建明伯，掌兵部。由于朱聿仓促称帝，登基时的龙袍与百官官服都要假借于粤剧伶人的戏服。

而与此同时，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称帝。朱由榔乃桂端王朱常瀛之子，朱常瀛为神宗第七子，封湖南衡阳，天启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就藩，弘光元年十一月初四病死于梧州后，第三子安仁王朱由承嗣位。可就在隆武称帝后，病重，于是朱由榔被封桂王，并在隆武被俘后，于当年十月称监国于广东肇庆。十一月初八，绍武称帝的消息传到梧州后，出逃梧州的朱由榔也于十一月十二日东返肇庆，十八日正式称帝年号永历，是为明昭宗，史称永历帝。曾道唯、顾元镜、王应华等人尽皆入阁。但这样一来，广州和肇庆又成立了两个南明政权：也就是绍武政权、永历政权。

登基不久之后，永历帝立刻派遣兵科给事中彭耀、兵部主事陈嘉谟前往广州，拜见绍武帝，称其为“殿下”，并规劝其取消帝号。首辅苏观生大怒，以大不敬斩彭、陈二人，同时以令陈际泰督师攻打肇庆。十一月二十九日，永历帝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夏四敷率永历军于三水县城西，与绍武军展开内战，并将绍武军击退。于是苏观生再令广东总兵林察联同新降的海盗等数万人反击。此战，绍武军大败永历军。大捷消息传到广州，苏观生下令广州张灯结彩粉饰太平。

可正当绍武、永历二帝自相残杀之时，由佟养甲、李成栋率领的清兵已取潮州、惠州，兵临广州。十二月十五日，绍武帝幸武学，百官聚集，而此时，清兵已经偷偷兵临城下，内应脱去头上的伪装，露出辫子。有人向苏观生报告，反遭斩首。苏观生说：“潮州昨尚有报，安得遽至此。妄言惑众，斩之！”不久，清军压境的情况得到证实，于是苏观生遂率领大军初战，与清兵激战一昼夜，清兵本有撤退之意，但内奸谢尚政旋引清兵入城，广州即陷落。苏观生见大势已去，写下“大明忠臣义固当死”八个大字后，自缢死亡。已易服的绍武帝，打算逃走，但被追骑赶上抓获，囚于东察院。李成栋派人送来饮食，绍武帝拒绝，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地下！”后自缢而殉国。此后，绍武朝的主要官员何吾驺、王应华、顾元镜等降清，而广州内的24个明朝藩王则全数被杀。

绍武政权仅存在四十余天就覆灭，于是南明唯剩永历一帝，不过此时还有揭阳的益王朱由榛、夔州的楚王朱容藩称监国。而也就在这一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四月九日，因为有人向清摄政王多尔衮出首，称在京居住的故明衡王、荆王欲起兵。五月甲子，弘光帝朱由崧与秦王朱存极、晋王朱审烜、潞王朱常淓、荆王朱慈煃、徳王朱由栎、衡王朱由棷等17人被斩首于菜市口（一说弘光帝以弓弦勒毙）。

与此同时，清军分三路向西南进攻，企图一举消灭南明的残余势力。其中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尚可喜、金砺等率师自荆州南向，攻占岳州后溯湘江而下。佟养甲、李成栋率清军自闽南入粤攻占惠州、潮州。在此危难时刻，大顺军余部李过、高必正、郝摇旗等人率领农民军，毅然与明军何腾蛟等合作，联兵抗击清军。此外，郝摇旗部护永历皇帝居柳州，并出击桂林的清军。

与此同时，各地降清的原明军将领先后反正，譬如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广西耿献忠与杨有光、姜瓖、王得仁等，一时之间南明收服华南各省。永历政权重占湖南、两广、江西、四川、云贵七省。于是南北呼应， 势相连结，在南明时期出现了第一次抗清的高潮。

