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入洛——南宋政府的战略反击和全线崩溃

“联蒙灭金”的同时，南宋政府内部也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大换血，86岁高龄的权相史弥远终于在册封为会稽郡王、二子、一婿、五孙皆加官秩的优厚待遇中退休，随后告别了人世。但是亲政之后的宋理宗赵昀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如何处理权倾朝野的“史党”问题。“史党”的政敌们首先将矛头指向的自然是史弥远的旁系亲属、封疆大吏——史嵩之，于是这位在襄阳主持军政十年的史嵩之成为了监察御史王遂口中“不懂军事，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的政治无赖。好在宋理宗赵昀还算理智，而和“史党”颇有宿怨的洪咨夔也认为“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理应“益严守备，犹恐不逮”，这个时候的确不适合搞政治运动。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有史嵩之的运气，同样是在边境地区上颇有政绩的吴渊便因为曾得到史弥远的赏识而被攻击为“恃才贪虐”而直接一撸到底。当然吴渊之所以倒霉，并不仅仅因为他曾被史弥远称赞为“国器”。更重要的是他反对新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郑清之进军中原的政策。

在金帝国灭亡之后，南宋朝野上下充斥着一股躁动的情绪。这一点多少与宋蒙联盟中的一些不确定条款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联手灭金的过程中，蒙古方面许下了所谓“河南之地”的优厚回报。但是随着蔡州城被攻破，宋蒙方面在瓜分金帝国遗产的过程中，根据双方最终确定的却是以陈、蔡一线进行分割，窝阔台的许诺基本上算是打了个五折。对于这一点，“联蒙灭金”的实际操作者——史嵩之的态度倒是比较务实。毕竟国际争端向来是有实力的一方拥有“最终解释权”，与其和兵强马壮的蒙古发生不必要的争执，不如“落袋为安”，增强边疆防卫以巩固“胜利果实”。

史嵩之的想法并不能代表最高领袖的思路。早在灭金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前，宋理宗赵昀便召见了在两淮前线肃清了李全所部忠义军势力的赵范、赵葵兄弟。不过从史料记载的双方对话之中，我们不得不说赵氏兄弟多少有些无辜。面对宋理宗赵昀对于与蒙古外交关系的询问，赵范只是回答说：“和约这种事情只不过是忽悠对方的‘羁縻之策’而已。我朝宣和年间和女真人的海上之盟，最初不也是情比金坚……不，坚如金石的吗？如果过分依赖所谓的和约，最终只能是被欺骗和损害的一方。因此应该尽早进行战备才行。”而关于如何进行战备的问题，赵范的回答则更为简洁：“问我弟弟去……”而赵葵对未来局势的判断是：“一年之内不会有战事，因此可能有两年的缓冲期，我们可以训练野战部队、修筑边防要塞。而最主要的还是推行屯田。”对此宋理宗赵昀很兴奋，高屋建瓴的总结道：“这个计划很有高度，尽快实施。”不过赵葵怎么也没有想到，宋理宗赵昀的“尽快”竟然是在蔡州战役的硝烟散去还不到6个月，便要求他统率两淮的南宋正规军向理论上是蒙古帝国版图的河南北部进军，开始了“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军事行动，史称“端平入洛”。

对于“端平入洛”的军事行动，南宋政府的官方说法是鉴于“因彼鹬蚌之相持，甚于豺狼之交啮。百姓至此极也。”也就是说中原地区由于蒙金双方的长期战线拉锯而陷入一片混乱，南宋政府为了避免这一地区出现“人道主义灾难”而派出军队以恢复当地秩序。不过虽然师出有名，但是南宋政府朝野上下却普遍持反对的态度。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首先提出：“目前国内百姓苦于各项苛捐杂税，豪族劣绅兼并成风。在内部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境外。恐怕中原还没有规复，江南已经开始骚动了。”

而此前被罢免的吴渊之弟——淮西总领吴潜对于“端平入洛”的看法同样消极。他提出：“规复中原的军事行动不应该如此草率。此前蔡州战役投入很大，但是收获很小。”当然有了自己哥哥的前车之鉴，吴潜不得不对以郑清之等当权派恭维几句，在自己的报告中特意写到“近闻有进恢复之画者，可谓俊杰”。肉麻归肉麻，但是他还是不得不总结道：“‘然取之若易，守之实难’。特别是后勤补给方面。目前百姓已经困苦不堪，继续征调将可能会激起民变。”

如果说乔行简、吴潜等人算的是“端平入洛”行动的政治账、经济账的话。那么身为两淮制置使赵范参谋的邱岳则为自己的领导算了一笔军事账。在邱岳看来，蒙古这个方兴之敌“气盛锋锐”，不可能轻易放弃在中原的既得利益。部队一旦开进河南北部，自然会遭遇对方的反击。而“千里长驱以争空城”，后勤补给的压力必然空前艰巨。但是这些意见对于头脑发热的宋理宗赵昀而言是根本听不进去的。

不过“端平入洛”在开始阶段还是比较顺利的。由庐州知府全子才率领的前锋部队几乎兵不血刃的便收复了昔日中原重镇汴梁。不过这一辉煌的战果主要归功于蒙古方面对中原地区统治的随意和混乱。在窝阔台率领蒙古军队主力撤离之后，蒙古方面将汴梁的军政大权留给了卖主求荣的前金帝国将领崔立。崔立不仅在政治上是个摇摆不定的投机者，在私生活方面更是“淫人妻女乐呵呵”的色魔。这样的人能获得部下的真心拥戴，恐怕是只在穿越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于是全子才的部队刚刚开到汴梁城下，城内的李伯渊等将领便联合发动政变，杀死了崔立，并将其暴尸于宫殿前的一棵槐树上，据说尸体刚刚挂上去树就倒了，人们纷纷传说这棵老槐颇有灵性，不过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只能说是崔立生前的体重应该比较惊人。

成功夺取了汴梁本来可以说是“端平入洛”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但是南宋政府的主战派却急于将这个有利局面无限扩大。于是统率大军后续抵达的赵葵对全子才的态度不仅没有褒奖，相反指责他贻误战机。认为“我们的预定计划是依托黄河、潼关组织防线，你已经抵达了汴梁半个多月，还不夺取洛阳、潼关，在等什么呢？”而全子才列举了后勤补给所遇到的实际困难之后，赵葵的对策是派出由自己的亲信——淮西制置司机宜文字徐敏子统率先锋部队向西进发。由一个机要秘书指挥相当于一个步兵师的兵力自然有些不妥，因此赵葵又派杨谊指挥全子才麾下装备有强弩的另一支部队后续跟进。这两支部队或许都是赵葵心目中的精锐。但是在给养问题上，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两军所携带的口粮都只能支撑五天而已。当然在赵葵的心中或许还存在着最后的一丝幻想——洛阳是中原古都，只要部队可以抵达预定目标，就地便可以征集粮秣。而自己的运粮车队应该也在兼程赶来。

不过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久经战阵的赵葵还是显得过于天真了一些。蒙金战争的破坏力远比他所想象的要恐怖得多。这一点担任大军前锋的全子才显然要比他清楚一些。从庐州一路北上，全子才的部队的确可以用如入无人之境来形容，因为他们沿途所走过的基本都是无人区。即便是北宋时号称“小东京”的城府此刻也剩下十几户人家。而为了阻挡南宋政府的北上，蒙古军队还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寸金堤，人为的在淮北制造了一片水深及腰的黄泛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南宋政府动员了大量的民夫，后勤效率却依旧低下到难以维持的境地。

而蒙古帝国方面，早在南宋发动“端平入洛”军事行动之前，大臣耶律楚材和李实便已经在为窝阔台制定《平南策》了。不过蒙古方面将主攻方向定在长江上游的四川方面，随后再“顺流而下窥江南”。南宋方面的“端平入洛”从一定的程度上也打乱了蒙古方面的预定战略。在中原兵力空虚的情况下，窝阔台增派木华黎之孙塔斯率军南下。不过在这支生力军抵达战场之前，将五日军粮分成八天吃的南宋野战部队已经提前败给饥饿。在几乎已经变成一座空城的洛阳数万精锐的淮西健儿只能“采蒿和面作饼”。此消彼长之下，两军在龙门和洛东两度爆发的遭遇战都以南宋军队的崩溃而告终。无奈之下赵葵只能选择主动放弃已经控制的汴梁南撤，而在通过黄泛区的道路上他们只能丢弃所有的辎重。“端平入洛”军事行动以全面的失败而告终。

在这场堪比闹剧的武装大游行中，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小插曲。在两淮前线的部队还在进军的途中，宋理宗赵昀派出祭祀自己家祖坟的特派员——朱扬祖、林拓抵达了长江中游的襄阳军区。此时中原战场的局势空前紧张，传说蒙古帝国的哨骑在孟津到潼关一线到处游弋，两位特使的行程显得格外危险。不过刚刚在蔡州战役中载誉而归的孟珙却不这么看，他说：“淮东军区从淮西进军，抵达汴梁要近半个月的时间，而从我的防区出发，精锐骑兵只要不到十天就可以往返了。”于是亲自护送两位特使到中原祭扫了宋帝国历代皇帝的祖陵，还画了一幅《八陵图》送回去让宋理宗赵昀感慨。而在整个“端平入洛”行动中，史嵩之所控制的荆湖军区始终处于作壁上观的姿态，可以派骑兵完成拜唁祖陵的政治任务，但却“无力”支援友军。可以在一年前慷慨地给蒙古军队三十万石粮秣，等到了自己人饿肚子的时候就打报告说：“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也许宋理宗赵昀面对着精心画就的《八陵图》也真的只有“忍涕太息久之”了。