八旗军正蓝旗军阵

李成栋原为李闯军高杰下属，号“李诃子”，随高杰降明，官至总兵，守徐州。顺治二年四月，清豫亲王多铎兵下江南，成栋率所部降清。随贝勒博洛攻福建，授广东提督。至扬州，曾指挥嘉定三屠，大肆劫掠屠戮，从此“远近始剃发，称大清顺民云”。是年十一月，授吴淞总兵。顺治四年正月，李成栋陷肇庆，永历帝朱由榔奔桂林。李成栋认为自己对清廷有大功，却仅授以提督，受总督佟养甲节制，内心不快。陈子壮之妾张玉乔被李成栋纳为内宠，常思反清复明，不久自刎。李成栋养子李元胤劝他反清，袁彭年知成栋不快，“稍稍以辞色挑之”。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初，南昌金声桓、王得仁举事反清，李成栋本身亦对清廷不满，于同年四月在广州发动兵变反正，归附南明永历政权，封广昌侯，又授惠国公。李成栋反正后，颇能尊重南明朝廷。此后，李成栋集结洞蛮土著，号百万人。先后三次进攻江西赣州，其中永历二年七月，李成栋率兵三万第一次出南雄，攻赣州，救援南昌。赣州守将高进库诈降，高进库言至秋天如清军援军不至，就输款投降，成栋竟信以为真，致使战机怠误，坐视南昌受困。是年九月下旬第二次进攻赣州，被江西巡抚刘武元夜间遣死士缒城出击，又分兵东、西、南三门击败之。李成栋策马先奔，士卒争相渡河逃命，溺死者以万计，明军元气大伤。李成栋被迫撤军南安，返回广州。

永历三年（1649）正月，李成栋第三次率军北上南雄，进攻赣州，得到金声桓、王得仁覆败的消息，声势遂挫，二月二十九日为清军所败，退入信丰城中。一日，李成栋坐城楼上，部将杜永和请退师，李命左右取酒痛饮，举觥投地说：“吾千里效忠迎主，天子且筑坛欲以大将拜我，今出师无功，且朒缩返，何面目见天子耶！”三月初一，清军开始攻城。明军溃败，成栋与数骑出逃，在渡外跳江时溺死。南明朝廷封谥号为忠烈，封宁夏王。

姜瓖，据《朔州志》载，姜家世代皆明将，长兄姜让是陕西榆林总兵，弟姜瑄为山西阳和副总兵。姜瓖任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官。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克太原，投降大顺政权。同年四月，清将恭顺侯吴顺华率兵进攻大同。六月初六，姜瓖杀大顺军守将张天琳，投降清英亲王阿济格，后随阿济格进兵征伐山西、陕西，封为统摄宣化、大同诸镇兵马的将军。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冬，姜瓖得知多铎病故、多尔衮染病后，遂十二月初三于大同起义归南明，随后姜瓖连陷旁近府县，富喀禅遣诸将根特、杜敏赴援，其附近11城皆叛，以割辫为标志，遵用永历正朔。多尔衮得知消息，派遣阿济格载红衣大炮急赴大同。初四到达大同城下，进行围剿，同时清军又对姜瓖进行劝降，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但为姜瓖所拒绝。多尔衮见招降无效，于是加派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连同阿济格继续作战。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六月，清军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阿济格围困大同数月，大同城内已经食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守将杨振威等人于十月斩杀姜瓖及其兄弟首级，献城投降。阿济格入城，恨城内兵民固守，下令屠城，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叛逆的“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拆除城墙上部五尺。山西战事陆续平息。