宋理宗赵昀

“端平入洛”的惨败自然需要有人负责。在后方长期按兵不动的赵范率先发起弹劾。赵葵、全子才都被官降一级，从此长期并肩作战的赵氏兄弟反目。不过最惨的还是亲临第一线的徐敏子以及杨谊，他们被分别处以了开除和勒令停职的处分。其实徐敏子作为一名机要秘书，在战场上已经算是尽力了。洛阳突围之时，这位文弱书生带着食不果腹的部下，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之上竭力躲避着蒙古铁骑的追杀，一路之上徐敏子身中流矢，战马也被射死。他还收容了被杀散的溃兵，一路上步行吃着桑叶和梨蕨才侥幸逃回了南宋的国土。当然宋理宗赵昀也不会放过始终坐观成败的史嵩之，而史嵩之也颇有政治手腕的主动提出辞职，于是只是丢了京湖制置使的乌纱帽，却没有受到其他的处分。不过他的政治对手——郑清之的日子也不好过，宋理宗赵昀虽然一再拒绝了郑清之的辞职，但是毕竟还要面对朝野上下的一边指责之声。

而对于蒙古而言，南宋政府的“端平入洛”虽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却依旧给了他们理直气壮、大举南下的借口。于是1234年的农历十二月，窝阔台的特使王檝首先抵达了南宋首都临安，作为曾经为金帝国工作的汉族文人，王檝可不单纯只是一个会坐而论道的士大夫，在他的履历之中招降纳叛、行军缉盗的经验远比外交事务来得多。因此这位特使的到来远不是递交窝阔台指责南宋政府背盟的国书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刺探南宋政府的虚实，甚至暗中招降。而南宋政府方面也派出了庞大的使节团回访，在一片热烈而友善的气氛中，第一次蒙宋战争逐渐拉开了序幕。

面对窝阔台措辞严厉的指责，宋理宗赵昀一边派出了宁淮军统制程芾作为蒙古通好使前往正在大兴土木的蒙古帝国首都和林。而与此同时也在着手进行战争准备。作为“端平入洛”中唯一令其感到满意的将领，宋理宗赵昀特别召见了荆湖军区的孟珙。对于政府未来的外交政策，孟珙的回答很巧妙。他只是说：“我是军人，理应主战而不主和。”这一回答令宋理宗赵昀很是高兴。而此刻也有人跳出来对孟珙的老领导——正在江西安抚使岗位力主和议的史嵩之大打小报告。南宋著名教育家、哲学家袁燮的儿子——袁甫向宋理宗赵昀报告说：“我和史嵩之是同乡。当然我不太了解他。不过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和我是老朋友。国家有难，史嵩之每次都主张和谈，而他老爸史弥忠每次都会告诫他不要轻易和谈。现在朝廷甘心用父子不同心的人，我以为问题不只是史嵩之的立场问题，还在于朝廷用人太随便了。”可是袁甫的这个小报告打得实在太拙劣了，他不仅攻击了史嵩之，还把主持政府任免大权的宋理宗赵昀也牵扯了进去，因此自然无法起到他所预想之中的效果。

1235年的夏秋之间，蒙古铁骑终于来了。不过窝阔台这一次的进攻矛头并不只针对南宋，同一时间列为打击对象的还有西域的伊斯兰世界及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在最初的动员方案中，蒙古帝国计划以西域的民族充当南征的主力，而将华北地区新招募的汉族军队投入朝鲜半岛的战场。这看似是一个颇有创意的安排，但却遭到了耶律楚材的反对。耶律楚材很清楚西域各民族和中原的汉族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远不如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如此大范围的调动其结果自然是人马疲乏、水土不服。在他的建议之下，最终蒙古帝国将动员计划改为：每一个蒙古军户抽调一名男丁西征，一名男丁南下。而中原的汉族军户则抽调一名男丁南下，一名男丁加入讨伐高丽的远征军。

面对兵力雄厚的蒙古大军，首当其冲的唐州前线，在“端平入洛”行动中收复汴梁的全子才无力抵挡，只能弃城而逃，再度被处于官降二级的行政处分。好在赵范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在上闸遭遇战中击败了由塔思统率的蒙古前锋部队，才最终阻止了崩溃蔓延的势头。不过接替史嵩之成为京湖安抚制置使的赵范在荆湖军区没有自己的班底，只能依靠归降的前金帝国将领——王旻、李伯渊等人，而他拉拢这些所谓“北军”的手段也并不高明，无非是吃喝玩乐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荆湖军区更大的危机悄然降临。

由1235年开始的第一次蒙宋战争，南宋政府所面临的正面压力并不大。毕竟蒙古帝国同时还要兼顾西域和高丽两条战线。但是由于连年用兵所导致的军费赤字和金融改革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却令南宋政府的内部矛盾却在此刻集中爆发。而这一次南宋政府所要面对的还不单纯是百姓的骚动还有武装部队为了加薪而发动的兵变。而为了压制各地野战部队的情绪，南宋政府除了弹压之外，还派出曾从龙和魏了翁以中央大员以枢密院使的身份携带巨额军饷前往江淮、荆湖军区建立更高一级的前线军政机构——督府。不过作为当年和王安石一起推行过变法的曾公亮的四世从孙，长期活跃于宋金外交舞台之上的曾从龙虽然是开设督府的始作俑者，并且也的确有执掌一方的阅历和威望，但唯独缺少的是一副好身板。还没来得及走马上任，一展拳脚，曾从龙便病死在赴任的途中，无奈之下宋理宗赵昀只能将原定的两大督府合二为一，统一由魏了翁领导。

魏了翁画像

魏了翁没有曾从龙那么显赫的家世背景，但是多年以来的宦海沉浮和游历讲学却令他在南宋朝野颇有人望。而除了儒家理学之外，魏了翁还是南宋政府内少有的易学大师，因此也颇受宋理宗赵昀的信任，为了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老臣壮行，宋理宗赵昀还亲密写了一首唐代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军城早秋》，“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赠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遗沙场匹马还。”当然魏了翁也不是只会写文章的书呆子，他历任地方官吏的过程中也曾整殇城防、训练民兵。更重要的是魏了翁的岗位是统领全局，不是攻城拔寨。因此在吸收了吴潜、赵善潮、马光祖等一批干才进入领导班子之后，在江州开设的魏了翁督府一度也颇有气象。但是此时蒙宋之间的主战场却悄然从东线转移到了西侧的川北。

南宋川陕军区的负责人是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和南宋政府的其他封疆大吏一样。赵彦呐也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士大夫阶层。如果在太平盛世，赵彦呐或许是个不错的地方官吏，但是在端平年间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他的犹豫和怯懦却注定了他和整个川北地区的悲剧。事实上在金帝国灭亡之后，蒙古和南宋在西部边境上依旧存在着一个战略缓冲地带——由前金帝国民兵司令、秦巩豪族汪世显控制的巩昌一线。汪世显虽然是蒙古汪古部的后裔，但是在金帝国灭亡之后在政治上却倒向南宋，多次遣使向赵彦呐请求“内附”。这虽然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却也是这样的招降纳叛终究也要背负一定的外交和政治风险。因此赵彦呐遵从官场的游戏规则，把球踢给了千里之外的内阁负责人——郑清之。或许是忌讳汪世显的异族身份，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作风，最终郑清之代表南宋政府拒绝了对方的输诚。而蒙古大军南下，统率大军的窝阔台次子阔端在对巩昌展开全面包围的同时，派出同是汪古部出身的按竺迩前劝招降。一边是南宋政府的再三婉拒，一边是蒙古方面的热情招揽，汪世显最终倒向了后者，他的部队并成为蒙宋战场的一支生力军。

汪世显投降之后，身为王子的阔端曾和他有一段颇有意思的对话。阔端以胜利者的姿态问道：“我在中原地区征战多年，所到之处金帝国的官吏无不望风而降，只有你选择了固守，这是为什么呢？”汪世显当然不好意思回答说那你还没有兵临巩昌城下，于是正义凛然地回答道：“我不是卖国市恩之人。”阔端又问道：“金帝国灭亡已久，你还不投降是为了谁？”汪世显再蠢也不会说自己长期以来“土皇帝”做得很开心，还有想去抱南宋的粗腿。于是继续正义凛然：“殿下的大军刚到，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发现殿下仁武不杀，我认为一定可以保全城内的军民，因此才毅然投降。”这样的回答自然令阔端很满意，不仅整肃了部队的纪律，还继续任命汪世显为巩昌的最高军政长官。

虽然收降了汪世显和他的民兵部队，但是阔端所部在四川前线的进展却并不顺利。这一点与他所选择的进攻方向和遇到的对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夺取了南宋在川陕一线的重镇—沔州（今陕西省略阳县）。阔端最初的计划是集中兵力攻击鸡冠隘和阳平关。作为川北的门户，这两个重要关隘历来是军事重镇，而南宋方面此刻的前线指挥官更是大有来头的左骁骑大将军曹友闻。按照今天的定义，曹友闻可以算是南宋的高干子弟，他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直系后裔。不过祖辈的光环早已淡去，曹友闻同样是通过科举考试才得以步入仕途。不过他上任伊始便遭遇了蒙古军队南下犯边的“丁亥之变”，身为天水地区教育部部长的他还没有到任就被隔绝在蒙古军队的包围圈外。按照一般人的逻辑，此时应该在庆幸之余原路回家。但是曹友闻临难不苟，单枪匹马闯入了孤城，为此时任四川制置使桂如渊还特意绣了一面“满身胆”的锦旗颁授给他。而曹友闻也从此告别了文官队伍，成为了南宋历史上的又一名“儒将”。面对这样的一个棘手的人物，阔端自然讨不到什么便宜。因此只能在留下少数哨骑之后，暂时撤退。