王得仁，其是闯王李自成旧部。李自成死后，随白旺降于英亲王阿济格，移师南昌。永历二年（顺治四年，1648），大学士姜曰广诱其反清，遂与金声桓叛清。王得仁在七里街被清军击败，退回南昌，清军将领谭泰乘胜追击，七月初十包围南昌，“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王得仁派人向何腾蛟求救未果。南昌被围八月，“附郭东西周回数十里间，田禾、山木、庐舍、邱墓一望殆尽矣”，城中缺粮，一石米价高达六百两，曾有兵士试图投降，俱被杀。围城八月，清军同样损失巨大，觉罗顾纳岱战死。由于城中缺粮，兵士饥肠辘辘，几乎无力作战，此后清军登墙入城。王得仁力战不敌，后被俘杀。史载，“突围至德胜门，兵塞不能前，三出三入，击杀数百人，被执，肢解”。临刑前，谭泰问得仁为何叛清，得仁回答：“一念之差”。

金声桓，早年是辽东人，世袭军户，隶属杨嗣昌诸营。清人陷辽东，声桓全家被俘，只身入关，成为明总兵黄龙裨将，后投左良玉军中。左良玉死，随其子左梦庚降清，任江西总兵，驻守南昌，攻拔吉安及赣州，逼杀杨廷麟，以功改提督江西军务总兵官。因愤清廷封赏太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胁迫其钱财，“索馈遗、索金珠至再至三”又反。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闰三月，金声桓与部将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正，并邀姜曰广起义，擒杀江西巡抚章于天、清江西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清军撤出湖南。金声桓力攻赣州，久攻不下。不久，清军围攻南昌，金声桓和王得仁派人向何腾蛟求救，但何腾蛟未前往救援。次年城破，正月十九日，蒙古兵登城墙，南昌失守。金声桓身中二箭，投帅府荷花池死，大学士姜曰广亦投水自尽，清军屠南昌。消息报至行在肇庆，永历帝赠榆林王，谥忠武。

接连的反叛使得清廷对于消灭南明之心也更是迫切了。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秋，清军耿仲明、尚可喜率清军越过大庾岭，再度南下，攻克南雄、韶关，招降潮州、惠州。十月，占领广州。广东大部已为清军所占。孔有德军则从湖南永州南进，连下全州、桂林。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而死。以后李过病亡，他的儿子李来亨和郝摇旗、高必正、刘体纯等被迫率领农民军回到巴东荆襄等地，组成了夔东13家军，其中导致这一连串失败的原因还有很多。譬如，永历朝内部仍然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而农民军虽然出力较多，但却备受排挤打击，于是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机会。

就在此时，大西军余部孙可望，却是致书南明永历政权，愿与南明联合抗清，自从顺治三年，张献忠死于西充后，其余部便是由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所率，他们自永历元年（1647）应黔国公沐天波之约入滇平定土司叛乱后，又攻克遵义、贵阳，进屯云南，从而据滇黔二省全境，川省一部。永历七年（1652），永历帝接受孙可望和李定国联合抗清的建议，于是孙可望移永历帝于贵州安隆，并尽收南明武大定、袁韬、诸军残部，随后以大西军余部为主体的明军对清军展开了全面反击。

此番北伐，以李定国统领率东路军东出湖南。李定国十岁从张献忠，史载，其能征善战，喜读《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素称“万人敌”、“小尉迟”。以宽慈著称，攻破城池未尝妄杀，遇士绅百姓必设法保全。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等四人均为张献忠义子。崇祯十七年（1644），从张献忠破成都，被封为安西将军，地位仅次于孙可望。清军入川，张献忠战死后，李定国与孙可望率大西军余部南走綦江。永历元年（1647），先入贵州，后借云南沙定洲之乱进入云南，当年与孙可望等一同称王，建立政权，可望称平东王，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次年，李定国攻破佴革龙，擒杀沙定洲，平定云南。正是李定国劝说可望：“吾辈本大明臣民，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夷夏之界，以中国为重，今挈滇、黔、蜀归就明室，诚心辅佐。”于是永历三年，才有了孙可望遣使与南明永历朝廷商洽共同抗清事宜。永历四年，李定国被永历帝封为西宁王。永历六年，李定国与孙可望迎永历帝入贵州，随即南明出兵北伐。