经过1231年“辛卯之变”中拖雷大军的扫荡，南宋政府所统治下的四川地区战备和经济都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根据赵彦呐提交的统计数据，整个四川军区野战部队不过3万，而粮食储备也极其有限。而南宋政府中央也有人向宋理宗赵昀发出了警报：“赵彦呐连年调度，早已师老财殚、兵分力薄。四川是长江的上游，一旦被蒙古军队夺取，长江中下游的局势将更为危险。目前当务之急是保卫四川，不仅应该从襄阳方面派出增援部队，更应该在物资上给予全力的支持。” 宋理宗赵昀虽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战场上的局势却早在南宋政府中枢做出反应之前便全面的恶化了。

正面进攻受挫之后，阔端再度祭出了蒙古军队所擅长的迂回战术。1235年的农历十二月，蒙古军队从甘肃东南部出击，沿着三国时代邓艾偷渡阴平的路线进逼文州（今甘肃省文县）。曹友闻虽然第一时间派出了增援部队，但是南宋的部队在野战中显然不是蒙古铁骑的对手，蒙古军队顺利地拔除了川西北一线的文州、阶州两大据点。随后又在遭遇战中歼灭了曹友闻部下忠义总管当可和西和州总管陈禹的部队。据说当可和陈禹都被认为是南宋四川军区的“才勇之人”，他们的战死不仅令南宋军队的士气大受影响。更令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川北防线最后的预备队消耗殆尽。

烽烟四起的战线上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很快便反应到了南宋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宋理宗赵昀的面前。而其中最为触目惊心的还是野战部队的兵力和士气问题。江淮军区的兵力不可谓不多，但是正规军的数量远少于民兵。而在南宋政府的官僚系统看来，这些当地的民兵组织“皆沿淮恋土之民，未必人人可用。”而荆湖军区则充斥着同样令人不放心的“北军”。而南宋政府的对应策略是建立更多的“州军”——也就是卫戍区。这种做法的优势是可以充分动员边境地区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而缺点则是令出多门，使本来就分散的指挥权更加凌乱。而宋理宗赵昀此前寄予厚望的魏了翁督府也成为了朝臣们攻击的对象，作为理学大家魏了翁多少有些耿直或者说迂腐，因此长期以来在南宋政府内的人缘并不好。在很多大臣的眼中让他离开中枢去外地开府不失为一个“眼不见为净”的权宜之计。因此借着战局的恶化，成立不到3个月的魏了翁督府轰然解体，受不了这个刺激的魏了翁本人当即提出辞职。宋理宗赵昀只能出面安抚说：“这是内阁开会决定的，不是我的意思。”不过经过了一番折腾，魏了翁的职位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的签书枢密院事变成了高级顾问——资政殿学士，可以说是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招“乾坤大挪移”。

魏了翁督府刚刚解散，荆湖军区的襄阳城内便发生了空前的兵变。这次兵变的直接导火索是前来增援的镇江都统李虎率领“无敌军”与原金帝国降将王旻所统率的“克敌军”之间由于防区等一系列矛盾的激化。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身为军区主要领导的赵范对部下失去了驾驭能力。事实上荆湖军区的兵力远远超过了南下的蒙古军队，但是自宋蒙开战以来，除了上闸遭遇战的小胜之外，在其他战场之上南宋军队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唐州、邓州、枣阳等前沿要塞先后失守，南宋军队在水、陆战场都连遭败绩。如果说赵范本人在此前一直算是南宋政坛的绩优股的话，那么襄阳兵变则可以是一次空前的跌停板。

驱逐了李虎的“无敌军”之后，王旻和李伯渊向蒙古军队打开了襄阳城门。从刺杀自己的长官，向南宋军队投诚以来，这已经是李伯渊第二次转换阵营了。是他本人便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还是蒙古高层导演的“无间道”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是在一个空前纷乱的时代里，人类出于求生的本能往往会践踏所有的高尚情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南宋名将岳飞于公元1134年从金帝国扶植的刘豫伪政权手中收复襄阳以来，这座江汉重镇已经南宋军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经营。可以说它不仅是一座城市、一座要塞，更是南宋军民心目中光复中原的希望所在。但是这一线希望随着一把冲天的大火而归于泯灭。而同时消散的还有荆湖制置使赵范的升迁之路，鉴于他所肩负的领导责任，赵范很快在朝野上下的弹劾声中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回家赋闲去了。直到三年之后才重新复出，不过在出任静江知府之后没多久便死在了任上。

襄阳的易手对于南宋的整体国防态势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身为元首秘书——左司谏的李宗勉率先向宋理宗赵昀提出：“襄阳沦陷之后，蒙古军队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一旦江陵失守，那么长江航运便有被截断的危险。过去朝野上下所担忧的还是今年秋天蒙古方面可能会发起的攻势，现在的形势却是危在旦夕。”而针对宋理宗赵昀任命淮西制置使史嵩之兼任沿江制置副使的同时，遵照后者的意见在长江以南的鄂州建立指挥部的行为，李宗勉再次谏言：“欲保江南先守江北。”要求宋理宗赵昀严令史嵩之将指挥部前移。在李宗勉的多次建议之下，宋理宗赵昀打消了被认为是“抱薪救火，空国与敌”赔款求和的念头，颁布哀痛之诏，号召全国总动员。

一纸文书虽然可以激发民众的万千豪情，却并不能第一时间转化成实际的战斗力。就在宋理宗赵昀忧心忡忡地降低了自己的伙食标准、减少娱乐活动期待前线传来捷报之际。公元1236年的秋天却从四川前线传来更大的噩耗。首先是曹友闻的野战部队在阳平关一线的全军覆没。在经历近半年的准备之后，蒙古军队在四川一线集结了一支由多民族组成的庞大军队，面对空前强大的敌人，曹友闻对自己的胞弟曹友万提出了自己“众寡不敌，岂容浪战”的担忧，并认定唯一可取的战术只能是在据守沔州（今陕西省略阳县）这一军事要塞的同时，以机动灵活的奇袭、伏击战术来对应。但是曹友闻的这一战略设想却并没有得到川陕军区负责人——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的支持，当蒙古大军的先头部队攻破武休关和兴元府（今陕西省汉中市）之际，赵彦呐错误的命令曹友闻放弃外线牵制的预订计划，全军赶赴以阳平关为中心的大安卫戍区与敌军展开主力决战。

阳平关战役前后历时半个多月之久。曹友闻采取伏击、迂回等灵活机动的战术，给予了蒙古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农历九月二十七日曹友闻指挥部队全面出击。但是关键时刻战场上却下起了暴雨。而由汪世显所率领的蒙古骑兵部队投入战场。四川的南宋军队素以绵裘代替铁甲，此时尽被雨湿透，不利于徒步战斗。被蒙古铁骑分割包围。面对已经无法挽回的战局，部下纷纷劝说已经负伤的曹友闻突围。因为在他们看来部队虽然打光了，但是也重创了敌人，只要曹友闻还在，希望就还在。但此刻的曹友闻已经看不到希望了，在一连串的战略失误之后，等待川陕战区的最终将是毁灭，而身为军人曹友闻选择了以身殉职。据说汪世显与曹友闻曾是生前的好友，曾以名马相赠。而此刻面对命运的无情，他也只能感叹：“蜀曹将军真男儿汉也！”

在硝烟散去之后，打扫战场的蒙古军队从堆积如山的尸骸之中发现了曹友闻的遗体以及那面“满身胆”的锦旗，不过没有等蒙古方面决定是厚葬还是暴尸，曹友闻的尸体便被潜入战场的一个女孩子哭着烧毁了。这个毁尸之后选择自杀的女孩子据说是曹友闻的女儿，面对这对忠烈的父女，即便是暴虐的蒙古军队也为之动容，将其合葬在一起。

和曹友闻几乎同一时间战死的还有一位传奇人物——神射手郭斌。不过这位百步穿杨、例无虚发的名将并不是死在蒙宋战场之上。而是以金帝国会州都总管的身份从容的迎接生命的终结。会州（今甘肃省靖远县）地处金、宋、西夏三国的交接地区，长期以来都是金帝国的边防要冲。作为世居当地的保甲射手，郭斌逐渐在与西夏军队的边境冲突中崛起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战将。而因为他颇有个性的长相——“嘴尖而下唇阔大，双眼暴突而细小”，郭虾蟆的外号几乎伴随了他一生。和大多数出身贫寒的人一样，郭斌十分看重那些改变自己命运的“知遇之恩”。因此即便在他逐步升迁的同时，金帝国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他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却始终不渝。即便是在金帝国灭亡之后，他依旧拒绝了汪世显二十多次的招揽，依旧以金帝国官吏的身份守护着自己的城市。