其实，早在永历五年四月时，孙可望就曾派冯双礼率兵从贵州攻入湖南。明军攻克沅州后，移兵进攻辰州。结果清军在续顺公沈永忠率领下死守辰州，战事一度胶着。此番李定国率领所部进入湖南后，与冯双礼部会合，随即在五月中旬进攻靖州。沈永忠派总兵张国柱带兵8000前往救援，但清军在靖州陷入明军重重包围。双方交战，清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而明军乘胜攻克靖州、武冈州，取得了靖州大捷的胜利。

靖州大捷之后，沈永忠难以招架，其向在广西桂林的定南王孔有德求援未果后，被迫于六月初二率清军退至长沙。但面对明军攻势，在无法守住长沙的情况下，沈永忠不得不在八月初六又放弃长沙逃到岳州。此时南明朝廷在湖南的抗清局势顿时大为好转，除岳州、常德尚在清军控制下外，只剩下徐勇一镇据守辰州负隅顽抗。

随后李定国南下广西，直趋桂林。永历六年（1652）六月，李定国率军攻克全州，击毙清军守将孙龙、李养性，取得全州大捷的胜利，继而进击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亲自率军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扼险拒守，但明军一鼓作气，驱使象阵大破清军，取得严关大战的胜利。史载“象亦突阵，王师大奔，死亡不可胜计，横尸遍野”。当晚孔有德率部奔回桂林，下令紧闭城门，惶惶不可终日。七月初一，孔有德又败，“兵未交而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日，马闻象鸣皆颠厥，有德众遂奔，掩杀大败”。仅孔有德一人逃回，大西军包围桂林。七月初四，李定国率领明军攻破武胜门，清军抵敌不住，全线溃败，孔有德额头中箭。孔有德自知必死，“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明朝降臣原庆国公陈邦傅、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尽皆被俘虏，仅孔有德之女孔四贞逃脱。

在取得了桂林大捷后，李定国坐镇桂林，派军南下平乐，杀死清府江道周令绪；又收复柳州，俘虏清右江道金汉蕙。定南王藩下残余清军争相逃往同广东接境的梧州。八月，李定国乘胜挥师进攻并收复梧州，至此，南明军队收复了广西全省。

李定国率领南明军主力先后取得靖州大捷和桂林大捷的胜利，收复湖南大部及广西全省，清军大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顺治帝大为震惊。永历六年（1652）七月，顺治帝派敬谨亲王尼堪统率八旗精兵南下进攻湖南。十一月十九日，尼堪率清军抵达湘潭，而明将马进忠见势则率部撤往宝庆。二十二日，清军前进至衡阳三十余里处，李定国派出一部诱敌。

面对明军的后退，尼堪骄横自大，以为明军不堪一击，于是下令清军兼程前进。次日凌晨，清军抵达衡阳，与李定国大军相遇。李定国事先已然埋伏重兵，故而命令诸将士稍作抵抗就全军后撤。于是尼堪率领清军“乘胜”而进，追杀二十余里，忽陷入明军重重埋伏中。此战，主帅尼堪与一等伯程尼在混战中被杀。此后，清军不敢再战，多罗贝勒屯齐率领残余清军退往长沙，不久被清廷革爵处理。

衡阳大捷后，明军尽复湖南，于是李定国使人绘孔有德、尼堪画像，“露布告捷”，一时天下震动，各地明军和义军也纷纷展开反攻，广东北部的安定伯马宝率部收复阳山、连州、连山，江西西部的刘京配合李定国麾下高永贵部收复永新、安福、永宁、龙泉。李定国率领明军取得一连串的大捷，连败清军数十万， 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甚至连顺治帝也叹称：“我朝用兵，从无此失。”更有满清官员称此败乃是“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 而对于此战，黄宗羲曾经赞道：“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