原本蒙古军队并不急于夺取这座孤城，但是公元1236年的秋天情况却有了极大的转变。在指挥主力部队强攻汉中——阳平关一线的同时，阔端王子派出宗室亲王宗哥穆直统率一支偏师沿着阴平古道展开侧翼迂回。而此时位于这支部队前进道路侧翼的会州便成为了担任大军前锋的按竺迩必须解决的威胁。郭斌的抵抗虽然坚决，但是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还是令会州沉陷于蒙古军队的猛攻之下。面对纷涌而入的敌人，郭斌让部下将柴禾堆积于州衙门前，随后将家中妻小及城中将士妻子全部集中到一处，随后举火自焚。在熊熊燃起的火焰中，郭斌和部下以门扇作掩护，不断狙击着敢于靠近的敌人，直到弓箭射尽之后才一一转身冲入火场。

但是并非所有生命都消逝在那冲天的烈焰之中，在郭斌射完了自己身上所携带的所有箭矢冲入火场之时，却有一个侍女冲了出来。不过她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是将怀中抱着的婴儿哭着托付给满身血腥的蒙古军人。身为蒙古军统帅的按竺尔虽然凶悍，但终究还是一个人。他也被眼前的景象所感动，主动收养了郭斌的儿子。按竺尔战功卓著，后来列土封王。抚养一个孤儿长大成人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孩子此后的命运却没有再出现在史籍之中，毕竟按竺迩子嗣众多，我们很难从里面确认哪一个才是郭氏孤儿。

在攻克了会州之后，按竺迩指挥的蒙古军队一路南下顺利的于公元1236年农历十月中旬与突破剑阁天险的阔端王子会师于成都郊外。此时四川军政最高长官赵彦呐早已逃往夔门（今重庆市奉节县）。客观的来讲，在阳平关战役曹友闻全军覆没之后，此时赵彦呐手中的野战部队恐怕也少得可怜。但是比起成都的守军而言，赵彦呐的兵力还是雄厚。毕竟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黼手中只有400名盾牌手和300衙役。不过命中注定的悲剧却有一个颇有喜感的开场，因为蒙古大军的前锋部队打着武休关守将李显忠的旗号，所以起初丁黼还以为是前线溃退下来的败兵，因此大开城门将其接纳了进来。此后近两天的时间蒙古兵往来城内，成都的居民都“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直到第二天的晚上，有数人于一小巷内擒杀一骑兵，市民们方知是蒙古兵。一边撕破了伪装的侵略着，一边从梦中惊醒的成都市民。双方随即在城内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黼不仅家学渊博，更是著名的南宋大儒徐谊的门生。在被蒙古军队乱箭射死之前，他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作为南宋方面战死的第一个制置使级高级官员，丁黼的战死以及成都的失守令南宋政府内部再度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地震。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弹劾声中，内阁领导人——郑清之反复递交的辞职报告终于获得了批准。接替他的是一向老成持国的乔行简，与此同时拥有多年军事斗争经验，竭力主张大搞民兵建设的老臣崔与之也被退休返聘。从他个人的简历上来看，崔与之的确可以说是南宋政府内不多得的全才，但是此刻他已经81岁高龄了，面对宋理宗赵昀七道任命诏书，身在广州的崔与之上疏十三次请求辞免。最终崔与之虽然勉强答应作为高级顾问复出，但是一年之后便病故于任上。

1236年农历十一月，是第一次蒙宋战争中转折性的一个月份。在这个月的上旬，蒙古军队火烧成都，扫荡了整个四川腹地。与此同时南宋荆湖、江淮军区也同时告急。但是此刻已经连续作战近半年的蒙古军队，其攻势也不可避免出现了衰竭的迹象。首先是在江陵城下，南宋方面的名将孟珙以夜袭的方式摧毁了对手围城的营垒和为了渡江而建造的舰队。随后这位机动防御大师又奔赴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战场，在全城上下一片“吾父来矣”的欢呼声中，蒙古军队不得不改变攻击防线，绕过黄州进攻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而在同一方向，等待着蒙古铁骑的是真州知州邱岳所布下的伏兵和强弩石炮。在攻坚失利的情况下，蒙古军队不得不全线后撤。虽然战争并非就此结束，但是南宋方面的战略危机期终于算是渡过去了。为此宋理宗赵昀下诏改元，用宋朝历史上最繁荣的两个时代——嘉祐（宋仁宗年号）、熙宁（宋神宗年号）组成的嘉熙来替换那不吉利的“端平”。

蒙古军队对于第一次宋蒙战争的结果基本上算是满意的，毕竟在同一时间内蒙古军队在朝鲜半岛依旧深陷于战争泥潭之中。这一点倒不是因为高丽的军队比南宋善战，而是因为高丽国王早就认清形势逃到了江华岛上，令当时还没有海上力量的蒙古大军只能望水兴叹。因此元太宗窝阔台决定在休整近一年之后，在秋高马肥之际继续向南宋方面施加军事压力。不过窝阔台显然忽视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南宋是一个政府机制完善的国家，一年时间足够南宋朝野调整军事部署，动员更多的力量投入抵抗。于是在安丰城下（今江苏省兴化市），蒙古大军再一次领教南宋军队弓弩的厉害。而南宋方面新一代的将领也在战争中逐渐崛起，时任池州都统制的吕文德率军驰援自己的故乡安丰，最终令蒙古军队不得不撤围而去。

而在文官系统之中，南宋政府此刻也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公元1238年已故淮东制置使贾涉的儿子贾似道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随即被提升为太常丞、军器监。不过他的这一升迁并非单纯是因为他老子的功劳薄，更重要的是此时他的姐姐已经成为了宋理宗赵昀所宠幸的贵妃。少年得志的贾似道是临安有名的花花公子，据说有一天晚上宋理宗赵昀登高望远，发现西湖之中有几艘灯火通明的画舫，便对左右说：“这一定是我的小舅子贾似道又在开游艇派对了！”第二天派人查询，果不其然。对于这种荒诞的行径，赵昀特意嘱咐临安市长史岩之对贾似道进行警告和规劝。史岩之是史弥远之侄、史嵩之的弟弟。作为南宋朝野裙带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他当然不会按照赵昀的吩咐去得罪这位“国舅爷”，于是反过来对宋理宗赵昀说：“贾似道虽有少年习气，但是其材可大用。”

年轻时的贾似道

而贾似道也没有辜负史岩之的帮衬，在1238年的1月，他向宋理宗赵昀提交了两份报告。首先他推测说蒙古方面应该会派出和谈代表，战争即将结束。此时窝阔台的特使王檝的确正在南下的途中，贾似道的本职工作是管理皇室的祭祀活动和军队装备，他能够掌握这一情况，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他有过人的政治嗅觉，要么他有一套自己的情报网络。而无论是哪一点，都基本上可以肯定贾似道在外交领域的确有些天赋。而第二份报告的分量则对南宋政府当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提出惩治腐败的意见。宋理宗赵昀因此对贾似道的看法有所改观，但也不希望再在西湖上看到别人的豪华派对，于是把他外调到澧州（今湖南省澧县）去做父母官去了。

窝阔台的特使王檝抵达临安之后开出了岁币、银绢各二十万的和平清单。但是此刻南宋军队正在襄阳一线准备全线反攻，而巨额的军费开支也令南宋政府的财政并不宽余。于是在参知政事李宗勉的反对之下，南宋政府委婉地拒绝了对方“施舍”的和平。于是双方在公元1238年展开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战略决战。蒙古方面的主攻方向在淮西，由成吉思汗时代的近卫军统帅察罕指挥号称八十万的重兵集团直扑庐州。但是在南宋方面的杜杲、吕文德等人顽强防守和果断反击之下，这一轮的秋季攻势再度以蒙古方面的全线失利而告终。而南宋方面随即展开的冬季反攻却大获全胜，在孟珙的指挥下，南宋军队一路将战线从郢州（今湖北省武昌周围）推回到河南南部的蔡州，在中原战场基本上恢复到了战争开始前的态势。东部战线基本归于稳定之后，蒙宋双方都将注意力转移到西线。双方于公元1239年年底在四川东部的夔门、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一线又爆发了新一轮的攻防战，最终孟珙又一次化解了危机。而蒙宋双方也基本耗尽了各自的国库和战争热情，终于选择了坐下平心静气的和谈。不过作为窝阔台的特使，王檝第五次抵达临安却还没来得及与南宋外交部分达成一份和约，就病死他乡。

接替王檝的是来自乃蛮部的月里麻思，月里麻思率领了一支七十多人的使团南下。出发之前月里麻思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对自己的整个团队要求道：“遵照窝阔台大汗的命令，你们同我南下，南方人比较奸诈。如果我们一旦遭遇什么不测，不管是谁，都应宁死不屈，不能玷污我们蒙古大汗的名誉。”果然使团抵达淮北便被当地的南宋军队扣押。这起外交事件多少令人有些匪夷所思。毕竟此前蒙古和南宋之间一直都有使节往来，为什么南宋方面会偏偏在战局趋于平稳的时候拘押月里麻思呢？答案或许就在月里麻思出使前对部下的训话之中。他本人早已预见了自己的命运，这次南下他所肩负的使命可能远远超出和谈这么简单，因此月里麻思才能有如此悲观的预测。不过南宋政府毕竟还是遵守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古训。将月里麻思投入了长沙的飞虎寨监狱，足足囚禁了36年，直到他老死其中。不过此时的蒙古正处于窝阔台死后的政局动荡期，对于月里麻思被拘事件并未做出任何反应。